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三

译《隋书·经籍志》记载五卷。已亡佚。杜氏【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隋书·经籍志》记载三十卷。今仍存世。《晋书》记载：杜预，字元凯，是京兆杜陵人。起初任尚书郎，后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因功晋爵为当阳县侯。杜预建立功业后，平日无事，便专心钻研经籍，撰成《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各家谱第，称作《释例》。还撰写《盟防图》《春秋长历》，终于形成一家之学。到年老才完成。秘书监挚虞称赏他说：“左丘明本来是为《春秋》作传的，后来《左传》竟独自流传；《释例》本来是为《左传》而设的，但它所阐明的内容，哪里只是《左传》的意义？所以《释例》也独自流传。”杜预曾说：“王济有爱马的癖好，和峤有爱钱的癖好。”武帝听说后，问杜预：“你有什么癖好？”杜预回答：“臣有爱好《左传》的癖好。” 杜预自序说：“《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记事的人，以事情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时，以时系于年，这是用来记载远近、区别异同的。所以史书所记载的事，一定先标明年份，再以此开头记事。一年有四时，所以交错举列四时，用来作为史书所记内容的名称。周礼设置史官，掌管诸侯国和四方的事务，使四方的意愿得以通达。诸侯也各自有国史，大事写在册上，小事写在简牍上罢了。孟子说：‘楚国称它为《梼杌》，晋国称它为《乘》，鲁国称它为《春秋》，其实是同一种书。’韩宣子出访鲁国，看到了《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啊！我到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之所以能够称王天下的原因。’韩宣子所看到的，大概是周朝旧有的典章礼经。周朝的德政衰微以后，官员失去了职守，居上位的人不能使《春秋》所记之事昭明，诸侯报告、文书以及各种记载和注释，多有违背旧制度的地方。孔子依据鲁国史书和策书中已经形成的文字，考察它们的真伪，并记载其中的典章礼制；对上是为了遵循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对下是为了阐明后世应当遵循的法则。对于其中所保存的教化、而文字又有所损害的地方，便删削改正，用来显示劝善惩恶的意义。其余部分，都直接采用旧史的文字。史书有文辞华美和质朴的不同，言辞有详略的差别，不必一概改动。” “所以《左传》说：‘那是善于记载的史书。’又说：‘不是圣人，谁能修订它？’大概周公的意旨，是孔子承接下来加以阐明的。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经文，认为经是不可删改的书。因此《左传》有时先于经文来开始叙述事情，有时后于经文来结束义理，有时依照经文辨析道理，有时错综经文以会合不同说法，随着义理的需要，阐发它所重视的条例。旧史遗留下来的文字，大略没有全部列举，因为那不是圣人修订《春秋》的要旨。左丘明身为国史，亲自阅览各种典籍，一定广泛记载、完备叙述。他的文字舒缓，防范深远，是要让学习者推究事情的起始和终结，寻求它的枝节和根本，探究它最终的归宿；以宽裕从容的方式使人自己求索，以充分饱满的内容使人自己趋向。就像江海的浸润、膏泽的滋润，最后涣然如冰消解，怡然使事理顺畅，这才算有所收获。他概括说明凡例、阐述条例的内容，都是治理国家的常制、周公传下的法则和史书的旧章，孔子承接而修订它们，从而形成一部经书的完整体例。他使隐微的事显明、幽深的义理得到阐发，并裁定义类，都是依据旧例来阐明义旨，以所记之事来确定褒贬。凡是说‘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这一类说法，都是用来开启新旧之别、阐发大义的，称作变例。” “然而也有史书没有记载某事，却正是借不记载来表达义理的情况；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左传》不说‘凡’，而是委婉曲折地加以阐明。《春秋》经文如果没有义例，只因所记事情而发论，那么《左传》只直接说出它的旨趣罢了，并不是在说明义例。因此，阐发传文体例有三种，而说明义例的情形有五种：第一，隐微而显明，文字表现在这里，而义旨却由另一处引起；例如称说氏族以尊重国君的命令，舍弃氏族称号以尊重夫人，以及‘梁亡，城缘陵’之类。第二，记载而含蓄，用简约的言辞显示制度，推求它便可以知道义例；例如‘参防不地’、‘与谋曰及’之类。第三，婉曲而成章，委曲地遵从义理训释，以显示最大的顺理；例如各种避讳，以及‘璧假许田’之类。第四，详尽而不加污饰，直书事情，文字完备而意义显现；例如‘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第五，惩罚恶行而劝勉善行，求取名声而不放纵欲望；例如掩盖而又显明，以及记载齐豹为盗、记下三名叛臣姓名之类。推求这五种体例来研读经传，触类旁通、不断扩展，联系二百四十二年间所发生的事情，王道的正理、人伦的纲纪就完备了。有人说：《春秋》通过错综文字来显示义理，若按你所说，那么经文应当有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却没有相应义理的情况。先儒所传下来的说法，都不是这样。” “回答说：《春秋》虽然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但总要用几句话才能形成完整的表达，并不像八卦的爻可以错综排列成六十四卦。因此本来就应当依据传文作出判断。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很多，现在还能见到遗文的有十多家，大体上相互承袭；向前不能做到错综研求经文以穷尽它的变化，向后又不能守住左丘明的传文；对于左丘明传文中不能通晓的地方，都隐没而不加说明，反而牵强援引《公羊传》《谷梁传》，这样只会使自己更加混乱。杜预现在之所以与众不同，是专门整理、研究左丘明的传文来解释经文；经文的条理贯串必定出自传文，传文的义例总归于凡例。推求变例来确定褒贬，删取二传而排除异端，大概就是左丘明的本意。其中有疑惑错乱之处，就全部加以讨论而暂缺定论，等待后来的贤者。可是刘子骏首先贯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也都是前代儒者中的杰出人物。末后还有颍子严，虽然浅近，也算名家。所以特意列举刘、贾、许、颍四家不同于左丘明的地方，以显示异同；把经文各年的内容同传文各年的内容分列并相互附合，各类义理分别随文加以解释，命名为《经传集解》。又另外汇集各种凡例、地名谱第和历法数术，分成各部，共四十部、十五卷，全部显明它们的异同，再依次加以解释，命名为《释例》，要让学习者看到各种聚集在一起的异同之说；《释例》对此解释得很详细。”

译“有人说：《春秋》的创作，《左传》和《谷梁传》没有明文说明，有人认为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后，修订《春秋》，建立‘素王’，明确成为‘素臣’。谈论《公羊传》的人又说：贬黜周王而以鲁国为王，行为危急而言语谦逊，以躲避当时的祸害，所以使文字隐微、义理隐晦。《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经》终于孔丘去世，请问应该如何解释？回答说：这与我所听到的不同。孔子说：‘周文王去世以后，文道不在我这里吗？’这才是制作经书的本意。他又叹息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吧！’这是为当时王者的政事感到悲伤。麟、凤以及其他五种灵兽，是王者出现时的祥瑞。如今麒麟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徒有祥瑞之应，却失去了它应有的归宿，这就是圣人因此感触的原因。在‘获麟’这一句话处绝笔，是由感触而开始，本来就应当由此作为结束。有人问：‘那么《春秋》从哪里开始？’回答说：‘从鲁隐公开始。’又问：‘周平王，是东周开始时的王；隐公，是让国的贤君。考察当时的时代，他们前后相接；说到他们的地位，则属于列国；追溯其根本，则是周公后代承继的福祚。如果周平王能够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继承并开启中兴；隐公能够弘扬祖先的事业，光大启迪王室，那么西周的美政便可以追寻，文王、武王的遗迹也不会坠失。” “所以依据它的历法纪年，附带记载相应的事情，采纳周朝的旧制，以防止后世违背成王的义理，并把法则传给将来。所记载的王，就是平王；所采用的历法，就是周正；所称的公，就是鲁隐公。哪里能说这是贬黜周王而以鲁国为王呢？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东周复兴吧！’这就是其中的意义。至于制作经书的文字，是为了彰明过去、考察将来，情意显现在辞句中；言辞高远，旨意就深远；言辞简约，义理就显微。这是常理，并不是故意隐讳。圣人周密地顾及自身的防范，已经写成之后，才又隐讳以躲避祸患，这不是我所听闻的。子路想让孔子的门人成为臣属，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并这样说；至于说孔子是素王、左丘明是素臣，也不是通行的正确说法。先儒认为孔子制作《春秋》三年，文章完成而麒麟出现，这已经是荒诞妄说；又引用经文一直说到孔子去世，也又近于诬妄。根据《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经中小邾射又不在三名叛臣的数目之内，所以我认为《春秋》是因感于麒麟而作，创作始于获麟，那么文章止于创作所起之处，才符合事实。至于说孔子反袖拭面、称叹自己的道已经穷尽，也没有可取之处。” 《左传后序》说：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刚刚平定，我从江陵回到防阳，终于把注解工作做完。汲郡县有人挖掘了境内的旧墓，获得大量古书，全都是用简编书写的科斗文字。挖墓的人不把它当回事，往往把书弄得散乱。科斗文字长期废弃，推究寻绎，不能全部通晓。起初这些书藏在秘府，我晚年才得以看到。书中所记大体有七十五卷，多是杂乱琐碎、怪诞荒妄的内容，不可训释通晓。《周易》和《纪年》最为分明。《周易》上下篇与今本完全相同，另外还有阴阳学说，却没有彖、象、文言、系辞等文字。我怀疑在那个时代，这些内容是孔子在鲁国编纂的，还没有传播到远方诸国。它的《纪年》篇从夏、殷、周开始，记载的都是三代王室的事情，没有分别记载各诸侯国，只特别记载晋国，从殇叔开始，接着记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庄伯。庄伯十一年十一月，就是鲁隐公元年正月；全书都采用夏正，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按年份相次编排。晋国灭亡以后，只记载魏国的事情，下至魏哀王二十年，大概是魏国的史记。推算校验魏哀王二十年，这一年太岁在壬戌，是周赧王十六年、秦昭王八年、韩襄王十三年、赵武灵王二十七年、楚怀王三十年、燕昭王十三年、齐湣王二十五年。”},{ 上距孔丘去世一百八十一年，下距当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年。哀王，据《史记》记载，是襄王的儿子、惠王的孙子。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去世，襄王即位；襄王在位十六年去世，哀王即位。古书《纪年》记载，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改元第一年起，到第十六年称惠成王去世，这里的惠成王就是惠王。由此怀疑《史记》误把惠成王时期分作后王的年号。哀王到二十三年才去世，所以特意不称他的谥号，而称作“今王”。这部书的文字意思，很像《春秋》经文。由此推知，足以看出古代国史记载史事的通常做法。书中记载鲁隐公和邾荘公在姑蔑结盟，这就是《春秋》所记的邾仪父；因为他还没有得到周王的命令，所以不记爵位，只称“仪父”，这是为了表示尊贵。又记载晋献公会见 虞国军队攻打虢国，灭亡下阳；这就是《春秋》所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之所以先写虞国军队，是因为这个缘故。又记载周襄王在河阳会合诸侯，这就是《春秋》所记的“天王狩于河阳”；以臣下召见君王，不合乎可以垂训后世的道理。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里略举几条，用来说明国史都是承接告报、据实记载当时的事，而仲尼修订《春秋》，则按照义理制定不同的文字。又记载卫懿公和赤翟在洞泽交战，怀疑“洞”应当是“泂”，就是《左传》所说的“荧泽”。齐国的国佐来进献玉磬和纪公的甗，这就是《左传》所说的“宾媚人”。书中所记的许多事情都与《左传》相符，却与《公羊传》《谷梁传》不同，由此知道这两部书是后世穿凿附会的作品，并不是真正的《春秋》。它的本意已经很清楚了。虽然它的记载不完全与《史记》《尚书》相同，但把几方面的材料参照起来考求，可以使学者的认识端正。另有一卷，专门汇集疏解《左氏传》中关于卜筮的事情，上下次序和文字意义都与《左传》相同，名叫《师春》。《师春》似乎是抄集此书者的姓名。《纪年》又记载，殷仲壬即位，居住在亳，任命卿士伊尹。仲壬去世后，伊尹把太甲放逐到桐地，便自行即位。伊尹即位后，放逐太甲七年；太甲暗中从桐地出来，杀死伊尹，于是立伊尹的儿子伊陟、伊奋为卿，并下令恢复其父的田宅，把它们分成两份。可是《左氏传》说：“伊尹放逐太甲而辅佐他，最终没有怨恨的神色。”这样看来，太甲虽然被放逐后又回来，杀了伊尹，却仍然任用他的儿子为相。这与《尚书》叙述太甲的事情大不相同，不知道是老年伏生因年老昏忘而造成的，还是这部古书本来就是当时的杂记；总之，不足以据此考定事实。因为它大致对《左氏传》有些帮助，所以略加记述，附在《集解》的末尾。陆德明说：“旧时，孔夫子的经书和左丘明的传分别成卷，杜氏把二者合在一起加以解释，所以称为《经传集解》。” 权德舆说：“仲尼阐明周公的志意而修订经书，丘明接受仲尼的经书而作传，元凯喜爱丘明的传而作注。左氏有不依附经文而单独成篇的传，杜氏又把传文错杂开列在经文各年之下，恐怕会丧失经书的根本。”

译晁公武说：晋代杜预，字元凯，汇集刘子骏、贾景伯父子、许惠卿以及颍子严的注解，把经文各年的内容同传文各年的内容相互附列，所以题名为《经传集解》。它的阐发说明很多，古今都称赞它。然而它的弊病，是舍弃经文而相信传文。例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战，《左传》记载秦军战败，而经文没有记载；杜预认为晋国正直、秦国理亏，所以解释说，韩之战记载交战时，是因为成公在军中重新执政，不需要报告战胜之事；至于俘获敌人有功，也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这些说法都不符合《左传》的体例。他不说是传文错了，反而妄称经文有缺漏，其中最严重的，竟达到这种程度。郑樵说：杜预解释《左氏》，颜师古解释《汉书》，之所以得到忠于经书之臣的名声，是因为他们把所能做的都做到了。《左氏》在杜氏以前，究竟有多少家解释？一经杜氏整理以后，后人便不能再说一句话。《汉书》在颜氏以前，究竟有多少家解释？一经颜氏整理以后，后人便不能改变他的说法。即使有人提出不同说法、改变他的解释，也像朝阳和晓星一样，不能拥有他的光明。像这样的人，才可以解释经书。如果写的文字很多，却看不见经书的要旨；写的文字很简略，却遗漏了经书的要旨；那么自从我提出自己的说法以后，后人再有解释的，都不是作笺释的人了。传注之学兴起以来，只有这两个人，大概接近于理想境界了吧？这是什么缘故呢？古人的话之所以难以理解，并不是因为书中的道理意义难懂，实际是因为书中所涉及的事物难以明白；也不是因为古人的文辞难懂，实际是因为古人的文辞中有些地方与今天不相通，所以难以明白。能够弄清《尔雅》是怎样写成的，就可以知道笺注应当遵循的原则；不明白《尔雅》是怎样写成的，就不能认识笺注的旨归。二人通晓《尔雅》，确实高明啊！颜氏所通晓的是训诂，杜氏所通晓的是天文、历法和地理。颜氏讲解训诂时，就像在同古人面对面交谈；杜氏讲解天文、历法和地理时，就像羲和推步天象、禹治理水患一样。不过二人也各有所短：杜氏不懂虫、鱼、鸟、兽、草、木的名称，颜氏不懂天文、地理。孔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明智。”杜氏对于天文、历法和地理方面的论述，无不探究到极致；至于虫、鱼、鸟、兽、草、木的名称，就引用《尔雅》来解释。颜氏对于训诂方面的论述非常通畅；至于天文、地理，就粗略带过。这就是不知道却承认不知道。其他那些纷纷杂说的人，又是干什么的呢？他们解释的究竟是哪部经，阐明的究竟是哪门学问？朱子说：“杜预解释《左传》，不拘守经文的范围，也自成一部书；郑玄的笺注不懂得经文的大旨，所以多半随着句子逐句解释。” 叶适说：“杜氏在《左传》上用力深久，能够使后世浅陋庸俗、荒诞不经的说法减少七八成。初学者从这里入门并继续深入，所达到的境界越深，那么对于《春秋》的大义就相差不远了。” 陈振孙说：“关于它撰述的意图，序文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专门阐述丘明的传来解释经义，后世把他看作左氏的忠臣。但它的弊病，有时是抛弃经文而相信传文；对于传文来说确实忠诚了，但经文怎么办呢？” 黄泽说：“杜元凯解说《春秋》，虽然委曲地顺从左氏，有许多违背经文禁戒的地方，但穿凿附会之处却很少。”又说：“元凯专门阐述丘明的传来解释经义，这在《春秋》一书中功劳最大。不过左氏有错误的地方，必须努力加以辨明，这才不至于违背经文禁戒；这就是所谓爱护一个人却也知道他的缺点。而杜氏却一概委曲顺从，这就是他的弊病。”又说：“推究变例来确定褒贬，相信二传而排除异说，这是杜元凯的长处，可以作为准则。” 《春秋世谱》【《通志》作《小公子谱》】《宋志》著录七卷【《通志》著录六卷】已佚。《春秋释例》《隋志》著录十五卷。未见传本。挚虞说：“左丘明本来是为《春秋》作传的，但《左传》后来竟独自流行；《释例》本来是为传文而设的，但它所阐明的难道只是《左传》吗？所以也独自流行了。” 《崇文总目》著录共五十三例。黄泽说：杜元凯在撰成《春秋经传集解》之外，另有《释例》一部，凡是地名之类，无不各有说明。这些内容是前代经学家辗转传授下来的，因此可以相信。晁公武说：“晋代杜预所传的书，共四十部；他汇集《左传》的各种条例以及地名谱、历数，把其中的异同都显示出来，并加以解释，阐发尤其多。过去人们称杜预为《左氏》的忠臣，而杜预自己说有‘传癖’，看这部书尤其可以相信。”陈振孙说：“唐代刘蕡为它作了序。” 吴莱《后序》说：《春秋左氏》在汉初本来没有传文。刘子骏开始阐明它，想把它立为学官，但诸儒没有响应。然而传习它的人也已经很多了。贾景伯、服子慎都作了训解。到了晋代，杜元凯又作《经传集解》三十卷、《释例》四十卷，并且一再指斥刘氏、贾氏的违背之处，唯独没有说服氏。难道是没有见到服氏的书吗？按理也不应当没有见到。 《世族谱》取法于刘向，《世本地志》取法于《泰始郡国图》，《长历》取法于刘洪。乾象历一向被世人称道，说它的天文、星历最为高明；然而解说经义时多半曲意迁就传文，似乎不能算是左氏的忠臣。南北分裂时，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代永嘉年间的旧抄本。华阴徐生前去阅读它，便撰写《春秋义章》来教授学者。这样看来，永嘉年间还没有崇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杜骥世代传习这门学问，所以齐地也有很多人学习它。杜坦是杜元凯的玄孙。姚文安、秦道静起初也学习服氏，后来又兼讲杜氏的学说。刘兰、张吾贵之类的人，则又综合考察两家的异同，义例层出不穷。唉！汉初学习经书的人专守师说，而如今河洛一带学习传文的人尊奉服子慎，江左一带则崇尚杜元凯了。” 晋代刘兆开始采集《公羊传》《谷梁传》和《左氏传》的学说，撰作《春秋调人》；如今刘兰、张吾贵又调和服氏、杜氏的学说了。圣人的道理难道不是因此不再自守而越来越分散了吗？自从唐代孔颖达撰《春秋正义》只采用杜氏之说，不仅刘氏、贾氏的学说没有保存下来，服氏的义理也不能全部见到。实在不如把两家的学说都保存下来，以看清服氏、杜氏究竟哪一家更好。如今《释例》完整存在，还有刘蕡的序。刘蕡在太和年间回答贤良策问，讥刺、抨击君主，斥骂宦官，文章极其激烈。他的学问以《春秋》为根本，与汉代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相比，可以相上下。刘蕡也把自己比作董仲舒，并且说：‘从前董仲舒向汉武帝陈说而没有说尽的道理，今天我再替陛下说出来。’刘蕡真是壮烈啊！至于他为这部书作的序，却完全不像唐文衰落到极点时的文章。《春秋左传音》《七录》著录三卷。已佚。《隋书》记载，梁代有《服防杜预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隋志》著录二卷。已佚。《春秋经传长历》已佚【只有评论流传】。

译杜预自序说：“《尚书》说：‘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确定四时，成就一年，使百官得到治理，众多功业都兴盛。’因此天子一定设置日官，诸侯一定设置日御，世代修习这一职掌，以考察历法。举全数来说，所以说三百六十六日；实际上是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之一有余数。日官应当防备并汇集这些运行迟速的差异，以考察朔日、晦日的错综变化，从而设置闰月。闰月没有中气，北斗斜指两个地支之间，因此不同于其他月份。把这些积累起来使之相互贯通，四时八节没有差错，才能形成一年。其中的精微周密达到极点。掌握它的精微之处，用来符合天道，事情就能有条理而不违背。所以《左传》说：‘用闰月来调正时令，依时令来兴办事务，依事务来使民生厚实；养育百姓的道理，就在这里。’然而阴阳的运行随着运动而产生差异，差异不断积累，终于同历法错乱。因此仲尼、丘明每逢朔日和闰月便发明文义，大概是为了纠正历法的得失，借此阐明历数。桓公十七年发生日食，史官知道是朔日，却缺少具体日期，所以只写‘朔’。僖公十五年发生日食，史官连朔日和具体日期都缺失，所以传文根据其中的得失，同时揭发当时史官的错误，并且借此说明其他问题。” 有些日食，是历法失去了准确性。庄公二十五年《春秋经》写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于是击鼓并在社神前用牲祭祀。周历的六月，是夏历的四月，也就是所谓正阳之月。当时历法有误，实际是七月初一，并不是六月初一，所以《左传》说‘不是正常现象’。只有正月初一，邪恶之气还没有发生，若发生日食，才会在社神前用币帛祭祀，在朝廷击鼓；这不是在通常月份用币帛、击鼓，而是因为发生变异、历法错误才这样做。文公十五年的经文与此完全相同，却又重新发明一例，传文说‘不合礼’，说明前一传是要审定正阳之月，后一传则是要阐明诸侯的礼制。这正是圣贤深微的用意，是先儒没有明白的。昭公十七年夏季六月发生日食，而平子说这不是正阳之月，以此欺骗一朝之人，近似于把鹿说成马，所以传文说‘不像国君’，同时也借此说明这个月确实是符合天时的正阳之月。刘子骏制定《三统历》来修订《春秋》；《春秋》所记有甲乙日的日食共有三十四次，而《三统历》只有一次。它的历法比各家既最为疏略，又每经过六千多年就增加一日；本来年份应当累积日数形成次序，却无缘无故增加一日，这是最不可实行的做法。班固是前代著名儒者，却说它最为精密；不只是班固，自古以来凡是论说《春秋》的人，大多叙述错误，有的创立自家历法，有的采用黄帝以来的各种历法，来推算经传中的朔日，都不能相互符合。日食发生在朔日，这是上天的验证；经传又记载其为朔日，可以说符合天意。然而刘氏、贾氏等儒者都认为是在初二或初三，公然违背圣人的明文。他们的弊病在于固守一个元始，不随天道的消长变化而调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三日〕 我感慨于《春秋》的记事，曾经撰写《历论》，极力说明历法的普遍道理。它的大意说：天体运行不停，日月星辰各自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都是运动的物体。物体运动就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运行的度数大致可以限定，累积日数成为月份，新旧依次相接，也不可能没有细微的差异，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春秋》中有接连数月发生日食的情况，也有相隔多年不发生日食的情况；事理不可能完全相同，而计算却拘守恒定的数目，所以历法没有不产生误差的。起初只是误差极其细微，还不容易察觉；积累多了，达到弦、望、朔、晦等日期发生偏差，就不得不修改历法来适应它。《尚书》所说‘敬谨地顺从昊天，推定日月星辰的运行’，《易经》所说‘治理历法以明确时令’，是说应当顺应上天以求符合，并不是先求符合再拿它来验证上天。由此推论，《春秋》二百多年间，历法的调整变通很多。即使有关数术已经失传，仍然可以寻绎经传中隐微的意思，大致知道时令历法的错误；那么经传就是有验证的，学者本来应当曲折地遵循经传所记的月份、日期和日食，来考察晦朔。若用推算来验证时日，却处处不相符合，各自依据自己的学说来推算《春秋》，这无异于量自己的脚，却想削别人的脚来适应鞋子。我撰写《历论》之后，到咸宁年间，善于计算的李修、夏显依照《历论》的体例制定历法，命名为《干度历》，上表呈给朝廷。” 它的历法符合太阳运行四分之一度的数值，并稍微增加月亮运行的数值，采用每三百年修改历法的原则，以二元相互推算，每七十多年又根据强弱承接调整；强弱的差异大概很小，却恰好足以长久贯通盈缩变化。当时尚书和史官把《干度历》同《太始历》相互参照，校勘古今的记载和注解，《干度历》明显优胜。如今它的历法还完整保存着，当时又一并考察古今十种历法，用来验证《春秋》，由此知道《三统历》最为疏略。现在把各个时日得失的数目详细列出，又依据经传中的微言和证据，考察失闰以及日期、朔日、晦日，以相互发明，撰成《经传长历》。经传中可以作为证据的文字，以及失闰时的文字错误，都加以辨析揭示；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天道，大概却是《春秋》时代所使用的历法。学者可以阅读它。” 《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七十四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春秋》【七】刘氏【实】《春秋条例》《隋志》著录十一卷。已佚。《左氏牒例》《唐志》著录二十卷。已佚。《晋书》记载：刘实，字子真，是平原高唐人。泰始初年，任少府；咸宁年间，转任尚书。元康九年，以策问授官为司空。怀帝即位后，授任太尉。他从年轻到老年，专心学习而不知疲倦，尤其精通《春秋》三传。他辨正《公羊传》，认为卫辄不应当推辞，因为有王父的命令；祭仲则失去了做臣子的节操。他列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明臣子应守的体制，于是流行于世。又传授《春秋条例》二十卷。《春秋公羊达义》【《唐志》作“达违”】《七录》著录三卷。已佚。《集解春秋序》《隋志》著录一卷。已佚。泛氏【毓】《春秋释疑》已佚。《晋书》记载：泛毓，字稚春，是济北卢人。武帝征召他补任南阳王文学、秘书郎、太傅参军，他都没有赴任。当时青州、徐州一带隐逸的士人刘兆、徐苗等，都致力于教授学生，只有泛毓不收门徒，清静自守。当时有喜好古道、仰慕德行的人来向他请教，他也敞开心怀加以开导，用举一反三的方式启发他们，综合《春秋》三传为之作解注。撰写《春秋释疑》《肉刑论》等著作，共七万多字。刘氏【兆】《春秋公羊谷梁传解诂》

译《隋志》著录十二卷。已佚。《春秋三家集解》《唐志》著录十一卷。已佚。《春秋左氏全综》已佚。《春秋调人》已佚。《晋书》记载：刘兆，字延世，是济南东平人。他博学多闻，温和笃厚，善于诱导。跟随他学习的人有数千人。武帝时期，五次征召他到公府，三次征召他为博士，他都没有赴任。他潜心著述，几十年不出门庭。由于《春秋》这一部经书有三家传文而道路各不相同，诸儒关于是非的争论纷纷扰扰，彼此互相视为仇敌。于是他思考如何会通三家的差异。《周礼》中有调人这一官职，他便撰写《春秋调人》，共七万多字，全面论述三家传文的始末，使大义没有乖违。遇到彼此不合之处，就列举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来加以会通。他又撰写《春秋左氏解》，命名为《全综》；《公羊》《谷梁》的解诂，也都收入经传之中，并用朱笔书写以加区别。王氏【接】《公羊春秋注》佚失。《晋书》记载：王接，字祖游，是河东猗氏人。永宁初年，被举为秀才，授任中郎。王接学问广博通达，尤其精通《礼》和《左氏传》。他曾说，《左氏》的文辞和义理丰富，是自成一家的著作，并不是专门为解释经书而写的。《公羊传》依附经文而立传，经文没有记载的，传文不妄加发挥；在文辞上较为简约，贯通经义则是它的长处。任城人何休的训释十分详尽，但贬斥周、王、鲁三家，基本上有所乖违。而且何休自认为通晓《公羊》，却往往反过来成为《公羊》的弊病。王接于是重新注释《公羊春秋》，其中有许多新的义理。王氏（王愆期）注《春秋公羊经传》。《隋书·经籍志》记十三卷，《唐书·经籍志》记十二卷。佚失。《晋书》记载：王接的长子王愆期，流寓江南。他沿着父亲原来的意旨，重新注释《公羊传》。陆德明说：王愆期，字门子，河东人，东晋时任散骑常侍，封辰阳伯。《公羊难答论》。《七录》记二卷，《唐书·经籍志》记一卷。《隋书》记载：晋车骑将军庾翼向王愆期提问，由王愆期作答。王氏（王长文）《春秋三传》。佚失。《华阳国志》记载：王长文，字德儁，是广汉郪人。被察举为孝廉，却没有就任。后来授任蜀郡太守。他认为《春秋》的三传解释经文各不相同，常常因此产生争论，于是依据经文摘取传文，撰成《春秋三传》十二篇。张氏（张靖）《谷梁传注》。《隋书·经籍志》记十卷。佚失。《隋书》记载：晋堂邑太守。江氏（江熙）《公羊谷梁二传评》。《唐书·经籍志》记三卷。佚失。徐氏（徐干）《春秋谷梁传注》。《七录》记十三卷。佚失。陆德明说：“徐干字文祚，东莞人，东晋时任给事中。” 孔氏（孔衍）《春秋谷梁传》（《唐书·经籍志》作《春秋谷梁传训注》）。《隋书·经籍志》记十四卷，《唐书·经籍志》记十三卷。佚失。《春秋公羊传集解》。《七录》记十四卷。佚失。《晋书》记载：孔衍，字舒元，鲁国人，是孔子的第二十二世孙。中兴初年，补任中书郎，兼领太子中庶子。出任广陵郡（太守）。程氏（阙名）《春秋经传集注》（《隋书·经籍志》作《春秋谷梁传》）。《唐书·经籍志》记十六卷。佚失。胡氏（胡讷）《春秋谷梁传集解》。《七录》记十卷。佚失。《春秋三传评》。《隋书·经籍志》记十卷。佚失。《春秋集三师难》。

译《七录》记三卷。佚失。《春秋集三传经解》。《七录》记十卷，《唐书·经籍志》记十一卷。佚失。刘氏（刘瑶）《谷梁传注》。佚失。范氏（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隋书·经籍志》记十二卷。今存。《晋书》记载：范宁，字武子，脱去布衣出仕，任余杭令，升任临淮太守，征召授任中书侍郎，补任豫章太守。范宁认为《春秋》谷梁氏还没有好的解释，于是沉思多年，为它编撰集解；其义理精密审慎，受到当世重视。后来徐邈又为它作注，世人也称许徐注。范宁自序说：“从前周道衰落，乾纲断绝，礼制败坏，音乐崩坏，常伦因此败坏。弑君、叛逆、篡夺、盗窃之事，各国都有；放纵淫乱、破坏义理的人比比皆是。因此，妖异灾害因祸乱而发生，民间风俗也受到感染而改变。阴阳因此失去常度，七曜因此出现盈缩，山川因此崩塌枯竭，鬼神因此降下灾厉。所以父子之间的防范有了缺失，《小弁》的讥刺便产生了；君臣之礼废弃，《桑扈》的讽谏便兴起；夫妇之道断绝，《谷风》一篇便作成；骨肉亲情离散，《角弓》的怨恨便显现；君子的道路阻塞，《白驹》一诗便被创作出来。上天显示征象，呈现吉凶；圣人制定训诫，记载成败，是希望君主谨慎自己的行为，增加修养德行、整治政治。只是对你们谆谆教诲，你们却轻视我的话。脚踩到秋霜，坚冰的形成就有了开端。四方夷族相互侵扰，华夏与戎族混杂相通。周幽王因暴虐遭受祸患，周平王因势力微弱而向东迁都。征伐不由天子的命令，号令出自权臣之门。因此，两观之刑显现，臣下之礼便亡失；朱干之舞设置，君主的权力便丧失。下位凌驾上位，上位衰替，僭越逼迫发展到极点，天下动荡，王道全都消失了。孔子看到大海横流，于是长叹说：‘周文王已经去世了，礼乐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意思是，文王之道已经丧失，振兴它的人就在自己。” 于是孔子到太师那里订正《雅》《颂》，又根据鲁国史书编修《春秋》。他把《黍离》列入《国风》，把王者的德行降低到诸侯国君的层次，用来说明周王室已经不能恢复雅正的政治，教化也不足以施及群臣诸侯。当时编到鲁隐公，于是便以此作为开端。《春秋》包含天地阴阳化育的道理，赞明人道幽微的变化，列举得失以彰明贬黜升降，阐明成败以显示劝诫，挽救衰败的纲纪以继承三王五帝的事业，鼓扬美好的风气以驱散世俗尘垢。一个字的褒扬，恩宠超过华衮之服的赏赐；片言只字的贬斥，耻辱超过在朝市受鞭打。德行所扶助的人，即使卑贱也一定得到伸张；义理所抑制的人，即使尊贵也一定受到屈抑。因此，依附世俗、隐藏罪恶的人，无法逃避它的罪责；暗中修德、独自施行的人，也无法隐藏他的名声。这确实是不变的宏大法则，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循的经典。先王之道既已弘扬，麒麟感应教化而来；于是根据所发生的事情写完全文，所以在这一年停笔。成就天下的事业，判定天下的是非，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春秋》的传有三家，但作为经书的屏障，各有不同：第一，褒贬好坏不同，褒扬贬斥的用意也各异。这大概是因为九流分立而微言隐没，异端兴起而大义乖离。左氏认为鬻拳以武力进谏是爱护君主，认为鲁文公接受币帛是合乎礼；谷梁认为卫辄拒绝父亲是尊奉祖先，认为不接纳子纠是对内乱的厌恶；公羊认为祭仲废黜君主是权宜行事，认为把妾母称为夫人是符合正统。把武力进谏说成爱护君主，难道是说人主可以被臣下胁迫吗？把接受币帛说成合乎礼，难道是说居丧期间可以成婚吗？把拒绝父亲说成尊奉祖先，难道是说做儿子的可以叛父吗？把不接纳子纠说成厌恶内乱，难道是说仇敌也可以容纳吗？把废黜君主说成权宜行事，难道是说国之神器可以被人窥伺吗？把妾母称为夫人，难道是说嫡庶可以相等吗？像这一类说法，伤害教化、损害义理，是不能勉强解释通的。各种传注都以贯通经义为主，经文则以义理必然恰当为原则。最恰当的道理不可能有两个，而三传的说法却各不相同，难道不应该抛弃它们各自的滞碍，选择正确的而遵从吗？既然不可能全都恰当，那么本来就可以全都不正确。假如最精深的言论幽微断绝，无从选择正确的说法，难道不可以把三家一并舍弃，以求得共同的根本依据，再用义理贯通经文吗？即使我所认为正确的还没有完全恰当，难道能因为达到完全恰当很难，就自行断绝寻求贯通经义的希望吗？然而自汉朝兴起以来，名望很高的鸿儒硕学各自相信所承习的学说，是非纷乱交错，没有统一裁定，因此有父子意见不同的议论，有石渠阁争论的说法；学说的废兴取决于个人好恶，盛衰也随之相继。这种争辩固执的情形，大概不是通达事理的最高原则，实在是君子所叹息的。左氏的文辞艳丽而丰富，缺点在于近于巫诞；谷梁的文辞清雅而委婉，缺点在于简短；公羊的论辩明白而有裁断，缺点在于流俗。如果能够丰富而不流于巫诞，清雅而不短浅，有裁断而不流俗，那就是深得三传之道的人。因此，君子研究《春秋》，到终身也不停止。升平末年，岁在大梁，先父在北方藩镇任职，回车停驾于吴地，于是率领门生故吏、我的兄弟子侄，精研讲习六经，接着研讨三传。左氏有服虔、杜预的注，公羊有何休、严彭祖的训释。至于谷梁传，虽然接近十家注本，却都属于肤浅的末流学问，没有得到经学宗师的传授；文辞、义理、典故和依据，既没有可观之处，又引用左氏、公羊来解释这部传，文义彼此违背，危害实在不小。于是我便考订名例，陈述疑难和滞碍，广泛向诸儒展示各家说法的异同。上天不肯垂怜，泰山将要崩塌；我匍匐在墓旁，死亡不知何日来到。日月不断流逝，我勉强延续着呼吸，才得以同几位学士和诸位子弟，各自记下所知道的内容，并说明自己的意思。事业尚未完成，严霜却在夏季降落；堂弟相继凋零，两个儿子也死去。上天实在是在丧失我，我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悲痛的呢！现在编录诸位的言论，各自记下他们的姓名，取名为《春秋谷梁集解》。王通说：范宁有志于《春秋》，援引圣人经书来诘问各家传文。” 杨士勋说：“魏晋以来，注释《谷梁》的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程阐、徐仙民、徐干、刘瑶、胡讷等人。范宁认为，注家虽然很多，却妄自引用三传，文辞、义理、典故和依据都不足以观赏，所以便与门徒考订名例，讨论诸博士学说的异同。” 晁说之说：谷梁传在汉代晚出，因此能够鉴察并省察左氏、公羊的违背之处而加以纠正；其中精深远大的地方，难道真是得到了子夏所传授的吗？范宁又依据诸儒的说法广泛辨析，申明谷梁氏的旨意。他在是非判断上也较为公正，不像杜预那样一概维护左传，急切地不敢说有任何异同。王晢说：自汉代尊崇学校以来，三传相继兴盛，即使有贾谊的才华、董仲舒的文章、刘向刘歆的学问，仍然沉溺于师说，不能融会贯通，何况其他人呢？那些专门穷究师门学问、以此自成一家的，只有何氏、杜氏、范氏罢了。何氏散布荒诞的瞽说，杜氏拘泥于传文，稍微能够自我觉悟的，只有范氏而已。”

译晁公武说：自汉魏以来，注解谷梁传的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等十多家，范宁都认为它们肤浅，于是率领长子范泰、中子范雍、小子范凯、堂弟范邵以及门生故吏，考订名例，广泛采集诸儒说法的异同，完成了其父范汪的志愿。他曾说，三传之学中，谷梁传所得最多；各家的解释中，范宁的论说最好。陈振孙说：晋豫章太守、顺阳人范宁，字武子撰写此书。范宁曾认为王弼、何晏的罪过比桀纣更深，撰文加以排斥。因为《春秋》只有谷梁氏没有好的解释，所以为它作注解。他的序文说：升平末年，先父在吴地停驾，率领门生故吏、兄弟子侄，研习讲说六经和三传。这大概是说范宁的父亲范汪在徐州、兖州北伐失利后，退居吴郡的时候。范汪去世以后，范宁才完成此书。所汇集的各家学说，都记下了姓名。书中称何休说、郑君解释它，就是所谓《发墨守》《起废疾》。称邵说，是范宁的堂弟。称泰说、雍说、凯说，是他的几个儿子。范汪是范晷的孙子，范晷列在《良吏传》中。从范晷到范泰五代，都在当时显达。” 范宁父子祖孙共同训释经传，流传于后世，可以说是盛况了。范泰的儿子范昙，也撰有《后汉书》，后来因谋反被诛死，他的家族才开始衰亡。黄震说：“杜预注《左氏》只偏主《左氏》，何休注《公羊》只偏主《公羊》，只有范宁不偏私于《谷梁》，而是公开指出三家的过失。” 王应麟说：“《谷梁传》先前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段肃、张靖等十多家的著述。范[字疑为“宁”]认为它们内容肤浅，于是考察、删取其中的名物和凡例，编成《集解》十二卷、《例》一卷。大概杜预屈曲经文来申明传文，何休援引纬书来扰乱经文，只有范[字疑为“宁”]的学说最好。” 家铉翁说：“何休研究《公羊传》，在经文之外多生枝节，失去了《公羊传》原有的规范；至于范[字疑为“宁”]研究《谷梁传》，能够知道《谷梁传》本身的问题，比起何休来更高明。” 《春秋谷梁传例》《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已散佚。京相氏（京相璠）：《春秋土地名》。《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已散佚。《隋书》记载：晋代裴秀的门客。郦道元说：“京相璠和裴司空裴彦季修撰晋代的舆地图，写作了《春秋地名》。” 郑樵说：“京相璠的《春秋土地名》，见于杜预的《地名谱》和桑钦的《水经注》。” 孙氏（孙毓）：《春秋左氏传义注》。《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八卷（《唐书·经籍志》著录三十卷，《经典释文·序录》著录二十八卷）。已散佚。《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已散佚。徐氏（徐邈）：《春秋左氏传音》。《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唐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已散佚。《春秋谷梁传注》。《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二卷。已散佚。《答春秋谷梁义》。《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已散佚。《春秋谷梁传义》。《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已散佚。《晋书》记载，徐邈所注的《谷梁传》在当时受到重视。荀氏（荀讷）：《春秋左氏传音》。《七录》著录四卷。已散佚。陆德明说：“荀讷，字世言，是新蔡人，东晋时任尚书左民郎。” 李氏（李轨）：《春秋左氏传音》。《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已散佚。《春秋公羊传音》。《七录》著录一卷。已散佚。方氏（方范）：《春秋经例》。《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二卷（《唐书·经籍志》著录六卷）。已散佚。殷氏（殷兴）：《春秋释滞》。《七录》著录十卷。已散佚。《隋书》记载：晋代尚书左丞殷兴撰写。虞氏（虞溥）：《注春秋经传》。已散佚。《晋书》记载：虞溥，字允源，是高平昌邑人。郡中察举他为孝廉，授任郎中，逐渐升任公车司马令，后授任鄱阳内史。他注释了《春秋经传》。郭氏（郭瑀）：《春秋墨说》。已散佚。《晋书》记载：郭瑀，字元瑜，是敦煌人，精通经义，隐居在临松薤谷，凿石窟居住，撰写了《春秋》《墨说》《孝经》《错纬》，门下弟子著录的有一千多人。干氏（干宝）：《春秋左氏函传义》（《旧唐书》作《春秋义函传》，《新唐书》作《春秋函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五卷（《唐书·经籍志》著录十六卷）。已散佚。《春秋序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唐书·经籍志》著录一卷）。已散佚。《晋书》记载：干宝著有《春秋左氏义外传》。范坚：《春秋释难》。《七录》记载为三卷。已经散佚。高龙：《春秋公羊传注》。《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经籍志》中“龙”作“袭”，“传注”作“传记”。《七录》记载为十二卷。已经散佚。陆德明说：“字文【缺字】，范阳人，东晋河南太守。” 江惇：《春秋公羊传音》。《七录》记载为一卷。已经散佚。聂熊：《注谷梁春秋》。已经散佚。《晋书》记载：国子祭酒聂熊为《谷梁春秋》作注，并将其列入学官所教授的经书。黄容：《左传抄》。已经散佚。《华阳国志》记载：蜀郡太守、巴西人黄容，喜好著述，撰写《左传抄》达数十年。薄叔▯：《问谷梁义》。《隋志》记载为二卷，《七录》记载为四卷。已经散佚。《经义考》卷一百七十四。《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五。翰林院检讨朱▯尊撰写。《春秋》（八）。谢庄：《春秋图》。已经散佚。《南史》记载：谢庄把《左氏》经文和传文分开，按照各国分别编篇，制作了一丈见方的木制地图，使山川土地各有分界。分开时州郡彼此区别，合起来时，防内成为一体。何始眞：《春秋左氏区别》。《隋志》记载为三十卷。已经散佚。《隋书》记载其官职为宋尚书功论郎。齐晋安王萧子懋：《春秋例苑》。三十卷。已经散佚。《南齐书》记载：晋安王子懋，字云昌，是世祖的第七子。他撰写《春秋例苑》三十卷，上奏进呈。世祖称赞此书，下令交付秘阁收藏。王俭：《春秋音》。《唐志》记载为二卷。已经散佚。杜干光：《春秋释例引序》。《七录》记载为一卷。已经散佚。《隋书》记载其官职为齐正员郎。王延之：《春秋防通》。《隋志》记载为十卷。已经散佚。《春秋左氏经传通解》。《隋志》记载为四卷。已经散佚。《南史》记载：延之字希季，在宋任司徒左长史，历任吏部尚书、左仆射。齐建元元年，加号镇南将军；后来任尚书左仆射，兼任竟陵王师。吴略：《春秋经传说例疑》“隐”。《七录》记载为一卷。已经散佚。梁简文帝：《左氏传例苑》。《唐志》记载为十八卷；《隋志》未注明为简文帝所作，记载为十九卷。已经散佚。《春秋▯题》。《七录》记载为一卷。已经散佚。《春秋左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