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七十七

译《隋志》记载为二十六卷。现存。司马迁说：“吕不韦担任相国时，有食客三千人。当时诸侯中有很多善于辩说的人，如葛、虞卿一类，都著书传布天下。吕不韦于是让他的门客各自写下所听闻的内容，汇集议论，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字，认为可以完备地记载天地万物和古今之事，题名为《吕氏春秋》。他把书公布在咸阳市门，上面悬挂千金，邀请诸侯、游士和宾客，说有谁能增删一字，就把千金给他。” 高诱序文大意说：“吕不韦汇集儒家书籍，让人写下他们所听闻的内容，编成十二纪、八览、六论，各篇训解共十多万字，完备地记载天地万物和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他把书公布在咸阳市门，悬挂千金在上面，说有谁能增删一字，就把千金给他。当时没有人能增删一字。高诱认为，当时的人并不是不能增删，大概是畏惧相国，害怕他的势力。然而这部书所推崇的，以道德为准则，以无为为纲领，以忠义为规范，以公正方正为约束，与孟轲、荀卿、淮南王、扬雄相互表里。因此被著录在目录中。我校订《孟子》章句，完成《淮南孝经解》。家中有这部书，反复研读、考察审阅，发现它远远高出诸子之书。书中既有脱漏错误，小儒又凭自己的意思加以改定，我还担心流传下来的义理失去本来面貌，很少有人能详细说明。所以又依照先师旧日的训释，随即为它作解，以阐述古代儒者的旨意。全书共十七万三千零五十四字。”孔颖达说：“《吕氏》讲述月令，却称为《春秋》，只是因为所记事情的类别相近罢了。”《中兴书目》说：“此书共一百六十篇，以按月份记事的篇章为首，所以以《春秋》命名。” 晁公武说：“《吕氏春秋》公布在咸阳市门，书上悬挂千金，说有谁能增删一字就给他。后来没有人能增删一字。高诱认为并不是不能，而是害怕吕不韦的势力。从前张侯的论说受到世人推重，崔浩的《五经注》受到学者尊崇。两人的势力尚且能够使他们的著作如此流传，何况吕不韦当时权位显赫，学者怎么敢违背他的意思而有所改易呢？高诱说得对。然而‘十二纪’本来是周公的著作，后来儒者收入《礼记》，由来已久；把它称为‘吕令’，是不对的。” 吕祖谦说：“吕不韦的《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其中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在朔日，良人请问十二纪；这就是此书成书的年月。” 韩彦直序说：“士人能够流传于天下后世，并不只是因为他的书。孔子是圣人，他的书理应流传；孟子是亚圣，他的书理应流传。除此之外，凭借著作流传的有：老聃凭虚无之说流传，庄周凭借寓言寄托流传，屈原凭《离骚》流传，荀卿凭刑名之学流传，司马迁凭史书流传，扬雄凭《法言》流传，班孟坚凭续写司马迁的史书流传。然而概括来说，孔子、孟子之外的人本来不应当流传，却都能够一同流传，是因为他们本人足以与之相配。”《吕氏春秋》说：“关于天地万物的原理，这部书最接近古代。如今唯独没有流传，难道不是因为吕不韦而连累这部书被废弃了吗？越是长久不流传，越担心天下没有认识这部书的人。于是作序并使它流传。” 蔡伯尹跋说：“汉朝兴起后，高堂生、后苍、二戴等人，取用这部书的十二纪作为《月令》。河间献王和他的门客，取用其中关于大乐合于音律的内容作为《乐记》。司马迁大量采用其中的学说，写入《世家》和《律历书》。汉孝武帝收藏此书，使它列入九家之中。刘向编集书籍，使它列入《七略》的著录之数。如今这部书不能与诸子之书争衡，只是因为吕不韦名声有污点的缘故。然而不知道吕不韦本来与此书并没有关系。” 高似孙说：“淮南王重视志向和谋略，招募奇士；宾馆一开，天下杰出卓异、纵横驰骋的人才无不如雷震动、如云聚集，纵横议论纷纷兴起，酝酿奇诡之论，创作新说，可以说是一时杰出的著作。等到看《吕氏春秋》，那么《淮南王书》大概是从这部书中产生的吧？吕不韦担任秦相，大概是在秦始皇初年。秦始皇不喜欢士人，吕不韦却招来英俊杰出之士，聚集才智豪杰，簪缨鞋履充满朝廷，人数达到千人。秦始皇非常厌恶书籍，吕不韦于是广泛搜集简册，专心从事著述，采集精华、记录奇异，形成一家之言。唉！吕不韦为什么要这样做？不也很奇怪吗？《春秋》的话说：‘相隔十里，就听不见；帷幕和墙壁之外，眼睛就看不见；三亩之间，心里就不能知道。却想向东到达开悟，向南安抚多鷃，向西安抚寿靡，向北怀柔靡耳，凭什么能够做到呢？’这就是在讥刺秦始皇。秦始皇难道反而没有察觉吗？吕不韦把这部书公布在咸阳城门，说：‘有谁能损益一字，就给他千金。’最终没有一人敢改易一个字，这也实在是把百姓愚弄得太厉害了。秦国的士人竟然卑贱到这种地步，难道不可悲吗？即使如此，不只是人可以被愚弄，就连秦始皇也因此被愚弄了。” 后来灭亡秦国的人，又都是屠夫、商贩和挑担贩卖之人，没有一个是懂得书籍的人。唉！” 陈振孙说：“十二纪，就是今天《礼记》中的《月令》。” 王应麟说：《吕氏春秋》中说：老聃崇尚柔弱，孔子崇尚仁，墨翟崇尚廉洁，关尹崇尚清静，列子崇尚虚无，陈骈崇尚齐同，杨朱崇尚自我，孙膑崇尚形势，王廖崇尚先发，儿良崇尚后发。把孔子列在老氏之后，是因为秦代没有儒家。”}],

译方孝孺序说：“《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一百六十篇。这是吕不韦担任秦国丞相时，让他的宾客撰写的。太史公认为，吕不韦迁徙到蜀地后，才编作《吕览》。吕不韦因为受到怀疑而离开秦国，过了一年多就饮酖酒而死，哪里还有宾客，又哪里有空著书呢？史书又说《吕氏春秋》编成后，吕不韦把它悬挂在咸阳市，置以千金，有能改动一个字的，就把千金给他。吕不韦已经迁到蜀地，怎么能把书悬挂在咸阳呢？由此看来，这部书一定是在他任丞相时撰成的。太史公的话错了。吕不韦凭借大商人的财富和权势购买奇珍异货，行为又不谨慎，他的功业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只是靠宾客所著的书使自己的名字显于后世；何况君主任用贤能以达到治世的道理呢？然而，这部书确实有值得取法之处。《节丧安死》篇讥刺厚葬的弊端；《勿躬》篇说君主的要务在于任用人才；《用民》篇说刑罚不如德礼；《达爵分职》篇等，都是把君主治国之道说尽了，切中秦始皇的弊病。后来秦国终于因为这几方面而败亡，不是能预知事变的贤士，哪里足以写出这样的议论呢？只是当时距离圣人已经稍远，谈论道德都以黄老之学为根本；这部书又出自众人传闻，事情多有错谬，例如把桑树、谷树共同生长的事说成成汤时的事，把鲁庄公与颜阖谈论马匹的事，以及齐桓公讨伐鲁国、鲁国请求比照关内侯的事，都不是事实；但当时竟没有人敢改动一个字，难道是畏惧吕不韦的权势才这样吗？” 我对此独自有所感慨。世人所说的严酷法律，一定会说是秦法；可是秦国担任丞相的人竟广泛招致宾客来著书，书中都诋毁当时的君主，说他们是平庸的君主，并且屡次数说秦国先王的过失，像这样毫无顾忌；这些都是后世极其忌讳的事情，而秦国却没有因此治罪。唉！这样看来，秦法还算宽松了。”杨慎说：“把千金悬挂在市门，却没有人敢改动一个字，这正是秦法的结果。”扬雄竟说：“遗憾没有生在那个时代，好亲手把那些千金带回来。”我们家子云老人竟然如此不懂事。杜氏【崧】《杜子春秋》。《七录》著录一卷。已佚。《晋书·杜夷传》说：杜夷的哥哥杜崧，字行高，有远大的志向和高尚的节操。惠帝时，世俗多浮华虚伪，他著《杜子春秋》来讥刺这种风气。皇甫氏【谧】《玄晏春秋》。《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已佚。臧氏【严】《栖凤春秋》。《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已佚。胡应麟说：“《栖凤》大概是拿来配《获麟》的，真可笑。” 王氏【道彦】《百官春秋》【有的本子作王道秀】。《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十卷【《唐书·经籍志》著录十三卷，另有《宋百官春秋》六卷】；已佚。考察《初学记》所引《百官春秋》的文字说：“皇帝大驾出行时，公卿在前导引；太仆手执缰绳，大将军陪同乘车。” 作者姓名失传，《兵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三篇。已佚。李氏【筌】《阃外春秋》。《唐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已佚。陈振孙说：“唐代少室山的平民李筌撰写。上起周武王战胜殷，止于唐太宗擒获窦建德，记载贤明君主和良将进行战争、攻取城邑的事情。天宝二年进献此书。” 辛氏【邕之】《博阳春秋》。已佚。以上见于胡元礼《经籍防通》。作者姓名失传，《幼老春秋》。缺。考察《幼老春秋》，此书记载靖康之乱而作，撰写人的姓氏不详。见载于徐梦莘《北盟防编》。刘氏【向】《新国语》。《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四篇。已佚。《汉书·艺文志》注文说，刘向把《国语》分篇编排。孔氏【衍】《春秋时国语》。《唐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已佚。《春秋后国语》。《唐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已佚。刘知几说：“孔衍认为《战国策》所记还不够完善，于是引用太史公所记载的内容，参照两者的异同，删取那两家之书，汇集编成一部书，名为《春秋后语》。除去二周以及宋、卫、中山所保存的材料，只记七国而已。起于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与《春秋》相比，也囊括了二百四十多年间的事情。当初孔衍撰写《春秋时国语》，又撰写《春秋后语》，编成两部书，各为十卷。如今流行于世的，只有《后语》还保存着。” 杨宗吾说：“宋代乾道年间，南诏使者会见广南人，说他们国家有《五经》和《广注春秋后语》。” 王氏【柏】《续国语》。

译四十卷。已佚。王柏自序说：昆仑山旁广大无边，向前看、向后追溯都没有穷尽。天地宇宙之间，人之所以比万物灵秀，是因为至理独自蕴藏在人的心中。人因此可以预知未来，藏纳往事；可以推究事物的起始，反求其终结。上天开启文明，河图于是出现；圣人的心默契于此，画卦并创制文字，此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流传于世。又过了一千八百六十多年，我夫子承接道统的传授，承担著述的责任，把旧日传闻全都排除，只从唐虞开始记述。夫子难道不想具备考察上古淳朴风俗、探究制度创制本源、探索幽深奥秘并彰明阳德的知识吗？只是那些旧闻荒诞鄙陋、庞杂混乱，有的歪曲了本意，有的失去了传承，不能用来树立人的最高准则、阐明世间教化，成为万世帝王的法则。程子于是根据民心的感发来端正人的情感，删定《诗经》是为了引导人的和谐；根据治理天下的事情来通达治道，订定《尚书》是为了建立教化；根据百姓日用中的疑惑来穷尽变化，编系《周易》是开启万物之理的书；根据乱世中的事情来哀悼其失误，作《春秋》是建立法则的书。天地忽然闭塞，我道如荆棘丛生；《诗》《书》在秦楚猛烈的火焰中遭受灾厄。汉代儒者不能追寻亡佚、补足残缺，以完备百篇的义理，于是反而在百篇之外过分用心，自夸功劳、炫耀博学，欺诡圣人、诬罔经书，像描画鬼神一样欺骗迷惑众愚，却没有人能够考证它们的形状。” 大概翻造空疏之说容易，考核奇异而真实的事却困难，真是奇怪啊！太史公撰写史书，在唐虞以前增加了三位帝王，称为黄帝、颛顼、帝喾，论述他们的世系次序，记载他们的风教功绩，使求学者惊骇，以为这是我夫子没有来得及知道的。唉！学问到了我夫子那里就应当止步；夫子没有记载的事情，太史公从哪里知道呢？保留自己不知道的内容，并不妨害他成为学习夫子的人。到了本朝，苏黄门才说：太史公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朱子多次称许这句话，最切中太史公的弊病。及至我看到苏黄门的《古史》，它又把上古推到三皇，以伏羲、神农、黄帝充作三皇，似乎与《大传》相同；又把少昊、颛顼、帝喾、唐、虞称为五帝，最终却与《大传》不同。他所说的轻信，为什么自己反而亲自犯了呢？尧、舜，我知道他们是帝；禹、汤、文、武，我知道他们是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公、召公，我知道他们是贤人。我从哪里知道的？是根据我夫子的书知道的。夫子是圣人，前代圣人相互传授的道理，到我夫子这里为止；后世学者取信的依据，也到我夫子这里为止。既然止于我夫子，那么对于我夫子没有记载的事情，我又怎么能够取信呢？” 唐虞以前三皇五帝究竟有没有，以及彼此如何承接，我无法据此取信。出自我夫子之言的，才是我所相信的；如果出自诸子百家的书，就不是我敢相信的。即使百篇的义理，固然也无法追寻补足；然而其中宏大的经典和法则，巍然灿然，如同日月五星高悬于天空，并没有显得不足。千年以后，尚且没有听说有人能够制定法则并实行它，来追寻帝王遗留下来的风尚，还能对茫然不可究诘的事情要求什么呢？《春秋》这部书是我夫子亲手所作，作者值得信任，时代也较为接近。传述它的人大多失去了夫子的本意，却不去探求这些，反而舍弃近处而追求遥远，抛弃实在而追求虚妄，这是为什么呢？天地之内，一日之间，事情多如沙尘，哪里能够全部记载？大的事情没有超出三纲五常，极其细微的事情也都各有道理。三代已经久远，从汉代以后，史书所见的事情，在百千万亿之中不过保存了十七，而学者尚且很少能够全部阅览、普遍考察。我朝治平年间，先正司马公奉诏编成《资治通鉴》，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事情合编为二百九十四卷，君臣共同治理天下的根本、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规谏是否被采纳、刑罚政令的得失，以及善行可供效法、恶行可作警戒之处，都采集并删削整理得井然有序，是三代以下最为盛大的史书。” 文公朱先生据此编成《通鉴纲目》，共五十九卷；用大字书写的是纲，用分注书写的是目。纲仿照《春秋》，目仿照《左传》，沿用编年史已经形成的体例，又恢复《春秋》旧有的编纂制度。他的门人李方子撰写后语，考核精审，说明清楚，阐发原书宗旨，辅助《麟经》，几乎没有遗漏的深意。我曾听朱子说：“左氏对于《春秋》，依照经文作传，又撰成《国语》二十一篇；各国不同，事情有别，有的相隔几十年才完成，正是接近史书体例而交错综合罢了。”朱子拿建安袁公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给我看，其中分门别类、编排条目，在事情始终、离合变化之间，也都曲折地包含着深意。他交错综合司马温公的书，也属于《国语》这一类。于是我考察《国语》这部书，起于周穆王，终于周定王，共四百八十多年，只记载八国之书，合计一百八十二章。唐代柳宗元却认为《国语》文辞胜过事实，言语庞杂而喜好怪异、违背常理；学者沉溺于它的文辞，必然相信其中事实，这会使圣人之道受到遮蔽。于是作《非国语》六十七篇，希望世人的见识更加狭窄，却还想向吕化光求取知己，难道不是愚蠢吗？司马公说：‘《国语》所记载的，都是国家大节以及兴亡的根本，柳宗元哪里足以评论它？’ 他妄自充当古代君子的藩篱，轻率地写了一部书来非难《国语》。宋代秦公曾为此书作序说：“魏晋以后，书目著录所题的名称，都称作《春秋外传》《国语》。这样看来，《左传》是内传，《国语》是外传，两部书彼此相配，共同成就宏大的事业。凡是《左传》记载详细的事情，《国语》就记得简略；《国语》记载完备的事情，《左传》就记得简略。前代儒者也认为如此。由此可知，《左传》《国语》不可偏废。”袁公《纪事本末》所记年代几乎是《国语》的两倍，却只有二百三十八章。有人疑心它太简略，又认为它没有发挥阐明之处。然而时代越近，事情越多，这是形势必然如此。事情越多而文字越少，正可以看出他的笔力精练。不看它的广博，就不知道它的精练；不知道它的精练，就不能切合实际使用。作为士人，如果凭着自身具备万物之理，却不以古今之事自任，不以经纶天下自期，也只是自己限制自己罢了。我因而考察《通鉴》的开头语，正是《外传》的结尾语。由此知道司马公的用意，未尝不在于深切关注《外传》。于是分门别类、概括言语，附上诸儒的议论辨析，编成《续国语》，共若干卷、若干章，以备一家学说的支流余脉。”

译我私下曾对此有所疑问：《左传》和《国语》的文气不同，未必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左传》的文字浮华，《国语》的文字质实；浮华则近于虚诬，质实则近于冗长。《左传》多详细叙述事情，《国语》多陈述制度；但两书重复之处也很少，即使偶有重复，详略也不同，仿佛有意互相避开。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春秋》中所见的国家，还有一百二十四国，如今《国语》只列八国，难道其他国家都不足以取材吗？何况陈、宋、卫、秦都是大国，竟没有一句可以记载，这是为什么？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齐国的内政不见于经书，却见于《管子》；前代儒者都认为那不是管仲所作，怀疑是战国之士伪造的。难道齐国七百多年间，竟没有其他言语流传，唯独删节保存了这部书吗？这是第三个可疑之处。汉朝兴起之初，也认为周代旧有的典章礼经已经废弃、残缺而几乎灭绝；诸位儒者幸而得到它们的传本，都欣然保存而不怀疑。司马公已经断定这些是各国旧史了，并不是左氏的文字。我曾听说，各国各自有史书，彼此并不知道；秦国兼并六国后，才全部得到这些史书，但往往只是私下传抄的记录，并不是完整的书。” 左氏把这些文字编成传，《国语》大概未经穿凿改造的，是秦国本国的史书。宋、卫不是被秦所灭，所以唯独没有它们的史书吗？自从收入《通鉴》以来，周国只剩下亡国的记载罢了，不能再续写。魏、赵、韩瓜分晋国，于是晋语亡佚；田和篡夺齐国，于是齐语亡佚；越国已经灭掉吴国，楚国又灭掉越国；越国灭鲁，韩国灭郑，齐国灭宋，所以旧国还存在的只有楚国罢了。唉！中原礼义之国、帝王声教文物汇聚之地，全都已经成为废墟。即使秦、楚，也没有多久便灭亡了。这是天地间的大变故，是古今罕见的灾祸，哪里还在于可以续写呢？虽然如此，我所续写的是书，不是续其国家。诚然，如果以国家来说，鲁国固然已经灭亡，但仍有不灭亡的东西存在。凭我夫子的圣德，横贯万世而不可磨灭；他的门人、子孙在后世相继显著，远方夷狄和暴君也无不前来谒见致敬，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即使周公、伯禽所受封的国家，实际上也是成汤、微子的后裔。因此把《续鲁语》列为首篇，对上用来排除夫子所不取的内容，对下用来续接夫子所传授的内容。续写《鲁语》，也正是为了续写《宋语》，又借此补足袁公《纪事本末》尚未完备的地方。” 顾氏【起经】《续汲冢师春》。一卷。已佚。王氏【通】《元经》。《通考》著录十五卷【现仅存十卷】。今存。王通自述说：“撰修《元经》，用来裁断南北朝的疑惑。”董常问：“《元经》把魏作为帝统，为什么？”王子说：“天下离乱，忧患深重，我将归附谁呢？天地间总要有所奉承，百姓总要有所庇护。况且居住在先王的国土，爱护先王的道术，做先王的臣民，这又能说什么呢？”王子说：“《元经》的专断裁决，大概是承受天命而作，我哪里敢达到那种境界呢？”杜淹说：“《元经》五十篇，分列为十五卷。” 薛收作序说：“《元经》起于晋惠帝，终于陈朝灭亡，共三百年。我听说夫子说过：‘《春秋》是一国的史书。难道天下已经有许多国家，而王室却不受尊崇吗？所以约束诸侯来尊崇王室，用政事表明天命还没有改变。’《元经》是天下的史书。难道天下没有确定的国家，而帝位也不明确吗？所以征验天命来端正帝位，表明神器有所归属。夫子又说：‘《春秋》抬高周王而尊崇鲁国，是因为周的统绪还存在吗？’《元经》抬高帝统而尊崇中原，是因为天命有所归属吗？然而帝统在太熙年间衰微，所以《元经》从这里开始，振兴帝统。中原在皇始年间强盛，所以《元经》提举这个名号来端正其实际。唉！天下没有赏罚，三百年间圣人处在下位，于是追述史事、褒贬人物，以代行赏罚。这是周公制定典礼，使后世君王长久保存并施行；仲尼删削史书，使后世儒者长久承担职分来撰述。我从夫子那里接受经义，哪里足以探究其中的深奥呢？姑且撰写传注，阐明老师教诲中的一二点罢了。” 《中兴书目》著录《元经薛氏传》十五卷。阮逸说：学问起于晋，终于陈，体例如同《春秋》经传；怀疑这不是《通》本书。晁公武说：隋代王通撰写《唐薛收传》，本朝阮逸仿学此书，起于晋惠帝太熙元年，终于陈朝灭亡。我堂兄的儿子阮逸在安康任职时，曾得到此书的抄本，回来后拿给四父看。四父读到“皇帝问蛙鸣”这一段，讥笑它浅陋，说：“这是把六经当作奴婢一样看待的话，实在太过分了。”考查《崇文总目》，其中没有这部书，怀疑是阮逸假托古人之名伪作的。陈振孙说：考察河汾王氏的各种著作，除了《中说》以外，《唐艺文志》都没有记载；这部传记出自阮逸，有人说都是阮逸伪造的。如今考察，唐高祖的讳是“渊”，他的祖父景皇帝的讳是“虎”，所以《晋书》中戴渊、石虎都只称字。薛收是唐代人，在传中称戴若思、石季龙，是合适的。《元经》写于隋代，而大业四年仍写作“若思”，这是为什么呢？想来阮逸心力日渐困竭、才思日益拙劣，终于不能掩饰了吧？这部书起初在莆田得到时，只有三卷，只记到晋成帝以后；后来从石林叶氏那里得到全本，便抄录完成了。王应麟说：“《元经》共五十篇，编为十五卷。自获麟以后，历经秦、汉直到后魏，是一部记载年代的书。起初把晋作为正统；自刘宋建立国家后，才把魏列入经书，并将南北两方并列记载。到最后，终于贬低齐而推尊魏。” 薛氏【收】《元经传》十卷 存留 阮氏【逸】《元经注》十卷 存 王氏【祎】《拟春秋文辞》十首 存【文集只收七首】王祎自序说：“《春秋》时代，周王室发布告谕，列国之间往来交涉，专门崇尚修饰文辞。所以闵马父说，文辞是用来推行政令、实行礼制的；仲尼也说，没有文辞便不能建立功业。看《左氏内传》《外传》所载的事，凡是他们所作的言辞，都从容委婉、曲折有致，而其中的意义又独到深刻。大概当时圣人的遗泽还没有远去，涵养积淀又很久，所以言辞气势不急迫，不是后世专门学习说话技巧的人所能相比的。”王祎年轻时喜欢研究言辞之学，偶尔曾仿照当时的文辞写过若干篇，只是他的辞气卑弱浅薄，哪里能够接近古人呢？不过是借此表达自己学习古人的志向罢了。” 王氏【世贞】《左逸》一卷 存 《经义考》卷二百七十七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七十八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拟经【十一】王氏【勃】《次论语》《唐志》十卷 已佚 叶氏【由庚】《论语纂遗》已佚 应廷育说：叶由庚，字成父，是义乌人。他向徐侨求学，郡守请他代理丽泽书院山长，他坚决推辞。学者称他为通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