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十三

译《通考》十九卷。已散佚。李纲在《内篇自序》中说：六经都是用来承载道的，而《易》用来说明阴阳，所以刚柔相互推移而产生变化，天道就完备了。圣人系辞说明吉凶，以穷尽人事，从而调和、沟通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二者没有间隔。古文把日月合称为“易”，太阳属阳，月亮属阴。月亮运行迅疾，太阳运行前进，一昼一夜相互推移而产生光明。奇数属阳，偶数属阴，一刚一柔相互推移而形成卦，所以说：“阴阳的意义与日月相配。”又说：“刚柔，是昼夜的象征。”圣人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建立卦，发挥刚柔的作用而产生爻。卦和爻具备后称为《易》，大概专门取“变易”为义。先儒说《易》包含不易、简易、变易三义，其中有不易、简易的意思，是不对的。因此，从太极初现而成为奇偶，从奇偶积累而成为乾坤，从乾坤推求而成为六子，从八卦相重相错而成为六十四卦，没有一样不是变化。六爻的意义，就是《易》用来说明变化运动、没有固定停留、周遍流转于六个位置、上下没有常规、刚柔相互变易、不能以固定的典要来规范，只随变化所趋而行；这就是称为“易”的原因吧？《易》、道、神，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其旨趣是一致的。不断生成变化叫作易，一阴一阳的运行叫作道，阴阳变化不可测度叫作神。” 这三者浑然一体而不相分离。说到大处，可以包容天地；说到小处，可以充足到纤毫。它雕刻万物形态，鼓动万物变化。从有形直到无形，从有心直到无心，没有什么不由此综合统摄。那么，《易》这部书究竟是做什么的呢？只是承载这些道理罢了。刚柔有自然的位置，进退往来有自然的次序，消长盈虚有自然的规律，这些都是用来承载天道的，而人事也包含其中。因此圣人考察卦爻的变化，根据它具有的这种象，便为它系上这样的辞；把爱恶、真伪相互感应作为吉凶悔吝的端由，把君子和小人的消长作为治乱安危的根本。它用来告诫人的目的，是使人避凶趋吉；虽然不离开日常生活之间，却精微深奥、通达神妙，超出思虑作为的范围，与道德和顺，并合于义理，穷究事理、尽量发挥人的本性而达到天命。这就是学者不可不尽心学习的原因。《周官》说，太卜掌管三种《易》的法则：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别卦都是六十四个；这样看来，从伏羲画八卦并由此重卦开始，六十四卦已经确立了。《连山》是夏代的《易》，以艮卦为首，所以称为《连山》。《归藏》是商代的《易》，以坤卦为首，所以称为《归藏》。孔子在宋国考察商代的道统，得到《坤》《乾》两卦，大概就是《归藏》这部书。然而他读《易》读到穿连竹简的皮带断了三次，作了《彖》《象》等篇的文字来赞助和阐明它，于是三种《易》的书到了《周易》才大体完备。所以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的卦象和《春秋》，说：“我到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所以能够称王的原因。”《易》卦先后排列的次序以及《彖》《爻》的辞，都是文王开始创制、周公接续完成的，所以有“王用享于岐山”“箕子明夷，利贞”这样的语句。否则，韩宣子凭什么知道周公的德行呢？孔子对于《易》的说法尤其详尽，但《论语》记载众弟子的问答，唯独很少涉及《易》，所以说：“孔子平常所讲的是《诗》《书》和执掌礼仪的事，这些都是平常所讲的内容。”既然把《诗》《书》和执礼视为平常所讲，那么孔子谈《易》就很少了。难道不是因为《易》是天道所在，而关于人的本性和天道，即使子贡也有不能听闻的地方吗？秦朝焚烧《诗》《书》，《易》因为是卜筮之书而有幸保存下来。如今其他经书大多亡佚残缺，唯独《易》成为完整的经书，大概是上天保佑它，以便向万世垂示教训。假使一卦一爻有不完备之处，那么乾坤之道或许就几乎熄灭了。” 汉、晋之间，像九师一类的人，专门崇尚象数而不考察义理，所以他们取象繁蔓、迂曲空泛，往往违背圣人的本意。自王辅嗣以来直到近世的学者，专门崇尚义理而不探求象数，所以他们解释义理时与卦象相违背，因而失去圣人本意的也不少。两方面都失误了。圣人穷极数而确定象，建立象来穷尽意；象数是《易》所以创作的根本，而义理寓含其中。舍弃象数而寻求意，就如同舍弃捕鱼捉兔的筌蹄而想得到鱼兔，丢弃酿酒的曲蘖而想得到酒醴。得到鱼兔之后，筌蹄才可以忘掉；酿成酒醴之后，糟粕才可以抛弃。因此，必须在象数上验证而不出差错，在义理上考察而不迷惑，六方通达、四面开辟，没有任何滞碍，然后才能看见圣人的本意。孔子的《彖》《象》大概兼顾了这两方面。不过，象少而义多，是因为其义理深厚精微，根源幽深，其所以然之理，要使学者精心思考而自行领会。我因获罪被贬谪到海上，正值忧愁而有许多闲暇，便取《易》来读，屏除众家之说，专心体会其中的旨趣；由象数的幽深精微，探究义理的精微之处，用以窥见圣人的制作，灿然如同手持璇玑玉衡观察天象，日月星辰运行的经纬、明暗的文理，以及吉凶妖祥的道理，都可以逐一计算而全面知晓。” 我慨然叹息说：“不学习《易》却涉身世事，遭受祸患本来就是应该的。”我罪过重大而没有死，竟能在荒僻绝远的地方穷究圣经，心中陶醉，精神开悟，恍惚间像有人把这些道理传授给我，难道不是幸运吗？古人因忧患而作《易》，不只是因为自己的才智谋虑不能当时施用，想要在后世有所表现，大概也是因为险阻艰难已经备尝，人情真伪已经全都了解，然后才思考深远、考虑危险，足以阐发难以言说的精妙蕴含，留作将来的规范。我虽然固陋困穷，流离到极点，难道敢忘记这一点吗？于是把自己的妄见写成《易传》内外篇，解释上下经、上下《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以及总论，共十卷。外篇有《释象》七卷、《明变》一卷、《训辞》二卷、《类占》一卷、《衍数》二卷，共十三卷，总计二十三卷。虽然还不足以测知圣人的本意，但阐明《易》学，必定要由象数来穷尽义理的归宿，希望或许可以从这部书开始。引用义理、比附类别，反复参照，彼此错综，文辞繁多，这是不得已而为之；阅读的人取其意义而不要讥笑它，就可以了。此书始作于建炎年间己酉年仲夏，当时我前往贬所南行，途中住在郁林；完成于庚戌年季夏，当时我从海上北归，途中住在宁远，总共用了一年时间。”

译李纲在《外篇自序》中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言语表达的，重视它的辞；用行动施行的，重视它的变化；用来制作器物的，重视它的象；用于卜筮的，重视它的占。《易》以数为根本，而数又不独立存在。穷极其数，于是确定天下万物的象。数兼含于象之中，所以有数之后才有象，有象之后才有变，有变之后才有占。至于鼓动天下万物的运动，则在于辞。辞用来总括穷尽象数，分别指示它们所趋向的方向，说明吉凶来给人看。古代学者必须具备这五方面，然后才足以窥见圣人作《易》的旨趣。因此，有推步气候、律历的学问，用来认识数；有正卦、互体、俯仰的学问，用来观察象；有卦变、时来、消长的学问，用来考察变化；有五行、世应、游魂、归魂的学问，用来考察占；有训诂其言、解释其义的学问，用来修治辞说。近世谈《易》的人，只崇尚言辞，致力于阐明义理，而象数、变占的学问都失去了传承，所以不能得到圣人旨趣的地方很多。如今卦爻的象和变化，都具含蓄的精妙意义，发挥着至高的义理，向人显示得非常明白；只是不要深入考察，而经传中所记载的占筮术数之法，仍然清楚可考。” 如果能够精心思考，默默地在心中契合，那么古人的学问并不难达到。圣人作《易》的旨趣，虽然不是只凭这些就能够穷尽，却也不是舍弃这些便能够得到；不穿凿，不拘泥，只遵从正确的道理罢了。我年岁将尽，行将知命，在忧患之中学习《易》，已经把自己的妄见写成《易传》，又作《释象》七篇、《明变》一篇、《训辞》二篇，以及《类占》《衍数》各一篇，共十二卷，题名为《易传外篇》，用来解释剖析《易》的体要，希望圣人难以穷尽的意义，或许可以因此窥见。至于洞察象数之外的深意，通达变化的关键，占筮的巧妙，辞义的精微，有些不是笔墨言语所能传达的，阅读的人应当自己领会。大概《易》是学习道的筌蹄，这部书又是学习《易》的筌蹄；既然已经得到鱼兔，筌蹄即使忘掉也无妨。此书始作于建炎三年己酉年中秋，当时我被贬居住在海上，行至雷阳；完成于建炎四年仲春，当时承蒙恩典北归，行至容南，总共用了半年时间。谨记下年月，把全书大略总括起来作序，置于目录之首。” 陈振孙说：这是丞相、昭武人李纲伯纪所撰。按序文所说，内外篇共二十三卷：内篇解释上下经、《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并有总论，共十卷；外篇《释象》七卷、《明变》一卷、《训辞》二卷、《类占》一卷、《衍数》二卷，共十三卷。如今内篇缺少总论，外篇缺少《训辞》和《衍数》下卷，现存十卷。大概是李纲罢相遭贬时所作。这部书没有流传于世，馆阁中也没有。莆田人郑寅，字子敬，是忠定公的曾孙，得到李纲的藏本。他前些时候任莆田通判时，借郑本抄录流传。如今考察《梁谿集》，其中绍兴十三年编成的本子说，《训辞》二序已经是有目录而没有书了，那么即使李纲家中也早已散佚。难道是有序而书实际上没有完成吗？这部书对于辞、变、象、占无不贯通，可以说是博大了。” 张浚：《紫岩易传》。《宋志》十卷。现存。赵希弁说：“以上是紫岩居士、魏国张忠献公浚，字德远所著。” 朱子作《行状》说：“张公的学问以天理为根本，尤其精深于《易》《春秋》《论语》《孟子》。有《论语解》四卷，《易解》连同杂说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诗书礼解》三卷。” 张献之作跋说：“曾祖忠献公专心研究《易》，曾经为它作传，前后写成两稿，亲自题写第二稿说：‘这个本子改正的地方极多。’绍兴戊寅年四月六日，某书才算成为定本。”我前些时候曾抄录它，加上《读易杂说》，合为十卷，收藏在家中。忠献公曾给屏山刘公写信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静默地体会道，最终探究圣人的心法。”又给澹庵胡公回信说：“闭门不出，也只是寻求圣贤之道。”这样看来，求道而有所获得，大概就在于此。可惜它流传不广，近来我来到舂陵，便在郡斋刻印，使它与学者共同研习。” 王应麟说：“张浚的《易解》连同《杂记》共十卷。他论述《易》的数说：太极是一，两仪是三，分为二而有七、八、九、六之数，共五十五，这就是天地的中数。他论述刚柔的意义说：君道以刚为主，但其意义在于运用柔，所以乾卦发动就变为坤卦；臣道以柔为主，但其发动在于运用刚，所以坤卦发动就变为乾卦。” 胡一桂说：《紫岩易传》第十卷是记载研读《易》的杂记，主要采用刘牧的学说。绍兴三年四月六日定本完成。嘉定庚辰年，曾孙张献之在舂陵郡斋刊刻。” 李氏【光】《读易老人解说》。《宋志》著录十卷。已佚，未见传本。《宋史》记载：李光，字泰发，越州上虞人。崇宁五年中进士。赵希弁说：“绍兴年间，李光任参知政事。庚申年，金人背弃盟约，夺取河南之地。李光在皇帝榻前，揭露秦桧的短处，于是被罢职。不久被贬到藤州，调往琼州，又调往万安。秦桧死后，改为量移郴州。己卯年遇赦返回，乘船行至江州便去世了。” 陈振孙说：“《防政》，是李光、字泰发所撰。李光触怒秦桧，被贬到海外，因而写成此书。李光曾向刘元城求学。” 董真卿说：“李庄简公李光，绍兴初年被贬到岭南，著书时自号读易老人。他的学说本于刘元城；刘元城曾向司马公学习。” 许氏【翰】《易传》。已佚。《林泉野记》记载：许翰，字崧老，洪州进士。宣和年间，任给事中。靖康初年，因李纲推荐，被召任御史中丞。李纲被贬，许翰也一并被罢免。建炎初年，李纲入朝任宰相，又推荐许翰任尚书左丞。考察《许氏易传》，《宋志》没有著录，见于尢氏《遂初堂目》。沈氏【该】《周易小传》。

译《宋志》著录六卷。现存。沈该自序说：“《易》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是什么？就是六、七、八、九。七是少阳，九是老阳，表示阳气充盈；八是少阴，六是老阴，表示阴气充盈。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充盈，充盈到极点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常理。所以七、八是阴阳的静态，九、六是阴阳的动态。吉、凶、悔、吝都是由变动产生的。只有发生变动才有占问，不变动就没有征兆。因此圣人创作《易》，占筮时也一定根据爻的变化来判定吉凶。这就是所谓‘发生变动便观察它的变化，以玩味其占辞’。例如陈厉公为敬仲出生占筮，得到观卦变为否卦。周朝史官认为：‘风在天之下、土之上，是山；山有山的材用，又有天光照耀，于是居于土上，利于作为宾客朝见王。’秦伯准备接纳周王时占筮，得到大有卦变为睽卦。卜偃认为：‘天成为泽而正当太阳，天子降下心意来迎接您，作战能够获胜，而且周王还要宴飨您，哪有比这更吉利的呢？’像这样的例子，《左氏传》记载了很多，都是运用爻变来说明吉凶。我曾经根据经文考察，圣人设卦观象，排列尊卑而辨别贵贱，是为了阐明不可改变的大法。所以有内卦、外卦来说明出仕与退处，有承、乘来辨别顺逆，有远、近来察知安危，有初、上来排列终始。” 三才各就其位，六位按时形成，这就是《易》的大法。圣人根据六爻的变化系上辞语，以此命名并辨别吉凶，从而通达不可不变的极其深奥的变化。所以上下没有固定，刚柔彼此变易，变化运动不停留，只随着变化所趋而行；其道屡次迁移，不能把它规定为固定的法则。所谓爻，就是说明它的变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爻辞所作的命名虽然不脱离常理，其中也寄寓着变卦的微妙意义。自王辅嗣以下，都不曾用变卦来解释爻辞，只是说明它的常理。至于变化运动不止的奥妙，只在于学者精心思考、默默体会罢了。我姑且凭自己的臆见，妄想窥探其中的深奥，既用正体阐明爻象的旨趣，又用变体推求变化运动的意义，也希望万分之一能够有所收获罢了。观察卦象、玩味占辞，是《易》道中较小的一端。即使是小道，也有可以观览的地方。因此命名为《易小传》，用来区别于《大传》。至于一卦之内有可以阐明的义理，爻变之外还有没有说尽的话，每一卦另写一篇论说，也希望在讲变化时不失其正理，虽说小道而不遗漏其大道。” 进呈《易小传》的札子说：臣不自量，妄自研究《易》，已经三十多年了。臣才智见识昏暗浅陋，见闻又少，哪里足以窥探精微的义理？臣私下曾认为，《易》有所谓四象，即六、七、八、九；六爻和九、六，就是所谓‘爻是说明其变化’。自王弼以下，不曾用变体解释爻辞。近世谈论变体的人，又回到爻象的正体上。臣私下凭臆见写成《易小传》，既用正体阐明爻象的旨趣，又用变体推求变化运动的意义。每卦另写一篇论说，详情见于序文，共六卷十二册，缮写后进呈。高宗亲笔嘉奖说：‘阅览卿所进《易小传》，研究阴阳的奥秘，阐明变化运动的道理。每卦之后的一篇论说，最为精密切实，都是前人所略去的内容。我花了一整天读完一卷，深为赞叹嘉许。卿凭借元弼，明白地认识天人之间的关系，希望尽力陈述，以辅助朕的不足，符合朕的心意。’ 《中兴馆阁录》记载：沈该，字守约（一作元约），吴兴人。登嘉王榜中进士。绍兴二十六年，以左仆射兼修国史。林至说：“沈丞相的《易小传》，既用正体阐明爻象的旨趣，又用变体推求变化运动的意义，以求符合‘发生变动便观察其变化而玩味其占辞’的说法，但也未免拘泥牵强。” 陈造说：各家注释《易》的著作很多，有所得也必然有所失。只有丞相沈公所写的《小传》，全都以《春秋》中君子运用《易》的说法为基础，充实并周密阐发，沿着它探求其义理，追溯源头而推演流变，真是深奥奇妙。蔡墨谈到龙时说：‘在乾卦变为姤卦时，说“潜龙勿用”。’初九变动就成为姤卦。《同人》卦说：‘见龙在田。’九二变动就成为同人卦。《大有》卦说：‘飞龙在天。’九五变动就成为大有卦。《坤》卦说：‘见群龙无首。’六爻全部变动就成为坤卦。《坤》卦变为《剥》卦时说：‘龙战于野。’这是坤卦上六变动的结果。丞相的学说，根本就在这里。已故友人周令誉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的是春秋时期的占法。这种方法纯粹采用《易》，完全排除卜筮家关于神将、时日等说法。说用它占筮如神，这才知道研读古书可以得到古代的方法，关键只在于是否用心思考。” 陈振孙说：解释六爻，同时论述变卦，大多依据《春秋左氏传》的占法；每卦写成一篇论说，卷末又附有《系辞补注》十多条。胡一桂说：“《仆射小传》每卦另写一篇论说。” 《浙江通志》记载：沈该撰写《易小传》，其学说以《左氏传》的卦变为文，曾进呈给高宗，高宗下诏褒奖。曾氏【几】《周易释象》。《宋志》著录五卷。已佚。《中兴馆阁录》记载：曾几，字吉甫，赣州人。政和五年因铨试成绩优等，列为第一人，赐上舍出身。绍兴二十七年十月，授秘书少监；二十八年七月，权任礼部侍郎。陈振孙说：“吉甫在绍兴末年已经年老，才开始被提拔任用。乾道年间，八十三岁时去世，号茶山先生。” 王氏【庭珪】《易解》。二十卷。已佚。周必大说：“王公的学问无所不通，尤其精通《易》。年轻时曾向乡里的先生张汝明学习，晚年自己从言意之外有所领悟。汉上朱先生震、文定胡公安国、芗林向公子諲看过他的解释，都赞叹欣赏，认为必定能够流传。”胡铨的墓志铭说：“王公年轻时跟随乡里的先生张汝明学习《易》，晚年更加从理的深处有所领悟。张公大概著有《易索》，曾任御史弹劾蔡氏。汉上先生朱震公、芗林居士向子諲公到草堂来，谈论经义，曾接连谈到天亮；看到他讲解《易》，都叹服不已。文定胡公安国经过那里，也诚意挽留他，为他写了《易解》序。” 陈振孙说：直敷文阁、庐陵人王庭珪，字民瞻，政和八年中进士。任官不合意，便弃官隐居了几十年；因作诗送给胡邦衡，被除名并迁徙到辰州，当时已经七十岁了。阜陵初年，召他任国子监主簿；九十多岁才去世，寄禄官为承奉郎。

译何氏【兑】《龟津易传》。已佚。《邵武府志》记载：何兑，字太和，上麓人。重和元年中进士。绍兴年间，任辰州通判。自号龟津，学者因此称他为龟津先生。王氏【师心】《易说》。已佚。汪应辰的墓志说：“师心，字与道，金华人。政和八年中进士，权任吏部尚书兼侍读，改任福建路安抚使。乾道初年退休，去世后，谥号庄敏。” 考察《师心易说》、李氏《学易说》、熊氏《本义集成》，都曾采录他的说法。朱氏【震】《汉上易集传》。《宋志》著录十一卷。现存。《周易卦图》。《宋志》著录三卷。现存。《周易丛说》。《宋志》著录一卷。现存。《宋史》记载：朱震，字子发，荆门军人。考中政和年间进士。赵鼎任参知政事时，皇帝向他询问当世人才。赵鼎说：“臣所知道的朱震，学问深厚广博，廉洁正直，坚守道义，是士人中的杰出人物。若让他担任讲读官，一定会对陛下有益。”于是召朱震任祠部员外郎，升任秘书少监兼侍经筵。转任起居郎，升任中书舍人兼翊善。转任给事中兼直学士院，升任翰林学士。朱震经学造诣深厚纯正，著有《汉上易解》。朱震进呈《易集传》的表文说：臣听说商瞿向孔子学习，从丁宽以下，这一学派流传为孟喜、京房。孟喜的著作，唐人所见到的如今仍可考察。僧一行所辑录的京房《易传》，论述卦气、纳甲、五行之类；二人的说法都出自《周易·系辞》《说卦》，费直也用孔子的十翼解释上下经，所以前代把《系辞》《说卦》称为《周易大传》。此后马融、郑玄、荀爽、虞翻各自成为一家之学，他们的说法虽然不同，但总的说来，距离象数的本源还不远。唯独魏国王弼与钟会同学，完全抛弃旧说，掺杂庄子、老子的言论，于是儒者专门崇尚文辞，不再推究《大传》中关于天人关系的道理。从此分裂而不能合一，已经七百多年了。国家兴盛以后，奇异之才相继出现：濮上陈抟把先天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李之才，李之才传给邵雍；种放把河图、洛书传给李溉，李溉传给许坚，许坚传给范谔昌，范谔昌传给刘牧；穆修把太极图传给周敦颐，周敦颐传给程颢、程颐。当时张载在程颢、程颐和邵雍之间讲学，所以邵雍著有《皇极经世》，刘牧陈述天地五十五的数，周敦颐作《通书》，程颐阐述《易传》，记载造化、太和、三两等篇【原文“▯载造太和、三两等篇”有疑误】；有的阐明其象，有的论述其数，有的传述其辞，有的兼而阐明，彼此交替倡导应和，相互表里；对于没有说尽的地方，则留待后来的学者。” 臣先前游宦西洛，有机会看到遗留下来的著作，询问疑义并请求指教，遍访各家师门，此后才粗略窥见其中一二。仓促之间也不敢放弃，前后十八年，从政和丙申年开始，到绍兴甲寅年完成《周易集传》九卷、《周易图》三卷、《周易丛说》一卷。以《易传》为宗旨，调和邵雍、张载的论说；上自汉、魏、吴、晋、元、魏，下至唐代以及当今，兼收并蓄各种异同，弥补缺漏，希望使分离的道理重新合一。臣不敢把它传给博雅之士，只姑且用来防备自己的遗忘，哪里料到圣上亲自垂问，竟问及臣这样的草野之人。过去虞翻讲明隐秘的学说，辨正流俗，依据经文建立注解，曾说：‘天下只要有一个人了解我，就足以不感到遗憾。’如今臣亲自遇到陛下屈尊询问浅陋之见，那么臣所遇到的，远远超过古人了。此书缮写成十三册，谨随表状进呈，恭请圣上知悉。” 《卦图》自序说：“卦图是用来解释剖析卦象、推广《说卦》、判断古今疑义、阐发尚未说尽的意义、弥补《易传》缺漏的。” 晁公武说：“朱震，字子发所撰。他自称自己的学说以程颢为宗旨，调和邵雍、张载的论说，把康成、辅嗣的学说合为一体。他的书多采纳前代儒者的说法编成，所以称为《集解》。然而其中颇有错乱谬误。” 朱子说：“王弼破除互体说，朱子发却采用互体说。互体说从《左氏传》就已经谈到，也有一定道理，只是如今推求起来，不合适的地方很多。” 陈振孙说：他的学说专门把王弼完全抛弃旧说、掺杂庄老之言、专门崇尚文辞视为错误，所以他对于象数格外详尽。序文称九卷，大概是把《说卦序》和《杂卦》合为一卷。冯椅说：“《汉上易传》中，毛伯玉竭力指斥其中卦变、互体、伏卦、反卦的错误，说例如乾卦九五变为坎卦，坎卦变为离卦，离卦为飞卦，所以说‘飞龙’之类，切中了它的要害。” 魏了翁说：“《汉上易》过于烦琐，许多人读得疲倦，但终究不可废弃。”胡一桂说：“变卦、互体、伏卦、反卦、纳甲之类，都不可废弃，怎么可以全都认为是错误而加以诋毁？看它取象，也有许多好处，只是牵强附会的地方很多，而且文辞烦杂，使读者茫然不能理解。说到底，只是不善于作文罢了。” 尹氏【躬】《易解》。已佚。胡铨的序文说：“大道施行时，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对于荐举、黜退、安置、舍弃，不因为新旧、远近而有所不同；胸中若有细小的嫌隙，也只应当在事情确实合宜时才这样做。士人观察负责任用、黜退人物的人，也一定会观察他的用心是否公正，不因新旧、远近而私下议论朝廷中的人。因此，负责任用、黜退人物的人手握国家权柄，按照正道行事，进用贤能、黜退不肖，坦然处之，不因士人议论自己而忧惧。作为士人，也应磨炼操守品行，坚定不疑，不因负责任用、黜退人物的人枉屈自己而动摇。这样上下相安，在上者任用宰相并不困难，在下者也没有非分觊觎。有像十六相那样的人，登用他们而不猜忌；有像四凶那样的人，放逐诛罚而不顾惜。所谓十六相，也只会说‘是上面任用了我’；所谓四凶，也只会说‘是上面惩罚了我’。可是正道离开古代已经很远，公道日益衰败。上位者猜忌下属，下属又憎视上位者。于是亲近亲族、尊重贤者、不遗弃故旧的道义，终于成了稀少的事情。见到所谓十六相的人，只要有一天旧日交情，便一定说‘这是我的故人’，推荐他又怎能没有偏爱故旧的嫌疑？见到所谓四凶的人，只要表面行迹和内心情意稍有疏远，便说‘他不是我的亲信’，斥退他又怎能没有排斥异己的嫌疑？天下所称的贤人君子，对于他们便公开排斥、攻击，甚至忌讳听到他们的名字；心里并不是不知道他们的过错，只是不愿这样做来远避嫌疑罢了。”

译上下彼此防范，难道宁可使内心郁结，也不使它违背吗？当时宁可违背道义，也不违背世俗，必须像这样才符合世人所谓的名卿才大夫。这样宠荣才能保住，俸禄才能保有，职位才能稳固。唉！后世那些掌握大权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多事呢？造物者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呢？贤人君子为什么总是不得志，而奸雄小人为什么总能在当时接踵并肩呢？我曾经探求其中的原因却没有得到答案，于是有人说：“这是时势造成的。”我私下认为，说这话的人是不懂得言语的。所谓时势，并不是人为造成的，也不是上天所造作的。什么叫人为造成的？它的萌芽不是一天形成的，它的蔓延也不是一个人造成的。它开始萌发，是由于内心不诚；它蔓延开来，是由于自身不公。自己欺骗自己的内心，却说全天下的人都在欺骗自己。它扎根很深，要把它铲除并重新培植善念，难道容易吗？如果不能明白善道而使意志刚强，用心专一地守道，指望他拔出流俗，悔改先前所作所为，是不可能的。唉！所谓时势，果真是上天造成的而不是人造成的吗？果真不可改变吗？既然如此，那么像吴兴通守尹侯这样的人，难道是与时势相违背的吗？尹侯在政和、宣和年间考中进士，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后来那些新进之士越级取得卿相之位，一个接一个，而尹侯的仕途却不得意，朝廷中的贵游子弟…… 掌握要职的人，寻找他平生的故旧，因此压制尹侯，想方设法防范他。尹侯没有回来，受到当时人的讥讽，便反躬自问说：“造物者有什么过错？过错是由我造成的吗？”于是退下来学习《易》，体会其中原来未曾体会到的义理，欣然有所领悟，便说：“不侍奉王侯，把崇高的事业看作自己的事业，我还做不到；即使不被人理解也不烦闷，这一点我却做到了。”于是又为此书作训解。我痛惜当今世人不能有所获得，便忧愁怨恨，把自己像猕猴一样的丑态放在一边，却去攻击别人像猕猴一样的丑态，这些做法全都不对。像尹侯这样的人，仕途如同伏虎一般，有二十四处龃龉，确实是与时势相违，却不怨天尤人，难道不能称为君子吗？因此我知道，尹侯日后确实不同于世俗所谓的名卿才大夫，他大概将会成为与天下人共同公有的人。我能够得到为他的解说作序的机会，并把名字题在经书卷首，借此寄托自己不朽的愿望，已经很幸运了，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江西通志》记载：“尹躬，字商老，永新人。宣和三年进士，任新喻县宰，升任江西宪司属官，官至正郎。著有《易解》《冬官解》。” 黄氏【祖舜】《易说》已经散佚。《闽书》记载：祖舜，字继道，福清人。宣和六年进士。历任官职，升至军器监丞、守尚书屯田员外郎，调任吏部员外郎。出任泉州通判，升任右司郎中，代理刑部侍郎兼侍讲，任知枢密院事。去世后，谥号为庄定。曹氏【粹中】《易解》已经散佚。《姓谱》记载：粹中，字纯老，定海人。宣和六年进士，是李光的女婿。李光被贬到海南后，粹中不再出仕，自号放翁。金氏【安节】《周易解》已经散佚。《宋史·金安节》记载：金安节，字彦亨，歙州休宁人。宣和六年考中进士。隆兴年间，代理吏部尚书兼侍讲。以敷文阁学士的身份退休。著有《周易解》。《孙文刚家传》说：先公官至中奉大夫，追赠通奉大夫，爵封休宁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累次追赠至开府仪同三司、少保，谥号为忠肃。他贯通经史，尤其精通《易》，学者大多尊奉他。曾著《易解》，用来遗留给后人。程氏【克俊】《易通解》十卷。已经散佚。《新安文献志》记载：克俊，字元吁，他的先祖从歙县迁到浮梁。宣和六年，以策论考中进士，选入甲科，官至“防知政事”、中奉大夫；追赠官职至银青光禄大夫，职名至资政殿学士，爵位至鄱阳郡开国侯，食邑至一千七百户，谥号为章靖。有《易通解》十卷。《经义考》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十四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易》【二十三】胡氏【铨】《易传拾遗》《宋志》十卷 已经散佚。陈振孙说：“敷文阁直学士、庐陵人胡铨，字邦衡，撰写此书。胡铨在建炎甲科登第，曾上书请求斩杀秦桧，被贬谪到岭海。秦桧死后，他得以回归；孝宗即位，才恢复官职。后来又因阻止再次议和而获罪离职。乾道年间入朝任丞郎。胡铨被贬到新州时，作成此书。大体上以程氏学说为宗旨，但有时也在《易传》之外提出新的见解。李泰发为此书作序。书名中的‘拾遗’，是谦称。” 王应麟说：“《小畜》下体为乾，《复》上体为坤，乾坤彼此相应，所以称为《小畜》。《初九》的‘复自道’、《九二》的‘牵复吉’，与《复卦》六四的‘中行独复’、六五的‘敦复无悔’，义理非常相近。‘牵复’是处于中位而不失其本心，‘敦复’是处于中位而能自我考察。二、五两爻都处在中位，所以如此。”澹庵说：《宋史》记载：胡铨在岭海时，曾为诸经作训释；归来后，将所著《易》《春秋》《周礼》《礼记》的解诂进献上去，收藏在秘书省。洪氏【兴祖】《周易古今考异释疑》《宋志》一卷 已经散佚。《中兴馆阁录》记载：洪兴祖，字庆善，丹阳人。以嘉王榜上舍出身。绍兴三年正月授著作佐郎，五月任驾部员外郎。王应麟说：汉代以来，各位儒者所传授的经书，各有师承。唐代陆德明撰写《音义》，兼收并存各种别本，各位儒者又根据自己的见解有所取舍。现在把一行所编纂的古本《子夏传》作为正本，并把各书的说法附注在它下面。《周易通义》二十卷。已经散佚。《古易考义》十卷。已经散佚。《古今易总志》三卷。已经散佚。以上三部书见于《镇江府志》。钱氏【述】《易断》已经散佚。见于尤氏《遂初堂目录》。林氏【儵】《易说》《宋志》十二卷 已经散佚。《变卦天道大备书》《宋志》八卷【又载五卷】已经散佚。《变卦纂集》《宋志》一卷 已经散佚。冯椅说：“其说法考察甲子通数，以八卦确定八方，并以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为顺序。” 《玉海》记载：绍兴六年，林儵请求进献自己所著的《易书》。诏令给事中朱震详细询问。朱震说：“用功极其勤奋。”于是仍命明州发给公文，抄录他所著的《易说》以及《天道大备》《书变卦纂集》等书，共二十六卷，进献上去。二月甲辰日，林儵按资历升任，并经堂除授为直秘阁。胡一桂说：“以上是迪功郎林儵的《易说》十二卷、《变卦》八卷、《变卦纂集》一卷。” 李氏【授之】《易解通义》《宋志》三十卷 已经散佚。《玉海》记载：绍兴八年六月，李授之进献《易解》，因此被授予直秘阁。胡一桂说：授之在绍兴初年任简州知州。《易解》在每卦开头各写一篇论说，用来说明一卦的大意；另外又写了十篇论说，阐明《易》的深奥旨趣。刘氏【翔】《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