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十一

译程氏【直方】《学诗笔记》未见 胡氏【炳文】《诗集解》未见 程氏【龙】《诗传释疑》佚失 安熈《诗传精要》已佚。苏天爵的传状说：“先生名熈，字敬仲，姓安，是太原离石人。金朝灭亡后，迁居山东，喜爱真定的风土，便在那里安家。参加试选而中选，列入儒籍；经郡博士推荐，担任其学的副职。他从事教育，师道卓异，教学条目细密周详，全都有法度。入学以居敬为根本，读书以经术为先。他讲说经义，分析得极其细密，融会贯通，使求学者如同亲自听到圣人的言论，心地开朗，眼界明彻，释然没有疑惑。来去求学的弟子，常常达到百人。宪司多次因他的品行向朝廷推荐，最终却没有得到任用。不幸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二岁。有《诗传精要》《统皇极经世书》《四书精要考异》等书。” 陈栎《诗经句解》未见。栎自序说：诗分为三类，即风、雅、颂。创作风、雅、颂这三种体裁，也有三种方法，即赋、比、兴。这就是所说的诗的六义。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三颂。风有正风和变风。《周南》《召南》是正风；▯、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三国的风，是变风。雅也有正有变。从《鹿鸣》到《菁菁者莪》，是正小雅；从《六月》到《何草不黄》，是变小雅；从《文王》到《卷阿》，是正大雅；从《民劳》到《召旻》，是变大雅。三颂，就是周颂、鲁颂、商颂。风，就是风俗，是民间风俗歌谣之诗；雅，就是正，是朝廷宴飨、朝会时演奏的乐歌之诗；颂，就是赞美，是宗庙祭祀时演奏的乐歌之诗。直接陈述事情叫赋，借那件事来比喻这件事叫比，寄托于事物而引发文辞叫兴。六义的大概内容，不过如此。诗的创作，有的出自公卿大夫，有的出自平民和卑贱的奴隶，有的出自妇人女子，都是人声自然流露的音调，自古以来就有。《康衢之谣》就是这样。如今见于书中的，如舜、皋陶、契、伊尹、傅说等人的歌，即是虞诗；《五子之歌》则是夏诗。商诗大多亡佚，如今的商颂五篇，是尚未完全亡佚的。除此之外，风、雅二颂，都是周诗。王国的《黍离》不再列为雅，而降为与列国之风同类，显示周朝由盛转衰。王诗降为国风以后，诗也就亡佚了；诗亡佚以后，《春秋》便产生了。用诗进行教化，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舜命令夔教导贵族子弟说：“诗是表达志意的。”《周礼》记载太师教六诗说：“风、雅、颂、赋、比、兴。”就是这个意思。孔子删定诗篇为三百篇，开始列入六经，并且尤其认为诗是教人的首要事务，对它比对其他经书还反复叮咛。他说：“兴起于诗。”又说：“诵读《诗》三百篇。”又说：“年轻人为什么不学习诗呢？”他对儿子伯鱼说：“你学习过《周南》《召南》了吗？”另一天在庭院中经过时所听到的教诲，也首先问是否学习了诗。孔子平日所说的话，诗也一定列在《书》《礼》之前；而他提纲挈领，教人读诗的方法，则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 这是因为诗虽然有三百篇之多，大体不出赞美善、讽刺恶这两方面。读赞美善行的诗，可以感发我们的善心；读讽刺恶行的诗，可以惩戒、约束我们放纵的志意；都是用来端正我们的心，使我们没有邪念。求学者认识赋、比、兴的体制，来阅读风、雅、颂的诗，并且始终以思想无邪为根本，那么《诗》这一经就可以说学成了。诗序的作者，有人认为是孔子，有人认为是子夏，有人认为是各国史官，都没有明确文字可以考证。只有《后汉书·儒林传》认为卫宏作《诗序》，流传于后世。如今考察小序与诗文相抵牾，凭臆测牵强附会，荒谬浅陋；常常是有根据而能得到诗意的很少。它不是孔子、子夏所作，而是卫宏所作，这一点很明显。各篇诗序本来合成一编，到了毛氏作《诗训传》，才开始把诗序引入经文，分别放在各篇开头，不作为注文，而直接当作经文字句。于是读者相互转告而尊信它，不敢提出异议。遇到讲不通的地方，必定曲意迁就，穿凿附会，宁可使经文缭乱破碎、不成文理，始终不敢承认小序出自汉代儒者。只有朱文公的《诗传》才开始删去小序，另编一书；可信的序说就采用，荒谬的就加以订正，此后学者才知道小序并非正大之旨。朱子的见识可谓达到极点、完备无遗了。如今我叙述文公《诗传》的内容，编成《句解》，用来教授初学者。又因为序与诗分列不便阅读，便依照毛氏的编排，把各篇序放在篇首，只是将行距排得高低不同来加以区别，希望使序说的是非优劣一打开书就能明白，也使诗的意义容易推求。” 吴迂《诗传众说》已佚。李恕《毛诗音训》四卷。未见。《毛诗诂训》四卷。未见。《毛诗旁注》未见。朱近礼《诗传疏释》已佚。吴澄题跋说：“朱子的经书注解，以《诗传》最好。求学者研究经书，也只有《诗》最容易入门。旴江朱近礼喜爱读诗，随自己所知，在经文下详细作疏，有时有所解释，有时有所扩充。他不到二十岁，就专门攻治一经，这种志向值得称道。” 蒋宗简《诗答》已佚。周闻孙《学诗舟楫》已佚。刘瑾《诗传通释》二十卷。今存。杨士奇说：“《诗传通释》是元代安成刘瑾辑录的，共二十卷。我家藏有四册，其中采录各经传以及诸儒所阐发的要义，又考察世系次第和源流，详明而完备，大概是贯通诸说的书。” 《吉安府志》说：刘瑾，安福人。竭力研究《诗经》，其学说以朱子为宗旨，同时也间或提出自己所得的见解。又考订各国世系次第和作者所处时代，考察其源流，辨析其音韵，审察诗与乐的配合，探究孔子删定诗篇的缘由，撰成《诗传通释》一书，能够阐发朱子的深意。黄虞稷说：“刘瑾字公瑾，安城人，博通经史，隐居不出仕。他的书以朱子为宗旨，采录各经传以及诸儒所阐发的要义，并考察其世系次第和源流。” 考察刘氏《通释》，永乐年间，胡广等人窃取了他的成书，编入《大全》；只是把原书中的“愚按”二字改作“安成”，这才表明作者是刘氏而已。梁益《诗传旁通》

译十五卷。今存。翟思忠序说：“诗是六经中的一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用六义来概括，就是风、赋、比、兴、雅、颂；大概是通过诗句的美恶来劝勉、惩戒，使人的性情各自得到端正。自从圣人删定以后，分为四家，即齐、鲁、韩、毛。拿它们同三代的诗比较，只有毛诗与经文相合，学者多以它为宗，所以称为‘毛诗’。从汉到唐，许多著名大儒有传、有笺、有疏、有注，或异或同，各自成为一家之说。到了宋代，文公朱先生为它撰作集传，阐明圣人深微的言语，指示学者入门的道路，对上可以端正国风，对下可以阐明人伦，难道只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工具吗？”三山梁先生友直，号庸斋，在这方面勤勉钻研，对不明白的一定要弄清，对不理解的一定要解释；他考察诸位前代正人，向老前辈请教，遇到有所心得，就亲手编纂成册，名为《诗传旁通》。“旁通”，是说引用群经，兼采各家诗说，不拘泥、不偏僻，就像《易》六爻发挥旁通，周流而贯通全面。用功很勤奋，使人受到的教益也多。唉！先生可以说是温柔敦厚、深得诗教之意的人了吧？” 黄虞稷说：“梁益本是闽人，随父亲迁居江阴，考中江浙乡试。他的书专门阐明朱子的传注。” 陆元辅说：“梁益字友直，他的先世是福州人，后来迁居江阴。他教人以改变气质为先，求学者不远千里来跟从他。他所著《诗传旁通》，由太平路总管府推官、滨州人翟思忠作序。但西亭王孙的《授经图》于是把翟思忠的《诗传旁通》列入书目，大概是因为这篇序而误传。” 《诗绪余》未见。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八卷。今存。吴师道序说：“白云先生许公益之读《四书丛说》，我已经为它作序；他的门徒又请求说：‘先生所论著的书中，只有《诗集传》《名物钞》已经成书。以前听说他多次拿给您看，其中一两条说法还把您的名字列在其中，您何不设法传播他的学说呢？’我私下认为，《诗》的兴起已经很久远了。周朝强盛时，在下有二南之风，在上有雅、颂的创作；周公取来列入经书。幽王、厉王以后，风、雅都发生变化；孔子对于各国的风，删去其中淫邪的，对于公卿大夫的作品，则取其可以作为训诫的。东迁以后，王国的诗与列国并列为国风；又考察商、周初年的遗失，得到商颂一类的诗；至于鲁颂，则依据鲁国所使用的乐歌来彰明其实际内容。这样合并周公所取的诗，成为三百篇。假如从《卫风》返回鲁国，乐正使雅、颂各得其所，那么所考察的也只是周公经书中残缺错次的部分罢了。因此，《诗》作为经书，开始由周公定型，再由孔子重新厘定，终于成为不可改易的经典。不幸在秦火中遭受灾祸，其中可疑之处很多，但诸儒没有察觉。自汉以来，毛氏、郑氏之学专行；历经唐至宋，才有一两位大儒略微提出自己的见解。然而程纯公、吕成公仍以序说为主，朱子明察其谬误，全面清理廓清，使诗的本义显明。每一篇确定其作者，每一章约略分辨赋、比、兴；比较叶韵和音韵，以恢复古代的用法；上下吟咏，不增一字；略加解释，使人自己领悟，打破拘束，揭开蒙蔽，恢复温柔敦厚、平易老成的旧貌，自认为不再有遗憾。” “唉！《诗》由孔子第一次厘正并定型，由朱子第二次厘正而义理明白；朱子的功绩，万世都将依赖。这就是《名物钞》所以作成的原因。自从北山何先生基得到勉斋黄公的传授，鲁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相继传授，到了许公已经是第四代，学术有所推衍而没有间断，更加宏大而尊崇。许公想到《朱传》仍有不完备之处，于是广泛搜求、博采资料，多引用王氏、金氏之说，附上自己的见解；全都是精微的义理和深奥的旨趣，是前人没有发明的。又因为小序以及郑氏、欧阳氏所列世系多有错乱，便一概依从朱子加以补定；订正字音和训释，考察名物、度数，灿然完备。他对前儒有功，对后学有益，使《朱传》得到永远的辅翼，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然而有一件关系《诗》尤其重要的事情，不能默然不说。王先生曾说：‘如今的三百篇并不全是孔子的旧本。秦火使《诗》《书》同遭灾祸，《书》亡佚残缺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唯独《诗》没有失掉一篇？’像《素冠》《绚兮》《唐棣》《狸首》《辔柔》《先正》等篇，为什么都不列入？而那些已经被斥为郑声的诗，为什么还保存着而没有删去？刘歆说：‘《诗》刚出现时，一个人不能独自穷尽全经，有的成为雅，有的成为颂，彼此合起来才形成全书。’” “听说孔子说过‘三百篇的数目还不完整’，这大概是因为世俗流传和管弦演奏泛滥，现存的篇章被增补进去，却没有辨明它们并非原有。朱子本来曾怀疑《桑中》《溱洧》等篇：用它们祭祀的是哪位鬼神？享祀的是哪位宾客？讽刺的是什么言辞？合乎哪种礼义？不得已，只好采用曾氏评论《国策》的说法，认为保留它们，是让后世知道它们并非应该保存的诗，从而明白删弃它们的用意。金先生多次把这一观点载入《论语考证》，说诸儒都赞同。师道曾举出这些话告诉许公，但许公当时正遵照完整经文行事，恐怕不能采用。如今《名物钞》中‘二南’相配图，是王先生所定的；大概把各自的十一篇配合起来，将《何彼秾矣》《甘棠》退列于《王风》，并删去《野有死麕》，可见许公确实采纳了这一意见。以许公的谨慎深思，本来是要防止后世破坏经典的弊端；但他卓然有见，能够像王先生所说那样觉察疑点、辨明迷惑，如果让三十多篇淫邪之诗都按例屏除，岂不是千古以来最痛快的事？朱子如果再生，也一定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可惜这个议论还没有研究完，许公就已经去世了。姑且把它记在序文末尾，等待后来的君子来研究。” 黄溍说：“先生这部书，订正字音和训释，考察名物、度数，用来补足前儒尚未完备之处；同时保存其中逸失的义理，旁采远引，最后用自己的见解加以总结。” 罗复《诗集传音释》二十卷。今存。黄虞稷说：字中行，庐陵人。考察曹氏静惕堂所藏本，原来是合并《白云许氏名物钞》而为之作音释。朱公迁《诗传疏义》

译二十卷。今存。公迁自序说：“说明诗义的困难由来已久。自从孔子解说《烝民》一篇中宣扬德行的旨意，孟子解说《北山》一篇中贤者劳苦的意义以后，后世就很难有这样的人了。汉代儒者对《诗》的章句训诂越详细，弊病越严重。继起的人解说越来越繁琐，诗意越来越闭塞，距离孔孟时代已经一千四百多年。到了明道先生解说《雄雉》二章，才得到孔子、孟子解说诗的方法；又过了几十年，得到朱子，才完备起来。大概诗以咏唱为主，与文章体制不同，文辞好像重复，意义实际上前后相承；意义委婉，文辞却好像十分直率。这就是解说诗的困难。朱子取法于孔子，又取法于孟子，还取法于程子，少用虚词、助字来加以发明，而诗的脉络便清楚地显现出来。《三百篇》可以读懂了。然而虚词、助字之间，有的看似轻微却很重要，有的看似宽泛却很切实；如果心存粗疏草率，未必不会把它当成容易之事。这就是读诗的人也应当知道其中困难的地方。各家自行标新立异的姑且不论，只有辅氏《羽翼传》的解说条理通畅，很有帮助；但它多有冗长而未加修整之处，也时时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而且有时传注简略的地方，它也跟着简略；传注隐微的地方，它也跟着隐微，仍然好像没有穷尽。” “我年少而鲁钝，见识浅薄，哪里值得谈论这些？偶尔依据辅氏的解说加以扩充，剖析传文来通达经旨；对于尚未发明的，一定探究其中深意；对于已经发明的，也不贪求文辞铺陈。或许可以接近朱子显明微妙、阐发幽深的用意，从传注推求经义也就不难了。我曾经这样用功：保持不敢怠慢的心，坚定希望自己有所心得的志向；语助词的声调随着文意而升降，立言的旨趣也随之周旋。优游涵泳，饱受浸润，日积月累，才仿佛有了默契。这是我资质不敏、困学求知的方法，却不敢认为自己这样就是正确的。至于真正能够以自己的心意去揣摩作者志向的人，一定会大大超过我这些见解；您读过后加以教正，就是我的幸运。” 何英后序说：先师松隖先生曾说，野谷洪先生起初跟随前代正人朱公迁先生学习，在门下接受《三百五篇》诗的教育。一天，他请公迁先生讲解《周颂·维天之命》一章的旨意，先生在《集传》下面训释其义，发明文字以外的意蕴，讲得明白清楚。他又请求说：“《集传》中的各篇都能像这样，在章句中阐发它尚未发明的内容，以惠及天下学者，岂不是斯文的幸运吗？”当时先生因特别恩典被授予校官，得以主持金华郡庠，于是每天编纂、每月作注，完成此书，名为《诗传疏义》。黄文献公黄溍一见便深加赞赏；凡属兴体的作品，语意之间的呼应，他尤其用心考究。然而学者虽喜爱仰慕，彼此传抄，终究也很少有人见到。永乐乙酉年，先师的宗族兄长世载游学书林，到了叶景达家，因阅读《四书通旨》，便谈及《疏义》。景达是崇尚德行的人，多次写信来请求刊刻流传。丁酉年，英在叶氏广勤堂侍奉先师，参与校勘此书，又旁采诸儒的学说，把其中切要的部分节录下来附在书后。稿本已经完成，却还没有来得及刻印，先生便返回故里去世了。正统庚申年，景达来信嘱咐英说：‘所传《诗传疏义》，辑录时遗失了几卷稿本，没有保存下来，希望你为它补缀修葺，使之刊刻流传。’ 我私下担心其中有所遗忘，恐怕因此湮没不传；何况景达想要广泛施行惠爱之仁，所以不顾自己浅陋，恭敬地取来先师传授给我的遗稿，谨慎地抄录补遗，重新加以增补解释，足以编成这部书，命名为《诗传疏义详释发明》。我把它拿给同门友人京兄刘剡质正，以完成先师的遗志。冒昧僭越的罪责，本来就无法逃脱；但愿能够借此表彰先正阐述斯文的德行，彰显盛代文明之治，并且有幸与四方诸位君子共同完成此事，这就是我的愿望。《江西通志》记载：朱公迁，字克升，乐平人，曾向同郡的吴中行学习。朝廷因他以遗逸身份征召，授任翰林直学士；章奏七次上呈，极力推辞，于是出任处州学正。发生兵乱后，迁居婺源。《乐平县志》记载：朱公迁在至正辛已年考中浙江乡试，任教于婺州，后来改任处州。他曾题写自己的书室为“阳明之所”，求学者称他为阳所先生。李氏【李公凯】《毛诗句解》二十卷。现存。黄虞稷说：“李公凯是宜春人，字仲容。他的书专门取用吕氏《读诗记》的内容，加以剪裁编括。” 曹氏【曹居贞】《诗义发挥》未见流传。《江西通志》记载：“曹居贞，庐陵人。著有《诗义发挥》。永乐年间修撰《大全》时，大多采录了其中的内容。” 焦氏【焦悦】《诗讲疑》已经散佚。苏天爵在墓表中说：“先生姓焦，名悦，字子和，曾与同郡的安熙讲论六经的旨意以及伊洛诸儒的训说，没有不探究其精微之处的。中台御史表彰他的学问和品行，认为可以为人之师，授任真定郡学官；他把自己的居所号为兑斋。有一部《诗讲疑》，共一编，收藏在家中。” 颜氏【颜达】《诗经讲说》未见流传。陆元辅说：是江陵人。夏氏【夏泰亨】《诗经音考》已经散佚。《绍兴府志》记载：夏泰亨，字叔通，会稽人，考中乡荐，官任翰林院编修。吴氏【吴师道】《诗杂说》二卷。未见流传。卢氏【卢观】《诗集说》未见流传。黄虞稷说：“字彦达，昆山人，是熊的父亲。” 杨氏【杨璲】《诗传名物类考》未见流传。《两浙名贤录》记载：杨璲，字元度，余姚人。曾为《诗传名物类考》作注，侍御史姚黻把这部书上呈朝廷。他历任宁海、缙云以及本州的学官。俞氏【俞远】《诗学管见》未见流传。苏氏【苏天爵】《读诗疑问》一卷。现存。苏天爵自述说：“戊辰年冬天，我阅读朱子的《诗集传》和吕氏的《读诗记》，偶然有所疑问，就随即用笔记录下来。本来是想前往有道之人那里求正，并不是甘愿固执己见啊！”这是高叟作《诗》的情形。吴氏【吴简】《诗义》已经散佚。《绍兴府志》记载：吴简，字仲广，吴江人，因被荐举而入仕，历任绍兴学录。杨氏【杨舟】《诗经发挥》已经散佚。《江西通志》记载：杨舟，字道济，吉水人。《湖广总志》记载：杨舟，字梓夫，慈利人，考中进士，任茶陵同知，历次升迁至翰林待制。韩氏【韩性】《诗音释》一卷。已经散佚。陆元辅说：“元代慈湖书院山长、会稽人韩性所撰，名为《明善》。” 贡氏【贡师泰】《诗补注》二十卷。已经散佚。林氏【林泉生】《诗义矜式》

译十二卷。现存。缪泳说：“这部书专门为科举而设，没有什么值得保存的。” 考察林泉生的行状和墓志，都是吴海所作；其中记载他一生的著述时，只列有《春秋论断》，却没有《诗义矜式》一书，大概是书商托名伪作的。秦氏【秦玉】《诗经纂例》已经散佚。杨维桢撰写墓志说：“先生名玉，字德卿，姓秦。他的祖先是盐城人，迁居崇明，后来又迁到昆山的太仓，在那里安家。他通晓五经，尤其精通《诗》。在乡里教授二十年，去世后，他的弟子私下谥称他为‘孝友先生’。” 余氏【余希声】《诗说》四卷。已经散佚。《括苍汇记》记载：余希声，青田人。周氏《鼎诗经辨正》已佚失。宋濂在墓志中说：“周鼎，字仲恒。他的先世从安成迁居到庐陵，跟随湜溪郭正表学习。对六经中有所疑惑和滞碍的地方，他纵横考究、反复诘问，唯恐不能把它弄明白。长期积累功力以后，他有许多超出常人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诗分为正、变的说法，固然起源于汉代儒者；然而正中有变，变中有正，不能执守一端来求解。何况诗的体制和音节，与其他诗体相去很远，并不相同。如果虚心玩味研读，诗篇编次错乱的问题就能清楚看见。必须各自归入所属类别，然后才能辨明世道升降的缘由。那些诗虽然不是盛世之作，但作者既然贤良，著作又还接近古意，就一定应当附在《小雅》《大雅》的正诗之后，使劝善惩恶的意义有所寄托。先王用礼乐教化而成就天下，这一点可以从诗的功用中看出来。它的效果达到使神、人相互协调应和的境界，并不是空泛言论所能相比的。周君对于六经都有论著，还没有完成，只有《诗经辨正》若干卷，收藏在家中。” 方氏《道壡诗记》已佚失。《两浙名贤录》记载：方道壡，字以愚，淳安人，是蛟峰先生的曾孙。至顺二年考中进士，授任翰林编修官，调任嘉兴推官，又调任杭州判官。后来以疾病为由辞官归乡。洪武初年，两次受到征召，都没有赴任。朱氏《倬诗疑问》七卷。现存。刘锦文跋说：“《诗经疑问》是朱君孟章拟定的，用来使人归于善。朱君凭借通晓经学考取科第，他所辨析诘难的内容，确实足以发明朱子的深意，而且没有高叟那种固执。书中有些地方只有问题而没有回答，难道真是把它作为疑问吗？这是要让学习者深入思考而自行领会。旧本编排先后没有条理，现在特意为它论定，使旨意相同而文辞稍有差异的地方，因而能够互相参看。”成德序说：“《诗疑问》七卷，是元代进士朱倬孟章所著。朱氏《授经图》、焦氏《经籍志》都作六卷，现在的本子为七卷，末尾附有南昌赵德《诗辨说》一卷。我起初得到这部书时，书中称为盱黎进士朱倬，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考察《汉书·地理志》，豫章郡下有南城县，注文说：‘县中有旴水。’《图经》说：‘在县东二百一十步，名为建昌江，也叫旴江。’《名胜志》说：‘县的东部有新城县，宋绍兴八年设置，依黎滩镇置县，因此称为黎川。’这样以后才知道朱倬是建昌新城人。等到考察近来编纂的《建昌志》，只在科第中见到朱倬的姓名，记载他做过遂昌尹，此外就没有别的记载了。” “我闲暇时读《新安文献志》，看到其中载有明初歙人汪叡仲鲁所作的《七哀辞》，大概是记录元末守节、尽义的七个人，朱倬也在其中。于是得以根据这篇辞文考订他的事迹。辞文说：朱倬在辛巳年考取江西乡试荐举，壬午年登第。考察龚艮《历代甲子编年》，辛巳年是顺帝至正元年，壬午年是至正二年。但《志》记载朱倬在至顺元年登第。考察至顺是文宗的年号，至顺元年为庚午年。仲鲁与朱倬交往时，应当在辛卯、壬辰年间。朱倬自己说登第十年，壬午到辛卯，正好相差十年，那么《志》中所说的至顺就是错误的。难道是把顺帝至正二年讹写成了至顺吗？辞文说：朱倬起初授任某州同知，因父母丧事在家居丧，服丧期满后授任文林郎、遂安县尹，这时已经做官了。但朱倬对仲鲁说：‘登科十年，还没有得到一寸俸禄。’仲鲁的哀辞中也有‘十年未得俸禄，为什么命运如此困顿’的话，实在无法解释。难道两次任职都是试用职务，所以没有授给俸禄吗？哀辞说：壬辰年秋天，盗贼从开化进逼遂安，吏卒逃散，朱倬在座位上大字写道：‘活着做元朝的臣子，死了做元朝的鬼。’说完便坐在那里，准备以死尽节。盗贼焚烧官署，他于是投水而死。” “遂安是严州所属的县邑，壬辰年是至正十二年。考察《元史》，这一年七月，饶徽一带的盗贼侵犯昱岭关，攻陷杭州路，应当就是这时，大概是蕲州、黄州的余党从衢州来到严州的。”哀辞又说，后来竟然没有人传述他的事迹，难道不是因为县邑小、职务卑微，当时又正逢大乱，行省大臣为了掩饰郡邑失陷，来不及处理遂安，便把这件事隐瞒下来，没有向朝廷上报吗？哀辞还称赞他到任后兴办学校，使人诵习《诗经》，百姓和乐，教化融洽。这说明朱倬本来就是当时的良吏，并不只是用一死来结束自己的一生。可是《元史》既没有为他立传，郡中人也没有把他的事迹载入地方志；如果不是仲鲁有这篇哀辞，他岂不是几乎要和荒地上的磷火、野外的蔓草一同消灭无闻了吗？实在令人悲哀。哀辞称庚寅年朱倬担任浙江乡试同考官，才在葛元哲家认识仲鲁，由此见到仲鲁的《诗义》，惋惜他怀才不遇。朱倬既然以同经考官的身份阅卷，那么他著作这部书是毫无疑问的。这部书应当是在他担任县尹以前写成的。他论说经义，大多发明朱子《集传》的深意，往往只是稍微启发端绪而不把论说完全展开，大概是想让学习者用心思考、自行领会，不愿马上把精微的言辞和奥妙的义理告诉他们。赵德是前宋宗室，考中进士，进入元朝后不做官，隐居在豫章东湖，对各部经书都有辨说，《诗》只是其中一部。” “唉！朱倬以义烈著称，赵德以高尚隐居闻名，即使没有经学著作，也都可以表彰流传，何况他们的著述如此明白显著呢？因此不能不把他们传留下来。” 《经义考》卷一百十一。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十二。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诗》【十五】。梁氏《寅诗演义》八卷。未见。《诗考》四卷。未见。梁寅自述说：“对于《诗经》，依据朱子的传注，推演它的义理并加以申说，称为《诗演义》。” 陈氏《谟诗经演疏》未见。朱氏《升诗旁注》八卷。现存。汪氏《克宽诗集传音义防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