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八十六

译六卷。现存。黄溍说：“先生的《书说》，有时不能同蔡氏的说法完全相合，但最终归结仍在于此而已。” 许谦在自序中说：“从尧到襄王，共六十五位君主；从尧元年到襄王二十八年，历时一千七百三十四年，但只有十八位君主的时代有《尚书》篇章。考察已经亡佚的《尚书》，也只有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位君主的时代有十篇罢了。除去这二十三位君主以外，其余时代难道没有发布号令、记载政事的言论吗？大概都被孔子删削了。纬书说，孔子寻求帝魁的书，一直到秦穆公，共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它的话未必真实，但有《尚书》流传的君主不止二十三位，却是明白的。我曾认为，圣人想把天下引入善道，没有别的办法，只是让人看到可以取法和可以警戒的事情罢了。所以孔子在《春秋》中严格使用褒贬之辞，使人知道畏惧；对于《尚书》，则只保存其中的善，使人知道取法。因此，《春秋》的贬辞多而褒辞很少，《尚书》则完全删去不善，只保存善事。即使桀、纣、管叔、蔡叔的事情还保存在篇章中，大概也是因为圣人已经诛除他们的暴虐、消弭他们造成的祸乱，只取汤、武、周公的作为，并不是想徒然记载他们的不善。至于羿、浞篡夺夏朝，幽王、厉王导致周朝灭亡，《尚书》几乎没有提及。” 由此看来，圣人的心意就可以看到了。”张枢在序中说：“孔安国开始为《尚书》作传，文辞义理简洁质朴；到唐代孔颖达撰写《正义》，才加以推演阐发。此后《尚书》的解说逐渐增多，见于著录的有数十上百家，其中间或有所阐明，但大体上终究不能超出这两家的说法。朱子对于《尚书》这部经，曾把它交给门人蔡氏，当然也曾提出疑问、相互问难，但不像《易》《诗》那样有完整的著作。本朝设置科举取士，排斥众家说法，而专门采用古注《尚书》；蔡氏的说法仍然受到采用，是因为朱子的缘故。蔡氏的说法有的还不完备，仁山先生文安金公在《尚书》以及《通鉴前编》的表注中，引用《尚书》中的话，已经剖析并阐明了它们。先生受学多年，听闻义理的精微之处，唯独担心这部经的传注出自朱子门下，学者如果有一点没有穷尽，就没有可以据以裁断的标准，于是精研深思，广泛求取各家说法，为它绘制图表、撰写解说，拿给学者看，使人人都容易明白。”《丛说》中所引用的传、疏以及各家的说法，有时采集原文而改变次序，不一定完全同旧本相同。大概都是经过裁定而充分表达了原意，并不是只随着文字随意引用而已。虽然他的说法有时稍微不同于蔡氏，但不同之处正是为了归于相同。先生曾诵读金先生的话说：“在我这里说是忠臣，在别人那里说是谗贼，归根到底不过如此，难道不是真的吗？”至正六年，门人南台监察御史白野普花帖睦尔和同僚大梁杨公惠，移任浙东廉访使后，刻版传播这部书。于是，先生所著的《诗名物钞》八篇、《四书丛说》十二篇以及《读书丛说》都刊刻流行了。先生不幸没有官位，退下来研究经书，不追求新奇，也不追求眼前的声名，最终纠正了以往说法的偏颇，获得圣人的本意，并且会通归于大中之道。他去世以后，他的言论得以确立，对人的施益也广泛了。” 俞实在序中说：“我私下探求圣人的本意，探求得越深，反而离它越远；说得越广，反而沿袭得越隐晦，这是世上治经之士共同的弊病。”先生不幸没有官位，退下来研究经书，不追求新奇，不追求眼前的声名，最终纠正了以往说法的偏颇，获得圣人的本意，并会通归于大中之道。他去世以后，他的言论得以确立，对人的施益也广泛了，理当成为士人所尊奉、当时所崇尚的人。考察他的品行并为他改定谥号，使他的美名流传后世。先生是金华人，他的名讳、字、世系、言行始末，都详载在如今的翰林直学士乌阳黄公溍所撰墓序和志铭中，这里不再叙述。” 俞氏【元爕】《尚书集传》十卷。未见。《或问》二卷。未见。黄虞稷说：“元爕居住在吴地，他去世时，虞集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张景春说：元爕字邦亮，他的祖先是建宁人，后来迁居长洲。他通晓蔡氏《书传》，广泛采集各家说法，著有《集传》十卷、《或问》二卷。吴氏【莱】《尚书标说》六卷。未见。元氏【明善】《尚书节文》已经亡佚。陆元辅说：元明善，字复初，以太子文学的身份在东宫侍奉文宗，升任翰林直学士，翻译《尚书节文》进呈；每进呈一篇，文宗必定称善。王氏【充耘】《读书管见》二卷。现存。无名氏在序中说：《尚书》有《管见》，为什么要写它呢？耕野王先生考订蔡氏《书传》，并记下自己的见解。先生正值前代科举兴盛之时，凭借《书经》考取二甲进士，授承务郎，任永新州同知。先生辞去官职奉养母亲，著书授徒，更加潜心研究这部经书，从隐微的文辞、深奥的义理、名物训诂，直到山川疆域、地理政区，没有不彻底探究的。辨析必定公允，对的就采纳，绝不苟且，也不迎合臆说。他用功精深，造诣细密，难道只是那些专门立名、同党相护、排斥异说的人所能相比的吗？这使他能够成为蔡氏的忠臣，犹如苏黄门的《古史》对于司马迁一样有功。先生临终时，在书卷前端写道：“凡是做我门徒的人，都必须每人抄录一部，交给我的儿子。”他这样恳切地为后世留下著作，究竟是怎样的心意呢？先生去世还不久，元朝纲纪就败坏了，山棚作乱，世家收藏的书籍全部遭到焚毁。这部书依靠先生的侄子光荐秘密放在夹墙中，才仅仅免于焚毁。后来又用另一部抄本校订它的讹误和缺漏，交给先生的儿子吉光荐。这样可以说是善于学习先生的学问而没有失去根本的人了。先生关于《四书》另有若干卷《管见》，其中多有阐发，却没有同这部书一起保存下来，真是可惜。” 梅鹗说：“这部书是从西皋王氏那里得到的，抄写得十分潦草，末尾尤其严重。当时恐怕失去原貌，便用纸临摹抄写了一本，又凭自己的意思订正了若干字，大略还可以读。唉！只可惜我出生得太晚，不能到耕野的堂上执弟子礼。”黄虞稷说：“充耘字与耕吉，是水人，元统甲戌年考中进士，授永州同知，因为母亲年老而弃官归家。著有这部书，此外还有《四书经疑贯通》，已经失传。” 《书义主意》

译六卷。现存。刘景文在序中说：“四代的《尚书》，蔡氏的训诂深得朱子心传的奥妙，理应成为今天科举所崇尚的内容。”王君与耕凭借这部经书考取高科，我曾设法购买求取，得到他的经义和主旨文字。它们虽然没有超出传注的范围，实际上却有超出传注的所得，又可以说是能够发明蔡氏尚未说出的内容吗？这部书在前面编写了作义的要诀，在后面附录了各家文章。学者如果先熟悉经文和传注，再由此推广并加以讲明，那么对于二帝三王的道理，自然能够得到其中的蕴奥。学问优长而出仕，对推行君主之道、使百姓受惠，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我不敢私自秘藏，所以刻印在木版上，以扩大它的流传。时在至正戊子年七月既望。” 《书义矜式》六卷 存 张云章说：宋熙宁四年，王安石开始改革科举法，废除诗赋，改以经义和策论来考察士人。士人各自依据法定格式选择一经，这就是经义的开端。它的格式有破题、接题、小讲，称为“冒子”。冒子之后进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大讲、余意，也叫从讲。又有原经，也叫考经。最后有结尾。这种格式沿袭久了，内容冗长繁复，令人厌烦，于是也不再完全拘守格律。但大体上有“冒题、原题、讲题、结题”，这是经义的固定格式。充耘主张阐发题意，大体依据功令，却又自行撰写经义，名为《矜式》。保存这部书，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体制。充耘是进士，这部书问世之后，操觚作文的人难道不会把它奉为珍宝吗！如今它虽然流传到后世，又有谁拿来阅读呢？李天篪《书经疏》已佚 《江西通志》说：李天篪是吉水人，得到刘静修道学的传承。陈悦道《书义断法》六卷 存 张云章说：“这也是科举用书，因为流传已久，所以保存下来；后来附载的《作义要诀》，是新安倪士毅辑录的。” 王天与《尚书纂传》

译四十六卷 存 天与自序说：“我年轻时跟随老师、结交朋友，读《尚书》，仔细询问，明辨是非，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回想一百篇《尚书》的义理，从伏生传下来的经文，到二孔的注疏，以及数百家的解释，已经十分丰富。晦庵先生对于《易》和《诗》都有训传，唯独《尚书》在晚年交给蔡九峯整理，《尧典》《舜典》《禹谟》是他亲自订定的。他在《贡举私议》中说：‘各经都以注疏作为本书，还要兼取刘、王、苏、程、杨、晁、叶、吴、韩、吕诸家的说法。’他与门人问答时，又像林氏、史氏、曾氏、李氏、陈氏等，各自取其长处。西山先生《读书记》辑录三十多篇，《大学衍义》讲解数十条。我曾叩首敬叹说：‘古今传授《尚书》者的是非，到晦庵先生这里才最终确定。’晦庵先生辨析传授《尚书》者的是非，到西山先生这里就更加明白。学者不以二位先生为依据，还能以什么为依据呢？于是我依据二位先生遗留下来的旨意，作《尚书纂传》。它的编例是：首先采用二孔的说法，是尊重古说；其中有不恰当的地方，就引用诸家说法加以平正；有不完备的地方，就引用诸家说法加以补足。各种说法彼此都通的，就一并保存；间或依据自己的见解加以考按，总的要求只是希望同二位先生的意见相合。” “我又怎么敢凭个人意见任意取舍呢？况且我编这部书，只是为了给儿子振看。日积月累，编成之后也不敢自以为安。乙亥年冬天，我和振带着这部书，向集斋彭先生请求订正。先生首先肯增补、校订了若干条目，来回考究，前后十四五年，并且鼓励把它流传出去，使它同四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切磋。先生凭借这部经学取得高科，却把富贵看得如浮云，不鄙弃后学，讲解并引导我们，使帝王留下的典籍像日月一样明白，这是我父子的幸运。晦庵、西山二位先生对后学的期望，我们大概可以做到吧？因此让振把它刊刻出来。”刘坦的序说：“梅浦王君立大完成《书纂传》，集斋先生为它作序，又让我附加几句话。我比立大年长十岁，住处相邻，世代交好。梅浦一带早已声名远播，当时在科场中跟随他游学的人，得到他的余泽，没有不意气满足、才华显露的，但众人仍认为他是晚成之材。梅浦于是停止钻研科举之学，专心深思，广泛采集详尽的解释，编成此书，用功也实在到了极点。假使他当年仍以科举为业，正值飞腾变化之时，未必有时间著述。如今看来，他阐发一百篇《尚书》的深奥义理，汇集四百家学说的成就，以各家为私淑对象，把教训留给后世；同那些考中科举、身居显贵，却甘愿与草木一同腐朽的人相比，究竟谁得谁失呢？” “近来有人善于评论紫阳，说他居山林的时间长，学问的功夫深，我就借用这句话，把自己的名字挂在传末。至于本书传文中的大义，几十处由隐微变得明显、阐明幽深之理的地方，有些是先儒没有达到的，读者应当自己体会。” 刘辰翁的序说：“听说《若稽古说》有三万字；又听说《书解》近来达到四百家，使人茫然。到底谁是谁，连它们所说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得到王君的《纂传》，就像远游走遍半个天下后，沿着正路返回；又像观看音乐，听到这里便想停下，不愿再有其他作品。这实在值得嘉许。我常常回想咸淳初年，诸位老臣推荐徐觅为经筵第一义，讨论人心、道心，认为人心就是恶。余叹息说：‘真是这样吗？’因为人心处在天理与人欲之间，所以把它概括为危险、进而认为它就是恶，是过分了；但又凭什么把它归附为道心呢？侍御史陈千峰听到我的话，认为我是对的。因这一议论被罢斥，又过了几十年。我经过金陵，进入明道书院，读真西山所作的记，开头两句话也这样说。大为惊惧，惭愧悔恨，觉得自己失误了。原来徐觅的说法也是有根据的。可怕啊！由此可知，即使有圣上的金口木舌，民间仍有超出其言说之外的见解。所以知道饭不嫌精，肉羹不嫌细。王君的《纂传》多采用西山氏的说法，既然已经得到那些内容，难道还会遗漏这个吗？有人说王君在辑录取舍上的功劳，正在这里。” 彭应龙的序说：“《尚书》由伏生传给孔氏，注释、疏解到了近代已经十分丰富。唐虞三代相距遥远，向上追溯三千五百多年，而圣贤的心意至今仍然存在，是因为《尚书》还在；《尚书》蕴含深奥，难以看见，而大致可以探讨、得以看见，是因为诸家的学说还在。像我学习诵读时，尤其喜爱巩氏的抄本和东莱的说法。一打开书，开头就引用伊川阐明‘钦’字的义理，认为这是理学的精微之处；当年伊洛之学阐发以后，读书人若想寻求读《尚书》最亲切、最恰当的地方，除了这些还应当凭借什么呢？过了很久，我又读到紫阳、西山二位先生所考释和所记衍的内容，私下知道它们的渊源上承伊洛正学，阐发经书义理，惠益后学，已经达到极高境界了！可惜他们没有完成全书，一百篇中有的已经开始阐发却没有完成，有些精微纯粹的另外见解，世上也没有人能够考察并加以整理。梅浦王立大专心勤奋学习，研究这部经书已经多年，曾经对我说：‘如今解说《尚书》的书已经很多了。如果陷于繁多而不能为它们作出取舍，那又有什么用呢？’因此他竭尽自己的见闻和思考之力，考察众家学说，远取伏生、二孔的训诂义疏，近据紫阳、西山的考释、记衍。” “即使那些说法散见于文集、语录之中，也没有不精心收录到本书中的；诸家学说有相合而不相违的，也一概依此取用。这样以后由博返约，一部经书的大义到此更加光明显著。我曾经读过它，赞叹其编排整理的功力实在不容易，足以慰藉我从前有志于此却未能实现的愿望，于是把我最初同孩子们记录的前辈说法附在后面，又加上一两条浅见，以备商讨。唉！上百代以前，世道变迁、旧迹陈陈，而能够得到那些说法的人，仍可借此窥见圣贤用心的一点点，实在是幸运。时光将要流逝，想到古人戴着高冠讲论政事，只能付之一叹。或者就这部书而言，人人加以玩味，没有不切合自身的，这话是什么意思？与其把它藏在各家私塾中，哪里如广泛流布给四方志同道合的士人共同切磋，使过去的教训不被忘记？正好有人告诉梅浦要把它刊刻流传，意义更加美好；我又为此加以鼓励，于是把这些话写在书卷开头。”崔君举的后序说：“六经中只有《尚书》最难读。离古代已经很远，世人没有唐虞三代圣贤的胸襟，往往用自己狭隘浅薄的心思，揣测他们宽厚忠诚的心意，所以不只是文义难以通晓，连句读也不容易明白。自韩昌黎已经说《盘庚》《汤诰》等篇文辞艰涩难读；近代大儒朱晦庵到老年仍然阐明经义，唯独没有完成这部书。也许是因为要返求于本心，同时也感慨世代人物无法勉强相合。”

译“唯独科场中的士人，把成败决定权交给一个人，承袭错误、习惯谬误，却无所顾忌。不过有时也有先行者，例如舜禹传授和接受时的十六字，得到了徐景说的演绎阐明；‘立政’篇中任用准、牧三位大臣，因陈行的说明而纠正了注释者的错误，只是这样的例子罢了，并不常有。我还来得及听长老们说，渡江后建立太学，百年之间，陈、徐二位上舍才阐发出先儒没有达到的地方。至于‘皇极’二字，先儒本来已经把其中的奥秘全部阐发了。从今天向前推算，还不到作《大中训诂》的三四十年。后来诸儒在笺解之外提出新意，在细微处分析精深的义理。近来科举废止已久，士人没有牵累束缚，茫然失去了自己所凭借的东西，假使让他们背诵原经，甚至连句子也不能读通。我的朋友梅浦王君晚年编成《书传》，又得到乡先生彭集斋反复考订，再没有什么遗憾。前后十多年才完成。唉！这部书盛行以后，对于君主，一定会掌握典章礼仪并发布命令；对于大臣，一定会辨明财货宝物、审察狱讼谋议；在朝廷，一定会做到明目达聪；在四方，一定会辅助常道、率领治理。共工一定会被流放、处死，马牛一定会放归、归还。三风十愆一定会得到完整的训诫，六卿九牧一定会使天下富足成就。它对于世道，可以消除将来的弊病而挽救过去的失误，影响深远，百世都能受益，应该家家收藏、人人诵读。” 子振跋说：“帝王的学问，没有比《尚书》更优先的了。自从训传繁多以后，其中蕴含的义理反而更加晦暗。先父到老年仍穷究经书，潜心编纂要旨。书成流传，幸逢清明的时代。大德二年，宪使鲁山臧公梦解，保荐申报台省，才得以上达。先父于是由贑州路先贤书院山长，授任临江路儒学教授。恩命正盛之时，他的余年忽然结束。岁月久了，字迹残缺漫漶。我这个遗孤哭泣着抱着父亲的书，深思圣人的恩泽，请工匠补缀修葺，希望能够永远流传。恭敬地想到清朝恢复了唐虞三代的风气。先父作为臣子能够附列在伏生、夏侯胜之中，也是万分幸运。” 王希旦《尚书通解》已佚 李恕《书旁注》已佚 韩信同《书经讲义》【又名《集解》】未见 《闽书》说：信同字伯循，是宁德人，曾在陈普门下受业。延祐四年，应江浙乡试，没有中选，回去后闭门不出。弟子来请教，鞋子多得摆满门外。著有《书经讲义》《三礼易经旁注》。吕椿《尚书直解》已佚 《闽书》说：椿字之寿，是晋江人。起初跟随丘钓矶学习，家贫而隐居授徒。著有《春秋精义》《诗书直解》《礼记解》。黄镇成《尚书通考》十卷 存 镇成自序说：“《尚书》记载二帝三王的政事。所谓政，就是内心和事务的外在表现。因此，道德仁圣统属于内心，制作、名物则落实于事务，内外之道相合，帝王的政治就完备了。然而，统属于内心的道理，先后古今都相互吻合，没有二致；落实于事务的内容，礼仪、章法、器物却随着时代而有所因革，没有一成不变的。因此，探求帝王之心容易，考察帝王之事困难。何况后世儒者考察古代，不过以周代为依据；而秦人焚灭学术，周代典籍也多有残缺。如今想凭不完整的文字，考察上古旧制，就更加困难了。”然而从前紫阳夫子教人，必定告诉学者要有学习的次序。像《尧典》《舜典》中所说的历法、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礼、六乐，《禹贡》的山川，《洪范》的九畴之类，都必须逐一整理研究，使它们彻底明白。大概读书穷理，就是从器物制度通达义理，这是学者应当致力的事务。我正在把《尚书》教给孩子们，间或有人提问，不能立即回答时，就把相关考证的内容搜集、摘录出来；有些不能用语言说明的，就画成图来给他们看。至于各家的说法有不能贯通的地方，便间或附上自己的意见。旧图、旧说已经完备的，不再重复列出；有不完备的，就随条辨析说明。” “年年月月积累，渐渐形成卷帙。孩子们于是请求我整理它的始末，以便查寻考证，命名为《尚书通考》。我私下认为，学问有本末，道理没有精粗之分；礼乐、官名这些事，圣人尚且要询问，那么读这部经的人怎么能不探求其中的缘故呢？我正准备向博学君子请教订正，然后退回来传授给家人，使他们得到格物致知的帮助，也差不多就是紫阳夫子的教诲了。” 陈师凯《书蔡传旁通》

译六卷 存 黄虞稷说：“师凯是彭蠡人。至治辛酉年写成这部书。凡是蔡传中引用的名物、度数，他都一定详细考究出处。对蔡传的功劳很大。” 师凯自序说：“天道无心，却能成就万物的变化；圣人有心，却无所作为。正因为他有心，所以无所作为却没有什么不能作为；正因为无所作为却没有什么不能作为，所以一举动便成为天下的道路，一行动便成为天下的法则，一言语便成为天下的准则。这就是二帝三王不能不有《尚书》的原因。《尚书》既然存在，凡是一举、一行、一言，即使到了千万世以后，又怎么能够把其中每一项都完备地知道呢？这就是朱子、蔡氏师弟子不能不作传的原因。传既然出现，后来的读者如果不能探究朱子所传的内容，不能领会蔡氏所接受的内容，又不能像他们的同辈那样讲明它，那么即使有传，也仍然不能完备地知道。这就是鄱阳董氏要辑录、纂注的原因。然而他的辑录，只是问答很多；他的纂注，又只是专门家的个人见解。初学者在这里如果连本传还没有明白，却先去阅读博杂的内容，就会茫无边际，到底应该听从谁呢？董氏所纂，是通晓本传之后的事，大概不能凭它来通晓本传。这就是《旁通》所以另外编出的原因。唉！《尚书》有传，就像厅堂的台阶、房屋的门户，没有不经过它就能到达其地的。” “然而传文之中，片言只语的责难、一个字的隐义，读者在诵读之时呻吟于难解之处，欲言又止、语句艰涩的地方，并不是没有。何况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兵刑龟策、河图洛书、道德性命、官职封建之类的内容，不可能用一句话说尽。因此，《旁通》的笔法不嫌琐碎，专门致力于解释传文，当然不能仿效正义那样全部列举；只是遇到片言只字中应当寻绎、考训的地方，就一定旁征博引，完备记录，直到通晓为止。让初学者把本传放在前面，把旁通放在旁边；有尚未明白的地方，就转眼查看左右的解释，希望细小的疑问容易解开，大义容易通畅，顺着剖竹般的形势，求得如在掌中的归结。我看这样便会有融会贯通的希望，而没有欲言又止、语句艰涩的忧患。对于谈论道德性命而文理已经明白的地方，略作发挥；有些名物度数的细节如果解释过于简略，就详细考察出处，以达到不明白便不停止的意旨。由此先通晓本传，再涉及辑录、纂注，那么先入的理解就能确定，中间不会动摇，权衡取舍掌握在自己手中，也不会被外来的说法迷惑；近可以得到诸儒的本意，远可以考见朱子、蔡氏师弟子的传授关系。” “至于二帝三王之所以成为天下的道路、天下的法则、天下的准则，又在于他们本人罢了。虽然如此，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不避僭越，想为通晓大道的人讲道理，而是为初学的小孩子费心说明老师的学说。凭我浅陋的见闻，把这些陈述在通人面前，难道不会被讥笑为玉杯没有底吗？姑且把它收藏起来，等待知者。” 倪士毅《尚书作义要诀》四卷 存 赵汸说：先生守持自身、约束行为，从不以名声自高；侍奉双亲极其孝顺，以真诚待人，不是合适的人便不交往，不是自己应得的东西便不取。不是仁义道德的学说，或已经由郡中先师朱子评定过的内容，他从不拿来教人。即使大寒大暑，也没有一天停止功业而嬉游；终其一生，人们没有见过他疾言厉色、神色急迫。因此黟县人信服他的话，尊重他的行为。倪氏世代居住在休宁，先生名士毅，字仲弘。他的老师是陈寿翁，著有《四书辑释》。闽地书坊买得他的初稿刊刻，曾另行编写纂释体例，十分精密。书稿还未脱稿，他又准备依次撰写其他经书，都没有完成便去世了。考察可知，这部书是元代举子使用的兔园册，由东山赵氏撰作。仲弘改葬志称，他对于其他经书都没有完成。因此，这一定是书坊伪托的作品。吴师道《书杂说》六卷 未见 李公凯辑集《柯山尚书句解》。三卷 存 考察仲容对于《诗》采用东莱吕氏的说法，对于《书》却舍弃吕氏而采用夏氏的说法，大概是不偏主一家。吴迂《书编大旨》未见 吾丘衍《尚书要略》未见 周闻孙《尚书一览》未见。《吉水县志》记载：“周闻孙，字以立。至正辛巳年在乡里参加乡试，赴礼部会试，考中乙榜，被推荐进入史馆，参与编修《宋史》《辽史》《金史》。当时掌权者大多是辽、金旧臣的子孙，不肯把正统给予宋朝。周闻孙具疏争辩此事，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弃官回乡。不久授任鳌溪书院山长，后改任贞文书院山长。所著有《尚书一览》《河图洛书序说》。” 余氏【日强】《尚书补注》。已佚。杨维桢作墓碣文说：“日强，字产壮，昆山人。学问贯通六经和诸子百家，广泛融会而精密分析，谦退自持，不知自己学问有余。又擅长写文章，以六经为根基，不混杂异说。所著有《尚书补注》，收藏在家中。” 黄虞稷说：“日强本是福建吉田人，后来寄居太仓。” 朱氏【祖义】《尚书句解》。十三卷。现存。黄虞稷说：祖义，字子由，庐陵人。马氏【道贯】《尚书疏义》。六卷。未见。黄虞稷说：道贯，字德珍，金华东阳人，拜许谦为师，自号一得叟。丘氏【迪】《尚书辨疑》。已佚。《姑苏志》记载：“迪，字彦启，跟随熊朋来学习，著有《辨疑》。” 王氏【文泽】《尚书制度图纂》。三卷。已佚。《松江府志》记载：王文泽，字伯雨，别号梅泉，家居枫泾，迁居上海咸鱼港。多次参加科举都未中，任府学训导，去世后葬在横云山，秦裕伯为他的墓撰写铭文。韩氏【性】《尚书辨疑》。一卷。已佚。《绍兴府志》记载：韩性，字明善，防稽人。是魏公琦的后裔，征召、荐举都没有应命。去世后，赐谥“庄节先生”。邹氏【季友】《尚书蔡传音释》。六卷。现存。黄虞稷说：“季友，字晋昭，鄱阳人。《书传》《防选》多采用他的书。” 卲氏【光祖】《尚书集义》。六卷。未见。张景春说：“邵光祖，字▯道，父亲任官游历来到吴地，因而在那里定居。他博学通达，爱好古代事物，精研经传，穷究六书的防。张士诚占据吴地时，授任他为湖州学正，他没有赴任，于是终身以平民身份度过。” 方氏【传】《书蔡氏传考》。已佚。陈氏【研】《尚书解》。已佚。郑氏【翔】《尚书注》。已佚。方氏【公权】《尚书审是》。已佚。黄氏【艾】《尚书讲义》。已佚。郑氏【彦明】《尚书说》。已佚。方氏【通】《尚书义解》。已佚。黄氏【力行】《书传》。已佚。赵氏【杞】《尚书辨疑》。未见。考察叶氏《菉竹堂目》记载了此书，只说一册，没有卷数。

译季氏【仁寿】《春谷读书记》。已佚。《括苍汇记》记载：季仁寿，字山甫，龙泉人。元末，因荐举任慈溪教谕，改任松阳教谕，转任婺州教授。《经义考》卷八十六。《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八十七。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书》十六 刘三吾等编纂的《书传旁选》六卷 存世 《实录》记载：洪武十年三月，皇上与群臣讨论天体以及太阳、月亮和五星的运行。翰林应奉傅藻、典籍黄麟、考功监臣郭傅都以蔡氏所说的天体左旋来回答。皇上说：“天体向左旋转，太阳、月亮和五星都向右旋转。二十八宿是经星，附着于天体而不动；太阳、月亮和五星是纬行于天体的星体。我自从起兵以来，和善于推算天象的人一起仰观天象，已经二十三年了。曾经在天气清朗的夜晚，指着一宿作为参照，太阴位于这颗星宿的西边，相距约一丈；等到一整夜过去，太阴就逐渐越过它而到了东边。由此看来，太阴是向右运行的。历法家也曾这样讨论过。蔡氏说它向左旋转，这只是儒家的说法。你们不加明辨就议论，难道这就是所谓格物致知之学吗？”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诏令征召儒臣，订正宋儒蔡氏的《书传》。皇上阅读蔡氏《书传》时，发现其中关于太阳、月亮和五星运行的说法与朱子的《诗传》不同，其他注释说法与鄱阳邹季友所论，也有些不妥。于是下诏征召天下儒臣来订正它。太子少保唐铎等人于是举荐致仕的翰林编修张美和、致仕的国子监博士钱宰、致仕的助教靳观、教授高让、学正王子谦、教谕张士谔、俞友仁、何原铭、傅子裕、周惟善、训导唐棐、周宽、赵信、洪初、万钧、王宾、谢子方、吴子恭，以及博士解震、熊钊、揭轨、萧尚仁、萧子尚、王允升、张文翰、张思哲、宋麟，并派行人乘驿马迅速传诏征召他们。九月己酉，《书传》订正完成。当初诏令征召国子博士钱宰等人，他们到达后，皇上向他们说明订正《书传》的意图，并且问道：“你们懂得天象吗？”众人都回答不知道。皇上说：“我每次观察天象，自洪武初年起，曾有黑气凝聚在奎宿、壁宿之间，那是文章的府库，我对此非常惊异。今年春末，其中的黑气开始消散，文运就要兴盛了。你们应当考察古代、订正当今，有所著述，以符合我的心意。”于是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主持此事，在翰林院设局订正这部书。当时皇上对诸儒礼遇十分优厚，各自赏赐彩绮、缯帛、衣服、被褥等物，又亲自作诗，命他们依韵唱和。朝参时，他们排列在侍卫之前；宴享时，他们按次序坐在殿中；有时还在酒楼设宴赐钞，他们也各自献诗谢恩。皇上非常高兴，又派礼部尚书任亨泰去告谕诸儒，说有年老愿意回去的，可以先遣送回去，众人都愿意留下。到这时书编成了：凡是蔡氏《集传》中正确的便保存，错误的便订正；又汇集各家的说法，补足其中的缺漏。刘三吾等率领诸儒进呈。皇上赐名为《书传旁选》，命礼部颁行天下。赐诸儒宴饮和钞币，并让他们乘驿马回去。考察《书传》和《旁选》可知，记载的纂修人员中没有靳观、吴子恭、宋麟，却有国子祭酒胡季安、左春坊左赞善门克新、右春坊右赞善王俊华、翰林修撰许观、张信、编修马京、卢原质、齐麟、张显宗、景清、戴德彝、国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静、儒士靳权，共十五人。大概是永乐年间修《实录》时，因为许观、景清等人都因获罪而被列入逆党，于是牵连同类，将他们删去了。刘三吾序说：如今天下车轨相同，文字相同，行为遵循相同的伦理。在大德圣人处于天子之位的时候，应当全面议定礼仪制度，考订文字典籍。若论六书，没有比《书》更古老的；若论帝王治理天下的大法，没有比《书》更完备的。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五十八篇，诸儒的训释注解又各有不同。到了宋代，九峰蔡氏依据他的老师朱子的嘱托，作成《集传》，几乎把义理都阐发尽了。然而这部书成于朱子去世之后，不能没有值得议论之处。例如《尧典》说天与日月都向左旋转，《洪范》中“相协厥居”的解释，说这是上天荫庇下民，也有不恰当之处，应当考察订正这些说法，以启示后世。我三吾充任翰林，曾多次把这些说法报告给皇上；皇上同意后，便召集天下儒士，仿照石渠阁、白虎观的旧例，和我们共同校订。凡是蔡氏说得正确的就保存，错误的就订正；旁采各家的说法，补足其中的缺漏。书成后，赐名为《书传旁选》。现在把所引用的先儒姓氏制定为凡例，列在书后。祝允明说：“高皇帝的圣学超群卓绝。他依据《尚书》中咨访羲和以及‘惟天阴骘下民’这两节，认为蔡沈的注释有错误。曾经问群臣：‘七政向左旋转，是这样吗？’编修答禄与权仍以蔡氏的新说回答。皇上说：‘我自从起兵到现在，从未放置步漏而观察过，难道可以听信儒生腐朽的空谈吗？’于是命令诸儒臣改正，编成《书传旁选》，颁示天下学者。大意说：‘从前元代科举考试，专门以蔡传作为《尚书》的命题依据，其中天文一节已经错误。它说太阳、月亮跟随天体向左旋转；如今仰观天象，实在不是这样。应当以朱子《诗传》“十月之交”篇注释中的说法为正确。’又如《洪范》中“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一节，全都把这些话归于天，不知道“阴骘下民”是上天的事情，“相协厥居”是人君的事情。什么叫“上天阴骘下民”？就是使风霜雨露调和，四时运行、五谷成熟，确立众民的生存根本，这就是上天的阴骘。什么叫“君主相协厥居”？就是施行五教来教导百姓，明定五刑来辅助教化，使强者不能欺凌弱者，多数不能暴虐少数，使各人都能安居。若按蔡氏的说法，那么“相协厥居”的事情全都交给上天，而君主只安然自处，奉承上天、勤劳抚民的政事几乎彼此无关，这难道又是上天保佑下民、树立君主为君为师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