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六十四

译五卷。存。端伯在自序中略说：“仲尼论《易》，有天易、地易、人易、鬼易。京房氏承袭这一宗旨，他的学说能够从数十年以后测知征兆，在数百世以前隐约发现端绪，照镜子一样回顾过去、预知未来，真是神妙啊！甲戌年孟秋，我在河上泛舟，取卦变图考察，豁然有所领悟。夜里借助梦境，灵龟伏在心胸之间。早晨起来占筮，两次都得到明夷卦。才明白京房关于《易》变的学说，原来是以文王、箕子为宗旨的。学者详于卦辞和占验，略于卦象和变化，不能探究《易》的全部内容，于是文王作《易》的用心也将近于消失了。我既为《易》表明其卦象，又把卦变置于篇首，并旁征《阴符》《凿度》《握奇》《遁甲》《防同》等书，这些都与《京房易传》相符合。如今卜者所传的五行、六甲之书，仍没有失掉先圣的遗意。秦朝焚书时，《易》因为用于卜筮而独自保存下来；《易》的变化被理学家隐晦了，但卜筮行业仍沿用其说而没有废弃。《易》能够因卜筮而保存下来，是天意。” 文德翼在序中说：“《易》是九流共同的大书。河图、洛书，传说认为是从希夷那里搜得的；考察《干凿度》、太乙九宫以及四正四维的意义，它们与康成所论的大衍、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相合，那么宋代以前已经有这些图书了。我的老师海岸先生穷究四易、六龟、九筮之学，于是与京房相合。京房推求卦气，动辄有数世以后的征验。后人拘泥于他的夹杂刺谬、涉险自累等说法，赣然相传；综合考察其中变化的端绪，实际上是文王后天之学。后天序对图中，上经、下经各十八卦；上经不变的只有六卦，下经不变的只有二卦。屯、防、咸、恒以下，正是庄子所说相反而又不能彼此取消的事物。文王本来就是乐于把变化的卦象显示给人吗？先生说：‘八卦经过三次变化，五次变化中有不变的世爻，这就是《易》的元命。’推演并深入考察，卦卦如此，一卦之中也无不如此。例如屯卦归于震，初爻取坎为主，二爻取下卦之女爻，恒卦使用下卦的男画，所以说一君二民；在众多变化之中寄寓不变，又在不变之内隐藏众多变化，真是达到极致了！观察它包罗贯通的情形，难道仅仅是古代司怪、主卜之学吗？” 即使是《五行传》《六甲书》，也都是探寻数理的根本、开启征兆的实质。古人避开衔着火烛的龙，进入黑暗的房室，不能因此说火就是龙的眼睛。四易的变化，并不完全局限于六龟、九筮，其中还包含飞伏的变化。先生梦见灵龟应验，正符合文德翼学习《易》的年份；他据此成书，把诸家奇异幽玄的考论汇合为一个根本。虽然《易》是九流共同的大书，但称为先生以《易》为大法则的著作，也没有什么不可。” 朱一是说：“先生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祯戊辰进士，授官宁波府推官，改任杭州，升礼部主事，在战乱中死去。” 周氏【一敬】苑洛先生《易学疏》。四卷。存。一敬在序中说：‘韩子担忧《易》学忘失本源，所以铺陈河图以记明端绪，详细解释筮数以穷尽末流，完备地叙述诸儒的学说以证明归宿，大概对象数、卦辞、占筮以及句读、训释、节次、旨意都作了说明。一敬家世代研究《易》，常常玩味推演图书卷轴；先祖父肖溪公用旁注作的批记，几乎使我废寝忘食。取得仕籍以来，我周游豫、粤、燕、赵、齐鲁、吴越、秦、晋各地，瞻仰画卦台，穷究羲皇遗迹，凭吊河图遗痕，然后对《周易》的创作发出感慨。后世接连阐发，却逐渐失去本源，并不是包羲最初的本意。我每天带着这部书，遇到处理文书的空闲，刚刚点起灯火，就为它作诠释疏解。从万历甲寅到崇祯壬午，前后二十九年，才敢逐句解释、分节疏解。韩子以启发明白初学者为用心，所以他的疏解从详；一敬以追溯本源、阐明义理为主，私下依附前人，所以多舍弃末节而寻求根本。然而对于《易》学的综合研究，也还没有窥见其全貌。至于用筮法阐明万物，孔子以前就已经说过。一敬担心人们因为筮法而轻视《易》，所以附在疏解中说明象数、卦位的道理，概括其端绪来质问学习《易》的人，使他们知道在没有明说《易》的地方，似乎也有违背之处。用这些来阐释、辅助《易》，只是勉力而为罢了。’ 朱氏【天麟】《易鼎三然》。四卷。存。缪泳说：“朱天麟，字震青，昆山籍，吴江人，崇祯戊辰进士，任兵部武选主事，选授翰林编修。他的书由上饶郑以伟、余姚姜一洪、南康钱启忠为之作序。三然，一名庖然，二名潄然，三名飶然，共三十六篇。题目都很诡异，未免接近怪诞。” 胡氏【世安】《易史》。

译八卷。存。世安在自序中说：“史书记载是非，把它们列举在事情发生以后；《易》研究吉凶，在事情发生以前分析征兆。上下古今，其中可以验证的道理很深奥。然而有时吉并不一定是对，凶也不一定是错，这不是时代不同，就是地域有异。先贤把他们的论说归结为不占数而占理，不拘泥于常典而随时变通；为了坚定人们增长善行、消除恶行的意志，所能采用的方法无不用尽。他为君子谋划，本来广大而长久；为小人谋划，则尤其委婉周全。他从不高高关闭君子的门，也不以小人必然不能到达为由将其拒绝。阴阳互为根本，刚柔相互制约，这是天运；以美丑作为鉴戒，以长短作为尺度，这是人事。没有小人，君子就失去磨砺。说小人只是由乖戾之气所聚成，圣人竟把他们排除在同胞之外，我不敢相信。照这样看来，听说有毒草生长的地方，就会有一丛解毒草生长在其中。上天生小人来砥砺君子，又责成君子感化小人，这也是水火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道理。学习者明白其中的所以然，那么所有忌恨我的人，都是医治疾病的良药和砭石，也都成了共同渡过险难、抵御仇敌的防备。所以在事情尚未显现以前就加以规戒，能够洞察一切，如同看火一样清楚。过去我的朋友杨用宾说过：‘有人问读史的方法，我说要像读《易》一样，把事情当作卦，把人当作爻，吉凶就显现了。’” “有人问读《易》的方法，我说要像读史一样，把卦当作事情，把爻当作人，是非就显现了。人事本来就不整齐划一，扭转否塞以保全通泰，审察减损以扩大收益，道理本来就不止一种。往往包容小人，国家就能治理；排斥小人，国家反而动乱；用小人去攻击小人，便得到中等的防备；让君子使用小人，便得到上等的防守。这就叫经常之善，也叫权变。天地各得其位，日月合而发光，根本道理就在这里。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吉凶，又有什么差错呢？自身不是君子也就罢了；若是君子而能把小人当作老师和朋友，那么对于体会《易》的著作来说，可以说已经达到极深而研求隐微的境界了。因此穷究《易》象与《春秋》，足以保存礼的意义。撰述《易史》时，徐盛全说：‘世安号菊潭，是井研人，崇祯戊辰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检讨，历任右赞善、谕德、庶子，升少詹事，入本朝后官至大学士。’” 郑氏【敷教】《易经图考》。十二卷。存。敷教在序中说：‘宋绍兴年间，布衣杨甲著《六经图》，陈森加以补充并刻印，共有图三百零九幅，其中《易》的图有七十幅。到了我朝明代，侍御胡宾又重新编辑，《六经》各有图，《易》有四十六幅，都足以启发蒙昧、发明【缺字】。图学粗浅的用形状来显示，精深的用意旨来穷尽，从这里便不可轻视了。《六经》统属于《易》，《易》以图为根本；图应合三皇的符瑞而出现，后世因而把它作为教化工具，哪里可以轻易说明呢！读这部编书而不能完全领会其中的意旨，就像掌握秤尺的人不知道锤钩的作用，拘泥于寻、尺长度的人不知道运斤成风一样，这不是作者的本意。崇祯甲申三月。’ 沈蕙纕说：“敷教，字汝敬，吴人，崇祯庚午举人。” 张氏【漙】《周易注疏大全合纂》。六十八卷。存。徐盛全说：“漙字天如，号西铭，太仓州人，崇祯辛未进士，改任庶吉士。” 马氏【权奇】《尺木堂学易志》。三卷。存。王思任在序中说：“《易》这部书，是用来安身处世的书。人们只知道文王遭遇明夷，周公心怀恐惧，孔子被削迹，他们获得力量的地方都源自忧患，却不知道包羲氏实际上已经把天下万物的形象纳入其中；阴阳各占一半，而阴居于阳之上，它所取的数又多，所以阳常常不能胜过阴，吉凶悔吝反而占其中三项。所谓类比万物的情状，那么忧患的防范也就是一种情感而把它概括了。这里的‘情’是情爱之情，不是情欲之情。情感不容易直接表现出来，所以圣人用意旨把它表现出来，并寄托哀悯世人的意思，又为人开辟一条没有咎害的道路，以扶助吉祥、抑制凶悔吝，于是圣人所说的《易》也很苦心了。人们只知道趋向吉祥，却不知道避开凶、悔、吝；只知道避开凶、悔、吝，却不知道即使是吉也仍当有所避止，以求无咎。这样，圣人的心情很苦，而众人的心思却浅薄了。我的朋友马巽倩读《易》多年，曾经名列高等而中途废弃，废弃并不是他的过错；因此在困苦、挫折和艰忍之后，发明四位圣人忧世的深意，把它作为安身处世的书。困穷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难道会有长久贫贱的高士吗？”】李延昰说：“马权竒，字巽倩，防稽人，崇祯辛未进士，任工部主事。” 孙氏【承泽】《孔易》

译一卷 现存 胡世安作序说：“汉、魏以来，各位儒者解释《易经》，有的偏重义理，有的偏重象数，有的兼顾义理和象数；有的拘泥于卦象，有的脱离卦象；有的审察爻位，有的防守爻位。当时并不是没有人各自夸说有所心得，只是牵引经文、传文来相互传述，难免像亡羊后歧路太多一样，这也是因为刻意追求深解的缘故。孔子不是说过吗？书籍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心意。以求甚解的态度来解释《易》，与不求甚解所得的解释相比，得失究竟如何呢？北海孙先生以《易》学闻名于世，自从退居退谷十年，著述堆满栋宇，至于他编纂的《易宗》，综合宋儒的长处，发掘前儒所蕴含的意义，学者没有不把它作为蓍草、蔡草那样的占筮依据而奉行的。先生有一天放下书卷站起来说：‘这仍然是用求甚解的办法来求《易》啊。’于是删尽旧有的解释，分条剖析《易传》的义理：用《大象传》疏解卦画，附以《彖传》，再附以《彖传》和《爻传》，把爻的名称称作《孔易》。只是对于《易传》中的关键之处，如内卦外卦往来反复的关系、承乘比应的意义，间或提到一点，但全书主旨打开卷册便明白。比如所说‘乾卦的一画，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的根源’，‘乾卦的《彖传》，难道就是六十四卦的《彖传》吗？’这些话多么简约而包罗广大啊！难道仅仅是为了纠正费氏、王氏把完整经文割裂开来的弊病吗！” 承泽自序说：“我在山中居住十年，每天都捧读一部《易经》，起初汇集朱子的学说，著成《易宗》。后来思考此事，孔子一生学习《易经》，以至于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如今考察孔子的十篇《易传》：用《大象传》解释伏羲画成的卦画，用《彖传》解释文王的卦辞，用《小象传》解释周公的爻辞。他所作的解释，有时是直接解释三位圣人的意思，有时是推演三位圣人的意思，有时一次解释还不够，反复多次加以解释，有时只略加虚字和咏叹语来解释。《易经》的意义本来没有不能穷尽的地方。因此我专门取法孔子的《易》，来探求三位圣人的意义。孔子的意义有难以说明的地方，便细加诠释，觉得从前纷繁的议论可以删省，于是写成《孔易》一书。西蜀胡菊潭先生看了以后称许它。正值菊潭所著《易史》刻成，于是作了一篇序，想同它一起刊行。我不敢这样做，只想用尽余生的力量来从事这件事罢了。” 徐盛全说：“承泽，字耳伯，号北海，晚年自称退翁。崇祯辛未进士，授任陈留知县，调任祥符知县，提升为刑科给事中，历任官职至吏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董氏【期生】《周易末义》二卷 现存 钱枋说：防稽人，字伯音，崇祯癸酉年乡试中举，历任官职至淮安知府。又说：“所谓《末义》，是因为朱子有《本义》，所以谦称自己的书名为《末义》。但是他解释《易经》，并不完全以朱子为归依。” 颜氏【茂猷】《天皇河图》二卷 未见 黄虞稷说：字壮其，龙溪人。崇祯甲戌年以五经中式乡试，奉诏列入正榜前列，授任精膳司主事。吴氏【钟峦】《周易卦说》未见 陆元辅说：“钟峦，字峦穉，武进人，崇祯甲戌进士，任桂林推官，学者称他为霞舟先生。” 陈氏【际泰】《易经大意》七卷 现存 《群经辅易说》一卷 现存 《周易翼简捷解》十六卷 现存 际泰自序大略说：“《易经》说：神没有固定的方所，《易》没有固定的形体。又说：天下万物的运动，都以守正归于一。既然《易》没有别的固定形体，而以神为体，那么真实的本性就是专一。圣人的心以专一为主，这就是造化之神圣。大道守持专一，才能胜过天下的幻变而归于一。所以说，《易》就是一，是由一而化为万物，又由万物归于一。上天生成神奇之物，圣人便取法于它；既然取法神奇之物，就是取法它的神。只是《河图》和《洛书》虽是两种事物，体和用却相合。《河图》贯通天道，却不能脱离大地；脱离大地便不能成就天道，证据在于太虚之上有星辰土地。《洛书》顺应大地，却不能脱离天道；脱离天道便不能生成大地，证据在于九泉之下。二者都是天气、日月、寒暑有常的气，都是生于天而成于地，在《河图》中也有相应的象。雨、风、露、雷的发生和停止没有常态，最终却归于有常之气，也是生于地而成于天，在《洛书》中也有相应的象。所以，如果没有《河图》文象之体，《洛书》之用就无所依附；如果没有《洛书》变化之数的用，《河图》之体就不能流行。圣人把二者合在一起，于是《易》就产生了。至于以参两来体现天道，从《河图》取法，而《洛书》也包含其中；依靠数来运用天道，从《洛书》取法，而《河图》也包含其中。《河图》《洛书》表里相应、经纬交织，全部归于伏羲之《易》。” “确实有把一贯通起来的人：大禹取法它来制作《洪范》，并不是偏重《洛书》而割裂《河图》；皇极这一总畴，就是由一极推演出的总卦。文王、周公取法它来推演《易》，也不是偏重《河图》而遗弃《洛书》；柔刚、九六交替运用，正是一次向往、顺行与一次来返、逆行的交错。可惜焚书坑儒之烈火使古代言论湮没，从汉到宋，有人说孔子赞述《易》时只说《河图》而不说《洛书》；有人说伏羲画卦时卦象已经确立，神禹叙述《洪范》时数却没有流传下来。各种纷纭的说法拿《易》比拟《洪范》、拿《洪范》比拟《易》，经义不能端正，邪说便产生了。正因为这样，域内外各种异教才能在秦汉以后昌盛起来。儒者对此忧虑得还不够深，只有找到端正它的根源，才知道圣人守持专一的教诲，是参合天地而没有终始的。”陆元辅说：“际泰，字大士，临川人，崇祯甲戌进士，任行人。” 俞氏【墨华】《易渡》未见 《广信永丰县志》记载：俞墨华，字君翰，崇祯甲戌进士，由光泽知县再调升为刑部主事。徐氏【缵高】《易学》三卷 散佚 钱德震说：“孝若是太师文贞公的元孙，崇祯丙子年中举。乙酉年松江城被攻破后，他便隐遁行迹、剃发为僧，但没有戒除酒肉。进入吴地后，依傍要离墓旁的僧舍居住，撰写《易学》三卷。他死后没有儿子，遗留下来的书也无法得到。” 秦氏【镛】《易序图说》

译二卷 现存 镛自序说：“《系辞》说：随所处而安定，是《易》的次序。‘序’这个字的意义，是说明其中有先后次第。学者如果不在其中探讨意义，又怎么能够处于其中而安定呢？根据《序卦传》，只是把卦名联属起来，并不取反卦、对卦作为意义，那么《杂卦传》又为什么要作呢？我私下认为，六十四卦，只有文王能够安排它的次序，只有孔子能够错杂它的次序。后来的学者如果能够用《杂卦传》对待的意义，来探求《序卦传》流行的道理，也差不多可以做到处之而安了。”于是作《序卦图说》，上篇共五段，下篇共四段，上下合计九段，与乾卦之数相配。其中插入《彖传》《爻传》的地方很简略，只是举出纲要而已。朱子说过：“注释《易经》不想写得太详尽，恐怕反而遮蔽它的光明。”现在只说明《序卦》，又何必写得更多呢？唯独爻数的配合，很有自然巧妙之处。假如把这些拿来质问先儒，竟也不乏一句接近大道的话，那么若由此求得处之而安的道理，对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心中所画的意义，或许不至于相距如天上银河那样遥远罢了。” 严福孙作序说：“侍御大音秦先生写成《易序图说》，因为福孙正在跟随他学习《易经》，便嘱托我为它作序。我接受并阅读此书，读完后叹息说：‘先生解释《易经》的学说真是高明啊，难道是把先天、后天的作用合而为一了吗？’自从孔子在《序卦传》中阐述义理而不涉及象数，先儒从象数方面寻求其意义，却未能完全相合，于是有的认为这不是《易经》的深意，有的认为这不是圣人的精微之处。看先生的图说，不仅剖析义理精确，在象数方面也没有不相合的地方。《序卦》把六十四卦反覆相对的卦合为三十六组，上经有十八组，下经有十八组，先儒已经详尽说明了。先生又从爻数阴阳的配合中发现自然巧妙之处，于是把上经分成五节，象征阳；下经分成四节，象征阴。上经每一节的卦，有四组反覆卦和二组反覆卦，象征阳中有阴；下经每一节的卦，有五组反覆卦和二组反覆卦，象征阴中有阳；而爻数的配合都不超出一节之内。例如以屯、蒙二阳配需、讼二阴，以师、比一阳配小畜、履一阴，阴阳两类爻各得到二十四，类似这样的配合，推到后面的各节没有不如此的。只是我以为先生所得的先天、后天合一的作用，只有从他的变例中才能知道；凭什么说明这一点呢？” “回答说：先天的作用在复、姤，后天的作用在坎、离。先天卦不取反卦相对，但剥、复、夬、姤分列于乾、坤左右，唯独具有反覆相对的象，这是先天与后天相合之处。因此把这四卦排列在上下经中间，作为天根、月窟往来的关键，就能得到它的作用。先天以多为贵，所以阳仪多出三十二个阳，阴仪多出三十二个阴，这取法于复、姤。《序卦》以少为贵，所以上经虽属阳却多出八个阴，下经虽属阴却多出八个阳，这也取法于剥、复、夬、姤。这四卦之所以不与其他卦相配，而在变例中随着上下经遥相配合，正是这个原因。后天卦不取正对，但离居南方代替乾，坎居北方代替坤，唯独具有正对的象，这是后天与先天相合之处。因此开头以乾、坤为首，中间以颐、大过、坎、离为中心，结尾以中孚、小过、既济、未济为终，就能得到它的作用。既济、未济是一个坎、离，颐、中孚是一个离象，大过、小过是一个坎象。反覆卦的数目总共是四个九：以上经中第三、第四节合下经前三、第五节，得到三个九；以正对卦开始的第二卦、结束的第三卦合中间第四卦再反覆，得到一个九。它的精妙之处，在于合并既济、未济的坎、离，作为首尾五卦的枢纽，也就是八个正卦、三十六个反覆卦变化的枢纽。” “总枢纽就是这两个既济、未济，所以它们不与各个反覆卦列在一起，而在变例中跟随正卦排列在后面。让剥、复、夬、姤遥相配合，而夬、剥的作用归于复、姤；让既济、未济与正对卦相配，而既济、未济的作用归于坎、离。我认为先生得到先天、后天合一的作用，就是这一点。还有不同之处：我曾经考订先天方图，以屯居西配蒙居东，以需居东配讼居西，都没有丝毫差错。如今把先生的图与之合看，则以屯、蒙居北配需、讼居南，以师、比居北配小畜、履居南，也都没有丝毫差错。虽然这是先生没有来得及说到的地方，但这种心意和道理相同，本来就是不谋而合的。我私下庆幸可以借此求得增益，所以才因先生的嘱托附带说到这里。至于篇中用《杂卦传》说明《序卦》的意义，用反覆之象阐明《彖传》《爻传》，又附列先天、后天的各种图并各自系以赞语，都极其深入地阐明义理，而最终归于纯粹中正。那么文王、孔子的精微深意，确实全都具备在这里，并不是我这样的后学小子所能阐发其中万分之一的。” 陆元辅说：“镛，字大音，无锡人，崇祯丁丑进士，任监察御史。” 王氏【正中】《周易注》未见 陆元辅说：“临漪王氏，正中，字仲防，深泽人，崇祯丁丑进士，授任长兴县知县，入朝任御史。” 方氏【以智】《易余》二卷 未见 陆元辅说：“他的字是密之，桐城人，于崇祯庚辰年考中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后来入山出家做了僧人。” 朱氏【朝瑛】《读易略记》

译一卷 现存 朝瑛自序说：“我读《易经》二十多年，后来才知道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这几位圣人创作《易经》，都是与他们各自所承受的天道相遇。他们突然有所领悟，好像没有思考便得到；脱口而出，好像没有考虑便说出。没有门户，没有路径，彼此不沿袭旧迹；有首有尾，意义并不相悖。比如先天、后天彼此相合，顺数、逆数贯通一致，这就是有所变化却未曾真正改变。推演到《序卦》的次序，屯、蒙的次序和《杂卦》的次序，或者相近，或者相反，看似整齐，看似错乱，却没有一处不含有深义。乾的刚健是马，又是龙；坤的柔顺是牛，又是母马。这也是有所变化却未曾真正改变。推演到鼎之所以为鼎、颐之所以为颐，小过之所以像飞鸟，噬嗑之所以像口中有物，看似庄重，看似游戏，却没有一处不含有深意。这难道不是天性的胸怀所发，自然任性而行，触及任何端绪都横向生发，无论到哪里都不是道吗？后来的学者，极力思考来研究它，却往往不能得到适当的结果；不愿竭尽思虑来精研它，也不能得到适当的结果。不加思虑便会支离固执，不能谈论《易经》。然而从未极力思考、竭尽思虑，却突然专门追求那些不思、不虑的境界，那么这种荒忽虚无的学说，也不是圣人的教诲，又哪里足以谈论《易经》呢？” “自古至今，注释《易经》的大约有几百家，总的来说只有程子、朱子二位先生得到了正道。程传没有详尽说明的地方，《本义》加以详解；程传说得不妥当的地方，《本义》加以安顿。这样差不多可以做到极力思考而达到不思之境，竭尽思虑而达到不虑之境了。不过仍有未详尽之处：对于变化之处详尽了，对于未曾变化之处却不详尽；仍有不妥当之处：对于变化之处安顿了，对于未曾变化之处却没有安顿。后人各持一端，纷纷而起，是非相互出现，始终没有能够把它们详尽说明、妥善安顿的人。我从壮年开始知道读《易经》，多年泛泛涉猎义理、象数以及天地、人鬼的变化，茫无边际，好像银河一样没有尽头。自从世道发生变化以来，险阻艰难已经全部尝遍，嗜好和成见也已经完全抛弃。闲居无事时，多次与前辈张元岵讨论经义，颇有所得。于是日夜取来几位圣人所作的卦、爻、彖、象、系辞和解释，极力思考来研究它，竭尽思虑来精研它，又参考古今注释《易经》者的说法，加以取舍。仿佛要与几位圣人在一堂之上酬答，像看见他们本人，听到他们的咳嗽声。虽然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得到其意，只求与其中变化而未曾变化的道理相合，有时也会有所领悟。” “所谓变化，就是卦象；所谓未曾变化，就是太极。时势适合变化，道理就必须贯通。如果不考察适合变化的地方，变化的迹象就会彰显，刚柔便有拘泥于一隅的弊病；如果不观察道理的贯通，屈伸、往来就会有走到岔路而哭泣的悲哀。所以《履》卦六三，按卦象说不咬人，按爻辞却说咬人；《同人》六二，按《彖传》说亨通，按爻辞却说有吝。像这样的类别也很多。这些不同之处，都在卦与爻分合的关系之间。知道它们为什么不同，也就知道它们为什么相同。至于同一爻的辞，有的地方认为是善，有的地方却认为是否定。例如小畜六四对九三，这里认为是否定，那里却认为是善；又如随卦六二对九五。像这样的类别也很多。这些得失存在于交错之中，善恶在极其细微的界限上辨别。本来并不是爻象没有固定的常则，只是因此而使人心思纷乱罢了。向外物求取并推究其理，反过来在自身上体察它。究其大要，不过是知几、精义二者罢了。以知达到而前往，以终结来完成，便能彰明刚柔、屈伸、往来的缘故，虽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天下还有什么值得思考、忧虑的呢？我处在千年之后，想凭愚人的心去妄自揣度圣人的心，寻求其中贯通的道理，希望有幸遇到他们的天性。” “这样做也未免太不自量，给博雅通达的人留下笑柄。不过《诗经》有句话说：‘就像那飞虫，有时也会被箭射中。既然有所见，就不忍心弃置。’所以我把这些大略记录下来，拿来请教世上的君子。至于《程传》《本义》已经详尽、已经说妥当的地方，就不再赘述。至于经文与传文的分合，如果不关涉大义，也不必辨析了。有人说：‘你向石斋先生学习《易经》，为什么解释《易经》却不以象数为正宗呢？’所谓象数正宗，是先生自己所作的《易》；孔子没有完全说出的，正是语言不能完全表达的意义。我只是循序渐进，凭借孔子来探求文王、周公，又凭借文王、周公来探求伏羲。即使先生重新活过来，也一定会认为我说到了真正的道理。” 黄宗羲在墓志中说：“先生名朝瑛，字美之，姓朱，康流是他的别号，晚年又号罍庵，是海宁花园里人。崇祯庚辰年中进士，任旌德县知县，任职一年后因父母丧而归。后来又遭逢丧乱，于是再也没有出仕。他讲论象数，不以邵子的学说为宗，另作先天、后天八卦图，认为各位儒者讲《易》，对于已经发生变化的讲得详细，对于从未变化的却讲得不详细。发生变化的是‘象’，从未变化的是‘太极’。当时只在于顺应变化，规律必定要防止闭塞。不能考察如何顺应变化，就会在幽微与显著、刚与柔之间有所拘泥；不能观察如何防止闭塞，就会在屈伸往来之间，面临歧路而悲泣。向万物寻求并加以推究，再反观自身而体会它，探究其中的大要，不过是‘知几’和‘精义’两件事罢了。” 来氏【集之】《读易隅通》

译二卷 存 集之自序说：“我起初对《易》全无理解，等到任职于皖口，盗寇到来，我登上城墙，掌管刑狱的官员不问刑狱，却来问军事。城北最是险要，我和郡伯一同巡视那里；城旁有水池，叫饮马塘。城墙下面、水池上边，有一间一椽小屋，是我退下休息的地方。盗寇的消息飘忽不定，来去没有准信，于是我挑灯读《易》，读完六十四卦。每每读到更漏将尽、天色将明时，铃铎和梆声依然不断，而孤城平安无事，喜悦之情可以想见。城周长九里有余，筑成雉堞的砖石有二千七百多块。夜间更漏分为两半，我用一半巡视城池，用一半读《易》。盗寇逼近时，巡视城池的时间便多，督察防守的任务也紧密，读《易》稍稍疏少；盗寇远离时，读《易》便多加研讨，巡视城池则很快。像这样大体成为常规。等到盗寇渡过长江向南去，防守解除戒严，我对《易》也时常有通晓领悟之处了。有时从《易》推通人情物理，有时从人情物理推通《易》。每积累数条，就拿纸写下，汇集起来题名为《隅通》。看我夫子在韦编铁擿之间研读《易》，他对于《易》大概是一生不懈。后来的儒者带着酒来请教，手执麈尾清谈，从容讲求，或许可以有所收获。” 我于是就在踉跄仓促之间对它进行探究，当然知道我所通晓的只是深奥隐微之处，而没有通晓的反倒是广大通行之道。唉！大江以北，成百上千座坚城无不被摧毁粉碎，只有皖伯的旧封地高高孤立。这样看来，《读易隅通》这部书，虽然未必对《易》有功，但总不能说对皖地完全没有功劳。”同社的黄慈云将要把它取去付梓，我因此记下它的始末。《易图亲见》一卷 存 集之自序说：“古人左边放图，右边放书；心中所思考的，从来不废弃口中所诵读的；口中所诵读的，也从来不废弃手中所摹写的。《易》《书》尚未出现时，龙马可以不呈现河图；二书既已出现，圣人也可以不再作《易》。然而天地造化必定要用图来显示，圣人必定要用《易》来教化，这是因为道统的薪火传承，天与人都各自有其功劳。读‘天地定位’一章，就能看见‘一本双干，千儿万孙’的图。那么，圣人既然有右边的书，原本就不一定还需要左边的图。河图顺次相生，六府三事取法于此；雒书逆次相克，《洪范》九畴取法于此。八卦排列成列，由此形成六十四卦，并以三参五错使其变化，交错综合其数，也取法于此。那么，圣人既然有左边的图，也不一定还需要右边的书。取得精微而舍弃粗浅，是圣贤‘闻一知十’的教化；凭借形迹而防护精神，是圣贤‘下学上达’的功夫。图与书互相作为防范和作用，义理与性情彼此发明，这大概才接近正确。我任职于李皖时，外有盗寇作乱，内有军队喧哗；《易》的创作本来就包含忧患，像履虎、涉川这样的处境，不能不把全《易》取来赶紧阅读。” 案头没有滞留的文书，也不要扰乱我的安静居室；有了图书，仍然不废弃我的长啸高歌。那么，凡是纷纷而来的羽书，以及穿着短后衣、谈论剑术的人，你们诸位暂且退下吧，我将用《易》来治理这些事了。《卦义一得》二卷 存 齐维籓说：“先生研究《易》，静时观察，动时玩味，所以他的言论浑厚而明辨，润泽而精微，简约而有根本。题名为‘一得’，是说得到那一个根本，万事就都完备了。” 陆元辅说：集之，字元成，是崇祯庚辰年进士，曾任安庆府推官。钱氏【棻】《读易绪言》二卷 存 钱澂之序说：“庄子说：‘《易》用来说明阴阳，阴阳二气交替消长，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一方盈余、一方屈缩，这是明白的。’可是圣人作《易》，总想扶助阳而抑制阴，为什么呢？圣人深知阳不能抵挡阴，君子不能抵挡小人，天下太平的日子少而动乱的日子多，所以阴增长时，他替君子感到危险；阳增长时，他也替君子感到危险。那些小人，不仅在道增长的时候，凭众多小人对付一个君子绰绰有余；即使在道消退的日子，也凭一个小人对付众多君子而绰绰有余。小人的谋划通常周密，君子的谋划通常疏漏；君子对付小人凭刚强，小人对付君子凭柔弱。以柔弱制刚强，以周密制疏漏，难怪小人常胜而君子常败。《夬》卦以五阳决去一阴，卦辞说‘刚决柔’；《剥》卦以五阴剥落一阳，卦辞说‘柔变刚’。决去，是公开而有信地进行；变易，是暗中夺取。虽然胜败各有天意，但论到工拙难易的情势，却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在三种《易》中，圣人论十二辟卦阴阳消长的防范，对于阳多用危惧之辞，对于阴多用警戒之辞，而其用意总是以庇护阳为主，这就是扶阳抑阴的意义罢了。” “然而这难道能使阳有一丝盈余、阴有一丝屈缩吗！”我家仲芳历经世变，对于古今治乱的原因卓然有见，著有《周易绪言》，上面用来阐明阴阳消长的规律，下面用来考察君子小人进退的关键，而反复申说扶阳抑阴的意义，真情显现在文辞中，这仍然是作《易》者的一番苦心。仲芳的论述说：‘阳独自在上，必然走向剥落；阳独自在下，还可以复生。世道的丧失，都是由于有君而无臣。我们的道统不灭，所依仗的是圣人处在野外。’这番话，是针对三十年前朝廷内外的事情说的。剥与复交替之际，不是还有坤吗？坤的时候有阴而没有阳，虽然一阳复生，却始终是在十月的坤卦中复生。然而当时既然处在坤卦的情势下，恐怕阳必定会受到攻击，却还想让世人指认贤人，使他隐伏在野外，以求我们的道统不致灭亡。唉，道统的灭亡就可以立即等着看了！所以仲芳所论剥、复的事情，并不是坤卦的事情。

译《彖传》说：‘天地闭塞，贤人隐遁。’ 这不只是隐藏自身，还将使世人丧失对贤人的认识，使贤人丧失其道；这种灭亡，正是通过不灭亡而实现的。这种道理，仲芳领会到了，却没有说出来。陆元辅说：“棻，字仲芳，嘉善人，崇祯壬午年举人。” 张氏【家玉】《大易纂义》未见 陆元辅说：“字▯子，东筦人，崇祯癸未年进士，改任庶吉士，后来死于战乱。” 刁氏【包】《易酌》未见 陆元辅说：“伊祁刁包，字防吉，举人，在畿辅一带讲学。刁包自序说：‘《易》从哪里开始？从庖牺氏的一画开始。由一画逐步增加，直到三百八十四种变化。《易》以交易为妙，有权衡所以能够施用。所谓“酌”，有时仰面从天酌取，有时俯身从地酌取，有时居中从人事酌取。文王在前代创作，酌取羲皇的卦画而作《彖》；周公酌取羲皇的卦画而作爻辞；孔子酌取羲皇的卦画、文王的《彖》、周公的爻辞，又酌取其用，完成《十翼》。《易》由此成为古今第一部完整的书，即使秦火也不能焚毁它。此后谈论《易》的人，如焦延寿、京房、郭璞，都相传把它作为卜筮之书，以此神化自己的术数。只有韩康伯的注、王辅嗣的疏，略微懂得义理。可惜它们旁涉老庄，未免有影响支离之处，只能揣摩表面，而没有办法洞彻贯通其内部。’伊川程子以周元公为老师，已经能够酌取《易》的源流；又以明道为兄长，也能够酌取《易》的体用。他活到七十三岁，还希望稍有进益，不轻易把自己的书给人看。他用尽一生的力量，破除术数中的小技，依据孔子《十翼》的根本，阐发三位圣人的深意，用来教导天下后世，永无穷尽。他确实是《十翼》的功臣。国家通过制科选取士人，起初程子的《传》、朱子的《本义》曾经并列为学官教材。后来人们厌弃博杂而趋向简约，避开困难而追求容易，于是专门以《本义》为主，程《传》便不能与之并列了。义理能够保存下来的，大概寥寥无几。刁包对此忧虑，私下认为学习《易》的人，应当学习卦画、学习《彖》、学习爻辞，功夫本来有先后次序。假如不尽力研读孔子的《十翼》，在忧患之中探求作《易》者的用心，那么羲皇的卦画、文王的《彖》、周公的爻辞，就会一片懵懂。假如不尽力研读程子的《传》，在韦编之外探求赞说《易》者的用心，那么孔子的《十翼》也会一片懵懂。因此他终年勤奋不懈，编纂成书。大体上以孔子的《十翼》作为通向三位圣人的阶梯，以程子的《传》作为通向孔子的阶梯。有时记录原文并加以表彰，有时阐述原文并加以推广；又间或用朱子的义理补充程《传》所未完备之处，也间或用各位儒者及自己的意见补充程、朱所未完备之处。总而言之，是酌取朱子的义理使其合于程子，酌取程子的学说使其合于孔子，酌取孔子的学说使其合于羲皇、文王、周公，把四位圣人和两位贤人的《易》统摄于一心，推到家、国、天下，哪一样不是一个《易》的广大流行呢！” 《经义考》卷六十四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钦定四库全书 《经义考》卷六十五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易》【六十四】蔡氏【鼎】《易蔡》六卷 存 曹学佺说：“没有一种诠释不是有依据的，不凭空臆见。” 陈子龙序说：无能先生的学问以经世济民为根本，见识探究象数与爻辞。他的《易蔡》一书有五十万字，宏大深邃而精确，都是前代贤者未曾阐发的。先生壮年时曾在高阳任帷幄之臣，后来弃▯南归，专心于著述。戊寅年见到国事忧患日益深重，便扶杖上书叩阍。当时意见与权势最终彼此抵牾而受到压抑，他那激切的议论写成一书，旁观者都惊得咋舌。先生说：‘我不是当时的人所能任用的，也不是当时的人所能杀害的。我这样做，是要说明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先生的学问，在于探究天、人、性、命的关系；经世文章，不过是它的余绪罢了。读《震》《艮》《渐》《归妹》等卦的解释，可以知道他的修养；读《蹇》《解》《损》《益》等卦的解释，可以知道他的见识。他的骨性坚凝，天资笃厚真挚，壮年不求仕进，贫困也不问资财，淡泊宁静，仿佛将终身如此。由此可见，先生从《易》中所得很深。” 蔡鼎在凡例中说：“卦、彖、爻、传，分别按羲、文、周、孔的次序编为书。卦画下面重加注释二、五，并把孔夫子的大象移到《彖》之前。六十四卦每两卦合在一起解释，之后各自加上反对卦，并一并作训释。《系辞传》采用并附入各卦中的注疏，各家传注也间或采入；只有《本义》全部抄录自己的意见，附在各家之后。在荀氏九家之后，又增作《广象传》。书后附有揲蓍的仪式和方法，并记录春秋以来各种占筮，共五十万字。” 陆元辅说：鼎，字无能，闽人。汪氏【于沚】《周易剩义》十二卷 未见 黄虞稷说：崇祯年间婺源的诸生。易氏【道暹】《易传》佚 《三楚文献录》说：易道暹，字曦侯，黄冈人，居家教授。崇祯乙亥年，盗贼从西陵而来，进入永宁乡，他被▯，不屈服，于是被杀。著有《易传》，没有流传于世。唐氏【元竑】《易通》二卷 存 元竑自序说：“《易通》为什么而作？我观察卦象、玩味卦辞，但卦辞与卦象不能完全贯通。这不是卦辞和卦象本身的缘故，而是传注义理的缘故。《本义》大概因袭了程《传》。程《传》说：‘我所传述的是卦辞，在观察卦象方面就略少了。’然而既然确立卦象来穷尽意旨，就应当观察卦象来求取；观察而求取不到，然后再读爻辞、彖辞来验证；读彖辞、爻辞又得不到，然后再读孔子的言辞，并连同传注家的言辞一并加以考察。这样才知道，有时卦象是这样，而彖辞、爻辞却不是这样；有时卦象和彖辞、爻辞是这样，而孔子却不是这样；有时四位圣人的意旨和言论是这样，而传注却不是这样。然而卦象是这样、彖辞爻辞不是这样，是因为文王、周公的意旨另有所在；卦象与彖辞爻辞是这样、孔子不是这样，是因为孔子的意旨另有所在；四位圣人的意旨和言论是这样、传注义理不是这样，未必是程子、朱子的意旨另有所在，只是直接寻求四位圣人的意旨而没有得到罢了。求之而不得，是因为玩味卦辞却不观察卦象。那焦氏的《易林》、杨氏的《太玄》，那些作者未必是圣人，却把先圣的言辞全部屏弃，另作自己的言辞，仍然是从卦象中得到的。既然先圣的言辞尚且可以全部屏弃而另作新辞，我却只拘守他们的言语而不敢违背，岂不是太卑下了吗？” “所以我并不是不敢与传注不同，而是不愿意与四位圣人不同。”钟▯立说：“元竑，字远生，乌程人。” 赵氏【凤翔】《易学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