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六十

译一卷 今已不见 黄虞稷说：“新建人，嘉靖甲辰年进士。” 李氏【先芳】《大学古本》一卷 今已不见 黄虞稷说：“濮州人，嘉靖丁未年进士。” 万氏【思谦】《大学述古》一卷 今已不见 徐氏【栻】《大学衍义补纂要》六卷 今已不见 黄虞稷说：“常熟人，嘉靖丁未年进士。” 王诤《大学衍义略》未见 《温州府志》记载：诤，字子孝，永嘉人。嘉靖庚戌年进士，曾以佥都御史身份巡抚贵州。鲁邦彦《古本大学解》一卷 未见 黄虞稷说：“雎州人，嘉靖庚戌年进士。” 史朝富《考正大学古本》一卷 未见 陆元辅说：“史朝富，字节之，晋江人。嘉靖癸丑年进士，任永康、六合二县知县。入朝任南兵部郎，出任永州府知府。” 罗汝芳《大学说》一卷 现存 张恒说：“汝芳，南城人。嘉靖癸丑年进士。” 以上，是他的弟子从《一贯录》中抄出后单独刊行的。许孚远《敬和堂大学述》一卷，答问一卷 现存 孚远自序说：“自从‘格物’的意义不明，孔门的学问便晦暗不彰。说格物就是接触事物而穷究其理的，我怀疑这种说法流于支离；说要在一件件事物上格除其不正，使之归于正的，又近于径直强求；说格物是认识事物的本末，或是格除‘无物之物’的，这些看法虚浮而没有实据，都是我不能相信的。宋代儒者司马温公曾有‘捍去外物’的说法，近来天台王子、泾阳胡子也都主张‘格去物欲’。我当时在关中，曾同胡子辩论，不能认同他的看法。后来被贬居住在山庐，不久又遭逢先父去世的大变故，独自静坐沉思，忽然有所觉悟，知道此心不能执着于任何一物；心境澄明而无所执着，性体才开始显露。于是才知道，圣门关于格物的教诫，确实深切而明白。近来我进入七闽，得到温陵苏子遗留下来的格物解释，彼此如同符契相合，于是更加相信人心所共同认定的道理。现在取出箱中的旧作《大学述》一编，再加删改，请有道之士指正，希望共同作出折衷，以便向天下后世阐明圣学。别人理解我或责怪我，我都不敢推辞逃避。万历癸巳年夏五月。” 耿定向《大学括义》一卷 现存 杨时乔《大学古今四体文》一卷 未见 李材《大学约言》三卷【考订一卷】未见 来知德《大学古本释》一卷 现存 知德序说：“《大学》的道理，修身已经概括尽了。修身的关键，格物已经概括尽了。什么叫明德？就是昭明于天下的德，也就是五种通行的伦理大道。如果把人从上天那里得到的、虚灵而不昧的本性称为明德，那么它还没有落实到施行上，凭什么把明德彰明于天下呢？‘亲’指九族，‘民’指万民，也就是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从亲近的推及疏远的，由家庭推及国家，再推及天下。‘亲民’不能解释为‘作新’，也不能解释为亲爱百姓。‘止于至善’，就是止于仁、敬、孝、慈、信。自从字义不明，圣人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安定的道理就荒废了。大道丧失了一千年，又怎能希望人们懂得格物呢？五帝三王的学问，都是用来明白人伦的。孔子七十位弟子向孔子请问志向，孔子说：‘使老年人安适，使年轻人得到关怀，使朋友彼此信任。’这是什么志向？就是《大学》所说的‘敬爱老人，尊长兄长，体恤孤弱，使天下太平’的志向。等到哀公询问政事，孔子告诉他说：‘天下共同通行的道理有五种，实行它们所凭借的途径有三种。懂得这三种途径，就懂得怎样修身、治理他人、治理天下国家。这样，明德就是通行的大道，不必辨析也自然明白了。’孟轲得到孔子的真正传承，所以说：‘圣人，是人伦的最高境界。’” 尧、舜的道理，不过就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罢了。亲爱亲族，就是仁；尊敬兄长，就是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这些道理通行于天下。人人亲爱自己的亲族，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会太平。后来齐宣王、梁惠王、滕文公询问政事，孟子都用设置庠序、使上层社会明白人伦来告诫他们。这些内容都记载在典籍中。只是天下的学者每天急切追逐科举功名，像流水奔向大海一样；间或有一两个高明之士，又把心思驰骋于佛氏的空寂之说，不用身心亲自体察实践，以至于这个道理不能明白。秦、汉以来，圣人的道理混沌得如同漫漫长夜。到宋代，河南程氏取出并表彰它，朱子又为它作注，可以说对孔门很有功劳。但把明德解释为虚灵而不昧，把格物解释为穷究事物的道理，未免失于支离。后来阳明王氏认为此书原本并没有错简，程朱关于格物的说法又未免向外求取，可以说对程朱有所补益。但他仍把明德解释为灵明昭著而不昧，并教人先从悟得良知入手，这又未免失于茫昧。支离与茫昧虽然分别表现为向外求取和内在含混，但在成为圣人的工夫如何入手这一点上，二者同样存在偏差。我在尚未出仕时居于山林之间，潜心反复研读二十多年，一天忽然有所领悟，担心天下的学者日渐流变而成为禅学，于是把这些话写在《大学古本》之后。” 张位《进呈大学讲章》一卷 未见 黄虞稷说：“南昌人，隆庆戊辰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管志道《大学六书》八卷【《测义》三卷，《辑志》一卷，《略义》一卷，《古本订释》一卷，《辨古本》一卷，《石经大学附录》一卷】现存 胡时化《大学注解正宗》一卷 未见 祁承▯说：“余姚人，隆庆辛未年进士。” 朱元弼《大学通注》一卷 现存 蔡士喈《古大学注》一卷 现存 王复礼说：“蔡氏《古大学注》，由太仓王文肃作序，曾经进呈。” 姚舜牧《大学疑问》一卷 现存 周从龙《大学遵古编》

译一卷 现存 李日华在序言中说：“《大学》一书，和《中庸》同出于《戴记》。宋代儒者把它看作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而把六艺列为小学。至于读书、算数、射箭、驾车这些内容，确实很浅近低微；然而若不是极其聪慧、学业精深的人，也不能擅长，恐怕不可以轻易责求那些年幼的孩子。若把光辉盛大的礼乐大体列入小学的名目，那么这部书将不能算作讲礼乐的书了，这可以吗？”周彦云先生生性喜好研究经学，却不愿沿袭旧说。他所著的《中庸发覆》已经在士林中广为传诵。不久，他又刊出《大学遵古编》，将其流传，书名为“遵古”。“遵古”本于石经本。世间流传的石经本，不知道依据什么而来。杨止庵少宰创立学说，极力排斥它；周先生的说法确实有道理。为什么呢？全书不分经、传，又以六处所谓的【溯绎】向上推求，知道第一章已经具备格物的内容，不必再补写。又咏诵《淇澳》诗，知道文王、武王的心法正在武公身上。等到确定这是子思居住在卫国时所作，处处都有确凿根据，不是根据人们口头传说的异同来流传的了。考察周氏错误地相信石经本《大学》是古文本，便把他的编本命名为《遵古》，却不知道石经本并不是古本。唐氏【伯元】《石经大学》一卷 存 考察丰坊伪造的石经本《大学》，唐氏错误地相信它，并上奏朝廷，请求颁行给学官；又把它编述成书，与管志道互相倡导应和，都是梦呓般的话。邹氏【元标】《大学就新篇》一卷 存 顾氏【宪成】《重定大学》一卷 存 宪成在自序中说：“世上讲说《大学》的人很多了，他们的宗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唯独‘格物’这一义理，几乎成为争讼之地，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格物》传文没有讲明。于是人们各自按照自己的见解去窥测它，这个人把这种说法当作格物，那个人把那种说法当作格物，于是《大学》的格物便越来越湮没昏暗，再也无法寻求了。我私下对此感到忧惧，因此取《戴记》以下的各种版本，以及董、蔡诸家的学说，互相参照校勘，深入思考，反复推究，分辨其中的异同，像这样很久以后，才知道格物的传文清楚明白地都在那里。有的人虽熟习它却不加考察，有的人虽谈到它却不详尽，有的人虽有所选择却不精审；那么即使说它已经亡失，也是应当的。我私下不自量力，冒昧加以编排诠释，私下拿来与志同道合者讲论。从今以后，或许《大学》可以成为一部完整的书，而纷纷扰扰的争论也可以平息了。”戊子年秋日。《大学通考》一卷 存 宪成在自序中说：“程子说：‘天下的事情不是一家私下的议论。’这话说得好啊。《大学》有戴氏本，有石经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王阳明独自推重戴氏本，天下人纷纷一致地听从他。南海曙台唐氏又断定石经本为定本。至于董、蔡诸氏，也各有论著，不能整齐划一。虽然如此，大家是为了求得正确，并不是为了求胜；有相同之处，并不是为了随从谁；有不同之处，并不是为了争竞；有所得到，并不是认为在自己这里便故意张扬；有所失误，也不是认为在别人那里便故意压抑。君子对此应当虚心平气，只求达到最恰当的结论罢了。因此我把它们全部记录下来，使阅读的人能够详细了解。”壬辰年正月。《大学质言》一卷 存 弟弟允成作序说：我兄长叔时已经编定《大学》为一卷，又汇集《戴记》的各种本子以及各家曾经论述过的内容为一卷，版本和学说的异同、得失，大体都具备在这里了。有人对我说：“为什么不略微疏通说明其中的义理呢？”我把这话告诉叔时。叔时说：“《大学》正文从头到尾不过一百二十多个字，但规模宏大，条理精密。自古以来圣贤论说求学之道，从来没有像这样明白而完备的。即使各种注释，也只是援引古代、称述先民，稍加推演说明罢了，不能另外创立一套说法。现在又从哪里增加一句呢？”我说：“各家的学说怎么样呢？”他说：“从《大学》本身去考察就可以了。考察《大学》而与它相合，不必询问便知道是正确的；考察《大学》而与它相离，不必询问便知道是错误的。又从哪里再增添多余的话呢？”我说：“好。”他又对我说：“程子、朱子是名重一时的大儒，他们论说《大学》，尚且处在相合与相离之间，不能完全满足天下后世的要求，何况我们这些人呢？只是不要固执自己的见解而自以为是。”于是他常常引导我，与我商讨这些问题；我退下后记录他的话，命名为《质言》。孔子不是说过：‘到有道德学问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吗？” 这大概就是叔时的志向。严绳孙说：“先生字叔时，家居无锡县东面的泾里，所以求学的人称他为泾阳先生。万历庚辰年中进士，官做到南京光禄少卿。崇祯初年，追赠吏部右侍郎，谥号端文。著有《大学三书》：第一部叫《重定大学》，万历戊子年秋天，任桂阳州判时编纂；第二部叫《大学通考》，壬辰年任泉州推官但尚未赴任时撰写。两部书都有自序；第三部叫《大学质言》，由弟弟泾凡公作序。” 考察石经本《大学》只可以欺骗没有眼力的人，端文顾公竟然也把它收录进去，唉，真是奇怪。邹氏【观光】《续大学衍义补》未见 《三楚文献录》记载：邹观光，字孚如，云梦人。万历庚辰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邹氏【德漙】《大学宗释》一卷 存 德漙在自序中说：“求学是为了达到道，而求学的根本就在于至善。然而必须从知道应当止于何处开始，所以要把它的端绪归结到致知、格物上。格物，就是探究事物的根本并把它放在首位；因此，知道应当止于何处是最急切的事。只有知道止于何处，才能在深远而隐微的天理上修养自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自然可以取得成效。这就是所说的根本事务。至于声色之类对于教化民众来说，是末节。想要凭借这个来使天下人的明德彰明，从哪里能够做到呢？”总的说来，《大学》的旨趣实际上与《中庸》没有不同，古人所说孔伋贯通经纬的学说，确实不是虚妄。近来我和游与刘调父深入交谈，嘱托我疏解其中的义理，于是我约略说明了《大学》的大旨。考察邹氏也错误地把它当作石经本。虞氏【淳熙】《大学繁露演》一卷 未见 徐氏【即登】《大学本【防】通》六卷 存 钱氏【德洪】《石经旧本大学》一卷 存 罗氏【大纮】《校复大学古本》一卷 存 吴氏【应宾】《古本大学释论》五卷 存 考察吴氏的《释论》本于阳明王氏的学说，全书共五卷，篇目是：提纲、释篇名、释古本、释首章第一、释诚意修身第二、释齐家治国第三、释平天下第四、新本辨第五。所谓新本，就是伪造的石经本。袁氏【黄】《石经大学补》一卷 存 《经义考》卷一百六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一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礼记》【二十四】高氏【攀龙】《大学知本大义》一卷 存 攀龙作序说：认为《大学》有错简的人，是怀疑诚意章引用《淇澳》诗以下的文字；认为《大学》有缺失传文的人，是怀疑首章“此谓知本”两句话。其实“此谓知本”一定是承接“修身为本”而来，这是明白的。有“修身为本”的揭示，就有“此谓知本”的总结；有“此谓知至”的总结，就知道它是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文章的义理和脉络不用辨析也自然明白。唯独诚意章引用《淇澳》诗以下的文字，曲折解释，无法贯通。明道先生的《易古本》因此作了这样的处理。伊川先生再次改动它，晦庵先生第三次改动它，但始终没有定论。三位先生相信古本，最终却不能相信这一段简文；天下后世相信三位先生，最终却不能相信他们所改定的文字，可见人心共同认可的地方是不能强行改变的。我在心中反复思量这个疑团，许多年都未能化解。有一天读崔后渠先生的文集，其中说：“《大学》应当采用古本，把《淇澳》以下的文字放在诚意章之前，格物、致知的意义就明白了。”这时我才像江河决口一样豁然开朗，不知不觉手舞足蹈，不能自已。我凭什么解决这个疑问呢？我凭“此谓知本”“此谓知至”这两句话解决了它。”}], 这两句话，如果认为没有解释“格物致知”，那么从天子以下的两条也都属于没有意义；如果认为确实解释了“格物致知”，那么从天子以下的两条似乎又没有说明完备。由此可知，其中旁征曲引、反复畅达的文字，正如《淇澳》等条所说的那样。这些条文，如果认为没有解释“知本”，就不应以“知本”作结；如果认为确实解释了“知本”，就不应另附在其他篇章之后。由此可知，它前后的起承转结，必定是接在“此谓知之至也”之后的。既然三位先生都不能确定，难道敢说今天就能确定吗？然而，天下后世的心思和眼光，本来就有越推究越明白、讨论久了才得以确定的情况。自从三位先生表彰《大学》以后，过了三百多年，崔先生的说法越来越合乎自然，所以我才敢把它申说清楚，以等待后世的君子。试看天下人共同的心意，究竟会怎样呢？如果任意割裂、移易，各人都自行造作一部《大学》，那又哪里会有一个止境呢？唉！圣人的学问，没有不以自身为根本的，六经并没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大学》的道理，不过是知道应当止于何处罢了；知道止于何处的道理，不过是知道根本罢了。这样就简易明白，天下的道理也就获得了，大概会充沛流行于日常生活之中而毫无疑惑，并不只是因为残缺篇简看似有缺而重新补全罢了。吴氏【炯】《大学古本解》一卷 存 张鼐说：“《大学》出自《礼经》，原本没有分经、分传的说法。读古本可以对此有所思考；宋人用义理训诂，于是把它分为经和传，又私自补足其中尚未完备的地方。我不敢说朱子是错误的，但对于其中的大义，私下也有感到不安的地方。大概古本彼此连属，而章句的头绪反而支离；古本完整，而章句反而让人觉得有所不完备，所以不能不加以补缀。这是吴先生勤学深思三十年，对古本的旨趣确有所得。” 考察侗初张氏的序文，吴氏《大学》所说的“符合古本旨意”，其中所说的古本，也就是伪造的石经本。区氏【大伦】《大学定本》一卷 未见 李氏【日华】《大学心诠》一卷 未见 刘氏【洪谟】《续大学衍义》十八卷 未见 黄虞稷说：“南昌人，万历乙未进士，太仆寺少卿。这部书在崇祯二年进呈。” 刘氏【宗周】《大学古文参疑》一卷 存 宗周自序说：“建立国家必定要有学校，《大学》是王制的一部分。可是关于学校的训释有了记文，于是被孔门私自占有了。后人因为它的根本属于王制，所以礼学家把它收录进来；这样一来，戴氏又把它据为己有了。戴氏不是通达的儒者，他所说的礼已经很庞杂，对于《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六经都是从秦火之后流传下来的，区区断简残编，起初并没有完整的本子，而人们各自把记诵所得缀辑成篇章，其中的说法不得不归于庞杂，对于礼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如此，戴氏传述《大学》，早已成为一个疑案了。后人因此产生疑问，所以程子有改定本，朱子又有改定本，这些也都是疑案。然而自从朱本出现以后，关于补写“格物致知”传文的疑问，更是延续千年而不能解决。阳明子说：‘“格物致知”从来没有缺少传文，为什么不依从古本呢？’近世又传出曹魏石经，与古本更加不同，而文理显得更加完整，由此证明“格物致知”从来没有缺少传文，证据已经十分明显了。我最初得到它时，非常喜爱这部书。近来看到海盐吴秋圃著有《大学通考》，便辨析认为它是伪造的鼎器。我认为，只要说得正确，即使有时出自后人，又有什么妨碍？何况它足以作为古文的辅助呢？我的朋友高忠宪很相信古文，也认为“格物致知”从来没有缺少传文。于是依据高中▯相国所定的本子，把“诚意”一章编次在这里，认为“知本”以下的文字大概处于古本与今本之间吗？我曾经为此作过解释，粗略看到的人都认为说得对，但我最终还是不敢把它当作定本。这样一来，后世的儒者人人都来谈论《大学》了。合起来看，《大学》成为疑案已经很久了。古本、石本都是疑案，程本、朱本、高本也都是疑案；至于“格物致知”究竟完整还是缺失，以及围绕“格物致知”纷然不同的种种说法，也都是疑案。唉！这条道理从哪里才能明白呢？宗周读书到晚年，始终不能释然于《大学》。他积聚各种疑问加以参究，快速疾书，得到一份正文，不敢立即替它作解释，任凭它自行解释、自行显明，以保存古文万分之一的真相；但这仍然是疑问，而且使文字更加庞杂了。因此题名为《参疑》，时在乙酉年春三月。” 《大学古记》

译一卷 存 宗周自序说：“《大学》本来出自《小戴礼记》，大概《大学》是训释学校的经义，所以被礼学家收录，从此成为一篇文字。把它分为经和传，开始于宋儒；而且宋儒特意加以表彰，使它与《中庸》等配成四书，用来嘉惠后学，这功劳确实很大。但后人仍然以看不到古代完整的经文为遗憾。至于朱子关于‘格物致知’的传文，义理上本于经旨，事情却像猜谜一样；不善于读书的人又认为它支离，于是王文成的古本出现了。古本从‘诚意’以下，合并‘瞻彼淇澳’等几节，直到‘此谓知本’通为一章，说是解释‘诚意’，而‘格物致知’就在其中，所以古本篇首说《大学》的要旨只在诚意罢了。然而为什么独独不说‘想要使意念诚实，就先使知识达到，知识达到在于推究事物’呢？又说修身是根本，却不涉及诚意，那么诚意一章就不能作为总纲来说明了。而且后面杂引《诗》《书》，都是为了畅明亲民、止于至善的意义，与诚意并不相应。说‘格物致知’就在其中，只是为了迁就知行合一的说法罢了。又过了一百年，高氏古本出现，实际上本于后渠崔氏中▯；高氏所定的本子认为《大学》不分经传，只是六段文字。把‘淇澳’以下的文字提挈出来，放在‘知至’之后，文理就焕然完整了。把前面的文字合起来作为一段，就是用来解释格物致知的意义；而“诚意”以下自然分为五段，可以说是独自窥见了要领，超出朱子、王氏之上，使千古残缺的经文在一朝之间恢复完整，后人应该没有什么可置喙的了。不过我还是有自己的看法：《大学》虽然是一篇文字，但从头到尾命意的方式，有纲领，也有支节，不能混为一谈。它立言的方式，有的简约严整，有的曲折畅达，也不能混为一谈。开头说三纲，接着说知止，再说知道事情的先后，然后说应当先做的事，最后说应当后做的事，一开一合，文理完整，再没有缺少或多余的地方。至于“修身”一条，明确解释了事物有本有末的意义，它作为另起一端来解释格物致知，有什么可疑的呢？从“修身”以上，文辞简约严整；从“修身”以下，文辞曲折畅达，这又具有经传的体例。然而究竟哪部分是经、哪部分是传，作者是谁，却无法确定。汉儒贾逵说：‘子思困居宋国，担心圣道不能彰明，于是作《大学》来经纬《中庸》。’如今考察推演这两部书，《中庸》原本就是《大学》，注疏好像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经纬的说法确实值得思考。篇中又有‘曾子曰’一条，我推想其中的遗言多半取自曾子，而曾子又从亲自受教于仲尼那里得到它，所以程子称为孔氏的遗书，朱子于是说首篇是孔子的话、曾子加以述说，后面的篇章则是曾子的话。” 门人的意思是由门人记录下来的，这也是有根据的。门人中的高等弟子，不是子思又是谁呢？《中庸》一书多是仲尼的话，而由子思加以述说；那么《大学》一书多是孔子、曾子的言论，而由子思加以述说，又有什么可疑的呢？现在姑且依据朱子的意思，把首篇作为正经，归还给孔子、曾子；把后六篇作为正传，归还给子思；合起来，都是为训释《大学》而设置的，这也只是恢复它作为《大学》记文的本来面目罢了。《大学》虽然是一篇文字，既然可以一分为六，那么首段就绝不能不一分为二，以厘清八条目。八条目其实只是一件事，既然可以把“诚意”以下逐段详细说明，那么就绝不能不把“修身为本”以下分作格物致知的传文。一定要把“修身”以下分作格物致知传文，是心斋王氏开创了这个端绪，却没有完成他的说法。我曾私下取用他的意义。” 《大学古记约义》一卷 存 《大学杂言》一卷 存 考察刘氏《参疑》，也错误地相信伪造的石经《大学》是真本。其篇次如下：把“《大学》的道理”一节、“古代想要彰明”两节作为第一章，即经文；把“事物有本有末”一节、“《诗》说缗蛮”一节、“知道止而后”一节、“《诗》说邦畿”一节、“孔子说听讼”一节、“从天子开始”一节、“这叫作知道根本”一节作为第二章，即解释格物致知；把“所谓使意念诚实”四节作为第三章，即解释诚意；把“所谓修身”三节作为第四章，即解释修身在先的意义；把“所谓齐家”三节作为第五章，即解释齐家在先的意义；把“所谓治国”三节以及“所以治理国家”五节作为第六章，即解释治国在先的意义；把“所谓平定天下”三节、“秦誓说”四节、“《诗》说节彼”一节、“所以君子首先谨慎”四节、“《诗》说殷”一节、“楚书说”一节、“所以说话悖谬”一节、“舅犯说”一节、“《康诰》说”一节、“生财有大道”五节作为第七章，即解释平天下在先的意义；把“所以君子有大道”一节、“尧舜率领天下”一节、“《康诰》说”四节、“汤的盘铭”四节、“《诗》说穆穆文王”三节作为第八章，即解释把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以畅明全经的旨趣。详细考察它的始末，又与各家不同。吴氏【极】《石经大学防防》一卷 未见 葛氏【寅亮】《大学湖南讲》一卷 存 寅亮自述说：“《大学》《中庸》都出自《礼记》。《中庸》是郑康成注释子思所作的书。《大学》没有注明姓氏。程子说：‘这是孔氏遗留下来的书。’晦庵又说：‘首章是孔子的话，由曾子加以述说；其中的十章传文，是曾子的意思，由门人记录下来。’考察郑康成本来不分经传，到宋代程子、朱子才把首章分为经，把后面的各章分为传。阳明子想依从郑本。郑本把‘此谓知本’和‘此谓知之至也’放在首章末尾‘未之有也’之后，这样文理完全相连。至于‘《诗》说瞻彼淇澳’到‘没世不忘也’，接着‘《康诰》说克明德’到‘止于信’，又接着‘孔子说听讼’到‘此谓知本’，都放在‘君子一定要使意念诚实’之后。我私下认为，诚意章以‘所以君子一定使意念诚实’作结，已经自行收束，不应在后面还有许多话，而且其意义也不相类，必定是错简。程子、朱子把它提出放在首章之后，颇有道理。此后郑本与今本同样经历秦火，是非难以悬断，只应附于存疑的原则罢了。” 刘氏【元卿】《大学新编》一卷 未见 顾氏【起经】《大学衍义补要》未见 瞿氏【稷】《石经大学质疑》一卷 存 管志道说：“瞿元立，名稷，号洞观，常熟人。他任邵武守时上表辞官归乡。” 钱一本说：“近来有石经《大学》，虞山瞿元立考证辨析得极其精密详核，它是伪造的书，毫无疑问；但管登之却强硬地不肯服从，真是所谓老师未必比弟子贤能。” 吴氏【三极】《大学测》一卷 存 吴氏【瑞登】《续大学衍义》

译三十四卷 未见 唐氏【自明】《大学原本阐义》一卷 散佚。郝敬作序说：福建有一位真正的理学儒者，名叫唐自明先生，著作《大学原本阐义》，深入钻研精微之处，阐发名理，使群蒙顿然觉醒，疑惑之网全部洞彻。我这个浅陋衰老的人，冒昧地想提出一点意见。大概道存在于天地之间，本来不必等待讲解。孔子忧虑学道无人讲明，是在春秋时期才这样说的。自从孔子与七十弟子相互启发之后，《论语》二十篇，已经成为豁然开朗的大路；四教、雅言，入则孝顺、出则敬兄，谨慎言语、慎重行事，日常生活中饮食知味，出入经过门户，哪一样不是天命、人性、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真实实践？然而世间儒者反而认为这些内容浅近，于是另取戴圣《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二篇，凑成四书，专门讲性命、明德，把这当作理学。理，就是事物的内里；道，就是天下古今共同遵循的道路。理隐微而道显明，理虚而道实。圣人只说“道”而不说“理”；道通行于天下，理自然就在其中运行了。《中庸》《大学》二篇放在礼学之中，只是根本枝蒂；一旦脱离礼，这二篇就会变得枯槁。二篇脱离礼，也就堕入空虚。道与礼、礼与性命，并不是两回事。礼就是天命，就是循顺本性，也就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也就是正心诚意。离开心、意、性、命而另外寻求礼，正是老氏所说的忠信日益浅薄。因此子夏有“[‘素绚礼后’，原文疑有错乱]”的比喻，而子夏的话也没有完全正确。把礼放在后面，就必然要追问礼之前所依据的东西；如果不以静心、穷究事理为主，就会流为佛氏的空寂，那又将归向哪里呢？所以孔子只同他谈《诗》，不同他谈礼。可是儒者反而说，这两篇是曾子、子思忧虑道学失传而作的；这样一来，道与礼就成了两回事。圣人教人约束于礼、恢复礼、执守礼、喜好礼，学习礼就是学习道。脚踏叫作道，践履叫作礼，这就是诚。《中庸》说诚身，《大学》说诚意，都是所谓敦厚自身以尊崇礼，并不是空虚。孔子教颜子实行仁，只说恢复礼；恢复礼不过是从视、听、言、动做起，难道像佛、老那样空谈性命吗？所以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道走，却不能使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如果只求知晓而不依道实行，就只会把明心见性当作浮屠的空寂罢了。因此，大道以人伦和万物为实际根基，学习道以《论语》为凭证，以先圣孔子为宗师。舍弃这些而谈明德、至善，把它称为理学，只不过是替浮屠借来羽翼，成为逃亡者的主庇之所，聚成藏污纳垢的渊薮罢了。我这个浅陋衰老的儒者，见解就是这样。如果说天地广大，无所不有，必须打破藩篱，才能成为博大家数；那么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小人物，拘守浅见、固执相信，见笑于博学通达的人，又有什么可辩解的呢？杨氏【文泽】《大学衍义节略》四十卷 未见。沈氏【曙】《大学古本说义》一卷 存。沈曙自述说：“《大学》和《中庸》起初都杂在戴记之中。到了宋代诸儒，才开始把它们表彰出来，并为它们作诠释；这种启发、辅助后人的功劳确实不小。只是此书最初流行时，文义还不十分清楚，于是把《诚意》一传割裂成五段，又增补《致知》一传；这样改动以后，文辞反而混乱，增补以后，旨意更加偏离。从此成为宋儒的《大学》，不再是孔氏的《大学》了。幸亏阳明先生奋臂高呼，天下人才一致知道有古本《大学》。唉！我们读古人的书，怎么能像矮子看戏那样，人家笑也跟着笑，人家叫好也跟着叫好呢？如今古本完整地保存着，试着展开书卷仔细玩味，就会发现文章意思如此，段落安排也如此，完全好读，完全值得思考。” 缪泳说：沈君字明孺，是吴江人。林氏【日正】《大学管窥》一卷 未见。程氏【智】《大学定序》一卷 存。金侃说：“云庄程氏论《易》，不拘循宋儒所编撰的《大学定序》，也不沿袭朱子的章句。” 吴氏【钟峦】《大学衍注》未见。郁氏【文初】《大学郁溪记》一卷 存。考察郁氏《大学记》，把“《大学》之道”一节、“古之欲明明德”一节、“物格而后”一节作为经文第一章；他解释“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仍采用朱子的底本，删去解释本末的传文，把“物有本末”一节接在“知止而后有定”一节之后，又接在“子曰听讼”一节之后，再接上“此谓知本”两句，用来解释格物致知传；自“诚意”以后，全部仍采用朱子底本。张氏【岐然】《古本大学说》一卷 未见。黄宗羲说：“此君名岐然，字秀初，是杭州人。国变以后，寄居在僧舍。过了四年，剃发进入丛林，称为仁庵禅师。他虽然自称出家之人，仍然深入研究六经。他对《易》《诗》《春秋》都有论著，不追求与人雷同。所著《大学古本辨绎义论格物》，在七十二家的学说中，最为确当。” 王氏【立极】《大学肤见》一卷 未见。《广平府志》记载：崇祯年间的诸生。陈氏【道永】《大学辨》一卷 存。考察：干初是蕺山的高足弟子，在海滨讲学，晚年著《大学辨》一篇，大意说：“孔子已经说过，下学可以上达。《易》称赞防范、培养，这就是圣人的功夫，学习哪里有什么大小之分？”《论语》二十篇，对《易》《诗》《书》《礼》《乐》多次致意，却没有提到《大学》。小戴把这篇文章放在《深衣》《投壶》之后，流传了两千多年，没有人把它当作圣人经典。程子才开始把它看作孔氏的遗书，却又怀疑其中有错简，于是改动了文字。朱子又改动程子的文字，还替它补写传文，把毫无证据的话强行当作圣人经典，尊崇在《论语》之上。仅从篇中两次引用孔子的话来看，除了‘听讼’两节以外，都不是孔子的话，这一点可以知道。篇中引用曾子的一处，除了‘十目所视’一节以外，也都不是曾子的话，这一点也可以知道。从汉代到宋代，竟没有一个人称它是孔子、曾子的著作；如果说两千年来没有一个学者看出这一点，我是不相信的。当时听到这些话的人都很惊骇。桐乡张履祥考父、山阴刘汋伯绳、仁和沈兰先甸华、海盐吴蕃昌仲木，先后写信争辩这件事，但干初不予理会。” 他详细说明：《大学》只讲知而不讲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在先后次序上失去了条理；又认为朱子所补传中“一旦豁然贯通”的说法近于禅学，应当仍旧归还给戴记。他的言论虽然违背众人的心意，但这个人仍不失为亲身实行的君子。吴氏【肃公】《孔门大学述》

译一卷 存。肃公自序说：“《大学》本来是小戴《礼记》的第四十二篇。程子认为它是孔氏的遗书。自从朱子的章句流行以后，郑玄的注、孔颖达的疏都被废弃，戴记中于是删削了原文；所幸保存下来的，只有旧本十三经的郑玄注本。世人号称古本，却把它废置不用；偶尔有人信从，也不敢以此自标新异，动辄说：‘违反复古的功令，灾祸还会牵连到自身。’于是《大学》永远成了朱子的书，而孔门的《大学》也就被蔑视了。况且解释经典可以，改动经典却不可以。儒者各自发表见解，即使指出圣人的错误，也只是指明并驳斥它，经典原文本来仍旧不变；一旦改动，经典就不再是原来的经典了。汉代儒者解释经典，不敢增删，即使遇到错简也照样保留。费直、王弼曾移动《周易》传文的位置，朱子才加以订正；但对于《大学》，他自己却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把经文、传文分开，说经文是曾子所作、传文是门人所作；又把篇章拆开解释，说有错简、有衍文、有阙文，并加以移动、补写。假如经文果真有错简、衍文、阙文，以至无法通读，那也只能听任如此而没有办法。何况原文自身本来明白完备，他却凭自己的意思武断处理，仍然免不了造成衍文和阙文，那又何必改动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解释经典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没有得到正确解释，于是又犯了改动经典的过失，按照自己的意思窜改文字，最终不能避免支离破碎。” 唉！为什么不也恢复孔门的旧本呢？毛氏【竒龄】《大学证文》四卷 存。颜氏【光敏】《大学订本》一卷 存。无名氏《大学繁露》一卷 未见【载于《澹生堂书目》】。司马氏【光】《致知在格物论》一篇 存。刘氏【黻】《格物说》一卷 未见。蔡氏【烈】《大学格物致知传》一卷 未见 郎瑛《订正大学格物传》一卷 未见 湛若水《圣学格物通》一百卷 现存 湛若水在序中说：圣学格物通，究竟是做什么的？是为了阐明圣学。阐明圣学，为什么称为格物通？宋代儒者程颐说：“格”就是到达，“物”就是事物之理。到达事物之理，就是格物。致知在于有所涵养，涵养知识没有比减少欲望更重要的。若以涵养、寡欲来说明格物，那么格物就具有知行结合的实际内容，而不只是粗浅的见闻了。那么，怎样才能到达事物之理？知道止境，是知；达到定、静、安、虑，是行。知道了而不离开它，格物的功夫就在这里完成了。“通”有四层含义：有总括的含义，有疏解的含义，有贯穿的含义，有感悟的含义。圣人的道理，没有比《大学》讲得更完备的。《大学》说：“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的德性，先要治理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自己的国家，先要整齐自己的家族；想要整齐自己的家族，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想要端正自己的心，先要使意念真诚；想要使意念真诚，先要使知识达到极致。使知识达到极致在于格物。事物之理得到穷究以后，知识才能达到极致；知识达到极致以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以后，心才能端正；心端正以后，自身才能修养；自身修养以后，家族才能整齐；家族整齐以后，国家才能治理；国家治理以后，天下才能太平。”从天下太平逆向推究，根本在格物，因此格物就是开始用功的根本和要点。又从格物顺向推究它在天下产生的功效，格物就是开始取得成效的根源。《经》说：“事物有根本和末节，事情有终点和起点。”所谓物格，大概就是说它是根本和起点吧？宋臣彭龟年说：“《大学》这部书，章节虽然繁多，但道理十分重要，归根结底只是格物、致知罢了。”张栻答道：“从诚意、正心直到治国、平天下，本来没有一件不是格物、致知的事。”我恭敬地看到太祖高皇帝告谕侍臣说：“《大学》一书，关键在于修身。”而《大学》古本用修身来解释格物、致知，说：

译“这叫知道根本，这叫知识达到极致。”经文两次推究，把天下、国家以及身、心、意的一切，都归结到格物这一要点上，那么圣祖大概深深契合了《大学》古本的要旨吧？由此说来，圣人的学问，其贯通之处就在格物。因此说它有总括的含义。凡是意念方面的事情，都以诚意一类来概括；凡是内心方面的事情，都以正心一类来概括；凡是自身方面的事情，都以修身一类来概括；凡是家庭方面的事情，都以齐家一类来概括；凡是国家方面的事情，都以治国一类来概括；凡是天下方面的事情，都以平天下一类来概括。把事情按类别编次，选取其中的义理来畅达其情意。因此说它有疏解的含义。列举诚意，是为了向人说明意念，从而格正意念；列举正心，是为了向人说明内心，从而格正内心；列举修身，是为了向人说明自身，从而格正自身；列举齐家，是为了向人说明家庭，从而格正家庭；列举治国，是为了向人说明国家，从而格正国家；列举平天下，是为了向人说明天下，从而格正天下。意念、内心、自身与家庭、国家、天下的事情，并不是两回事，而是用一个道理贯穿起来的。因此，《大学》讲诚意时说到好恶，说到慎独；讲正心时说到忿懥、忧患、恐惧、好乐；讲修身、齐家时说到偏爱，说到好恶；讲齐家、治国时说到孝、悌、慈，说到诚心求取，说到推己及人；讲治国、平天下时说到絜矩，说到偏爱、好恶，说到忠信、仁义；这些都从人的内心来说，并且贯通于各条之中，依据事情来阐明道理，依据道理来防护内心，始终贯通而没有二致，因此说它有贯穿的含义。所以君子学习，读到诚意的事情，就能感悟意念的道理；读到正心的事情，就能感悟内心的道理；读到修身的事情，就能感悟自身的道理；读到齐家的事情，就能感悟家庭的道理；读到治国的事情，就能感悟国家的道理；读到平天下的事情，就能感悟天下的道理。所谓理，就是我们固有的良知；学习这些道理，就是为了唤醒自己的良知。所谓知，就是保存它，再保存它，持续保存而不停止；由一个念头推及各种事情，这些全都是行。因此说它有感悟的含义。所以读这部《格物通》的人，意、心、身、家、国、天下的道理，都已经完备于自身了。君主得到它，可以成就仁德；臣子得到它，可以成就敬慎；学士得到它，可以成就德行；家庭、国家、天下的百姓得到它，可以防止走向极端而归于正道。因此，圣人的学问没有剩余的蕴含了。有人问：“各篇《通》都没有专门列出格物、致知，这是为什么？”我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处不是格物、致知的所在，又何必多作赘述呢？又有人问：“格物、致知却不涉及天下万物，这是为什么？”我说：意、心、身、家、国、天下是一以贯之的，这正是圣门切实求问、就近思考的学问。然而天下万物与我同体，并没有在外的事物；即使说能够使万物各得其所、与天相配也可以，又何必另作高远的追求呢？有人疑问说：“真德秀的《大学衍义》、邱濬的《补》已经完备了，为什么又有《格物通》呢？”我回答说：孔门一根本、无二致的宗旨，我有幸从正经中得到，又以诸儒的论说加以验证，并仰承考察我皇祖的训诫，前后十多年；想要把自己的愚见贡献出来，也已经很久了。如今恭敬地听说圣明四年七月初四日下诏，命文臣摘取经书、史鉴中有关帝王德政的要点，直接解释进呈御览，我实在欣喜庆幸圣学日益升进，致力于求取经典的要旨。我私下想到，自己也曾忝任词臣、讲官，心系皇室，忠诚恳切地劝导学习，所以不揣量自己的疏浅愚陋，远从伏羲、二帝、三王以及诸儒的格言，近至我祖宗列圣的谋略功业，分章采录并分节解释，不违背《衍义》和《补》，间或也稍有发明，作为一点辅助；或许可以从旁补益圣明进德修业合一的要领

译，并且阐明经文，直接把格物作为各条的总纲、统摄和枢纽。其中有随事体认的实际功夫，符合孔门求仁、一以贯之的宗旨。圣人的学问，是体用同一本源、本末远近一致、知行并进的学问。这就是我撰作《格物通》的原因。考察这部书，大概是仿照真氏《大学衍义》而作。诚意部分列八项：审察事机、立志、谋虑、感应、警戒、敬天、敬祖考、畏惧百姓。正心没有列目。修身部分列三项：端正威仪、谨慎言语行动、增进德行事业。齐家部分列七项：谨慎妃匹、端正嫡庶、侍奉亲长、养育太子、严明内外、体恤孤幼、驾驭臣妾。

译治国部分列七项：侍奉君主、役使臣下；树立教化、振兴教化；侍奉长者、慈爱幼者；役使众人、治理百姓；端正朝廷；端正百官；端正万民。平天下列三项纲领：公正地对待好恶、任用人才、治理财赋。列二十目：学校、举措、考核功绩、任用宰相、任用将领、六官、整治虞衡、抑制浮末、整饬百工、屯田、马政、漕运、劝课、禁止夺取农时、节省国家费用、慎重赏赐、蠲免租税、减薄征敛、救恤穷困、赈济，每一项都作有小序。瞿汝稷《大学格物训》二篇 现存 沈朝焕《格物训》一篇 现存 郑玥说：“朝焕，字伯含，是仁和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福建参政。《格物训》一篇，杂糅二氏的学说，不能使求学者心悦诚服。” 程时登《大学本末图说》一卷 散佚 程时登在自序中说：“《大学》说：‘事物有根本和末节，根本混乱而末节却治理得好，这是不可能的。’据此考察，尧、舜之所以成为帝，禹、汤、文、武之所以成为王，汉、唐之所以只是暂时得到治理而随即又陷入混乱，秦、隋之所以大乱而终于灭亡，其成效大概都可以看见。宋朝承受天命，以道治理天下，于是河南二程子出现，才开始取这部书加以推阐说明。崇正年间的几封奏札，叔子难道只是把它寄托在空话上吗？从此以后，朱子有《章句》，西山有《衍义》，虽然至治的恩泽还没有广泛施行，但大道的要旨已经明白了。历代指掌旧时曾经有图，只是纲目方面的图，其义例多有乖谬，因此又作此图，以备观览，名为《大学本末图》。起于春秋，终于五季，共计若干年。君德修养的好坏，治国体制的醇厚或瑕疵，国运的短促或长久，世道的兴衰，条理清楚，容易看见。列出年月，天时就明白了；区分正闰，君道就确立了；记载灾异，人事就得到验证；君子、小人在内外的地位确定，盗贼、僭越、动乱消长的趋势也就分明了。唐虞三代的君主，根本端正而末节随之，所以修身以下四项的条目详细；天下、国家的事务既少而治理也盛。汉、唐以来的君主，不反过来端正根本，却只求治理末节，所以修身以下四项的条目简略，天下、国家的事务徒然繁多，而治理反而更加少。人们知道《大学》的道理有时不显明，却不知道《大学》的道理没有任何时候可以改变。唉！我制作这幅图，正可以使人有所感悟。内容涉及帝王，所以图从春秋开始。《大学》讲帝王之学，就是讲治心的方法和治国的方法。春秋的法则在文字之外另有深意。欧阳修撰写《五代史》说：‘这是乱世的史书。’我采用《春秋》的法则，取法它的意旨而不沿袭它的文辞，所以撰述本纪，以治国之法来纠正乱君。唉！以《大学》的道理为根本，以《春秋》的法则加以约束，后世观看这幅图的人，一定会有所感悟。” 考察许瑶所作行状，称《大学本末图说》起自尧即位甲辰，止于周显德己未。如今从自序推究，则图起于春秋，并不是从尧甲辰开始。咸淳甲戌年，江东九路士子合并考试，程时登名列第一，进入太学。宋朝国统已经转移以后，他进入元朝而不做官。《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二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礼记》【二十五】司马光等六家《中庸》《大学解义》《宋志》一卷 未见 蔡元鼎《中庸大学解》散佚 陈孔硕《中庸大学讲义》未见 《闽书》说：孔硕，字肤仲，是侯官人。他跟随张南轩、吕东莱、朱文公学习，官至秘阁修撰，学者称他为北山先生。陈淳《中庸大学讲义》一卷 未见 李昻英跋说：“《大学》《中庸》的精微旨意，朱夫子已经阐发得很完备了。北溪翁跟从朱夫子学习很久，把自己的所得在漳州、泉州一带讲述出来。泉州有志于学的人，便相继邀请他前往讲学。北溪翁用指点讲授的方式传授，不追求文章辞采的工巧，只务求义理切实恰当。诸位学生把各自听到的内容记录下来，编成册帙。韶州别驾诸葛君，是当时座下的士人之一。他广泛传播并刊刻此书，希望与后来的学者共同使他们沿着北溪的水流，溯寻紫阳的源头，窥见圣学的境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和耳闻，还一定要在实践上下功夫。这样就可以说：‘以圣人为希望、以贤人为希望，功夫可以循序渐进地达到。’我经过曲江，有幸见到以前未曾见到的东西，心中的蒙蔽顿时豁然开朗。治理番禺并开始创建学校的，就是这位诸葛君。珏，是他的名。” 魏文翁《中庸大学讲义》二卷 散佚 魏了翁记载说：“嘉父名叫文翁，是卭州蒲江人，考中嘉定四年进士，以朝议大夫出任叙州知州。” 蔡渊《中庸大学思问》未见 李起渭《中庸大学要语》散佚 柴元祐《中庸大学说》散佚 谢兴甫《中庸大学讲义》《宋志》三卷 散佚 牟少真《中庸大学发明俗解》散佚 魏了翁跋说：“我们儒家的书，除了各位老先生的语录以外，从来没有用方言俚字作文的。大概弟子对于老师，唯恐稍微失去老师的旨意，所以专心听取，谨慎记录，不敢有所更改。近世却有人把科举文章抄入其中，用来迷惑见识浅陋的人，欺骗平庸的主管官员，还推说‘姑且用来取得利禄罢了’。这本来就很鄙陋！如今牟君撰作《中庸》《大学》的发明，要使其取信于今世、流传给后世，却为什么使用这种俚俗语言呢？五方的语言彼此不相通，难道可以强行使它们相同吗？又有人说世人不能同他们讲庄重的语言，只好俯下身来迁就他们；这样说来，不是把人看得太浅薄了吗？言语不文雅，流传就不会久远。牟君回去后，请替我精心思考并润色成文，其中的言语也应当有可以商榷斟酌之处，这里暂时来不及谈了。” 熊庆胄《庸学绪言》一卷 已佚失 谢升贤《中庸大学解》已佚失 《姓谱》记载：谢升贤字景芳，是仙游人。端平年间考中进士，官至循州兴宁令。他所著《中庸大学解》，刻印于廉泉书院。黄必昌《中庸大学讲稿》已佚失 《闽书》记载：黄必昌字京父，是晋江人，跟随陈淳学习；嘉定十年考中进士，任循州判官。李昻英跋说：“我的朋友黄京父主持濂堂时，用《大学》《中庸》的义理滋润诸生的心胸，揭示宏大的纲领、概括重要内容，阐明深奥之处、剖析细微之理；在千百年之后探求圣贤的精妙意旨，采纳先儒历来的论说，在片言之间加以概括。他体会认识真切的地方，如同优秀画家描绘人物；考察精密的地方，如同历算家推步星辰节气，于义理没有丝毫差错。他大概源出于北溪，而根柢在考亭，这对后学的裨益实在很多。京父是一个循序渐进、修养谨慎的人，从不妄发一言。我料想他对于这两部书所谓‘心之’‘身之’的道理，已经用心很久，不只是擅长诵读讲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