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二

译二十六卷。现存。真志道《学庸集编后序》说：“《大学》《中庸》的集编，是先父亲手编定的。先父每天早晨起床，坐在堂上焚香，打开书卷后一定校读一章，接着阐述讲解其中的义理，子侄们都站在旁边侍奉。全书读完后，他叫志道上前，告诉我说：‘《大学》《中庸》这两部书，到朱子时道理已经完全阐明，到我编纂此书时，解说才开始完备。虽然多从《或问》《辑略》《语录》中取出，但选择、删定和润色的功夫也很多，间或附上自己的见解。求学的人如果能够潜心研习，就有用不尽的老师了。不过还必须先熟悉各部书，然后才知道我用功深、取材精，这也是由博返约的道理。’志道拜受这部书，铭记在心，至今已经三纪，不敢使它失传毁弃；我把它带到城外居住的地方，闲暇时拿它向志同道合的人讲说。郡里的博士谢君听说后，多次诚恳地前来请求，并且说：‘把它刊刻在泮宫，使每家都有这部书，使人人传习其中的学问，岂不是可以广泛施行吗？’志道被他的话感动，于是拿出来交给他，并且把自己的说明写在书后，使得到这部书的人一定深思并努力实践，这才算善于读书，也差不多不辜负谢君私下传授学问的心意。谢君是莆田的名士，对这门学问很有声望，所以在主持学政时知道应当把什么作为首要事务。” 例如《论语》《孟子》的集注虽然已经校读【原文“▯校”字形疑为讹误】，但集编还没有完成。刘才之作序说：“朱子的《四书》，是郡学旧日刊刻的书。自壬子年洪水冲毁以后，便成为阙里的一件重大缺憾。近来得到西山所编、以朱子集注为依据的《中庸》《大学》本子，附录诸儒的问答辨析，间或又用自己的意见加以判断，广泛搜集，详细采录，选择精审，正是后学所希望看到的书。已经刻印出来，使它流传得更加广远。只是《论语》《孟子》两书还缺少。向师门询问，得知已经校读【原文“▯校”字形疑为讹误】，只是还没有编成集。可见《论语》《孟子》本来并不是没有成书。有一天我把这件事告诉堂上学正刘朴溪承，说《读书记》中所记载的《论语》《孟子》部分，与现在刊刻的《中庸》《大学》的凡例相同。其他如文集、衍义等书，也有可以采集的内容。于是勉励他汇集成书，总共经过五个月书稿完成，又经过五个月刊刻完毕。到这时，西山所编的《四书》成为大全，不仅可以完成西山校读【原文“▯校”字形疑为讹误】的初衷，也使天下学者得到这部书来阅读，都说：‘从此建学才开始，希望能够知道沿着水流上溯源头，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咸宁九年冬至日。” 谢侯善在后序中说：“朱子的《四书》传播天下，但阙里的旧刻本已经没有留存，难道是荆人不以玉为贵、鲛人不以珍珠为贵吗？我猜想他们得到了家传面授的内容，便把这些看作捕鱼的筌和捕兔的蹄【原文“筌蹄”疑有讹误】。我这个赘婿真璜【此处有缺字】听到后又惊讶又害怕，恭敬地查考旧籍，寻求重新刊刻，终于得到真西山先生校读【原文“▯挍”字形疑为讹误】的手迹，遗留在夏献之处。庆幸鱼和熊掌能够兼得，这可以作为当世的一部《韶》乐，便赶快命令工匠在郡学刊刻，用来给那些尚未得到鱼兔的人设置，也让后来的人知道这些学术的根脉从哪里传来吧？咸淳壬申年正月人日。” 张氏【津】《四书疑义》。散佚。《括苍汇纪》记载：张津，字子问，龙泉人。诸葛氏【泰】《四书解》。散佚。《台州府志》记载：诸葛泰，字安之，黄岩人。端平二年考中进士，任平阳州知州。谢氏【升贤】《恕斋四书解》。散佚。吴氏【观】《四书疑义》。散佚。黄震说：“临川人应抑之的《天文图》中有匏瓜星，星下注释说：‘《论语》说“我难道是匏瓜吗”，怎么能只悬挂在那里而不让人食用？’这正是指这颗星而言。大概星有匏瓜之名，只是悬挂在天上而不能食用，正与‘南方有箕星，却不能用来簸扬；南方有斗星，却不能用来舀酒浆’的意思相同。”建昌人吴观把这段话附在《四书疑义》中。沈氏【贵瑶】《四书要义》。《宋志》著录七篇。未见。陈氏【应隆】《四书辑语》【“隆”有的版本作“龙”】。《宋志》著录四十卷。未见。张萱说：“书中多采录宋代儒者的语录，共四十卷。内阁本缺少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两卷。” 石赓《四书疑义》。已佚失。黄震说：“近世有个石赓，向晦庵的门人李闳祖学习，撰写了《四书疑义》。” 黄绩《四书遗说》。已佚失。《闽书》记载：黄绩，字德远，莆田人，出仕后任学正。卢孝孙《四书集义》。一百卷。已佚失。《四书集略》。四十二卷。未见传本。张萱说：“卢孝孙取考亭的语录、文集编成《四书集义》，又认为它内容广博却不够精要，于是又编成《集略》，删去繁杂，摘取要旨，深深寄托了由博返约的意思。”《广信府志》记载：“卢孝孙，字新之，贵溪人，在真西山门下受业。嘉泰年间考中进士，任太学正。淳祐初年，皇帝临幸太学，他进献自己编纂的《四书集义》，学者称他为玉溪先生。” 章允崇《四书管见》。已佚失。蔡元鼎《四书讲义》。已佚失。蔡模《四书集疏》。未见传本。吴真子《四书集成》。尚存。昆山徐氏的含经堂藏有此书。赵顺孙《四书纂疏》。

译二十六卷。尚存。赵顺孙自序说：“朱子关于《四书》的注释，意义精密，语言简练严谨，浑然如同经书。顺孙过去读了几百遍，仍茫然如同面对大海，于是广泛取用朱子各书以及各位高第弟子的讲解，凡是能够阐发朱子注意的内容，全都汇集在下面，以便阅读省察。间或也附上我的一两点浅见，因此命名为《纂疏》。只是朱子的深奥之处，哪里是顺孙所能知晓的？这不过是在屋上架屋，勉强跟在颍达、彦后面，只是不合宜罢了。遇到真正博学通达的人，这部疏注应当列入删削之内。” 洪天锡作序说：“有人问尹和靖读《易传》的方法，尹和靖说：‘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微之间没有间隔。’李延年听后说：‘这句话固然很好，但学习的人必须懂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全都有归着，才可以达到这个境界。’两位先生难道见解不同吗？只是各自所说都有适当之处。学习既不能只是博杂，也不能径直求简；一味博杂就会混乱，径直求简就会孤陋。这就是先以博文来约束礼，详细讲说正是为了返归简约。《文公朱子》对于《论语》《孟子》，已经编成《集义》，又作了《详说》；既把其中精要约取为《集疏》，又把他取舍的原因疏解为《或问》。后来《集注》不断删改，日益精密，而《或问》便不再修订。文公自己说，《集注》就是《集义》的精细本，一个字的轻重都不能增减。读《论语》《孟子》的人，取用这部书就可以了。格庵赵公又取文公亲口传授的内容以及门人中高第弟子的说法，退居后私下学习，把与《集注》相互发明的内容编纂并加以疏解，间或把自己听到的内容附在后面，使读者如同侍立在考亭师友身旁；所听到的并非一人，所回答的也并非一日，一打开书便全都得到。这样的书，内容多么博大啊！然而这并不是在简约之外另有所谓博大。” “人没有不饮食的，但懂得滋味的人却很少。文公一生的精力大多用在这部书上，一章的旨意、一个字的意义，有的要经过数年反复修改才确定，有的整夜思索仍不满意。学习的人若用轻忽的心态来读它，哪里能够领会圣贤的意思呢？比如援引先儒和各家的说法，有的只是随着文字作直接解释，却把先后次序当作高下；有的两种说法都讲得通，却最终把前一种作为正确的；有的两种说法相互补充，意义才完整，不能分出先后。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原说，就不容易揣摩其意。这正是《纂疏》对后学有功的地方。我晚年仍未闻得大道，又加上年老耳聋而荒废学业，赵公不嫌弃我，屈尊教诲我，并且命我作序，使我感到幸运。私下想到《论语》《孟子》两部书，文公已经作过多少篇序了？我从其中关于要义的部分得到‘熟读深思，优游涵泳’的说法，从训蒙的部分得到‘本末精粗，不敢偏废’的说法，又从《集义》中得到‘操存涵养，体验充广’的说法，一生奉持，尚且担心不能达到，哪里敢再添上一句话？不过文公曾经说过：‘《大学》这部书，有正经，有注解，有《或问》。起初反复阅读，不能不用《或问》，只读注解也就够了。过了很久，连注解也不用，只读正经就够了。’ “又过了很久，心中只有一部《大学》，连正经也不用了。”这就是文公着意教人的地方。我对于《集注》《纂疏》也这样认为。牟子才《中庸纂疏序》说：“我已经为赵君作了《大学章句》的序，又为它作了疏解；赵君又为《中庸章句》作疏，以相互教诲。唉！读书人如果没有志向也就罢了，假如有志向，那么还有什么书是不能读的呢？到这里我更加感叹赵君用功何等专一，工夫何等深到，文理考察何等精密，又何等不苟且！我曾恭敬地阅读《中庸章句》，因此得以看见孔门传授的正统，以及本朝诸儒解释得何等详尽。自从皇王以来，继承天道、确立准则，反复告诫，都没有超出这一道理。如今看尧告诫舜，说的是‘允执其中’；舜命令禹，说的是‘人心道心’；汤告诫百姓，说的是‘民有恒性’；武王向军队宣誓，说的是‘人为物灵’；直到成王说‘生厚’，尹吉甫说‘秉彝’，刘子说‘天地中’。世代相隔有远有近，但圣贤的话无论先后都一致，从未稍有不同。孔夫子生在春秋时代，虽然没有取得相应的职位，却为过去的圣人继承失传的学术，其作用仿佛超过了身居高位的人。” “到了这个时候，孔子早晚讲习贯通，又有颜子、曾子见到这些道理而知晓。再传到孔子的孙子子思，又听闻而知晓。子思又担心这一道失去传承，于是推究古代先圣的意旨，并以平日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听到的话加以验证，写成这部书，用来告诫后世，好像有不能自已的迫切心情。这就是写作此书的根本意义。此后又传了两代而有孟氏。孟氏去世后，这一道理寂寥了一千五百年，到了本朝，濂溪周子出现，才得到传承的要旨，并把它写在篇章中。河南二程先生又得到他的遗说而加以阐发。然而明道没有来得及著书，伊川虽然著书，却内心不满意自己的意思而把书烧掉；如今流传的，只是他的门人记录的平日问答之辞，以及横渠张子、谢氏、尹氏等人记录的涉及这一道理的言论。至于吕氏、杨氏、游氏、侯氏，则又各自成书；但有的过于高深，有的近于浅陋，有的言语多有差误，有的意思转而支离，有的背离老师的学说，有的流入释氏之说，这些都详见于石君子重所编的《新安朱文公》。朱文公对此有所忧虑，于是沉潜反复，考察各家的异同，参考探究到底，审定订正，写成一篇《章句》。” “后来又删去石氏编次中繁杂混乱的文字，命名为《辑略》；记录自己曾经辨论取舍的意旨，命名为《或问》，附在《辑略》之后。这样以后，《中庸》的旨意才在天下大为显明，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完备无遗了！如今赵君又编纂文公的文集、语录以及各位高第弟子论及《章句》的内容，并加入自己的见解；至于《或问》，则取用其中评论各家学说的部分附在注释之后。这也是文公的意思。学习的人看到这里，如果有意于深入造诣，那么众家的言论汇集在一部书中，便容易相互参校订正；既可以看到文公取舍折中的详细情况，又可以看到门人讲明辨论的恰当之处。等到对全书首尾贯通、义理充足之后，再学习《中庸》，就能得到一尺便有一尺的收获，得到一寸便有一寸的收获。即使路远也可以走近，即使高处也可以登上，而自己所得到的东西会很多。不仅如此，既然已经懂得它，又把所懂得的落实到平日的实践中，那么知识和行动相互发明，难道不能成为圣人贤人吗？这样看来，《纂疏》的写作虽然属于编辑一类的工作，但它阐明《中庸》的大义，是要引导百姓遵循人伦、敦厚世间教化，难道只是训释字句而已吗？”

译黄溍作墓道表说：“自从考亭朱子合《四书》而为之作说，其中精微的言辞和深奥的旨意，散见在门人的记录中，无法互相参证。赵公开始搜集这些内容，编成《纂疏》。赵公的父亲少傅卫公雷，曾向考亭门人滕先生璘拜师，滕先生把《尊所闻集》传授给他。赵公凭借从家庭中得到的学问，追溯考察考亭学说的源流始末，这就是《纂疏》创作的缘由。” 应俊作序说：“朱子的《四书》，如同日月星辰高悬天空，万物万象都清楚显现。然而学习的人如果不精心体会、深入验证，却用轻忽的心情阅读，那么相差虽在毫厘之间，离开正道已经很远了。因为朱子语句脉络流动的地方、文辞语气抑扬之间，都包含着精微的义理和最高的道理。格庵赵公开始撰作《纂疏》，搜集同一师门师友的言论，逐字研核，又推演说明其中尚未完备的内容。这样以后，读者豁然开朗、心情怡悦，都找到了进入朱子学说的门径。朱子对于《四书》有功，格庵又对于朱子有功了。应俊承蒙恩典任括州守，于是根据当地人的意愿，请求将此书刻印。教授倪澄、王庆高先后负责校勘，并且亲临主持这项工作。《论孟》完成后，缙云县令王既济已经刊刻了《中庸》《大学》，于是将三书一并列入学官。” 《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二。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三。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四书》第二。魏天祐《四书说》。已佚失。魏了翁的墓志说：“魏公是邛州蒲江人，名天祐，字德先。起初凭借词赋考中乡里选拔，屡次参加考试都没有成功，后来本可因恩荫补授官职，却辞而不受。这时他已经七十岁了。从此更加广泛深入地研究学问，历览并博究圣贤经传，旁及百家学说和佛、道二氏的言论，融会贯通其中的异同，内心与意趣都得到满足。天下一切可以使人喜悦仰慕的事物，都不能替代这种快乐。他八十二岁去世。一生的论著有《论孟中庸大学说》，收藏在家中。” 祝洙《四书集注附录》。未见传本。胡炳文说：祝洙，字安道，建安人。《姓谱》记载：祝洙是祝穆的儿子，宝祐年间考中进士，景定年间任涵江书院山长。胡升《四书增释》。未见传本。《姓谱》记载：胡升，字潜夫，婺源人。淳祐庚戌年，以平民身份被推荐；壬子年考中进士，授任国史编校。江恺《四书讲义》。已佚失。冯去疾《四书定本》。已佚失。《姓谱》记载：冯去疾在理宗时期任兴国军知军。胡仲云《四书管窥》。未见传本。陈元大《四书讲义》。已佚失。《姓谱》记载：陈元大，字孔硕，任温州儒学教授，世人称为北山先生。朱公迁《四书通旨》。六卷。存。按：《通防》一书，按类别编排，共有九十八类：天、天地、命、性、仁、义、礼、知、信、仁义礼知、仁义、仁知、礼义、知仁礼、知仁勇、德、道德、中、中和、中庸、敬、一、诚、心、身、志、意、思、情、耻、乐、好恶、刚、勇、道、孝弟、忠恕、恕、忠信、圣、气、气质、才、鬼神、礼乐、乐、礼制、权、人、人品、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古今人物、大人、君子、士、善人、狂狷、乡原、君子小人、教、学、行、师道、诸经、义利、祭祀、丧祭、文质、文、言行、言辞、过、节操、名闻、异端、人伦、父子、君臣、君位、君道、臣道、朋友、名分、世俗、知人、用人、交际、义命、富贵贫贱、困穷患难、辞受取予、出处去就、治道。读者稍微会嫌它繁琐。公迁，字充升，是鄱阳人。王柏《标注四书》。【缺】卷。已散佚。陈普《四书句解钤键》。已散佚。《四书讲义》。二卷。已散佚。按：《石堂四书讲义》附载于《石堂集》中：《大学》十篇，《中庸》二篇，《论语》十篇，《孟子》四篇。黄渊《四书讲稿》。没有见到。郑朴翁《四书指要》。

译二十卷。没有见到【《一斋书目》中有记载】。黄虞稷说：“他是宋代太学生，与谢翱友善；进入元朝后没有做官。” 龚霆松《四书朱陆会同注释》【有的本子作“张霆松”】。二十九卷【另有《会要》一卷】。没有见到。袁桷的序说：“五经专门之学的说法不止一种，既然在石渠阁、鸿都门确定下来，此后学者便几乎不知道还有不同了。《易》的学问以言辞、卦象、变化和占筮为主，得失可以考察。王辅嗣出来后，一概用义理解释，《汉易》之学几乎断绝。宋代邵子、朱子震才开始重新申说它，这是后来经过八百多年才兴起的。研究《春秋》的各家，刘歆推重《左氏传》，杜预的学说得以流行，《公羊传》《谷梁传》被废弃而无人讲论。啖助、赵匡出现，发明圣人防微杜渐的见解；刘敞、叶梦得、吕大圭三家，是其中功劳最大的。至于尊王、褒贬之说，则几乎成了多余的话，经过一千多年才开始显著。《尚书》分为今文、古文两派，晋代相传流布，逐渐传到后来；宋代有吴棫、赵汝谈、陈振孙等人，对此产生疑问。这是考察一千数百年而能独自阐明其理的例子。《诗经》本来依据《大序》《小序》，各家《诗》说已经废弃，毛公的学说受到尊崇，只有苏辙首先删去这些序，郑樵把它们全部去掉，朱子又取法于他；这又是将近两千年后才有人提出议论的事。三礼遵守郑玄的说法，正义都从旁引证、曲折附会，唐代赵匡才知道其中不对；宋代诸儒驳斥郑玄，几乎使其说无法立足。更有甚者，怀疑《周官》不是圣人之书。卓越的见识和独到的看法，即使超过千百代，横贯万古也不会泯灭；既然如此，怎么能把一时的定论当作正确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从前朱文公承接了已经断绝的学术传承，他在书序中怀疑《尚书》并非西京时的旧本，对《孝经》则刊正了错误；删去《诗经》的序，对《周易》的解释不同于程氏；又怀疑《中庸》出自龟山杨氏，而程氏、杨氏、朱子本来正是传授这一学说的人。即使确实是门弟子，世上本来也没有人因此责难朱文公。陆文安公与朱文公同时出生，在同一朝廷任职；他们争辩的对象是朋友之间的学问切磋，丽泽相益的书信都还在。不到一百多年，异党之说兴起，曲意深文、巧加辩解，使治陆学的人承受不尽的诽谤，却仍然屹然坚持固守；这就像用泥丸阻挡水流、用一杯水扑灭大火，有什么益处呢？淳祐年间，鄱阳汤中氏合并朱、陆两家的学说；到了他的侄子端明文清公，又进一步阐明并使二说相同，足以补足两家的不足。又听说，宝庆、绍定年间，黄公干在朱子门人中，不敢把先人所传的学说另行记录。黄公死后，有人夸多务广，编有语录，也编有语类，望着前人的尘迹、承接前人的风气，彼此刻印刊行，于是两家的矛盾便在南北广泛流行了。广信龚君霆松首先发愤编写《朱陆会同》，从《四书》中摘取要旨，汇集陆子及其学者所讲授的内容，使后来的人有所考查，删去繁杂而汇聚精要，我对龚君又寄予希望。” 事情经过千百年才确定下来，就不会再有不同的议论，所以我才这样逐一列举兴废的学说。唉！龚君的书有待后人评价，如果我的话也【疑有脱文】大概将要与它一同流传了。黄虞稷说：“他是贵溪人，宋咸淳年间参加乡试中举。元朝郡县把他所著的书上报，省中听说了此事。朝廷授予他汉阳教授一职，他没有赴任。” 董鼎《四书疏义》。已散佚。丘渐《四书衍义》。已散佚。谢铎说：“丘渐，字子木，是黄岩人。他讲习阐明道学，乡人尊称他为木居先生。” 周焱《四书衍义》。已散佚。王义山的序说：“晦翁的《四书》与六经一起流行于天地之间，为天地确立本心，为百姓确立性命的依据，为前代圣人继承断绝的事业，为万世开创太平，这就是这部书。大概自洙水、泗水之间的孔门之后，汉、唐以来，论说《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即使是老师、老儒，也没有能够超过它而加以质问的；汉代多是训诂之儒，唐代多是辞章之士，弊病就在这里。到了宋代，伊洛诸位大儒才出现，他们对六经功劳不小；但谈《论语》《孟子》的，有时不及《中庸》《大学》，谈《中庸》《大学》的，有时又不及《论语》《孟子》，从来没有人知道四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朱夫子深入涵泳义理的精微，研求性命之学的深奥，确定为四书，这就是所谓集大成。汉、唐诸儒哪里能够谈到这里？我曾说：宋代的理学，是汉、唐所没有的；宋代诸儒的学问，却是洙泗之学所本来具有的。唉，真是盛大啊！”青原、白鹭之间，有一位学习先师之学的人，就是衡斋先师周君焱。衡斋曾考取宋代的高第，有人说：“指日便会进入金马、玉堂了。”衡斋却轻视蓬莱而不去，老年致力于著书，《通鉴论断》已经流行于世，如今又有《四书衍义》。他不只是史学精于理学，而且尤其精通理学。近世真西山作《中庸大学衍义》，却没有论及《论语》《孟子》，不像衡斋所推衍的那样成为完整的书。” 有人说：“四书的写作，曾经经过圣人的手，后人怎么可以议论到它？孔子作《春秋》，防夏连一句话也不能措置，并不是不能，而是不敢。”先师曾说：“我写这部书，极其知道这是僭越，无法逃避罪责。”先师尚且不敢，衡斋怎么敢这样做呢？我说：“衡斋并不是敢于僭越，不过是阐明门人所问而先师没有涉及的内容；况且先师《中庸序》《大学序》都说‘以等待后世的君子’，衡斋先生正是所谓后世的君子。” 《宝祐登科录》记载：周焱，字养晦，小名寿孙，小字九龄，原籍吉州吉水县。《江西通志》记载：周焱是吉水人，宝祐四年进士，官至南昌知县，进入元朝后没有做官。吴梅《四书发挥》。已散佚。《括苍汇纪》记载：吴梅，字仁伯，是丽水人，何北山的弟子；咸淳乙丑年进士，官任浦江、钱塘二县尉。陈焕《四书补注》。已散佚。曾子良《四书解》。已散佚。卫富益《四书考证》。已散佚。

译梁志道《四书通纪》。已散佚。《赤城新志》记载：梁志道是临海人，咸淳十年进士，官任教谕。胡一桂《四书提纲》。已散佚。王瓒说：是永嘉人，字德夫，号人斋。何逢原《四书解说》。已散佚。赵悳《四书笺义纂要》。十二卷【另有《纪遗》一卷】。现存。刘有庆的序说：“圣人的道理分散而成为言论，就像元气分散而成为万物一样，从来没有一天不灿然存在于天地之间。只是闭藏蛰伏在冬日昏暗之时，或者处于夜晚，便不能显现。秦朝毁灭学术，学者如同严冬和深夜，有眼却看不见，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大儒相继出现，冬天重新变为春天，黑夜重新变为清晨，然后万物的形体和色彩、元气的灿然光明才重新显现。善于观察万物的人，看到这些就足够了。”友人铁峰赵君悳很赞同我的这番话。有一天，他把自己辑录的《四书笺义》给我看，我喜爱它，说：“这能够辅助传注，或许正是所谓没有这部书，义理就会有所缺失吧？不过，它只是散布在万物中的元气的踪迹；拿一件事物来议论元气，是不可以的。学者能够由踪迹来探求其本心，那么无论精细、粗疏、微小、广大，哪一样不是一以贯之的妙理呢？否则，程子的‘玩物丧志’这句话，就不能不使人警惧。”泰定改元岁甲子。” 李粲的序说：“读书的方法，必须先通晓训诂，明白文义，然后才可以通达圣人的旨意。譬如逆流而上渡过大江，必须先涉过它的水流，然后才能到达它的源头。四书到了文公这里就完备了，不需要再增加注脚。然而，他的书中凡是引用的证据，有的考察于注疏音义，有的取自名物度数，务求简明，没有再全部载录，读者仍然有时以此为憾。南昌铁峰赵君博学多闻，在教授门徒的闲暇，搜集经、传、子、史以及百家之书，撰成《笺义》，探究幽玄、提取纲要，本末兼备，总的来说都是辅助文公的学说，并不是有意与文公不同。赵君的用心也很勤勉。这部书刊行后，家中一向缺少书籍的人得到它，便可以免受借书之讥；藏书丰富、插签满架的人得到它，便可以免去查检校勘的劳苦。它对学者的益处，也很多。不过，赵君为这部书作笺注，大概是希望学者由此知道文公的学说，由此通达圣人的旨意，进而达到圣人的道路，并不只是务求博杂广闻而已。如果只把心思用在枝叶上而不探究根本，那么先儒所说买椟还珠的故事，难道不应当警戒吗？这也不是赵君这部书的本意。泰定元年甲子九月。” 曾翰的序说：“韩文公说《仪礼》难读，我认为只有四书最难读。能够专心涵泳，切实地反省审察，知道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以及我们之所以还没有达到圣人境界的原因，精心思考并寻求它，直到融会贯通，真正实行，对着这部书而内心不感到惭愧，然后才可以称为善于读书。那么四书难读，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然而，读《集注》的人，对于其中制度、器物、数目的始末，对于经、史、子、集中的事实，对于群公和先儒的格言，有一件不知道、一句话没有理解，似乎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妨害。但是读的时候不免有疑惑滞塞的忧虑，这也是善于读书者的负累。铁峰赵先生因为它难读而忧虑，于是凡是《集注》中引用的内容，都在下面加以笺释，使读《集注》的人一打开书就明白，不再有疑惑滞塞，那还有什么难读的呢？我在肖堂陈氏馆读书，知道先生在这件事上用力已有二十年；但如果只是想用来教导自己的孩子，那么先生的用心也太狭窄了。若有人能够把它刻印成书，公之于天下，那岂只是读者的幸运，也是撰述者的幸运。泰定乙丑年仲春月。”}], 为德在自序中说：“《四书笺义》，就是阐释《四书章句集注》义理的书。我曾经把《四书》放在案几上，有人来问我说：‘您学习的是紫阳先生的学说吗？’我回答说：‘是。’他又问：‘《大学序》说：“王宫、国都以及闾巷，没有不设学校的。”那么，王宫中的学校有什么可以考证的呢？至于《盘铭》，有的人引证刀剑、门窗等铭文，那么《礼书》中所见的铭文又是怎样的呢？’我顿时惊惶，不知如何回答。于是温习推究前人的传注，采集其中重要的内容，依据他们的说法寻求其本源，考察不同之处以订正疑惑，汇编成册，借此教导我的孩子，并且告诫他说：‘朱子所解释的内容，大概涵盖了群经、诸子和史书的义理。如果只把《四书》当作应付科举、谋求功名利禄的急务，而把其他书放在一边，说没有时间阅读，那么凡是对传注不明白的，不但会丧失那些暂时无暇顾及的内容，连急于求取的东西也会一并失掉。’然而，要有清楚的辨析，必定要有广博的学问。这部笺义浅陋狭窄，哪里能够全部贯通呢？后来若有志同道合的人，补辑遗漏，删正谬误，那将是这篇文字的大幸吧！”致和戊辰年夏季五月朏日。张存中说：“《四书笺义》是赵氏辑录的，与杜氏《旁通》、熊氏《标题》相类似，但过于繁琐冗长。” 考查铁峰赵氏的《笺义》，昆山徐氏的传是楼藏有雕版本。书前有四篇序：一篇是承务郎、江西等处儒学提举眉山刘有庆所作；一篇是将仕郎、抚州路崇仁县丞番阳李粲所作；一篇是承事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曾翰所作；一篇是为德自作的序。此书虽然遵从朱子的论说，但以《大学》为第一，接着是《论语》，再其次是《孟子》，再其次是《中庸》。熊氏【禾】《标题四书》。已佚。《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三。【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五十四。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四书》【三】。刘氏【因】《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卷。未见【《一斋书目》中有著录】。张萱说：“元代学士刘梦吉旁采朱子《或问》以及门人记载、论辨之类的书，共三十卷。” 苏天爵说：“起初，朱子对于《四书》，凡是各人问答中与《集注》有异同的地方，都来不及订正并归于一致，后来有人把它辑成《四书集义》，有数万字。先生认为它过于繁杂，选取其中精要的内容编成三十卷，简明严谨、纯粹精当，确实对《集注》有所阐发。” 陈氏【天祥】《四书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