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七

译二十卷。佚失。叶绍翁说：“考亭先生晚年注释《毛诗》，完全删去《诗序》，把彤管说成淫奔的工具，把城阙说成私会偷情的地方。止斋陈氏得知他的说法后认为不妥，说：把一千七百年来女史所执的彤管以及三代的学校，认为是淫奔的工具、偷情的场所，私下认为有些不安。只是把自己的说法收藏起来，没有同考亭先生争辩。考亭先生隐约知道这一点，曾写信索求他的《诗说》。止斋答复说：您近来正同陆子静辨论无极，又同陈同甫争论王道与霸道。而且我从未正式注释《诗》，所谓解释《诗》，不过是同门人讲授举子应试的义理，如今那些稿子都已经毁弃了。大概是不想增加同朱熹的争辩。’如今《止斋诗传》正在世间流行。” 陈埴说：“止斋把杞国灭亡看作东周的开始，把曹国灭亡看作春秋的终结。圣人把《曹风》《桧风》系在《国风》的末尾，正是因为其中有思念周道、思念治理的话，用来验证因无王、无霸而造成的伤痛。我认为，周室东迁，难道只是与一个桧国的灭亡有关吗？春秋的终结，难道只是系于一个曹国的灭亡吗？止斋的说法，或许是因为在没有王、没有霸主的时代，小国最先灭亡，所以小国最迫切地忧虑祸患。因此圣人编次《诗》、撰作《春秋》，常常从小国那里观察世道的变化，并不是说祸患由这两个国家造成。” 吕祖谦《家塾读诗记》。《宋志》著录三十二卷。现存。朱子作序说：“自从齐诗、鲁诗、韩诗的学说失传以后，天下学者全都尊奉毛氏。毛氏学说的传本也很多，但王述之类的著作如今都不存在了。于是推演毛氏学说的，又只有郑氏《笺》而已。唐初诸儒为它作疏义，因袭讹误，沿袭鄙陋，写了百千万字，却不能超出毛氏、郑氏两家的范围。到了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苏黄门、河南程氏、横渠张氏，才开始发挥自己的见解有所阐明。他们的浅深得失虽然不能完全相同，但从此以后，三百零五篇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意义，才可以寻求推究；大概不必等待齐、鲁、韩三家诗学传本的讲解，学者已经知道《诗》的意义并不只存在于毛、郑两家。时间久了以后，探求的人越来越多，作说的人越来越多，异同纷纭，争相建立门户，不再有推让、尊奉和继承前人之意，于是学者无所适从，甚至反而把这些看成弊病。如今看吕氏《家塾》一书，兼收并总各种说法，无论大小都不遗漏，提纲挈领，贯通首尾；既足以平息异同之争，而它著述的体例，虽然融会贯通、条理透彻，浑然如同出自一家之言，但对一个字的训释、一个事情的意义，也未曾不谨慎说明其说法的出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等到按照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即使有时超然于前人的意虑之外，也总是谦逊退让，从未敢有轻率议论前人的心思。唉！像伯恭父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有意于子温柔敦厚的教化了。学者以此书来阅读，那么对于‘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情’的旨意，大概就差不多能够领会了。虽然如此，本书中所称为朱氏的说法，实际上是我朱熹年轻时浅陋的见解，伯恭父误以为可取。后来时间久了，我自己知道那些说法有不妥之处，例如关于雅诗、郑声以及邪正的说法，有的也不得不重新订正；伯恭父反而不能不对此有所怀疑。我私下感到困惑，正准备同他反复讨论这些说法，以求得真正正确的结论，可是伯恭父已经去世了。唉！伯恭父已经不在了，我又日渐衰老沉沦，势必哪里还能再有所进步，独自判定这场论争的是非呢？伯恭父的弟子吕子约，已经把这部书交给他兄长的朋友邱宗卿；宗卿将要刻板刊行，使它流传永久，又写信托我为它作序。我不能推辞，于是略作说明，并把自己所怀疑的地方一并附在后面，同四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讨论，也借此记下我的悲痛和遗憾罢了。” “……〔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他说：“不要忘记从前，那时我来到了这里。”《终风》中的女子，受到戏弄调笑，却说：“不要来，也不要去，令我长久思念。”《柏舟》中的兄弟，不能据理力争，又没有遇到知己，便说：“静下心来想一想，不能奋力高飞。”《何人斯》中的朋友，内心十分艰苦，而遭到诋毁的人，便说：“和你如同一串贯穿的珠子一样，我实在料想你不了解我。”唉！这些话忠厚和平，委婉深切，虽有怨意却不发怒。他们对待别人宽松，对待自己严格，周全仁厚而不嫉害。大概是不说“这件事也可以就此罢休了吗”，所以也不至于把自己的话弃置不顾。“凡是依据天理和民间常情而认为有不可为之处，我只知道尽自己的本分罢了。如果对方因此悔悟，突然转而归向善道，这本来就是我所希望的。若对方不把我的话当回事，难道我竟是这样的小丈夫吗！难道我要悻悻然地把愤怒、嫉害和鄙吝流露在言辞神色之间，离开他还唯恐不够快吗？”虽然这只是诗中的一个义理，但由此触类旁通、推而广之，就不止于这一点。如今东莱先生在这些方面都已经反复推求并确定了条理，作为求学者探求根本、用力下功夫的关键，实在深切而明白了。果真能够体会他所说的道理，并且用来反求自身，像荀卿所说的“设身处地替那个人想，除去他的祸害来扶持培养他”那样，大概将会怡然、释然，从而完全领会“兴、观、群、怨”这些话的意义，受到感动而振作鼓舞，不能自己停止了。“我并不是已经能够这样做，正要希望学习。因为眉山的贺春卿想要刊刻这部书来扩大它的流传，便嘱托我为它作序；姑且把我所听到、见到和认识的写在末尾。从今以后如果还有进步，那么这篇序文也仍在应当删削之列。” 陈振孙说：“广泛采集各家说法，保存它们的姓名；先列训诂，后陈述文义，剪裁贯通，好像出自一人之手；如果自己的意见有所发明，就另行列出。论述《诗》的学问详尽而正确的，没有超过这部书的。然而从《公刘》以后，编纂已经完备，而体例条例尚未完成【此处缺字】，这是学者所惋惜的。” 黄佐说：“吕氏《读诗记》最为精确，只是专门依据《诗序》，与《集传》不同。然而朱子为它作序，对它的推重谦让已经达到极点了。”

译陆鈛作序说：“我曾经读过吕氏的《读书记》《大事记》，却没有见过《读诗记》。近来从友人丰存叔那里得到宋本，读后十分喜爱。这部书以毛氏之说为宗旨来确立训释，考察注文和疏文来编纂各家言论，剪裁缀合，好像出自一人之手，有司马子长贯通编排的妙处；钻研精微，穷尽岁月，融会贯通、涣然解释，有杜元凯长期积累而后获得真知的领悟；依据事物辨别类别，辨明名称、订正义理，有郑渔仲考据的精密。这些正是我非常喜爱的地方。于是柱史应台傅公在南昌郡刊刻此书，已经刻成。有人问我说：‘如今《诗》的学问以朱氏《集传》为宗了，为什么还要刊刻吕氏的书呢？’我回答说：‘您是认为朱、吕二人的说法不同，担心学者分歧太多吗？《诗经》三百篇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距离现在实在太遥远了。齐、鲁、毛、韩四家，譬如道路刚刚分出小径；它们所到达的地方却是相同的。注文和疏文是通往目的地的途径，譬如车辙。朱氏、吕氏，大概都是照亮迷途、引导人们前行的，譬如火炬和旗帜。吕氏以毛氏为宗，朱氏取用三家之说，本来各有自己的旨趣，怎么能尊崇朱氏就把吕氏完全抛弃呢？朱氏的《集传》采录吕氏的记载，吕氏的记载也采录朱氏的传说。两人其实志同道合，是朋友，并不像有意树立异说来互相争胜的人。善于学习的人考察差异以达到相同，不善于学习的人反而从相同之处去寻找差异。’ “所以刊刻吕氏之书，是为了保存毛氏之学的辅翼；朱氏寻求与经文相合，也是为了达到共同的理解罢了。”即便如此，我对此私下仍有疑问。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本，唐人时已经失传，虽有保存下来的，也有讹误。毛氏的《诗》本来从未亡佚。后世研究经学的人寻找三家遗留下来的绪余，难道不是把珠玉丢弃了吗？而没有亡佚的毛氏之学，却简直像帽子和鞋子一样被轻视，这是为什么呢？毛氏之学流行而三家废弃，君子已经为此惋惜；《集传》出现以后，毛氏之学渐渐衰微，又为什么没有人为此慨叹呢？距离近古时代越远，言辞虽然深奥，却似乎更接近真实；距离圣人时代越远，学说虽然详尽，却容易混淆。所以说：“即使一尺长的事物断裂了，尚且可以判定；钟律方面，毛氏之说恐怕还不能轻易诋毁。”有人说：“那么，难道要完全相信毛氏吗？”回答说：“我看他解释《鸱鸮》并合解《金縢》，解释《北山》《蒸民》而与《孟子》相合，解释《昊天成命》而与《国语》相合，解释《硕人》《清人》《黄鸟》《皇矣》而与《左传》相合，解释《由庚》等篇而与《仪礼》相合；这些方面，他值得尊重和信任之处远远多于三家。所以吕氏说：‘毛诗与经书、传记相合，最能得到它的真实意义。’朱子也说：‘它的传承源流很远，有传授依据和验证，不能废弃。’这就是刊刻吕氏之书以保存毛氏之学的辅翼，而朱氏寻求与经文相合以达到共同理解罢了。” 吕氏《读诗记》共二十二卷，是因为《公刘》以后编纂未完成，由他的门人续成；这又是这部书的一项遗憾了。顾起元作序说：“东莱先生吕成公的《读诗记》，旧时南雍、蜀省都曾刊刻，年代久远后毁坏散失，在世间很少流行。我家藏有一个本子，南考功陈君取去诵读，便同僚友苏君、程君商议，交付梓木刊刻。书刻成后，嘱托我作序。我想，国家的法令规定设置《诗》学，宫士所学习的以紫阳《集传》为宗，一切古代注文和疏文都停止，不再研习。因此，成公所记的内容虽然学士大夫心里知道并喜爱，却不能与紫阳并列。我间或曾反复研读体会，考察前人的记载，发现它与文公不同的说法共有四点。文公采用夹漈郑氏诋毁、非议《诗序》的说法，多数斥责毛氏、郑氏，而按自己的意见解释。成公则尊重并采用《诗序》，还认为毛诗大多与经书、传记相合，只有它最能得到真实意义。这是第一点不同。文公解释‘思无邪’，认为是劝善惩恶，最终归于正道，并不是说作诗的人全都没有邪念。成公则直接说，诗人是用没有邪念的思想来创作诗歌的。这是第二点不同。文公认为《桑中》《溱洧》就是郑、卫二国的雅诗，所以把它们命名为雅。成公则认为这两首诗都是雅乐之声，而桑间濮上的音乐，圣人本来就已经放弃不用了。这是第三点不同。文公认为二南是房中之乐，正雅、变雅是朝廷之乐，商颂、周颂是宗庙之乐；《桑中》《溱洧》这一类诗，不可以用来祭祀鬼神、接待宾客。” 成公则认为，所有诗都是雅乐，祭祀、聘问和享礼都使用它们；只有桑间濮上、郑卫之音才是世俗所使用的音乐，本来就不列入三百篇的数目。我又曾据此考察，觉得成公的说法更有道理。《诗序》从毛苌、郑玄、沈重、萧统都认为是子夏所作。韩文公说子夏有三条理由不可能作《诗序》，怀疑是汉儒附会托名。伊川断定小序作于当时的国史，而大序不是圣人不能作。程大昌又辨析说，小序是古序，除原有两句话外，后人续写并加以申说，依照范晔的说法，就是卫宏所缀辑的。各种说法纷乱不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然而，诗有序，就如同审理诉讼有证据。证据必须从与当事人和时代相近之处寻求。以毛氏的源流、子夏贯通先秦古书的情况来看，连自河间献王以来就深知其精微的人尚且不足以令人相信；如今却凭自己的见解远远推测，把《静女》《采葛》等诗说成像后世《子夜》一类的歌和估客所唱的曲子，郑樵、章俊卿的说法又有什么依据呢？诗中有善有恶，诗辞本来就是这样；作者的意旨，不是赞美善行，就是讽刺恶行，哪里有什么邪恶呢？同样是淫佚之辞，记载奔者的思想就是邪，记载讽刺奔者的思想就是正。” 如今只凭言辞就把它判为邪恶，那么《叔于田》本来是讽刺郑庄公的，诗辞却像是在喜爱、赞美共叔段；《扬之水》本来是讽刺晋昭公的，诗辞却像是在称颂戴武。这简直成了后世歌颂新主、劝人进献的先声了。圣人取它们做什么？难道是保存下来给乱臣贼子提供口实吗？汉代《汉书·地理志》记载，卫地有桑间之歌，询问濮上险阻之处，男女急切聚会，声色之乐由此产生。近代博南、新郑的著录说，所谓郑声淫，是说郑国制作的音乐声调过于淫荡，并不是说郑诗全都淫荡。因此《乐记》说：“流荡、偏邪、放纵的音乐，以及狄成、涤滥一类的音乐兴起，百姓就会淫乱。”这样看来，乐声和辞意的区别本来已经很清楚了。《青衿》怎么知道不是用来讽刺求学者的？《风雨》怎么知道不是用来思念贤人的？《有女同车》怎么知道不是用来讽刺婚姻的？《遵大路》怎么知道不是用来挽留君子的？为什么一定要认为是淫乱昏昧、行为不检的人，自己说出戏谑轻佻、嘲弄聒噪的话呢？圣人所删去的，又是什么样的篇章？难道他竟然斥退污秽、登用贤良，却把这些诗留下来吗？左氏记载季札观乐时，所歌奏的《邶》《鄘》《郑》《卫》都在其中，那么这些诗本来就是雅乐。假如它们是乡里狭邪之地所使用的音乐，周乐中怎么会有它们？鲁国的乐工又怎么会从哪里取得别国淫邪的辞句，把它们与《韶》《夏》《濩》《武》一同演习呢？”},{

译况且，郑伯到晋国去，子展赋《将仲子》；郑伯宴请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国六卿为韩宣子饯行，子□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都受到叔向、赵孟、韩起的赞美。这样看来，郑国的诗并不是不能用于燕享。假如这些诗全都是男女私奔者所作，难道会有两国的君主、卿大夫相见时，竟亲自唱那些里巷狭邪的淫词，用来亵渎俎豆礼器，降低到和优伶戏谑相同的地步吗？必定不是这样。大概全面考察宋代儒者方回、马端临等人的论著，就会发现他们把古今诸贤的言论交错采用；两部书的异同清楚得如同看自己的手指，而成公的说法，其道理似乎有不能废弃的地方。士君子生在千年之后，阅读古人的书，本来就很不容易；《诗经》又多用含蓄的言辞，尤其难以凭主观臆测作出判断。关键在于把它放在义理中衡量，并且用自己的内心验证，直到心中安定为止。如果在内心和义理上确有所得，即使只是琐碎的言语、稗官之说，只要持之有据，也尚且不可抛弃；何况是贤人君子那些足以使人反复玩味、开怀解颐的言论，确实有师承依据，可以留待百世而不使人疑惑的呢？既然如此，阅读朱文公《集传》的人，对于成公所记载的内容，怎么可以忽视呢？又听说扬雄有这样的话：“众说纷纭的学问，各自承袭自己的老师。”范晔也说：“书中的义理没有两样，最终都有所归属。”博学通达的人，没有谁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见解。因此，通达之人鄙视那种固执不变的态度。考订散失的文献，核查异同，使长期积滞的疑问像冰雪消融一样全部化解，本来就是通晓经书、博览古籍者最大的快事。所以我特意详细编次前人的评论，作为阅读这两家《诗》说的参考，以便作出折衷。项氏（安世）的《毛诗前说》。《宋志》著录一卷。已经亡佚。陈振孙说：“考订《国风》《大雅》《小雅》的篇次，并为之作说。之所以称为《前说》，是因为这是晚年的论述，与先前略有不同。” 《诗解》。《宋志》著录二十卷。已经亡佚。唐氏（仲友）的《诗解》。已经亡佚。戚雄说：“唐说斋读经，对《诗经》最有发明。例如把《硕鼠》解释为爱君主到了极点，真是有精深的思考和卓越的见识。” 《经义考》卷一百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八。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诗》（十一）。朱子（熹）的《毛诗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