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五十二

译四卷。尚存。《金华府志》记载：唐龙字虞佐，是兰溪人。正德戊辰年中进士，历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去世后谥号文襄。杨秦序说：唐虞佐先生任关中提学时，忧虑《易》义不能明白，于是作《大防》，向门人表示说：“洁净、宁静、精微，是《易》的教导。教导不能施行，《易》就会晦暗。我每次探寻奥妙、穷究幽玄，最终都没有所得；分析众家言论，又觉得尤其不妥。现在私下把这些内容公布出来，只希望你们诸位加以思考。”于是许多士人传抄记录它，就像左思的赋刚出现时那样。《易》本来就难以言说，喜欢深挖就会穿凿，喜欢铺陈就会浮泛；穿凿会失去真实，浮泛则缺少要旨。如今的学者正有这些弊病。这部记录纯正而明白，所以真实；简约而完备，所以切中要旨。既切中要旨又真实，本来就可以流传了。” 吕柟序说：《易大防》是兰溪唐渔石先生所著。渔石先生还是举子时，就在《易》学上有很深的领会；等到任关中提学时，才写成此书。《大防》用来给三秦士人看，大概都是从举子业的规范出发，阐发关于性命的道理吧。世上有两种学问：一是性命之学，二是举子业之学。研究举子业的人，有的背离经义而放纵于文辞；研究性命之学的人，有的深挖经义而陷入空虚。这两者对于治理之道都有损害。举子业和性命之学，难道真有两样吗？文辞、变化、卦象和占筮，是圣人之道所以广大，也是君子由此深入观玩的内容。如果只在卦爻发动之处学习，那么遗漏的就很多了。所以黄牛、健马，不只是说牲畜；翰音、雉膏，不只是说禽鸟；岐山、大川，不只是说土地；雷电、斗沫，不只是说天象。从前程颐先生教门人，十天做举子业，其余时间做学问。我也曾对此感到疑惑，难道程先生不把举子业看作圣人之道吗？如果知道性命之学与举子业本来是一体，那么求取禄位的念头就会减轻，拯救世人的意愿就会加重，周代以德行、道艺选士，就是由此而来；汉代选拔贤良、孝廉，也由此而来。唉！《大防》的写成，难道不是渔石先生借此把士子引入洁静精微的境界吗？” 唐龙自述说：天顺初年，我的老师礼部尚书枫山章先生，以及我的外祖父、靖江县令听庵郑先生，一同在金华倡导《易》学，阐明幽深之理，发掘精微内涵，达到精粹深奥的境界。我出生得晚，还能有幸到他们门下学习。后来进入仕途，公务繁忙。正德丙子年，我巡按云南；那里境地遥远偏僻，政务简约，于是坐在帷帐中捧卷阅读，用心防察卦象，用语言防察文辞，用道理防察器物，用神理防察变化，前后将近三年。有人问我：‘大概有所收获了吧？’我说：‘从今以后，我才知道这件事实在艰难。’嘉靖元年，我督学关西，诸生请求我把这些内容写下来，于是我分列句读、分析义理，阐发其中的大旨，并缀以讲说；内容虽然纷繁，却仍然支离于举子业。那么，立言的道理究竟应当怎样贯穿终身呢？”},{ 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一名《易学疏原》）。四卷。现存。韩邦奇自序说：“《易》不过是理、象、辞、数罢了。《易》以理为根本，数是计算这个理的，象是表现这个理的，辞是叙述这个理的。《河图》《洛书》是承载理的工具，是辞所依据的准则，是数的完备表现，是象的显现。因此，圣人观察卦象来创画卦，根据数来确定爻辞，修饰文辞来通达义理，穷极深奥来探究事理，于是《易》便建立起来了。自从孔子说‘相荡’，而先天的意义渐渐隐微，后世儒者便失去了它。所谓相荡，是从八卦推演到六十四卦；所谓先天，是每次增加一倍。它们的根本相同，末流不同；生成的方式不同，完成的结果相同。但汉代以后没有人能把二者统一起来。宋代邵康节先生从八卦推到十六卦，从十六卦推到三十二卦，从三十二卦推到六十四卦。朱晦庵先生以此为根本，以《河图》《洛书》为来源，以卦画加以说明，以蓍防加以考察，以占变作为依据，于是《易》的先后才开始有了次序，理、数、辞、象的功用也更加盛大了。我韩奇愚鲁而健忘，诵读研习所得，便记录在册，打算用来温习旧学。我韩奇愚钝而见识浅陋，思考辨析而有所不能领悟，便自己作出解释，打算借此接近有道之人。” 所以我为它备述卦象，穷尽其数，并增补解释卦辞；至于义理，我就无能为力了。” 苏祐在序中说：“充满天地的只有气，而理寓于其中，于是都完备地体现在《易》里。因此，泄露精微、显现奥秘，没有比《河图》《洛书》更大的；制作器物、取法卦象，没有比卦画更大的；成就才能、利用万物，没有比蓍防更大的；顺应时势、通达心志，没有比变占更大的。《河图》《洛书》不作为根本，玄虚之说就会混乱；卦画不合乎根本，谶纬之说就会紊乱；蓍防不明白，功效变化就会阻滞；变占不加考察，趋吉避凶就会疑惑。混乱、紊乱、阻滞、疑惑如此，《易》的道理就穷尽了，圣人的心志就衰微了，百姓的生活还能得到什么益处呢？天地造化的作用不就快要停止了吗？这是君子所忧虑的。”苑洛先生早年承继家学，极力研究《易》道，于是撰成这部书：首先以《河图》《洛书》为根本，追溯其源；其次推究卦画，彰明其象；其次阐明蓍防，穷尽其数；其次考察变占，通达其功用。《易》的功用十分广泛。过去曾经在河东刻印，原卦画一部分缺失，这次才全部完备，在上谷刻印，以便同道者共同研习。” 曹溶说：韩氏《启蒙意见》四卷，河东韩文撰写，濮阳苏祐作序。《易占经纬》。四卷。现存。王赐绂作序说：“先生入仕以来，历经四十年，罢官居乡共有四次，因此士人多跟随他游学。嘉靖己亥年春天，先生从抚晋任上归来，我带着《易》前去向他学习。甲辰年，先生起任总河道，我在南宫考试未中，回来在门下完成学业。先生把占变的道理告诉我，又命我把三百八十四变作为经，把四千九十六变作为纬。所谓经，就是《易》的爻辞；所谓纬，是取《易林》附在后面。占法一概以孔子论占变为主，并且说：‘《易》取变爻，若都是九、六而不变，就属于七、八。《易》中没有七、八的爻，凭什么占断？而且这也违背孔子的法则。’于是我和张士荣按次序编成此书。张士荣是先生的外孙。” 《卦爻要图》。

译卷数缺失。现存。张思静作序说：“苑洛先生居乡时，我前去接受《易》的教诲。先生说：‘孔子是大圣人，还说要再加几年才能学习《易》。《易》哪里是容易说清的呢？然而想学习《易》，应当先从卦爻开始，我取卦爻三变图来说明并授给你。’思静行拜手礼说：‘卦爻的变化，全都在这里了。伏羲画卦，从一变为二，从二变为三，从三变为四，从四变为五，从五变为六，于是形成六十四卦。孔子以三推三，也同样形成六十四卦。’先生画出两幅图，把它们合在一起。生成卦的次序，是士人通常所谈的。至于伏羲每次增加一层、孔子以三推三，生成次序的先后没有不相合的，这就是先生所发明的。这是第一变。孔子以三推三，相互推荡而成六十四卦，是士人通常所谈的。至于以八卦的三爻各自三变，每一卦都成为八卦，合为六十四卦，这就是先生所发明的。这是第二变。一卦穷尽六爻的变化而成为四千九十六卦，是士人通常所谈的。至于在六画之上再加六画，便与四千九十六变相合，并且据此制定功用，这就是先生所发明的。这是第三变。唉，已经穷尽了。’先生说：‘义理没有穷尽的时候，怎么知道这之外再没有其他变化呢？” 姑且把它收藏起来，等待精通深奥义理的君子来探究，也就可以了。” 《易林推用》。未见传本。韩邦奇自序说：“五星连珠、日月合璧，即所谓七曜齐元之法，是数的起始。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天，是一年天运的总数。微小的分数不能尽除，是余数。三百四十八，是一年月运的数。三百六十，是六甲相乘的数，是六甲的总数。月甲之数并非天地造化的正数，但圣人兼取它，是因为它体现乾坤的广大功用。现在端阳这一天，并不是五气中的第五天；各家的术数采用它，必定应验。六甲并不是节气的全数，自古以来记数必定采用它，是因为乾坤的作用不可遗漏。数虽然有万般变化而不整齐，但实际上不过是三元再加倍，六次便达到完整。太阳运行三百六十六日，虽然说是太阳运行多出的部分，历法不能与完整的日数相齐，却没有损失。圣人就在这里依据数理。这个数，以天运为本体，以月运来纪年，以甲子来纪日。一年余下三时，四余增加……支干起于两个上元的开端，三百六十年为一运的开端，从坎中推演而来。值日之爻，即使经过千年，也可以安坐而推得。这是学习京氏之学的阶梯。’《言行录》说：邦奇字汝节，朝邑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张云章说：“朝邑人韩恭简公韩邦奇谈论理学，具有经世济民的才能，世人称他为苑洛先生。有《性理三解》流传于世。其中《启蒙意见》四卷，就是《易学疏原》。《易占经纬》四卷，前面列有卦变图、《易占图》《焦氏易林占图》《易彖爻辞》，另有附录一卷，说明卦爻三变以及《易林推用》的方法。所谓‘经纬’，是把三百八十四变作为经，把四千九十六变作为纬。经就是《易》的爻辞；纬则取《焦氏易林》附在后面。” 钟芳《学易疑义》。三卷。现存。钟芳自序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理，即辞、变、象、占。象用来揭示本体，变用来显明功用，辞用来阐发幽微，占用来作出决断。圣人的精微蕴涵就在这里了。程子说：‘推究卦辞、考察卦体，可以知道变化，而象与占也包含在其中，那么爻辞所系的意义尤其重要。因此他作《易传》，主要从研治卦辞入手，极其精密。到了朱子的《本义》，阐明象与占，几乎没有遗留的精微，但有人仍然嫌它简略。这不是简略，而是程氏已经说得详细，所以不得不简略。简略是为了防止失去要旨，详细是为了完全说明幽微，二者都是义理的根本。四位圣人的著作并不彼此沿袭。伏羲画卦而没有文字，已经极其简略了。到了文王、周公，论述详细起来；到了孔子，又更加详细。历经数千年，到了程子，又进一步详细。然而这些都没有超出伏羲卦画的范围，其中没有夹杂丝毫主观臆说。《本义》的简略，正是为了达到详尽，并且有助于已经详尽的解释。虽然如此，正因为详细，才能穷尽天下的变化，没有一个义理不加以察考；正因为简略，才能弘扬本体的完整，没有一个道理不包括其中。像伏羲那样极其简略，已经是最高境界了；可是解说者仍说画卦以前就有《易》，由此可知，在俯仰之间，易理无不具备，只是必须心体虚静明澈，自己领悟出来罢了。” 钟芳愚昧浅陋，从年轻时读《易》，茫然没有任何领悟；晚年详细玩味《本义》，粗略地提出了几条疑难，记录在另外一册中，不敢拿去告诉别人。只是我住处偏远、同道稀少，没有机会请教质疑，便私下同有志于此的人谈论，希望将来出门遇到四方君子时，替我向他们请教。” 《广东通志》说：钟芳，字仲实，崖州人，后来迁居琼山，正德戊辰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

译夏良胜《周易变卦传》。未见传本。夏良胜自序说：嘉靖八年夏季五月，夏良胜因获罪被逮捕关进狱中，当时已经五十岁了。每天面对一卷《周易》，诵读其中的文辞，思考并反省。所谓《易》，是变化而没有穷尽的，所以占筮一定要观察变爻的爻辞；没有变化时，就看卦辞。卦爻贯通变化，具有若干种功用；坤卦以六为用，乾变为坤也是坤变为乾，就是这个道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占辞。这是希望学习者触类旁通、由此推广。我不揣量自己的荒疏浅陋，从屯卦以下，使奇偶彼此交互变化；其中的位置、形象、德性、名称，以及自然的消长、乘应、吉凶、悔吝之占，都各有根据，不必强行附会，意义自然完足。我承继并阐述《序卦》的次序，作《变卦传》说：‘唉，《易》的道理，由羲、文、周、孔四位圣人而完备；圣人的《易》，由辞、象、变、占四种道路而完备。汉代以后谈《易》的有几十家，到程子、朱子时才完备。’虽然如此，圣人作《易》的道理广大无边，就像天地一样。天地把太和元气流行于人物之间，从一息直到亿万世，化生出各种形色，没有什么能够使它们完全相同。这正是它的理数无穷，也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如果说圣人的道理可以用言语说尽，那么这种道理也就有穷尽，《易》也就变得狭小了。” 所以，即使《易》只保留伏羲的卦画，也自然没有不足。再加上文王、周公、孔子的言论，固然不是多余，也不是脱离伏羲卦画而另有一套言论。假如《连山》《归藏》也一同显现于世，就又不知道它们的述作者会怎样说了。因此，道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但推广这一类道理，即使历经万古、出现千圣，人人各有不同的说法，仍然有所不能穷尽。程子看见市场上的兔子说：‘这就可以用来画《易》了。’朱子说一卦可以变化为六十四卦，这是最善于谈论《易》的人所说的话。夏良胜不才，心中怀有这些话已经很久了；如今在荒疏迷乱、次序错失之中，忍着将死之身撰写这篇文牍，以完成自己的志愿。我不敢说自己能够说明《易》。 《建昌府志》说：夏良胜，字于中，南城人，正德戊辰进士，历任官职至南京太常寺少卿。王大用《易经安玩录》。未见。人物考：王大用，字时行，南直隶兴化人，正德戊辰进士，历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洪鼐《读易索隐》。未见。黄虞稷说：“鼐字廷器，寿昌人，正德庚午举人，任国子监助教。” 杨慎《易解》。一卷。未见。王世贞说：“用修长于考证经文，却不善于解释经文。” 毛奇龄说：“慎字用修，新都人，是少师杨廷和的儿子。正德辛未年，廷试考取第一名，授翰林修撰。嘉靖甲申年，两次上疏议论大礼，率领群臣在奉天门抗争，大哭，被廷杖两次，贬谪戍守云南永昌卫。七十二岁时，死于戍所。” 曹溶说：“升庵《易解》一卷，未刊，载于山阴祁氏澹生堂《余苑》。” 王道《周易臆》。四卷。现存。陆元辅说：王道的《易》学，大致是列举宋元诸儒传注中的错误加以驳斥。例如，他认为伏羲依据河图创作先天之《易》，文王依据洛书创作后天之《易》；后世把九数说成洛书、把十数说成河图，是错误的。他又认为，上古圣人画卦，是要顺应性命之理，类比万物之情，通晓幽明之故，从而向人显示开创事物、成就功业的道理，起初并不是为了占卜而作，但占卜也包含在其中。朱子以占卜为主旨，是背叛圣人的说法。他又认为，《易》篇分为上下卷的说法十分繁琐，并不是因为竹简篇帙厚重；晁氏认为朱子的说法不对。他还认为，《大象》中也有倒置的例子，如“天地交，泰”、“地上有水，比”以及“雷电，噬嗑”之类，并认为程子“象没有倒置”的说法不合适。他又认为，“乾元亨利贞”应当依照孔氏《文言》分为四种德性，而朱子解释为“大为亨通而有利于守正”，这是错误的。他还认为，“乾”代表天、君主和圣人，所以文王、周公、孔子都用圣人、天子的事情来解释它。圣人处在天子之位，有一个由隐微到显著的过程，就像“乾”卦六爻由潜藏到飞腾一样，没有比舜的事迹更能说明这一点的了，所以程子又用舜的事迹来解释。朱子主张占卜，认为“乾”卦人人都能发挥作用，因此严厉批评孔子“龙德”和程子“帝舜”的说法。至于“见龙”“飞龙”两爻，他自己也觉得解释不通，于是创立特殊例外来文饰它，这也太过分了。他又认为，伊川不主张卦变说，认为六十四卦都出自乾、坤两个卦体；朱子加以驳斥，另创卦变说，不如暂且依从程子的说法，至少还比较完整。类似这样的说法，无法一一列举。他的言论多出于揣测，与先儒不合，所以称为《臆》。聊城朱延禧校刻的《姓谱》说，王道字纯甫，武城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戚雄《易原》。二卷。未见。黄虞稷说：“雄字世英，金华人，正德辛未进士，任南京监察御史。” 余本《易经集解》。十二卷。《读易备忘》。未见。李邺嗣说：“南湖余先生，本字子华，鄞县人。正德辛未年，廷对考取第二名，授翰林编修，出任广东按察副使，提督学政。不久又任山东学政，升任南京右通政。著有《读易备忘》《礼记拾遗》《春秋传疑》《孝经刊误》《周礼考误》《皇极释义》等书。” 孙承恩《易卦通义》。已散佚。徐文贞公墓志说：“公讳承恩，字贞甫，华亭人，正德辛未进士，历任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赠太子太保，谥文简。” 贡▯《易经发钥》。未见。《姓谱》记载：▯字廷甫，宣城人，正德辛未进士，任唐山知县。汪必东《易问大防》。已散佚。《湖广总志》记载：汪必东，字希浍，崇阳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河南参政。张辰《易经讲义》。已散佚。《太仓州志》说：“张辰，字伯逢，正德癸酉举人。” 胡东《易经象诀》。未见。《金华府志》记载：胡东，字时震，汤溪人，正德癸酉举人，跟随枫山章氏学习，乡里称他为古愚先生。梅鷟《古易考原》。

译三卷。现存。鷟在自序中说：“有一位儒者一生向我询问：‘伏羲创作《易》，有卦画而没有文字，是真的吗？’我回答说：‘不是这样。’景差《大招》说：‘伏羲驾辩兮。’王逸注释说：‘驾辩，是伏羲的书名。’伏羲既然有名为‘驾辩’的书，怎么能说他没有文字呢？伏羲先有卦画之《易》，后来又有蓍策之《易》。《周官》说太卜掌管三《易》的法则，那么‘易’字的文字形式始于伏羲。夏、商、周三代只是随着时代，在它上面加上各代的称号罢了。三画为奇，三画为一偶，或一奇二偶，或一偶二奇，这是伏羲内卦的卦画。三画全奇的是乾，三画全偶的是坤。初画为奇的是震，中画为奇的是坎，上画为奇的是艮。初画为偶的是巽，中画为偶的是离，上画为偶的是兑。这就是伏羲内卦的文字。三奇三偶已经具备，又把三奇三偶、一奇二偶、一偶二奇重叠起来；再把一奇二偶、一偶二奇重叠起来，这就是伏羲外卦的卦画。比如乾下乾上为乾，坤下坤上为坤，以下六卦也都如此：乾下兑上为夬，乾下离上为大有，乾下震上为大壮，乾下巽上为小畜，乾下坎上为需，乾下艮上为大畜，乾下坤上为泰。” 举乾卦为例，其他卦也都是这样；这就是伏羲外卦的文字。画卦之后，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中出现，河图从天一到地十的数，推演为五十五之数。伏羲又推演这些数，将其大衍为九十九之数，去掉作为体的五十不用，只使用四十九这个用数，以纯粹不杂的蓍草揲蓍求卦；这就是伏羲蓍策的数。把蓍草分成两份，按四数一揲，归奇后再勒，这就是揲蓍的文字。太刚为重“口”，少刚为奇“一”；太柔为交“乂”，少柔为偶“一”。这就是伏羲揲蓍所得的四象。称为七，称为八，称为九，称为六，这就是用四象向人显示的文字。六画都为七就是乾，六画都为八就是坤；根据伏羲圣人的文字，设置这种方法，在前面求得卦象，再观察卦象而系辞，以说明吉凶，由此开始成为文王的文字。初画变动称为初九、初六，二画变动称为九二、六二，上画变动称为上九、上六，六画都变动称为用九、用六。这也是伏羲的文字，并根据刚柔相互推移来了解变化，系上辞语以说明吉凶，由此开始成为周公的文字。虽然如此，伏羲的文字可以使一卦变为六十四卦，而周公只对乾、坤两卦的“用九”“用六”用两句话概括，仍然没有完全发挥伏羲文字的含义。” 夏、商两代的《易》也不超出这些内容，只是排列次序各不相同罢了。因此特意撰成《古易考原》一书，使读《易》的人知道三《易》是有根本依据的。有人说：伏羲只有八卦，文王才重叠为六十四卦；又说伏羲只确立了三画卦的名称，文王才确立重卦的名称。我对这些说法不予采纳。当时《古易考原》正好写成，于是把这段话编排在篇首。嘉靖三十三年夏四月，黄虞稷说：“鷟是旌德人，正德癸酉举人，任南京国子监助教，最终任盐课司提举。” 马理《周易赞义》。

译十七卷。残缺。马理在自序中说：“从太极到两仪，从两仪到四象，从四象到八卦，从八卦到六十四卦，这是伏羲所画的卦，是先天之《易》。乾坤确立而《易》运行其中，至未济卦而结束，这是文王排列的卦以及所系的辞，是后天之《易》。周公又为各爻系辞，于是成为一代之书，名为《周易》，用来区别于夏、商两代的《连山》《归藏》。孔子只在周代赞述《易》，而不赞述其他时代的《易》，是因为《易》能够变通而没有固定方式，却不脱离正道；即使处于最凶险的时势和位置，其中也含有趋吉之道，能够清洁宁静、精密深微而不失其本性。《易》的道理到了穷尽处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不会穷尽。把这种道理施行于上位，就是垂衣裳而治理天下，是尧舜那样的君主；把这种道理施行于下位，就是光明正大、协和中正，是尧舜时代的百姓。因此，圣人明白它，就接近于天；君子明白它，就达到圣人的境界；小人明白它，就没有不吉、没有不利，而且上天也会保佑他。因此，《易》这部书有把祸转为福的道理，有凭人的努力胜过天命的道理，不是龟卜之书所能相比的。所以孔子赞述它。自从孔子赞述《易》之后，龟卜之书便废弃了。” 大概卜筮的吉凶由上天决定，而《易》的吉凶取决于人。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违避，自己造成的罪孽却无法活命。吉凶确实取决于人，而不是由上天预先决定。因此孔子唯独赞述《周易》，用来表明尧舜时代君主和百姓的治理、圣人与君子的道路，以及吉凶消长的道理，都在这里而不在那边。唉！《易》确实是万世不可磨灭的经典啊！” 朱睦防作序说：乙卯年秋天，马谿田先生把《周易赞义》寄给我，并且赠给我一首诗，其中有“兹呈管见，编薄言供覆瓿”这样的句子。我接受后还没有读完，先生就去世了，悲痛啊！悲痛啊！第二年春天，侍御南泉庞公来到这里巡按，首先刊印了这部书。左史葵山郑公读后认为很好，于是交给刻工刊刻。刊刻完成后，命我作序。自从伊洛、考亭之后，《易》学有两种倾向：考究卦象和卦辞的拘泥于术数，谈论义理的陷入空寂。要找到所谓弘通简易的方法、仁义中正的归宿，就很少了。本朝道德教化宣明，《易》学大为昌盛，研治经学的士人众多。就我所知道的，有临江梁石门氏、晋江蔡虚斋氏、陈紫峰氏、增城湛甘泉氏、南海方西樵氏、高陵吕泾野氏、安阳崔少石氏，共七位先生。他们所著的书，有的称《参义》，有的称《蒙引》，有的称《通典》，有的称《易测》，有的称《约说》，有的称《说翼》，有的称《余言》，都推阐发明义理，各自提出所得，并不互相因袭雷同，而是与前代儒者相承接。” 谿田先生年轻时曾与增城、高陵、安阳三位先生一同在朝廷任职，彼此以德行和学艺切磋磨砺，时间最长。近年他从卿寺官任上称病辞归，在名山筑室居住，专心著述。当时四方前来求学的人接连不断地来到门下，先生在讲授之余，便说：“《易》是六经的根源，如今没有人撰述，诸位将看什么呢？”于是阐发纲要、举出条例，揭示幽微、探求隐奥，广泛考察诸儒的异同，得到十多万字，分成十七卷。盛大啊！应当与七位先生的著作并行于世了。然而，所谓弘通简易的方法、仁义中正的归宿，大概可以达到吧？先生其他的著述和经历，自有世人精心考察、赞美并流传，这里不再记载。南泉公名俊，泾阳人，丁未进士。葵山公名防，莆田人，己丑进士。二人都凭经术来修饰政务，成为朝廷公辅的有力人选。这其中大概有与本书相合之处，所以特意为它表彰说明。郑防作序说：我年轻时喜爱读《易》，私下阅览诸家的传注，其中精深高妙的，得到四家：汉魏之际有郑康成、王辅嗣，宋代有程正叔、朱仲晦。然而这四家，大义没有不同，细节和条目却稍有差异。” 郑氏之学以天象为主，王氏之学以人事为主，程氏之学以义理为主，朱氏之学以占筮为主。此后诸儒相继兴起，彼此承袭发挥，虽然有一千多家，却也没有超出四家的规模和法度。《易》的道理广大而完备，所以仁者见到它，就称为仁；智者见到它，就称为智；归根结底只是一回事罢了。因此说：它的旨意深远，它的文辞华美，它的话曲折而切中，它所叙述的事铺陈而又隐微；远则可以包容、治理天地宇宙，匡正救助国家，近则可以修养身心，推却祸患悔恨，确实是三才的枢纽和六艺的宗主。光禄卿三原马伯循先生，凭借卓越的才华和广博融通的学问，隐居山中，历年编撰，终于完成这部书，共十七卷，题名为《周易赞义》。门人侍御南泉庞公抄录后收藏在家中。丙辰年，南泉公来巡按中州，政务之余拿出这部书给我看，并且嘱托我在卷首作序。我取来读后，才知道先生参酌四家，旁求各家学说，由详尽归于简约，考察差异而求其共同，于是卦象、卦辞的旨趣和卦变、占筮的方法，便清楚明白了。我于是校订此书，刊刻后置于省署，准备把它传播到四方。” 后来如果有像南泉公这样好古博闻的人，这部书就会像扬子云的书一样永垂不朽了。《陕西通志》记载：马理，字伯循，三原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南京光禄寺卿。学者称他为谿田先生。金贲亨《学易记》。

译五卷。现存。洪朝选在序中说：“学习《易》的人，是一所金先生晚年研究《易》有所心得，于是记录下他从《易》中所得的道理。 《易》的范围广大深远，先生究竟怎样学习它呢？回答说：学习孔子的学问而学习《易》。孔子的学问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孔子自身已经具备了天地人三才的道理，树立了根本，便知道了大的始源；通达大道并实行它，便创制成就万物。《易》简明而天下的道理由此得到，天下的道理得到，便在其中成就天地人的位置。然而孔子的内心仍不自满，反复研求《易》的道理于《易》书之中，看见它广大而无所不包，精微而没有丝毫杂质，便感叹说：‘假如再给我几年时间，到五十岁来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孔子的过错，不是一般人的过错，却也不能不说是没有过错。这就是孔子学习《易》的心意。那么，孔子学习《易》，究竟是从书本中求取，还是从内心中求取呢？回答说：孔子本来已经说过：‘生生不息叫作易’，‘神妙没有固定方所，而《易》没有固定形体’，‘易就是变易，随着时势变易来顺从道。’因此，不能说《易》只是有形的书。又说：‘《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察几微的。’又说：‘《易》是圣人用来崇尚德行、扩充事业的。’ 不能说《易》完全只是无形的道理。《易》具备于人的内心，又把它显现在书中；书显现其中的道理，而根源在《易》。孔子以生生不息、没有固定形体、随时变易的《易》，来印证那画卦、命爻、系辞的《易》；在观象玩味卦辞、观察变化玩味占辞之后，所得就很多了，然后把它写在简册上，说：‘天下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天下同归于一个道理，却有不同的道路；归于一致，却有百般思虑。天下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呢？’从此便从容地合乎中道，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了。不能说孔子没有从《易》书中获得什么，这就是孔子学习《易》的情形。唉，真是精微啊！一所金先生在有宋程颢、程颐和朱熹二位先生之后崛起，在浙东倡导圣道；自从他懂得做学问，便专心致力于程门相传的指诀，即《中庸》所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的中’。平日静默端坐，体察反省，精密地照察并持守本心，涵养积累了许多年。由于这样长期用功，心体澄澈明净；施用于日常事务时，从容安闲，很有成法，于是告诉别人说：‘这才是真正圣学的要旨。’先生平素专门治《春秋》，晚年独独喜爱读《易》，沉潜反复研读，参酌各家的学说，而专门用来验证自身的动静、言语沉默、出仕退处和去留取舍；不做拘泥经师旧说的人。因此，对于先儒的学说不专主一家，只取其符合四位圣人旨意的部分，也不攻击那些不符合的地方。先生的气质浑厚，涵养充足而纯粹；刚正耿介而有操守，宽厚裕容而善于包容。自从考中进士，便放弃州县职务而任职于儒官。中年时曾在闽南、江右一带主持督学，渐渐达到通达显要的地位，但先生总是辞去离开。在家中对于辞受、取与等事，完全依循义理，没有丝毫苟且。即使家中一室空荡萧条，也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却从未故意表现得孤高。风度格调高远，深沉安静如深渊之水停滞不动，凝重坚定如高山耸立。探测他，无法窥见他的深厚内蕴；逼迫他，也看不出他的动摇，但他从未因此成为迂腐之人。大概先生一身无处不是《易》，却又特别喜爱《易》。他喜爱《易》并加以学习，正是用它来验证自身言语行动的是非，是学习孔子的学问而达到这样的境界吧？先生这部书写成后，只在家庭之间讲说，从未轻易拿给别人看。他的长子中夫君在我闽地任参议，特意拿出来给我看，并且命我作序。我说：‘明道先生曾说：“圣人的微妙言语在《中庸》中，《易》和《论语》只是其中的格言罢了。”唉！先生既然已经从“未发之中”有所体会，又特别用心于这部书。那么，《易》的太极、两仪、阖辟以及象、器等事物，难道能在“未发”和“已发”之外吗？先生已经在“大本之中”用力多年，又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以发挥其作用，利用事理使自身安定来崇尚自己的德行；他所达到的境界，恐怕将要进入无思无虑的境地而自己还没有察觉了。’ 我只是后学，哪里足以了解先生呢？谨因中夫君的嘱托，把这篇序写在书的开头，愿意学习《易》的人共同阅读它。《姓谱》记载：金贲亨，字汝白，临海人，正德甲戌年进士，历任提学副使。郑氏【佐】《周易传义》。未见。陆元辅说：‘佐，字时夫，歙县人，正德甲戌年进士，历任官职至贵州左参政。’ 《经义考》卷五十二。《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五十三。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易》【五十二】。舒氏【芬】《易笺问》。一卷。现存。梅鹗说：‘子舒先生博览群书，尤其尽心于《易》。他以程颐为祖、以朱熹为宗，写成《易笺问》。他说：“爵禄不能进入内心，身处沟壑的忧患也不忘于心，那么我的自身即使遭遇凶险，我所奉行的道也仍然正固而吉祥，又何必有贪食自养之凶呢？”又说：“《未济》卦的终爻，虽然正当可以济渡之时，但上九位置高而没有相应的职位，才干无从施展，于是相信命运，以饮酒为乐，所以能够没有灾咎。”唉！贤能的人固然不能不自爱，有国之人也不能不格外珍惜贤能的人。’我把他的话读了三遍，深深为之悲痛。《言行录》记载：芬，字国裳，进贤人。正德丁丑年，赐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贬为广东市舶副提举，后来恢复职务，去世后谥号文节。季氏【本】《易学四同》。八卷。《图文余辩》。一卷。《蓍法别传》。一卷。《古易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