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五

译虞集作序说：以上《四书章图纂要》，是新安程君复心所著。这部书大概取用了朱子《论语》《孟子》的集注以及《大学》《中庸》的章句。其中有相对的内容，如体用、知行之类；有相反的内容，如君子、小人、义利之类；有排列成类的内容，如学、问、辨、思、行之类。它随着义理确立体例，逐章绘图，以探究朱子作书的旨趣。他的用意可以说既勤奋又切实。皇庆二年，有关官署把程君和他的书推荐给朝廷。第二年，他以徽州路儒学教授的身份致仕归乡，年仅六十岁。后来他偶尔拿出这部书给我看，让我为之作序。我说：从前制作图的人，大概还没有书，只是姑且借助奇偶的图画，模拟那不可测知的迹象，显示可以看见的形象；推演方圆、逆顺的形体，以穷尽消长变化的奥妙。这些内容简约深奥而微妙，不容易理解。后来圣人和贤人有所著作，才进一步推演并用言语说明，于是天地人的深藏意义便都得到揭示。这样说来，书本来就是用来阐明图的。如今程君的图，则又是用来阐明书的。孔门诸弟子叙述夫子所说的话，以及曾子、子思、孟子所作的论述，光辉灿烂，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又有周子、二程子、张子以及他们的门人弟子共同讲明这些道理，圣贤深微的言语和宏大的意义，难道还有没有穷尽的吗？到朱子为它们编纂集注、章句以后，才汇聚众说而归于一统；他所达到的兼采博取而又归于简约的功力，是千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凡是关于始终、本末的学说，内外、精粗的辨析，都条分缕析，灿然有序。如今这部书家家收藏、人人诵读，然而学习它却不能深入体察的人仍然很多。舍弃朱子的言论，又凭什么知道四书的旨趣？但如果不能贯通其中的条理，分辨其中的条目，那么朱子立言的用意，又怎么能够领会呢？这样说来，程君作图，可以说有功于考亭，有益于同道了。虞集不才，反复阅读，反复赞叹，恭敬地记下这些话并归还此书。虽然如此，我曾听说：‘书不能完全表达语言，图不能完全表达意旨。’又说：‘体和用同出一源，显和微之间没有隔阂。’唉！怎么才能借助子见的图，领会语言而忘掉图；又借助语言领会意旨而忘掉语言，和他共同讨论这些道理呢？延祐元年三月甲午。杨载作序说：‘四书，是王道的骨髓，是五经的根基。自孟子以后，便没有在世上流传。伊洛的大儒开始发扬它的端绪，到了文公，终于寻究并完成了它。文公的学生有一万多人，著名的有几十人。文公虽然贵为从官，却常常把自己放归山林之间，深入幽僻、穷究深奥，来到人迹不到的地方，从容度过一年，研求训诂，判定章句。遇到文辞有曲折、意义有难以说明之处，便常常和弟子们互相诘问辩难，反复推求。五三圣人把道相互传授，寄托在文字之中。即使是皋陶、伊尹、傅说一类人，大概也只是略有所闻；相隔千年以后，想反过来探求它的旨趣，难道不困难吗？文公凭借希求成为圣人的才智，接续伊洛诸儒的脚步，编纂旧有的学说，把性命、道德阐发得毫无遗漏，整饬人伦纲纪，使人道得以生生不息而不至于灭绝。他的书已经流传到八方之外；即使语言不通、文字不同，翻译给异族之人，也同中国没有差别。然而文公所成就的事业宏大，包罗万类，沉思默想，昼夜不停；直到临终之时，仍在修改、增补、编纂，使其没有缺漏遗失。这也是文公对后人的期望。’ 程先生出生在文公的乡里，传授并承继这部书，完全有师法可循。他担心学习者只致力于把道理拆碎成零散文辞，破坏大道；或者只拾取一二处，任意妄加诋毁。因此凡是文辞有异同、意义涉及疑似之处，都列出绘图，使学习者对于文公的言论能够明白于心，不再产生疑惑。譬如有人在都邑游历，想到同乡人不能到达那里，便写作都邑志赠给他们；后来又有人根据这部志书绘成图。既然绘成了图，观看的人就更容易明白。程先生的品行义理非常高尚，大概就是所谓真正知晓而又亲身实践的人，所以他的言论综合考核，深厚坚实，都有依据。学习者观看这部书，就像砍伐邓林而借助锋利的斧头，所得难道不会又多又快吗？延祐元年后三月十一日。臧梦解作序说：混沌还没有被凿开、鸿蒙刚刚萌发时，本来还没有图。自从宓牺氏统治天下，黄河中出现龙马，背负河图。圣人由此揭示造化的机理，阐明鬼神的奥秘。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以及由此生生不穷的道理，实在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于是《易》有图一百二十二，《书》有图七十七，《诗》有图七十六，《礼》有图一百一十二，《记》有图九十八，《春秋》有图一百二十六，六经的图于是完备了。其他如五行有图，天文有图，地理有图，三礼有图，绍运有图，器物制度也各有图。图并不是不多，只是四书章句、集注还没有人作图。林隐程君生在文公的乡里，立志学习文公之学，并且自己领会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心意。他用力于四书，阐发微妙，剖析幽深，分章编图，历时将近三十年，书才完成。又间或提出自己的见解，用来发明文公尚未说尽的内容，题名为《四书章图纂释》。后来的学者如果能够借助图来寻求理解，再由理解来寻求经义，那么四书的义理就会明白地呈现在心中。这难道不是后学的指南、读书的捷径吗？我曾听文公教导学生时说过：‘求学问必须先学《大学》，其次是《论语》，再次是《孟子》，最后是《中庸》。’又说：‘《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的道理灿然明白，只是人们不肯去探究罢了。如果能理解这四书，还有什么书不能读，还有什么道理不能研究，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处理呢？’这话说得多么深切啊！用文公的话来检验林隐的图，可见它使人容易明白，对于世间教化确实很有补益。何况如今皇帝嘉奖并惠及斯文，勉励学校，宣扬教化；东宫喜爱听讲经书，尊崇儒学，重视道义，乐于行善，喜爱贤才。我因此知道林隐的图可以自行显明其价值。把它进献给朝廷，不只是斯文之幸，也是天下之幸。所以我为这部书感到高兴，并乐于称道它。至大三年六月六日。

译袁桷作序说：象数可以用图来说明，名称和意义却不能用图来说明。用图来说明，它难道也有根本依据吗？从前圣人观察天象，创制图式；依据图式写成书，来对天地万物加以范围和阐发。由书开始贯通以后，图的奥秘若没有书，就不能完全表达。这是书能够阐明图的一面。后来的圣人继承并阐述前人的事业，遵循文字来演绎图式，说明器物、尺度和物象的细微之处，以及刚柔、善恶相应的道理。就像天体默默地在枢纽上运行，那些不能靠绘画表现出来的内容，仍然要借助名称来确立意义。这就是图辅助书而不可废弃的地方。二者的作用，各有先后；若要把它们合在一起说明，我却不知道该怎样说。自从正心诚意之说兴起，论说便茫然没有边际。朱子对此忧虑，于是以有据可依的内容为主，而体用、知行的学说，确实切合学习者实际用功的需要。百余年后，五经被废弃，人们又草率地拾取近似之说，端坐在那里粉饰门面，然而根本源流全都不能考察。礼以敬为主，理以善为主；用这一句话概括讲学的方法，学术已经糜烂到不可挽救的地步。新安程子见取《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内容，把切合自身的部分剖析绘图，以辅助朱子的教诲。也使人知道求学有次序，并不是字面意义所能穷尽的；逐条分列、逐项举出，必须有人能够笃实行之并亲自体会，才足以尽知这门学说的要旨。他的勤奋和深厚，可以说是做到了。过去真文忠公撰写《读书记》，把仁义、性命的学说各按类别归纳。先正肃公作书进献给他说：‘如果这样的书完成，学习者就能够自由地施展了。’如今这部书完整地保存着；看看今天那些谈论义理的人，与古代贤者没有什么不同，但考察他们所学的内容，却比朱子的忧虑更加严重了。子见的图，一定能够有所拯救吧。薛瑄说：‘程复心的《四书章图》把义理拆得支离破碎，反而使学习者产生更多疑惑。姓谱记载他是婺源人，调和辅氏、黄氏的学说而加以折衷。逐章绘图，又为图作说明，名为《四书章图总要》。’ 黄虞稷说：复心，字子见，取用文公的《四书集注》，分章剖析义理，分别布列成图；又取语录等书，辨别考证异同，增删详略，名为《纂释》。至大戊申年，江浙儒学提举司向行省报告此事。皇庆癸丑年，行省将此事进奏朝廷，朝廷特授他徽州路儒学教授之职；他致仕，领取半俸，终身如此。吴氏【存】《四书语录》亡佚。薛氏【大猷】《四书讲义》亡佚。《姓谱》记载：他是汤阴人，早年考中甲科，后来放弃做官，隐居授徒，有《四书讲义》。戚氏【崇僧】《四书仪对》二卷。亡佚。萧氏【镒】《四书待问》八卷。现存。萧镒自序说：‘四书中有疑难之处，朱门师友已经辨析得很详细了；但这些辨析散见于他们各自所著的书中，读者难以逐一阅览，还没有人把它们汇合起来。朝廷选取士人，以经书疑义作为考试文章的首要内容，大概是想使我们这些读书人努力学习，通过探求圣贤立言的微妙意义来求取功名。然而有些人却昏昧不明：例如《大学》解释“道”字时，明明是言说之道，却把它当作道理之道；性善之理是贤愚都共同具有的，却说愚人得到的是虚伪之性；“博文约礼”重点在实行，却说它主要在于求知；“详说反约”专门讲求知，却说它主要在于实行。等到他们已经在乡试中考中，名列天府，便更加把这些细微差别看得无关紧要了。后来我客居建城，和友人欧阳养正读书期间，随时搜集材料，于是编成这部书。所收都是先儒遗留下来的言论和绪论，以及当时不违背师说的意见，间或也附上我一两句粗浅的话。至于欧阳养正所述，则另列为“蕞自修”一类加以区别。全书共五百四十问，一百一十七则，按照经书的篇章次序编排，题名为《四书待问》。我不敢把它比作叩钟，只是希望借此等待有关官署的询问，或许能够使回答不至于穷尽。把这些问题分类探求，那么凡是经书中的疑难，都可以旁通而全部得到理解。这部书的编纂，本来是为了便于应试举子阅览；如果由此能够领会其中义理，那么对于穷究义理、尽明本性的功夫，益处尤其重大，而对于求取功名来说，反倒只是余事了。’ 泰定甲子年冬至日。杨士奇说：“《四书待问》八卷，是元代临江人萧镒为科举之学而设置的。元代▯屋有《四书疑问》，明朝初年实行的三科仍然如此；洪武甲子年才改为《四书义》。” 陆元辅说：萧镒，字南金，临江人。欧阳氏【侊】：《四书释疑》。已失传。黄氏【清老】：《四书一贯》。四十卷。未见此书【《一斋书目》中有著录】。陈氏【刚】：《四书通辨》。未见此书。黄虞稷说：“字子潜，温州平阳人，跟随胡长孺学习，人们称他为潜学先生。” 王氏【桂】：《四书训诂》。未见此书。黄潜说：“王桂，字仲芳，东阳人，任丽水县主簿。” 何氏【文渊】：《四书文字引证》。九卷。未见此书。黄虞稷说：“河南人何文渊，是泰定年间的人。” 陈氏【尚德】：《四书集解》。未见此书。黄虞稷说：“宁德人，号惧斋，隐居不做官。” 考察石堂陈氏，字尚德，也是宁德人，但没有听说他的号是惧斋，或许是另外一个人。瞻氏【思】：《四书阙疑》。已失传。祝氏【克】：《四书明辨》。已失传。涂氏【溍生】：《四书断疑》。未见此书。黄虞稷说：“字自昭，宜黄人，任福州濂溪书院山长。” 蒋氏【▯】：《四书笺惑》。未见此书。陆元辅说：“东阳人蒋▯，字子晦，别字若晦，跟随许谦学习，门人私下谥为贞节先生。” 马氏【莹】：《四书答疑》。已失传。陈氏【樵】：《四书本防》。未见此书。

译吴氏【成大】：《四书图》。已失传。王瓒说：字浩然，瑞安人，至治辛酉年考中，官至永嘉县丞。傅氏定【保】：《四书讲槀》。未见此书。黄虞稷说：“南安县人，任平江路儒学。” 冯氏【崋】：《四书直解》。未见此书。黄清老说：“冯崋，字君重，闽县人，任南剑州儒学教授。” 倪氏【士毅】：《四书辑释》。三十六卷。现存。汪克宽作序说：《四书》是六经的阶梯。从东鲁圣师孔子，到颜、曾、思、孟，传授心法的要领，除了这部书便无从寻求了。孟子去世后，圣人经典沉晦了一千五百年。直到濂、洛诸儒，首先打开关门、启发蒙昧，以揭示失传的奥秘。我的老师紫阳朱子，又汇集诸儒的成就，扩充往圣遗留下来的蕴含，撰成《集注》《章句》和《或问》，来惠益后学，使最高的道理如明亮的太阳般昭著，真是光明盛大而无以复加了。然而其文辞和义理浑然一体，仍然像经书一样；即使是登门受业的弟子，有时也未能穷究其精微、掌握其要旨，更何况昏昧的初学者呢？近世儒者担心诵读学习困难，于是把朱子一生用来讲论学问的话，以及他弟子训释的话，疏解在朱子注文的左边。真氏有《集义》，祝氏有《附录》，赵氏、蔡氏有《集疏》《纂疏》，相继编成书。吴氏的《集成》最后出现，大概是想广泛采集并加以统一。但在辨析论说时，未能做到明白透彻；在取舍之间，也颇不精审，读者为此感到困扰。近年来，家家各自立说，人人各自著书，如同在屋下架屋、在床上重叠床铺，争奇斗异，私自把自己列入作者之中，刻在木板上传给众人，却不知道这种做法的害处，实在更加可叹。同郡定宇陈先生说：“▯胡先生看到《集成》一书流行于东南各地，辗转沿袭错误，没有人知道该取舍什么，于是分别摘取其中精纯的内容，删削繁复、补足缺略之处，使其足以满足自己的意旨。”陈先生著有《四书发明》，胡先生著有《四书通考》，都足以革除从前的弊病。陈先生晚年还想把这两部书合为一部，但没有实现。我的朋友倪君仲宏曾经跟随陈先生学习，对于讲习切磋和传授承受的内容，熟悉而且详尽，于是汇集两家的学说，逐字寻求训释，逐句探究要旨，汇聚精要，考订讹误，命名为《四书集释》。学者由此探求朱子的本意，那么对学问的理解就已经过半了。至正辛巳年，建阳人刘叔简得到这部书的抄本并刊刻。两年以后，倪君仍担心其中还有未达到尽善之处，于是就在旧本上重新加以订正，比以前更加精密。近来他拿出这部书，请我为它作序，说明编纂的缘由。我私下认为，书固然不能不理解，理解固然不能不详尽；然而义理贵在反复玩味探究，才会有自己领悟的功效。读这部书的人，如果不能沉潜其中，反复研读，探求它的意义并反求自身，只是把它当作口头和耳朵的工具，那么就不是朱子对后学的期望了。” 倪君说：“是这样。”于是我为它作序并写下这些话，以记在卷首。杨士奇说：《四书辑释》四册，是倪士毅编纂的，所依据的是朱子的《四书集注》。后世儒者和先儒加以推广阐发的，不下几十家。如今读《集注》的人，独以《集成》和这部书为主要凭借，其他著作不能全部得到。吴氏《集成》内容广博而杂乱，不如这部书醇厚之处多、瑕疵少。” 薛瑄说：“在《四书集注》《章句》之外，倪氏《集释》最为精练简明。”黄虞稷说：“士毅，字仲▯，休宁人，在黟县授徒，学者称他为道川先生。汇集胡云▯、陈寿翁的学说，逐字寻求训释，逐句探究要旨，汇聚精要，考订讹误。” 万授一说：朱子《集注》流行以后，当时的儒者担心后学诵读学习困难，于是分别加以诠释。勉斋有《通释》，并把语录、附录采集在《大学章句》之下；最初是西山真氏，命名为《集义》。祝氏宗道仿照它编成《四书附录》，格庵赵氏有《纂疏》，克斋吴氏有《集成》，定宇陈氏有《发明》，云峰胡氏有《四书通》，仁山金氏有《指义》。从宋代到元代，不下几十家；但在阐明义理、采择精当方面，没有比道川倪氏的《辑释》更好的。道川是元末人，是陈定宇的高足，隐居新安，与赵东山、汪环谷交好。明永乐年间，诏令群臣编纂《大全》，实际上以他的书为依据。后来《大全》流行，学者便很少知道还有《辑释》了。史氏【伯璿】：《四书管窥》。

译五卷。未见此书。陈高作序说：“圣贤的话，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其中存有道。因此，凡是寻求道的人，不可以不从他们的话中获得道理。如果不能理解他们的话，却想用来阐明道理，就好比要到一个国家去却不沿着道路走，从来没有能够到达的。可是圣贤对于言语，有时说得浅近而旨意深远，有时言辞简约而意义精微；大的方面无所不周全，小的方面无所不贯通。它们记载在典籍中，宏大深厚而简约奥妙，但其中的道理实际上都具备于我们的心中。学习的人不能把它看得轻易，也不能用偏僻的方法去求取。若把它看得轻易，就会草率而疏略；若用偏僻的方法求取，就会穿凿附会。这样每天诵读圣贤的话却不能通达它的意义，那么对于求道来说，不是相距很远吗？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著作，是承载道的著作。自从朱子撰作《集注》《章句》，解释其中的义理，概括它的宗旨，他的学说便在世间大为显明；其文辞详密，意趣悠长，为天下学士共同尊崇信奉。至于受业弟子和私淑弟子，又为它们发明余绪，推演增广，纷纷间或出现，层出不穷；也有人背离违背朱子之说。文章日益繁多，辨析日益兴起，岔路越多而道理越幽深。假使读书的人不舍弃源头而去寻求支流，反而舍弃共同之处而趋向差异，君子大概会为此忧虑。” 我的同乡先贤史君文玑，刻苦求学，坚信并坚守朱子的学说，反复研究将近三十年，终于取各家纂辑的著作加以取舍；对于悖谬的地方加以剖析驳斥，对于隐晦不明的地方加以引申说明，从旁贯通、曲折畅达地写在简册上，命名为《管窥》。这可以说是对朱子有功了。唉！把标新立异作为高明，把追求奇异作为时尚，是治学的大弊病。《管窥》的写作，大概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吧？孟子说：‘广泛学习，详细说明，是要由此返回到简约。’学习的人依靠这部书来明白朱子的学说，然后由详细返回简约，以求贯通圣贤的话，那么他所达到的道，差不多就可以了。” 杨士奇说：《四书管窥》四册，是永嘉史伯璿【文玑】所著，大概是在饶氏《辑讲》、吴氏《集成》、胡氏和陈氏《发明》、金氏《考证》、许氏《丛说》、倪氏《辑释》之后出现的；它评论各家的过失，都平正公允。确实的刻板在永嘉郡学。永嘉人叶琮任黄州府知府时，又刊刻后置于府学。黄虞稷说：伯璿是温州平阳人，元代隐居不做官，辨析各家学说中与朱子相违背的地方。韩氏【信同】：《四书标注》。已失传。马氏【豫】《四书辑义》六卷 未见 张萱说：“马豫的《四书辑义》，内阁所藏共有十四册。” 汪氏【炎昶】《四书集疏》已散佚 《徽州府志》记载：汪炎昶，字懋逺，婺源人。他取朱子的《四书》，广泛采集、详细选择各家说法，阐发其中精微的义理。每当有所心得，就加以疏解，积累成书，名为《四书集疏》。赵氏【迁】《四书问答》一卷 未见 孟氏【梦恂】《四书辨疑》未见 《浙江通志》记载：孟梦恂，字长文，黄岩人，代理台州学录。至正年间，设置防御以抵御寇盗，他因功被授任宜兴州判官，后来去世，谥号康靖。谢铎说：《四书辨疑》是孟梦恂所著。袁氏【俊翁】《四书疑节》十二卷 未见 曾氏【贯】《四书类辨》已散佚 【缺】边氏【昌】《四书节义》已散佚 卢熊说：“昌字伯盛，吴人，隐居授徒。张氏占据吴地后，以礼征召他，他没有前往。” 黄氏【寛】《四书附纂》已散佚 杨氏【维桢】《四书一贯录》未见 无名氏《四书集注》未见 杨士奇说：“以上这部《四书集注》，其句读和旁注的编排方法，兼取勉斋黄氏、北山何氏、鲁斋王氏、导江张氏各本的长处；宣城张师曾为它加以参校，并增补音义考证，大概是善本。刻板在常州府学，另外鄞县也有刻板。” 《四书附录》十一册 已散佚 张萱说：编次和姓氏都不详。《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五十六 翰林院检讨朱▯尊撰写 《四书》【五】朱氏【升】《四书旁注》十九卷 现存 蒋氏【允汶】《四书纂类》未见 黄虞稷说：“字彬夫，永嘉人，元代进士，洪武初年任本府训导。” 陶氏【宗仪】《四书备遗》已散佚 王氏【逢】《四书通义》未见 黄虞稷说：“逢字原夫，是江西乐平人，拜洪野谷为师。野谷是朱公迁的弟子。宣德初年，王逢因荐举任富阳县儒学训导，又因通晓经学被征召，均未就任。学者称他为松坞先生。” 何氏【英】《四书释要》未见 黄虞稷说：何英是王逢的弟子。景氏【星】《四书集说启蒙》缺《论语》《孟子》，未见 景星在自序中说：“我幼年承父亲之命，继承儒业，却苦于没有固定的老师。十六岁时，才得以出门到伯父黄先生那里求学。先生说：‘你想要学习，必须先熟读《四书》，把它作为根本，然后才可以读其他经书。’于是我白天诵读，夜里思考，不敢稍有懈怠。居住了四年，才开始通晓其中的大义。后来想要通晓经学、学习科举应试的学业，先生又带我进入郡学，让我向勾乗杨先生学习《春秋》经。当时师友之间相互切磋，互相询问辨析，所得助益很多。后来又得到《诸引翼书》来启发自己，这才更加知道《四书》的深奥义理，是不可不深入探究的。因此我不顾自己的平庸愚钝，冒昧地利用抄写读书的空闲，汇集各家学说，反复玩味、详细体会，分经另作注释，妄自加以取舍。十年之内，搜集整理成编，题名为《四书集说启蒙》，准备在私塾中用来教训子孙。后来有一两个志同道合的人，担心它日久散佚，便把它刊刻出来，以便初学者使用。只是我冒昧妄为的罪过，已经无法逃避，还希望各位明理的君子重新加以订正，评定其是非，这就是我的志愿。”至正壬寅年。《姓谱》记载：景星，字德辉，余姚人。洪武年间，任杭州儒学训导。他的学问长于《春秋》，如今只有《四书启蒙》流传于世。郑氏【济】《四书讲解》未见 黄虞稷说：“郑济是闽县人，洪武年间任儋州学正。” 赵氏【新】《四书说约》已经散佚。黄虞稷说：“新，字彦明，乐清人。洪武年间，历任布政使，后来改任翰林院修撰，退休。” 叶氏【仪】《四书直说》未见传本。张氏【宣】《四书▯本》未见传本。王氏【廉】《四书详说》

译缺卷。尚存。刘昌说：“《四书详说》是苏州知府况公钟在府学刻印的。袁▯作序，认为是王廉、熙阳所作。他说，熙阳任渑池县丞时的稿本，留在曹端家中刊刻。书刻成后，便流传到各处。曹端任霍州学正时，发文给苏州，说《四书详说》是他自己所著。书中《孟子》有一段校定‘白马之白’的话。他又说，熙阳已经因获罪受刑，不应有著书之名。熙阳任山西左布政使时，因公事而死，并不妨碍他著书。曹端辨明《四书详说》是熙阳所著，这一点可以；但说熙阳因受刑便不应有著书之名，就不对了。陆元辅说：‘周文王在羑里推演《易》，司马迁受腐刑后撰写史书，郝经在拘禁之处撰传《春秋》。洪武年间，叶子奇也在狱中撰写《草木子》。著书与受刑原本并不相妨。’《月川遗书》流传于世，其中颇有内容应当归还给熙阳名下。” 冉氏【庸】《四书精华》已经散佚。张氏【洪】《四书解义》二十卷。未见传本。黄氏【鼎】《四书精义》未见传本。刘氏【醇】《四书解疑》四卷。未见传本。朱氏【谧】《四书述义》未见传本。胡氏【广】等《四书大全》三十六卷。尚存。明成祖文皇帝御制序说：“我认为，从前圣王承继天命，确立最高准则，用道治理天下。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相互传授承接以来，对上以此接受天命，对下以此承受天命，大都能够达到和乐兴盛、长久不衰的局面，没有超出以道作为治理原则这一点的。到了秦、汉以来，有时治理得好，有时治理得不好，有时长久，有时短暂，大都不能达到古代的盛况，有的是忽视了道而不实行，有的是实行了却不纯正，所以天下最终没有善治，人民也不能享受至治的恩泽，怎能不令人叹息！道存在于天下，并没有古今的区别；人从上天禀受的本性，也没有古今的不同。为什么后世治乱得失与古代相距如此遥远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道没有得到阐明和实行。道不明、不行，难道是道本身的过错吗？这既然是世道的责任，谁能够推辞呢？如果知道治理世道的责任在自己，就一定能担当起实行此道的重任而不敢忽视；这样，道哪里会有不明、不行的情况，世道哪里会有不能治理好的道理呢？朕继承皇考太祖高皇帝的宏大基业，登基以来勤勉不懈地谋求治理，常常忧虑自己承担君主兼师长、治理兼教化的重任，唯恐不能胜任。我私下想到，帝王的治理，根本都在于道。所谓道，就是人伦和日常生活中的道理，起初并不需要凭借外在事物。最初圣人尚未出生时，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圣人出生以后，道存在于圣人身上；圣人去世以后，道存在于六经之中。六经，是圣人治理天下所留下的事迹。六经之道得到阐明，天地与圣人的心意就可以看见，至治的功业也可以成就；六经之道不明，人们的心术就不正，邪说和暴行便会逐渐侵入、侵害，想求得善治，怎么可能呢？朕对此感到忧惧，于是命儒臣编修五经、四书，汇集各家的传注编成《大全》。凡是有阐发经义的就取用，违背经旨的就删去；又辑录先儒已经成书的著作以及他们的论议、格言，作为五经、四书的辅助，对有益于此道的内容分类编成书帙，命名为《性理大全书》。编成后进呈，共二百二十九卷。朕偶尔阅览，内容广大而完备，就像江河有源头和下游、山川有条理一样。于是圣贤之道灿然重新显明。所谓考察于三王而不谬误，树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询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感到迷惑。圣人的道多么伟大啊！难道可以把它据为私有吗？于是命工匠全部刻版印行，颁布天下，使天下人能够看到经书的完整内容，探究圣贤的深意；由此穷究事理以明白道，树立诚意以通达根本，在自身上修养，在家庭中实行，用于 国家并推广到天下，使国家的政教没有差异，家庭的风俗没有分别，大大恢复淳厚古朴的风气，以继承先王的传统，成就熙和安乐的治理，将一定有赖于此，于是写下这篇序。永乐十三年十月初一日。杨荣后序说：“太宗文皇帝临朝执政时，早晚勤勉不懈，大力兴办文教，把弘扬此道视为自己的责任。在处理万机事务的空闲时间，曾与儒臣讨论，认为四书虽然有宋儒朱熹为之作集注，以便利学者学习，然而群儒的学说颇有异同，纯正与驳杂不一，至今将近三百多年，纷纷杂陈，没有人知道应当听从哪一种。如今想要加以辨正、贯通，去掉驳杂的，保留纯正的，希望圣贤之道能够明白昭著。臣杨荣有幸任侍从，恭敬地奉承圣上的教诲，怎敢不敬慎承办？谨将四方学者的说法汇集编成此书，皇上亲自斟酌取舍来定稿。书编成后，特意赐名为《四书大全书》，随即颁布天下学校。凡是从事圣贤之学的人，没有不欣喜的，好像拨开云雾仰望青天，又好像砍除荆棘寻找大路，坦然没有疑惑，释然有所领悟，确实是万世的宝书。我的同乡、建阳人叶添德，家中一向崇尚文化、喜好学习，在学校中博学雅正，得以看到此书，便请求抄录，刻版印刷，以扩大它的流传。于是带着书来到京师，请我为它作识语。奉扬皇上的盛大德行和美好心意，使其昭示无穷后世，是臣下的职责。从前太宗文皇帝诚心诚意编纂此书，以嘉惠天下和后世，对圣门的功劳很大。然而添德作为民间的杰出人物，竟能广泛传播并使它盛行，这就是他超出众人的地方，难道不是很远吗？这件事值得嘉奖。因此我拜手作揖，在后面写下这篇识语。顾炎武说：自从朱子撰作《大学》《中庸》的章句、或问以及《论语》《孟子》的集注以后，黄氏【干，字直卿，号勉斋先生】有《论语通释》，把语录采集附在朱子章句之下；把语录附在章句之下，开始于真氏【德秀，字希元，号西山先生】，书名叫《集义》，但只涉及《大学》一书。祝氏【洙，字宗道】于是仿照它加以补充，作成《四书附录》。后来有蔡氏【模，字仲觉，号觉轩先生】的《四书集疏》、赵氏【顺孙，号格庵先生】的《四书纂疏》、吴氏【真子，号克斋先生】的《四书集成》。过去的评论者嫌它们内容泛滥，于是陈氏【栎，字寿翁，号定宇先生】作《四书发明》，胡氏【炳文，字仲虎，号云峰先生】作《四书通》。定宇的门人倪氏【士毅，字仲弘，号道川先生】把这两部书合为一部，并作了不少删改订正，名为《四书辑释》，有汪克宽作序。至正丙戌年，到了永乐年间命令儒臣编纂《四书大全》，颁给学官以后，这些书便都废置了。

译倪氏的《辑释》，如今可见于刘用章【剡】所刻的《四书通义》中。永乐年间编纂的《四书大全》，只略有增删；论述详略方面，有的还不如倪氏之书。《大学》《中庸》的或问部分完全没有不同，但间或有错误。至于《春秋大全》，则完全承袭元人汪克宽的《胡传纂疏》，只是把其中‘愚按’二字改成‘汪氏曰’，又添入庐陵李氏等一两条而已。《诗经大全》则完全承袭元人刘瑾的《诗传通释》，只是把其中‘愚按’二字改成‘安成刘氏曰’。其余三经，后人都没有见过旧书，也未必不是因为承袭前人。当时儒臣奉诏修纂《四书五经大全》，朝廷发给膳食钱，供应笔墨纸张，书成之日还赐金、升迁官秩，国家为此耗费了不知多少。原以为此书编成后，可以彰明一代教学的功绩，开启百世儒林的源流；没想到只是把已经成书的著作抄写一遍，对上欺骗朝廷，对下欺骗士子。唐、宋时期有过这样的事情吗？难道不是因为骨鲠之臣已经在建文年间消失，而制义刚刚实行，一时的人士全都抛弃了宋、元以来流传的实学，上下互相蒙骗，以贪图俸禄利益，却没有人追问吗？” 唉！经学的衰废，确实从这里开始。后来的君子想要扫除这种弊端而重新整治，也很难有所作为了！张氏【文选】《四书训解》已经散佚。王瓒说：“张文选，字士铨，永嘉人，永乐丙戌年进士，改任庶吉士。” 郭氏【恕】《四书一得》已经散佚。陆元辅说：永乐甲午年举人。杨氏【范】《四书直说》未见传本。《宁波府志》说：杨范，字九畴，鄞县人，永乐年间在乡里任教，自号思诚叟，是侍郎守陈的祖父。张氏【楷】《四书穅秕》已经散佚。《宁波府志》说：张楷，字式之，慈溪人。永乐甲辰年进士，任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杨氏【琦】《四书辨疑》未见传本。黄虞稷说：“琦，建安人，正统年间任温州府学训导。” 周氏【灏】《四书精解》四卷。未见传本。黄虞稷说：“灏，邵武人，景泰年间举人，任松江府同知。” 李氏【果】《四书音考》未见传本。《广平府志》说：李果，字尚用，成安人，景泰庚午年举人，任济南知府。杨氏【守陈】《四书私抄》缺卷。尚存。沈氏【珒】《四书口义》未见。《平湖县志》记载：“沈珒，字公贵，景泰辛未年进士，任御史。” 周宾《四书音考》。未见。黄虞稷说：“宾，字汝钦，江西安福人，天顺甲申年进士。” 董彛《四书经疑问对》。八卷。未见。缪泳说：常熟人，成化壬辰年进士。蔡清《四书蒙引》。十五卷。现存。蔡清在自序中说：“国家用经术造就士人，这个办法是正确的。只是士人求学于经书，所下的功夫太浅了。大概是不致力于深入探究义理，只一味致力于文辞辨析。文章即使写得工巧，学术方法不正，行为和事业也会随之受到影响。科举文章对世道人心的关系，竟有如此重要。我开始学习科举文章时就是这样。自以为颇知用心之处，所以可以三年不写课文，却没有三天不读书。闲暇时把自己所窥见的道理告诉同辈，也终究没有脱离时文的气息。然而已经被人惊讶为迂阔疏远，并且厌烦听取了。于是我随时亲笔记录下来，以备遗忘。庚子年赴[防试]，把稿本收进行囊。不久在繁忙中翻阅时把它遗失了。到了京城搜寻，没有找到，料想是在途中丢失了。当时正温习旧学，于是又重新记录。过了三年，原先的记录又在家中找到了。把前后所录相互参照，词意重复的超过一半；又有前后见解不同的，甚至同一句话有两三种说法的，都还没有来得及删削编次。做官多年，旧纸稿本依然存在，而近来后辈知道并急切地来求取它。若最终把它完全弃置，那么偶然得到的一点见解或许对启蒙学习还有帮助；若等到删改订正之后再刊行，那么温习旧学的功夫又不是十天半月能够完成的。姑且略加审订并编次，先删去其中最为冗杂污秽、没有意义的部分。” “其中凡是近似有道理的话，也暂且保存下来，等待日后温习旧学之余，再加以淘汰删削，然后到有道之人那里订正。书名叫《蒙引初稿》，明确说明这不是定论。《四书》和《易经》的各卷大体都有。如今已经抄出《大学》《中庸》两部以及《乾》《坤》两卦，张国信等人借去抄录，因此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们。” 刁包说：“评论诸位儒者，必须以《四书》为标准。若在《四书》上没有所得，即使对经史涉猎广博，也不能算作做学问。自金谿到姚江，凡是学习他们学说的人，无不鄙薄朱熹的注释，任意妄加解释；对于《四书》，穿凿割裂得尤其严重。《四书大全》以后，只有蔡文庄的《蒙引》专门以阐明朱注为主。《四书大全》的注释者，是《四书》的功臣；《蒙引》，又是朱注的功臣。” 陆元辅说：“蔡介夫向上推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本来就是为了阐明其宗旨；朱子的集注最为详尽明白。解说《四书》的书不下百种，没有超过这一部的。” 王云凤《四书私记》。未见。吴琏《四书订疑》。未见。朱绶《四书补注》。三卷。未见。潘府《四书传注正》。未见。周寅《四书音考》。已散佚。《嘉善县志》记载：周寅，字汝钦，向周鼎求学，安于贫困而恪守道义，著有《小学集注》《四书音考》。廖纪《四书管闚》。二卷。未见。童品《四书旁训》。未见。刘龙《四书讲义》。四卷。未见。黄虞稷说：“襄垣人，▯治己未年殿试第三名，历任南京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安。” 湛若水《古本四书训测》。十九卷。现存。熊熙《四书管天》。已散佚。冯珵《四书发微》。已散佚。丁徴《四书讲义》。已散佚。王侗《四书批防》。十八卷。未见。颜晔《四书证疑》。未见。《上虞县志》记载：晔，字文华，正德丁卯年举人，任▯江知府。吕柟《四书因问》。六卷。现存。王大用《四书道一编》。未见。王渐逵《四书迩言》。未见。史于光《四书解》。未见。林希元《四书存疑》。十二卷。现存。郑佐《四书语录》。已散佚。陈琛《四书浅说》。

译十三卷。现存。卢元昌说：“《浅说》是紫峰陈先生所著。它综合蔡虚斋的《蒙引》和林次崖的《存疑》，加以折衷取舍；而大防则以《大全》为宗旨。” 季本《四书私存》。未见。高尚贤《四书精意》。已散佚。缪泳说：他是新郑人，正德丁丑年进士。周华《四书集说》。十六卷。现存。李延昰说：“此书由莆田周华编纂，长乐林文沛增补。林文沛是正德丁丑年进士。” 陶廷奎《四书正学衍说》。八卷。现存。张士纮说：他的儿子幼学刊刻发行了此书。董谷《碧里疑存》。二卷。现存。郑玥说：“《碧里疑存》共二卷，都是解释《四书》的。” 《经义考》卷二百五十六。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七。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四书》（六）。徐献忠《四书本义》。未见。唐枢《四书问录》。二卷。未见。陈祥麟《四书正蒙》。未见。黄虞稷说：“字士行，莆田人，嘉靖丙戌年进士，历任山东提学道。” 朱润《四书通释》。未见。黄虞稷说：“朱润字伯羽，益都人，嘉靖丙戌年进士，任宁波府同知。” 廖暹《四书测》。未见。陆鳌《四书标指》。未见。《平湖县志》记载：“陆鳌，字子任，嘉靖戊子年举人，任临江府通判。” 黄光升《四书纪闻》。未见。薛甲《四书正义》。十二卷。未见。薛应旂《四书人物考》。四十卷。现存。薛应旂自序说：“《四书人物考》，是考察《四书》中所记载的人物。孟子说：‘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却不了解他们本人，可以吗？’所以我对这些人物加以考察。我曾主持浙江学政，任期结束归来后，在钟山的旧居躲避寇乱，旧居全部被寇盗焚毁，只有这部《四书》始终随身携带。我闭门无事，于是把平生所记录的古人行迹，分别注在姓名前端，编成纪传，共四十卷。那些广泛引用的材料和各种旁证，虽曾加以删削编次，但凡是文章和事迹中有益于求学和治理的内容，都一一收录。相信并喜好古人，仲尼尚且如此，我是什么人，竟不能搜集旧闻，以供详细选择，难道还能忍心轻易弃置吗？” 陆元辅说：“此书分为《帝纪》三卷、《臣传》三十七卷、【缺】传二十八卷，后面还有逸民、独行、异字、技艺、勇力、嬖幸、女妇、谗毁、叛逆，共九类。” 马森《四书口义》。未见。梁氏【格】：《四书古义补》。未见。黄虞稷说：“字君正，稷山人，嘉靖乙未进士，任南京兵科给事中。” 濮阳氏【涞】：《四书贞义》。未见。王氏【复春】：《四书疑略》。未见。莫氏【如忠】：《四书程朱绎旨》。未见。缪泳说：华亭人，嘉靖戊戌进士。王氏【材】：《四书石堂附语》。未见。《江西通志》记载：王材，新城人，嘉靖辛丑进士，改任庶吉士，官至太常寺卿，掌管国子监祭酒事务。高氏【拱】：《四书辨问录》。十卷。现存。李氏【逊】：《四书质疑》。已散佚。缪泳说：“李逊，字子敏，新建人，嘉靖甲辰进士，历任广东按察副使，提督学政。” 张氏【居正】：《四书直解》。二十六卷。现存。阴氏【秉阳】：《四书赘说》。六卷【另有《自训歌》一卷】。未见。黄虞稷说：“卫辉人，嘉靖丁未进士，任陕西参政。” 李氏【先芳】：《四书汉注疏引》。未见。王氏【樵】：《四书绍闻编》。未见。罗氏【汝芳】：《四书一贯编》。七卷。现存。孙氏【应鳌】：《四书近指》。七卷。现存。李延昰说：“孙氏《近语》，有他自己所作的序，又有李蓘、杨一魁所作的两篇序。” 徐氏【爌】：《四书初问》。十五卷。残缺【《论语》《孟子》部分未见】。缪泳说：“太仓州人，嘉靖癸丑进士。” 丘氏【橓】：《四书摘训》。二十卷。现存。刘应节说：“月林丘氏取蔡氏《蒙引》、林氏《存疑》两书，斟酌取舍并融入自己的见解，命名为《摘训》。” 黄氏【襄】：《四书集说》。未见。黄虞稷说：“福建南安人，嘉靖己未进士，任山西行太仆寺卿。” 李氏【文缵】：《四书口授》。未见。薛氏【东海】：《四书解酲》。已散佚。杨氏【时乔】：《四书古今文注发》。九卷。现存。管氏【大勋】：《四书三说》。三十卷。未见。黄虞稷说：“鄞县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南京光禄寺卿，辑录《蒙引》《存疑》《浅说》三书，并加以折衷。” 万氏【表】：《四书参考》。未见。《宁波府志》记载：万表，字民望，世代任宁波府指挥佥事，历任南京中府都督佥事。他曾取先儒的言论，汇集其中的重要语句，命名为《四书参考》。苏氏【濂】《四书通考补遗》六卷。未见。李氏【防】《李氏说书》九卷。现存。徐氏【渭】《四书解》未见。章氏【一阳】《金华四先生〈四书正学渊源〉》十卷。现存。萧阳复作序说：诸位儒者的学说，到晦庵才开始集大成。勉斋黄氏亲自受业于朱子门下。金华何文定先生虽然出生在朱子之后，但通过口传心授，从勉斋那里获得了朱子的学说。从此传给王文宪、金文安、许文懿，短短二百年间，四位先生接续前人的脚步，彼此相承。凡是《四书》的著作，他们都为之作注疏，阐明其中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用来辅翼朱注。本朝从《大全书》中采集材料，追溯其学术渊源，认为如果不是朱氏的嫡传，就不能这样。如今四位先生都生在同一郡，相继兴起，这不就是所谓“文不在兹乎”吗？然而年代已经久远，遗留下来的书籍散失了。元江章先生于是搜集编纂这些著作，分章断句并加以解释，附在朱注之后，于是传注更加显明。这样看来，先生用心也很勤勉了。先生在漳地任司训，继承您祖先枫山的家学，或许是听闻四位先生的遗风而兴起的吧？我因此更加相信这个郡有许多贤才。谨为此书作序。金氏【瑶】《四书疑》一卷。现存【载于《栗斋集》】。陈氏【禹谟】《经言枝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