经义考卷一百十八

译【缺】卷 存 朱鹤龄自序说：“《诗》的道理，在于依声咏唱以宣泄郁结，在于用含蓄的言辞寄托讽谏和劝喻；这不是仅凭章句训诂所能求得的。章句训诂之所以不足以说明《诗》，是因为其中的性情没有保存下来。然而，古人专门研究《诗》的学问，历代都有师承，又不能凭空造说。汉、唐以来，诗家全都尊奉《诗序》；郑夹漈开始著文辨其妄，朱紫阳继承了他的做法，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集传》流行后，《诗序》几乎同赵宾的《易》、张霸的书一样被废弃了。即便如此，怎么可以废除呢？古人的书，卷末大多附有序；孔安国把《古文尚书序》移到各篇开头，王弼把《易》的彖辞、象辞、爻辞移到各卦之中，毛公把《诗序》移到诗篇开头，也就是这个道理。《诗序》究竟出自孔子、子夏，还是出自国史；究竟出自毛公、卫宏，虽然无法考证，但从成周到春秋数百年间，陈述它的是太师，学习它的是乐工，教授它的是国子，它的说法必定有所依据。大体说来，开头一句是诗的根本，下面则由此推衍开来。推衍的部分，有时出于汉儒；开头一句最为古老，不会轻易改变。考察六首亡佚诗的序，只附有一句话，便可明白后来的序多是汉儒增益的。” “考察毛公的传文，《宛丘》的说法不同于《诗序》，由此更可明白开头一句并非毛公所作。《诗序》的文字最古，毛传又称简略，没有什么发挥。郑康成以三礼之学为《诗》作笺，有时牵合经文来配合《诗序》，有时拘泥于《诗序》来解释经文，有时用赞辞和曲折的说法，增添经文与《诗序》中原本没有的内容，弄得支离胶固，把诗人言前之意、言外之意全都搅乱了。孔仲达的疏义又在两家之间模棱依违，无法辨明它们的是非得失。于是朱紫阳《集传》的出现，彻底扫除蒙蔽，给予廓清，这也是形势所必然。即使如此，毛传、郑笺可以贬斥，《诗序》却不可贬斥。贬斥《诗序》，就没有解释《诗》的根本依据，只得寻绎文辞、揣摩义理，凭臆测作解释。这样同汉、唐诸儒相比，虽然显得明白简约、接近人情，但诗人含蓄微妙而深奥的旨趣已经无法重新认识。这同画肖像的人只取云孙的咳嗽来描摹他的祖先面貌有什么不同？又同听讼的人删去当时的契券和证据，只根据后代的判决文书来裁决有什么不同？想要不出差错，必定没有这种侥幸。我所说的凭空造说、不能用来谈《诗》，就是这个道理。即便如此，《诗序》果真每一条都可信吗？回答说：国风和三颂，如果舍弃《诗序》，就几乎没有可说的诗义了。” “只是《楚茨》《信南山》直到《采菽》《隰桑》等诗，都是正雅，《诗序》却说是讽刺周幽王、卫武公的《抑》诗；《幽王世诗》，《诗序》却说是讽刺周厉王。凡是这类情况，确实很难免除学者的疑惑。我认为有些地方不值得怀疑。孔子在世时，距离周公已有将近五百年。太史掌管的记载还没有亡失，盲乐师所掌的律吕传统还没有衰微，贤人君子的弦歌诵读也没有断绝。雅、颂尚且残缺失次，孔子回到鲁国后才得以校正它们。何况经过战国的纷扰、秦政的焚毁以及楚汉战争，怎么能保证简编没有混乱呢？书藏在鲁壁中，尚且亡佚了一大半；《诗》三百篇只不过依靠占毕、讽诵之人的传流而保存下来，怎么偏偏能够一点讹误也没有，仍旧完全如初呢？我认为《楚茨》等篇确实属于错简，《诗序》也已不是当时的旧本；这又是深深有赖于朱紫阳加以订正的地方。俗话说：墓中出土的一尺断简，尚且可以用来确定钟律。《诗序》就是《诗》的墓尺，年代久远。它一旦被郑康成的胶滞说法搅乱，再被朱紫阳的排斥说法搅乱，那么圣人所说的‘主文谲谏’、敦厚人伦、赞美教化，以至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的意义，最终岂不就会昏暗湮没而无法寻求了吗？我才疏学浅，私下以古义为主，并参考各家说法；对于《诗序》中不可改变而可信的地方，加以疏通说明；对于彼此抵牾、不能相信的地方，则详细辨析。总的目的在于审定是非，综合核查异同，使长期积累的蒙蔽和众多疑惑像冰一样消解，或许可以对通晓经义略有帮助。” “又考察东莱《诗记》所载，朱氏如此说，都是把古《诗序》奉为金科玉律。黄东发援引朱晦庵的新说，也多从《诗序》。那么，废弃《诗序》来谈《诗》，只是过分相信郑夹漈的缘故，原本并不是朱紫阳自己的主张吗？但我又不敢说朱紫阳的诗学同孔氏的诗学有所不同，也不敢拿孔氏的诗学来限制朱紫阳的诗学。因此综合参酌各家说法，取其中道。世上的学者，不要因为我而指责朱紫阳，这就可以了。”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

译【缺】卷 存 朱鹤龄序说：“从前孔夫子删定六经，而他自己说：‘相信并且喜好古代。’三皇五帝的事迹，似乎存在又似乎亡失，大概有些是不能深入追究的。比如河图、洛书，从包裹中出现、吐出符命，使天与人相接，这同后世所谓天书有什么不同？但孔夫子却对此深信不疑。下至商羊、罔象、汪芒、僬侥之类，更是奇异高大的事物，孔夫子也时时加以叙述并记载。大概他的学问综合研究三坟五典，征考文献，承受师传，只要是古人所有的内容，无不详细谨慎地考察求证，不敢把个人见解混杂其中；这就是他善于传述的原因。” “《诗序》出自子夏、大毛公、小毛公，也有人认为出自秦汉间人；其训诂比其他经书的更古。郑康成取《诗序》的义理作笺，即使不免有所驳杂，也自有圣门存疑的法则。如今的人一概斥为‘郢书燕说’，这是无法理解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尔雅》一书，古人专门用来解释《诗》，也应是子夏的门徒所作。至于六书必定以《说文》为依据，名物必定考察陆氏之疏，这些都是先儒解释《诗》的准则。如今的人动辄用新义掩盖古义，用今音证明古音，这又是无法理解的。” “有人说，考亭的《集传》颁行于功令，学者不敢提出异议。” 黄宗裔《毛诗【疑】言》一卷 存 缪泳说：黄宗裔，字道传，余姚人。毛奇龄《毛诗写官记》四卷 存 吴农祥说：“《汉艺文志》记载：‘汉武帝设置抄写书籍的官员，抄写旧文。西河讲说《毛诗》，以写官为名，这个名称就是根据这一点来的。’” 《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 存 陆葇说：“宣城施侍读施闰章任湖西参政时，修葺白鹭洲书院讲学。楚人杨耻庵带着他的门徒担任都讲，大概可以同他辨论《淫奔》诗以及《笙诗》。” 《诗札》二卷 存 《诗传诗说驳义》

译五卷 存 毛奇龄自序说：“《诗传》是子贡所作，《诗说》是申培所作。过去从来没有这两部书。到了明嘉靖年间，庐陵郭相奎家中忽然出现这两部书，说是从黄文裕秘阁的石刻本中得到的。但始终不知道当时所谓石刻本究竟是什么样子。只见郭相奎家所传的本子，摹写古篆书，并附有楷体今文，用来作音注。后来张元平在贵竹刻印，只用楷体，没有篆文；李本宁又在白下把篆文、楷体合刻，并且在前面加上子夏《小序》，合刻成书，命名为《二贤言诗》。于是《诗传》《诗说》一度收入《百家名书》，又收入《汉魏丛书》，两部书的名称就这样沿袭下来，不能废去。”考察起来，自古以来谈《诗》的人没有涉及子贡；即使古今《艺文志》的目录，也从来没有‘子贡诗传’这一书名。只因为《论语》中有‘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一句话，便造出这部书来。它的见识和趣味浅陋狭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至于申培，他是鲁人，擅长讲说《诗》，所以《汉书·儒林传》说：‘在鲁地讲说《诗》的，是申培公。’《汉书·艺文志》也说：‘汉朝兴起，鲁人申公为《诗》作训。’” “因此，申培讲说《诗》，本来确实有依据。但传文说：‘申公独自以《诗经》为训，所以用来教人时没有传授下来的文字，只是口头传授，没有传文。’那么，申公虽然讲说《诗》，却没有传文。即使《艺文志》又说：‘所记载的鲁诗著作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隋志》也说：‘小学类有石经《鲁诗》六卷。’那么，申公讲说《诗》即使有传文，也只是称作《鲁故》《鲁说》《鲁诗》，并不称为《诗说》。即使说《鲁说》就是《诗说》，但《诗说》只有二十四篇，没有卷次，也并不是二十八卷、二十五卷或六卷。何况《隋志》又说：‘鲁诗亡于西晋。’那么，即使曾有传文，也早已亡佚很久了。可是有人又说：‘鲁诗亡于西晋，那么说它在西晋以后亡佚固然可以；怎么知道西晋亡佚的书，不就是明代出现的这部书呢？’这也不对。鲁诗到了西晋才亡，那么在西晋以前，凡是汉、魏时期讲说《诗》而采用鲁诗的地方，就必定应当同今天《诗说》的说法相合。可是汉、魏以来讲说《诗》的说法并不一致。比如汉代杜钦说：‘佩玉宴鸣，是《关雎》所讽刺的。’注中说：‘这是鲁诗的说法。’” “如今《诗说》所记载的，反而剽窃匡衡的论说，例如说：‘风诗居首，是王道教化的根基，却没有一句说是讽刺诗。’又如刘向《列女传》说：‘《燕燕》是夫人定姜的诗。’有人说这属于鲁诗，而《诗说》反倒沿袭毛传，说是庄姜、戴妫出嫁归国时的诗。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那么如今的《诗说》完全不是旧日的《鲁诗故》，由此可知。况且旧《诗》的次序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当时吴国季札观乐，篇章次序依次相承，在孔子删定以前，就已经同毛传的训诂和传文次序完全相合。这些并不是齐、鲁、韩三家能够有所不同的地方；即使有小的差异，也不过是《豳风》与《王风》的先后，以及《商颂》《鲁颂》有无的问题。如今《诗说》全都同古说不同：有《鲁风》而没有《豳风》和《鲁颂》，把《豳风》同《鲁颂》合并为鲁诗；又把《豳风》的《七月》一诗列名为《邠风》，杂入小雅；并把小雅、大雅分为正雅、续雅来作传。即使风、雅、颂内部原有的前后次序，也再次错杂倒置，同旧说相反。然而除此之外，没有一处相合。唯独《子贡诗传》和这两部书彼此相互辅助，互为补充；一部倡导，一部应和，仿佛出自同一人的手笔。申培是鲁诗一派的宗师，却没有听说他从子贡受学；子贡也没有听说把学问传给某人而成为鲁学。两者相隔如此久远，却相互解释，就像蛩与駏驉一样，也实在奇怪。” “况且它们剽窃古说，内容浅薄而没有道理，又故意加以参差改变，装得好像从未盗用过那些说法。比如孔氏《正义》说，《仪礼》歌唱《召南》三篇，是《鹊巢》《采蘩》《采苹》，越过了《草虫》一篇；或者《采苹》一篇原本就在《草虫》之前吗？曹氏《诗说》又说，齐诗先有《采苹》，然后才有《草虫》。但归根到底都是臆说。如今这两部书中，《采苹》确实排在《草虫》之前。然而它们又担心有人窥见其中隐情，于是把《羔羊》《江有汜》两首诗改列在《采苹》之前。朱子在《邶风·日月》的小序辨说中说：‘如果果真是庄姜的诗，那么也应当列在庄公时代，排在《燕燕》之前。’谈到《终风》时又说：‘这首诗应当排在《燕燕》之前。’这就是把《日月》《终风》两首诗置于《燕燕》之前。然而它们又想故意表现出一点不同，于是把《终风》再置于《日月》之前。《韩诗章句》说：‘《鼓钟》作于周昭王时期。’晁说之《诗序论》也说，齐、鲁、韩三家把《鼓钟》看作昭王时期的诗。如今《鼓钟》既说是昭王的诗，又说三家把《王风》作为鲁诗。” “如今其中也有鲁诗，却又故意加以改变：不把《王风》作为鲁诗，而把《豳风》和《鲁颂》作为鲁诗。欧阳修说：‘《七月》这首诗，齐、鲁、韩三家都没有。’如今却故意把《七月》列为《邠风》，使它进入小雅。刘元城说，韩诗有《雨无极》一篇，篇首有‘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但先儒说这部书世上没有流传，其他书中也很少见到，恐怕也是好事者附会的。如今这两部书把《雨无正》诗竟然写成《雨无其极》诗。又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孔氏《正义》认为司马迁的说法错误，并且说根据今本《诗》和亡佚的六篇诗，共有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记》《汉书》都说是三百零五篇。因为汉代毛诗没有流行，齐、鲁、韩三家没有见到《诗序》，所以不知道有六篇已经亡失，便说三家没有以这六篇见到《诗序》。如今这两部书也就没有六首亡诗了。它们私自依据古说，本来就不精审广博，反而足以显露自己的浅陋。有时明明见到鲁诗，却反而不能沿袭；有时偶然拾取其他书所传的内容。至于燕、齐诸家，则一概倾心迎合。间或改换篇名，以显示自己的巧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译比如《郑诗》的《狡童》，因为《史记》记载箕子所作歌辞中有“那个狡猾的小子啊，和我同伴在一起”的话，便把它改名为《麦秀》。《小雅》的《祈父》，因为《国语》中的“祈招”诗，也把“祈”作为与“祈父”官职相类的名称，便改名为《祈招》。又如《郑诗》的《东门之墠》中有“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你不来亲近我”的话，与《论语》所引《唐棣》逸诗中的“难道我不思念你吗”一句相似，于是便把《东门之墠》定为《唐棣》。又如《小雅》的《小宛》，因为《国语》说“秦伯赋《鸠飞》”，有人认为这就是《小宛》，于是便把《小宛》定为《鸣鸠》。《齐诗》的《还》，因为《汉书·地理志》说“齐地临淄就是营丘”，所以《齐诗》中有“你的营啊”一句，便把《还》定为《营》。《卫诗》的《定之方中》，因为仲梁子说“这是刚开始建立楚宫”，于是便把《定之方中》定为《楚宫》。《大雅》的《抑》，因为《国语》记载左史倚相说：“从前卫武公年纪已经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家中劝诫警戒，于是作《懿戒》来警戒自己。”于是也把《抑》定为《懿戒》。像这样的情况，无法一一列举。又有的，是传文所遗漏的地方，就用学说来补充；学说已经说得完备的地方，传文反而有时缺失。比如《小雅》的《嘉鱼》《鱼丽》，传文已经解释得很详细，学说便没有什么可解释的了。《大雅》的《民劳》《桑柔》，传文既然没有文字，学说便可以用来考察。又有的各自只说对了一半，合起来才能完整。比如《小雅》的《頍弁》，这是宴饮亲戚兄弟的诗，所以诗中明白说“兄弟以及甥舅”；传文说“宴饮亲戚”，学说说“宴饮王族”，必须合起来看才能完整。又有的分别举出一个意义，合起来以后才完备。比如《小雅》的《四牡》，传文说“表彰使臣的勤劳”，《国语》则说“四匹公马，是君主用来表彰使臣勤劳的”，学说说“慰劳使臣”，《左传》则说“四匹公马，是君主用来慰劳使臣的”，所以必须合起来看，才开始完备。窥察他的个人心智，其中大概有些不能告诉别人的地方。而且他的主要内容大多抄袭朱子的《集传》，又喜欢从旁边偷取《小序》的说法。只是又担心《小序》的内容已经被朱子辨析过，所以就采用朱子辨析得不太明确的部分；有时便抄袭它，否则就依傍朱子的传文，故意稍作区别，但也有十之八九是如此。难道会有朱子出生在百代以后，却能在暗中与子贡、申培相互契合吗？难道朱子表面上抄袭子贡、申培的书，暗中掩饰而不告诉别人吗？不过是个老学究教授学生，整天在市门中烦苦度日，没有什么自我娱乐的事情，于是写出这种东西来欺骗世人罢了。他的平庸、鄙陋和固执，竟然到了毫无顾忌的地步，竟至如此。这是不能不辨明的。我客居江介时，有人拿《诗》的义理来质问我，拾取两家学说，杂糅成短长不齐的文字。我担心世人最终仍会被他的学说迷惑，所以在辨论之余，又续写此文记述这些情况，供世上谈论《诗》的人考察鉴戒。按：这两部书都是丰坊伪造的。胡氏【渭】《诗牋辨疑》二卷 存 惠氏【周惕】《诗说》

译三卷 存 惠周惕的序说：“谈论《诗》实在太难了！自从孔子删定六经、教授弟子以来，对于《诗》多次谈到。在弟子中，像子贡、子夏这样的人，只要有一句话触动心意，孔子就反复赞叹，认为可以同他们谈《诗》。除此以外就没有听说过了。后来子夏得到孔子的传授，撰写《小序》，大略说明作诗的宗旨，却没有作出论说。汉代儒者才开始逐句解释、逐字训释；毛公最后出现而流传到今天，大概是因为他的学说有传授来源。到了唐代，韩昌黎才怀疑《诗序》不是子夏所作，欧阳子继承了这一说法，撰写《诗传》，其说法与汉代儒者不同，但仍没有废弃《小序》。到了朱紫阳删去《小序》，另编一书，又与韩愈、欧阳修不同，但仍没有废弃注疏。同时郑夹漈、王雪山各自创立学说，连传文和注疏也一并去掉，比朱子更进一步，但仍间或有所取舍。从这以后，学者厌恶旧说而喜欢新说，排斥一切训诂，凭空臆造；即使违背经文、背离正道，也不顾惜。唉！《诗》学的衰废已经很久了！惠子元龙常读《诗》而对此忧虑，于是撰写《诗说》三卷。它的宗旨本于《小序》，论述取自六经，并广泛搜求博采，疏通并考证依据；即使一个字一句话，也必定追求其出处，再考察它的义理类别，辨析是非。大概有汉代儒者的博大，却不是牵强附会；有宋代儒者的醇正，却不是拘泥固执，大概可以得到诗人的本意，也能成为孔子所深为推重的著作吧！惠子通晓经书、学业深厚，以《诗》和古文闻名当时，有关方面曾把他的姓名上报朝廷，征召他到公车署应试，但他因父亲去世服丧而没有赴召，人们都为他感到失意惋惜而长叹。然而如今皇帝崇尚经学，提拔有声望学问的人，像汉代石渠阁、天禄阁的旧例一样，共同发扬古今、称颂盛美，创作歌诗，以承接《雅》《颂》之后，除了惠子还有谁能担当呢？这也是《诗》学衰废后重新兴盛的一个征兆。我喜爱他的书，替他抄录一份序言并收藏起来，以等待时机。”康熙癸亥七月。汪琬的序说：汉朝兴起时，距离孔子已经很远，世上谈论经书的人，往往各自守持本师的学说，异同离合纷纷杂陈，像聚众争辩一样，没有人能够汇归于一。大概没有比《诗》和《春秋》更严重的了。只是《春秋》以事为主，凡是事情的是非曲直，在简册之间都清楚明白，因此三传的是非得失还容易辨别。《诗》却专门以志意为主，所说的“主文而谲谏”和“言之无罪，闻之足戒”，其文辞隐约，宗旨微妙，有时赞美，有时讽刺，有时表面像赞美而实际是讽刺，往往要在百代之后反复涵泳、抽绎，读过几十遍仍未必完全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比如同样是一篇《关雎》，鲁诗竟说它是讽刺康后起床晚而作；同样是一篇《黍离》，齐诗竟说它是卫公子寿怜悯兄长伋而作；同样是一篇《芣苢》，韩诗说它是妇人为丈夫患恶疾而作；同样是一篇《商颂》，又说它是正考父赞美宋襄公而作。意义相互乖异，与《春秋》相比尤其严重。然而儒林仍保存它而不废弃，是希望扩大后学者的见闻，使他们不至于像高叟那样固陋。自唐代盛行毛、郑之学以后，齐、鲁、韩三家诗便亡佚了；明代盛行朱注以后，毛、郑之学即使还保存着，也等于亡佚了。如今法令所规定、学校所学习的，也只有朱氏一家。追溯其最初，并不是不符合孔先生统一道德、整齐风俗的宗旨；然而学者寻章摘句、抱残守陋，必定从这里开始，这就是《诗》教所以败坏的原因。我的同乡惠子元龙，喜欢做广博的学问；对于各部经书，他潜心思考，广泛征引，左右采择，时间久了，仿佛有所领悟，间或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之疏通、证明，没有一处不具有依据，不像专门的经师那样死守本师学说而不改变。他所著的《诗说》先已完成，其中多有发明；虽然还不知道是否确实符合孔子删《诗》的本意，但它广博而不杂乱，质实而不鄙俗，善于辨析而不违背正道，也可以说是毛、郑的功臣，郑夹漈、朱紫阳的诤友了。王氏【梦白】、陈氏【曾】《诗经广大全》。

译二十卷 存 韩菼的序说：“汉初距离圣人还不远，各经的经师却都各自建立一家学说，用来传授下去。他们的弟子不肯苟且附和，难道是没有接受师说却这样做的吗？本来也是各有说法的。然而传了几代以后，有的保存下来，有的亡佚了，我非常惋惜那些亡佚的学说不能让后人见到；但也不能因此认为保存下来的就可以抛弃。学者对于古书，应当像珍爱汤盘、孔鼎一样；钻研而喜爱它，也应当像嗜好昌歜、羊枣一样。不过还可以辨别它的真伪，品尝它的宗旨是否正确。因此，圣人的教诲就在于学问广博而学说详尽。后郑对于经书用功很深，他所作的《诗笺》尤其精审。因为毛学详备，他遵循并阐明毛传的宗旨，所以不称为‘注’而称为‘笺’。笺，就是表明、识别的意思。但其中也有不同之处，有时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与毛传抵牾，这种情况也很多。后来为它作义疏的，有全缓、何妥、舒瑗、刘轨思、刘丑焯等人。孔氏《正义》就是以刘焯的义疏为基础的。对于毛、郑不同的地方，它分别加以申说。其中引用的孙毓、王基、王肃等儒者的学说，有的阐述毛传，有的申明郑笺，驳杂纷繁，却也不偏废任何一家。大概收集资料，与其不广，不如广博，以等待学者谨慎取舍罢了。” 朱子对于《诗》，也是论说详尽而归纳简约的人。《集传》汇集各家学说的长处，用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传授给他的门人，由门人相互发明。明初因此编成《大全》，于是谈论《诗》的学说归于一统。然而自从朱子的学说出现，熟习毛、郑之学的人大概就少了。自从科举之学兴起，朱子的学说散见在《大全》中，也有人嫌它繁复而不再记录，于是前代贤者详慎考察、反复取舍的苦心也被掩没了。真是太鄙陋了！梁溪王金孺、陈依圣都是有志之士，通晓经书、喜好古学，撰有《诗经广大全》一书，以《集传》为主，同时保存毛、郑学说中值得保存的内容，又间或涉及《周礼》《仪礼》的注疏以及其他名物类书籍，以资助博览。他们说：‘《大全》一书，采集群经时有的割裂片段，不能完备首尾；引用各家的论说时有的没有作出折中，所以才把它扩充。’唉！二位对于《诗》也算勤勉了，对于古人也善于沟通彼此的心意。过去顾亭林先生曾对我说：‘自从五经有了《大全》，经学就衰落了。《大全》是当时奉诏催促编成的书，缺略之处很多。而且请你把宋、元以来解释经书的各种著作，无论正确与否，都应当全部保存起来。’ 我私下认为他的话很正确。如今二位先生为什么不约而同地与他意见相合呢？‘广’这个字，是近世穷究经书者的良药。由《诗》推广到其余经书，我对二位先生寄予厚望。康熙壬戌八月。谢氏《诗经浅义》未见 唐文恪公的序说：乙酉年，我带着行囊来到成均游学，当时温陵韦绅谢先生正主持学校事务。我得以在先生的讲席下侍学，先生幸而把我当作可交往的后辈，时常召我进来同他讲习学业，他谈起来津津有味。我认为先生在《诗》学方面尤其称得上专门名家，他所指授的内容，常常使我听后喜笑颜开。成均的职事没有其他繁杂事务，吃苜蓿、盖青毡，清静得像在官署中隐居。先生倚着几案弦歌诵读，滴露纂集玄理，时间久了撰成一编，名为《浅义》。我接受后阅读，觉得它宗旨深远，文辞雅正，义理完备，语言简约，采集材料必定汇合各家精粹，并且时时抒发自己独到的见解。大概先生苦心经营十年，才完成这部书，这已经很勤勉了。如今谈论《诗》的人，必定以考亭氏为折中标准；考亭氏的《集传》，读书应举的人家把它奉为法式。然而在他的训诂之上再作训诂，支离烦琐日益严重。这样哪里还算是在作《诗》的学问呢？一定要像先生这部书，明白典雅，简约深远，和谐畅达，使上等才智的人依此探求，即使资质不足的人也可以从中受到训导。这不正是对《诗》教大有帮助吗？” 安氏《诗义纂》未见 刘榛的序说：“六经是用来阐明道的。自从被用作应试文章，经典就亡失了。而且《易》不能拘泥于固定的法则，《诗》和《春秋》也是如此。如果拘泥于文字去寻求意义，意义反而更加隐晦。大概《诗》就是随着感触而发言，表达自己的志意。言辞所指向的地方，未必就是志意实际所在；因此它温厚含蓄，同时代的人尚且未必完全知道，何况是在数千百年以后呢？只是圣人所取用的，正在于使它止于理义，并使诵读它的人涵泳体会，自然得到性情的正当状态。所以古人的学问不一定依赖训诂，却往往因此能够兴发感悟。到了后世，先生的教化已经消失，人们不知道道仍然存在，遗留下来的经典也将要废弃。于是不得已把天下人引入应试文章之中，使他们不至于把经书像破鞋一样弃去，也可以由此感慨世道的变迁了。既然做这门学问的人要迎合上面的要求，就不得不把作文当作职业；把作文当作职业，就不得不遵循文字；遵循文字，就不得不逐字排列、逐句比勘，抽丝剥茧、穿凿寻穴来求得明白。”我乡里前辈安君履吉，研习《诗》，忧虑世上谈《诗》的人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于是撰写了这部《纂》。有人说：‘经典不通过应试文章，反而会更加明白吗？’回答说：‘经典是用来阐明道的；道已经亡失，经典还有什么意义？” 那些急切追逐利益、奔忙于章句末节、希望在文艺方面取得工巧的人，连区区草木鸟兽的名称都没有空闲去认识，哪里还会问《诗》所说的兴、观、群、怨，以及事奉君主、事奉父亲的益处呢？古人用来表达志意的东西，恰好被他们用来夺去志意。能说它没有亡失吗？难道能说它没有亡失吗？不过，有志向的人如果确实能由此反过来体察自己的性情，效法其中赞美的内容，戒惧其中讽刺的内容，那么《诗》六义的归旨，就没有不能成为自身实际用途的。这样经典明白了，道也更加明白；用它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无处不是《诗》教所兴发的地方。既然如此，安君的《纂》又哪里只是为了应试文章呢？安君在明代科举中考中，天启甲子年成为孝廉；他的书在战乱兵火的余烬中长期湮没，到如今才使天下人重新读到并欣喜。如此说来，一部书的显晦，难道也有它的时运吗？” 《经义考》卷一百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十九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诗》【二十二】梁简文帝《毛诗十五国风义》《七录》二十卷 亡佚 吴氏【申】《十五国风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