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三十六

译二卷。现存。本书考论说：《史记·孟轲传》记载孟子的事迹非常简略。比如孟母三迁的事情，见于《列女传》；东邻杀猪，孟母买肉给孟子吃的事情，见于《韩诗外传》。以司马迁的广泛采录，竟然也没有记载。想来刘向、韩婴一定有所依据，才把这些事传下来。孟子长大后，在子思的门人门下受业，所以孟子自己说：“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弟子，我是私下向那些人学习的。”他所经历的地方，见于《孟子》一书；邹、任、滕、薛、鲁、宋、齐、梁，都是他游历过的国家。邹穆公、鲁穆公、鲁平公、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滕文公，都是他见过的君主。《史记》对于他所经过的邹、任、滕、薛、鲁、宋等地的事情完全没有记载，只说：“道术已经通达后，游历侍奉齐宣王。宣王不能任用他，他便到梁国去。梁惠王不能实行他所说的主张，便认为他迂阔疏远，不切合实际。”《史记·魏世家》又记载，惠王三十五年，惠王降低礼节、增加财物来招纳贤者，孟轲到了梁国。《史记·燕世家》又记载，燕君哙把国家让给子之，并附带记载孟子劝齐国攻打燕国的话；齐国于是出兵攻打燕国，燕国士卒不抵抗，城门也不关闭，齐国便大胜燕国。考察《年表》，这应当是燕君哙七年、齐湣王十年。当时孟子正在齐国。把攻打燕国说成齐湣王的事情，本出于荀子，《史记》大概沿袭了荀子的说法，《皇极经世》也因此承袭，古史还说孟子先侍奉齐宣王，后来才见梁惠王、梁襄王、齐湣王。然而攻燕的主张，《孟子》一书记载得很详细，实际是齐宣王时的事情。《史记》等书所说的相差很大。现在按照《史记》的《齐世家》《魏世家》年表考察：梁惠王三十五年应是齐宣王七年，即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梁惠王三十六年去世，儿子襄王即位，襄王元年应是齐宣王九年，即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齐宣王十九年去世，儿子湣王即位，湣王元年应是梁襄王十二年，即周显王四十六年戊戌；梁襄王十六年去世，儿子哀王即位，哀王元年应是齐湣王六年，即周慎靓王三年癸卯；梁哀王二十三年去世，应是齐湣王二十八年，即周赧王十九年乙丑。司马温公的《孟子》研究主张攻燕是齐宣王的事情，所以他编修《资治通鉴》时，把齐宣王在位的十九年向上削减十年，列入齐威王时期；又把齐宣王时期向下增加十年，以符合齐湣王攻燕的时间，并把宣王时期向前移动十年、湣王时期向后移动十年。这样，宣王元年就对应梁惠王三十五年，后来又过了四年，就是《史记》所说梁襄王四年。但他又认为孟子从魏国到齐国，应当在梁襄王初年，恐怕与齐宣王即位的年份对不上，所以依据杜预所引用的汲冢书《魏国纪年》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元年开始到十六年称为惠成王，去世时仍是惠王；因此怀疑《史记》错误地把惠成王时期分作后五年。哀王二十三年去世，所以不称谥号，只称“今王”。又依据《世本》，认为惠王生了襄王，没有哀王，并把“今王”作为襄王。这样，梁惠王之后十六年，就是周慎靓王二年壬寅。这大概是根据《史记》所说孟子在惠王三十五年到梁国，来说明他先到魏国、后来才到齐国。因此朱子的《纲目》沿用了这种说法，在惠王三十五年招贤之日记孟轲到魏国，在惠王之后十六年、襄王刚即位时记孟子离开魏国到齐国，在宣王十九年记孟子离开齐国。在齐人夺取燕国的记载下面，又说孟子到齐国的那一年实际是宣王十四年。这样，孟子居住在魏国有十八年，居住在齐国有六年。如今《孟子》一书所记魏国的事情很少，齐国的事情很多，难道他在魏国居住的时间会这样长，而在齐国居住的时间会这样短吗？这些说法有的增加，有的减少，有的合并，有的分开，本来都没有确定的依据，只是姑且迁就孟子攻打燕国的年份罢了。汲冢书说梁惠王在三十六年改元为惠成王，但古代并没有改元的事情，怎么知道惠成王不是襄王的别称呢？《世本》的说法又有什么足够凭据，非要认定没有哀王时期吗？攻打燕国的事情，《史记》记在湣王十年，这必定是错误的。但把齐宣王时期向上削减十年，本来就是臆测。吕氏《大事记》在宣王初年沿用《史记》，在宣王去世年份沿用《资治通鉴》，又把湣王十年增加进去，合计为二十九年，大概比较接近事实。其余地方也多与《孟子》一书不合。又如《孟子》所记鲁缪公、鲁平公的事情，《史记》都没有提及；其他传闻，难道能够全部相信吗？现在考察《史记·鲁世家》：缪公元年是周威烈王十七年壬申，在位三十三年，去世之年是周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平公元年是周慎靓王五年乙巳，在位二十年，去世之年是周赧王十八年甲子。缪公元年距离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实际已有七十年；孔子的儿子伯鱼比孔子早四年去世，而伯鱼的儿子子思在鲁国任臣，即使是在缪公初年，也已经七十五岁了，何况还可能是在这之后呢？孟子出生在子思之后，未必亲自见过子思。《孔丛子》等书和赵岐的注都说孟子亲自向子思受业。现在根据孟子初次见梁惠王时惠王称他为“叟”来推算，“叟”大概是对六十岁以上人的称呼。即使按六十岁倒推其出生年份，也是在鲁缪公十五年。到长成入大学的年龄而见到子思时，应是缪公三十年；那时子思大概已经一百零四岁了。因此，说孟子是在子思的门人那里受业，难道能说《史记》是凭空臆说吗？从鲁缪公十五年到平公元年，实际相隔七十九年；再过六年，正当臧仓阻止孟子前往齐国而孟子到宋国时，孟子已经八十五岁了。若把见梁惠王的年份定为孟子七十岁，那么他的出生时间应当再提前十年；到他长成时，子思虽然年过八十，体力或许还强健，但到臧仓阻止他时已相隔九十五年，而孟母去世又在此六年前，那么孟子当时应是八十九岁，他的母亲岂不是将近一百一十岁了吗？所以只根据梁惠王称孟子为“叟”，就可知道他的年龄已经超过六十岁了。又过了二十四年，孟子托景丑氏向齐王转达意见，认为自己的年龄和道德足以成为最受尊崇的人；这样，孟子离开齐国以后的年岁也就可以推知了。大概从春秋以后到战国以前，《史记》所说的世代次序，有的虚加了年数，有的有所遗漏，都没有办法考察详细情况；只有以《孟子》一书为证来编排、订正才可以。

译孟子是邹国人，邹国与鲁国相近，所以鲁国是他年少时求学较多、经常游历的地方。他居住在邹国的四十年间，没有任何可以考见他四处求仕的踪迹；他一定是隐居修养志向，已经能够做到不为外物动心，所以收徒讲学，弟子一天比一天增多。曹交得以听到“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说法，于是想借住在邹君那里；由此可知，他是到邹国来求道的。登门求学的人很多，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吧？邹国与鲁国发生争斗，邹君穆公因本国百姓不肯救援长官而死的人十分愤怒，孟子却以在上位者轻慢下民、残害下民的道理责备他，这也是孟子在邹国时的事情。当时季任担任任国的守臣，带着财物来结交孟子，孟子接受了却没有回访。后来孟子到任国拜见季子，曾让屋庐子回答任国人关于礼和食、男女之事轻重的说法；不久又到了平陆，储子担任齐国相国，带着财物来结交孟子，孟子也接受了却没有回访。后来孟子到齐国，没有见储子；他曾与屋庐子谈论季子不能得到孟子、在邹国求见，而储子能够得到孟子、在平陆求见的说法。孟子到了齐国却不见齐王，所以陈代认为不见诸侯是小节，万章也有“不见诸侯有什么道理”的疑问，孟子回答时都举齐国为例。齐景公召见虞人，虞人没有前往；孟子解释这件事，是因为这是齐国的旧事，容易使人明白。齐王怀疑孟子另有用意，便派人暗中窥探他。想来储子已经传达了意思，齐宣王也知道了，所以先以礼相待，孟子才得以见到他。孟子准备向东到薛国，然后前往魏国。宋国国君馈赠兼金七十镒，孟子推辞说：“这是赠送远行的礼物；如果不是准备前往魏国，就不能把它作为远行的资助。”从薛国出发继续前行，一定要设置兵力来防备盗寇。薛国国君馈赠兼金五十镒，孟子推辞说：“听说您有所戒备。”说“听说”，是因为防卫兵器的资费孟子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薛、宋两国各自馈赠兼金，一定是因为孟子曾为它们谋划国事并提出良策，所以两位国君提高礼遇。陈臻曾问：以前在齐国时，齐王馈赠兼金一百镒，孟子却不接受；在宋国馈赠七十镒，孟子接受了；在薛国馈赠五十镒，孟子也接受了。把齐国说成“以前”，把宋、薛说成“现在”，必定是同一时期的事情，而孟子到齐国在前，到宋、薛在后。宋国与滕、薛以及邹、鲁、小邾，都是泗水一带的诸侯国，起初本来臣服于魏国；魏国被秦国打败楚国，便灭掉了小邾；宋、薛都受到楚国逼迫，滕国已经侍奉楚国。孟子从薛国到魏国，难道不是因为把邹国看作父母之邦，想借助大国替邹国谋划吗？这样看来，到魏国确实是在到齐国之后的事情。所以《史记》说孟子游历侍奉齐宣王，在梁惠王之前，想来一定有所依据。梁惠王一见孟子，首先就问怎样使国家获利；后来又问鸿雁麋鹿；再后来因年成不好而问百姓为什么没有增加。孟子都用仁义之道启发他。孟子准备向东到薛国，然后前往魏国。宋公赠送兼金七十镒，并说道：“这是送行的礼物；如果不是打算前往魏国，就不可以把它作为远行之资。”从薛国前往魏国，途中必然要设置兵力来防备寇盗。薛君赠送兼金五十镒，并说道：“我听到了这个告诫；既然说是‘听到’，那么防备兵卫的费用，孟子自己已经备办了。”薛、宋两国都赠送兼金，必定是因为孟子替两国谋划时提出了好的办法，所以两位君主才加以礼遇。陈臻曾经问起前些日子在齐国的事：齐王赠送兼金一百镒，孟子却没有接受；在宋国赠送七十镒，孟子接受了；在薛国赠送五十镒，孟子也接受了。把齐国看作前些日子，把宋国和薛国看作今天，那么这必定是同一时期的事情，只是前往齐国在先，前往宋国、薛国在后。宋国、滕国、薛国以及邹国、鲁国、小邾，都是泗水一带的诸侯国，起初本来都臣服于魏国；魏国被秦国打败楚国之后，于是灭掉了小邾，而宋国和薛国都受到楚国逼迫，滕国已经侍奉楚国。孟子从薛国前往魏国，难道不是因为邹国是自己的父母之邦，想要借助大国替邹国谋划吗？这样看来，前往魏国本来就是在前往齐国之后的事情。所以《史记》说孟子游说侍奉齐宣王，在梁惠王之前，看来必定有所依据。梁惠王第一次见到孟子，就首先提出如何使国家获利的问题，后来又问到鸿雁麋鹿之事，再后来又因为年成不好而问百姓为什么没有增加。孟子都用仁义之道来启发他。可是梁惠王的心意在于报仇雪恨，竟想洗雪齐国、秦国、楚国所受的耻辱，并不是出于爱护百姓的仁心，所以孟子感叹他不仁。后来有一天，孟子对公孙丑谈到这件事；居住在魏国并同他谈论出仕之事的，又只有周霄一人，由此便可以知道魏国的情况了。刚过一年，梁惠王就去世了，襄王继承王位。孟子开始拜见襄王，见他没有什么令人畏惧之处，而他突然提出的问题，又显露出急于求取功利的心思，孟子本来就应该因此离开魏国。但是《纲目》认为孟子离开魏国前往齐国；如果这样，那么离开魏国以后就不再有关于滕国的事了。况且《纲目》所记前往齐国的年份，距离齐国攻打燕国的那一年只有六年，而孟子在这期间担任卿这样重要的职务，又遭逢母亲去世的丧事，按时间计算不应当这样短。因此，孟子从魏国回来时还没有前往齐国；而且他在襄王初年离开魏国，必定不在梁惠王去世后十六年以后。孟子回到邹国不久，滕定公去世，文公派然友到邹国，向孟子询问丧礼。孟子说：“从前我曾经在宋国同你谈过这件事，那是在宋国见到世子以后；我本来已经回过邹国，后来又到了滕国，住在上宫，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文公向孟子询问治理国家的办法，又派毕战来询问井田、君臣关系以及努力施行仁政的问题。孟子所告知的井田、学校和仁政，使远方的人都受到感动；许行从楚国来，陈相、陈辛从宋国来，也都到了滕国，希望成为滕国的百姓。取得这样的成效，如果没有经过相当长的年月，是不可能很快达到的。而且陈相来见孟子后，转述许行的主张；孟子此时应当正在滕国，难道他又回到邹国，再往来于滕国为滕国筹划治理吗？这不只是滕国君臣受到恩泽的功效。他的弟弟滕更也登门向他学习，直到完成学业，这也可以知道孟子在滕国并非一天两天。滕国处在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既然侍奉楚国，齐国又来争夺它，所以滕国想在一个大国那里寻求依靠，于是有了侍奉齐国还是侍奉楚国的询问。等到齐国人将要修筑薛城时，应当是在周显王四十八年、齐国封田婴为薛公之前；这距离孟子离开魏国的年份已经十三年，滕文公非常恐惧，并且问即使竭尽力量侍奉大国，是否也不能免祸。孟子于是提出迁移国家、拼死抵抗两种办法告诉他，滕国也因此能够爱护百姓、侍奉大国而免于灾祸。孟子始终对齐宣王抱有希望，所以又到齐国去。当时公孙丑假设孟子在齐国执掌权势，问他能否担任齐国的卿相；这说明孟子还没有担任卿。等到见到宣王，宣王问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问与邻国交往的原则，又问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的事情；其余关于音乐、园囿以及雪宫、明堂的问题，孟子都顺着宣王的爱好来启发他，使他走向王道。宣王也受到感发。至于好勇、好货、好色等毛病，他都不加掩饰，所以孟子认为他足以用来行善；宣王的子弟也多受其影响而跟从他。

译王子垫问：“士人从事什么，才能听到居仁由义的道理？”有一天，孟子从范地到齐国，发出叹息。王子的气质和体态有所不同，难道也是因为听到教诲，气质逐渐改变了吗？从此孟子在齐国担任卿，享受十万的俸禄。宣王询问卿的任用时，孟子告诉他，同姓的卿可以取代君位的说法；这番话非常危险。宣王甚至变了脸色，却也不敢不使自己警醒，以便听完孟子的话，可以说是知道应该尊重谁了。所以景丑有“见王敬重您”的话，大概是说宣王始终没有衰减对孟子的礼貌。孟子与王驩奉命出使滕国，参加滕文公的丧事；不是大国的君主，本来没有派遣贵卿和副使前往吊丧的礼仪。这固然是重视文公的贤德、提高吊丧礼数，也说明孟子想亲自前往吊丧，以尽到对生者和死者始终不变的大礼。否则，宾客和老师本来就没有官职和职守，齐王也不能把这种事务劳烦他。当时正致力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能。景春称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孟子却鄙视他们，说那只是妾妇之道，因此双方本来就不相合。孟子又有时见齐王很少，不能避免“一暴十寒”的情形，于是说齐王不聪明也就不足为怪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但只要有一天能使善心萌发，所以仍然每天对他抱有希望。因此孟子假设工师寻找木材、玉人雕琢玉石的比喻，大概是想启发齐王明白臣下所受的教诲之义，对齐王的期望可以说非常恳切了。不久，孟子因母亲去世而离开官位，从齐国运柩回鲁国安葬，返回齐国后，停留在嬴地。他曾与充虞谈论棺椁的事，在齐国居丧三年。王驩受到的宠爱日益增加，专门出使鲁国。乐正子贤能，终于跟随孟子来到齐国，不久也被任用为右师，参与国政；可是齐宣王轻视臣下，喜欢杀戮，并不只是杀了盆城括一人而已。齐宣王在用人和施政方面的过失，必然有许多不能胜任其间职事的人。孟子服丧期满后，在崇地再次拜见宣王，借士师不能治理士人一事，责问他四境不得治理；宣王却回头对左右谈论别的事情。他这种遮掩防备的情态，与先前有病而不肯隐瞒相比，已经明显不同了。后来又有谈论故国世臣过去进用、如今亡失的话，也有把臣下比作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仇的话。这时右师掌握朝政，许多人都曲意奉承他，并前往吊唁公行子的丧事；只有孟子以礼自持，触怒了他，使他发怒斥责孟子。这也是孟子将要离开齐国的征兆。因此孟子退下来后便有了离去的打算，后来就不再接受俸禄。由此看来，他先前做卿而接受俸禄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宣王正想攻打燕国，孟子所谓“随后又有出兵的命令”，正是针对这件事。此前沈同私下问孟子燕国能不能攻打，孟子回答说：“可以。如果是奉天命施行王道的官吏，就可以攻打它。”也许正因为有人怀疑孟子曾劝齐国攻打燕国，齐国攻燕获胜后，宣王便询问孟子；孟子于是为他分别设想了取燕和不取燕两种方案。孟子正是认为齐宣王不能做到周武王那样的事情，所以燕国不可取。宣王不能听从他的意见，最终还是占取了燕国；诸侯准备救援燕国时，宣王又向孟子谋划，却仍不能采用他的计策。众人拥立君主的防备尚未形成，燕国人最终就反叛了。宣王感到惭愧，陈贾替宣王来见孟子，为他开脱。知羞恶之心的萌芽又被小人阻遏，宣王本来应该请求孟子离去，但心中仍然依恋，所以又准备上朝见孟子。孟子不知道这件事，宣王便托称孟子有病来召见他；孟子也以有病为辞，前往景丑氏家居住。他表明自己不可能留下的道理和心意，在这里尤其可以看出。孟子劝蚔鼃以士师的身份进谏并离职，齐人讥笑他；孟子便以自己没有官职和职守、没有谏诤的责任来为他解释，意思是做官而不接受俸禄，所以可以自由行动。看来孟子离去的决心已经确定了。此前齐国发生饥荒，孟子曾劝齐国打开棠地的粮仓赈济百姓；到这时，齐国人因为又遇饥荒，盼望再次开仓，所以孟子回答陈臻时用了冯妇的譬喻，终于以臣子的身份离开齐国回去。宣王亲自去见孟子。后来宣王想让孟子在国都接受厚禄，孟子却在自己的馆舍里以万钟的俸禄供养弟子，宣王便让时子通过陈臻把这件事告诉孟子。孟子拒绝了，住在昼地。有个人想替宣王挽留孟子，孟子责备他替自己考虑，却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子思装作倚着几案睡卧，以此拒绝那个人。孟子离开齐国后，尹氏讥笑他在齐国住了三夜还迟迟不走；后来通过高子听到孟子不忍舍弃宣王的心意，才知道自己是个小人。淳于髡反而认为孟子没有得到相应的名位和实际待遇便离去，是不仁；关于嫂子溺水时是否应伸手援救的譬喻，大概也发生在这个时候。充虞在路上看见孟子面有不悦之色，便问道：“离开齐国，难道果真是您的心愿吗？”从齐国的事情来看，孟子在齐宣王在位期间前后确实两次来到齐国。古史说孟子先事奉齐宣王，后来见梁惠王、梁襄王和齐湣王，并非没有依据，只是误把攻打燕国说成齐湣王的事情。燕国人的反叛，应当发生在燕国立太子平为王的时候；那时齐人攻胜燕国已经两年了。孟子在齐国迟疑逗留了很久，然后才离开；《纲目》把孟子离齐记在攻燕那一年，时间就太早了。我私下认为，应当在齐宣王年间的说法上，再加两年到齐湣王时期，这样或许才符合事实。鲁国想让乐正子执政，孟子听说后很高兴，又来到鲁国。然而乐正子取得政权后仍未能独自专断；鲁平公听说孟子贤能，准备亲自去见他。平公乘车已经驾好，臧仓却加以阻止，他【缺】毁谤的说法，以后丧超过前丧为理由，可知孟子到鲁国是在母亲去世很久以后。正好鲁国想让慎子担任将军攻打齐国、夺取南阳，孟子认为不可以；他只能以当政者应当立志行仁的道理劝告慎子，却始终没有得到鲁平公的接见。孟子既然没有得到知遇，而且也将要年老了，但忧虑世事的心仍未忘却。他听说宋王偃将要施行王政，便又去了宋国。这时楚国攻打秦国，秦国击败楚国；秦、楚两国交战，连续多年没有停止。宋牼将要前往楚国，在石丘与孟子相遇。宋牼的话一再称“楚王”，又一再称“秦王”，这必定是秦惠王称王以后的事情，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秦、楚两国才屡次交战。宋王偃将要施行王政，我认为孟子早先见剔成时留下的教诲还存在，所以宋王偃才有这样的志向。他虽然谋求王道没有成功，也一定不像世家所说的那样“射天、射谏臣，成为桀一样的宋王”。如果他真的做了桀所做的事，孟子怎么还会再次来到他的国家呢？所以万章问“他将要施行王政，齐国和楚国厌恶他而攻打他”，孟子也只是告诉他施行王政的功效，并没有认为宋王偃不足以成就王业。他的臣子中有戴不胜，能够进荐薛居州。孟子说：“有一个薛居州，单凭他怎么能改变宋王呢？”他称宋王为“王”，所以可以知道孟子再次到宋国是在宋王偃时期。推算当时，正是燕国立太子平为王后的一年，也就是周赧王四年，正是臧仓阻止鲁平公见孟子的那一年。孟子到宋国又在这以后，因此也不会超过一年，不可能在那里长期居住。有人把“齐国和楚国厌恶他而攻打他”定在宋王偃四十九年，并以齐湣王和魏、楚共同攻打宋国的事情作为证据；如果这样，当时距离周赧王四年又过了二十九年，孟子就将近一百一十五岁了。

译因此，齐、楚攻打宋国，必定发生在周赧王四年以前，只是史书没有可以考察的依据。大概孟子到宋国有两次：第一次从齐国前往，当时宋剔成在位、滕文公还是世子；第二次仍从齐国经由鲁国前往，当时滕文公已经去世、宋偃已经称王。《大事记》记载孟子从齐国到宋国，又从宋国到滕国，劝滕文公修治井田法；这些事情写在孟子以齐国臣子的身份离去之后，却把宋剔成和鲁平公的事情全都略去，只单独记载到滕国一事。而且孟子在宋王偃时到宋国，已经非常年老了，怎么还能替滕国经营治理并长期住在那里呢？吕氏一定因为《战国策》在宋偃称王时记载了灭滕、攻宋的事情，便相信那就是事实，却不知道薛国先被齐国吞并，封给田婴，这见于《史记》；滕国后来也被齐国灭掉，这见于杜氏《世族谱》和陆氏《纂例》，都不是宋偃时的事情。吕氏也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并贯通记录世系始末，因此子思、孟子生于邹鲁，能够享有高寿，却都在年老时仍有所作为；子思还事奉鲁国国君，孟子却两次进入宋国，这确实令人惊异。大概他们所禀受的资质和所受的充养，使精神血气不同寻常；又因为所承担的责任重大、道路遥远，大概都有至死方休的意志。《孟子》七篇出自孟子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不是他的弟子所能增益的。他所记载的各国君臣问答，其中的人物和事情都必定真实存在，并不像庄子、列子等诸子那样，借用假姓名来发表言论。现在把这些内容互相比较并加以编次，那么孟子历聘各国的先后、居留时间的长短，自然都有依据，不必勉强穿凿搜求，次序已经很清楚。其他书所记载的传闻如果有错乱，都用这部书来订正而不敢苟且取舍，难道是喜欢争辩吗？谭氏【贞默】《孟子编年略》一卷 存 贞默自述说：“想要把孟子的行事按年月编次，关键在于区分不见诸侯和见诸侯两种情况。有人问：‘孟子不见诸侯，为什么一打开书就见到梁惠王？’人们无法回答。其实，孟子不见诸侯，是四十岁以前居住在鲁国教授弟子时的事情，并不是在齐、梁之间所说的。按照礼制，士居住在本国，必须由国君先来见他，然后他才能去见别国国君。国君不先按礼来见，士也不能越过国境去拜见。所以说：‘在国内称为市井之臣，在野外称为草莽之臣。’平民没有行委质礼成为臣子的资格，不敢去见诸侯，这是礼制。前往服役，是合乎义的；前往求见，则是不合乎义的。这些话都是就本国而言的。这就是所谓不见诸侯。孟子开始见诸侯，是从齐宣王起，也就是四十岁不动心的那一年。后来前往梁国，拜见梁惠王；惠王不久去世，又拜见梁襄王。离开梁国前往宋国，接受宋国的馈赠，当时正是宋王偃在位。滕文公经过宋国，拜见孟子；孟子又到薛国，接受薛国的馈赠，当时正是薛孟尝君在位。后来再次到齐国，拜见齐湣王。在齐国住了很久，离开齐国后到邹穆公所在的滕国，又拜见滕文公。最后回到鲁国，鲁平公想前往拜见孟子，但没有成功。这就是孟子往来齐、梁之间并拜见诸侯的事情。” 不见诸侯，发生在隐居求取志向的时期；见诸侯，发生在实行义、通达道义的时期。这本来就是前后两段不同的事情。有人说：“情况迫切时就可以相见。”又说：“古代的人没有不想做官的，但又厌恶不通过正当途径去做官。只要通过正当途径，本来就可以前往拜见。”这样看来，见诸侯和不见诸侯可以同时成立，并不相互矛盾。之所以不能不编年，有以下理由：一些史传原本只说孟子是邹人，不说是邹国人。正如说子路是弁人、曾子是武城人，却不说他们是鲁人一样，这明确表明弁、武城、邹都是鲁国的下邑。《孟子》说“从齐国把母亲的灵柩运回鲁国安葬”，不说葬于邹，是因为当时邾国也改称邹，恐怕与鲁国的邹邑名称混淆。书中又有在齐国境内会见邹穆公、客居邾邹和到然友所在的邹地等记载，孟子居住在邹；后人没有考察清楚，有的便疑心这些是同一个地方。因

译此，安葬母亲这件大事特意记作“从齐国葬于鲁”，是为了说明鲁国是父母的故国。赵岐的注释误说孟子在世时邾国改称邹，后人于是相信邾、邹是同一个国家。邾国和鲁国在春秋时期本是敌国。三桓中的孟孙氏居住在鲁国，不居住在邾国，这是明白的。孟子是孟孙氏的后代，春秋时季孙氏、孟孙氏屡次攻打邾国，怎么能说孟子是邾国人？况且邾国在兖州北部的青州境内，邹在兖州南部的徐州境内，两地路程很远，怎么能说相近？” 圣人居住的地方竟然有如此严重的混淆。《说文解字》说：“邹，是孔子的乡里，也就是叔梁纥治理的地方，所谓‘鄹人之子’。”孔子出生的地方有这个名称，所以邹城距离孟子居住的地方五十里。若按邑来讲，孔子、孟子都是邹人；若按国来讲，孔子、孟子都是鲁人。邹、鲁可以合称，孔子、孟子也可以合称，不应把孔孟之称分开。因此孟子离开齐国时说“辞去臣职而归”，就是归回鲁国。孟子对齐王称“我是卿”，对梁王却不称臣，因为他不是梁国的卿。对邹穆公不称臣，而且语气傲慢地说：“您把自己的百姓称作民，如今我才得以回头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他们。”对滕文公的态度尤其不同；由此可知滕是别国，不是本国。正如邹人与楚人交战这句话所表明的，邹并非孟子的本国。乐正子对鲁平公说：“君王为什么不去见孟轲？”在君王面前直称臣下的名字。又说“后丧超过前丧，棺椁、衣衾的华美”，这专门议论孟子家的事情，明确说明了父母之国的意义。孟子说：“臧氏的儿子。”臧氏是臧文仲的后代，与孟子同为姬姓，只是各自以氏为姓。他又说：“我没有得到鲁侯的知遇，是天意。”正如孔子所说：“我不留在鲁国，还能到哪里去呢？” 孟子深深感叹自己没有得到本国国君的知遇，年老以后更没有可以得到知遇的君主，所以说“是天意”。鲁国想让慎子担任将军，想让乐正子执政，这不是居住在鲁国又是什么？由此就更加清楚了。孟子居住在邹邑，也就是居住在鲁国，这正说明鲁国是他的父母之邦。书中有两个邹，分别是旧邾和旧鄹；千百年来名称混淆。因此不能不编年的理由有二：在孟子之前去世的诸侯，有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书中都称他们的谥号；在孟子之后去世的齐湣王、宋王偃，书中不称谥号，只称王。由于书中没有齐湣王的谥号，遂把齐国两个王混成一个王，把两次攻燕混成一次攻燕；幸亏《史记》的列传、世家互相记载，事情十分清楚。孟子离开齐国后才到梁国，离开梁国后又到齐国；他在齐国住得久，在梁国住得不久；在齐湣王时住得久，在齐宣王时住得不久。宣王说“这就是我的罪过”，又说“如今你又抛下我回去了”，这说明宣王曾经能够任用孟子来行善。“如今又抛下我”这句话，是说孟子前后两次离开齐国；把书和史料互相参照，事情自然显现出来。不能不编年的理由有三：滕国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绣之后。见于《春秋》的滕侯縠、宣公婴齐、孝侯辄、昭公元、文侯寿、成公原、悼公宁、顷公结、隐侯虞，母再传；战国时有定公、文公，见于《孟子》，但都失去了名字。古代《纪年》《世本》记载诸侯世系，滕国有考公麋、元公弘则，都是文公之后。有人说周赧王二十九年滕国被宋国灭亡，这是把时间说成距孟子去世三年，实为错误。传记说滕文公去世后，隔了两代、二十一年才被宋国灭亡。《春秋释例》说滕国在《春秋》之后又传七世被齐国灭亡；又说滕国自叔绣以下到公邱共二十一世，被秦国灭亡，两种说法互相不同。公邱亡国，所以没有谥号。一个小国能够延续到秦国兼并天下之时，丧礼、井田所产生的影响，大略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如果不能编年，就会把滕文公为世子、滕定公去世的事情排在后面；但文公向齐、楚询问政事，询问修筑薛地城池、询问不得免除徭役等事，反而应当排在前面。薛国在春秋时期，从薛伯榖到薛惠公，共传六代，是黄帝的后裔、奚仲的后代。

译到了战国，被齐威王灭掉，齐威王把薛地封给少子田婴；田婴传给儿子田文，就是孟尝君。孟子在世时，滕还是《论语》中所说的滕，薛却已经不是《论语》中所说的薛了。如果不能编年，就不知道孟子在薛地接受馈赠时对方是什么人。既然说“齐人没有谁比我更尊敬王”，又说“游说大人时就轻视他”，前后言语自相矛盾，也就更不知道所谓“大人”究竟是谁。

译孟子见梁襄王时，说他“远远看去不像个国君，走近他也感觉不到威严”。后来魏襄王在位时，多次被秦、楚困扰。孟子从范地到齐国，远远看见齐王的儿子，说“居处能改变人的气质，奉养能改变人的体质，王子竟然是这个样子”，等等，已经有先见之明的感叹和羡慕之意。后来齐湣王逃走而死，法章复兴齐国，成为齐襄王。如果不能编年，就不知道孟子是在齐湣王朝中立足；若把齐王之子当作齐宣王的儿子，那么孟子对齐、梁两国的两个王子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有如此不同的态度呢？不能不编年的理由有四：《孟子编年》完全以《史记》的世家、列传为依据，参照《皇极经世》《竹书纪年》。至于《通鉴》所记载的年月，错乱得很厉害，不足以凭信。孟母三迁、断织等事情，不见于《史记》和《韩诗外传》的记载，而成书在《史记》以前；刘向《列女传》的记载尤其详细。考察《孟子》一书，从“从齐国葬于鲁”、充虞关于木材若不够美的说法，到臧仓关于后丧超过前丧的说法，都隐约表明贤母在齐国去世、归葬故国，以及孟子对母亲无穷思念之情，已经含蓄地贯穿在七篇之中。传记开头一定称母亲，传记中又反复叙述母亲的话，可见并非稗官传说。孟子愿意学习孔子，诵读《诗》《书》，教授弟子，这些事情一定发生在他博学而无所不通、意志坚强而不回头的时期。像公孙丑、万章这一类人，都是从鲁国跟随孟子在齐、梁之间游学的。孟子出行时有几十辆车，跟随者有几百人，经过的地方必定有人供给饮食，停留的地方必定住在馆舍或宫室。齐国从雪宫开始，到授予住宅结束；滕国所提供的上宫馆舍，都是以师宾之礼相待。不能不编年的理由有五：孟子是孟孙氏的后代，有些学者对此表示怀疑，我却独自认为确实如此。《左传》昭公七年记载，鲁昭公从楚国回来，孟僖子病重，不能主持礼仪，临死时把儿子说和何忌托付给孔子，让他们侍奉孔子并学习礼仪。因此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以弟子事奉仲尼。考察《孟子》一书，他从不侵犯鲁国三桓，只说孟献子是拥有百乘的大夫之家，能够以友道待人而不倚仗权势；又把他比作小国费惠公的老师、子思比作大国晋平公所尊重的人，亥唐则上溯尧舜，把天下的平民当作朋友。他这样叙述祖先的德行，不是源远流长吗？既然如此，孟子是孟孙氏的后代，确实可信。编年从孟子的母亲开始，到仲子、季子结束。孟子书中，从“从齐国葬于鲁”、齐王派人问候病情、到询问公都子关于人性内在的问题，都是有意写下的话，只是略微显露在字句之间。至于父亲名激、公孙氏应当是母亲仉氏、妻子田氏、仲子名泽等，散见于其他书籍，不能随意收入本书，这也是不能不编年的理由之六。阎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存 若璩自述说：“孔子出生、去世、出仕、退处的年月，都详细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唯独孟子的记载很简略，因此各家说法纷纭。我曾以《孟子》七篇为主要依据，参照《史记》等书，然后逐一考察清楚。孟子大概出生于邹地，晚年才游历梁国，后来在齐国做卿，住了很久后回到邹地，又到宋国，因为乐正子的缘故到了鲁国，最后到了滕国。他的道不被实行，回来后写成《孟子》七篇。他应当死于周赧王时期。死后，《孟子》七篇由门人整理编定，所以书中诸侯、国王都加上谥号。” 吴氏【迂】《孟子冢记》一卷 佚 吴氏【莱】《孟子弟子列传》

译三卷 佚 莱在自序中说：“太史公《孟子列传》开头写孟轲，接着写邹衍、奭、淳于髠、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长卢子，说这些人都在孔子之后。荀卿还可以说得通。那几个人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为什么要合在一篇传记里？难道是要把孟子列入战国游说之士一类吗？这又不是不了解孟子的人所能说出的话。一方面说孟子继述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德政，另一方面又说他继述仲尼的思想。那几个人中，难道也有一个具备这些吗？战国时期，士人多以游说、纵横、攻战、刑法等学说行世，而当时的国君还想喜好儒术来装饰自己。吴起是善于用兵的将领，却穿着儒服去见魏武侯。魏武侯的儿子魏惠王和齐宣王，都降低辞色、用厚重的礼物聘请孟子；然而他们只是急切追求事功，最终认为孟子迂阔迟缓，不合时宜，又只说他喜欢辩论而已。儒家、墨家并称，百家杂说也混杂在一起了。难道太史公竟因习见而沉溺于所闻，到了这种地步吗？当他叙述《孔子世家》时，把孔子列在十二诸侯之中。《周本纪》和《十二诸侯世家》又都记载说‘孔防卒’，这是对孔子的尊崇，已经到了极点。至于其中所记载的许多事情，杂取《左氏》《国语》等书，是想说明圣人有多种才能；圣人难道果真是以才能多而著称的吗？” “他又作《七十弟子列传》，只是把《论语》中的问答分割开来凑成传记；我所考察的《孔子家语》《弟子解》，其他方面都没有依据，这也和《孟子列传》一类。东汉赵岐开始为《孟子》作注，他的序说：‘孟子幼年受到慈母三次迁居的教诲，史书没有记载，如今还可以在《古列女传》中看到。又说孟子将要离开齐国时，母亲年老，倚着堂柱叹息，面带忧色；母亲于是引用《诗》《易》教导他，这似乎与充虞在路上问孟子时的意思相同。’赵岐又说：‘另有《孟子外书》四篇，文字不能说宏大深刻，如今还略能见到。刘向《说苑》所谓‘人们知道给田地施肥，却不知道给自己的心施肥’，我怀疑就是《性善》辨中的话。至于其他散佚的事，即使太史公也不能全部知道，何况后世呢？’大概战国时代以儒者自称的有八家，其中四家最为显著：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的学说出自曾子、子思，荀卿还反过来讥讽他们说：‘世俗那些愚昧糊涂、喧嚣不休的儒生，只是粗略取法先王，依据往昔旧事创立说法，却不知道其中的纲统。我则不同，治理国家只取法后王罢了。’至于子游、子夏，也说：‘这是儒者中卑下的一派，他们所尊重的必定是仲尼、子弓。’ “子弓究竟是什么人，无法考定。韩愈说：‘仲尼的弟子有馯臂、子弓。’《汉儒林传》说：‘商瞿接受《易》，仲尼由商瞿传给鲁人桥疵、子庸，子庸传给江东的馯臂、子弓。’子弓与仲尼并非同时代的人，事迹又没有什么特别显著之处，不足以与孔子相配。邢昺《论语》疏引王弼的话说：‘逸民朱张，字子弓。’然而王弼的说法又看不出有其他依据。总之，孔子曾称赞冉雍可以面南而王，而且把他列在德行一科。冉雍字仲弓，大概和子弓是同一个人，就像季路又称子路一样。荀卿的学说实际上出自子弓的门人，所以尊崇自己老师的学术源流，把它与圣人并列，也已经渐渐浸染了异端思想。这样看来，孟子去世已经很久了；所谓‘愚昧糊涂的儒生’，正是指万章、公孙丑这些人。荀卿在战国时号称大儒，尚且像这样与同门分立门户，更何况邹衍、奭、淳于髠、墨翟以下诸子，他们背离正道、荒诞怪异得多，怎么可以和孟子合在一篇传记中呢？荀卿死后，李斯掌权，孟子的门徒党羽也全都消失了。可悲啊！所以我依据太史公《孟子列传》，删去那些诸子，并增补孟子的高足万章、公孙丑等人，共十九人。” 宋濂说：“先生认为孟子是仅次于圣人的杰出人才，司马迁不应当让他与邹衍、淳于髠、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长卢合传，于是删去那些诸子，增补万章、公孙丑等人，撰成《孟子弟子列传》。”顾炎武说：“赵岐注《孟子》，把季孙子、叔二人作为孟子的弟子，又说：‘告子名不害，是兼治儒墨之道的人，曾经向孟子学习，但不能纯粹通晓性命之理。’又说：‘高子是齐国人，向孟子学习，已经趋向正道却还没有明白，后来离开孟子去学习其他学术。’又说：‘盆成括曾想向孟子学习，问道而没有通达，便离去了。’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为东阿伯，高子为泗水伯，盆成括为莱阳伯，季孙为丰城伯，子叔为承阳伯，都是因为他们是孟子的弟子。《史记·索隐》说：‘孟子有万章、公明高等人，都是孟轲的门人。’《广韵》又说：‘离娄是孟子的门人，不知道这个说法依据什么。’元代吴莱著有《孟子弟子列传》，可惜如今已经失传了。” 考察宋代政和五年，太常寺上奏说，兖州邹县学宫的孟子庙中，诏令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从祀。确定封爵时，季孙内赠为丰城伯，子叔赠为承阳伯。配享的共一人，从祀的共十七人。但渊颖吴氏《孟子弟子列传》的序说共有十九人，大概是又增加了滕更。《经义考》卷二百三十六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三十七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尔雅》【一】《尔雅》《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卷二十篇【今本十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