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十六

译《宋志》合计十二卷。已佚。《中兴艺文志》说：吴棫撰写此书，自称考察研究的材料很多，其中唯独从何晏《集解》和邢昺《疏》中获得的最多。他又说，孔门弟子的话大多还没有完全说好，而注家相信经文、疏家相信注释，又过头了。他曾经撰作《指掌》十卷，因兵火散失，只能追忆大略，用来解释何晏《集解》中尚未详尽、尚不妥当的地方，所以称为《续解》。又考察其他书籍中与《论语》不同的文字和说法，编为《考异》；又有《说例》《有集语》《明原微言略例》《答问》《正统权道》《弟子杂说》，共十篇，多有阐发。” 朱子说：“建安吴才老撰写《论语十说》，世人认为是游定夫所作，这是不对的。它的功效浅，危害也浅。有人撰写《论语考异》，其功效逐渐深厚，但危害也就深了。”徐蒧为它刊刻，越州因此得以流行。陈振孙说：他所引用的材料，涉及诸子百家和各家史书，传述详尽而周密。他所说的栾肇驳斥王肃、郑玄之说，只间或采用其中一两处。栾肇是晋朝人。《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记载有《论语释》二卷、《论语驳》二卷。考察董逌《藏书志》说：《论语释》已经亡佚，《论语驳》幸而还存在。但《崇文总目》和各家藏书目录都没有记载。棫大概曾经见过这部书。馆阁书目也没有记载。胡寅《论语详说》。未见此书。《闽书》说：胡寅，字明仲，是胡安国弟弟胡淳的儿子。宣和年间考中进士，跟随侯师圣游学，又跟随杨时学习。出仕后任礼部侍郎，兼任侍讲，又兼任直学士院。后来以徽猷阁直学士的身份提举江州太平观。秦桧掌权后，被安置到新州。胡寅在自序中说：道只有一个罢了，但为什么会有中、偏、大、小、正、邪、纯粹、驳杂的不同呢？合乎中道，所以广大；广大，所以正当；正当，所以纯粹；纯粹，所以归于一。那些把狭小、偏私、僻邪、驳杂当作道的，是错误的。他们之所以错误，有的由于师传，有的由于穿凿的智巧，有的由于禀赋气质，所以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交相奔逐而不回头。道本来不是这样的。先圣先师之所以对此有教诲，是要把求学的人从歧途众多的状态中救出来，使他们归于最恰当的正道。所以说：我的道是一以贯之的。所谓一，就是仁。圣门弟子都学习成为仁者。孔子的言语和行为，没有不是仁的。他在《论语》中的表现，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十六七岁时，看见先父书案上有《河南语录》、上蔡谢公和龟山杨公的《论语解》，偶尔偷偷翻看，才知道那与私塾所学不同。有一天，我请教私塾老师说：“河南杨公、谢公的说法，与王氏父子的说法相比，谁更贤明？”私塾老师说：“他们只是不利于参加科举罢了；如果想参加科举选拔，就应当遵从王氏。”那时我还不能立定自己的见解，却已经萌生了好恶之心。后来进入学校，才知道当时正推崇禁忌避讳，肆意谄媚奉承，歌颂功德，把当朝功业夸说得超过唐尧、虞舜；有时谈到史书以及李白、杜甫诗篇中描写乱离的句子，众人便认为这是讥谤。这种急切苛细的才智施行了二十年，终于像河流壅塞后突然决口一样，睦州盗乱突然兴起，声势震动嵩山、泰山。到这时才相信王氏的学术并不以仁为根本，只是穿凿割裂、支离破碎，从而招来了不仁的祸患。正当此时，天子亲临殿前策问士人，采纳正直的言论，党禁也开始逐渐放宽。于是邵康节的《皇极书》、张横渠的《正蒙篇》、河南先生关于诸经的学说，以及元祐年间忠贤之士的言论和风尚，渐渐流传出来。喜爱它们的人往往抄写、收藏，仿佛得到稀世珍宝。谢公的《论语语解》则已经刻板广泛流行。唉！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又过了四年，这一年是乙巳年，金人南下侵扰，轻慢的国书传闻于朝廷，诏令连夜颁布，把罪责归于孙位。靖康元年，于是撤去王安石配享神宗的坐像，废止他的《字说》，不许再使用；让学者兼采先儒之说，召回遗老和隐逸贤人，想要改弦更张、革新政治。虽然狂澜已经倾倒，捧土也无法阻挡，但遗留下来的书籍幸而保存下来；出于人的良知的道理，就像渡过贯河一样，终究不会泯灭。由此更加相信，仁是人的本心，是中正至极的本性；是非分明的道理明明昭著，从来没有消亡，只是人自己不去求取罢了。如今皇帝以智勇实现中兴，清楚地知道祸败的根源本来在王氏，因为他的学说使天下迷惑错误，改变扰乱法度，获罪于宗庙。于是诏令三省处理政事，都遵循至和、嘉祐年间的做法；这出自圣明的本性，是因为深切喜好孔子所作的书。王安石所废弃的《春秋》，又在讲筵上进讲；神宗亲自作序、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下诏到杨时家取来；又把三经义辨置于馆阁，选用遵从程氏学说的人。士大夫逐渐得到任用，甄别叙录元祐旧臣家族中有声望的人，还追复他们父祖的爵位和官秩，准备铲除蠹虫，培养造就人才，使朝廷希望依靠贤才，国家培植安定巩固的根基。这是绍兴五、六年间的事。王者的诏令多么伟大，王者的心志多么专一，所有臣子都应当同心协力、顺从辅佐，实在不忍违背它。然而独有那些习惯旧说的人，受到王氏言行的影响，认为王氏之学与世俗趋利的便利相同；对于程氏，却像嫫母一样丑陋，把明亮的镜子也看作厌恶。于是他们积蓄愤恨，伺机伸张诡诈欺罔之说，反而把专门之学归咎于朝廷中枢。士大夫如果意向不同于王氏，就会随之遭到排斥；一定要这样说，才认为他们适合做官，结果蒙蔽隔绝、穷困陷落，众口一词，已经使天下人都从同一张私人的嘴里说话了。他们又彼此挽袖握腕，设置柴栅阻挡阙里，禁止人们前往，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自古以来考察言论的方法，必定要观察其实际行为。王氏学派在绍圣、元符、崇宁、大观、政和、宣和以来的表现，难道还能掩饰吗？试举出其中大的方面来说：承接老子、庄子虚空的思想，扰乱邹鲁礼义的实质；谈论二帝三皇的政治，却助成申不害、商鞅、韩非的政术；假托人子继承先志来说明孝道，却毁坏祖宗艰难创立的基业；指说丰盛亨通、强盛宏大的景象，却放纵穷奢极侈的欲望；羡慕开疆拓土的功绩，却招来了喜好用兵、反复征伐的祸患；乘国家破败、君主死亡之机，扶助背叛主人、僭越天命的贼人；把燕巢置于危幕的险势当作儿戏，却造成荆州、扬州一带血流遍地的苦难；积累刑罚、赏赐不公平的怨愤，引起周庐触犯纲纪的变乱；假借偃武息民的说法，成就对外议和、巩固自身地位的计谋；灭绝百姓和三纲的道理，甘心承受臣服仇敌的耻辱；称赞太平无事的美好，却诱导游乐享受、怠惰傲慢的过失；堵塞忠贤进谏的言路，造成尊崇家族而卑视国家的趋势。这些全都背离先圣，存心不仁，却在经义、字说方面精通；它们在本朝造成的后果，正是可以用来作出权衡判断的重大验证。至于君子私下学习、受到影响的人，竟没有一个人进入他们的行列。仅从这一点来观察明辨善与利的区别，难道还不清楚吗？可是他们竟又忙忙碌碌、轻佻反复地颠倒黑白，对上欺骗君主和父辈，对下蔑视清议，不想到率领野兽吃人的覆辙就在近前，这又是什么用意呢？我愚昧不肖，幸而听闻伊洛一派的正道，承受过庭之训，却昏昧顽钝、懒惰荒废，没有及早用功。

译我曾经妄自设想，《论语》一书是仁道的枢纽，想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旨趣记下来，附在各章各句之下；只是自量见识浅陋疏略，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完成，头发已经秃了，牙齿也缺了，恐怕要辜负当初的志愿。恰好得到上天的幸运，被贬谪到卑湿炎热的地方，在偏僻之地结庐而居，尘世事务远离隔绝；门前可以引入山的秀色，窗中可以容纳水的姿态，屋檐下的竹子和庭院中的梧桐，时时吹动凉风。早晚只吃一盂蔬菜，面对一盘清淡之物，心境淡泊如太虚，不知道浮云的广大渺茫。观察自己的过失，内心从此才有所觉悟；专心致志，才得以写成稿本，留给童年学子，使他们广泛学习并详细说明这些道理，最终将由繁复回归简约。至于推己及人，指示通往洙泗的道路；放纵淫邪、拒绝邪僻，辨明荆、舒一带的道路，这些不是我愚昧之人所能做到的，只是困顿之中学习它，期望在专一不二的努力中取得成功罢了。绍兴甲戌三月。胡宏《论语指南》。《通考》记载一卷。未见此书。楼钥说：《论语》一书，自古以来的大儒不知有多少，却没有人能够阐明“仁”这一字。子夏问仁，孔子本来曾回答说“爱人”。韩愈《原道》开头就说：“博爱叫作仁。”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指望呢？从伊洛二位先生开始，才揭示了千古以来的奥秘，洙泗一带所说的“仁”，深深见到了它的根本。如今读《论语指南》一卷，枢密黄公和院沈公，都是在这方面有深厚造诣的人。五峰用一句话作出断定，才看出两位先生仍然有差别。一种说法是“有心去实行仁”，五峰便说：“这样立论，恐怕是不认识心，也不认识仁。”另一种说法是“能够厌恶人”，有人对此产生疑问。于是五峰又阐明“仁者的心”，说：“本来没有所厌恶的对象。”又说：“那么，在刚开始厌恶的时候，胸中原本还没有完全明白，怎么能算是仁呢？”在“颜渊问仁”一章下，又有一句说：“人有仁与不仁，心却没有不仁。”这是最简要精确的地方，不可以有丝毫差错。唉！这些话深刻极了！这就是《论语》的本体。然而如果不是两位先生相互讲习贯通，也无法阐发五峰的说法，所以又把朋友之间讲习作为论说的一项内容。大概天下的学说，没有超过这一说法的了。孔子把“学习而不讲习”看作忧虑，大概君子的忧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努力吗？陈振孙说：“胡宏仁仲评论黄祖舜、沈大廉的学说。” 胡宪《论语疑义》。亡佚。《闽书》说：胡宪，字原仲，跟随堂叔胡安国学习，后来向涪陵谯定学习《易》。他耕田、卖药来奉养双亲，跟随他游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号称籍溪先生。被征召后，赐进士出身，最后任秘书省正字，去世后谥号简肃。郑耕老《论语训释》。亡佚。王宾《论语口义》。亡佚。王应麟说：“绍兴十三年正月，王普进呈父亲王宾讲解《论语》的《口义》，送交史馆。” 黄祖舜《论语解义》。《宋史·艺文志》记载十卷。亡佚。王应麟说：“绍兴三十二年三月，权任刑部侍郎兼侍讲的黄祖舜进呈《论语解义》，诏令给事中金安节等人审阅详定。金安节等人说：‘文辞和义理明白纯粹，应令国子监刻板刊行。’于是赐诏嘉奖劝勉。” 洪兴祖《论语说》。《宋史·艺文志》记载十卷。亡佚。《中兴艺文志》说：其中的说法多有可采之处，认为这部书起于“不愠”，终于“知命”，大概讲的是君子之儒。毕良史《论语探古》。《通志》记载二十卷。亡佚。杨万里说：“毕敷文少董，绍兴初年进入金国，居住在汴京，闭门写作《春秋正辞》和《论语探古》。宋城哲夫李师、魏良执经师中的好事者，把这件事绘写成《繙经图》。少董坐在榻上，两个学生手持书卷站在前面；还有两个婢女，各自拿着东西，而阿冬坐在她们中间。阿冬是少董的小儿子。那个梳髽髻的婢女叫孙寿，戴冠的叫马惠真。” 蔺敏修《论语解》。亡佚。曹学佺说：“蔺敏修是龙游人，绍兴年间考中进士，官至朝奉郎，著有《论语解》，当时号称中【阙】先生。” 黄开《论语发挥》。亡佚。程迥《论语传》。亡佚。徐椿年《论语解》。亡佚。赵敦临《论语解》。亡佚。徐珦《论语解》。亡佚。喻樗《玉泉论语学》。《宋史·艺文志》记载四卷，《通考》记载十卷。亡佚。陈振孙说：“工部侍郎喻樗，字子才，撰写了这部书。喻樗与张子韶等人友善，因此获罪。秦桧时期，汪端明汪应辰是他的女婿。” 何逢原《论语集解》。十卷。亡佚。王十朋说：“希深长于理学，尤其精通《论语》。他深思二十年，每当见到求学的人，必定同他们讲论。这部《集解》简约严密、明白清楚，其中见解高超的地方，是各位儒者所没有达到的。” 张九成《论语解》。《宋史·艺文志》记载十卷。未见此书。周必大说：“淳熙九年正月，皇帝亲笔询问：张氏《论语》《孟子传》是谁写的，议论怎么样？我周必大回奏说：‘这是张九成撰写的，议论明白，以洛中程氏的学说为主。’” 周煇说：张无垢的外甥于恕汇集《语录》十二卷，其中有《论语绝句》，读者对此感到疑惑。张公本来自己有《论语解》，又何必借此来阐发深奥的义理呢？我曾叩问张公的门人郎▯▯，他说：“这不是张公的文章。” 谢氏【谔】《论语解》。二十卷。已佚。史氏【浩】《论语口义》。《宋志》著录二十卷。已佚。苏氏【总▯】《论语解》。已佚。《闽书》说：苏总▯，字待问，是泉州德化人。绍兴三十二年获得出身，授任衡州教授，后来多次升迁，任参淮东议幕。吴氏【沆】《论语发微》。二卷。未见【《一斋书目》中有此书】。林氏【栗】《论语知新》。《宋志》著录十卷。已佚。卞氏【圜】《论语大意》。《宋志》著录二十卷。未见。陈振孙说：海陵人卞圜撰写。《宁波府志》说：卞圜，字子车，象山人。绍兴三十年中进士，授任扬州倅。都穆说：“我家旧藏《论语大意》和《孟子大意》两部书，都是宋刻本，却没有署著书人的姓名。我曾读《文献通考》，知道这两部书是卞圜所撰，但书中也没有记载他的乡郡。后来读到刘禹锡《嘉话》中有关于卞圜的记载，才知道卞圜是宋代海陵人，海陵就是今天的泰州。我的朋友储都宪静夫想要修撰州志，我便把卞圜的事情告诉了他。储君惊讶地说：‘我专心于修志，却不知道这个人。修志这件事，除了您没人能帮助我增益内容。’可惜储君已经去世，州志最终也没有修成。想到这件事，我没有一次不长叹。” 叶氏【隆古】《论语解义》。

译《宋志》著录十卷。已佚。胡寅[原文作“防”，疑为“跋”]说：“读书人一得到一个官职，就惶惶然忙于求取升进，好像唯恐来不及，转眼便老死了，也不知道自爱，这种情形比比皆是。超然年近六十岁，才开始从事于儿童所学习的书籍，忘却饥寒的困苦，难道不可以称为贤者吗？著书已经很难，解释圣人的话尤其不容易，必须广泛寻求、博采众说，以求符合最恰当的道理；在心中验证，在事情上实践，那么考察前人的言论和行为就不会有错误了。这个道理，有志于此的人应当终身坚持，到死方休。超然啊，你要努力！” 刘氏【懋】《论语训解》。已佚。陆元辅说：刘懋，字子勉，建阳人，跟随刘子翚、胡宪学习；以文林郎身份奉祠，后来以朝奉大夫致仕。学者称他为恒轩先生，文简公刘爚是他的儿子。王氏【炎】《论语解》。未见。《经义考》卷二百十六。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十七。翰林院检讨朱▯尊撰。《论语》【七】。朱子【熹】《论语集义》【初名《要义》，又名《精义》】。《宋志》著录十卷【《通考》著录三十四卷】。今存。朱子《论孟精义自序》说：“《论语》和《孟子》这两部书，是读书人求道最重要的依据。古今为它们作解释的，大概已有一百多家。然而自秦、汉以来，儒者都不足以参与听闻这种道统的传授。那些沉溺于浅近说法的人，虽然得到经文言语，却没有得到其中的意义；那些驰骋于高远之说的人，又往往支离破碎、错杂谬误，有时甚至连经文的言语也一并失去了。读书人因此更加困惑。宋朝兴起一百年后，河洛之间出现了二程先生，这种道统的传授才有了继承。他们对于孔氏、孟氏的心意，大概是时代不同而契合一致。因此，他们阐明这两部书的学说，言语虽然浅近，但探求起来没有穷尽；旨意虽然深远，但掌握起来有切要之处，使读者不只是能够理解经文的言语，而且能够理解它的意义；不只是能够理解它的意义，而且能够连同圣贤所以达到这种境界的途径一并领会。他们振兴斯文、启发后学的功劳，可以说达到极点了。我曾间或搜集编录各条疏解，依附在原文章节的次序之后。后来又选取那些学说与先生相同，以及从先生那里有所领会的人，如横渠张公、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共九家的学说，附益其中，命名为《论孟精义》，以备读者观览省察。” “对于有志同道合、想从事于此的人，我也不加隐瞒。”“我还曾这样评论：《论语》的言语无所不包，但它用来示人的内容，没有不是操守、存养、涵养的要旨；《孟子》七篇的旨意无所不探究，但它用来示人的内容，大多是亲身体验、扩充功夫。圣贤之间的区别，本来就是如此；然而体与用同出一源，显著与幽微之间没有间隔。这正是因为不是先生的学问达到极高境界，谁能知道呢？唉！这大概就是他在百世失传的学问之后奋然兴起，独自得到千年不传的道统源流的原因吧！”“至于张公与先生，若论他们所达到的境界，我私下认为，大概如伯夷、伊尹与孔子的关系。而当时那些登门受业的士人，考察他们的言语行为，又不知道谁可以比作孔子的颜回、曾参。现在记录他们的言论，并不敢认为他们与先生毫无差异、完全符合圣贤的心意；只是说大的方面既然相同，那么浅深、疏密之间极细微的差别，正是读书人应当尽心考察的。至于近年以来，向先生的门人学习的人，有的又写出了自己的书，我想他们的源流已远、末流分歧，醇厚与浅薄各有不同，因此不敢收录。”“有人说：‘那么，凡是在世间流传而没有列入这里的学说，就都没有可取之处了吗？’” 回答说：“不是这样。汉、魏时期的各种书，订正读音，贯通训诂，考察制度，辨析名物，它们的功劳是很广大的。读书人如果不先涉猎这些流派的著作，又凭什么在这里用功呢？近世两三位名家，以及所谓向先生门人学习的人，他们的考证和推衍解释，有时也对文义有所补益。读书人从这些书中有所收获，然后再来读本书，那么又哪会没有收获呢？只是要探求圣贤的心意，就在本书而不在那些书罢了。至于有些人表面上自称依托程氏，暗中窃取与程氏相近的言语，来文饰异端学说，那确实不可以进入读书人的心中。然而他们荒诞虚幻、浮夸不实，足以欺骗世人，而流俗之人已经颇为归向他们了。他们造成的祸害难道会很浅吗？不过从他们的语言和气象来看，实际上并不难辨别。读书人如果确实在这部书上用力并有所收获，那么即使想读那些人的言论，也会没有闲暇了。既然如此，这部书的写作即使被讥为草率，我也不敢推辞；至于阐明圣人道统的传承，采集众说的长处，驳斥流俗的谬误，我私下妄想或许还能接近这个目标。又说：读《论语》必须把《精义》防[原文如此，疑有缺误]将……” 陈振孙说：朱子编集二程、张氏以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等共十二家的学说。最初名为《精义》，后来在豫章郡学刻印，才开始名为《集义》。其中所说的“表面上自称依托程氏，暗中窃取与程氏相近的言语来文饰异端学说”的人，大概指张无垢。张无垢曾与僧人宗杲交游，所以这样说。王文贯说：“晦庵读书，对古今的注解，先从音读到训诂，再从训诂到义理；从一个字到一句话，从一句话到一章，以至于言语之外的含义，都透彻无碍，清楚地存在心中，如同琉璃一般，然后才敢下笔。一个字没有透彻理解，就说‘尚未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