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七十三

译《百篇尚书》阙 卜商说：“《尚书》论述事情，明亮得如同日月交替照耀，分明得如同星辰错落运行；上面有尧、舜之道，下面有三王之义。”墨翟说：“从前周公旦早朝时，读《尚书》一百篇。” 孔臧说：“当时的人只听说《尚书》有二十八篇，取法二十八宿，认为确实如此，却不知道它有一百篇。” 扬雄说：“从前讲说《尚书》的人，把篇数定为一百。虞、夏的书，浑厚广大；商代的书，浩大充沛；周代的书，严肃正大。” 刘歆说：“《尚书》只是直截了当地记言，这个名称是欧阳氏最先命名的。”又说：“《尚书》用来裁断好恶；好恶，是义理的证明。” 郑康成说：“虞、夏之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春秋说题辞》说：“《尚书》记载二帝的事迹和三王的义理，用来推求他们的时运，说明接受天命的时机。《尚书》的言辞真实可信，能够阐明天地的实情和帝王的功业，共有一百二十篇，次序曲折详尽。‘尚’就是上，是上古帝王遗留下来的书。” 《尚书·璇玑钤》说：孔子搜求古书，得到黄帝玄孙帝魁的书，一直到秦穆公，共三千二百四十篇。他删去遥远的内容而取近代的，选定可以作为世代法则的，共一百二十篇；其中一百零二篇作为《尚书》，十八篇作为《中候》，其余三千一百二十篇删去。又说：《尚书》的篇名中有“尚”字，是因为“尚”就是上。上天垂示文彩形象，布置节度，这就是书；它像天体运行一样。王肃说：“上面的人所说的话，下面由史官记录下来，所以叫作《尚书》。” 刘熙说：“尚书，就是崇尚上古。把尧看作上古之始，于是从尧开始记录当时的事情。”葛洪说：“《尚书》是政事的汇编。” 刘勰说：“《尚书》确实是记录言语的书，但训诰之辞隐晦难明；通晓《尔雅》之后，文意就清楚了。所以子夏感叹《尚书》明亮如日月，分明如星辰运行，说的就是它明白显著。”又说：“阅读《尚书》的文字，初看似乎诡异难懂，但探究其中的道理，就会通畅。”孔颖达说：“尚就是上，意思是这是上代以来的书，所以叫《尚书》。”《尚书》的体例有十一类：第一是典，第二是谟，第三是贡，第四是歌，第五是誓，第六是诰，第七是训，第八是命，第九是征，第十是范。共有十类，原文所列数目与类别似有脱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一篇、三篇、八篇、九篇〕 《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训道王》一类，也属于训；《盘庚》也属于诰。所以王肃说：“为什么不称诰呢？因为取其迁徙而建立功业，不只是记录它的诰辞。”《高宗肜日》与“训序”连在一起写，也可以知道它是训辞。《西伯戡黎》说“祖伊恐惧，奔走去告诉受”，也属于诰。《武成》说“记载他的政事”，也属于诰。《旅獒》告诫君王，也属于训。《金縢》自成一体，其中的祝辞也是诰辞。《梓材》《酒诰》从有关篇章中分出，也属于诰。《多士》以王命发布诰令，自然属于诰。《无逸》告诫君王，也属于训。《君奭》是周公告诫召公，也属于诰。《多方》是周公以周官身份向下发布诰令，也属于诰。《君陈》《君牙》和《毕公》一类，也属于命。《吕刑》是陈述刑法告知君王，也属于诰。《尚书》篇名，是根据事情而立；既然没有严格固定的体例，便随着内容任意作文。陆德明说：“典共有十五篇，正典二篇；摄典十三篇，其中十一篇亡佚。谟共有三篇，正谟二篇，摄谟一篇。训共有十六篇，正训二篇，其中一篇亡佚；摄训十四篇，其中三篇亡佚。诰共有三十八篇，正诰八篇，摄诰三十篇，其中十八篇亡佚。誓共有十篇，正誓八篇，摄誓二篇，其中一篇亡佚。命共有十八篇，正命十二篇，其中三篇亡佚；摄命六篇，其中四篇亡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十一篇、十四三篇、三十十八篇、正十二三篇〕 刘知几说：“孔子在周王室考察书籍，得到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籍，于是删取其中好的，定为《尚书》一百篇。《尚书》是七经之冠、诸子百家之领。学者一定要先精通这部书，然后再阅读群书；譬如行路不经过小路，这种情况是听闻不到的。” 吴秘说：“《尚书》一百篇，汉代保存下来的有二十九篇；得到古文，又多出十六篇，但亡佚的超过一半。孔子为《尚书》作序，保存了一百篇的义旨，而书却已经亡佚，再也无法知道了。” 司马光说：“《尚书》中尽载二帝、三王的嘉言和要道，是施政的成规，也是考察古代、处理政务的首要依据。” 朱子说：“《尚书》中有不必解释的，有必须用心解释的，有略加解释即可的，也有无法解释的。例如《仲虺之诰》《太甲》等篇，只要熟读，义理自然明白，何必等待解释？《洪范》则必须用心解释；《典》《谟》诸篇的文辞稍微典雅深奥，也需要略作解释。《盘庚》诸篇已经难以解释，像《康诰》一类则无法解释。”又说：“《盘庚》五篇诰辞之类，实在难以明白；如果想增减文字，勉强解释下去，即使能够说通，也只是穿凿附会，恐怕终究没有益处。”又说：“读《尚书》先看容易明白的地方，那些不能明白的地方，不要强行解释出来，因为恐怕未必是当时的本意。”又说：“《尚书》中不能明白的地方，既然先儒已经这样解释了，姑且只能按照他们的说法。” 柴中行说：“唐、虞、三代的圣帝明王，以及他们贤良大臣、辅弼之臣精神心术的精妙，把这些推广到天下而成为大经大法的内容，全都在《尚书》中。”程去华说：“读《尚书》应当认识唐、虞、三代的气象。唐、虞时期君臣互相警戒；夏、商以后，则只是臣下告诫君主。禹、皋陶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告诫君主提高警惕；夏、商以后，往往是事情已经显现才加以补救纠正。商汤讨伐夏桀，除了《汤誓》《汤诰》以外，从未一一列举桀的罪恶；武王讨伐纣王，却把罪恶逐条陈述，唯恐纣的罪恶不能昭白，自己的心意不能明示，完全没有回护遮掩的意思。”

译董鼎说：帝王之书，是历代珍视的典籍。五帝以前是三皇，世道还处于洪荒状态，不是后世能够考察的；三王以后是五霸，崇尚权谋诡诈，也不是圣人所忍心去做的。因此从唐代到周代，《尚书》一百篇得以确定。在一部《尚书》中，关于彰明德性、使民更新的纲领，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尧典》已经穷尽其要旨。“危微精一”四句话，是开启知行的端绪；“主善协一”四句话，是说明博学与约取的义务。讲求学习，《说命》是入道的门径；讲求治理，《洪范》是经世的要领。其他如顺应天时，有羲和所掌的历法；确定地理，有《禹贡》一篇；整顿官僚，有《周官》的制度；修养自己、任用人才，有《无逸》《立政》等篇。虽然这些篇章大多经历了焚毁残坏，一百篇只保存了一半，但其宏大的纲领和实际作用仍然如此。因此我曾说，六经中没有比《尚书》更古的。《易》虽然始于伏羲，但当时只有卦而没有卦辞；卦辞始于文王，所以六经中没有比《尚书》更完备的。五经各自以帝王建置的一项事务为主：《易》以卜筮为主，就是《洪范》所说的考察疑惑；《礼》以节文为主，就是《虞书》所说的五礼；《诗》以咏唱歌颂为主，就是《后夔》所说的乐教；《周礼》设置官职，就是《周官》中六卿统率属官的事务；《春秋》以褒贬为主，就是《皋陶谟》中授予有德者、讨伐有罪者的权力。五经各自专主帝王建置的一端，《尚书》则完备地记载帝王政事的整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模事业全都在这里，学者怎么可以不尽心研习呢！熊朋来说：“《典》《谟》《训》《诰》《誓》《命》共一百篇，注家将其分为正与摄。正，是有此义而且名称正合；摄，是没有这个名称而附属于这一义类。正三十四篇，摄六十六篇。《典》十五篇，正典二篇，即《尧典》《舜典》；摄典十三篇，即《禹贡》《洪范》《汨作》《九共》九篇、《稁饫》。《谟》三篇，正谟二篇，即《大禹谟》《皋陶谟》；摄谟一篇，即《益稷》。《训》十六篇，正训二篇，即《伊训》《高宗之训》；摄训十四篇，即《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无逸》《周官》《吕刑》《典宝》《明居》《徂后》。《沃丁诰》三十八篇，正诰八篇，即《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摄诰三十篇，即《盘庚》三篇、《西伯戡黎》《微子》《武成》《金縢》《梓材》《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帝告》《厘沃》《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分器》《将》《蒲姑》。《誓》十篇，正誓八篇，即《甘誓》《汤誓》《泰誓》三篇、《牧誓》《费誓》《秦誓》；摄誓二篇，即《嗣征》《汤征》。《命》十八篇，正命十二篇，即《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命》《冏命》《文侯之命》《肆命》《旅巢命》《贿肃慎之命》；摄命六篇，即《君陈》《君牙》《归禾》《嘉禾》《成王政》《亳姑》。黄镇成说：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方、多士、立政、无逸、君奭、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汉武帝时又收入伪《防誓》一篇，共二十九篇。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增加二十五篇：大禹谟、五子之歌、[原文：▯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防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又把《尧典》分为《舜典》，把《皋陶谟》分为《益稷》，把《盘庚》一篇分为三篇，把《顾命》分为《康王之诰》，今文、古文合计五十八篇。逸书有四十二篇：汨作、九共九篇、[原文：稁饫]、帝告、厘沃、汤征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宝、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训、分器、旅巢命、归禾、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慎之命、亳姑；另有《百篇之序》一篇，今文、古文合计达到百篇之数。何异孙说：所谓《书》，就是古代的史书。当时有应当记载的事实，史官便把它写下来。简册中有君臣互相告诫的话，有君主命令臣下的，有臣下告知君主的，也有君主告诫百姓的。孔子整理《书》的一百篇，题名为《虞夏商周之书》。薛瑄说：经书中凡是谈到德、圣、神、心、道、中、性、天命、诚、善、一、教导、学习等内容，大多见于《书》。《书》以后才有《易》的彖辞、象辞以及其他经书，诸圣贤阐明性理的名称，虽然深浅有所不同，实际上都源自《书》。孙宜说：《尚书纬》说孔子寻求古书，得到黄帝玄孙帝魁的书，一直到秦穆公，共三千二百四十篇。黄帝到尧、舜相距不远，尧、舜到秦穆公不到两千年，书却达到三千二百四十篇，难道不是太多了吗？这不过是汉代儒生夸大其词，没有什么值得相信的。沈嗣选说：“《书序》称有一百篇，商、周都是三十九篇，夏代只有四篇，而虞代反有十五篇，这是不可信的。”

译考察欧阳永叔的《日本刀歌》，诗中说：“听说那个国家处在大海之中，土地肥沃富饶，风俗也很好。前朝屡次进贡，往来不断，读书人往往擅长辞藻。徐福出行时，书籍还没有被焚毁，逸失的《尚书》一百篇如今还保存着。法令严禁把它传到中国，所以全世没有人认识古文。”欧阳永叔虽然这样说，但叶少蕴对此表示怀疑，马翔仲也表示怀疑。郑麟趾《高丽史》记载：“宣宗八年五月，李资义从宋朝回来，上奏说：‘皇帝听说我国书籍中有许多善本，命馆伴把所求书籍的目录交给我，并且说：‘即使有些书卷篇数不足，也必须抄写传来；附在送来的目录首列有一百篇《尚书》，但高丽并没有这部书。’”宣宗八年，实际是宋元祐六年。此前咸平年间，日本僧人奝然带着郑康成注的《孝经》来进献，并没有说日本有《尚书》。王恽《中堂事纪》记载：“中统二年，高丽世子禃来朝，设宴于中书省。有人问：‘听说你们国家有古文《尚书》以及海外奇书吗？’回答说：‘与中国的书没有不同。’这样看来，高丽的书也只是中国的书罢了。高丽连一百篇《尚书》都没有，何况日本呢？” 到了万历初年，尚书郎叶春及上书，请求命令封倭使臣多方搜求《尚书》并带回国，这实在就像痴人说梦了。又考察《白虎通德论》引用的《尚书》文字，说：“咨问四岳：‘扩充你的民众，或者有一人成为王者。’”又说：“不施予一个人。”又说：“一定要设立赏罚来确定他的功劳。”又说：“太社只种松树，东社只种柏树，南社只种梓树，西社只种栗树，北社只种槐树。”如今这些文字都已散佚，不清楚是《百篇尚书》中的话，还是《大传》中的文字。《百篇之序》一卷 存 司马迁说：“孔子在世时，周王室衰微，礼乐败坏，《诗》《书》残缺。孔子追寻夏、商、周三代的礼制，编次《书》的传文，上溯记载唐、虞之际，下至秦缪公，按次编排这些事情，所以《书传》《礼记》都出自孔氏。”

译刘歆说：孔子整理《易》，为《书》作序。班固说：“《书》的起源很早。到孔子编纂时，上断于尧，下至于秦，共一百篇，并为它们作序，说明各篇的写作意旨。” 《隋书·经籍志》说：孔子删定《书》，分别为各篇作序，说明作者作此篇的缘由。孔颖达说：“《书序》，郑玄、马融、王肃都说是孔子所作，这是依据纬书文字而言的。”一百篇共有六十三篇序。又说：“百篇的次序，依据序文排列，孔安国和郑玄有所不同。孔安国把《汤誓》列在《夏社》之前，在百篇中为第二十六；郑玄认为它应在《臣扈》之后，为第二十九。孔安国把《咸有一德》列在《太甲》之后，为第四十；郑玄认为它应在《汤诰》之后，为第三十二。孔安国把《蔡仲之命》列在《君奭》之后，为第八十三；郑玄认为它应在《费誓》之前，为第九十六。孔安国把《周官》列在《立政》之后，为第八十八；郑玄认为它应在《立政》之前，为第八十六。孔安国把《费誓》列在《文侯之命》之后，为第九十九；郑玄认为它应在《吕刑》之前，为第九十七。”两者不同，是因为孔安国依据孔壁古文篇章及序文的次序，郑玄依据贾氏所奏的《别录》次序。陆德明说：“马融、郑玄等人把百篇之序合为一卷。孔安国则把每篇的序分别放在篇首；已经亡佚篇目的序，就按照次序放在现存篇目之间。”刘知几说：“《书》排列典、谟，《诗》包含比、兴；如果不先说明它们的意旨，就难以完全了解其中的情感，所以每篇都有序，用来铺陈阐明它的意义。” 程子说：“《书序》是孔夫子所作，逐篇说明创作各篇的意旨。” 林光朝说：“序是历代史官相传下来的文字，用作《书》的总目录，就像《诗》有小序一样。” 朱子说：“《书序》恐怕就是经学教师所作，绝不是孔夫子的话。”又说：“小序肯定不是孔门旧传。” 董铢说：“《书序》出自圣人之手，这是毫无疑问的。学者读《书》，能够读懂它的序，理解就已经过半了。”班固说：“《书》的起源很早。到孔子编纂时，上断于尧，下至于秦，共一百篇，并为它们作序，说明各篇的写作意旨。”然而林少颖却说：“《书序》是历代史官辗转传授，作为《书》的总目录，并不是孔子所作。”现在玩味这些话的意思：如果不是圣人，还有谁能做到这样呢？叶适说：“认为《书序》是孔子所作，这种说法本来出自班固。班固依据司马迁，司马迁又依据孔安国。孔安国没有先世明确的传授，只是根据前后流传的浮泛称说；同时也不过是依据《左传》中楚灵王所说的倚相之事罢了。” 王应麟说：“《大传》的序中有《嘉禾揜诰》，今本缺少这一篇。” 马廷鸾说：“《书序》自成一编，所以篇首以‘昔在帝尧’起头，接着《舜典》便说‘虞舜侧微’，接着《禹谟》便说‘皋陶陈述他的谋略，禹成就了他的功业’。这更足以证明古序自成一篇，其中相互承接的文字就是这样。大概这是史官旧文。如今《史记·序传》也自成一篇。” 金履祥说：“《前汉书》说张霸采集《左传》的书序，编成《尚书》的首尾；《后汉书》说卫宏作《诗序》。朱子曾引用卫宏的说法，来证明《书序》是伪作。只是《书序》虽然可疑，却还没有最后断定。汉初之时，《泰誓》尚且有伪书，何况《书序》这一类文字呢？况且孔安国传授的古文《尚书》出现得最晚，附会编造的情况在所难免。可知它是齐、鲁诸儒按次序附会编作的序。” 陈栎说：汉代刘歆说：“孔子修订《易》，为《书》作序。”班固说：“孔子编纂《书》，共一百篇，并为它们作序，说明各篇的写作意旨。”如今考察这些序文对于现存篇目的文字，虽然颇能依照经文立意，但见识浅陋，没有什么阐发，其中甚至有与经文相违背的地方；对于已经亡佚的篇目，则只是依附敷衍、简略叙述，更没有什么补益。它们不是孔子所作，已经十分明显。只是年代久远，事情已经无法再考知。然而孔安国虽然说是在孔壁中得到这些文字，也从未说是孔子所作，只说《书序》是说明作者创作意旨的序文；它与“讨论坟典”等话相隔甚远、彼此不相连属，这一点从他的意思中也可以看出。邹季友说：“《史记》完全引用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以及伪《泰誓》一篇，却不引用孔壁所增加的那些经篇，这显然说明太史公没有见过孔壁古文书。然而《史记》却多次引用小序，连亡佚篇目的序也有。看来西汉时本来就有百篇之序，所以太史公见过，伪造古文书的人也见过，并不是专门出自孔壁。” 樊良枢说：“《书序》在五十八篇之外，传说出自孔壁。由此读经文时，便能理解经义，同时也能辨别其真伪。大概序文叙述虞、夏二帝的德行，显明中又含有幽微；叙述夏、商，则直截而简略；

译叙述周代的部分【原文此处缺文】，恐怕不是圣人就不能作出这样的文字。” 孙宝侗说：“《书序》是后人伪作，逸书的篇名也有许多不合典籍。比如《左传》定公四年，祝佗告诉苌弘，说到鲁国时称：‘周王命令伯禽，封他在少昊的故墟。’说到卫国时称：‘周王命令以《康诰》，把卫封在殷的故墟。’说到晋国时称：‘周王命令以《唐诰》，把晋封在夏的故墟。’这样看来，《伯禽之命》《康诰》《唐诰》是《周书》的三篇，本来是孔子一定会记录的。如今只有《康诰》保存下来，另外两篇亡佚；而作《书序》的人竟不知道它们的篇名，也没有把它们列入百篇之中，疏漏显而易见。由此看来，不仅《书序》可疑，百篇的篇名也未必可信。” 考察《尚书》小序，西汉孝武帝时大概就已经有了。司马迁依据它写作《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至于孔壁古文《尚书》，汉、魏、西晋的儒生都没有见过。马融却为《书》小序作注，这一点见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郑玄注《周官》时，也引用《书序》的文字来证明保傅之事。百篇之序的次序与孔安国不同，这一点见于《正义》。许谦也说：郑玄没有见到古文《尚书》，却见到了百篇之序。考察马融、郑玄传注的《漆书古文》，可知在孔安国传本进献之前，百篇之序已经先在汉代流传，并不是与安国的传本同时出现的。现在把马融的《书》小序传文附录记载在后面。“昔在帝尧”，传文说：“这是谥号。辅佐善政、传承圣德，就称为尧。”关于“伊尹相汤”，传文说：“俗儒把汤当作谥号，有的当作名号；但汤不在谥法之中，所以没有可考的说法。”关于“殷始咎周”，传文说：“所谓咎周，是说周使殷受到责难，因而逃奔去告诉受。”传文说：“受”应读作“纣”；也有人说，纣听信妇人的话，所以号称“受”。关于“殷始错天命”，传文说：“错”就是废弃。关于“武王有疾”，传本下有“不豫”二字。关于“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传文说：“保氏、师氏都是大夫之官。” 《作成王政》，传本的“政”写作“征”。《将迁其君于蒲姑》，传本的“蒲”写作“薄”。《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传本的“俾”写作“办”，“肃”写作“息”。《作顾命》，传文说：“成王将要去世，回顾思念康王并下达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他。”《康王既尸天子》，传本在这句话上面有“成王崩”三字。《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传本没有“平”字，“锡”写作“赐”。《东郊不开》，传本的“开”写作“辟”。又考察朱子怀疑《诗》小序，同时也怀疑《书》小序；他怀疑孔安国传授的古文，也同时怀疑古文中有小序。然而百篇之序确实自汉代就已经存在。我私下认为，《周官》所说的外史把书名传达给四方，这部书必定有序；如今的百篇之序，就是外史用来向四方传达的文字，它的来历已经很古了。又考察《伯禽》《唐诰》，王伯厚说：“这些都是诰命篇名。”《大传》的序中有《揜诰》，《史记·殷本纪》中有《太戊》一篇。《孟子》注说：“逸书中有《舜典》的序。”《历志》引用《古文月采》篇，这些都没有列入百篇的目录。由此看来，《书》的篇名还很多，只是其中有些篇目的名称偶然散佚了吗？” 《经义考》卷七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七十四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书》第三 今文《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