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译《隋书·经籍志》记为二十卷 存 《汉书》说：戴圣以博士身份在石渠阁讲论经学，后来做到九江太守，号称“小戴”；他把学问传给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于是小戴学派便有了桥氏、杨氏两家。按《隋书》记载，汉初河间献王得到孔子弟子及后世学者所记的一百三十一篇，献给朝廷，当时没有传授这些书的人。后来刘向考核校订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编排次序并作叙录；又得到《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共五种，合计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删去其中烦琐重复的内容，合并编成八十五篇，称为《大戴记》；戴圣又删去《大戴记》，编成四十六篇，称为《小戴记》。汉末马融于是传授小戴之学，又增加《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计四十九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四篇〕 孔颖达说：“《礼记》的编作出自孔氏门人，只是正规的礼制已经残缺，没有人能够再弄清楚，所以范武子不认识殽蒸，赵鞅和鲁君把仪式当作礼制。孔子去世以后，七十二弟子的门徒共同编录所听闻的内容，形成这部《礼记》；有的记录旧礼的意义，有的记录礼制变通的由来。《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编。郑康成说：‘《月令》是吕不韦主持修订的。’卢植说：‘《王制》是汉文帝时的博士所记录的。’其余各篇也大多属于这种情况，只是不能完全知道各篇由谁记录。” 张说说：“《礼记》是汉朝编纂的，于是成为历代不可废弃的经典。” 刘敞说：“现在的《礼记》并不是纯粹的经书。周代的礼制衰微、孔子去世以后，圣人的门徒汇合各种说法，杂糅编纂成书，到汉代才大体完备，其中有很多战国六国、秦、汉时期的制度。文字分散，句读断裂，体例和系统也不清楚。只有《曾子问》一篇最为详细，但又不值得完全相信。” 李清臣说：“自从秦朝焚书以后，学者不能得到完整的经书，已经亡失的固然亡失，保存下来的大多也杂乱不堪，已经不能全部相信。汉代儒者各自固守见解，务求以此树立自己的学派名声；他们还常常把并非圣人的话托称为圣人之言，学者认为这是圣人重新申说的话，不敢随便议论，又进一步把老师的说法传下去，这就是教育的大害。五经之中，礼、乐尤其为秦所憎恶，几乎灭绝殆尽；如今的礼经，大概是汉代儒生搜集各家说法，广泛采录历代残存文字，然后由后世立于学官的。夏、商、周、秦的事情无不包括其中，所以不能完全相信。” 程子说：“《礼记》杂出于汉代儒生之手，但其中也传下了圣门遗留下来的内容，有许多格言非常好，如《乐记》《学记》《大学》之类，没有什么可非议的。《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也有很多极为深刻的道理，只有善于辨析言语的人才能加以选择。《王制》《礼运》《礼器》等篇，也多传有古代的意义。至于《闲居》《燕居》以及‘三无’‘五起’之说，文字就很可疑。”又说：“《礼记》的文字尚未删定完成，其中有圣人的格言，也有庸俗儒生的乖谬说法，本来不能混为一谈。就像珍珠美玉在泥沙中，难道真的会混同吗？只是没有人识别，才不知道哪是泥沙，哪是珠玉。” 张子说：“《礼记》虽然杂出于各家儒者，也没有妨害义理的地方。像《中庸》《大学》出自圣门，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周谞说：“《礼记》所杂记的，是先王的法言，但其中有许多汉代儒生附会的弊病，这是学者应当精细选择的。” 周行己说：“《礼记》四十九篇，杂出于各家儒者的传记，不能完全得到圣人的旨意。考察它的文义，时常彼此抵牾。然而它的文字繁富，义理广博，学者若广泛学习而归纳约取，也可以不违背它。大概它的说法，粗浅处在于应对进退之间，精深处在于道德性命的要旨；开始于儿童幼年的学习，最终归于圣人的境界。只有通达古代正道的人，才能理解其中的话。” 李防说：“《礼记》并不全是圣人的旨意，也不全是宣尼所述，只是当时杂录的礼学文献。” 叶梦得说：“世人说三代以及周公、孔子的道理，讲得详细的没有比《礼记》更多的了。然而《礼记》的传本多有驳杂，真正得到孔子言论的，只有《中庸》和《大学》。”晁公武说：“汉代戴圣编纂的，就是所谓小戴《礼记》。这部书是孔子去世后七十子门徒共同记录的。《中庸》是孔伋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作，《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作；河间献王搜集后献给朝廷。刘向校订了二百五十篇，戴德删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为四十六篇。马融传授这门学问，又附加《月令》《明堂》的义理，合为四十九篇。”胡寅说：“《礼运》是子游所作，《乐记》是子贡所作。” 郑耕老说：“《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 陈振孙说：“汉代儒生辑录前代礼书，本来就不是一家之言，大体驳杂而不纯。只有《大学》《中庸》是孔氏的正统传承，但起初也并不是专门为礼而作。唐代魏征曾认为《小戴礼》编排杂乱无序，另作《类礼》二十篇，大概是有他的理由的。” 虙氏说：“《礼记》是《仪礼》的传文。《仪礼》有冠礼，《礼记》就有《冠义》来解释它；《仪礼》有婚礼，《礼记》就有《昏义》来解释它；《仪礼》有乡饮酒礼，《礼记》就有《乡饮酒义》来解释它；《仪礼》有燕礼，《礼记》就有《燕义》来解释它；《仪礼》有聘礼，《礼记》就有《聘义》来解释它。其他篇章中虽然有时杂引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但所说的内容多与《仪礼》互相表里。《仪礼》是周公所作，而《礼记》是汉代儒生所记录的，但它也是《仪礼》的支流。” 项安世说：《礼记》各篇中有彼此抵牾的地方，大概是各家分别记录了自己的老师所说的内容，就像本朝各位臣子家中关于丧祭礼仪的记载，各自编成一书，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世上好学的人，把这些说法总汇编集起来，作为考察订正的资料，是可以的；若一定要曲意解释，使它们贯通成为一家之说，那就是最荒谬的做法了。《檀弓》谈丧礼，有的认为应服大功，有的认为应服齐衰；有的认为应当让他主持丧事，有的认为不应让他主持；有的认为可以返回，有的认为不可以返回，像这一类的分歧很多。只是因为各说都记载了姓名，所以后人不把它看作疑问，因而可以在其中发表议论，取舍各说。朱熹有时把它们合成一种说法而一并采用。罗璧说：梁代沈约认为，汉初典章简略，各位儒生搜集遗留下来的文字片段和与礼事有关的材料，编次成篇，全部都不是圣人的言论。《月令》取自《吕氏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取自子思，《乐记》取自公孙尼子，《学记》出于毛生，《王制》出于汉文帝时的博士。大概汉代儒生本来想补充圣人的言论来阐明道理，但没有经过圣人标准的裁定，所以所记不免夹杂礼说，所论礼义也不免穿凿。

译王应麟说：“《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现今已经散佚。能够见到篇名的，有《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明堂记》《曾子记》《礼运记》《五帝记》《王度记》《王覇记》《瑞命记》《辨名记》《孔子三朝记》《月令记》《大学志》。” 虞集说：“小戴《礼记》四十九篇，虽然记载的文字并不一致，但其中保存着曾子、子思道学传承的内容。不学习这些，便不容易学习《易》《诗》《书》《春秋》。况且尧、舜以及三代流传下来的说法，天子、诸侯、大夫的制度，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所具备的各种器物，即使其中有残缺错杂之处，舍弃这些，几乎就没有可以寻求的资料了。” 朱升说：“礼有具体的数目，也有其中的义理。名物制度属于数目；它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属于义理。对于不是亲眼看见、亲身实践的具体礼数，不容易了解；至于义理，学习的人可以推究而知。《仪礼》是经，所记的是名物制度；《礼记》则传述其中的义理。远古没有传承，要寻求具体礼数很困难，不如姑且依据那些可以了解的义理，使学习的人尽心研求，来探求古代圣人制作礼制的用意，并由此通晓其余内容。这就是设置科举考试时，不得不舍弃经而采用传的原因。” 湛若水说：“《仪礼》譬如《易》，《礼记》譬如《易》的十翼；《仪礼》譬如《春秋》，《礼记》譬如《春秋》的三传。传不一定彼此相同，但相互表里、相互辅助，都足以发明经义。其中不正确的地方，应当自然显现出来。”他又说：“把《记》当作经，就会因为内容混杂而不可取；把它当作传，虽然有些混杂也可以。那《春秋》三传中，虚妄不实的内容很多，然而把它们作为传，并没有妨害。关键在于精心辨析取舍，这取决于人罢了。” 郝敬说：这部书是汉代儒生戴圣编记的，其中多是先圣的格言，也有七十子及其门人、后裔辗转传述的内容，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例如《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撰，《月令》是吕不韦所修订，《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记录，《三年问》是荀卿所著。真伪相互承袭，但瑕疵不能掩盖其中的精华。先儒推尊《周礼》《仪礼》为经，想把《礼记》割裂出来作为传。其实三部书都不是古代完整无缺的璧玉，而《周礼》尤其多有揣摩之辞，夹杂乱世谋略和富国强兵的方法；《仪礼》枝节繁多，也不是很切合日常使用。只有《礼记》多有关于名理的精微言论，关于天人、性命以及简易原则的论说，圣贤仁义中正之道也往往存在其中。例如《大学》《中庸》两篇，难道是《周官》《仪礼》中所有的吗？所以三礼应当以《礼记》为正，如今学官遵守这一点，程颐、程颢等人以此教育士人，是有道理的。他又说：礼已经不是孔夫子原本确定的书了，后来的儒生各自记录所听到的内容，因而造成彼此矛盾。通达的人自然能够折中处理；对于不知道的地方，就保留下来而不加评论。若牵强附会，反而会离事实更远。例如《王制》说：‘公、侯的国土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礼》说：‘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 《王制》说：‘天子有三公、九卿，以下至元士，共一百二十人。’而《周礼》所记的官职多到三百六十种，若连任职人数计算，更是数不胜数。《王制》说：‘次国有三卿，由国君授予一命；小国有二卿，都由国君授命。’而《周礼》说：‘诸侯国的卿、大夫、士，都由天子授命。’《月令》说在孟夏封立诸侯，而《祭统》说：‘秋季分封采邑。’《杂记》说：‘公所执的圭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而《周礼》说：‘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聘记》说：‘诸侯朝见天子，圭上的缫饰都九寸、三种颜色；诸侯所用的圭缫都八寸、两种颜色。’而《周礼》的《大宗伯》《考工记》都说：‘天子和诸侯所用圭璧的长短，各依等级而有差等。’《礼器》说：‘天子的堂高九尺。’而《考工记》说：‘堂高三尺。’《王制》说：‘诸侯朝见天子，五年一次。’又说：‘天子和诸侯相见叫作朝。’而《周礼·大宗伯》说：‘春季叫朝，夏季叫宗，秋季叫觐，冬季叫遇。’ 然而《仪礼》只有觐礼，没有所谓朝、宗、遇。《大行人》又有九服分为六年一朝的说法。《礼器》说：‘天子的席铺五重，诸侯三重。’《周礼·司几筵》却说：‘天子的席铺三重，诸侯两重。’《周礼·典命》说：‘各依命数而定，天子的大夫四命、用四牢。’而《檀弓》说：‘大夫的遣车五辆。’诸侯的卿、大夫与天子的卿、大夫，命数虽然不同，但宗庙制度、相见时所执的贽礼、殓时所用的衣服、几筵所铺的席子，诸侯与天子的卿、大夫、士却又没有区别。《曲礼》《王制》《月令》都说有五种祭祀。只有大夫祭祀，《周礼》也说有五种祭祀，而《祭法》说：王设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王制》说天子有七庙，有的又说有九庙；士有二庙，又有的说士一庙。《祭法》从天子到士，庙外各有坛和墠；而《王制》只有五、七等数字，没有坛墠。《王制》《祭统》都说：夏季的祭祀叫禘。《郊特牲》《祭义》却说：春季的禘祭叫禘。《明堂位》说：季夏六月举行禘祭。

译《杂记》又说七月举行禘祭。这样看来，禘只是通常的祭祀；可是《丧服小记》《大传》都说：天子禘祭祖先所出自的始祖，不是天子就不能举行禘祭。如此，祭祀中就没有比禘更大的了。《祭法》说在泰坛祭天，在泰折祭地；《周礼》说在圜丘祭天、在方泽祭地，音乐舞蹈、玉帛等也各不相同，这是把祭天和祭地分开了。而《诗·周颂》‘昊天有成命’是祭祀天地时所用的乐歌，这又是说祭天地本来合在一起。《祭义》说：郊祭是大规模报答上天，以太阳为主祭对象，以月亮配祭；这是把祭日月和祭天合在一起。《祭法》又说：祭日、月、星辰以及四时、水旱之神是同类祭祀。郊祭用小牛，祭日月用少牢。《周礼》也说：禋祀昊天上帝，实柴祭日月星辰；这又是把祭日月和祭天分开。《月令》说仲夏在上帝前举行大雩，这是五月；《春秋传》却说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这是四月。《郊特牲》说郊祭用赤色牲畜，崇尚红色；而《周礼·大宗伯》说用青色璧礼敬上天，祭牲各仿照礼器的颜色，这样郊祭的牲畜又应当用青色。《祭法》说祭天地都用赤色小牛；而《周礼》说阳祀用赤色牲，阴祀用黑色牲，这样祭地的牲畜又用黑色，不用赤色。《曲礼》说：大飨不必占卜。《表记》也说：大事有固定的时日；而《周礼·大宰》说，祭祀五帝要占卜日期，祭祀大神、地神也同样如此，这又说祭祀没有固定时日。《郊特牲》说郊祭用辛日；《月令》却说选择吉日，这又不是固定用辛日。祭社用甲日；《月令》说仲春选择吉日，命令百姓祭社；《周书·召诰》说祭社用戊日，这又不是固定用甲日。《曲礼》说大夫祭祀用索牛；《仪礼》却说大夫祭祀用少牢。《中庸》说：天子按照天子的礼仪祭祀先公；《周礼·司服》却说祭祀先公用毳冕，这就是采用侯礼。《杂记》说士戴弁在公所祭祀，戴冠在自己家祭祀；《论语》却说宗庙的事务中，端着章甫冠做小相。章甫是冠的名称，这说明在公所祭祀也戴冠。《玉藻》把玄冠作为斋冠，把玄端作为天子的燕居服，也是诸侯的祭服；而士在冠礼、婚礼以及卿大夫聘问、享礼中，上下都通用玄冠、玄端。《周礼》说五等冕服都是祭服；《曾子问》却说戴冕服亲自迎亲，《乐记》说魏文侯穿端冕听古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这说明端冕也可以作为端衣穿用。《周书·顾命》说：成王、康王临朝时，君臣都穿戴冕服。这说明冕服不只是祭服。《礼器》说：天子穿龙衮，诸侯穿黼，大夫穿黻，士穿玄衣纁裳；《周礼》却说：侯、伯戴鷩冕，子、男戴毳冕，孤戴希冕，大夫戴玄冕，士戴皮弁。《玉藻》说：国君系朱绿色的带，大夫系玄色带，士系缁色带。所以《士冠礼》三次加冠时，所系的带子都用缁色。《杂记》又说：诸侯、大夫的带子都用五种颜色，士用两种颜色。《祭义》说：国君用玄冕，夫人用副袆；《周礼》又说：王后用副祎。《丧大记》说：招魂所用的衣服不穿在尸身上，也不用来入殓；《士丧礼》却说：用它来穿尸。《丧大记》说：士小殓时，把衣服陈列在室西，衣领向北；大殓时，把衣服陈列在堂东西两侧，衣领向南。《士丧礼》却说：大小殓都把衣服陈列在室内，衣领都向南，衣服的西端在上。《周礼》说：天子含玉；《杂记》却说：含贝。《丧大记》说：国君对于大夫患病，要慰问三次。《杂记》却说：卿、大夫患病，国君慰问没有次数限制。《丧大记》说：公去世，卿大夫等到练祭后回去；士等到卒哭后回去。《杂记》说：大夫在公馆中服丧到丧期结束；士在练祭后回去。《奔丧》说：服大功的人望见丧家门户便哭，服齐衰的人望见故乡便哭。《杂记》又说：听到兄弟去世的消息，服大功以上丧服的人，看见死者乡里的方向便哭。《士丧礼》说，小殓、朔日祭奠都陈设鼎；遣奠陈设五鼎，都具备牲牢。《周礼·牛人》也说：丧事供应祭奠用的牛。而《杂记》却认为，儿子用遣车按照牢牲的规格来装载粮食是不合礼的，丧祭只用脯和醢罢了。《丧大记》说：四邻的宾客来吊唁他们的国君，主人拜谢时在国君之后。《曾子问》又说：卫灵公吊唁季桓子的丧事，哀公作为主人拜谢，季康子也拜谢。孔子认为，丧事有两个主人，季康子的错误在于后拜，这样又是不对的。《曾子问》说：有军事和兵革之事时，没有可以回避的人。伯禽曾有因为这种情况而这样做的事。《丧大记》又说：卒哭以后，戴弁绖、系绖带，遇到军事和兵革之事也无须回避。《曾子问》说：慈母没有丧服。《仪礼》却说：对慈母服丧如同对生母。《檀弓》说：天子哭诸侯时，戴爵弁、首绖，穿缁衣；《周礼》却说：天子为诸侯服缌衰。《檀弓》说：祥祭时穿缟服，当月举行禫祭，过一个月才奏乐；这就是说祥祭所在的月份不奏乐。然而它又说：孔子举行祥祭后，弹琴十天便奏笙歌。《杂记》说，朼用桑木；《仪礼·特牲馈食礼》又说，匕用棘木。《郊特牲》说鼎和俎用奇数，笾和豆用偶数；《乡饮酒义》说六十岁用三豆，八十岁用五豆，这又说明豆也是奇数。《檀弓》说孔子厌恶在野外哭丧的人；又说孔子哭伯高时说：我是在野外哭他。《曲礼》说占卜和筮卜不相重复使用；《周礼》却说大事先筮后卜。《玉藻》说天子每日食用少牢，每月初一食用太牢；《周礼》又说王每日只举行一次进食之礼，这就是说每日食用的也是太牢。《射义》说天子歌唱《驺虞》，《周礼》也这样说；而《仪礼·乡射礼》也唱《驺虞》，这说明士、庶人与天子使用相同的乐歌。《周礼·射人》说王射箭用六耦、三侯；《仪礼·大射礼》说诸侯用三侯、三耦。《周礼》说王用虎侯、熊侯、豹侯，诸侯用熊侯、豹侯，卿大夫用麋侯；而《乡射记》又说天子用熊侯、白质，诸侯用麋侯、赤质，大夫、士用布侯，画有虎、豹、鹿、豕。像这一类的内容错杂纷乱，各家师说相互承袭，人人说法不同。即使考证详尽准确，古今制度各有不同，也难以全部采用。郑康成等人喜欢轻信而不能融会贯通，拿这一条去验证另一条，遇到不合之处，便牵强穿凿，虚妄之说层出不穷。初学者被这些说法迷惑，随声附和，不知道其中的讹误，这就是世间儒生苦于阅读《礼记》的原因。颜茂猷说：《礼记》多是汉代儒生附会编成的，但其中精粹的部分已经洞彻心髓。后世能够有所考察，并融会贯通其中的意义，也要借助这部经书。《礼记》群儒疑义。

译《七录》著录一卷十二卷。已散佚。《隋书》注文说：戴圣撰写。桥氏〔仁〕《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已散佚。《后汉书·桥玄》说：桥玄的七世祖桥仁，跟随同郡的戴德学习，著有《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称桥君。学成以后，在皇帝时任大鸿胪。按：桥杨本传记载，小戴之学的传承，班固《汉书》叙述得非常清楚；这里说是戴德，恐怕有误。高氏〔诱〕《礼记注》。已散佚。按：高氏的《礼记注》，《艺文类聚》曾引用。郑氏〔玄〕《礼记注》。《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现存。《后汉书》说：郑玄本来学习小戴《礼记》，后来又用古经校勘它，选取其中义理较长处，形成郑氏之学。又为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作注。李觏说：“郑康成注《礼记》时，遇到文字错误的地方，只说某字应当作某字；《玉藻》的篇次完全错乱，也只是通过注释加以说明，从未直接改正经文。这大概是因为尊重经书、敬重老师，不敢把自己的见解自认为正确。” 朱子说：“郑康成考察礼的名目和数目，功劳很大，事事都能加以疏理。就像汉代的律令，也都有注解，可见他确实有许多精力。” 卫湜说：“郑氏注礼，虽然间或有拘泥之处，但简明严谨、贯通周备，不是后来的学者所能赶上的。我曾读朱文公的《中庸章句》，其中把‘戒谨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和‘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看作两件事，分析精密深刻，是前人所没有的。如今看郑氏的注，已经具备这种区别。” 郝敬说：“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大多是先贤流传下来的内容，后来儒生补缀而成，并不是真正的先圣旧著。郑康成却相信它是仲尼亲手留下的文字，遇到文义难以通晓的地方，便说是竹简腐烂脱落、篇序颠倒；缺乏根据时，就推说是夏、殷时代不同，以逃避解释；篇章条目不合时，就在大夫、士、庶人之间游移，作两可之说；无法解释时，就托言是各地特殊的语音而改变文字。这样牵强穿凿，完全背离原意。郑氏既然把《礼记》当作经，不敢纠正《记》的错误；世间儒生又认为郑氏懂礼，不敢议论郑氏的过失。所以一千多年一直昏昧不明。” 《礼记音》。《七录》著录一卷。已散佚。卢氏〔植〕《礼记注》。《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新唐书》《旧唐书》的经籍志记载相同；《经典释文》序录作二十卷〕。已散佚。陆德明说：“《曲礼》说‘离开国家三代’，郑玄解释说：从祖父到孙子；卢植、王肃注说：世就是年。万物以一年为一世。” 元行冲说：“小戴《礼》在汉末流行，马融为它作传，卢植合并二十九篇为之作解，后来世上已经没有流传。” 朱子说：“东汉诸儒考究礼制，做得很好。卢植也很好。” 王应麟说：“《诗经正义》曾引用卢植的《礼记》注。” 按：《续汉书·礼仪志》的注文也引用卢植的著作；《通典》也引用它。蔡氏《礼辨名记》。已散佚。王应麟说：“《春秋正义》引用《辨名记》说：‘超过一人称为茂，超过十人称为选，超过选的称为隽，超过千人称为英，超过英的称为贤，超过万人称为杰，超过杰的称为圣。’《礼记正义》引用这段话，认为是蔡氏所作。” 《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四十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礼记》【三】王肃《礼记注》《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记载相同】已经亡佚 朱子说：王肃的《仪礼》注，一定是反对郑玄的。王应麟说：“肃，字子雍，《魏志》中有他的传记。《集说》把王肃说成元魏人，这是错误的。当时有两个王肃；属于元魏的那位，字恭懿，并不以经学著名。” 考察王肃注释《礼记》，认为《月令》是周公所作。《礼记音》《七录》著录一卷 已经亡佚 孙炎《礼记注》《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记载相同】已经亡佚 考察唐代张燕公驳斥魏郑公《类礼》时说：“《礼记》的传习已经将近一千年，到魏代孙炎才改编旧本，将内容分类相近的篇章编排在一起；这样看来，孙炎所注的《礼记》没有采用小戴的原本，是可以知道的。” 郑小同《礼记义》《七录》著录四卷【《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作《礼记义记》】已经亡佚 《隋书·经籍志》注：小同，魏侍中。杜宽删编《礼记》已经亡佚 《杜氏新书》说：“宽，字务叔，被举为孝廉，授任郎中；对于经传的义理多有讨论驳正，但著述草创尚未完成，只有删编的《礼记》和《春秋左氏传解》流传于世。” 射慈《礼记音义隐》《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七录》记载相同，《唐书·经籍志》作二卷】已经亡佚 《册府元龟》说：射慈，字孝宗，任中书侍郎，撰有《丧服变除图》五卷、《礼记音》一卷。谢桢《礼记音》《七录》著录一卷 已经亡佚 陆德明说，不详知他是什么人。司马伷《礼记宁朔新书》《七录》著录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记载相同，《隋书·经籍志》作八卷】已经亡佚 《旧唐书》说，司马伷为《序》，王约作注。孙毓《礼记音》《七录》著录一卷 已经亡佚 缪炳《礼记音》《七录》著录一卷 已经亡佚 蔡谟《礼记音》《七录》著录二卷 已经亡佚 陆德明说：“谟，字道明，是济阳考城人，晋代司徒、文穆公。” 曹躭《礼记音》《七录》著录二卷【《唐书·经籍志》记载相同】已经亡佚 陆德明说：“躭，字爱道，是谯国人，东晋安北谘议将军。” 尹谷《礼记音》《七录》著录二卷【《唐书·经籍志》记载相同，《经典释文·序录》作一卷】已经亡佚 陆德明说：“是天水人，东晋国子助教。” 范宣《礼记音》《七录》著录二卷 已经亡佚 陆德明说：“宣，字宣子，是济阳人，东晋员外郎。” 考察《经典释文》解释《尔雅》注时，在“蝗”字下引用范宣《礼记》的音注，读音为“横”。徐邈《礼记音》《七录》著录三卷【《唐书·经籍志》记载相同】已佚。刘昌宗《礼记音》。《七录》著录五卷。已佚。徐爰《礼记音》。《隋志》著录二卷（《唐志》同）；《释文序录》著录三卷。已佚。雷肃之《礼记义疏》。《七录》著录三卷。已佚。《隋志》注称：雷肃之是宋代豫章郡丞。考察雷氏《义疏》所引《乐记》：“治世之民，安以乐。”雷氏读作“安”字断句，“以乐”二字相连。庾蔚之《礼记略解》。《隋志》著录十卷（《唐志》同）。已佚。陆德明说：“蔚之，字季随，是颍川人，担任宋的员外常侍。” 业遵《礼记注》（《唐志》作“叶”）。《七录》著录十二卷（《唐新志》《唐旧志》同）。已佚。陆德明说：“遵，字长孺，燕人，任宋奉朝请。” 何佟之《礼记义》。《唐志》著录十卷。已佚。楼幼瑜《礼记捃拾》。共三十卷。《礼记摭遗别说》。《七录》著录一卷。两书都已佚失。《浙江通志》说：“幼瑜，字季玉，南齐时人，金华人。” 梁武帝《礼记大义》。《隋志》著录十卷（《唐志》同）。已佚。简文帝《礼大义》。共二十卷。已佚。贺玚《礼记新义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