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四十四

译三十卷 现存 陆元辅说：《礼记大全》是在陈氏《集说》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共采用四十二家的说法。纂修者有：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湖广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讲杨荣；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侍讲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务郎萧时中；陈循；翰林院编修、文林郎周述；陈全；林志；翰林院编修、承事郎李贞；陈景着；翰林院检讨、从仕郎余学夔；刘永清；黄寿生；陈用；陈璲；翰林院五经博士、迪功郎王进；翰林院典籍、修职佐郎黄约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顺；奉议大夫、礼部郎中王羽；奉议大夫、兵部郎中童谟；奉训大夫、礼部员外郎吴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员外郎吴嘉静；承直郎、礼部主事黄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顺；沈升；承德郎、刑部主事章敞；杨勉；周忱；吾绅；文林郎、广东道监察御史陈道潜；承事郎、大理寺评事王选；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黄福；修职郎、太医院御医赵友同；迪功佐郎、北京国子监博士王复；原泉州府儒学教授曾振；常州府儒学教授廖思敬；蕲州儒学学正傅舟；济阳县儒学教谕杜观；善化县儒学教谕颜敬；署理常州府儒学训导彭子斐；镇江府儒学训导▯季安，共四十二人。” 当时各部经书的《大全》都是窃取他人成果编成书，用来欺骗上级；这部书也一定是沿用了元人的成书，并不是这些臣子们编排纂辑的。张洪《礼记总类》未见 鲁穆《礼记日抄》未见 黄虞稷说：“鲁穆是天台人，永乐丙戌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何文渊：《礼记解义》。未见。张业：《礼记节疏》。未见。黄虞稷说：“安福人，景泰辛未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 郑节：《礼传》。八十卷。已失传。《广信府志》记载：郑节，字崇伦，贵溪人，天顺甲申年进士，官任御史。他曾忧虑《礼经》残缺不全，注疏相互乖谬，于是撰成《礼传》八十卷。罗伦：《礼记集注》。未见。王经：《礼记纂要》。未见。黄虞稷说：“长洲人，成化壬辰年进士，他的书对名物、度数多有斟酌取舍。” 陈垲：《戴记存疑》。未见。黄虞稷说：“鄞县人，字山甫，成化壬辰年进士，官任广东提学副使。” 王杰：《礼记集成》。未见。黄虞稷说：“王杰字邦杰，安仁人，成化庚子年举人，官任岷州长史。” 王华：《礼经大义》。未见。黄虞稷说：“王华字德辉，余姚人，是新建伯王守仁的父亲，成化辛丑年进士第一，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宋佳：《礼记节要》。未见。黄虞稷说：“奉化人，成化癸夘年举人，官任长史。” 祝萃：《礼经私录》。未见。朱一是说：“祝萃字惟真，海寜人，成化甲辰年进士，历任广东右叅政。” 薛敬之：《礼记集传》。未见。《关学编》记载：薛先生敬之，字显思，号思庵，渭南人。成化丙戌年，以诸生身份贡入太学，授任应州知州，升任金华府同知。刘绩：《礼记正训》。未见。刘绩自序说：“汉初，河间献王得到孔子弟子及后世学者所记的一百三十篇，进献给朝廷。到刘向校订经籍时，便依此为它作了叙录。又得到《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共五种，合计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删去其中繁复重复的部分，合并编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记》。戴圣又删削戴德的书，编为四十六篇，称为《小戴记》。汉末，马融于是传授《小戴记》的学说，补足《月令》《明堂位》《乐记》，合为四十九篇。郑玄向马融受学，为它作注。唐代孔颖达又为它作疏。宋代朱熹、程颐取《大学》《中庸》加以表彰，其余篇章则由陈澔作集说。本朝初年兼用注、疏，现在则专门以陈澔的学说为主。陈澔自己说：‘先君子凭借这部经书三次考中乡试，那么他的见识就可想而知了。’我读后觉得这话不对。弘治甲子年，我迁任镇江，于是上奏请求归家完成最初的志愿，隐居了十三年，得以考订其中的错误并为它作说。这部经书所记的内容，不是在同一时期记下的，也不是出自同一个人。我出生在千百年以后，怎么能够真正了解它，并且逐一加以折衷判断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四篇〕 “大概礼乐既有情实，也有文饰；文，就是事情本来应当如此的形式，情，就是事情所以如此的义理。就着这些事情推究其中的义理，自然有丝毫不能差错之处。所以，懂得礼乐之情的人能够创作，认识礼乐之文的人能够叙述。读这部书的人，按照次序去践行它，这就是礼；不牵强附会而能心悦诚服，这就是乐。玉帛、钟鼓，是礼乐中最浅下的形式。经典虽然名为《礼记》，实际上兼及乐。” 童品：《礼记大防》。未见。王崇献：《礼记择言》。未见。黄虞稷说：“山东曹县人，字季徴，弘治丙辰年进士，历任佥都御史，巡抚寜夏。” 韩邦奇：《礼记断章》。未见。颜▯：《礼经疏义》。已失传。《上虞县志》记载：“颜▯，字文华，正德丁夘年举人，任澂江知府。” 王崇庆：《礼记约防》。

译一卷。现存。王崇庆自序说：“礼，是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手段，也是圣人用来教导万世的东西。我已经写了《礼记管见》，但又担心自己拘泥于章句，琐屑于训辞，未能把它概括起来。于是再次取《礼记》的篇目，总括整理它。因此，删去繁杂，是为了汇聚要旨；摘取意义，是为了提挈纲领；简约文字，是为了敦促实行。这样大概接近先王、圣人的本意了吧？”这大概是王崇庆晚年所作的书。它收藏在家塾中，▯士或许有所帮助，也希望能在千百种思虑中偶然得到一点正确见解。《约防》作于嘉靖丁酉年。蒋一葵说：“有句话说：‘玉杯如果没有底，即使是珍宝也不能使用；浮夸的言论如果没有实际内容，即使华美也不是正道。’《戴记》四十九篇，内容有纯有杂，各家又以谶纬为宗本，附会它的学说，于是造成了千古以来妨碍理解礼学的障碍。如今王先生作了《约防》，正是不必浮夸地发表议论，而能穷究礼的本源，推极礼的终极意义；三千三百条礼仪，灿然如在掌握之中。唉，这些话不能对那些见识浅陋的人说。” 吾翕：《读礼类编》。未见。李铠说：“吾翕字廷顺，是哻子的儿子，浙江开化人，正德戊辰年进士。” 余本：《礼记拾遗》。未见。王渐逵：《读礼记》。未见。王渐逵自序说：“圣人的道，宏大极了！没有什么不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礼，大概就是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的那部分吧？所谓礼，就是践行，并不是指用空洞的谈论来供人讲说，用广博的学问来取悦听闻，或借助虚假修饰来造成美观。后世记载礼的书，重复繁杂，没有可以折衷取舍的标准。到了陈氏《集说》，也只是各人提出自己的见解，精微深奥的内容仍未显现。近来我在读礼的闲暇，依据草庐吴氏的意见，把材料分类汇聚、分章编排，删去其中荒谬虚妄的内容，探究其中正当平实的道理，那么对于圣贤之学和笃实的践行，大概多少可以对世间有所补益。” 黄虞稷说：“依据草庐的《纂言》，再次加以订正，分章并按类别编次。” 张氏【岳】《更定礼记》。未见。徐文贞公的墓志说：“公讳岳，字维乔，惠安人，正德丁丑年进士。任副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入朝任兵部侍郎，又以右都御史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去世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号襄惠。” 张氏【孚敬】《礼记章句》。八卷。现存。孚敬自序说：“我年轻时就喜好读《礼》，只是看旧有的说法多有不能安妥之处，想加以厘正，却一直没有空闲。弘治戊午年，我在五都瑶溪山中修建罗峰书院，聚集门徒讲学，才开始取《礼记》分章析句。正德庚辰年考中礼部试，辛巳年通过皇帝登极试，成为进士。当时武宗皇帝继承孝宗皇帝已经十六年，武宗驾崩而没有后嗣，皇上以兴献王世子的身份，依据太祖高皇帝‘兄终弟及’的训示，入朝继承大统。朝廷议论要尊孝宗皇帝为皇考，却称兴献王为叔父，孚敬执守礼制而争辩此事，满朝一片喧哗，到嘉靖四年才定下来。皇上锐意中兴，把彰明圣道、继述前人作为自己的责任，例如正定孔子的祭祀，制定郊祀、宗庙的仪礼，以及耕籍、亲蚕和冠服等制度，都是最先办理的事情；皇上又要求左右辅弼匡正帮助，以此责成孚敬。孔子说：‘如果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皇上本来就是上天启发的。孚敬自己想到才力浅薄，无法仰承万分之一，岂敢不从始至终战战兢兢地努力，以求有所报效？然而三千三百种礼仪，变化之中贵在适中，哪怕相差一丝一毫，造成的祸害也不小；因此，这种寻常的讲解尤其不能不求恰当。礼没有比父子伦理更大的，而圣明君王治理天下，必定以孝为根本。” 孚敬既然以此辅赞圣明天子正大光明的治理，那么从前所爱好并致力于其中的学问，似乎就不算欺世盗名的空文，也或许可以用来彰明名教。霍宗伯韬说，孚敬可以把《礼记章句》进献给皇上，孚敬有所不敢；但他又想到，自己一生的精力全在这部书上，怎么能让它泯灭呢？乙未年，他因病请求归乡，不久朝廷使者又催促他，于是把书交给儿子逊业等人校刻，收藏在敕建的宝纶楼中，用来请博古君子评正。” 陆元辅说：“孚敬起初名叫聪，永嘉人。正德辛巳年考中进士。最初上书论说大礼，合乎世宗的心意。历任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受到的恩宠少有可比。去世后追赠太师，谥号文忠。他的书虽然还存在，但人们认为他是靠谈论礼制来迎合皇帝，因此轻视它，没有人翻阅。” 戴氏【冠】《礼记集说辨疑》。一卷。现存。钱陆灿说：“冠字章甫，长洲人。他的学问除经史以外，诸子百家、山经地志、阴阳律历、稗官小说，没有不融会贯通的。他广泛搜求、深入剖析，一定要追求事物的源流，再用义理加以会通。作文必定以古人为老师，轻视同时代的人，没有谁能符合他的心意。他长期按次序任诸生，后来凭年资贡入礼部，被授为绍兴府训导。” 以上记载于《濯缨亭笔记》。叶氏【瑞】《龄礼记粕说》。未见。《括苍汇纪》记载：叶瑞龄，字仁夫，青田人，岁贡生，出仕任漳州府经历。柯氏【尚迁】《曲礼全经类释》。

译十四卷。现存。尚迁自序说：《仪礼》和《曲礼》都出自古代淹中之地，并行流传于世。所以《礼记》说：经礼有三百，曲礼有三千。后来后苍讲说礼制，作《曲台记》，约有二百零四篇，把经书称为记，《礼记》由此开始。戴德传承后苍之学，删去繁杂、汇集要旨，编成八十三篇。戴圣又取戴德的书删为四十五篇，改名为《礼记》。马融增入《王制》《月令》《儒行》，郑玄向马融学习，为它作注。汉、魏以来，人们传习此书，尊奉它为经。唐代魏郑公读后对此有所怀疑，撰成《类礼》二十卷，后世先后流传。宋代朱子则把《仪礼》作为经、《礼记》作为传，并去掉《礼记》的名称，在《乡礼》之后著《学礼》十五篇，曲礼仍保存在其中。元代吴幼清著《礼记纂言》，虽然按事类划分，却没有改动戴氏的篇目。晚年想把曲礼作为正经，与《周礼》《仪礼》相配，但未能完成，临终将这一意图交给孙子；在曲礼之后增入《盛德》《入官》等篇，今天的《三礼考注》就是这样形成的。其注释浅陋，编排体例也没有防范。杨东里考证后认为，这是晏彦文璧伪造的书，但吴文正为曲礼作为经书而表章的意旨，仍然完整保存着。明代甘泉湛文简公把曲礼表定为上经、仪礼为下经，撰成《二礼经传训测》，进献朝廷，施行于天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四篇〕 这部书虽然依据旧本，但阐发了新的义理，不是前代儒者所能达到的。不过，它把《少仪》并入曲礼而去掉了《少仪》的名称；《内则》《玉藻》《文王世子》都是古今保存下来的篇章，却被降为曲礼的杂传，这一点有所遗憾。尚迁私下详考《戴记》各篇，认为《曲礼》《内则》《少仪》确实是古代礼经的篇名。《玉藻》则都是曲礼的文字散失后汇集而成的篇章。《文王世子》则完整保存了古代教导太子、世子侍奉父母以及公族大学的礼经和传文。汉代儒者取各篇开头的句子作为篇名，古代经书能够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五篇。曲礼开头‘毋不敬’四字，实在是古代帝王相传的格言，因此曲礼就是全套经书的名称。《内则》《少仪》以下各篇，都是曲礼的条理和节目，应当总属于曲礼。尚迁已经考定《周礼》《仪礼》，以成全礼经；又恭敬地把《戴记》中的五篇作为正经保存下来，分类编成曲礼，区分其中的记文和传文，以完整保存圣王传于后世的大典。想要恢复三代之治，这就是首要事务。因此，曲礼讲的是古代的修身之道；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以修身为根本，所以设置敬身之礼，承接古经而端正其源头。《内则》本是古经中继敬身之后的篇章，孝是各种德行的首要，所以先从侍奉父母的礼说起，这是为子之道；又以男女、夫妇、生育和教子的内容承接其后，这是为父之道。” 《内则》的教导，是先王用来确立父子、夫妇这两种大伦理的。教导子女的方法，必定有《少仪》的礼；外傅的教导由此开始详备，这也是古代的经书。以孝悌为教化根本，再推及长幼、朋友两种伦理，都在《少仪》中确立了。出外与乡里、国家交往，设立《通礼》篇，讲交际往来的礼文，用来概括乡礼的要旨；丧礼、祭礼，用来完成侍奉生者的礼节；建立宗庙、举行祭享，用来治理天下幽冥之事；吉凶和常变的道理也都完备了，这些都是为了通达五伦的实际作用。从乡、国推及天下，则臣子侍奉君主，如同儿子侍奉父亲。因此设立《仕礼》，以尽臣子的礼节；君道统摄天下人伦的根本，所以设立《朝礼》，以阐明为君的职责。这样看来，虞廷所敬慎施行的五种教化，礼制不都完整具备在这里了吗？然而国家有治国之法，家族有宗法，这两者并行于天下，并不相互违背。公刘建立国家，必定先尊君、尊宗族，于是在《朝礼》之后设立《宗礼》，重视生民的根本。以上这些，都是用来施行教化的。但如果不建立学校、设置老师，教化就没有施行的场所。因此补入《学礼》，以完备德行的教化；阐明六艺，以推广通达才学的方法。这样看来，把曲礼作为经书，不就完整了吗？全书共十二篇，大到天子、诸侯、大夫、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略，小到百姓日常生活和各种常伦事务的变化，没有不完备的。礼制遵循其纲领，事务归入其条目，有如自然形成而不可更改。至于训释的文字，内容繁多而不加删削，只是想把它讲得详细明白，以便初学者学习罢了。《长乐县志》记载：柯尚迁是本县下屿人，嘉靖年间贡士，官至邢台县丞。《经义考》卷一百四十四。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四十五。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礼记》【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