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十四

译《宋志》著录六卷。已佚。《玉海》记载：绍兴十五年十月，刘翔进献《易解》。董真卿说：刘翔是福州水【缺字】人，有《易解》六卷。绍兴十五年上表进献，监学官防详称：其书通达经义，切近人情，间或提出新意，议论不背离正理，旁涉史传，引证清楚明白。因此特地任命他为福州教授，书籍收藏于禁中，洪迈为此作序。《闽书》记载：刘翔，字图南，通晓各部经书，尤其留意《易》。曾任蕲春尉，进献所著《易卦辞》。授任福州教授，后来又授任潭州教授，死于任上。吴氏【沆】《易璇玑》。《宋志》著录三卷。现存。吴沆在自序中说：“我从年轻时学习《易》，苦于它难以明白，于是从圣人的话中寻求答案，说：‘有智慧的人观察卦辞，那么对事理的思考就已经过半了。’又从阐明卦辞的话中寻求答案，说：‘处在璇玑的位置来观察天地运行的大势，那么天地的运动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我从此诵读《易》的卦辞，渐渐经历了许多年月，心中豁然开朗，如同冰块融化，然后才知道，从卦辞入手探求《易》，没有不能得到的；舍弃卦辞探求《易》，没有不感到迷惑的。卦辞，是《易》的门户，也是卦象的锁钥。我学习卦辞已经有所省悟，于是依次探求卦、象、爻，渐渐发现诸儒的缺失，便拾取他们遗留下来的部分，私下写成一些论说，认为《易》的道理，没有比乾、坤更大的，而圣人以天为法则，于是作《法天六子之用》；六子本来没有固定的形体，要随着变化而通达，取决于人。作《通六子》《乾坤六子》，都认为以中道为贵。作《贵中》；所谓中，就是二、五的位置，但六爻的位置又交互分属阴阳，去掉初、上两爻，就不足以形成完整的章法。作《初上定位》；处在这些位置上的，不是六就是九。六、九的名称，应当依据自然来确定，而先儒把人事强加于义理，尚不妥当。作《六九定名》。位置既已确定，那么六十四卦的变化就绝不是偶然的。” “作《天地变卦》；关于卦变的学说多种多样，先儒考察《易传》，有时失去正理，讨论其中最为恰当的，不过有四种。作《论变有四》。拘泥于卦辞，不知道卦象的可贵，就看不见天地所蕴含的奥妙。作《有象》；说明卦象的端绪，没有比卦辞更优先的。作《求彖》。圣人创作《易》，不只是为了占卜，也是为了推崇帝王的德业，辨明君臣的名分和地位，并确定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于是作《明位》《明君道》《明君子》。君子的德行足以养育人民，然后才可以议论刑罚；刑罚可以议论之后，才可以进行征伐。作《论养》《论刑》《论伐》。天下的道理若不能在天下彰明，教化之道就无法建立；教化之道不能建立，内外就不能区分，吉凶也就无法辨别。作《辨圣》《辨内外》《辨吉凶》。《易》的道理在于变化运动、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卦没有固定的象，爻没有固定的辞，不可以执着于一端。于是作《通卦》《通象》《通爻》《通辞》。如果只期望贯通，却没有一定的依据作为验证，就会流于泛泛而无统绪。作《通证》。事情有一定的道理，却仍然难免疑惑的，是重卦和系辞。作《释卦》《释系》。互体的学说虽然不可拘泥，却也不可废弃。作《存互体》。” “这样一来，《易》的大略就大致完备了。凡是事物已经完备，就应当思考其中尚未完备的地方，以便加以扩充。作《广演》，作为全书的结尾。全书共二十七篇，分为三卷：上卷阐明天理的自然，中卷讲论人事的修养，下卷补足《易传》义理的缺失，希望能够向上补益圣人的时代。”这是为了推崇、扩展经术的意义，所以命名为《易璇玑》。《玉海》记载：绍兴十六年，抚州平民吴沆进献《易璇玑》三卷二十七篇。《宋鉴》记载：绍兴十六年九月，抚州平民吴澥进献《宇内辨历代疆域志》，吴沆进献《易璇玑》和《三坟训义》。太学博士王之望说：“《三坟》一书没有流传下来的师授依据，怀疑是近世好事者所作。”诏令吴澥终身免除参加文解，吴沆因为书中触犯庙讳，所以没有得到赏赐。胡一桂说：“吴沆字德远，号环溪先生，是临川人。环溪是他居住的地方。《易璇玑》三卷，每卷九篇，杂论《易》的义理。另有《易礼图说》，前面有六条问答，图说十二轴。” 郭氏【伸】《易解》。已佚。《玉海》记载：绍兴十六年四月，郭伸进献《易解》。《宋鉴》记载：绍兴十六年四月丙辰，成州通判郭伸进献《易解》。皇上说：“《易》的卦象深奥精微，极难穷究，必须是自己有所领会，并且不穿凿附会，才可以称为通晓经义。”郭伸的议论也大体通达，可以略加表彰提拔，于是晋升郭伸一官。王氏【义朝】《易说》。十卷。《易论》。十二卷。均已佚失。《绍兴府志》记载：王义朝，字国宾，丽水人。考中进士，任光泽主簿，调任绍兴教授，于是定居上虞。曾进献《易论》十二卷，高宗把他的书交给国子监，命他掌管诸王宫中的大小学，历任江东提举，罢职后归家。著有《易说》十卷。张氏【抡】《易卦补遗》。已佚。王应麟说：“张抡撰写《易》卦的补遗，其中说：‘《易》把初、上两爻作为固定的体，把中间四爻作为变化的部分。《系辞》称它们为中爻，先儒称它们为互体。所谓杂取万物而撰述其德，辨别是与非，八卦相互构成，刚柔相互变易的道理，若没有这一点就无法看见。’” 丘氏【砺】《易议》。已佚。《姑苏志》记载：丘砺，字师说，朐山人。建炎初年，任吴江县知县，因而定居当地；【原文“常▯”疑有OCR讹误】入朝任国子监丞、御史台检法、大理寺丞，代理户部郎，任筠州、泰州、建州三州知州。授任福建提举兼提刑，改任转运判官。有《易议》。王氏【大宝】《周易证义》。十卷。已佚。董真卿说：“王大宝字元龟，潮州人。孝宗时，以谏议大夫兼任侍讲。皇上对他说：‘高宗说你精通《易》，所以有这项任命。’后来任礼部尚书，有《周易证义》十卷。” 胡一桂说：“《证义》大多讲解文字义理，间或也涉及卦象，虽然明白，却十分浅近。” 《闽书》记载：王大宝是建炎二年进士，绍兴年间任福建提【原文“▯”疑为OCR讹误】刑狱司，仕途最终做到礼部尚书，所著《易义》上表进献给朝廷。吴氏【黻】《周易详解》。四十卷。未见传本。胡一桂说：“吴黻字元绶。《周易详解》四十卷，只是铺陈演绎文字义理，是应试文章的学问，不涉及象数。绍兴丁丑年，书写成。” 周氏【聿】《易说》。已佚。《江西通志》记载：周聿，字德元，青州人，后来迁居上饶。绍兴年间，被召入应对，陈述经学和政论，受到称许，多次升任至户部侍郎。徐氏【霖】《易传》。已佚。《姓谱》记载：徐霖是玉山人，绍兴初年进士，著有《易传》《春秋发微》。章氏【服】《易解》。

译二卷。已佚。《金华志》记载：章服，字德文，永康人，绍兴二年进士，多次升任至吏部侍郎。郑氏【克】《揲蓍古法》。《宋志》著录一卷。未见传本。王应麟说：“绍兴年间，郑克，字武子，撰写此书。因为当时讲揲蓍法的人，有的不用四营成易，不等到三变成爻，却把这种方法称为‘小衍’；有的不揲取右手所分出的蓍草，不计数小指所挂的蓍草，却把这种方法称为‘新谱’。所以列出旧法，使之有可以依据的标准。” 刘氏【藻】《易解》。五卷。已佚。《闽书》记载：刘藻，字昭信，福州人。他曾解释《易》，其中说：“见到险阻而停止，就是需卦；见到险阻却不停下，就是讼卦。能够通晓其中的变化，就成为随卦；不能通晓变化，就成为蛊卦。” 关氏【注】《易传》一卷 已佚 陈善说：“绍兴年间，钱唐关注，字子东，著有《易传》一卷。” 郭氏【雍】《传家易说》《宋志》著录十一卷 已缺【现在只有《大易粹言》中所载的内容还保存着】郭雍自序说：“《易》道在鸿荒时代隐晦不明，庖牺氏开始画卦使它明白；历经数千年，大概只在圣人的行事中有所体现，却没有听说有人著述。文王重叠卦象，之后才灿然成章，这就是文王之所以称为‘文’的原因。到了春秋时期，大道不能施行，只有占卜还在世间流行，孔子于是作《传》，大力阐明《易》道，这以后天下才又知道文王的《易》是讲大道的书。所以自开天辟地以来，竭力举明此道的，只有三位圣人而已。考察三位圣人的用心，他们用来晓谕天下后世的道理，也可以说达到极致了。”自孔子去世以后，精微的言论又断绝了；到秦汉之间，此道极其衰败。汉朝兴起后，诸儒仅仅能够训释字句、举说大义，有的又把它归入阴阳家一流，严重失去了圣人讲《易》的本旨。正始年间，王辅嗣把这些一概革除，认为《易》是高尚的言论；然而王辅嗣以虚无之学为宗，其言辞虽然优美，却不能用于天下国家，于是《易》变成了空洞的言论。这也不是三位圣人所说的《易》道。虚无之学流传造成的弊端延续到今天，最终仍没有办法纠正，这难道就是大道不能明白的原因吗？总的说来，自汉代以来，学者把谋求利禄作为用心，讲明经义只是想取得青紫之服而已；若要求他们讲圣人之道，本来就不可能听到了。” 宋朝兴起一百多年后，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和横渠张先生相继出现，他们鉴察前代儒者的弊端，竭力革除一千多年以利禄为目的的学问，直接以圣人为老师，以继承此道为己任，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豪杰之士吗？他们对于孟子的功绩，不过是在圣智、技巧和力量之间有所不同罢了。我的先父在伊川先生门下受业二十多年；我出生时，横渠、明道二先生已经去世很久，刚满四岁伊川先生也去世了，我只能听先父谈说先生的道理。他所学习和实行的内容，以及用来教授门人的，多见于《易》《春秋》《中庸》《论语》《孟氏》等书，所以门人都在这些方面尽心钻研。况且自周公去世以后，大道不能施行，过了五百多年才有孔子；孔子去世后，过了一百多年才有孟子。距离圣人的时代还不算遥远，而道已经难以阐明到这种程度。何况孔子去世后一千五百多年，三位先生想竭力恢复圣人之道，这困难该有多大啊！那些先知先觉的人，隔世难以遇到；要使百世以后的人听到这些道理，没有不受到激发而奋起的，难道不是三位先生的力量吗？我郭雍没有才德，也没有声名，本来甘愿同草木一起腐朽很久了。后来反复想到先父的学问几乎将要泯灭，先生的道也会因此停止，只怕没有什么可以遗留给子孙，于是暗中考察《易》的卦象，撰述过去听闻的学说，传给家人，使他们不要忘记先父的事业。” 道理虽然还不足，志向却是有余的。正如孟子所说：“大声地说：‘古人啊，古人啊，我大概可以赶上他们了吧！’” 《宋史》说：郭雍，字子和，他的先祖是洛阳人。他继承父亲郭忠孝的学问。郭忠孝隐居在陕州，放浪于长杨山的山谷之间，号称白云先生。乾道年间，有人向朝廷荐举他，朝廷表彰并征召他，他不肯出仕，赐号冲晦处士。后来又改封为颐正先生。陈振孙说：《传家易说》十一卷，由冲晦处士郭雍、颐正撰写。郭雍自己说，他的父亲郭忠孝曾向程伊川求学。伊川把《易》的艮卦给他看，说：“艮就是止。学习道的要点，没有超出这个‘止’字的。”从此他才觉得读《易》有滋味，于是把自己的书室题名为“兼山”。立身行道，都从知止开始。战乱兴起之初，先父原有的事业毁于一旦；我想到要补充续成他的学说，心中所知道的核心就是艮卦所说的止，于是暗中考察《易》学，来撰述过去听闻的学说，用以传给家人。郭雍隐居在陕州长杨山中，帅守多次荐举他，朝廷召他也不去，因此以处士身份被封为颐正先生。后来，提举赵善誉向朝廷进言，朝廷派官员接受他想说的话，得到他的《传家兵学》六卷，进呈朝廷。时间是淳熙丙午年。” 冯椅说：“《白云山人易说》作于绍兴辛亥年。序文不把彖当作卦辞，而直接沿用王弼的说法，认为彖是孔子自己说的；他拘泥于卦变，毛伯玉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 杨士奇说：“颐正先生对于《易》的阐发精深而周到。” 《卦辞防要》六卷 未见 《中兴书目》著录郭雍《卦辞防要》六卷。王应麟说：“艮就是界限。界限一旦确立，内外就不会越界。天命所规定的界限以内，人也不能出去；人欲所规定的界限以外，人也不能进入。”郭冲晦说：《蓍卦辨疑》二卷 未见 赵希弁说：“右边上卷，载有康节先生的揲蓍法、横渠先生的《大衍说》、伊川先生的揲蓍法，以及兼山郭先生关于蓍数的学说；下卷则是辨析考证。兼山的儿子郭雍为它作序，谢艮斋谢谔在后面作了题识。” 都氏【防】《易变体》【一作《体裁》】

译《宋志》著录十六卷 未见【《一斋书目》中有著录】《续中兴书目》说：《易变体》十六卷，绍兴年间由吏部郎中都防进呈。书中说，占筮遇到某卦变为某卦，称为“变体”。例如蔡墨说“潜龙勿用”，不说“乾初九”，而说“乾之姤”；说“龙战于野”，不说“坤上六”，而说“坤之剥”，这就叫作变体。从“乾之姤”到“未济之解”，按照义理推演各爻，编成一篇，共三百八十四篇。” 张九成作序说：我早年游学于学校，和研究《易》的学者谈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及《系辞》直到《杂卦》，他们把这些合在一起谈论，说：“这是神妙，这是道，这是体用，这是德业。”他们凭空穿凿，强行牵合深远之理，使实情紊乱、真实毁坏；看他们的外表，虽然超然高远，仿佛不可测度，追问其中内容，却空空荡荡，原来什么也没有，只是捕风捉影，最终自我欺骗罢了。小处不足以修养心性，大处不足以治理天下国家，他们这样诬蔑《易》，实在太过分了。后来我到京师，见到先生长者谈论《大易》的学说，才知道他们全都归结于人事；仁义、阴阳、刚柔，本来是一体而没有间隔，这才明白仁义就是天地之道，其余六经的本旨也丝毫没有差别。我的同僚朋友都圣与，有一天拿他所传的《易》给我看，并且说：“唉，我还忍心说它吗？”从前都防的先父说，言语和行为应当一致，是一国的师表，精通并实践六艺，尤其精通《易》。都防根据父亲的训诫、传授和谈论来说明《易》的义理，乾坤的气、天地的形、六子的作用、三才的分别，以及八十四卦的变化。他解释爻象，不先讲卦辞而先讲道理，认为卦爻的大象恰好与道理相符合时，圣人就用卦辞把它系在上面。” 爻象的辞意还没有说尽，圣人又在六十四卦之后作《传》来阐明它。第一章是用来示范贤人的，第二章是用来示范君子的，第三章是用来告诫众人的，第四章是讲圣人体现《易》道的。《说卦》说明八卦的道理，《序卦》论述六十四卦的次序，《杂卦》论述六十四卦的作用。又说：“这些是都防从先父那里听到的，我随即拾取他遗留下来的学说，为它作了《传》。”唉，他这样深思并广泛取法，也已经很勤勉了，这和前面所说的神、道、体、用之说不同，所以我私下有所取法，并且请我为它作序。我因此摘取他在《易》中所得的内容，为它作序。退下来以后，我又考察他的先公，世代是丹阳人，名郁，字子文，最终任惠州教官。” 程迥说：“都圣与少卿撰作《周易变体》，推广沈丞相的小传。例如观卦九五，不说‘观我生’，君子无咎，却单独论说剥卦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推演象数超过了适当的范围。” 冯椅说：都防的父亲都郁是一国的师表，尤其精粹于《易》，都防把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内容作成《传》，先讲道理，次讲象义，每卦结束时又作总论。董真卿说：都防字圣与，是丹阳人，任知德庆府；他的父亲都郁任惠州教官，精通《易》。都防根据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内容作《传》，名为《周易变体》，共十六卷。《周易说义》十四卷 已佚 喻氏【樗】《易义》已佚 王圻说：喻樗是祥符人，考中建炎年间进士。《绍兴府志》说：喻樗，字子才，祖先是南昌人，后来迁居严州。他年轻时跟随杨时游学，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工部郎中，最终任浙东提举。李氏【郁】《易传》已佚 《姓谱》说：郁字光祖，是光泽人。年轻时跟随杨时学习，杨时把女儿嫁给他。绍兴初年，他曾被召入宫，在便殿应对。回到家后，在西山筑室，学者称他为“西山先生”。他去世后，朱熹为他撰写墓志。” 郑氏【刚中】《周易窥余》

译《宋志》著录十五卷 未见 刚中自序说：“《窥余》是我窥探、窃取易学家的学说，缀辑我的意见而成的。年老以后心志衰退，自己觉得健忘，所学的东西逐渐遗失，恐怕将来儿童们有所询问，渐渐变得荒唐，无法回答，所以把平日诵读的今古易学以及其中的义理，随即按次序编录出来，时时自己省察阅览。这就是《窥余》写作的原因，也是书名和序文反复说明的原因。”伏羲氏画八卦，古来没有不同的说法；至于重卦，指认为谁所作却不一致。郑康成等人认为是神农，孙盛认为是大禹，司马迁、扬雄认为是文王。反对神农说的人说：“耒耜的便利、日中为市，本来已经取法于益卦、噬嗑卦，难道应当等到后来才重卦吗？”神农说既然被驳倒，那么孙盛以下的说法自然也无话可说了。孔颖达、王弼又认为伏羲氏开始使用蓍草，经过十八次变易而成卦；观察变爻的数目，则使用蓍草还在六爻之后。制作书契来代替结绳记事的治理方式，而书契的制作取法于夬卦。重卦的人难道不是伏羲吗？伏羲氏既画八卦，又重叠八卦。文王作卦下的卦辞，又分为上经、下经。孔子作十翼，周公作爻辞。这就是《易纬》所谓的三位圣人，而不把周公列入其中，是因为周公所作的本来就是文王的志意。” 提到文王，就可以知道周公的圣德。孔颖达既然坚守王弼的论说而不改变，后来建立异说、相互评判是非的人，仍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各自摘取一点来争胜，没有明白的证据，应当以王弼、孔颖达的说法为可信。又有人疑问说：“爻辞也是文王作的，不是周公作的。”这大概是没有考察《明夷卦》的缘故。文王被囚在羑里，不可能自称文王，也不能预先说箕子是明夷。韩宣子到鲁国见到《易》象，说：“我这才知道周公的德。”那么说周公作爻辞还有什么可疑的呢？马融、陆绩也都明白这个意思。《系辞》说：“智慧的人观察彖辞，就能想到大半。”又说：“圣人设置卦象，观察卦象，系上卦辞来说明吉凶。”于是又有人怀疑，孔子不应当这样自己赞美自己。彖辞一定是文王所作的。只是没有知道卦下的辞是文王系上的，他所系的辞也可以称为彖。孔子在上下《系辞》中只是赞叹并叙述它，这与孔子所说的彖、系并不冲突。范谔昌错误地怀疑乾卦彖辞和《文言》重复，而认为文王作彖辞，也是这一类情况。至于十翼的篇目也说法纷纭，把《彖》《象》《系辞》三者各分为上下，再加上《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四篇，称为十篇，这是孔颖达的主张：即上下《彖》、大象小象、上下《系辞》以及乾坤《文言》；再加上《序卦》《说卦》《杂卦》三篇而称为十篇，是胡旦的主张；他把《象》分为大象、小象，却不把《彖》分为上下。胡旦的说法较为优胜，但把《文言》分为乾、坤两篇，似乎不太妥当；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学者应当把自己认为妥当的说法作为正确，所以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等待后来的贤哲评定。通晓了这一点，然后才可以读《易》。有人问：“您的书为什么从屯、蒙开始呢？”我说：“对于乾、坤，我不敢妄加谈论。《易》是天地万物的奥秘，乾、坤又是《易》的奥秘。圣人精妙地掌握《易》书的神妙，并把它藏在乾、坤之中；他们向人显示的内容，还委曲详尽地记载在《文言》中，谁能说学者可以用言辞把它确定下来呢？我尊重乾、坤而不敢论说，从屯、蒙以后，依据卦象来求爻义，凭借爻来认识卦；如果万分之一能够窥见它的仿佛形貌，就随着子而寻找母，沿着流而追寻源头，乾、坤的精微或许可以探究到。现在我实在不敢妄自窥测。”又问：“《易》从商瞿、子木亲自受业于孔子开始，下至汉、魏，专门研究《易》而成名成家的多得数不清。虽然各家相互之间有得失不同的说法，大体不过是象、义两方面。就其中义理不合最严重的来说，只有李鼎祚、王弼。专门采用象变而不涉及义理的三十多家中，李鼎祚是代表；完全扫除象变、不采用古注而专门用义理训释的，是王弼。您的书，是讲象还是讲义呢？”我说：“有象就有义，采用义理训释不能遗弃卦象。义理如果不从卦象产生，就好比整天谈论影子，却不知道形体在哪里；偏重一端而废弃另一端，这就是学者难以明白《窥余》的原因。我不赞同这种做法。近世程颐、正叔曾作《易传》，朱震、子发又作《集传》，两部书在象、义之间颇能互相补足，对于阐发古今《易》的奥义，是有功劳的。但《易》道广大而变化通达，各家不能用一句话说尽；凡是其中可以窥见的余义，我都兼收并取。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记载：‘晋太康元年，汲县发掘旧墓，得到很多古书，都是科斗文字，无法训读，只有《周易》和《纪年》最为清楚。《周易》上下篇与今本完全相同，却没有《彖》《象》《文言》《系辞》。’杜预对此感到疑惑，认为当时孔子在鲁国作成这些篇章，还没有传播到远方的国家。而汉代《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说是上下经和十翼。由此考察，汉代的《易》已经有十二篇，只是经与十翼各自编成篇帙，不像今天的《易》把它们分别附在各卦爻之后。” 前代儒者说，费直专门用《彖》《象》《文言》参照解释《易》的爻辞；又说王辅嗣认为《象》本来就是解释经文的，为了使二者相互接近，所以把卦辞和《象》分别附在相应的爻下。总之，取用古本时，常常彼此分合，费直、王弼二人不可能没有错误；但他们对于圣人本旨并没有大相违背。这些内容也一并见于序文末尾。绍兴壬申年。” 《中兴馆阁录》说：“郑刚中，字亨仲，东阳人。考中张九成榜进士及第。绍兴九年二月，任秘书少监；十一月，任礼部侍郎。” 何耕撰墓志说：“已故资政殿学士东阳郑公，绍兴年间任四川宣抚，在蜀地任职六年。正值朝廷刚刚与金议和之后，他对外整饬边防，对内防御将帅；向上接待士大夫，辨别他们的贤能与不肖并任用其长处；向下抚恤五十六州的百姓，无论远近，都使他们获得便利安定。因此，故相秦桧忌惮他的才能，捏造罪名陷害他，交付狱吏并派酷吏拷打审讯，最终把他流放到岭外，死在那里。秦桧死后，朝廷知道他含冤，追复了他的官职。”郑公名刚中，字亨仲，祖先是闽人，后来迁居婺州金华。绍兴二年，赐进士第三人。陈振孙说：“资政殿学士、金华人郑刚中，字亨仲，绍兴二年考中亚魁，受到秦相秦桧的知遇，出任川陕方面的职务，后来违逆秦桧的意旨，被贬谪，死于封州。他的《说易》兼取象、义两方面，却不解释乾、坤二卦，独自从屯卦开始。刚中当初曾得罪秦桧，难道是因为他对乾、坤的义理有所避讳吗？” 《大易赋》一篇 尚存 《经义考》卷二十四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十五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易》【二十四】郑氏【东卿】《易卦疑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