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五十

译二卷。现存。谈纲自述说：“我既愚钝又体弱，而且多病。心里虽然喜爱经书，口中却不能诵读，只是每天玩味、探究经文的意义罢了。我思考所得的内容，大多与传注不相合。心里不能安定，想向人请教，但言语迟钝。这些疑问已经存留很久了。如今到了衰老之年，遗忘的事情很多。闲暇时记下其中一两点，交给儿辈，让他们一同向有道之人请正。”当时正值正德改元丙寅年春天。《易攷图义》。一卷。现存。《卜筮节要》。一卷。现存。谈纲在序中说：“《易》的作用，没有比卜筮更奇妙的；所谓凭借神明来预知未来，也没有比卜筮更困难的；所谓穷尽数理来预知未来。八卦判定吉凶，吉凶由此产生伟大的事业。又有什么比卜筮更重要呢？大衍尽括天下的能事，怎么可以不讲呢？从幽隐中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这是大衍的由来；取三天两地而建立数，这是大衍的方法；观察阴阳的变化，是推演天道；发挥刚柔的作用，是推演地道；使道德和顺并归于义，穷尽事理、尽明本性而达到天命，是推演人道的最高功效。它所关联的意义如此重大，怎么可以不讲呢？” 《易义杂言》。一卷。现存。《易指攷辨》。一卷。现存。谈纲在序中说：“康节邵氏天分很高，数学非常精深。二程虽然说应把它置之于外，也不能压倒他雄辩的论说。天下学士听到风声便纷纷倾倒，谁敢与他抗衡？然而他的学说不以圣人经书为根本，而是以李穆的传授为根本，掠取▯京的绪余；所计算的是他的数，不是《易》所谓的数；所讲的道理是他的道理，不是《易》所谓的道理。专门重视先天而忽略后天，依照圣经来衡量，他的错误很多。这就是《易考图义》创作的缘由。不过起初我也不肯直接指出他的错误，只是自行立说来阐明《易》。但人们受他的迷惑已经很深，启发他们的窗户没有打开，我的约言又怎能被接受？不直说，道理就无法显现；那我就直说吧。我难道能够停止吗？于是进一步阐明卦图的意义，以穷究它的源头；中间推演别卦的意义，以追溯它的流脉；最后依据源流来说明他的错误，以辅翼卦图的意义。这样既直截了当，又作了辨析。古语说：‘我难道喜好争辩吗？我是不得已啊。’”曹溶说：“谈纲，是无锡人，成化己丑年进士。” 谢氏【理】《周易解》。未见。《太平府志》说：谢理，字一卿，成化壬辰年进士，著有《周易春秋解》。洪氏【贯】《周易解疑》。未见。钱陆灿说：“贯字，唯卿，是鄞县人，成化丁酉年举人，任从化知县。” 叶氏【应】《易卦方位次序图》。一卷。未见。《广东通志》说：叶应，字子唯，是归善人，成化戊戌年进士，任广西庆逺知府。吴氏【琏】《周易订疑》。未见。《南海县志》记载：吴琏，字美中，是成化甲辰进士，曾任含山县、进贤县知县。李氏（承恩）《易大义》。已佚。陆元辅说：“承恩是嘉鱼人，成化甲辰进士。” 蔡氏（清）《周易蒙引》。

译二十四卷。现存。《人物考》记载：“蔡清，字介夫，晋江人，成化甲辰进士。授礼部主事，改任吏部，历任员外郎，不久升为礼部郎中，出任江西提学副使。因触怒宁藩而辞官。正德三年，起用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尚未到任便去世。” 嘉靖八年，直隶松江府推官蔡存远上奏说：臣听说，君主之道没有比确立教化更优先的，确立教化又没有比经学更重要的。汉代搜求遗失的典籍，设置五经博士；唐代开设弘文馆，汇集五经注疏。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古代的精粹，但总算知道首先应当致力于什么。何况五经之首，实在就是《周易》。它开始于伏羲画卦，周文王为之系以彖辞、爻辞，孔子又作十传加以阐明，四位圣人的精义都具备于此。后来王弼谈论玄理，京房推演数术，距离古道越来越远，学术失去了真实传承。到了宋代儒者，才得到《易》的宗旨，其中只有程颐的《易传》和朱熹的《本义》。然而读书人大多在文辞上旁枝蔓延，最终不能探究其中的义理；光明之后又变得晦暗，这种弊病已经很久了。臣私下想到，臣父蔡清年轻时学习《易经》，颇能在心中领会其义，从乡试中式到考中甲科，又由督学升任祭酒。他每到一处任职，专心讲授《易》，门徒相互传授，人数不下千人。世人错误地称他为专门治《易》的人。臣父痛惜世俗的见解拘泥于卦象和文辞，支离于形而下之器；又尊奉程朱之说，探究阴阳，却只是在虚空中强求贯通。他观察先天、后天之说，逐渐领悟太极的深奥；又由无极深入探究，手不停地翻阅研习，直到裁定众说，积累成编，冒昧命名为《蒙引》。从前只把它收藏在箱笥中，仿佛等待政治清明的时代。不幸父亲去世，未能来得及进呈。臣有幸考中乡试，又蒙恩登上甲第，之所以能够承受陛下的恩泽而出仕，都是臣父教臣学习一部经书所造成的。臣不自量力，恭敬地把书抄录进呈，使之呈到陛下深夜阅览之中；倘若其中有一得之见，希望能够有助于振兴经学。伏望陛下发布明白的诏令，俯赐收纳，将它收藏在内阁，以备圣明时代专治一经的学说；再颁给礼部，以开启天下诸生的学业。这样，亿万臣民仰望并看见陛下尊崇文教的治理，都会恭敬而奋发；通晓今事、精研古学的士人，也将接连出现而效力于国家。为此，臣将父亲蔡清所著《易经蒙引》，每部二十六册，正本、副本各一部，共五十二册，随本亲自携带进呈等情由上奏。奉世庙圣旨：进呈书籍的正本，朕留下阅览；副本发给礼部详细查考，回奏。礼部尚书李复奏称：已故祭酒蔡清潜心研究《易》学，专心注释疏解，一生的精力和所得，全都在《蒙引》一书中，确实足以辅翼圣经、启发后学。应当等候诏命下达之日，由本部行文福建提学副使，将《易经蒙引》订正、考证清楚，发给书坊刊刻，这样或许可以传播到远近各地。嘉靖八年十月初一奉旨，准奏。《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年，工科李熙上奏说：原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蔡清，年轻时立志求学，壮年时明白大道，修整自身、磨砺品行，举动都以古人为准。他历任郎署官职，都被推许为师表。曾经在宁王寿诞那天入朝祝贺，唯独脱去朝服中的蔽膝，极大地触怒了宁藩，便称病辞官。居家时以经学自娱，《四书》《易经》各著有《蒙引》，阐发和辅翼经义的功劳，实在不能说小。虽然已经祭祀于乡贤祠，却还没有给予特别的典礼，请求赐建祠堂，专门在他的家乡祭祀他。礼部复议请求，得到答复，依照所议办理。林希元作序说：“虚斋蔡先生以理学著名于成化、弘治年间。《易说》有若干卷，坊间有旧刻本，只是荒残缺漏而没有整理，人们对此很遗憾。蔡存微、蔡存远、蔡存警三人，恭敬地继承先志，各自拿出家藏本来增补校订。我当时任职领取俸禄，分心于事务，没能顾及此事。退居闲暇之日，才得以完成。书已经成稿，将要刊刻，于是姑且写下几句话，告诉求学者说：‘唉！《易》难道是容易谈论的吗？五经中有《易》，就像众水中有海一样。海不能列在众水之中，《易》难道能和其他经书并列吗？《诗》《书》《礼》《乐》《春秋》都是经书，但各章自成其意，各句自有其义；《易》却不是这样，它考察实在的事物来等待虚理，寄托于一而概括万，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包举天下的道理，哪里能和其他经书相比呢？圣人用文辞来解释《易》，就像人乘船渡海。渡海的人乘长风、破巨浪，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可以说是看见了海；若说穷尽了海的景观，却还不能这样说。解释《易》的人比拟形状、描摹物象，应该穷尽心意所能达到的地方，可以说是看见了《易》；若说穷尽了《易》的深奥，却还不能这样说。所以《易》可以用象来表现，却不能完全用语言说尽；可以用语言说明，却不能穷尽。圣人尚且为此感到困难，何况圣人以下的人呢？河南程氏只见义理而遗忘数理，建安朱氏举明数理而兼顾义理，二者虽然不同，其实也不过像齐、鲁之间的差别罢了。蔡先生的学说，怎么能超过这两家呢？然而近世诸儒解释经书，还没有谁能超过他。有人看见他分字析句，就把它看作训诂；我只取其中大的方面，训诂并不是我所专长的。有人看见他旁征远引，就把它看作支离；我只取其中切近的方面，支离也不是我所追求的。求学者相信我所知道的；我不知道的，暂且放置，等待日后再考察，这就是切实地询问、就近思考的学问。’谢廷赞作序说：‘《易》的道理，广大而宏大。即使是极其高明的人穷究义理，达到“至绝韦折擿”这样的程度，也还要借助数年时间来思考；儒者穷究训诂，甚至睡梦中神魂交会，精神也仿佛先行告知其精微。这样下去，后来便分化为京房、翼奉、孟喜、郎顗一类的学说，几乎变成谶纬之书。把三极的道理贬低为吉凶征兆，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程颐著《易传》，远远高出王弼等人的传注。朱熹著《本义》，完全取法于宣圣。小象的言辞简约而解释精微，训诂切近而旨意深远。明代兴起后，虚斋先生用一部《蒙引》辅佐它，作为《本义》的疏解。大概宣父对《易》有功，朱子对宣尼有功，而蔡先生又对《本义》有功。这部经和这部传，于是像日月一样高悬在中天而流行于世了。王氏（云凤）《订正复古易》。十二篇。未见。

译云凤作后序说：秦代把《易》看作卜筮之书，因此没有被焚毁，所以《易》在六经中是保存最完整的一部书。汉人有人把十翼冠列在一部传的字样前面，又统统附在上下经两篇之后，有人说这是费直所作。现在考察他的本传，只说：“用彖、象、系辞、文言来解释上下经而已。”难道是费氏开始用传来解释经，他的门徒辗转传授，终于自行把传附在经后吗？后来郑玄开始把彖辞、象辞分拆，附在各卦末尾；王弼宗奉他的做法，又把彖辞和大象缀附在各卦下面，把小象缀附在各爻下面，只有乾卦仍旧保持原来的样子。他又把《文言》增列在乾、坤之后，虽然是想让学者查寻省览时更加容易，却不知道孔子的《易》，本来就不能当作文王、周公的《易》。程颐作《易传》，也采用王弼的本子。汲郡吕氏、嵩山晁氏开始想恢复古代经、传各自成书的体例，但其中还有没有完全合适的地方。东莱吕氏又重新审定撰著，才开始恢复孔子的旧制，朱子于是据此作《本义》。唉！《易》这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所以儒者尊崇它。然而汉人穿凿附会而流于支离，异端假托依附而流于邪曲，书虽然保存下来，道却因此晦暗了。书没有亡失，还可以用来阐明大道；可是郑玄、王弼二人却把它割裂、混乱了，于是使千百年来世人再也看不到古代圣人的完整著作，这不也是不幸吗！” 朱子后来又寻求古本《易》，取用的材料非常广博，最终遵从东莱吕氏的处理办法，对此已经审慎周密。后来圣人如果再出现，大概也无法改变董、张、胡、陈诸家相继奋臂而起、各自依据见解纷纷改置的局面。到了我朝，儒臣编纂诸经，论说《易》时认为程、朱二家不可偏废，于是采用程氏本，把《本义》分段附在其中，并且对其间有所删改。从此朱子、吕祖谦的《易》又变成了郑玄、王弼的《易》，读《本义》的人往往不能得到它的解释。我曾与莆田宋孔时谈论《易》，孔时嘱托我按照朱子、吕氏的原本缮写，于是我进一步考究，编成此书，收藏在箱笥中，作为私下阅览之用，并且拿来向志同道合的君子求正。陆元辅说：王云凤，字应韶，和顺人，成化甲辰进士，历任官职，做到巡抚宣府副都御史。他居住在县里的虎谷，因此以“虎谷”为号。他与虚斋蔡氏同年考中，并拜蔡氏为师。杨氏（廉）《先天后天图学考正》。未见。桑悦作序说：“连山、归藏，是夏、商两代的《易》，究竟有还是没有，无法知道。但伏羲的《易》是《周易》的宗祖，这是确切的道理。伏羲卦图，被方外之士秘藏了很久。到了宋代康节邵先生，才把它指出来，称为先天图；又把文王的卦称为后天图。到朱子时，也尊崇、信奉并表彰它。方正杨先生，合并考察两图，参考先儒的议论，剖析得详细明白，难道不是深明《易》道的人吗？而且他说孔子所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是说天人合一的事，与前面两图没有关系，这实在是卓越的见解。” 杨廉自作序说：“《易》始于伏羲，到画成卦图为止。后来夏、商、周三代的《易》，都是因袭它而加以推演。夏代称为《连山》，以艮卦为首；商代称为《归藏》，以坤卦为首；周代称为《周易》，以乾卦为首。孔子赞述《周易》时，伏羲、夏、商三代的《易》还存在，孔子还来得及见到它们。考察他论说伏羲的《易》，同时取用坤卦归藏的意义，我知道他见过商代的《易》；考察他论说文王的《易》，同时取用艮卦为始的意义，我知道他见过夏代的《易》。至于《易》中关于太极、两仪、四象，以及天地定位、数往知来的说法，阐发得极其详细，如果不是每天仔细观看伏羲卦图，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然而自孔子以后，只有《周易》单独流传，其余三种《易》便逐渐隐没了。连山、归藏隐没，《易》就堵塞了它的流脉；伏羲卦图隐没，《易》就迷失了它的源头。寻找黄河却不去昆仑山，寻找长江、汉水却不去嶓冢山、岷山，可以吗？不然的话，孔子所赞述的只是《周易》，为什么他谈到伏羲的《易》却不止一次呢？寥寥千年之后，到宋代邵子才得到伏羲卦图，并推明其义，使它重新传布于世，同时也兼明文王八卦。把伏羲的《易》称为先天，把文王的《易》称为后天，邵子的功劳难道不大吗？自从邵子的学说流传以后，像林栗、袁枢这些人往往加以诋毁。若不是朱子作《启蒙》《本义》，竭力主持这种学说，也未必能像今天这样盛传于世。朱子的功劳难道不大吗？我年轻时就学习《易》，只是把它作为科举之学，未能深入探究。近来在闲暇之日，取来先天、后天卦图，潜心思考、默默玩味，似乎觉得其中很有意味，于是冒昧作此考证，以便查阅。唉！语言所能达到的含义浅，象所能包含的意义深。懂得《易》的君子，或许愿意用什么来教导我吧？” 范路说：“杨廉，字方震，丰城人。成化丁未进士，历任官职，做到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恪，学者称为月湖先生。” 王氏（启）《周易传疏》。未见。《台州府志》记载：王启，字景昭，黄岩人，成化丁未进士，历任官职，做到刑部右侍郎，学者称为东瀛先生。朱氏（绶）《易经精蕴》。

译二十四卷。现存。都穆作序说：“有客人问我都穆：‘《易》中有卜筮之道吗？’我说：‘有。’又问：‘《易》是以卜筮为主而作的吗？’我说：‘不是。’请允许我用水来作比喻：昆仑山上水源发出，形成江、汉、河、淮，直到沟、涧、溪、渠，都是水。住在溪边的人说水是由溪流产生的，住在江边的人说水是从涧中流出的。举出一点而废弃其余，关于水的认识不就太浅了吗？《易》具备天地的道理，没有比天地更大的，而《易》具备天地之道，所以是开启万物、成就事务的根本。庖牺氏是具备这种道理的人；文王、周公、孔子是阐明这种道理的人。孔子说：‘再给我几年时间，最终用来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以大成的圣人，还想学习《易》来避免过错，那么《易》的道理就可想而知了，难道是卜筮所能穷尽的吗？阴阳刚柔、仁义的道理，卦象、文辞、变化、占筮的义理，精微而完备。圣人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文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辞，以仁义中正来确定它，并以主静来树立人的准则。天下事物的道理千变万化，都由此产生，成为万世人道的准则。君子修习它就吉利，小人违背它就凶险，只是百姓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所以设立卜筮之法，使人因筮问而玩味占辞，从而趋吉避凶，这只是引导愚昧、扶助柔弱的一点用意罢了。明白《易》而能够身体力行的人，就不必专门从事卜筮。《易》依据河图而创作洪范九畴，又依据洛书来安排图书，二者互为表里；观察九畴就可以知道《易》的道理。龟是卜法的纲序，背负文字从洛水出来，理应专门归于卜。禹却把考察疑难列在九畴的末尾，他不重视卜筮，已经很明显了。皇极的建立，就是人极的树立。五行，是阴阳刚柔的作用；五事，是仁义中正的器具；五纪，是象；八政、三德，是变；九畴，是辞；考察疑难，是占。占列在象、辞、变之后，考察疑难列在八政、三德的末尾，《易》与九畴的意义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因此，以卜筮为主而比拟《易》，就像水是因江河溪流而产生的；舍弃卜筮来谈《易》，就像水流之外另谈江河溪流，哪里足以高论千古、阐明四圣的心意呢？唉！义理无穷，而人的心灵可以默默领会。我根据《本义》来阐发它，身逢当时，又忝居官位，哪里敢妄自制造异同？只是义理的大端不容我始终沉默，而著作又没有闲暇，不能向上补益《本义》，因此常常耿耿于怀。近来看到文佩朱公的《易经精蕴》，深深与之契合。它推究根本、尊崇正道，发扬了前代哲人尚未阐发的内容，它对于《易》的功劳实在很大。因此我叙述了回答客人的话，并为它作序。朱公名绶，考中丁未进士，由翰林院检讨出任楚藩相。他未到老年便退休，所以能够深入探究《易》，实在值得嘉许。” 邵宝作序说：“《易》是性命、道德的本源，至于开启万物、成就事务，仲尼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正因为它的道理无所不备，所以百家都尊奉它。卜筮只是其中最微末的技艺。自从朱子的《本义》问世，学者们便一致遵从它。譬如方术之士向庸医谈论医术，听的人不能完全理解；只有和、扁说上一句话，即使医术全都改变，轩辕、岐伯的医书，人们也会认为它是有根据的。朱子名望冠绝诸儒，道理贯通古今，实在是我们儒者中的和、扁。专门以卜筮为主的学说，谁会认为它没有根据呢？学校因此教人，科举也依据它取士，风气已经形成，安定牢固而不可动摇。唉！这正是文佩朱公深感忧惧的原因，所以《精蕴》一书不能不作。全书共二十四卷，开头探究伏羲、文王作《易》的本意，接着说明阴阳开合变化的机理，又阐明继承善性、成就本性的道德，始终以孔子的义理之说为主。至于太极与理气的区分、无极作为本原的意义，又是前代儒者没有阐发的内容；它按卦推求文辞，随着爻位分析义理，一览之间，四位圣人的心意便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它对于这条道的功劳实在很大。虽然如此，《本义》并不是有意使道理晦暗，《精蕴》难道是有意矫正弊病吗？” 一念所主导的方向不同，得失就会随之而来。紫阳如果有知，一定会感念他救正《本义》的功劳。朱公说：‘我有罪，难道事情是这样的吗？’”}], 绶在自序中说：“《易经》的精蕴，是阐发四位圣人的精蕴。周子说：‘圣人的精微之处，画卦来显示；圣人的深蕴，依据卦来阐发。是什么呢？凡是《彖传》《文言》《系辞》《说卦》，都是如此。’至于所谓‘各自端正性命，继承善而成就本性，开始开启性命的本源，以完成天下的事务’，这难道就是《大易》的本源吗？宋儒因为《周礼》说‘太卜掌管三易’，便专门把《易》写成占卜之书，反复诋毁大圣人关于义理的言论，实在不少。假借愚于此大惧，深究其中的弊病，发现只是执着于‘太卜掌管三易’这一句话罢了。不知道《易》有理、象、数：理就是深蕴的发显，象就是精微的寄寓，数则因一而逐渐积累。画卦是显示象所代表的吉凶，系辞是论说理所代表的吉凶；数的吉凶尚未明白，所以设置筮人掌管三易，以辨别九筮的吉凶。观象玩味卦辞，是圣人领会《易》；君子学习《易》，用来成就盛大的德业，这就达到极致了。普通人不能做到，所以设置占人、筮人，以七、八、九、六揲蓍求卦，不过是一次又一次地占筮，都是更细小的事情罢了，是末节。太卜所掌管的，大事用卜，小事用筮。筮不如龟卜长久可靠，所以圣人把筮人列在龟人之下，是降低其地位。” 《易》没有不包括的内容，天地间有这样的数；如果不设立筮法来成就变化，那么天地之间就缺少这一门技艺，但并不是说《易》的道理、卦象的广大作用全在筮法，因而专门把《易》写成占筮之书。孔子想增加年岁来学习《易》，希望自己不犯大的过错，难道是在占筮吗？何况占筮专注于行动而不以静守为主，只重视作用而不依据本体，向神灵求取而不向自己求取，失误就太多了。假如一切都交给卜筮，平日没有玩味《易》的功夫，遇到吉利便实行，遇到凶险便躲避，那么君子将凭什么自强不息？又将凭什么以厚重的德行承载万物？学习的人不必辨析悔吝的细微差别，也不必体会震动而无咎的悔意，六十四卦中训诫的话就全成了空文。宋儒又说，有伏羲的《易》、文王的《易》、孔子的《易》。我认为，伏羲生于上古，所以作先天《易》，是在开通万物之后；文王生于中古，所以作后天《易》，是在成就事务之后。先天《易》是本体，后天《易》是作用。孔子依据先天卦来阐发自己的深蕴，就是阐发伏羲的深蕴；依据后天卦来阐发自己的深蕴，就是阐发文王的深蕴。哪里还另有孔子的《易》呢？唉！《易》居于五经之首，道在天地之前，却被一个‘数’字遮蔽，难道不会损害大道吗？”

译大明圣朝把《易》作为首经来用它取士，尊崇大道已经达到极点了。只是经生学士只在占筮方面传授承袭，难道不是错误得厉害吗？没有办法挽救这种情形，只能回车离去。”道徒然抱着愤懑罢了，白首穷究经书，积累了许多年，劳苦却没有补益。他知道自己得罪先儒，会受到当世讥笑，只能依赖圣人作为归依，借此来自我排解。《经义考》卷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五十一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易》【五十】刘氏【绩】《周易正训》未见 绩在自序中说：“《易》，就是变化。正因为变化，所以不滞留于一端；它的作用通达而没有穷尽，无论大事小事、一时一世、千秋万代，人民都可以使用它。所以说：彰明过去，察知未来，依据变化来帮助人民。伏羲画卦，文王作《彖》，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前代圣人与后代圣人，用心是一样的。虽然如此，卦画所显示的没有固定方向，言辞所指的却有一定限度。因此六爻的位置一旦形成，系辞就不能只说一种。知道幽明的缘故、死生的道理、鬼神的情状，是《易》的本体，是道。重视言辞、重视卦象、重视占筮，是《易》的作用，是器。引申触类旁通，再用天文、地理、人情、物宜来验证，然后才可以增进德行、修习事业，处在平夷或险阻之中，应对治世或乱世，适应消长与虚盈，无论到哪里、处于何时都合宜。成就自己的位置而居于中道，这样才差不多达到《易》的境界。所以《易》不是圣人不能作，君子不能用。自从孟轲去世以后，《易》的传承失传；汉代以来又扰乱古经，把它当作卜筮之书。宋儒仍然沿袭这种做法，遮蔽了作者的本意，哪里足以知道下学上达、洁静精微的宗旨呢？”绩处在大道衰微的时代，孤陋地居住在偏僻之处，害怕这篇文章泯灭，采录程颐、朱熹合于经义的说法，附加自己的见解作训释，使学习者知道《易》道的广大：相隔千万里，轨道仍然一致；经历千万世，宗旨仍然相同；穷究事理、尽得本性而达到天命。后来一定会有人知道我的话并非欺妄。《湖广通志》说：绩，字懋功，江夏人，▯治庚戌进士。胡氏【易】《易经渊源》散佚 《江西通志》说：胡易，字光贞，宁都人。▯治庚戌进士，官任吏科给事中。王氏【绪】《易学辨疑》未见 黄虞稷说：绪，字绍夫，江西乐平人，▯治壬子举人，官任四川忠州知州。诸葛氏【骏】《易经集说》未见 《闽书》说：骏，字文敏，晋江人。▯治壬子举人，授任永嘉县儒学训导，著有《易经集说》。何氏【孟春】《易疑初筮告，蒙约》十二卷 现存 孟春在自序中说：“六经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久，竹简错乱、文字讹误，后来的学者大多难以阅读，《易》尤其难读。《史记》说秦代焚书，唯独《周易》因卜筮而保存；汉代征求群书，《易》又独自完整。为什么它也会发生错误，使人难以阅读呢？《易》自《十翼》之后，传到田何，共五传；田何之后分为施、孟、梁丘三家，一并列为学官；在民间传授的还有费直。学习田何一派的《易》，经与传共十二篇，是《易》的本经。施、孟、梁丘三家都出自田何，大体上汉代的《易》没有不以田氏为祖的。传文说刘向用中古文校订施、孟、梁丘三家，有的本子脱去‘无咎’‘悔亡’，只有费直本与古文相合。却不知道所谓古文，又是传自哪一家？先儒说，《易》家著书从王同开始。按传文，田何传授给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都著有数篇传。田何对丁宽有‘易已东矣’的感叹。小章句的著作，不知道与王同所著相比，究竟谁先谁后？既然这样，说著书从王同开始，我怎么敢断定确实如此呢？费直一派的传文记载，他用《彖》《象》《文言》等十篇解释上下经，把《彖》《象》《文言》杂入卦中，实在是从费氏开始的，流行于东京。郑氏全都传承了它。费直之学兴起以后，施、孟、梁丘以及京氏之学都废弃了。” 欧阳公说：‘田氏之学停止以后，古代十二篇的《易》也亡失了。’孟春认为，脱去‘无咎’‘悔亡’，是文字上的亡失；把《彖》《象》《文言》编入卦中，是简册上的亡失。简册错乱，不可能没有散失；文字讹误，也不可能没有缺漏。古文中的错误、散失和缺漏，归根结底都是亡失；但那些没有亡失的，当然仍然保存着。朱子晚年曾后悔自己解经过于支离，他给张敬夫的信中有‘现在才知道汉儒善于说经’的话。因为汉儒只解释训诂，使人就着这些训诂玩味探索经文的旨意，意味特别深长。况且《易本义》在朱子的著述中，他从来没有自认为已经完善；他为吕伯恭《音训》作序时说，其中还可能有遗漏。他后来答复刘君房、滕珙的信中说，《本义》有不可随意模印的告诫，《音训》有应当改易的地方。所谓吕氏《音训》，大概还兼取陆德明、晁景迂的书加以补足。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同时保存不同版本，使人可以根据所见择取；晁景迂又得到九十五家的本子，校正文字，功劳不小。吕氏既然防止刊刻成书，朱子还想加以修补。汉代以来诸儒的传注，大概朱子从来不敢忽视。晦庵的后代孙鉴在《音训》跋中说：‘先公给经传全都加了音训，唯独《易》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已有东莱。’如今读这部书的人只知道《本义》，却不知道还有《音训》；这就是孟春所作《易疑初筮告蒙约》一书的缘由。” 这部书起初名为《音训补》，后来遵从晦庵的意思，又改标现在的书名；晦庵自己说‘我的《易》简略而有音训’，所以《音训补》是想补充其中的遗漏。晁景迂所说的古代训诂，文字简约而内容完整，即使几十个字也用同一个训释，即使一个字兼有多种用法，都是晦庵非常契合的地方，也是孟春所取法的简约。唉！如今读《易》的君子，没有不认为它难的。难就会疑惑，疑惑就会占筮；不因困惑而求启发，不到想说而说不出的程度就不给予启发；举出一个方面却不能由此推知其他三个方面，就不再教他。这些道理在《蒙》卦的繇辞中可以看到。孟春这部书的宗旨，是依照古代经传各卷的次序，尽行说明自己的浅见；并且在各章句之下，尤其详细说明句读、字义和声韵中奇异难解的地方。晦庵以前，如陆氏、晁氏、吕氏所辑录的内容，都保存在其中；孟春所记忆的以及晦庵以后各家的注释，凡属这类内容，也都参入其中，以保存疑义。晦庵《语录》与《本义》不同的地方，一定全部列出并互相参校。飞伏、象数、占验等类别，也间或录下一两条，以备考察其例。这本来就是晦庵所说的《易》中无所不有，只要那些言论能够推演贯通，也就不妨害《易》。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