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七十四

译《汉书·艺文志》：经部二十九卷 存 《汉书》说：伏生是济南人，原来做过秦朝的博士。孝文帝时，朝廷寻求能够治习《尚书》的人，天下竟没有找到；听说伏生研究《尚书》，便想召他进京。当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年老不能行走，于是文帝下诏给太常，让掌故晁错前往向他学习。秦朝禁绝书籍时，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中。后来天下大乱，百姓流亡。汉朝平定天下后，伏生寻找藏书，已经亡失几十篇，只找到二十九篇，于是就在齐、鲁一带传授。王充说：“《尚书》本来有一百篇，秦朝采纳李斯的建议，焚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着一百篇《尚书》藏到山中。孝景帝时，《尚书》才开始保存下来。伏生已经从山中出来，景帝派晁错前往跟他学习二十八篇《尚书》。伏生年老去世，书籍残缺而未能传完。晁错把它传给倪宽。到了孝宣帝时，河内有女子拆毁旧屋，得到逸失的《易》《礼》《尚书》各一篇，献给朝廷。宣帝下诏给博士阅示，此后《易》《礼》《尚书》各增加一篇，于是《尚书》二十九篇才确定下来。” 《隋书》说：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后来河内女子得到《秦誓》一篇，献给朝廷。颜师古说：“这二十九篇，是伏生传授的。卫宏所定《古文尚书序》说：‘伏生年老，不能清楚说话，他的话难以理解，只好让他的女儿传达教诲；晁错所说的是齐地口音，与颍川口音多有不同，晁错有十二三处听不懂，只能大略依照他的意思连接文句而已。’” 陆德明说：“这就是马融、郑玄所注的二十九篇。《泰誓》本来不是伏生所传，汉武帝时才出现并得以流行，史书因此把它列入伏生所传之中，所以称为二十九篇。” 孔颖达说：“今文《尚书》、刘向的《五行传》以及蔡邕刻在石经上的经文，都是这一传本。” 叶梦得说：“《尚书》的文字都很奇特，不像是有意作文的人写成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当时的语言，自然如此。” 郑耕老说：“今文、古文《尚书》合计二万五千八百字。” 朱子说：“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中没有《武成》，只有孔氏古文《尚书》有这一篇。如今颜师古注释刘歆所引用的文字，看到它与古文不同，就都把它们当作今文《尚书》，不知道是根据什么考察的。” 王应麟说：“二十九篇是按卷数计算的；如果按篇数计算，则是三十四篇。去掉《泰誓》，仍有三十一篇。伏生所传的称为今文《尚书》，欧阳、夏侯三家所传本以及蔡邕石经，都是这一系统。” 金履祥说：“孔壁中不只是有古文各篇，按理也一定兼有今文各篇。孔安国虽然用伏生的书来考校古文，却不能再用古文来订正今文，因此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艰深。” 熊朋来说：晁错从伏生那里接受的《尚书》，是用汉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共二十八篇；到汉武帝时又得到伪《泰誓》一篇，所以《艺文志》称为二十九篇。伏生传授的二十八篇中，《虞书》把《舜典》合在《尧典》中，把《益稷》合在《皋陶谟》中，共合为两篇；《夏书》有《禹贡》《甘誓》两篇；《商书》有《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周书》有《牧誓》《洪范》《康诰》《酒诰》《金縢》《大诰》《君奭》《多方》《多士》《梓材》《召诰》《洛诰》《立政》《无逸》，以及合在《顾命》中的《康王之诰》、《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共十九篇，合计二十八篇。吴澄说：《尚书》二十八篇，是伏生口头传授、晁错按自己的理解连缀成文以供人阅读的，其中缺漏、错误和颠倒本来很多，但并不妨碍它成为古书。汉、魏四百年间，诸儒所研习的不过就是这些。当时把它们配应二十八宿，大概是不知道二十八篇之外还另有《尚书》。吴澄又说：伏生传授的二十八篇，确实是上古遗留下来的书。东晋以后把增添出来的书混杂其中，如今的儒者没有谁能够辨别，昏暗糊涂得也太厉害了。崔铣说：“孔子删定《尚书》为一百篇，现在保存下来的，是伏生传授的二十八篇；对它们传信即可。至于晋人晚近出现的书，可以作为传疑之书。” 郝敬说：“伏生传授的《尚书》二十八篇，深得古人的神韵。它的文辞简约质朴，没有枝蔓；语句曲折艰涩，少有平易顺畅之处。篇章转换反复层叠，这正是古人的真实意旨；含蓄委婉而周详完备，气势仿佛时断时续却又悠远流长，条理通畅；若不是圣人的言语，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它确实足以成为万世国史的宗本。” 沈嗣选说：“伏生传授的《尚书》，把《尧典》与《舜典》合在一起，把《皋陶谟》与《益稷》合在一起，把《盘庚》合为一篇，把《康王之诰》合在《顾命》中，这些都不可更改。为了凑足一百篇的数目而强行分篇，是不对的。” 考察今文《尚书》，伏生传授的只有二十八篇，所以汉代儒者把它配拟为二十八宿。然而《史记》和《汉书》都说伏生以二十九篇在齐、鲁之间传授。司马氏、班氏是古代优秀的史家，不应把并非伏生所传的《泰誓》列入其中。因此王肃说：“《太誓》是后来近世才得到的，不是原来的经文。”我私下怀疑，伏生所教授的二十九篇，其中一篇其实是百篇的序。所以马融、郑玄也因循这一说法，把它总合为一卷。只是因为《艺文志》说“经二十九卷”，后来的儒者于是把《泰誓》篇混入其中罢了。有人又把《武成》当作今文，更是错误。《武成》记载日期的方式，与《召诰》《顾命》的书法不同；在古文《尚书》中，它是最可疑的一篇，今文怎么会有这样的内容呢？又考察古代，《尚书》各篇的序本来另自成篇，列在篇后，所以陆德明说，马融、郑玄一类的人把百篇之序总合为一卷。到孔氏传出现以后，才引用小序，把它分别置于各篇篇首。后人习惯这样做却不加考察，于是便说伏生的今文《尚书》没有序。序和孔氏的序传是同时出现的，却不知道《别录》以及马融、郑玄的传注训释中都有这些内容。因此我怀疑二十九篇中的一篇就是序。

译又考察，伏生传授《尚书》是在孝文帝时，晁错从济南张生那里接受，千乘欧阳生传授后，朝廷把它颁行给学官，由博士掌管。当时本来没有《太誓》，只是由于董仲舒在对策中引用《尚书》说：“白鱼进入周王的船中，有火飞回周王的屋顶，流散而变成乌鸦。”周公说：“复兴啊，复兴啊。”这些话恰好与伪《太誓》的文字相合，于是人们便牵强附会。有人认为汉武帝初年已经有《太誓》一篇，却不知道董仲舒所引用的只说“《书》说”，并没有说“《太誓》说”；怎么能断定不是《逸书》的文字，而一定要归属于《太誓》的文辞呢？况且“复兴啊，复兴啊”只是赞叹的话，并不是誓辞。何况刘向《别录》明确说，汉武帝末年，有百姓从墙壁里面得到《太誓》一书，把它献给博士；博士们让人诵读讲解，几个月后都起来传授给别人。所以赵岐注《孟子》说：“现在的《太誓》得以充当学官所传的经书。”把它与王充、马融、郑康成、房宏、王肃诸家的说法合起来看，虽然各家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它是后来得到的书，不是伏生原本传授的经文。林之奇也说：晁错从伏生那里接受《尚书》二十八篇，当时还没有《太誓》；认为用《太誓》一篇来凑足二十九篇之数，是错误的。又考察《王充论衡》说：“有人说《尚书》有二十九篇，是按照北斗七宿的法则。四七就是二十八篇，其中有一篇称为‘斗’，所以是二十九篇。”可见汉人并不是用《太誓》来凑足二十九篇之数。陆德明则说：“汉宣帝本始年间，河内女子得到《太誓》一篇，献给朝廷；这篇与伏生所诵的合起来是三十篇。汉代通行的版本中，今文《太誓》原本就置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七二十八篇〕 又考察吴文正的诗说：“前汉的今文才是古文，后晋的古文反而成了今文。”如果论及伏胜功劳的遗像，应该铸成金像。因此，他所编纂的论述有今文而没有古文。大概古文出自东晋、宋、元诸儒，怀疑它的人很多；而今文却没有人怀疑。后来程正叔怀疑《金縢》的文字不可信，括苍王廉、熙阳又作论说，认为《金縢》不是圣人的书，这就连今文也一并怀疑了。经书的解释者纷纷扰扰，实在太厉害了！古文《尚书》。

译《汉志》记载，古文经有四十六卷。存。桓谭说：“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共十八篇。” 《汉书·古文尚书》记载：古文《尚书》出自孔子住宅的墙壁中。汉武帝末年，鲁共王拆毁孔子的旧宅，想要扩建自己的宫室，因而得到古文《尚书》以及《礼记》《论语》《孝经》，总共有几十篇，文字全是古字。鲁共王进入住宅时，听到里面传出鼓、琴、瑟、钟、磬的声音，于是害怕起来，便停止拆毁。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把这些书全部得到，用来校考二十九篇，另外得到十六篇。孔安国把它献上朝廷，却遭逢巫蛊之事，未能列入学官。《隋书》记载：汉武帝时，鲁共王拆毁孔子的旧宅，得到孔子末代孙孔惠所收藏的书，字全是古文。孔安国用今文校对，得到二十五篇。其中的《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的不同。又与济南伏生所诵的五篇相合，孔安国都按照古文分列篇次，并用隶书古字抄写，合成五十八篇。其余篇章的竹简错乱，无法再读，便一并送交官府。孔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传，恰逢巫蛊之事发生，不能上奏，便私下把这门学业传给都尉朝。朝传给胶东庸生，庸生传给胡常，这一学派称为古文《尚书》之学。《孔子家语》记载：孔腾，字子襄，因害怕秦朝法律严酷急迫，把《尚书》《孝经》《论语》藏在孔子旧堂的墙壁中。陆德明说：“是孔子的末代孙孔惠把书藏在墙壁里的。” 颜师古说：“《尚书》古文经有四十六卷，共五十七篇。孔安国《书序》说：‘共五十九篇，分为四十六卷。’他奉诏作传，把各篇序分别置于篇首，定为五十八篇。郑玄《序赞》说：‘后来又亡失了一篇，所以是五十七篇。’” 孔颖达说：“考察墙壁中得到、由孔安国作传的书，共五十八篇，分为四十六卷。其中三十三篇与郑玄注文相同，另有二十五篇是郑玄注文之外增加的。二十五篇分别是：一、《大禹谟》；二、《五子之歌》；三、《胤征》；四、《仲虺之诰》；五、《汤诰》；六、《伊训》；七至九、《太甲》三篇；十、《咸有一德》；十一至十三、《说命》三篇；十四至十六、《泰誓》三篇；十七、《武成》；十八、《旅獒》；十九、《微子之命》；二十、《蔡仲之命》；二十一、《周官》；二十二、《君陈》；二十三、《毕命》；二十四、《君牙》；二十五、《冏命》。但孔安国所传的书恰逢巫蛊之事，未能流行；直到西汉末年，诸儒只知道孔氏原本有五十八篇，却没有见到孔氏的传，于是张霸之流便在郑玄注文之外伪造《尚书》二十四篇，把郑玄注文的三十四篇凑成五十八篇。数量虽然与孔氏相同，篇目却不一样。孔氏是在伏生传授的二十九篇中除去序、剩下二十八篇的基础上，没有古文《泰誓》，分出《舜典》《益稷》《盘庚》二篇和《康王之诰》，成为三十三篇，再增加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郑玄则是在伏生二十九篇中分出《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和《泰誓》三篇，成为三十四篇，再增加伪书二十四篇，成为五十八篇。” 所增加的二十四篇，是郑玄注文所依据的书序中的：《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共至十，《大禹谟》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把这二十四篇编为十六卷，因为《九共》九篇合为一卷，所以二十四篇中扣除八篇，便成为十六卷。《艺文志》说：‘孔安国把那些书全部得到，按古文又多出十六篇；篇就是卷。’这就是伪书二十四篇。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时，都没有见到孔氏传。刘歆作《三统历》，论述周武王讨伐纣王时引用今文《秦誓》说‘丙午逮师’，又引用《武成》说‘越若来三月五日甲子咸’，刘歆所说的商王受与孔氏所传并不相同，也没有见到孔氏传。东汉初年，贾逵上奏《尚书》疏说‘流散而变成乌鸦’，这也与孔氏所传不同。马融《书序》说：‘经传所引用的《泰誓》，《泰誓》中都没有这些文字。’又说：‘失传的十六篇完全没有师承传说。’可见马融也没有见到孔氏传。”},{ 服防、杜预注《左传》时说“扰乱了它的纲纪”，并都说是“夏桀时期”，但服防、杜预都没有见到这一说法。郑玄也没有见到，因此他注释《尚书序》《舜典》时说：“‘入麓伐木’；他注释《五子之歌》说：‘在洛水北岸避乱。’注释《胤征》说：‘胤征，是人名。’又注释《禹贡》，引用《胤征》说：‘那些竹筐里装着黑色和黄色的丝帛，用来昭示我周王。’又注释《咸有一德》说：‘伊陟、臣扈说。’又注释《典宝》，引用《伊训》说：‘诚信已经建立在亳地。’又说：‘征伐这三朡。’又注释《旅獒》说：‘“獒”读作“豪”，指酋长豪强的首领。’另外，古文《尚书》中还有《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篇，这些篇目明明还存在，却说已经亡佚；而《汨作》《典宝》等十三篇明明已经亡佚，却说已经散失，这是因为没有见到古文。按：伏生所传的三十四篇，称为今文，就是夏侯胜、夏侯建、欧阳和伯等三家所传的本子，以及东汉末年蔡邕刻在石经上的本子。孔安国所传的本子，是胶东庸生、刘歆、贾逵、马融等人所传的本子。到了晋代，太保郑冲把古文《尚书》传给扶风人苏愉。苏愉字休预，苏愉传给天水人梁柳，梁柳字洪季；洪季又传给城阳人臧曹，臧曹字彦始；彦始又传给郡守、汝南人梅赜，梅赜字仲真。梅赜任豫章内史时，于西晋时期上奏献上这部书，后来便施行于世。” 当时《舜典》已经亡失了一篇，晋末范宁作注时，已经无法得到它。到齐萧鸾建武四年，姚方兴在大航头得到此篇并献上，议论者认为这是孔安国所注的本子。正逢姚方兴获罪，这件事也随之搁置。到隋开皇二年，征求、招募散佚的典籍，才又得到这一篇。

译刘知几说：“古文《尚书》是在墙壁中得到的，博士孔安国用它校对伏生所诵的本子，增加二十五篇，又用隶书改写古文，编成四十六卷。司马迁多次采录其中的史事，所以《史记》中有许多古说。到了后汉，孔氏的本子便断绝了；其中有些内容见于经典，诸儒都称为逸书。”晁公武说：“孔安国用隶书确定五十九篇的书，大概是用隶书改写籀书，所以称为‘隶古’。这部书从汉代直到唐代，一直在学官中流行。孝明帝不喜欢古文，改用今文，于是古文便断绝了。只有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保存了一两篇罢了。”本朝吕大防从宋次道、王仲至家中得到一部本子，用来校对陆氏《释文》，虽然有些小的异同，但大体相近。看它的字形奇古，不是字书中穿凿附会的解释所能达到的，学者考察它，可以了解造字的根本。朱子说：“考察可知，汉代儒者把伏生的书称为今文，把孔安国的书称为古文。如今考察起来，今文反而多艰涩难懂，古文却反而平易。有人认为，今文是伏生凭记忆背诵、口授给晁错时有所失误造成的；但先秦古书所引用的文字也都已经如此，恐怕未必是这样。有人认为，记录事实的实话难以写得工巧，而润色过的雅词容易写得优美，所以训诰、誓命之辞有难易不同，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然而伏生背诵的是原文，反而只保留了其中难懂的部分；孔安国在蝌蚪古文错乱、磨灭之后加以考订，却反而专门保留了其中容易的部分，这又有无法解释的地方。”他又说：“我曾怀疑孔安国的《尚书》是假书，连《书序》也值得怀疑，看起来倒像是晋、宋之间的文章。何况孔氏之书到东晋才出现，在此以前的诸儒都没有见过，实在非常可疑。”他又说：“孔氏《尚书》的注文，恐怕不是孔安国所作。它的文字固然写得好，却不像西汉人的文章。孔安国是汉武帝时的人，他的文章怎么会这样？只是其中有些地方很粗率，绝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它确实写得很好。”他又说：“《书序》恐怕不是孔安国所作。汉代文章粗略而简要，如今的《书序》却细密精致，只是魏晋六朝的文字。” 陈振孙说：考察《儒林传》，孔安国把古文传给都尉朝，弟子一代代相传，直到涂恽、桑钦。到了东汉，贾逵作训，马融、郑玄作传、注、解。而贾逵的父亲贾徽确实从涂恽那里接受过此书，贾逵继承父业；虽说源流久远，但两汉的名儒都没有真正见过孔氏古文。难道不只是两汉，魏、晋也是如此吗？凡是杜预以前所作的经传注释，引用《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等篇的，都说是逸书；引用《泰誓》的，就说现在的《泰誓》中没有这些文字。大概伏生的书没有《泰誓》，《泰誓》是后来出现的，其中记载白鱼、火乌祥瑞的内容，确实是伪书。既然如此，马融、郑玄所解释的，难道真是古文吗？王应麟说：《仲虺之诰》是关于仁的开端，《汤诰》是关于人性的开端，《太甲》是关于诚的开端，《说命》是关于学习的开端；这些都见于《商书》。考察可知，这四篇都是古文。马端临说：“考察《汉儒林传》可知，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读它。《唐艺文志》中有《今文尚书》十三卷，注文说，唐玄宗诏令集贤学士卫包把古文改为今文。这样看来，汉代所谓古文，是蝌蚪书；今文，是隶书。唐代所谓古文，是隶书；今文，则是当时通行的俗字。隶书在秦、汉之间通行，到唐代已经长期演变成俗书了。为什么《尚书》还保存着古文呢？大概孔安国从孔子墙壁中得到的书，虽然为它作了传，却没有能够在学官中立足。东汉以后，即使名儒也没有真正传习。到了隋、唐之间，显贵之人往往仍把它看作偏僻深奥的传本，抄写、传授的人很少，所以保存下来的都是古物，仍然是孔安国所确定的隶书，而没有改成俗字。唉！百篇《尚书》遭遇秦火，亡失了一半，保存下来的有五十八篇；其中二十五篇，书虽然流传下来，字却确实不合当时俗字。传到汉代的是蝌蚪书，传到唐代的是隶书，都是当时人很少学习的文字。它们大概自从出于孔子墙壁以后，又昏暗不明了数百年，后来学者才得以由家传、人诵而流传。” 熊朋来说：孔子墙壁中的真正古文书没有流传下来。后来有张霸之流伪造二十四篇，也称为《古文尚书》。到了晋代豫章内史梅赜，另外得到《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凡是汉代儒者注经时指为逸书的篇章，于是都有了相应的书。又连同孔安国的传和序也一并具备，世人传说它是真本。然而所谓古文，还不如今文古老。他又说：《古文尚书》直到隋开皇年间才完备。缺字“▯”、篇名“《▯征》”、人名“▯”、异体或乱码字“▯”“▯”等疑为底本字形或OCR问题，未擅自改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五篇、二十四篇、二十九篇、二十八篇、五十八篇、一篇、五十九篇〕

译我曾私下读过这些书。伏氏所传的书虽然难以全部通晓，但文辞古奥，毫无疑问是上古之书。梅赜增补的二十五篇，体制好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它们虽是采集、补缀而成，并非一个字都没有出处，但文辞平缓卑弱，与汉代以前的文章很不相像。一部流传千年的古书，最晚才出现，然而字形几乎没有脱误，文势也几乎没有龃龉，难道不是非常可疑吗？吴才老说：增补的书都文从字顺，不像伏生所传的书那样诘屈聱牙。可是，四代的书作者并不相同，甚至出自两个人之手，却要断定它们形成两种文体，这也很难说了。朱仲晦说：《尚书》中凡是容易读懂的，都是古文。难道有在壁中数百年的东西，竟能一个字也不讹误损坏吗？又说：伏生所传的全都难读，难道伏生偏偏只记住了难的，而容易的反倒完全记不住吗？又说：孔安国传的《尚书》到东晋才出现，在此以前诸儒都没有见过，实在可疑得很。又说：《书序》在伏生时代并不存在，它的文辞很弱，也不像西汉人的文字，只像东汉末年人的文章。又说：小序决不是孔门旧文，安国序也不是西汉文章。又说：西汉文字厚重，如今的《大序》格调气势却极其轻薄。又说：《尚书孔安国序》是魏晋间人所作，只是假托安国之名罢了。朱子又说：孔传和《书序》都不像西汉文章的气象，与《孔丛子》是同一手所作的伪书；大概它们的言辞多有相互表里之处，训诂也多出自《小尔雅》。既然吴氏和朱子所怀疑的地方如此之多，顾澂哪里敢断定这些疑问就是事实？然而，如果不敢相信这二十五篇是古书，那么是非之心也不能被蒙蔽。王充耘说：古文《禹谟》一篇，实在有很深的可疑之处。禹与皋陶、舜相互问答的言辞，已经分别完整地见于《皋陶谟》《益稷》篇中。例如“我思考的是每天勤勉不懈，帝王当慎重地处在君位”，这就是禹所陈述的谋议了，怎么还会有《大禹谟》一篇呢？况且《尧典》《舜典》虽然记载的事情不同，但先后安排都有次序；《皋陶》《益稷》虽然各自陈述事情，但篇首篇末的问答一一相互照应。唯独《禹谟》一篇杂乱无序。其中像益称颂尧的一段，怎么能算作谋议？舜让位给禹的一段，应当题作《典》；禹征伐三苗的一段，应当题作《誓》。如今却把这些全混合在一起，题作《谟》，实在与其他篇的体制不相同。又有人把征伐三苗说成是禹摄位以后的事情，认为禹奉行的是舜的命令；但篇末有“禹整顿军队，班师回朝，帝于是大力施行文德”一句。舜因为年老而疲于政事，才把政权授给禹，禹怎么能舍弃朝廷的事务，亲自去征伐有苗？舜又怎么能在年老之余大力施行文德？必须振作精神治理政事，克制自己、施行政令，使所作所为超过从前，才可以称为“大力施行文德”。恐怕老年人未必能做到；如果真能做到，也就不必把政权授给禹了。所以我曾说，《禹谟》一定是汉代儒者附会而成的书，其中征伐三苗的事情也不可信。又说：古文《尚书》只是出自一人之手，是搜集材料、牵强附会而成的。“五子之歌”后文“防誓三篇”疑有串句或篇名问题，按原文直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相传恭王毁坏孔子的住宅，想把它改建成宫室，因而发现了这些书；但不知道竹简和漆书怎么能够支撑数百年之久？墙壁之间所谓丝竹八音的遗物，是谁制作的？这不过是献书者粉饰的话罢了。” 郑公晓说：“蔡氏《集传》把今文、古文并存，吴氏《纂言》只解释今文，不能说没有见识。然而古文中论学、论政而精密宏大的地方很多，实在不是圣贤不能写成，所以宁可保存它而不废弃。” 郑瑗说：古文《尚书》虽然有格言，但有许多地方大可怀疑。看商、周遗留下来的器物，它们的铭文都类似今文《尚书》，没有一件像古文《尚书》那样容易读懂。《礼记》出自汉代儒者，尚且还有突兀难解的地方，怎么会有四代的古书，篇中却如此平坦整齐？例如《伊训》全篇平易，只有《孟子》所引用的两句话独自深奥。况且拿商诗与周诗相比，商诗本来就比周诗古奥；但拿商书与周书相比，商书却反而平易，哪有这样的道理？《尚书》和《孝经》都有孔壁古文，也都有安国所作的传。古文《尚书》到东晋梅赜时才显现，古文《孝经》到隋代刘炫时才显现，都是沉没了六七百年以后才出现，未必真是孔壁所藏的旧本。虞淳熙说：“古文《尚书》为躲避秦朝而藏起来，禁令解除后却没有立即出现，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世上没有人能够谈论它，也没有人能够知道它；能够谈论、能够知道它的，偏偏只有一个安国，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堂内有所谓金丝之书，终究涉及神怪；壁中有所谓蝌蚪文，又远远追溯到羲皇时代。在统一文字、讲求实际的时代，似乎不应当有这些东西，这是第三个可疑之处。”

译郝敬说：孔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篇章边幅整齐，显然是三代以下的作品；说到它的文辞义理，都很浮泛。例如《伊训》与放逐太甲于桐、迎回亳地的事情不相切合，《说命》与上天赐予高宗贤相的事情不相切合，《君陈》《毕命》与尹东郊的事情也不相切合。四代的文字竟然一律，有的像前代贤人记下的见闻，有的像后人假托而作，与今文相差如同天壤，怎么可以混为一谈？陈第说：孔安国的古文二十五篇，到东晋才显现，唐人给它作疏后，才大为流行于世；此前没有人议论它是伪书。宋代吴才老、朱考亭，元代吴草庐等人的说法，才使怀疑古文的人纷纷出现。我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今文《尚书》除了《殷盘》《周诰》以外，像《尧典》《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牧誓》《洪范》《无逸》《顾命》，哪一篇不是文从字顺？如果一定要诘屈聱牙才可以算古文，那么《鲁论》就不能和《系辞》并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奇文与正体本来就不同。从前大禹治水，在南岳刻立碑铭，后来被荆棘草莽遮蔽了数千年。韩昌黎特意寻求它，也没有找到；直到宋嘉定年间才开始显露，明嘉靖年间才开始流传。难道可以因为前人没有见过，就说作禹碑的人是伪造的吗？” 《左传》《国语》《礼记》等书所称引的二十五篇，都清楚地存在。如今却说古文的作者搜集材料加以编造，这是颠倒了根本和枝末，把枝叶当成根本了。况且它所叙述的纲纪、道德以及贯通安排人事的内容，深沉而切实，高朗而矫健，又怎么能看出它平缓卑弱呢？孔颖达说：古文经虽然很早就出现，却到后来才得以流行；它的文辞丰富完备，义理宏大雅正，所以反复阅读也不厌，时间越久越显明。这可以说是懂得古文实情的话了。樊良枢说：“壁中之书后来才出现，大多是蝌蚪古文。孔安国用今文把它翻译出来。假如壁中的藏书没有流传出来，那么‘精一’的旨意、‘恒性’的告诫、‘一德’的训诫、‘典学’的命令，又能从谁那里听到呢？” “孔安国为愽士”“殷本纪”及引文中的若干异体、缺损字形可能存在OCR问题；按上下文译为“博士”“殷本纪”，其余专名尽量保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八篇、二十五篇、三月〕 引文中“民乃有安”“后有立”“不道毋之”等处有版本异文，已按原文及括注分别保留其含义。近来山阳阎百诗又作《古文尚书疏证》，吹毛求疵、摘取错误更加严密；萧山毛大可特意撰写《古文尚书冤词》为它洗雪。综合两家的说法，正像鲁班进攻而墨子固守一样。我愚昧的看法是：这部书长期颁行于学官，其中多是辑缀逸书而成，文章并没有严重违背义理。譬如汾阴出土的汉鼎，虽然不是黄帝铸造的，有人或许指说它是九州牧所贡献的金属铸成的，那也姑且听之。又如小戴氏《礼记》中的《王制》《月令》《缁衣》等篇，明明知道有具体作者，且杂出于汉代儒者之手，并不是古礼的旧文，但士子仍然诵习，守着它而不改。至于《易》的《序卦传》，李清臣、朱翌、王申子都曾怀疑，却终究不能删去。只是其中最容易误导人的，是《伊训》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这句话。《春秋》经文写‘春，王正月’，左氏传又增加了‘周’字；改动时令、改动月份，其中的意义本来很清楚，所以从汉代直到汴宋，解释者起初没有异议。可是胡安国忽然主张以夏历时令配周历月份的说法，于是众说纷纭，最终成了一个难以判定的疑案。然而这件事不必广泛考察群书，只要用《春秋》来解释《春秋》，它的荒谬就立刻显现了。之所以还在聚集争论、始终不止，都是被《伊训》中‘十有二月’这句话扰乱了；不知道古文《尚书》难以完全相信，这正是学者应当审慎考察的地方。《经义考》卷七十四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七十五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书》（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