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二十六

译《宋志》著录一卷。尚存。朱子后序说：“我过去读到衡山胡侍郎的《论语说疑》时，看到其中说《孝经》所引的诗并不是经文原文，起初非常惊讶。慢慢考察后，才明白胡公的话是可信的；而《孝经》值得怀疑的地方，也不只是这一点。于是写信向沙随程可久先生求证，程先生回信说：‘近来见到玉山汪端明，他也认为这部书有很多内容是后人附会而成的。’这样我才知道前辈读书精审，他们的议论本来已经涉及这一点；我又私下庆幸自己有所依据、有所承述，可以免于凭空妄言的罪过。因而想摘取其他书中能够阐发这部经旨意的话，另作《外传》，只是还不敢这样做。”淳熙丙午年八月十二日记。” 《中兴艺文志》记载《刊误》说：今文分为六章，古文分为七章，把前面的作为经，后面的作为传。经文开头总论孝道的始终，接着分别陈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孝道，末尾说：“所以从天子直到庶人，孝道没有终点和起点而有祸患不能达到的，从来没有这种事。”首尾相互照应，文势连贯，实际上都是同一时期的言语，后人却妄自分成六章、七章，又增加“子曰”以及《诗》《书》中的文字，杂入其中。现在把它合为一章，删去两个“子曰”、一处引《书》、四处引《诗》，共六十一字，以恢复经文原貌。又指出传文的错误，删去“先王见教”以下共六十九字；“顺则逆”以下共九十余字，则依从古文。” 陈振孙说：“在千年之后抱持着遗留下来的经书，却能卓然领悟疑义、辨明疑惑；若不是杰出而特立独行的人，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后来的学者不敢仿效，也不敢妄加议论。” 赵希弁说：“以上是朱文公所校定的本子，全部以古文为正本。只有传文的六章，有的地方依从今文。庐山胡泳为它作了后序。” 黄震说：晦庵朱先生依据衡山胡侍郎和玉山汪端明的说法，按照古文《孝经》撰成《孝经刊误》，把“天子至庶人”五章中的“子曰”和“引诗云”等语句都删去，并将五章合并为一章。他说：“我怀疑所谓《孝经》，原文只不过如此，却把这一部分指作经；其余部分则移动次序，称作传，并且删去了那些从其他书中窜入的文字。”例如“孝天之经，地之义，至因地之利”，是《春秋左氏传》记载子太叔向赵简子讲述子产的话；又如“以顺则逆”以下的文字，是《左氏传》记载季文子、北宫文子的话；“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也是《左氏》记载士贞子的话。因此，他便认为《孝经》成书于汉初、在《左氏传》尚未广泛流行以前，并且说：“不知道是哪一代、什么人写成的。”我认为：《孝经》与《论语》相比，虽然有衍文，但它每章引用诗句作为防范，即使在文法上与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相类似；然而“孝”是百行之首，孔门阐明“孝”的意义，本来就是万世学者所应当诚心敬守、始终不忘的。至于其他文义细微而不能不考察的地方，经过晦庵剖析疏理，就清楚了。“严父配天”一章，晦庵说：“孝之所以伟大，本来有亲切具体的地方；假如做臣子的人都怀有‘今将’之心，反而陷入大不孝，这并不是天下通行的训诫，应当告诫求学者详细考察。”这个意义尤其精当。我认为：《中庸》把追尊太王、王季为王，称为通达的孝，也与这一章“严父配天”的孝道旨意相同。古人发言，各有其主旨，求学者应当审察自己所实行的内容。至于把这种事情推到极端，以至于谈论不合自己身份分际的事，正如晦庵所说的那样，就不能不知道这一点。” 陆秀夫后序说：“《孝经》一书的古文本已经无法考见。能够考察的，只是汉代《艺文志》以及颜氏、刘氏、司马氏编次的文字罢了。总的来说，它们都是古文的旧貌。我年幼时读它，没有察觉其中有错；长大后才产生疑问。翻阅各种典籍，没有不是这样记载的，因此不敢提出异议。入仕以后，承乏任西库勾当，得到朱元晦的一篇《刊误》，反复玩味。此后心目豁然开朗，欣然好像有所收获。于是我在馆中与各位同僚，根据元晦的议论，跟从着删削、编排次序。然而我岂敢凭借自己微小的见解，妄自参杂其中，以致获罪于前代正人？希望这部经能够灿然恢复原貌，而元晦刊正它的功绩也不至泯灭。圣明时代以孝治理天下的教化，或许也不能没有一点帮助。” 朱鸿说：“朱子《刊误》把经定为一章、传定为十四章，删去了古文二百二十三字。” 按：自汉代以来，解释经书的人很少有移动经文片言只字的，移动经文是从二程子《大学》开始的。自汉代以来，作注疏的人没有能够删削经文一个字的，删削经文则是从朱子《孝经刊误》开始的。有人说：“费直把彖、象、文言附在卦辞之后，这难道不是移动经文吗？”回答说：“费直是从老师那里接受这种传本的，所以才这样，并不是费直自己移动的。”有人说：“李林甫奉诏校定《月令》，难道不是删削吗？”回答说：“《月令》明知是吕不韦的书，并不是经文。” 项安世《孝经说》。《宋志》著录一卷。已经散佚。黄干《孝经本旨》。《宋志》著录一卷。今已不得见。《中兴艺文志》记载：黄干继承朱熹的志向，辑录六经、《论语》《孟子》中谈论孝道的言论，编为一书，分成二十四篇，名为《孝经本旨》。陆元辅说：“朱子曾想选取其他书中能够阐发《孝经》旨意的言论，另编为《孝经外传》，但还没有来得及起草。勉斋继承了他的志愿，辑成《孝经本旨》二十四篇。” 冯椅《古孝经辑注》（《姓谱》作《孝经章句》）。《宋志》著录一卷。已经散佚。《中兴艺文志》记载：冯椅以朱氏刊定的经文为依据，把其中所引《诗》《书》而流传下来的荒谬内容全部删去，也删掉假托曾子、孔子问答以及后人增添的言辞，编成《古孝经辑注》，并引用蔡氏的注解。龚栗《孝经集义》。

译一卷。已经散佚。真德秀作序说：“《孝经》一书，流传于世已经很久了。到了朱子，才开始分别经文和传文，删去后世儒者所增益的内容，使经文重新完整，但还没有来得及阐发其中的义理。我的朋友龚君龚栗，专心致志，勤奋好学，于是依据朱子的意思，采集各家学说中长处而加以折中，又把其他书中关于生事、葬祭的礼仪汇集编录，用来作为这部经的辅助。对于学者所疑惑的地方，就设问答以委婉而充分地阐明。这样一来，圣门教人的纲要，才开始明白而没有遗留的深意。”孝道，是人心本来就有的。古代先圣先王命冢宰把德行教化施加于百姓，不过是用礼制的节文和制度的度数向他们显示罢了，却从未说明孝的道理。说明孝的道理，是从孔子开始的。大概三代以前，道理明白，风俗一致，人人都明白孝之所以为孝；圣王在上，设置礼制教化加以规范防范，使人不要失去孝道而已。到了孔子时代就不同了。看孔子告诉子游、子夏的话，还担心他们把服侍劳作、奉养父母当作孝，那么，比子游、子夏更浅薄的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不得不详细说明孝的道理，以使学者明白。如今的时代，与孔子所处的时代相比又不同了。即使名为士君子，也有不知道什么是孝的人；连服侍劳作、奉养父母都还做得惭愧，更何况孝道中更重大的方面呢？” “更何况那些被先民遗留下来的弊俗所习染的人呢？龚君撰写这部书，是希望做士的人知道什么是孝，低头努力尽到自己的力量，使没有不能行孝的士人；也希望普通百姓有所观感、受到启发，知道什么是孝，低头努力尽到自己的力量，使没有不能行孝的百姓。他的用心难道不是极其深切吗？我认为，治理百姓的人，应当把这部书颁发给学校，传播到乡里，使做士的人熟读实行，以身作则来引导百姓，那么我们县的风俗就可以改变。推而广之，将来天下的风俗没有不能改变的，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只是龚君在这件事上用力非常勤勉，文字和义理之间虽然似乎还有一点没有完全明白，但它的主旨却是明亮清楚的。所以我为它作序，并与他切磋讲究，希望能够使它长久流传。” 考察这篇序文，也见于刘爚的《云庄集》。史绳祖《孝经解》。一卷。今已不得见。魏了翁跋说：“朱文公曾著《孝经刊误》。朱公的儿子朱在曾经拿原稿送给我。我已经把它刻印出来，与学士们共同阅读。史庆长又告诉我说：‘从前史绳祖曾经汇集先正名贤的《孝经》注解，现在希望得到《刊误》，为它编排章旨。’我于是把《刊误》交给他，使他能够汇集编次，编成一书。后来又把黄直卿的《孝经本旨》和他辑录的《洙泗论孝》合成一部书。唉！这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常道，也是后王施德教化的根本；但人们遵循它却不知道它的道理，读到这部书的人，难道也能够知道应该从哪里受到启发吗？” 袁甫《孝经说》。《宋志》著录三卷。已经散佚。陈振孙说：袁广孚任鄱阳宪司长官时，为诸生讲说《孝经》，旁及诸子之书，诸生把它记录下来，编成一书。戴表元后序说：“以上是袁正肃公袁广孚的《孝经说》三卷，前一卷已经刻在宣州学宫，有知州王侍郎为它作附注，流行于世；其余二卷引用《论语》《孟子》来阐发经义，我没有见到。正肃公对我来说是乡里的先生；我的先伯大父云台府君曾托付同年甲戌科进士，与正肃公结为世交中的尊长，我从正肃公那里听到的言论、接受的讲问很多。大概正肃公的父亲正献公袁叔和，曾向象山陆文安公求学；正肃公虽然没有赶上亲自侍奉象山，但家学承袭下来，对其中的源流关系深有了解。哪里只是正肃公如此呢？自洛学向东传播以后，各位大儒都根据自己所闻所学分门授徒：晦庵朱文公在闽地，东莱吕成公在浙地，南轩张宣公在湘地，象山文安公在江西；他们的门徒又各自有所传授，往往散布于远近各地，虽然途径不同而归宿相同。其中象山的学说在四明尤其兴盛。正献、正肃父子，以及文元杨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质、端献沈公晦叔，都是其中最著名的人。正肃公显贵以后，曾经持江东宪节，多次为士大夫讲说象山的学说；巡行到贵溪时，又为象山改建创设祠堂和学塾。因此江东人自正肃公以后，更加尊崇象山之道。” “贵溪姜翔仲的先世，原来是当时在象山门下听讲的士大夫中很有名望的一人。姜翔仲如今又成为侍奉祠堂的诸生，能够取出家中收藏的这部书，并在学塾中刊刻，可以说如同鹤鸣于野而子和声相应了。我实在不敏，我的家世也有与翔仲相交往的地方，因此最终不能推辞，把姓名附列在这部书的末尾。”大德十年丙午岁后正月既望记。俞观能《孝经类鉴》。《宋志》著录七卷。已经散佚。方逢辰《孝经章句》。一卷。已经散佚。刘元刚《孝经衍义》。已经散佚。《江西通志》记载：刘元刚，字南夫，吉水人，嘉定年间进士，官至韶州太守。理宗曾经立廉、贪二碑，刘元刚列在廉碑第四名。胡侁《孝经释》。一卷。已经散佚。《金华志》记载：胡侁，字子先，永康人。宝庆丙辰年进士，官任监察御史。归乡后，多次被征召而不出仕。人们称他为云岫先生。刘养晦《孝经解》。已经散佚。黄震作序说：“人生下来就有知觉，知道爱自己的父母，这是人的良心没有比孝更优先的。亲爱自己的亲人，然后才能施仁于百姓；施仁于百姓，然后才能爱护万物，这是人的百行没有比孝更优先的。孩童一开始，就教给他《孝经》这部书，这是讲学没有比孝更优先的。孝道一天也不能忘记，那么《孝经》难道也能有一天忘记吗？然而如今的世上，各家诸子、百家训释演说的著作，多得运牛也运不动、屋子也装不下，甚至淫靡的言词、绵软的曲调，也到处都是。唯独《孝经》，除司马公作《指解》、朱文公作《刊误》以外，没有人继续阐发。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追求新说而忘记旧说吗？难道不是只熟习句读而不考察义理吗？难道不是借它作为启蒙的工具，却从未把它作为亲身实行的根本吗？唉！年岁增长而思虑改变，处境变化而心志转移，孩童时咿咿呀呀熟读的书，祖父母抱持教诲的内容，被抛弃得如同土偶木梗，完全不再省察。对于教人孝敬父母的书尚且如此，对自己的父母又会怎样呢？还怎么能希望他们使孝悌兴盛施行、百姓因此和睦，达到我们圣人所说的境界呢？”我的朋友刘君养晦，是德行纯粹的人。他广泛取用各书中曾经谈到孝道的内容，汇集编成《孝经解》。宁可内容多，也不敢删略；宁可浅显，也不敢故作深奥。“这部书虽然是为童子设置的，却关系到他们的一生；虽然是为家庭设置的，却关系到天下。从今以后，人人都把养晦的心作为自己的心，畅快地反省自己，没有一天忘记《孝经》，也将没有一天忘记孝道。世道大概有希望了吧？” 董鼎《孝经大义》。

译一卷。今存。熊禾作序说：孔门的学问，只有曾氏得到了宗旨。曾氏的著作有两部，一部叫《大学》，一部叫《孝经》。两书的经、传、章句颇为相似。求学以《大学》为根本，实行以《孝经》为先。从天子到庶人，都是一样的。《尧典》一篇，是《大学》《孝经》的根本。从能够明确彰显崇高的德性，到亲爱和睦九族，使百姓昭明，使万邦发生变化，是《大学》的根本。孝道，大概已经包含在亲爱和睦九族之中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本只有一个。从此以后，舜凭借极其孝顺而使五典彰明，禹凭借极尽孝道而使人伦秩序井然。伊尹叙述成汤的德行，第一说‘树立爱心首先要亲爱父母’，第二说‘侍奉先祖要想到孝道’。人的纲常修养，还有什么比这更重大呢？文王、武王、周公遵循这一点实行，在《礼记》所载的内容中都可完备地看到。上至宗庙祭享，下至保全子孙，其中关于孝的内容没有比这更多的了。功业教化的盛大，甚至使四海之内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凡是鳞、毛、芽、甲之类的生物，没有不得到适宜的安置。唉！二帝三王的教化，可以说是宏大了。《孝经》一书，就是这种遗留下来的法则。到了春秋时代，皇家的纲纪解纽，孔子为此感到悲伤。” “他反复诵读古代明王以孝治理天下的话，思虑深远，期望迫切，于是专一以孝为根本。实行这条道路，本来就是天性的自然、人心固有的东西。如果确实使天子、公卿亲自率先实行，凡是礼乐刑政等制度，只要稍加转移，王道难道还不是很容易实行吗？可惜啊，最终只是寄托在空洞的言语上，仅仅见于门人的记录之书。书已经写成，道理便可以举明；即使不能在当时实行，仍然可以告示后世。如今这部经书可供考察的，不过《汉艺文志》罢了。至于篇次，颜师古注所说的古文二十二章，是孔壁收藏的本子；今文十八章，是河间王所得的颜芝本，也是刘向所参校的本子。总而言之，这些本子出自诸儒的传授和附会，都不是曾氏门人记录的旧文了。唐玄宗开元年间下敕议定此经，用意不能说不好，但司马贞学浅识陋，连《闺门》一章也删去了，终于开启了玄宗无礼无度的祸患。而他所撰的序文，甚至把礼说成外在装饰所凭借的东西，把仁义说成后来逐渐形成的东西。他不知道所谓发自内心的孝道，那么这种孝究竟因什么而产生、又从哪里萌发呢？学问不讲求，德行不修养，竟到了这种地步。威武的文公朱熹，特然兴起于南方，平生的精力，大多用在《易》和四书上。” “至于这部书，只完成了一部《刊误》，对于经文大义的注释，仍有未能涉及之处。唉！做人子女的片刻也不能忘记孝道，那么这部经就是从天子到庶人一天也不能没有的书。章句已经明白，而文义仍【缺文】阙失，难道不是一件很大的欠缺吗？我曾经有志于汇集各家的传注，以阐明这部经，却没有实现。一天，我的朋友胡庭芳带着他的高徒董真卿来云谷山中访我，手里带着一部《孝经大义》。我取来阅读，才知道这是他父亲深山先生董季亨所辑的书。这部书是为初学者设置的，所以文字都明白而切实；反复玩味，义理意趣却精深，又有不是见识浅陋、听闻狭少的人所能窥见的内容。族兄明仲恭敬地把它刊刻在书塾中，以扩大它的流传。这难道只是学习者修身齐家的要道吗？凡是拥有国家、治理天下的人，难道也能离开它而有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方法吗？唉！滕国不过是方圆五十里的小国，它的君主一旦采用这种方法，竟达到四方草随风倒、风动草偃的效果；一时的施政，也还清楚地具有三代的风范。学问的功用本来就是这样。晋武帝、魏文帝，也都是天资美好的人，可惜群臣没有见识，不能加以启发引导，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实扩大。悠悠天地之间，这部经的废弃大概已经一千五百多年了。” “人心秉持常道，直到天极也不会坠失，难道没有能够讲明并实行它的人吗？如果确实把二帝三王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就一定会把二帝三王的教化作为自己的教化。仁，就是人心。学习是用来求得仁的，而孝则是实行仁的根本。古语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代，然后才能实现仁政。’我有什么幸运，竟能亲身见到它！” 徐贯作后序说：以上《孝经》一书，是孔子、曾子传授承受的要旨。经秦火焚毁以后，错乱的简册很多。到了宋代大儒朱文公，才开始取古文本加以考订，刊正其中的错误，编次简册，从此经文和传文各自有了纲纪。董季亨又进一步为它作注释，它的要旨就更加明白了。读者如果确实能够通过这些言辞探求其中的心意，由于人心相同，再由此推及家庭、国家和天下，那么天下的道理全都在这里了。可惜这部书刊行的版本很少，偏远乡里的士人不能全部看到。我近来按察泉州，偶然在进士蔡介甫家得到这部书的旧本，于是命工匠刻板印行，使它流传下去，将使四方能够家家传授、人人诵读，各自兴起亲爱父母的心，笃实行仁孝之道，或许可以对风俗教化略有万分之一的补益。” 陆元辅说：“董鼎注释朱子的《刊误》，书名叫《大义》。” 朱申《孝经注解》。一卷。今存。王行《孝经同异》。《宋志》著录三卷。已经散佚。俞氏（浙）《孝经审问》。已佚失。《姓谱》记载：俞浙，字季渊，新昌人，开庆乙未年进士，授任监察御史，改任大理少卿，没有赴任。胡氏（子实）《孝经注》。二卷。没有见到（《一斋书目》中有著录）。《温州府志》记载：胡子实，另名希孟，字醇子，永嘉人，咸淳末年任史馆编校。陈氏（合）《孝经正文》。一卷。没有见到。蔡氏（子高）《孝经注》。已佚失。姜氏（融）《孝经释文》。已佚失。陈氏（鄂）《孝经释文》。已佚失。胡氏（一桂）《孝经传赞》。没有见到。李氏（应龙）《孝经集注》。一卷。没有见到。季氏（姓名未详）《古文孝经指解详说》。

译一卷。已佚失。楼钥作序说：“古文《孝经》确实是我们夫子的旧本。秦代焚书之后，它从孔子故宅墙壁中被发现，并由颜芝收藏。《孝经》十八章已经先流传于世。翼奉、张禹等五人，各自凭借此书成为名家。古文《孝经》只有孔安国、马融为它作过传注，但又没有显著流传。隋朝开皇年间，刘炫为它作《稽疑》一篇，已经受到很多讥笑。唐代陆德明也说：‘古文《孝经》既然已经不流行，便随从世俗采用郑康成的注。’十八章本中，只有刘知几主张推行孔安国本而废弃郑玄本，于是诸儒争论纷起。唐明皇也采用今文本的注来学习它，并把它用八分书刻在经台上，至今还在长安。儿童从小学习的，都是这个本子。司马文正公从秘阁收藏的古文《孝经》中得到此书，为它作《指解》，曾进呈给仁宗、哲宗。范太史祖禹又继而为它作解说。想来，自汉代以来，爱好它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呢？因此，信州使君季公天性纯厚而孝顺，笃志好古，尊重敬爱这部书，又为它作了详说。不仅阐明夫子的旨意，而且把文正公的解释逐文推演发挥，用心十分勤勉，文辞也详尽完备。例如‘爱敬可以施行于匹夫，却不能施行于天子’，例如‘论述忠顺不可丧失’，例如‘不敢遗忘它的关键’，这些内容旨意深远，而功效非常重大。” 楼钥又说：“所谓‘要道’，是说所敬重的范围少，而所论说的内容多。所谓‘至德’，是说所敬重的范围广，而所实行的是根本。这些说法都有依据和阐发，并不是随意说的。绍兴五年七月，皇上登上帝位，下诏征求意见。季公在八月进呈了这部书。不久，中书舍人陈傅良公又替他缴进。如今在经筵初次讲读时，书已在广信刻印，却没有赶上季公的儿子洪。我想到此书还没有流行，便准备刻印于家中，并永远作为后序。接着说：‘所以，从天子到庶人，孝没有终止和开始，而担心孝道不能达到的，从来没有这种事。’明皇的注说：‘从天子开始，到庶人结束，虽然尊卑不同，但孝道所达到的境界相同；担心孝道不能达到的，从来没有这种事。’这是说没有这种道理，所以说‘未者’，这种解释不对。古文本不同，所以说‘从天子以下直到庶人’。文正公则说：‘开始是侍奉父母，最终是立身行道。’‘患’是指祸患和败亡。意思是说，虽然有开始却没有终点，仍然不能免除祸败，并且使父母蒙羞，就不能算作孝。季使君又用明王的事来证明这一点，是正确的。我私下认为，这样说仍然不够详尽明白，所以冒昧再申说几句。” 我认为，圣人所作的一部经书，可以说已经很详尽了；但它立教的关键，专门就在这几句话上。幼小的孩子，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的。因此，人对于孝，没有不是从开始做起的。夫子之所以对曾子反复恳切地说明，正是想要人有【原文至此有缺漏】终点。夫子开头总说孝道，接着分别说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孝，大小等级本来就各不相同；但在这里又说孝道有开始而没有终点，没有不遭遇祸患的，这里则没有贵贱的区别。后来虽然详细叙述孝治、圣治的功效，一直到篇末，但他教人最为切要的地方，没有超过这一点：上下贵贱一体，都应当尽心。明皇正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不能善终，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篇末说‘孝子侍奉父母的事完毕了’，正是说祭祀的终结，仍然不是孝道的终结。至于所谓孝道的终结，正如这里所说孝有始有终的‘终’，大概是指立身行道，直到死而后止。所以，虽然曾子已经张开手脚，认为自己能够保全身体归还父母，便自以为可以免于祸患了；然而更换席子的那一节还在后面，因为大夫所用的席子仍然不是合乎身份的正席。唉！圣人的话，可以说深刻而切实；要做到有始有终，又哪里是容易的事呢？” 我余生没有多少时日了，深知应当戒慎恐惧；若能守正而死，正是我所愿，因此更加勉励自己，并把这些话告诉有志之士，同时也用来补充二位先生的说法。”},{ 《经义考》卷二百二十六。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二十七。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孝经》（六）。白氏（贲）《孝经传》。已佚失。元好问说：“白贲是汴地人，自号决寿老。从他的上代以来，一直到他的孙子白渊，世世代代都因经学而显名。” 考察《中州集》，其中载有白贲的一首诗，题为“有客请求观看我的《孝经传》，我有感而作诗”，诗句说：“跋涉经历艰难险阻，钻研阅读，历尽寒暑。仰观俯察，万事万物都进入眼中耳中。不须劳烦斧凿，笔下自然生出烟云。高处可以媲美唐尧虞舜，下处可以启发这些百姓。”看来他竟这样自高自夸，可惜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许氏（衡）《孝经直说》。一卷。没有见到。考察：连江陈氏《一斋书目》中有此书。《作》《孝经注》。吴氏（澂）《孝经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