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二

译十二卷。现存。卓尔康说：“南沙熊过的《春秋明志录》一书，颇有新的裁断，常常能以含蓄的方式切中要害，也是《春秋》中警策之语；然而它与左氏之说相抵牾之处，确实有不妥当的地方。”俞汝言说：“南沙熊氏的《明志录》由他自己作序，未免过于冗长。” 许氏【应元】《春秋内传列国语》。未见。《杭州府志》记载：应元，字子仁，钱唐人，嘉靖壬辰年进士。皇甫氏【涍】《春秋书法纪原》。未见。《江南通志》记载：涍，字子安，长洲人，是顺庆太守皇甫录的第二个儿子。嘉靖壬辰年进士，授任工部虞衡主事，改任主客主事，历任仪制郎中。因贵溪推荐，补任右春坊司直，兼任翰林院检讨。降为广平府通判，酌情调任南刑部主事，升任员外郎，再升浙江按察佥事。石氏【琚】《左传叙略》。三卷。未见。黄虞稷说：“琚，字仲芳，益都人，嘉靖甲午年举人。” 马氏【森】《春秋伸义》。二十九卷。未见。蒋垣说：“森，字孔养，怀安人，曾与欧阳德、邹守益、罗洪先讲学，互相质疑订正。” 《春秋辨疑》。二卷。现存。森自序说：“研究《春秋》，虽然要凭借各家传注来阐明《春秋》的义理，但也会因为各家传注而使义理晦暗。我私下对胡氏的说法感到疑惑。九江黄楚望氏，已经把这方面辨析得极其详尽；新安赵子常氏又以他的说法为师，把它分为连缀文辞的八种体例，自称能够领会圣人的旨意。我也不敢认为完全如此。我本来浅陋，上不能追溯圣人的渊源，下不能穷究诸儒的详细学说；对这些问题产生疑惑，已经很久了。近来得到请求致仕、在林下养病的机会，于是把每天所见的异同记录下来，积累了多年，共汇成二十九卷。我私下不自量力，把它保存下来，题名为《春秋伸义》。又把其中与胡传大相抵牾的内容摘录出来，编成辨说，以证明胡传确实不对；并校改鲁史的旧文，希望得到四方贤者的订正，盼望有人加以参校驳正，使它有所考订，不至于陷入妄诞之罪，那么或许可以保存下来，用来补充一家之言；至于我用来解释经书的说法，在这方面也未必没有一点补益。” 杨氏【时秀】《春秋集传》。三十卷。现存。时秀自序说：“当今世上研究《春秋》的人，都以胡氏为宗，原来是遵循明代制度的缘故。偏远乡里的士人读了胡传，却很少能再读《左传》。一旦有人诘问他，他便茫然不知事情的始末，这能说是通晓经书吗？我编录这部书，先列经文，接着列《左传》，使想要通晓经书的人能够看到事情的本末。但只有能够与经文互相发明的内容才予以收录，否则便不收。至于左氏记载不完备的地方，这才兼采《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中难以训释的地方，也在下边参用杜预的解说。胡传前后连缀比附以及旁征其他经书的内容，初学者有时不能立即通晓的，也略加注释，希望打开书后，在诵读学习之余，便能明白大义。”嘉靖乙巳年，司农在留都的同僚们见到此书，总是亲手抄录，并且劝他把它提供给天下同道之人，于是刻板刊行。李腾鹏说：“时秀，怀远人，号禹峰，嘉靖乙未年进士，历任按察佥事等官。” 陈氏【言】《春秋疑》。未见。言自序说：“《春秋》是圣人的史书。之所以称为经，是因为它的文字属于史书，而义理属于经书。经书的义理源自圣人的心意，要把赏罚的权衡寄托在文字的增删上，以礼乐的法典代替天王行使职权，我对此没有疑问。我独独疑惑的是，圣人的言论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可为什么它的文字如此隐晦，直到今天仍没有人加以裁定？我又疑惑，孔氏不过是一部私人著作，按理不能与鲁国史书同时流行于当时，那么它凭什么见诸行事、向天下彰明周公的志向呢？我还疑惑，圣人身处非其位，却把自己托置于南面之位，以此诛责、夺取权柄，竟一点也不谦让。有人说左氏接受经文而作传，我没有依据；而我又疑惑，他的言论是否确实与经文相互表里。公羊、谷梁的义例并不是经文，然而经文也自有义例；我又疑惑，它们究竟以什么为祖本？不只是这些，其他依据字、事、日、月而参错互异的地方，我也不能没有疑问。唉！圣人经典被湮没，是传注疏解造成的。专门治经的人固然因自成一家而穿凿附会，各种相同和不同的说法混杂在一起；解说者又只想采取调和者的说法来使它们相互平衡，这都是不对的。我只相信我认为正确的，而我认为正确的只有经文。圣人的经书，正如紫阳所说，只是直截记载事情，而美与恶自然显现罢了。” 我只依据经文来解释经文；经文已经明载的就是经。至于不得已为了挽救世道、建立法则而采取的，是权宜之道。虽属权宜，却不能失去经书的性质。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赖以依直道而行的人。’由此看来，说《春秋》是圣人遵循直道而作的书，也是可以的。”于是撰作《春秋疑》。赵氏【恒】《春秋录疑》。十七卷。未见。黄虞稷说：“恒，字志贞，晋江人，嘉靖戊戌年进士，任姚安知府。他著书时用丝绵塞住耳朵，持续了三年；书写成后取出丝绵，耳朵已经聋了。他专心到这种程度。” 魏氏【谦吉】《春秋大旨》。十卷。未见。《春秋备览》。二卷。现存。谦吉自序说：“《春秋》以《左传》作为事实依据，以经文作为裁断标准，各家注疏和《大全》也都完备了。我起初读这部经书时，茫然不知旨趣；等到取《左传大全》与文定的注解互相考订，才叹息说：由此探求圣人的心思，已经领会过半了。又害怕时间久了会遗忘，于是亲手抄录其中有关经书要旨且切实重要的内容，日积月累形成册页，叫儿辈收藏在箱笥中，总名为《春秋备览》。这是因为担心经书不容易窥见其中深意，想使读者浏览这部编录而有所收获。后来督学曹纪山君请求刻印《春秋大旨》，我说：‘《大旨》既然不敢私自刊刻，这部编录也应当一并付梓，用来辅助《大旨》。’于是把这段话写在书简开头，以说明此书刻印的缘由。” 黄虞稷说：“柏乡人，嘉靖戊戌年进士，历任兵部右侍郎，死后赠官都察院右都御史。” 高氏【拱】《春秋正旨》

译一卷 现存 拱在自序中说：“没有比君臣之义更重大的了，而天子是天下最尊贵的君主。没有比圣人之道更重大的了，而孔子是天下最伟大的圣人。因此，尊崇君王的道义，没有谁能像孔子这样。所以，他担心乱臣贼子兴起，便作《春秋》，用来树立上天所定的常道，扶持人伦纲纪，这正是为了尊崇君王。”可是后来的儒者没有察觉这一点，认为孔子把面南而王的权力寄托在《春秋》中，用来赏罚天下。这种说法一经形成，便沿袭至今，再也没有人能够辨明它。然而，这种说法究竟从何而起呢？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所谓“天子的事情”，是说《春秋》彰明文王、武王的典章法度，率领诸侯尊崇王室，并不是说孔子假借天子的权力。所谓“了解我”，是说了解我尊崇周王；所谓“怪罪我”，是说文王、武王的法度一旦彰明，僭越作乱者的罪行就会显现，诸侯厌恶这种法度损害自身利益。正因为如此，乱臣贼子才会感到畏惧。孔子的话本来就在于此，其中的道理自然明白，可是有人却认为孔子自立为天子，代行赏德讨罪之权，并以此来理解他，也以此来责怪他，这实在是错误的。我过去读各家的说法，心中确实有不安之处。后来从君臣之义出发，反过来考察孟子所称述的旨意，于是才得以领会其中的大意。只是当时我正在外地任官，无法动笔写成书。壬申年，我在归田后的闲暇时间，才略微写下并阐述其中的道理，用来端正君臣之义，彰明圣人之道。唉！如果《春秋》果真是假借天子的权力，那么即使这是孔子的著作，我也不敢认为是这样，更何况这种说法出自后人的错误呢？如果说《春秋》假借天子的权力，即使这是孟子的话，我也不敢认为是这样，更何况这种说法出自后人的错误呢？说是尊崇君王，却与窃取权柄相同，那么窃取权柄的人还要责罚什么呢？说是彰明法度，却与触犯纲纪相同，那么触犯纲纪的人还要责问什么呢？这里实在关系到万古以来的纲常。我难道喜欢争辩吗？我是不得已而为之。严氏【讷】《春秋国华》十八卷 现存 陆元辅说：“我曾经详细考察过严讷。严讷中嘉靖辛丑进士，历任官职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赠少保，谥号文靖。他的书按国别分为十八卷。” 黄虞稷说：“万历乙亥年，徐栻、陈瓒为此书作序。” 王氏【崇俭】《春秋笔意》未见 陆元辅说：“崇俭是山东曹县人，嘉靖辛丑进士。” 李氏【攀龙】《春秋孔义》十二卷 未见 《山东通志》说：攀龙，字子鳞，历城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王氏【樵】《春秋辑传》十五卷 现存 《春秋凡例》二卷 未见 樵在自序中说：“说解经书的著作，大概没有比《春秋》更难的了。并不是解释字句困难，而是能够阐明圣人旨意困难。如今解释《春秋》的人，大多把左氏传作为证据，再参照公羊、谷梁两家。他们根据事实来安排文辞，依据文辞来制定义例。事实相同，文辞就相同；文辞相同，所制定的义例就相同，按理说本不应有不同。然而，正例和变例交错，权衡却各不相同。比如继位后杀君这一件事，有的记载即位，有的不记载即位。纪年这一件事，有的记载‘王正月’，有的不记载‘王正月’；有的只记‘春王’，却不记‘正月’。讨伐国家这一件事，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有的记爵位，有的不记爵位。专任将领统率军队这一件事，有的删去‘公子’二字，有的不删去‘公子’。杀君这一件事，有的明说是弑君，有的不明说是弑君。可是三家各自就这些文辞来解释，回头寻求《春秋》原文，它们的解释却都没有根据。假如让《春秋》的原文单独流传于世，那么即使在千年以后圣人再生，也不能指明这些文辞究竟指向什么。所以学者不得不依据传来探求经。经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常道，也就是简约、平易、明白、通达。圣人作经，是要把法则传给无穷的后世，难道却要写成隐微、暧昧、难以明白的言辞，像设置了遮蔽物，还必须依靠传来为它猜测解释吗？这同日月要借助火炬的光明，又有什么不同呢？必定不是这样的。”据班固《艺文志》说：“仲尼哀伤杞、宋灭亡而无可征验，认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制文物完备，于是和左丘明共同阅览史籍，修订《春秋》。当时只是用口头传授给弟子，左氏担心各人的说法不同而失去真实，便根据原有事实作传，以求取信。”这样看来，经和传之间有相互依辅的关系，不应只推尊孔氏。即使说左氏传是附着《春秋》而作，其中记载的事实和文辞已经没有不可信的地方，那么公羊、谷梁两家又有什么必要呢？然而，汉初三家传记鼎立于学宫之中，尹氏、君氏、盟蔑、盟昧、筑▯、筑微、厥憖、屈银等文字，又常常与左氏相互抵牾，这类情况多得数不清。经文只有一份，尚且会出现彼此各有一套是非标准的情况，何况那些有无、疑似、隐微而难以明白的地方呢？所以可知三家各自接受师承，以口头解释流传；即使是左氏传，也是孔子以后形成的书。自汉代以来，经文依靠传文流传，马端临认为其中有按照己意增删的嫌疑，并非没有道理。南宋的大儒顾复又把其中按照己意增删的文辞拿来作悬想臆测，断定那些可以解释的称为正例，把那些不能解释的强行称为变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篇、一篇、二十篇〕 李氏【先芳】《春秋辨疑》未见 王氏【世贞】《春秋论》四篇 现存 《江南通志》说：世贞，字元美，太仓人。嘉靖丁未进士，授刑部主事，历任郎中，出任青州兵备副使，历任山西按察使，入朝任太仆卿，以右副都御史身份抚治郧阳，升任南大理卿、应天府尹，请求归乡，后起用为南京刑部、兵部两部侍郎，授刑部尚书。汪氏【道昆】《春秋左传节文》十五卷 现存 《江南通志》说：道昆，字伯玉，歙县人。嘉靖丁未进士，官做到兵部左侍郎。吴氏【国伦】《春秋世谱》十卷 未见 谷应泰说：“国伦，字明卿，兴国人，嘉靖庚戌进士，授中书舍人，升任兵科给事中，降为南康府推官，调任归德，起用后任建宁、邵武二府知府，又调任高州，升为贵州提学副使，任河南参政。” 陆元辅说：“此书把《春秋》各诸侯国的事实中见于《史记》和其他书籍的内容，按国别分列为诸侯世家。我得到的是作者亲手抄写的本子，尚未刊行。” 徐氏【学谟】《春秋亿》

译六卷 现存 学谟在自序中说：“解释经书，大概没有比《春秋》更困难的。不是解释字句困难，而是能够阐明圣人的意旨困难。如今解释《春秋》的人，大多以左氏传作为证据，再参用公羊、谷梁两家。他们根据事实来安排文辞，依据文辞来制定义例。事实相同，文辞就相同；文辞相同，义例就相同，按理说本来不应有不同。然而正例和变例互相错杂，权衡取舍却各不相同。例如继位后弑君这一件事，有的记载即位，有的不记载即位。纪年这一件事，有的记载王正月，有的不记载王正月；有的只记春王而不记正月。讨伐国家这一件事，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有的记爵位，有的不记爵位。专任将领统率军队这一件事，有的删去公子二字，有的不删去公子。弑君这一件事，有的明白写出是弑君，有的不明白写出是弑君。于是三家各自根据这些文辞加以解释，但回到《春秋》的原文去寻求，它们的解释全都没有根据。假如《春秋》的原文单独流传于世，那么千年以后，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指明这些文辞究竟指向什么。所以学者不得不依据传来探求经。‘经’这个字，含义是常道，也就是简易、明白、通达。圣人作经，是要把法则垂示给无穷的后世，却偏要写成隐微、暧昧、难以明白的言辞，仿佛设置遮蔽物，还必须依靠传来为它猜测解释，这同日月要借火炬的光，又有什么不同呢？” “必定不是这样。”考察班固《艺文志》说：“仲尼哀伤杞、宋灭亡而无可征验，认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制文物完备，于是和左丘明共同阅览史籍，修订《春秋》。当时只用口头传授给弟子，左氏担心各人说法不同而失去真实，便依据原有事实作传，以求取信。”这样说来，经和传之间有辅车相依的关系，不应只推尊孔氏。即使说传是附着《春秋》而作，其中的事实和文辞已经没有不可信的地方，那么公羊、谷梁两家又有什么必要呢？然而，汉初三家传记在学宫中鼎立，尹氏、君氏、盟蔑、盟昧、筑▯、筑微、厥憖、屈银等文字，又往往与左氏相互抵牾，这类情况多得数不清。经文只有一份，尚且会出现彼此各有一套是非标准的情况，何况其中那些有无、疑似、隐微而难以明白的地方呢？所以可知三家各自接受师承，以口头解释流传；即使左氏传，也是孔子以后形成的书。自汉代以来，经文依靠传文流传，马端临认为其中有按己意增删的嫌疑，并不是毫无道理。南宋大儒顾复又把那些按己意增删的文辞拿来作悬想臆测，断定可以解释的为正例，不能解释的便强行称作变例。至于说仲尼从所记行事的事实中，把自己置于上天的位置，删去天而归于王，把国君的位次夺走，从卿大夫那里删去氏族称号，完全不加顾忌，这即使是当时进呈时所说的话，意在使人接受简约的主旨，但把它作为解释传还可以，作为解释经却不可以；这样一来，寻求得越深却离圣人的本意越远，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圣人的意旨，难道还能够真正看见吗？圣人的意旨简约、平易、明白、通达，归根到底不过是遵循人道，端正王法，褒奖善行、憎恶恶行，肯定正确、否定错误，删去繁杂而举出要旨，依据事实直书罢了。因而在天之下系联王，文王、武王的威灵仍然存在；把笔托付给史官，周公的衮服和钺斧也都保存着。即使其中有褒奖、避讳、贬抑、损减，都是天子的事情、史官的职分，孔子全都没有把自己牵涉进去。因此，二百四十二年间诸侯、卿大夫的功劳和罪过，不必逐一在爵位、氏族、名号和家族的授予与剥夺上反复衡量，而他们的实情本来就没有能够逃脱的。故说：‘其中记载的事实，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其中的文辞，是史官的文辞；其中的义理，是防止窃取天子权力的说法。’对于《春秋》，还有谁能比孟子说得更加深切明白呢？我不自量力，填补郧阳任所的空闲，因而想起杜征南在襄阳时为左氏作笺注，便重新搜集三传，以及范、杨、何、孔诸家的疏解和胡氏的传，冒昧加以汇编，稍微删略其中正例、变例的条目，删去那些关于有无、疑似的文辞，只采录其中不违背义理的说法，用来符合防止孔子窃取天子权力这一义旨，汇编成一部书，题名为《春秋亿》，共若干卷。” 我也知道不可能侥幸猜中，只是不敢轻视传文而蔑视经文，随意跟着别人猜测隐语，以至坐失圣人的意旨罢了。万历丁丑年夏。《经义考》卷二百二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三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六】姜氏【宝】《春秋事义考》二十卷 现存 《春秋读传解略》二十卷 未见 宝在自序中说：“《春秋》是圣人传授心法的要典，是历代君王不变的大法，全部都在这部书中。而胡氏传是本朝所尊崇的，用来考核士子，我怎么敢在其中有所赞否呢？我听程子说：‘依据传来考察经所记的事迹，依据经来辨别传的真伪。’朱子说：‘左氏传是史学，记事者可以取用；公羊、谷梁传是经学，探究义理者可以取用。’我曾经依据这些话来探求，认为学习这部经的人，不应在一句一字上寻求圣人的褒贬，只应观察其中所记载的事实，以求得对是非善恶最恰当的判断。考察《诗经》所以亡失的原因，在于成周政治衰败，而这正是《春秋》所以产生的缘由；考察左氏传所以属于史、公羊和谷梁所以属于经，再考察经文，借此辨别传的真伪，借此探求圣人所说的‘了解我、怪罪我’。关键在于通过删削文辞寄托褒贬；如果被误解为天子赏善罚恶，便成了圣人不敢担当的事情，所以只能说圣人是在义理上有所取用，而不是像胡氏所说，把二百四十二年的南面之权寄托在《春秋》中。圣人根据自己的褒贬，竟敢代替天子赏善罚恶。这样探求，差不多可以得到圣人的心意了吗？胡氏从成公、襄公以后多有失传之处，如今我把这些全部纂集著录，希望使尚未明白的得到明白，使尚未完备的得到完备，于是题名为《事义全考》。” 万历乙酉年冬。黄虞稷说：“为胡传疏通其义，以便于学者研习。” 孙氏【应鳌】《春秋节要》未见流传。林氏【命】《春秋订疑》十二卷。未见流传。黄虞稷说：“林命，字子顺，建安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官至广东按察司副使。” 方氏一【木】《春秋要旨》未见流传。《休宁名族志》说：方一木，字近仁，嘉靖乙夘举人，官至台州府同知。颜氏【鲸】《春秋贯玉》六卷。尚存。颜鲸在自序中说：“嘉靖己酉年冬天，我在山中读礼，检阅先人遗留下来的经书，读到《春秋》左氏传时，担心它博闻强记、材料错杂陈列，得到刘芦泉的《左传类解》后，内心深感契合。又取《公羊传》《谷梁传》和胡氏传，采录其中文辞古雅而义理优美的；又取各家的注疏，采录其中事实核实而意义明白的，亲手抄录下来。前后共经历三个寒暑，才编成此书，命名为《春秋贯玉》，收藏在巾箱中。” 陈氏【锡】《春秋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