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六

译马睎孟说：“上天生养众民，没有谁不具有善良的本性，能够顺着本性而通达它的，就是教化。用来施行教化的，不过是六经罢了。” 程子说：“圣人的六经，都是不得已才作成的。”又说：“圣人的道，传载在经书中，学习的人一定要以经书为根本。”又说：“研究经书，才是真实的学问。”又说：“古代求学的人，都有传授。圣人作经，本来是想阐明道理；如今的人如果不先明白义理，就不能研究经书，这是因为没有得到传授经书的本意罢了。”又说：“经是用来承载道的，器物是用来适应实际使用的。学习经书却不知道道理，制作器物却不能实际使用，这有什么益处呢？”又说：“读书各有不同的门径。《诗》《易》《春秋》不能逐句阅读，《尚书》《论语》可以逐句阅读。” 张子说：“圣人的文章没有固定的体式，《诗》《书》《易》《礼》《春秋》，只是随着义理如此表达罢了。”又说：“学习的人相信经书，姑且必须相信《论语》《孟子》。《诗》《书》没有错杂，礼虽然出自诸位儒者，也不妨害义理。至于《中庸》《大学》出于圣人门下，都是没有什么可疑的。” 司马光说：选取士人的办法，应当把经术放在前面，把文辞才华放在后面。确定《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命令天下的学官依据注疏讲解。学士广泛阅读各家学说，自行选择其长处和短处，各自保留自己的见解。《春秋》只采用《左氏传》，至于《公羊》《谷梁》以及陆淳等人的说法，一并列为诸家。又说：近年以来，公卿大夫专门追求高奇的说法，流传到新进的后生那里，只是口头传说、耳朵听取。读《易》还没有认识卦爻，已经说《十翼》不是孔子的话；读礼还不知道篇数，已经说《周官》是战国时代的书；读《诗》还没有读完《周南》《召南》，已经说毛、郑只是章句之学；读《春秋》还不知道十二公，已经说三传可以束之高阁。遵守注疏的人被称为腐儒，穿凿附会、凭空臆说的人却被称为精义。而且，人的本性，是子贡所不能达到的；天命，是孔子很少谈论的。如今的人一开口、一下笔，就先谈论性命，以至于流荡而忘记返回，陷入老庄之学；用这些来欺骗迷惑考官，猎取名声利禄，并不是国家教导人的正当方法。又说：诵读各部经书，阅读注疏，以求取圣人的道理，应当选取那些符合人情和事理、眼前可以实行的内容而遵从它。又说：经就像靶子一样，一个人射它，不如许多人射它，射中的人会更多。邵子说：上天穷尽万物，圣人穷尽万民，都各有四座府库。上天的四座府库，就是春夏秋冬，阴阳在其中升降。圣人的四座府库，就是《易》《诗》《书》《春秋》，礼乐在其中兴盛或衰落。上天按照时令把事物授予人，圣人依据经书效法天道。又说：皇帝、王、霸，是《易》的体；虞、夏、商、周，是《书》的体；文王、武王、周公、召公，是《诗》的体；秦、晋、齐、楚，是《春秋》的体。意、言、象、数，是《易》的用；仁、义、礼、智，是《书》的用；性、情、形、体，是《诗》的用；圣贤、才术，是《春秋》的用。又说：孔子赞述《易》，从伏羲、神农以下说起；编次《书》，从尧、舜以下说起；删定《诗》，从文王、武王以下说起；修订《春秋》，从齐桓公、晋文公以下说起。从伏羲、神农以下，是以三皇为祖；从尧、舜以下，是以五帝为宗；从文王、武王以下，是以三王为后代；从齐桓公、晋文公以下，是以五霸为后代。又说：孔仲尼修订经书，在周平王时期，《尚书》终于晋文侯，《诗》排列 在王国风中，《春秋》始于鲁隐公，《易》终于未济卦。又说：圣人的六经，浑然一体而不露痕迹，就像天道一样。又说：学习以人事为大，如今的经典，就是古代的人事。又说：《易》始于三皇，《书》始于二帝，《诗》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苏轼说：“孔子是圣人，他的学问一定从读书开始。当时，只有周朝的柱下史老聃藏书较多。韩宣子到了鲁国，后来才见到《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季札出聘到中原诸国，后来才得以听到《诗》的风、雅、颂。而楚国独有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人生在那个时代，能够见到六经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他们的学习可以说很难了；但他们都学习礼乐，根源在道德上，这不是后世的君子所能比得上的。自秦、汉以来，著述的人越来越多，纸张和字形日益趋于▯便，而书籍也越来越多。世上没有不学习的人，为什么反而越来越苟▯呢？” 苏辙说：“六经的道理，只是因为接近人情，所以能够长久流传而不废弃。可是世上的迂腐学者，却都曲折地为它作解释，即使其中的意义并不是这样，也一定强行牵合成这样，所以他们的论说曲折而不通达。” 邹浩说：“圣人的道理，完备地存在于六经之中，千门万户，从哪里进入？大略都在《中庸》一篇里，它的要旨只在于谨慎地对待独处之时罢了。” 张耒说：“六经的文章，没有比《易》更奇特的，没有比《春秋》更▯的。” 李廌说：天地的情状、阴阳的道理、吉凶的变化、得失的缘故，都完备地存在于《易》中。一国的事情，联系着诸侯的根本；天下的事情，显现为四方的风俗。赞美盛大的德行，告知成功的事业，都在《诗》中。尊崇王室、端正法则，慎重开始、妥善结束，详细说明天地的灾祥，彰显君臣的善恶，没有比《春秋》更高明的。尧、舜、禹、汤、文、武、成、康时代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章，历代帝王的心志和事迹，治乱的大略，没有比《书》更高明的。想要端正六职、治理六官，就必须学习《周礼》；想要端正威仪、详明辞令，就必须学习《仪礼》。晁说之说：五种色彩齐备才成为绘画，五脏完整才成为人。学习的人对于五经，哪一部可以舍弃呢？又说：典籍能够保存下来，古训能够流传，都是汉代儒者的功劳。汉代儒者对求学的人有什么亏欠，为什么一概贬低他们呢？又说：学习的人应当以《论语》《孟子》为根本。《论语》《孟子》已经研究，那么六经即使不专门研究，也可以明白了。又说：圣人的心意，都完整地载于经书；天地万物的道理，都统摄在其中。后世即使再有圣人，也不能增加或减少它一丝一毫，何况其他人呢？譬如日月的光明，没有人知道它的终始，难道还要辨别它是新的还是旧的吗？”

译那些人自己所说的所谓新见解，其实是六经早已有的东西，还有什么值得自夸的呢？李潜说：我们这些人学习圣人，只应当用心阅读《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孝经》罢了。内心既然有了主宰，那么防止阅读其他书时，各种方圆、轻重的说法到来，必定会被规矩和权衡校正。田腴说：“李君行说，圣人的话容易明白；看传注解释，反而更加迷惑。读书必须不要看别人的传注解释——这也不对。应当先看古人的解释，只是不应有所拘执，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如果全都不看，不知道要费多少工夫，才可以达到前代儒者的见解。” 陈瓘说：“五经的文章，年代越久反而越显得新。”又说：“凡是想解释经书，必须先返求于自身，确认能够安置于天下并且可以实行，然后才为它作解释。即使不能完全达到圣人的心意，也差不多了。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文辞雄辩流畅，也不免是穿凿附会。” 陆佃说：“古代求学的人，先明白《诗》，其次是《书》；《书》已经明白，接着是礼乐；礼乐已经明白，接着是《春秋》；《春秋》已经明白，接着是《易》。所以经历五次变化，就可以谈《春秋》；经历九次变化，就可以谈《易》。” 周谞说：“《诗》是人受到感发的原因，所以把它放在前面。既然受到感发，就要辨明事情，所以其次是《书》。事情既已辨明，就要形成和谐，所以其次是《乐》。和谐既已形成，就要达到天道的高明，所以其次是《易》。达到极致以后，就必须遵循人道的中庸，所以其次是《礼》。而一定以《春秋》结束，是因为救治乱世、恢复正道，是它最后所要做的事。”又说：“六经中保存着先王治理天下的事迹，这已经足以取用了。”又说：“六经的义理，要在内心验证而觉得正确，施行于事情而顺利，然后才算得到；在内心验证而不正确，施行于事情而不顺利，就不是所谓的经义。如今研究经书的人，写作无用的文章，只是侥幸求取科举功名罢了，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苏籀说：“从前仲尼对于《诗》《书》《易》《礼》《乐》《春秋》，只是举出纲要、启发端绪，不详尽说明其中的话。不是不能详尽说明，而是认为说得过于详尽就会局促，所以只略加说明，使仁者、智者自己探求而得到。” 崔鶠说：“冯澥说‘士人没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太学兴盛的表现。这是奸邪的说法。从前王安石斥退、废除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名臣，如韩琦、司马光等；既然因意见不同而被逐出，而士子尊奉他所著的三经者就可以做官，不采用的就被贬黜驱逐，于是天下人纷纷如此，没有一个人敢于表示赞成或反对。积渐下来终于造成大乱，这就是没有不同意见所带来的祸患。” 陈过庭说：“五经的义理，各家因此产生不同见解，这是无法避免的。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当作正道，把自己认为不正确的就当作邪说，这是偏执一端的大错误。”吕本中说：“学问应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根本，熟读并详细研究，然后再广泛探求《诗》《书》《易》《春秋》，一定会有所收获。自己既然形成了主见，那么诸子百家的长处都可以为我所用。” 杨时说：“六经，是先圣用来阐明天道、端正人伦、达到治理成效的成法。它的文字从尧、舜一直到夏、周末年，兴衰治乱、成败的事迹，救治弊病、通达变化、因时制宜而有所损益的道理，都明白地可以考察。它网罗天地宏大的文理、形象器物和幽明的缘故、死生终始的变化，没有不详细说明、曲折譬喻的，明白得就像数一数二一样。” 尹焞说：“读书的人应当考察圣人为什么作经、圣人怎样用心、圣人怎样达到圣人的境界，以及我为什么还没有达到。要逐句寻求，白天诵读并体会，半夜思考，平静自己的心情，平和自己的意气，对疑惑之处暂且存而不论，这样就可以见到圣人的意见了。” 林疑独说：“六经各有自己的所说，归根到底都只是为了治理罢了。六经彼此分裂，百家各自认为自己的说法正确，道术因此不能明白。” 程俱说：“汉朝兴起以后，诸位儒者以经义为专门学问来教授，所以求学的人一定有师承，学术的源流和派别都可以推究考察。东汉、两晋直到唐代，这种遗风仍有保存。” 叶梦得说：“六经、各部史书以及诸子中优秀的著作，共有三千多卷。按二十年计算，每天读一卷，也可以读完两遍，其余的读一遍就够了。只有六经不能有一天离手。” 郑樵说：“《易》虽然只是一部书，却有十六种学问：有传学、注学、章句学、图学、数学、谶纬学。《诗》虽然只是一部书，却有十二种学问：有训诂学、传学、注学、图学、谱学、名物学。班固说：‘自从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开设弟子名额，设置考试科目，诱导他们以官职俸禄求学。到元始年间为止，已有一百多年，传授经业的人逐渐增多，枝叶繁茂。一部经的解说达到一百多万字，大师多到一千多人。这大概是因为利禄之路造成的。’《诗》的三百篇，全都在歌唱声乐之中；自从设置《诗》博士以来，学者反而听不到一篇真正的诗。《易》的六十四卦，都包含在卦象和数理中；自从设置《易》博士以来，学者反而看不到一卦真正的《易》。儒家学术的弊病，到这里达到了极点。” 胡寅说：“《易》《诗》《书》《春秋》，是完整的经书。先贤用它们配合皇帝、王、霸，说明世道的变化和道的作用，都没有超出这些。 《论语》《孟子》是圣贤的微言，是诸经的纲领。 《孝经》不是曾子所作，大概是他的门人记录所听闻而编成的，所以整理比次章旨，但仍不免有浅近之处，不能称为经。 《礼记》多出于孔子弟子之手，但一定要删去吕不韦的《月令》和汉儒的《王制》，仍广泛搜集名儒的著作，选择有关冠礼、婚礼、丧祭、宴飨、乡饮、相见的经文以及《曲礼》，按类别编排相从，然后才可以成为一部书。至于《大学》《中庸》，则属于孟子一类的著作，不可以附在《礼》篇中。至于《学记》《乐记》《闲居》《燕居》《缁衣》《表记》以及很多格言，不是《经解》《儒行》这一类，应当排在《大学》《中庸》之后。《礼运》《礼器》《玉藻》《郊特牲》这一类，又应排在其后。至于《周官》，则决定不是周公所作，不应设置博士让学者传习，姑且放置不论就够了。” 范浚说：“士人生在后世，距离圣人已有几千几百年，虽然不能再见到圣人的仪容形貌，但就着遗留下来经书所传的内容，去探求那些没有直接传下来的精妙之处，仍然可以见到圣人的内心。” 林光朝说：“文王推演《周易》，使它成为卜筮之书；箕子作《洪范》，流传下来却成为灾异、五行的学说。圣人的经书，为什么这样不幸啊！”王质说：“文章的根本，在于六经。”

译郑耕老说：“立身应当把努力学习放在首位，努力学习应当以读书为根本。现在取六经以及《论语》《孟子》《孝经》来计算字数：《毛诗》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合计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字。姑且以中等资质的人为标准，如果每天诵读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就可以读完；即使天资稍微迟钝，减去中等资质的一半，每天诵读一百五十字，也只需九年便可读完。假如能够熟读并温习，使它们进入耳中、留在心里，长久不忘，全靠每天积累的功夫罢了。乡里的谚语说：‘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寸尺不停，最终就成为一匹布。’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理。后生们应当努力啊！” 喻樗说：“六经有几十万字，只用十个字就能概括它的意义。总的说来，不过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罢了。” 洪迈说：“从晋、唐到现在，诸位儒者给六经作训释，否则就另自创立美好的名目，大概各有几百种。他们的书不过称作‘传’、‘解’、‘章句’罢了。战国直到汉代，则名称简洁典雅。第一种叫‘故’，所谓故，就是通达经书的旨意。例如《尚书》有夏侯解故，《诗》有《鲁故》《后故》《韩故》。《毛诗故训传》中，颜师古说，流俗把‘故训传’改成‘诂’字，失去了原来的真实含义。小学方面有杜林的《仓颉故》。第二种叫‘说’，是解释其旨意，如《春秋》有《左氏说》《铎氏说》《张氏说》《虞卿说传》。第三种叫‘通》，如洼丹的《易通论》，名为《洼君通》；班固的《白虎通》；应劭的《风俗通》；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韩滉的《春秋通》。这些书中，只有《白虎通》《风俗通》还保存着。又如郑康成作《毛诗笺》，申明传文的意义，其他书没有使用这个字的。《论语》的学说，只称作《鲁论》《齐论》《张侯论》，后来便不再这样称了。”}], 陆游说：“唐代以及国初，学者尚且不敢议论孔安国、郑康成，何况圣人呢？自庆历以后，诸位儒者阐明经书的精微义理，已不是前人所能比的。然而他们排斥《系辞》，诋毁《周礼》，怀疑《孟子》，讥议《尚书》的《胤征》《顾命》，黜弃《诗经》的序文；既然不难议论经书，何况传注呢？” 胡铨说：“《诗》《书》《礼》《乐》《易》《春秋》，大概包含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位圣人的心法。研读《易》，就是通过广泛认识事物来蓄养德性；研读《礼》，就是通过勉力学习来敦厚德行；研读《论语》，就是通过默默体认来进于道，也只是认识其中重要的道理罢了。” 王炎说：“士人立志求学，必定要立志求道。《六经》是承载道的器具。圣人告诫天下和后世，意义十分深厚。所以立志求道的人，学习自然从经书开始。”杨万里说：“有了《六经》，便有了不同的说法。”刘歆推算历法时，引用《武成》中“咸刘商王”的句子；郑氏注《诗》时，引用《伊训》中“载孚在亳”的话；荀爽解释《易》的《乾》卦为木果之后，又有“为龙”“为直”的说法。桓宽《盐铁论》引用“故察察”的话，认为它出自《春秋》。考察《书》《易》《春秋》，起初都没有这些话。大概诸位儒者各自凭臆想提出见解，用自己的说法惑乱世俗的视听，于是圣人的《六经》变成了诸位儒者的《六经》。汪应辰说：“《六经》是政事的根本。” 吕祖谦说：“汉代儒者的经学，大多专治一门，能够旁通其他经书的很少。通晓《诗》《礼》的，是后苍；通晓《诗》《书》的，是徐敖、夏侯始昌；通晓《书》《春秋》的，是胡常；通晓《礼》《春秋》的，是孟卿；通晓《诗》《春秋》的，是申公、江公；通晓《易》《诗》的，是韩婴；通晓三传的，是尹更始；五经全都通晓的，是王吉、夏侯始昌。到了郑康成，才汇通并集中了各家的长处。”又说：“汉代经学的兴盛和衰落，不在于义理的是非，而在于当时的好恶。” 朱子说：“古代圣人创作《六经》，用来教导后世。《易》用来通晓幽明变化的道理，《书》用来记载政事的事实，《诗》用来引导正当的性情，《春秋》用来显示法度和鉴戒的严肃，《礼》用来端正行为，《乐》用来调和内心。至于义理的精微，古今的得失，以及其中的包罗贯通、阐发发挥和推究穷尽，可以说是盛大完备了。然而把这些内容总括起来，书也不过数十卷，大概它的简易精约，也正是如此。”又说：“世上解释经书的有三种：一种是儒者的经书；一种是文人的经书，苏东坡、陈少南一类就是这样；一种是禅者的经书，张子韶一类就是这样。”又说：“各家学说有同有异。甲说是这样，就应当抓住甲说，把它的言辞追究到底；乙说是这样，也应当抓住乙说，把它的言辞追究到底。两家的说法都研究完后，再互相参考、深入考察，必定会有一个真正正确的说法出现。”又说：“读书一定要先读《大学》，以确定规模；其次读《论语》，以树立根本；其次读《孟子》，以观察其发扬；其次读《中庸》，以探求古人的精微奥妙之处。”又说：“阅读讲解不可专门顺从他人的说法，不辨求是非，便说前贤的话全都恰当。”又说：“研究经书，必须依据先儒已经形成的说法，再加以推究。” 即使说先儒的说法未必全都正确，也应当考察它为什么正确、为什么错误，然后才能反过来从自己的内心求证，以纠正其中的谬误。这就是汉代诸儒专治一门、以一家成名，各自恪守老师的说法而不敢轻易改变的原因。只是他们守得过于拘泥，不能精心思考、明辨是非，以求得正确答案，这才是弊病。”又说：“圣人作经，是要告诫后世，使学者诵读经文、思考经义，从而知道事理的当然，认识道义的整体，并亲身努力实行，以进入圣贤的境界。经文虽然简约，但天下的各种事理，无论幽明、大小，没有不包括在其中的。想求得道而进入德的境界，舍弃这些经书便没有地方可以用心了。”又说：“《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首尾相互补充，彼此相互发明，都是一天也不能废弃的。” 李方子说：“从前，《易》经历上古、中古、下古三代的变化，又混杂在《八索》之中；《诗》《书》繁杂错乱，《礼》《乐》几近亡失，没有人能够加以整理订正。孔子于是对它们加以赞述、审定、删削、订正，又创作《春秋》。《六经》从此完备，成为万世道德的宗主。”

译陈淳说：“读四子书，不要过分深求，不要巧加穿凿，不要旁搜博引，不要曲意牵引。只须平心静气地体会它的旨趣，并切实联系自身来考察它的实际功用罢了。如果果真能够由此融会精微、贯通义理，再用它来考察各经，以及阅读天下的书、讨论天下的事，那么事物的轻重长短就会截然确定，自然不会再有丝毫差错和紊乱。” 刘爚说：治理之道源于士人的风气，士人的风气根本在于学术。周代衰落后，孔子取来先王的重要经典和法则，和他的门徒一起诵读、传授，分别杂见于《六经》之中。千年以后，学者学习这些道理，所以用来侍奉父亲便是孝，用来侍奉君主便是忠。又说：帝王的学问，应当以《大学》为根本，在《中庸》中探求，参考《论语》《孟子》，然后考察《诗》《书》，玩味《周易》，验证《春秋》，考核《周官》，探求《仪礼》，广泛学习《礼记》。对于修身和治理天下的道理，就如同指掌一般清楚了。周孚说：圣人的经书，它们的名称都沿袭旧称而没有改变；《易》仍叫《易》，《书》仍叫《书》，《诗》仍叫《诗》。圣人出现以前，它们的名称本来就是这样。至于《春秋》，也和三经一样。晋国称它为《乘》，楚国称它为《梼杌》，鲁国称它为《春秋》。它只是错举春夏秋冬四时作为书名，圣人对它有什么增加或删削呢？” 陈骙说：六经的道理既然同归一处，六经的文字也可能没有不同的体制。所以《易》的文字像《诗》，《诗》的文字像《书》，《书》的文字像《礼》。《中孚》九二说：“鹤在幽暗处鸣叫，它的幼鹤应和它。我有美好的爵位，愿与你共同享有。”假如把这段话放进《诗经·雅》，谁能分辨出它是爻辞呢？《伊训》第二章说：“如今政事兴起迷乱，颠覆他的德行，沉湎于酒。你虽然沉溺于享乐，却从不思念继承先王的事业，也不广泛寻求先王的法度，不能共同遵守明白的刑法。”假如把它放进《尚书》的诰辞中，谁能分辨出它是《雅》的文辞呢？《顾命》记载：窗户之间面向南，铺设重叠的篾席，席边用黼纹镶饰，摆着华美玉饰的几；西序面向东，铺设重叠的底席，席边用彩色贝饰镶饰，摆着仍用的几；东序面向西，铺设重叠的丰席，席边用彩色纹饰镶饰，摆着雕玉的几；西夹面向南，铺设重叠的笋席，席边用黑色丝带镶饰并涂漆，摆着仍用的几。假如把这些话放进《周官·司几筵》，谁能分辨出它们是《顾命》的命令之辞呢？又说：经书和传书的文字有相类似的地方，并不是故意相互摹仿，而是因为道理本来如此，不约而同罢了。” 高似孙说：“《尚书》记载事迹，《诗经》考察风俗，《春秋》用来阐明道理，《礼》《乐》用来考核政事，《易》的创作，穷尽了圣人的深奥蕴藏，天下便没有遗留下来的思虑了。”又说：“汉人把通晓五经看得很重要。他们说‘五经无防’的是许叔重，即许慎；说‘五经纵横’的是周宣光，即周举；说‘五经纷纶’的是井大春，即井丹；说‘五经兴复’的是鲁叔陆，即鲁丕。” 真德秀说：《六经》没有不包摄五常之道的，班固却把五常分别归属于六艺，这样一来，《乐》有仁却没有义，《诗》有义却没有仁。又说：古代君臣上下共同遵循《六经》的道路，上位者用来施教的就是这个，下位者用来学习的也是这个。又说：古代的学者学习一部经书，必定有一部经书的实际用途。他们与后世那些通晓经书却只学习章句训诂、对性情心术没有益处的人相比，究竟怎么样呢？魏了翁说：“自从《河图》《洛书》出现在河洛，天地的奥秘才开始显露。等到八卦画成、《九畴》次序确定、《六经》创作之后，天地的文理才完备了。” 应镛说：《乐正》以四术教导士人，那么先王用《诗》《书》《礼》《乐》设置教化，本来已经很久了。《易》虽然用于卜筮，但其中精微的道理，不是初学者可以谈论的；《春秋》虽然本来用于记载史事，但其中的微言大义，也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完全窥见的。所以《易》《象》《春秋》，直到韩宣子到鲁国，才开始得以看见；这样看来，各国的教化未必都完备。大概自孔子删定《六经》、赞述《系辞》、笔削《春秋》以后，经学的传习才开始广泛流布。” 戴栩说：“《诗》被卫宏的序文败坏，《春秋》被《公羊传》误解，《易》由于三圣以及《系》《爻》《彖》《象》彼此混入而受到影响，《书》由于孔壁所出本子的序和传、简编彼此错乱而失真，《周礼》特别是周公大略性的著作，其中有些内容在当时未必都实行。”洪咨夔说：“《易》是文章的太极；《诗》《书》《礼》《乐》《春秋》《论语》，是文章的两仪。” 方镕说：“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情，没有不是《六经》的道理。” 包恢说：“道理完备地存在于经书之中，经书明白了，道理也就明白了。” 方岳说：《六经》共有四十三万字。罗璧说：“《六经》都是依据人事而创作的。《周易》阐明吉、凶、悔、吝的道理，《春秋》记录是非善恶的事迹，《毛诗》记载政教以及美刺的分别，《尚书》陈述唐、虞、三代的治理，《礼记》详尽说明威仪，《周礼》细密记载制度，《论语》确立立身行己的大原则，《孟子》阐发王道的最高境界，没有一句是空泛的话。” 林駉说：圣人的《六经》与天地并存。汉代自中期以来，上面以表彰经学为己任，下面以传授经学、凭经学成名。朝廷之上，不依据经书就不能处理政事；士大夫之间，不依据经书就不敢提出建议。贾捐之请求不要攻打珠厓，王商便说：“经义应当怎样处理这件事？”龚胜上奏后，王嘉、公孙禄便说：“你的议论一点依据也没有。”当时君臣共同从事经学，也算是很好了。董仲舒说：“《春秋》元年慎重开始的意义，是勉励当时君主慎重对待初年的政事。”隽不疑借蒯聩出奔的事情，辨析当时的一桩疑难案件，以此立论，难道不是圣经的幸运吗？至于“来归自镐，我行永久”，《诗经》虽然有这句话，却与边疆功业无关，竟拿来歌颂陈汤的功劳，为什么这样拘泥呢？“乃眷西顾，此维与宅”，《诗经》虽然有这句话，起初却与郊祀无关，竟拿来确定南郊、北郊，为什么这样穿凿呢？更有甚者，想要附会奸臣，就引用“不语怪力乱神”的话【《张禹传》】；想要实行酒类专卖，就引用“有酒酤我”的文字；想要夺取百姓的利益，就引用《周礼》的五均之法【《王莽传》】，借经书的名义来文饰奸邪，援引经文来满足私欲，这就是先王的学术反而成为祸害天下的工具了。” 又说：圣经在后世不幸有三种遭遇：一是议论经书，二是僭越经书，三是背叛经书。圣人的经书，即使天地鬼神也不能改变，然而改变它的却是诸位儒者。孔子对于“夏五郭公”的疑问尚且不敢妄加议论，子游、子夏这样的高等弟子也不敢增添一句话。庄周一类的异端人物，尚且知道尊崇圣人的教诲。君子由此便知道议经、僭经、叛经者的罪过了。”

译王应麟说：“《礼记》的《经解》指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教化，却没有正式确定‘六经’这个名称。《庄子·天运篇》开始记述老子的话说：‘六经，是先王留下的陈迹。’这个说法实际上由此开始。太史公《滑稽列传》把《礼》《乐》《诗》《书》《易》《春秋》称为六艺，班固的《汉书》沿用了它。又把五种学术配属于五常，并将《论语》《孝经》一并记在《六艺略》中。从此以后，有时称为五经，有时称为六经，有时称为七经。到了唐贞观年间，谷那律博通群书，褚遂良称他为九经博士，‘九经’这个名称大概也由此开始。后来以明经取士，把《礼记》《春秋左传》列为大经，把《诗》《周礼》《仪礼》列为中经，把《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列为小经，这就是所谓九经。本朝才把三传合为一部，又舍弃《仪礼》，而以《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又把《孟子》提升为经，《论语》《孝经》作为三小经，这就是现在所谓的九经。”又说：“汉代经书，先出现的反而不如后来出现而在后世广泛流传的。费氏《易》、古文《尚书》、《毛诗》、小戴《礼记》、左氏《春秋》就是这样。” 又说：“从汉代儒者直到庆历年间，谈论经书的人都遵守训诂旧说而不穿凿；《七经小传》出现后，才渐渐崇尚新奇。到了《三经义》施行，把汉代儒者的学问看得如同土木偶人。古代讲经的人，手拿经卷口头讲说，从来没有所谓讲义。元丰年间，陆农师在经筵任职，才开始进呈讲义。从那以后，上至经筵，下至学校，全都写作支离蔓衍的言辞，讲说的人只是把它用来满足口头耳目的需要，听的人也不再相互质问，距离道越来越远，学习也越来越浅薄了。”又说：“《六经》就是圣人的心，随着所用之处不同，都切合至理。” 叶时说：《六经》经历秦火而不完整的地方很多。《尚书》亡失四十三篇，《周雅》亡失六篇，《周礼》六官缺少一官。河间献王寻求《考工记》，用来补足这部书。唉！《尚书》亡失后，张霸的伪书出现；《诗经》亡失后，束晳补作的诗出现，这只不过正好供有识之士捧腹大笑罢了。难道《考工记》真的可以补足《礼经》吗？方回说：近世用老子的注解解释《易》，用《六典》传释《尚书》，用《三礼》笺释《诗》，用《司马法》解释《周礼》，用灾异谶纬解释《春秋》，用郑、卫的淫声制定《乐》，这真是求学者的大不幸。” 张卿弼说：“圣贤的学问，载于《六经》之中，光明如日月。汉、魏以来，诸位儒者有的把谶纬当作深奥之学，有的把老庄当作高明之学，使异端和诸子百家的学说与《六经》混杂在天地之间，延续了一千多年。自濂洛诸公出现，排斥并驳斥这些说法，天地之间才变得廓然明白。” 蒋岩说：道的根本源头出自天。天具有这种道，却不能说话，所以把它寄托给圣人。圣人在《易》《书》《诗》《礼》《乐》《春秋》中说出这些道理，这既是圣人的言语，也是天地的道。没有《易》，就无法确立天地的心；没有《书》，就无法记载帝王的事迹。《诗》用来引导美好的风俗，《春秋》用来严格区分王道与霸道，《礼》用来节制百姓，《乐》用来调和人心。用这些来训导天下万世，一天也不能废弃，难道是没有用处的空话吗？又说：用《通书》来读《易》，可以探明太极；用《经世书》来观察《洪范》，可以建立皇极。《中庸》的慎独，可以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大学》的致知，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一书，无非是在讲仁；《孟子》七篇，无非是在说明性善。” 马端临说：“秦朝焚烧经籍，却唯独保存医药、卜筮、种树一类的书，学者对此终古抱恨。然而按照今天考察的情况，《易》和《春秋》两部经书的本末都保存着；《诗经》亡失的六篇，有人认为是笙诗，本来就没有辞句，所以《诗经》也未曾亡失。《礼》本来没有一部完整的书，《戴记》是杂出各处、由汉儒编成的；《仪礼》十七篇以及《六典》都是后来才出现的，《六典》只亡失冬官，而且这些书纯正与驳杂各占一半，它们的存亡还不足以成为经书的缺陷。只有虞、夏、商、周的《尚书》亡失了四十六篇罢了。这样看来，秦始皇所焚烧的，除了《尚书》以外，其余经书都不曾亡失。至于医药、卜筮、种树一类的书，当时虽然不曾被废止禁绝，却没有一卷流传到今天；由此可见，圣人的经书和贤人的传记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的书即使保存也终究会亡，并不一开始就随着当世君主的好恶而兴废。” 王柏说：“《六经》虽然共同归于一个道理，但各自有不同的体制；就像四时共同承受一种元气，却各有各的作用。” 陈普说：“五经、四书，没有一句、一个字不包含义理。”又说：“五经的传注，难道可以不问它的是非吗？足以取用的就取用，难道应当一概排斥吗？”曹淇说：“圣经贤传，无非是向天下和后世显示应当实行的道理。吃东西必定要用五谷，穿衣必定要用桑麻；用来启发后学，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这些。” 《六经奥论》说：六经遭秦朝劫难，残缺的篇章和断散的简册，有的靠口头传授，有的藏在墙壁中，遗留下来的文字仅能见到一些。因此，礼学典籍没有流传下来，曲台的撰述也已失传；乐书沉没无闻，河间王刘德搜集进献的古书，科斗形古文，也因遭逢灾难而没有流传。《泰誓》是伪书，公开流行的《射》与《防》篇，以及李氏所传五篇，幸而保存于世。《考工记》有文字记载，勉强足以补充《周官》；《易》托于卜筮，卦爻及其系辞都完整无缺。《说卦》只有一篇，怎么会传下来呢？女子之诗因歌唱颂咏而流传，篇次没有缺失。《由庚》属于六义，难道会没有文辞吗？解释经书并以事例相互比证，各书的体制本来就不同；笔录和口传，详略也各不一样。道与外在形貌，通过制度制成礼仪；繁复曲折的三千条礼仪，是古人所重视的。有的在东都时议定，有的在晋室时著成显明，有的直到唐代以后，篇章次序和文字意义才开始得到梳理。秦朝所造成的灾难竟如此容易发生，而汉代使它重新出现却如此艰难啊！又说：唐贞观年间，孔颖达奉诏撰写《五经正义》，与马嘉运等人共同讨论。讲《礼记》和《毛诗》采用郑玄的说法；讲《尚书》采用孔安国传；讲《易》采用王弼说；讲《左氏》采用杜预注。自从《正义》写成，各家的学说便开始废弃了。只是怀疑《周礼》《仪礼》不是周公所作，所以没有为它们撰写义疏。

译后来永徽年间，贾公彦才开始撰写《仪礼》《周礼》的义疏。本朝真宗又下诏命邢昺校订《周礼》《仪礼》《公羊》《谷梁》的正义。这样，九经的义疏才完备。仁宗朝时，欧阳文忠公上奏说：“自从唐太宗下诏命名儒确定九经《正义》以来，近些年已把它著为定论；不依据《正义》的便被视为异说。然而其中所记载的内容虽然广博，所取择的却不精纯，常常大量引用谶纬之说，夹杂在一起，这同《正义》这个名称所应有的意义不相称。臣请求特地下诏给群臣和儒学官员，把九经的疏文全部取来，删去谶纬文字，使经义纯正统一，不再混杂。这样所花的功夫极多，所得到的益处也最大。假如让欧阳修删定《正义》，一定会有非常可观的成果。可惜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李世弼说：“道受到防护，于是有了六经；六经受到防护，于是有了诸子和史书。诸子、史书的是非，要从六经中取证；六经的折中裁定，又一定要以道为根本。国家之所以考察古代、尊重道，是因为六经承载着道；之所以重视科举，也是这个原因。后世之所以重视科举，是因为它能够维系六经，使帝王之道得以流传。” 党怀英说：“六艺，是孔子用来传授唐虞三代之道的东西，是众多学术流派所由出发的源头，而儒学就是它的根源。” 郝经说：“昊天的四府，就是春、夏、秋、冬。圣人的四经，就是《易》《诗》《书》《春秋》。昊天按照时序把道理授予人，圣人依据经书效法上天，这就是四经。为什么称作五经呢？其中一经就是礼乐。谈论人的本性时说四端而不提信，排列五行时，土分别配合木、火、水、金而旺盛；所以在《易》《诗》《书》《春秋》之间，礼乐起着经纬作用，虽说是五经，实际上又合为四经。”又说：“穷尽天下人的情感，是《诗》；穷尽天下人的言辞，是《书》；穷尽天下人的政事，是《春秋》；《易》则穷尽天下人的心。”又说：“六经的道理本来只有一个，只因老师不同、传授的人不同，每种学问都把自己的所信推究到底，于是终于不能统一。那一方认为正确，这一方认为错误；那一方认为错误，这一方又认为正确。老师和弟子的说法不同，父子之间也不相同；荒诞妄说流入谶纬，借助虚妄流入叛逆，刻薄深峻流入刑名之学。唉，实在太过分了！” 刘因说：“研究六经，一定要从《诗》开始。古人十三岁诵读《诗》，因为诗歌吟咏人的性情，感发人的心志，其中有中和之音。人的心智不明，是被血气遮蔽罢了。《诗》能够引导性情、开启血气，使人在幼年时常常听到歌诵之声，长大后不失去讽刺和赞美的意义；这样即使有血气，又怎么会被它遮蔽呢？学习《诗》之后学习《书》；《书》所说的，是圣人的情感显现在言辞之中。由言辞来寻求情感，情感就可以得到了解。血气既已开启，性情既已得到端正，根本就树立起来了。根本树立之后，便可以考察它的实际运用；运用之中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三代的礼已经废失，现在还能见到的，是汉代儒者编集的《礼记》和周公所著的《周礼》。这两部书研习之后，若没有《春秋》便无法作出判断。《春秋》依据天道和王法，裁断天下的事务。《春秋》研习之后，圣人的实际作用便显现出来。以《诗》为根本来探求圣人的情感，以《书》为根本来探求圣人的言辞，以礼为根本来探求圣人的节度，以《春秋》为根本来探求圣人的裁断。然后把《诗》《书》《礼》作为学问的体，把《春秋》作为学问的用，……一以贯之，本末都得到阐明，天下的道理就能穷尽；道理穷尽，人的本性也就能完全认识。穷尽道理、完全认识本性，以至于通达天命，然后才学习《易》。《易》是圣人用来完成终结并开启开端的。” 求学的人应当在这些方面用心。因此，《诗》《书》《礼》《乐》尚未明白，就不可以学习《春秋》；五经尚未明白，就不可以学习《易》。又说：“世人往往把《论语》《孟子》作为求学发问的起点，却不知道《论语》《孟子》是圣贤学问的完成阶段。所谓广泛学习并详细说明，是要返回来说明简约的道理。圣贤把这作为终点，求学的人却把它作为起点；还没有说明圣贤学说的详尽内容，就贸然说明圣贤学说的简约要旨，这不是背道而驰吗？” 吴澄说：“先王以《诗》《书》《礼》《乐》教育士人，作为四种学术。至于《易》，是卜筮所用的繇辞；《春秋》，只是诸侯国的史书。自从孔子赞述《易》、修订《春秋》以后，学者才把《易》《春秋》合并到先王教育士人的四种学术中，成为六经。”又说：“贯通天地人之道，称为儒；一件事物不知道，一件事情不能做，都是可耻的。要洞察时势变化，不可以没有经书；要广泛探求名理，不可以没有诸子；要在文辞领域游艺，不可以没有诸集；要旁通多闻，不可以没有纪事记录。但其中的根本在圣人的经书。圣人的经书，不是像史书、诸子、文集、杂记、杂录那样只供涉猎而已；必须像饮酒一样饮下并醉心于它的醇厚，像吃饭一样吃下并饱足于它的精肉，这才可以。” 赵孟頫说：“六经的文章，在一部经中，一章不能少一个字，一句不能缺一句。它们谨严到这种程度，所以能够树立为千万年间世人共同遵循的经典。学习文章的人应当以六经为老师，舍弃六经就没有老师了。” 陈栎说：“明白道理，然后才能写文章；讲习学问，然后才能明白道理。从哪里下手？不过就是阅读六经和四书罢了。” 张▯说：“求学的人读四书，要以朱子的章句、集注为根本。接着读《仪礼》《诗》，读朱氏的《传》《书》，读蔡氏的《传》《易》；先读朱子的《启蒙》《本义》，以通达程氏的《传》；《春秋》读胡氏《传》，读张氏《集注》。” 邓文原说：经籍之所以没有失传，依靠的是汉代儒者。又说：六经的书中，先圣先王之道就在其中。因此，六经存在于天地之间，经历万古而不衰败；有兴衰、治乱而不能恒常的，是人，而不是书。富珠哩翀说：“孔子在《易》中建立经法，便上溯伏羲，以作为无言之道的根本；《书》从唐尧、虞舜开始，用来说明政事；《诗》采集殷、周诗歌，用来端正性情；《春秋》贬抑五霸，用来严明名分；礼乐制度的升降变化，可以作为鉴戒，以考察治乱兴衰；天人之道，在这里达到极致。”

译蒲道源说：“汉代设置五经博士，是取其专一而精深。现在的学者以不能兼通一经为可耻，等到考究各种经书最终的旨趣，却茫然无所依据。又有人把注释经义作为谋求仕进的手段，考察他们的书，都是拾取先儒已经写成的著作，根本没有自己的真实所得，只是白白耗费并蛀坏纸札，使经书训释更加庞杂混乱，更使人厌恶。现在想让学者各自专守一经，就难免浅陋；想让他们兼通诸经，又会广泛散漫而不精深；想拒绝注释的烦琐杂乱，又恐怕会废弃其中的长处；想容纳并接受它们，又容易使学者迷惑。究竟怎样才能纠正这些弊病而适得其中呢？”虞集说：“从前周公承接尧、舜、禹、汤相传的道，制定典礼，来成就文王、武王的功业，颁布于天下，传给后世。周道衰微以后，有关官员废弃荒落。孔子思念周公遗留下来的事业，却没有职位来推行它，于是在《易》中赞述它的文辞，在《书》中记载它的事迹，在《诗》中歌咏它的声调，在《春秋》中端正它的法则，而周公的制作全都在这里了。”又说：“古人的制作能够见于后世的，学士大夫从《诗》《书》《易》《春秋》中求取；《仪礼》《周官》则是专门记载它们的书。” 吴师道说：“道在群经中得到防护，在四书中得到防护。经书，是道所存留的地方，也是事物的根本。” 许谦说：六经是承载道的器物，想求得道的人不能离开经书。又说：《诗》用来调顺性情的正道，《易》用来谨慎对待事变的征兆，礼用来巩固外在行为，乐用来调和内心，书用来显示圣贤的功用，《春秋》用来惩罚和褒奖善恶。又说：想听闻道的人一定要从经书中求取。经书不是道本身，但道凭借经书而保存；传注不是经书本身，但经书凭借传注而显明。通过传注探求经书，通过经书认识道，把它蕴藏在德行中，发见为文章和事业，这就是所谓行道。袁桷说：汉武帝表彰六经，兴办太学，到后汉尤其兴盛。唐代附益增设的制度更加详细严密，今天还可以考见。自宋末以来，学者读四书的注解读到唇舌疲敝，把刑狱、簿书、钱粮、户口、稠密出入等事务全都视为俗吏之事而鄙弃，最终到了国家灭亡也没有办法挽救。近来江南学校的教法止于四书，接近宋代末年；知道自己的学问不能贯通的人，反而用夸大的言论来掩饰。谈论礼只止于诚敬，谈论乐只止于中和；不涉猎史书的人说汉代以后全是霸道，不能写辞章的人便说辞章是玩弄事物、妨害心志，却不知道通达的儒者要滋养根本、培育根基，不能不以六经为本。” 柳贯说：“六经是流传后世、建立教化的言论，天下不能有一天不明白它。” 吴莱说：“古代的学者，常常得到老师的传授，每每通过经书来阐明道；后代的学者既失去了老师的传授，如果不明白道，就不能由此认识经书。又说：圣人的言语，记载在《论语》中，流传于六经；其中一体一用的关系，以及精妙道理和精微义理的发挥，明白得如同高悬日月而运行在天空之中。” 欧阳起鸣说：“圣经尚未写成以前，我们的道与天地合一。那时，六经之道藏在人心中。圣经写成以后，我们的道如同日月。那时，人心中的道藏在六经之中。秦人把经书堆积起来交给火焚烧，孔子周王室藏书开始化为灰烬，我们的道也第一次受到昏暗和侵蚀。然而六经所藏的道并没有化为灰烬。汉人吹拂圣经的余烬，使它重新燃烧起来，孔子住宅墙壁中收藏的书开始出现，我们的道也重新吐气恢复。然而六经所藏的道并没有因此才出现。六经之道，在太极之前开始，在太极之后终结；不分古今，不论显明还是隐晦，道无处不在。”张采说：“学校、庠序的设置，若没有六经就无法施教；天下如此广大而人口众多，舍弃六经就无法求学。落实到事物上，它是百姓日常生活不可离弃的；施行于天下国家，它经历千万世也不可改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洪希文说：九经共有四十八万字。陈樵说：“秦汉以来，解说经书而真正好的，大多没有流传；流传下来的，又多半并不精善。淳熙以来，讲解经书尤其同洙泗之学不相同。”又说：“后世的辞章，不过是士人的脂粉和当时的清赏玩物罢了。舍弃六经不讲，却去从事浮华的言辞和绮丽的语句，这有什么关系呢？”又说：“近来研究经书的人，好像三尺高的儿童在台下观看演戏，只听见台上的说笑声，却不能看见演员的形貌，所以不知道美丑，只相信别人的话。” 黄泽说：唐人考察古事的功夫，如孔颖达、贾公彦，最为精密，陆德明也是如此。宋代诸儒的经学极其深厚，但考察古事的功夫却很疏略。如果用宋儒的精深学问，结合汉、魏、晋诸儒考察古事的功夫，那就完美了。朱隐老说：圣人对于经书，其开端有所本源，其终要有所根柢；所指的事有实情，所命的名有意义。又说：孔子修订经书，是为天下筹划，也是为后世筹划。假如有志于求学，那么上至天子，下至平民，都可以学习孔子。杨维桢说：“善于读《易》的人，用它来认识未来；善于读《书》的人，用它来辨析政事；善于读《诗》的人，用它来端正性情；善于读《春秋》的人，用它来了解过去；善于读礼乐的人，用它来制定行为、调和德性。圣人难道还有什么没有留下的吗？求学的人幸而有圣人的书可以阅读，那么圣人的蕴藏就在我这里，而不只在圣人那里。” 郑元祐说：“能够同天地一样长久的，是圣人之道。六艺和诸子百家，没有不以圣人为标准裁定之后才确定的。观读《诗》，性情便得到端正；观读《书》，政事纲纪便得到适宜；观读礼，便知道恭敬；观读乐，便知道和谐；观读《易》，便可以验证阴阳；观读《春秋》，便可以确定名分。圣人的功业同天地一样高深，直到今天仍不衰落，是因为六经用来统摄天地之心。” 《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六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七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通说【三：说经下】明孝宗说：六经承载着圣人的道，应当讲明、实践其本体，务必达到实际应用。朱升说：六籍的功用多么伟大啊！它建立天地之心，树立百姓的性命，把人民置于至高的治理之中，把这种道传到无穷无尽的后世。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随着时代而兴起；他们制作和传述的事情虽然不同，但这颗心和这个道理从来没有不同。因此，《诗》是人情的宣发；《书》是政事的记载；礼是排列义理的次序，乐是陶冶天地的和气；《易》是上古圣人用来启发万物、成就事务的书；《春秋》则是孔子用来端正王道、彰明大法的书。圣人的道承载在经书中，圣人的心无穷无尽，经书的道理也无穷无尽。王祎说：自有典籍以来，六经的文章达到极致。凡是这些文章，全都是用来承载道的。阴阳的变化承载在《易》中，帝王的政事承载在《书》中，人的情性以及草木鸟兽的名称和事物承载在《诗》中，君臣、内外的名分以及人事的善恶承载在《春秋》中，尊卑贵贱的等级和声容之美、用来建立天地中和之气的内容承载在礼乐中。这些道理确实极其显明而长久，同天地一起变化、运行，而都借助文章显现出来。” 唉，这本来就是圣人的文章啊！世上凡有著作的人，舍弃圣人便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他们写文章，如果确实是为了承载道，那么即使还没有达到圣人文章的境界，也一定不会违背圣人。又说：圣人的文章，有六经。《易》用来显明阴阳，《诗》用来说明性情，《书》用来记载政事的实际，《春秋》用来显示赏罚的严明，礼用来谨慎处理节文上下的差等，乐用来彰明气运的亏盈。凡是圣贤传授心法的要旨、帝王治理天下的工具，以及建立上天的中正、安定百姓的准则、树立天下的大根本、成就天下的大法则，全都在这里。因此，世上的学者以《诗》为根本来探求常道，以《易》为根本来探求变化，以《书》为根本来探求质实，以《春秋》为根本来探求裁断，以乐为根本来探求通达，以礼为根本来探求辨别。这样一来，六经的文章就成为我的文章，而我的文章也全都以道为根本。又说：六经是圣人实现治理的关键方法，是治理天下的大法，把它落实到实际运用中，是治理国家天下的人一天也不能废弃的。孔子曾说：我想把道寄托在空泛的言语上，不如把它记载在实际行动中来得深切显明。后世学者因此说，圣人从来没有在实际行事中表现出来，只是写作了六经；于是反而把六经看作空泛的言语，而那些从事训诂讲说的人又加以浮华的言辞和曲折的辩说，使它混乱不清。这样一来，圣人用来实现治理、经营天下的作用就隐没了。了。又说：研究《易》，一定要从《中庸》开始；研究《书》，一定要从《大学》开始；研究《春秋》，…… 《孟子》一书，必定应当从这里开始研治；《诗经》以及礼乐，必定应当从《论语》开始研治。《易经》用来阐明阴阳的变化，推究性命的根源，但必定要以太极为根本。太极就是诚，而《中庸》开头讲性命，结尾讲天道和人道，必定把推究推进到至诚，所以说，研治《易经》必须从《中庸》开始。《尚书》用来记载政事的事实，记载国家天下的事情，但必定先讲德；“峻德”“一德”“三德”就是这种情况。《大学》从修身讲到治国平天下，也以彰明德性为根本，所以说，研治《尚书》必须从《大学》开始。《春秋》用来尊崇王道、贬抑霸道，诛讨祸乱、讨伐贼寇；它的要旨在于端正义理而不谋求利益，阐明道义而不计较功劳。而孟子尊崇王道，鄙弃霸业，驳斥异端，抵御邪说；他同当时君主谈论时，总是先讲义而后讲利，所以说，研治《春秋》必须从《孟子》开始。《诗经》用来表达人的性情，而《论语》谈到《诗经》时说：“《关雎》快乐却不过分，哀愁却不悲伤。”又说：“可以借此激发志意，可以借此观察风俗，可以借此团结群体，可以借此抒发怨愤。”礼是用来谨慎处理礼节仪文的，而《论语》所说的礼，从乡党到朝廷，无不具备。乐是用来象征功德的，而《论语》谈到乐，从《韶》《武》以及“翕纯皦绎”的解释，无不完备。所以说，研治《诗经》以及礼乐，必须从《论语》开始。这就是四子与六经相互贯通的道理。又说：圣人的经书，儒者的传注，诸子百家的著述，历代太史的记录，以及天文、地理、阴阳、律历、兵谋、术数、文字学、族谱等各种杂出之书，铺陈散布、旁行流传的著作，虞初的稗官小说、燕谈琐语等同时兴起的作品，它们的说法虽然不同，教导也各异，但这些书大多都是学者应当阅读并通晓的。虽然如此，学问没有穷尽，而岁月有限，确实有不能全部阅览、完全认识的；但是圣人的经书，却不可以不加以穷究。先王之道所以能够树立天下的大本，先王之制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大业，都在这些经书之中。可是它们在秦代遭受厄运，在汉代又受到谶纬的影响；圣人离世久远，言论逐渐湮没，传承得越久失误越多；时代不同、事情变化，变得越多也越偏离原意，其流弊于是多得无法尽述。宋代河南程子、关中张子出现以后，才得以亲身实践并精心考究；圣贤彰明德性的要旨、帝王经世治国的规范，以及用来为后世垂示法则的内容，才大有阐发。此后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一时并起；在那个时期，永嘉的薛氏、郑氏、陈氏、叶氏，闽中的林氏，永康的陈氏，先后接踵而出，各自凭借所学形成自己的学派，大体都把先王之道视为自己的责任，把先王之制视为必须实行的准则，并以此作为立身立学之本。关于建立天下的大本、成就天下大业的道理，全都清楚地呈现在书册之中了。学者研读经书，不能只是徒然诵读其中的文字而已；一定要探求其中的道理，用来修养自身，明白其中的法则，用来施行于世，这样所学才不会只是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