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一

译《七录》记载十七卷。现存。班固说：“仲舒处在秦朝毁灭学术之后，六经已经分裂散佚；他放下帷幕，发愤学习，潜心于圣贤的大业，使学者有所统一，成为群儒的首领。” 王充说：“董仲舒读《春秋》，专心致志地思考，心志不放在别的事情上，三年都没有窥视园中的蔬菜。” 《西京杂记》说：董仲舒梦见蛟龙进入怀中，于是撰作《春秋繁露》。《崇文总目》说：《春秋繁露》十七卷，共八十二篇。其中义理有的宏大博深，但篇章次序已经错乱，无法据此订正；又直接采用《玉杯》《竹林》作为篇名，怀疑是后人取来附加的。《中兴书目》记载十卷。《繁露》这个名称，前代儒者没有解释过。考察《逸周书·王会解》说：“天子面向南站立，戴着有旒的冕，没有繁露。”注释说：“这是冕上垂下的旒，也有联缀贯穿的形象。”《春秋》连接文辞、比类事例，董仲舒立这个书名，或许取意于此。欧阳修跋语说：“《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仲舒所著的书有一百多篇，只说有《清明》《竹林》《玉杯》《繁露》等书，大概只是略举篇名。如今这部书只有四十篇，却总称为《春秋繁露》，这就失去真实情况了。我在馆中校勘群书时，见到有八十多篇，但其中多有错乱重复；又有民间应募献书的人献上三十多篇，其中几篇在八十篇之外，这才知道董仲舒的书已经散失，不能完整保存。我正等待校勘，却因获罪被贬到夷陵。秀才田文初把这部书给我看，我没有时间阅读。第二年春天，我在许州得到借阅机会，乘船顺流到南郡，独自躺着阅读此书，于是记下这些话。董仲舒是儒者，他的论说极其深入地探究《春秋》的义理，却迷惑于改定正朔，宣称王者以统一元始为大事；这是受其老师学说牵制，不能使自己的论说更加高明，以阐明圣人之道，真可惜啊！” 楼郁作序说：“六经的道理宏大而难以知晓，只有《春秋》中保存着圣人的心志。自孔子去世后，没有人不为它作传；以传为名的有五家，流行于世的却只有三家而已。后来传文出现而学术散失，源头模糊，流派分裂。公羊之学，后来有胡母子都、董仲舒研究并阐发其学说，确实勤勉不懈。董仲舒曾为武帝回答策问，又另行著书，流传后世。他阐发的微言大义极其重要，大概是深入理解《春秋》的。然而圣人的法则在经文中，经文的意义失传，传文的学术又失其真传，所以汉代诸儒多以专守一家的见解为弊病，各自致力于抬高老师的学说，以至于穷尽智力、用尽学问，有时仍不能超出圣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的志意已经昏暗而隐没。董仲舒的书，比诸儒的著作更加博大、精深。本传称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等书，如今这部书有十卷，又总称《繁露》，其中的是非，姑且等待贤者辨明。”太原王君家中收藏这部书，常说仲舒的学说长期郁积而未能显发，于是摹印此书，使它广泛流传天下，向我索取序文，因此记述其源流。程大昌说：“右边这部《繁露》十七卷，是绍兴年间董某进献的。我看这部书，文辞意旨浅薄，间或摘取董仲舒的策论杂糅其中，往往彼此不相连贯。” 我本来就怀疑这不是董氏的原书。班固又记载他论说《春秋》共有几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自为名，似乎并不是一部书。如今董某进献的本子，一概以《繁露》冠名，而《玉杯》《清明》《竹林》只分别作为篇名，其中篇、卷的安排就更加可疑。后来我读《太平寰宇记》和杜佑《通典》，看到其中颇多引用《繁露》的话，但董氏今本中却没有。《寰宇记》说：“三皇驱车抵达谷口。”《通典》说：“剑在左边，是苍龙的象征；刀在右边，是白虎的象征；钩在前面，是朱雀的象征；冠在头上，是玄武的象征。”这四样东西，是人身上盛大的装饰。这几句话不但今本没有，而且文体风格完全不像今本。我这才敢说今本不是真本。牛亨问崔豹：“冕旒用繁露作名，是什么意思？”崔豹回答：“缀连玉饰向下垂挂，像繁密的露珠一样。”那么所谓《繁露》，就是古代冕上的旒，形似露珠而下垂；这就是借来作为书名的由来。根据杜佑所引用的话推想，这部书大概都是借用某一事物来发挥自己的意思，具有垂旒凝露的形象。” 这样看来，《玉杯》《竹林》也同样是借物命名，由此也可以想见。汉魏之间有人所作的文章中，有一种叫《名连珠》的文体，把事物的形象联缀贯通起来以表达自己的意思，大略与杜佑所引用的文字相同。例如说：“事物胜过权衡，权衡就会危险；形体超过镜子所能照见的范围，影子就会穷尽。”这大概就是它的基本体例。把连珠与古代文体相比，它大概就是《繁露》的来源吧？它的名称和文体，都完全相合，没有不同。又说：淳熙乙未年，我任蓬监的佐官，馆阁本有《春秋繁露》。我曾把所见写在卷末，并订定它不是古书。后来又因读《太平御览》，发现该书各部类所汇列、叙述的古代《繁露》语句特别多。例如说：“禾谷在田野中结实，粟米却在仓中缺少。”这些话都奇特怪异，不是人所能意料的，实在令人畏惧。又说：“金侵害土，五谷就受伤；土侵害金，五谷就不能成熟。”张汤想用鹜代替鳬祭祀宗庙，董仲舒说：“鹜不是鳬，鳬也不是鹜。”我认为这是不可以的。又说：“采用赤色统治的，头巾崇尚赤色。”诸如此类，赤色都附着在具体事物上来说明道理，没有凭空发言；此后我更加相信自己订定其不是古书并没有错。《太平御览》在太平兴国年间编纂，当时《繁露》一书还存在，如今终于散佚不传，实在可叹。” 晁公武说：“汉代董仲舒撰写。史书称仲舒论说《春秋》的事理得失，所听闻的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等几十篇，共十多万字，都流传到后世。如今篇数增多为八十二篇，又统称为《繁露》，这些情况都没有详细说明。隋、唐时期的卷目与今本相同，但错误脱漏很多。”

译陈振孙说：考察隋、唐以及本朝国史志，所载卷数都为十七卷；《崇文总目》记载共八十二篇，馆阁书目只记十卷，萍乡刊刻本也只有三十七篇。今本是楼攻媿得到潘景宪本后所据以刊行的，卷数和篇数都与前代志书相合，但也不是当时的原书。前代儒者的怀疑和辨析已经很详尽，其中最可疑的是：本传记载董仲舒所著书有一百多篇，有《清明》《竹林》《繁露》《玉杯》等；如今总称为《繁露》，而《玉杯》《竹林》又都成为其中的篇名，这肯定不是原本；何况《通典》《太平御览》所引用的文字，今书全都没有，更加可疑。然而古书能够留存于世的很少，姑且把它作为存疑之书保存下来也可以。又有写本作十八卷，但只有七十九篇；考察其篇次都相合，只是前一本把《楚庄王》置于第一卷卷首，而这一本却置于卷末，另成一卷。前一本虽有八十二篇，但有三篇缺文，实际上也是七十九篇。” 楼钥后序说：“《繁露》一书，我总共得到四个本子，都有高祖正议先生的序文。最初在乡里得到一个写本，先传抄下来并阅读，错讹极多，只恨没有其他本子可以校对。不久又得到京师刻本，以为一定不同，然而两者相差并不远。我又私下怀疑‘竹林’‘玉杯’等名称与书中内容不相干。后来看到尚书程公的跋语，他也对篇名感到疑惑。又因为《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所引用的《繁露》文字，今本都没有，于是认为这不是董氏原书，并且根据它的名称，认为它一定类似小说家之书。后来我另编成一书，记载杂事，取名《演繁露》，流传于世。开禧二年，现在的编修胡君仲方任萍乡县令，得到罗氏兰台本，在县学刊刻，考证相当完备。程公先前引用的三部书中的话，在此本中都有，这才知道程公所见不广，于是认为它是小说的说法不对。然而此本只有三十七篇，始终与《崇文总目》和欧阳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的数目不合。我已经老了，仍希望得到一个善本。听说婺女潘同年叔度景宪收藏很多异书，便托他的子弟访求，终于得到这个本子，果然有八十二篇。” 可见萍乡本还不到它的一半，喜悦得无法言说。我拿它与刻本互相校对，各取长处，把订正的意见全部加进去。文意相通的地方两种说法都保留；辗转抄写而讹误的古语，也有无法强行解释为通顺的。” 《春秋繁露》有一书，题为《春秋繁露》【此处缺文】。仲方摘录其中引用《繁露》的十三条，如今都完整保存在书中。我又根据《说文解字》“王”字下所引董仲舒的话：“古代造字的人画三横并贯通其中，称为王。三横代表天地人，能够使三者参通的，就是王。”许慎处在后汉和帝时期，而今本所引用的话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余传文中，关于回答“对越三仁”的问题、朝廷有重大议论时派使者和廷尉张汤到他家询问、求雨时闭塞各阳气而释放各阴气、停止下雨时反过来施行，以及三策中所说上天仁爱君主、天道的大原则在于阴阳、阳为德而阴为刑，因此王者应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等内容，如今都在书中。这样看来，确实是仲舒所著，而且其文辞也不是后世人所能达到的。左氏传当时还没有流行于世，仲舒论说《春秋》多采用公羊家的学说。唉，汉朝承受秦朝造成的弊害，广泛寻求儒雅之士，以经学专门著称的人很多，只有仲舒以纯正儒者著称。人们只看到他潜心于圣贤大业、非合礼之事不做，以及认为他的对策是古今第一。我私下认为，他并非只是仁人的对策，因为他说：“仁人只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自己的利益；彰明自己的道，不计较自己的功劳。”又说：“不遵循正道而取胜，不如遵循正道而失败。”这一类话不止一处，全都真正领会了我夫子的心法，确实是深入《春秋》的。即使扬子云尚且对此有所惭愧，何况其他人呢？近世真正纯粹领会这一思想的，只有范太史、唐鉴差不多可以相比。他们的褒贬评论只遵从是非，不以成败作为轻重标准。潘氏本把《楚庄王》篇列为第一篇，其他本子都没有；前后增补，合计有四十二篇，其中三篇缺失。只是《玉杯》《竹林》两篇的名称仍没有办法考定，还要等待后来的贤者。仲方得到这个本子后，尤其认为是以前从未见过的本子，便与我一同校勘，将寄给江右漕台兼秘阁公刊刻，并让他人记述这篇后序。”},{ 黄震说：“《繁露》把十二世分为三等：哀、定、昭三世，是君子亲眼所见的时代；襄、成、宣、文四世，是君子亲耳听闻的时代；僖、闵、庄、桓、隐五世，是君子传闻所得的时代。” 程端学说：“《繁露》一书，有人认为不是董子的著作。” 王鏊说：“《繁露》论说《春秋》，完全是公羊家的义理。公羊家的文辞虽然有时失误过当，但它笃信老师的学说，可以说是深入理解《春秋》的。” 《春秋决事》【《汉书·艺文志》作《公羊治狱》，《七录》作《春秋断狱》，《新唐书》《旧唐书》作《春秋决狱》，《崇文总目》作《春秋决事比》】。《汉书·艺文志》记载十六篇【《七录》记载五卷，隋、唐志书及《崇文总目》记载十卷】。已经亡佚。王充说：“仲舒表明《春秋》的义理，并以法律加以考核，两者没有违背。”桓宽说：“依照《春秋》审理狱讼，要推究内心动机来确定罪责。”

译心存善意却违反法律的，免罪；心存恶意而恰好合于法律的，诛杀。” 应劭说：“胶东相董仲舒年老有病，辞官归养。朝廷每逢有政事议论，常常派廷尉张汤亲自到偏僻的里巷，向他询问得失。因此他撰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每件都用经义回答，论述十分详细。” 王应麟说：“仲舒的《春秋》决狱之书，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太平御览》记载两件：一件引用《春秋》中许止进药的事，一件引用夫人归于齐的事。《通典》记载一件，引用《春秋》中父亲为儿子隐瞒的义理。应劭说仲舒撰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如今只见到三事而已。” 考察《艺文类聚》，其中引用了“决狱中君王打猎捕获麑”的一事。马端临说：考察起来，这就是献帝时期应劭进献的仲舒《春秋断狱》，我认为它大概在董卓倾覆王室之时几乎被焚毁弃置了。仲舒通晓经学，是醇正的儒者；三策中所说“任用德而不任用刑”的学说、“端正内心”的学说，都以《春秋》为依据来立论。至于引用“端正道义，不谋求利益；彰明大道，不计较功劳”来驳斥江都王，更是深刻领会了圣经贤传的旨趣。只有在论说灾异的对策中，引用两观、桓、僖以及亳社火灾，妄自解释经文的意思，并引导武帝果断诛杀，这与他平素的论说大相径庭。西山真公对此论述得很详细。《决事比》一书与张汤相互传授承接，推想也属于论说灾异对策一类。皇帝把严酷刻薄当作驾驭臣下的明察，张汤把惨酷审狱当作忠诚，而仲舒却用经术为这种做法附会法则。王何以老庄之学为宗旨解释经书，古人尚且说他们的罪过深于桀纣，何况把圣经当作粉饰滥施刑罚的工具，引导君主多行杀戮呢？这种罪过又比王何更深。又考察《汉刑法志》说：“自从公孙弘用《春秋》的义理来约束臣下，张汤用严峻的文法来审理案件，于是告发知情不举和腹诽之罪的狱案兴起。”《张汤传》又说：“张汤请求让学习《春秋》《尚书》的博士弟子补任廷尉史。” 大概汉代人专门致力于用《春秋》决断狱讼，浅陋的儒生和残酷的官吏于是得以借机假托粉饰，往往表现出《公羊传》《谷梁传》中所谓“责备”的学说、“诛心”的学说、“无将”的学说，与他们所谓“巧妙诋毁、罗织深文”相类似。圣贤的意思，难道会是这样吗？常秩说孙复所学的《春秋》只是商君的法术，大概也是有这样的意思。” 《春秋决疑论》《隋志》著录一卷 已散佚 严氏【彭祖】《春秋左氏图》《七录》著录十卷 已散佚 《古今春秋盟防地图》《七录》著录一卷 已散佚 《春秋公羊传》《隋志》著录十二卷【《唐志》著录五卷】已散佚 《汉书》记载：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与颜安乐一起师事眭孟。眭孟的弟子有一百多人，只有彭祖和安乐最为明达；遇到疑难问题相互质问时，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眭孟说：“《春秋》的旨意，就在你们两人身上了。”眭孟死后，彭祖和安乐各自专门传授本门学说，因此《公羊春秋》有颜氏和严氏两派之学。彭祖任宣帝的博士，后来任河南、东郡太守，因考核成绩优异入朝任左冯翊，升任太子太傅，教授琅邪王。后来任元帝少府，授业于同郡的公孙文、东门云等人；公孙文任荆州刺史，东门云任东平太傅。郑玄说：“董仲舒的弟子是嬴公，嬴公的弟子是眭孟，眭孟的弟子是严彭祖和颜安乐。” 考察严氏、颜氏都以《公羊春秋》为专门学业来授徒。颜氏有冷氏、任氏、筦氏、防氏之学，而严氏的流派，史书没有详细记载。见于传记的有：山阳的丁恭、子然，北海的周泽、穉都，汝阳的钟兴、次文，北海的甄宇、长文，陈留的楼望、次子，豫章的陈曾、秀升，南阳的樊儵、长鱼，蜀郡的张霸、伯饶，张楷、公超，颍川的李修，九江的夏勤，以及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许广；这些人在殿中大议时都赞同严氏的大旨，大体上都是学习严氏之学的人。颜氏【安乐】《公羊记》《汉志》著录十一篇 已散佚 《汉书》记载：颜安乐，字公孙，鲁国薛人，官至齐郡太守丞。安乐传授给淮阳令丰次君、淄川任公。任公任少府，丰次君任淄川太守，因此颜氏又有冷氏、任氏之学。郑玄说：“安乐的弟子有冷丰、刘向、王彦。” 徐彦说：何休《序》说，讲说《春秋》的人违背经文而任意发挥，反而违反传文、造成悖谬。考察《演孔图》说：“文、宣、成、襄四公，是孔子所听闻的时代。”颜氏却认为，从襄公二十一年以后直到孔子出生的时期，就是孔子亲见的时代；又把一公分别归入两代，这是任意解释。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发生日食，日食出现的日期不外乎晦日、朔日和初二。原文只说“日”，不说“朔”，可见明确是初二。颜氏却认为是十四日发生日食，这是违反传文、造成悖谬。又说：颜氏解释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时，传文说：“邾娄没有大夫，这件事为什么还要记载？”因为与当时接近而记载。昭公二十七年邾娄快来奔时，传文也说：“邾娄没有大夫，这件事为什么还要记载？”也是因为与当时接近而记载。这两段文字没有不同，按理应属于同一时代；如果分属两个时代，道理上似乎不便。冯君【姓名失载】《严氏春秋章句》已散佚 洪适说：“汉代严防碑，在政和年间出土于下邳。碑文说严防字少通，研治严氏《春秋》和冯君《章句》。两汉传授《春秋》严氏之学的人中，没有姓冯的，大概是史书漏载了。” 考察冯君《章句》，见于汉碑，确实可以作为可靠依据。然而班固《儒林传》没有记载。杜佑《通典》引用《公羊》的说法：宗庙神主收藏在太庙室的西壁中，以防备火灾。有人问高堂隆：“从前冯君的八万字《章句》说，正庙的神主分别收藏在太室西壁之中，迁庙神主收藏在太祖太室北壁之中。”考察《逸礼》所说收藏神主的地方，似乎是在堂上墙壁之中。高堂隆回答说：“《章句》只是说收藏在太祖北壁之中，没有分别说是堂还是室。”这里所说的冯君《章句》，是解释《公羊春秋》的著作，应当就是严防所研治的书。由此才知道，《儒林传》所记载的内容仍有遗漏。防氏【都】《春秋》已散佚 《汉书》记载：最初，贡禹师事嬴公，成就于眭孟；疏广师事孟卿，疏广传授给琅邪筦路；贡禹传授给颍川堂谿惠，堂谿惠传授给太山冥都。冥都任丞相史。冥都与筦路又都师事颜安乐，所以颜氏又有筦氏、防氏之学。贾公彦说：“防氏撰作《春秋》，就像晏子、吕氏撰作《春秋》一类。” 尹氏【更始】《春秋谷梁传》【《释文序录》作《章句》】

译《七录》著录十五卷 已散佚 《汉书》记载：瑕丘江公从鲁申公那里接受《谷梁春秋》，传给儿子，又传到孙子，世代担任博士。后来逐渐衰微，只有鲁人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接受传授。荣广与《公羊》大师眭孟等人辩论，多次使他们陷入困境，喜好学习的人便颇多重新接受《谷梁》。沛地的蔡千秋，字少君；梁地的周庆，字防君；以及丁姓、子孙，都跟随荣广学习《谷梁》。议郎、汝南人尹更始，字翁君，起初师事蔡千秋，任谏大夫、长乐户将；后来又学习《左氏传》，选取其中变化义理相合的内容作为《章句》，传给儿子咸以及翟方进。琅邪房凤，姓氏授予楚地的申章、昌曼君。起初，江博士传授给胡常，胡常传授给梁地的萧秉君；房氏也由此形成。因此，《谷梁春秋》有尹氏、胡氏、申氏、章氏、房氏之学。王应麟说：“汉代儒者兼通《谷梁》和《左氏》的，有胡常、尹更始。” 陈氏【钦】《春秋》已散佚 《后汉书》记载：陈元的父亲陈钦学习《左氏春秋》，师事黎阳的贾防，与刘歆同时，但另立门户，自成一家。王莽跟从陈钦学习《左氏》之学，任命陈钦为厌难将军。《后汉书》注说：“陈钦，字子佚，因为《左氏》之学传授给王莽，自称所传为《陈氏春秋》。” 闵氏【因】《春秋叙》已散佚 考察闵因，不详他是什么时代的人。徐氏《公羊传疏》引用了他的文字，这是《孔子得到一百二十国宝书》一文序说中的话。考察《春秋纬·感精符》《考异邮》所说的题辞，都有这段文字；而徐氏唯独依据它的序说，或许这段文字出现在纬书之前，但还不能确定，姑且附录在这里。《石渠春秋议奏》《汉志》著录三十九篇 已散佚 《汉书》记载：甘露元年，召集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在殿中进行大讨论，评定《公羊》和《谷梁》的异同。当时参加讨论的有《公羊》学者严彭祖、申挽、伊推、宋显、许广，《谷梁》学者尹更始、刘向、周庆、丁姓、王亥，共讨论三十多件事。萧望之等十一人，各自依据经义作答，多数意见采纳了《谷梁》的说法。《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二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春秋》【五】北海王刘【睦】《春秋防义终始论》已散佚 《后汉书》记载：北海敬王刘睦年少时喜好学习，广泛通晓经书和传记。光武帝喜爱他，显宗在东宫时，刘睦尤其受到宠幸和礼遇。他入宫便侍奉诵读，出行则为显宗执缰绳。中兴初年，法网还比较宽松，而刘睦性情谦让，喜好士人，结交远方人士；凡是有名的儒者和德高望重的人，没有不登门拜访的。因此声望和身价更加广泛。永平年间，法令制度颇为严峻，刘睦于是谢绝宾客，纵情于音乐。然而他生性喜好读书，常把书作为爱玩的事物，又能撰写文章，作有《春秋防义》《终始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陈氏【元】《春秋训诂》已散佚 《后汉书》记载：陈元，字长孙，苍梧郡广信人。年少时继承父亲的学业，为经书作训诂；他专心精研、深入思考，以至于不与乡里人交往。建武初年，他与桓谭、杜林、郑兴一起受到学者尊崇。皇帝设立《左氏》学，太常选拔四名博士，陈元位居第一。陆德明说：“司空、南阁祭酒陈元撰作《左氏同异》。” 钟氏【兴】《春秋章句》已散佚 《后汉书》记载：钟兴，字次女，汝南郡汝阳人。年少时跟随少府丁防学习严氏《春秋》。丁恭推荐钟兴学习，品行高尚。光武帝召见他，任命为郎中，逐渐升任左中郎将。皇帝下诏令他订定《春秋章句》，删去重复内容，用来教授皇太子。又让宗室诸侯跟随钟兴学习《章句》。孔氏【奇】《春秋左氏删》【又名《左氏传义诂》】三十一卷 已佚 《后汉书》记载：孔奋，字君鱼，是扶风茂陵人。年轻时跟随刘歆学习《春秋左氏传》，刘歆很称许他。他的弟弟孔奇，博通经典，撰有《春秋左氏删连丛子》。序文说：“先生名奇，字子异，他的祖先是鲁人，是褒成君的后代。兄长君鱼在王莽末年为躲避战乱迁居大河以西，以讲论道理为业。当时先生二十一岁，每次和兄长讨论学问，兄长都对他敬佩服气。到世祖即位后，君鱼才出仕，官至武都太守、关内侯，以清廉节俭闻名天下。先生一向喜好儒术，淡泊轻视荣华利禄，不愿从政，于是删取《左氏传》中难解的内容，汇集编成义理训诂，阐发隐微之处，彰明圣祖之道，以消除学者的蒙蔽。著书尚未完成便早逝，宗人子通痛惜他未能完成著作，又可惜这些重要训诫不能流传于世，于是校订篇目，各篇都按照原来的次第编排，并附上序文和问答，共三十一卷。将来的君子，倘若肯抽暇研习，希望能详加记录它。” 孔氏〔孔嘉〕《左氏说》已佚 《后汉书》记载：孔奋晚年有一个儿子名叫孔嘉，官至城门校尉。著有《左氏说》。陆德明说：“侍中孔嘉，字山甫，是扶风人。” 郑氏〔郑兴〕《春秋条例章句训诂》已佚 《后汉书》记载：郑兴年轻时学习《公羊春秋》，晚年精通《左氏传》，于是积累精力深入思考，通晓其中的要旨，同学们都以他为老师。天凤年间，他带领门人跟随刘歆讲解、订正经书大义。刘歆赞赏郑兴的才学，让他撰写条例、章句和训诂。郑兴喜好古学，尤其通晓《左氏》和《周官》，又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这一类人，都曾斟酌采用他的说法。世人谈论《左氏》的，大多以郑兴为宗；而贾逵亲自传承他父亲的学业，所以形成了郑、贾两家的学说。《东观汉记》记载：郑兴跟随博士金子严学习《左氏春秋》。郑氏〔郑众〕《春秋难记条例》《七录》记载为九卷 已佚 《春秋删》本传记载为十九篇 已佚 《后汉书》记载：郑众跟随父亲学习《左氏春秋》，著有《春秋难记条例》。后来奉诏撰写《春秋删》，共十九篇。徐彦说：“郑众撰写《长义》十九条，论述十七件事，专门论说《公羊》的短处和《左氏》的长处。” 《牒例章句》《唐志》记载为九卷 已佚 贾氏〔贾徽〕《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已佚 《后汉书》记载：贾逵的父亲贾徽跟随刘歆学习《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向涂恽学习古文《尚书》，向谢曼卿学习《毛诗》，著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陆德明说：“贾徽字元伯，是后汉的颍阴令。” 贾氏〔贾逵〕《左氏传解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