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一

译十六卷 现存 鹏飞自序说：“木讷子作《经筌自叙》，开头说：‘鱼可以用筌来捕捉，但经书却不能用筌来求取。圣人的道理寄寓在经书中，就像天地日月星辰无法用画像完全表现一样，筌哪里能够把它限制住呢？’大概，我所说的筌是指内心，捕鱼所说的筌则是器具。道理不能被器具限制，却可以用内心去探求。研求经书，应当探求圣人的心意，这就是我作《经筌》的原因。然而，圣人作经的心意究竟在哪里呢？回答说：圣人驾驭天下的权柄，不过是威与福罢了。二帝三王之道实行时，所谓威福就是赏、罚、黜、陟；我夫子之道不被实行时，所谓威福就是褒、贬、劝、惩。从赏罚来看，贤与不肖就如玉石般分明。所以，即使只认识一个‘丁’字的人，也能明白诛除四罪、举用十六相、诛杀二叔、兴起十乱这些事情，都是二帝三王施行威福的表现。至于仲尼，则把这种权柄寄托在空言之中，通过褒扬来伸张忠臣之魂，通过贬斥来诛罚奸臣之魂；这些意思表现在片言只字之间，而其威福与二帝三王所施行的作用相同，那么其中深奥的言辞和隐含的意义，哪里可以凭主观臆测来推求呢？所以五经很少有不同的论说，唯独《春秋》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孔子获麟而绝笔之后，三家传说鼎立；董氏的《繁露》、刘氏的《调人》等纷纷出现，几乎成了争讼。” 后来的学者应当听从哪一家呢？等到何休、杜预的注释兴起之后，又各自防守所师承的学说，只知道有季氏，却不知道有鲁国，就像季氏的陪臣一样，这并不是所谓忠于老师的人。他们所学习的内容，就有‘太官墨守’的比喻；他们所不学习的内容，就受到‘卖饼’的讥讽。各自怀抱私意，防守自己的学说，彼此执持矛盾，争论片言只论的胜负，这对于圣人的经书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善于学习《春秋》的人，应当先使自己的内心平正，以经书解释经书，不被异端迷惑，那么褒贬之意自然会显现。然而世上的学者通常认为，不依靠传文，经书就无法明白。唉！圣人最初作经时，难道料到后世会有三家传文来为它作传吗？如果三传不出现，经书就终于无法阐明了吗？圣人把王道寄托在经书中，以此昭示万世，难道故意创作这种无法理解的意义来欺骗后世吗？只是学者不肯沉潜体会圣人的心意，却一味追求速成；得到一家之学，便已经自以为足够，至于经书是否真正明白，却不再过问。我曾说，学者应当凭借没有传文来阐明《春秋》，不可以依靠有传文来求取《春秋》。我所说的‘《春秋》没有传文以前’，其防范和宗旨在哪里呢？应当默默地在心中体会。三传本来没有足以完全依据的地方，但若使自己的内心公正而加以评判，有时也能得到圣人的本意。” 至于何休【原文作“癖防”，字义不明】，我没有读过他的学说。只有范甯较为公正，至于评论三家传文，他总是分别指出它们的过失，说它们的失误在于荒诞、鄙俗、浅短，而不偏袒自己所学习的学说；即使是他老师的错误，他也随着加以规正。所以，《谷梁传》实际上多亏范甯才得到保存和阐明。例如经文记载“干时之战，我师败绩”，赤说：“不避讳败绩，是因为这是鲁国的内部事务。”范甯知道这种说法是妄说，便纠正道：“仇敌之间没有什么时候可以相通亲善；说这是厌恶鲁国内部之事，是传文的错误。”经文记载“作三军”，赤说：“古代诸侯只有一军，设置三军不是正制。”范甯知道这种说法疏略，便纠正道：“概括地说诸侯只有一军，也不是制度。”像这样的情况，大概还有很多。所以我认为范甯的学问接近公正，王通也说：‘范甯有志于《春秋》。’我学习《春秋》，常常推重范甯的志向，本来就愿意把经文看作靶子，把自身当作弓，把内心当作箭，使心平正后射向它，希望每次都能射中靶心。即使雁鸭在面前飞翔，也不眨眼。三传纷杂的议论，难道能够扰乱我的内心吗？希望能够从经文中有所获得，不辜负圣人的志向。大概《春秋》是天下公有的书，学者应当用公天下的心来求取它。” 作《经筌》。青阳梦炎作序说：《蜀地在天的另一方，士人在盛世时安居山林，只以穷究经书为务，直到白首也不停止，所以他们的著述往往能够深得经书的意旨；然而他们不轻易自我宣扬，世人便没有人知道，藏在家中的书籍又因战乱而焚毁，实在令人叹息。《春秋》之学在蜀地尤其有传授：濂溪先生曾任职于合州，伊川先生曾被贬谪到涪州，金堂谢持正先生亲自接受伊川先生的教诲，来阐明孔子修订《春秋》的宗旨；老成的老师和儒者又把平日讨论的内容传给门徒。虽然前面有‘断烂朝报’之毁谤，后来又有伪学之禁，他们仍然守持不变，因此受到熏陶浸润的人很广。冯公辅、朱万里、张习之、刘光远诸位先生，都是一时所尊崇的人物。我的同乡木讷赵先生，独自抱守先儒遗留下来的经书，深入探究，实际是倡导者。他所著的《诗故》《经筌》两部书，对圣经的贡献很大。《诗故》湮没失传，只有《经筌》保存下来。它的学说不超出濂洛之学的范围，却善于推究人情，不受传注拘束。至于推求并显发极其隐微的意义，使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如同呈现在眼前。他所参订的内容大多有依据，读经的士子和学子私下取用他的片言绪论作为登科取第的阶梯，前后相接。” 唉！先生著书来使后来的学者受到教益，难道是为了这种结果吗？先民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传》是按照经文来判决，那个说法是很高明的。然而至为恰当的道理本来没有两个，而三传却各有不同说法，仍然难免使人产生疑惑。如果有人能够卓然自立，不被个人好恶、是非的偏私所迷惑，不拘泥于牵强附会、妄加傅会的错误，先推究人情，作为裁断的准则，得到事实真情后就可以依经判定，刑法也就可以施用了。孔子作《春秋》，必定以人情作为验证，谁能说在一千多年以后探究经义，却可以不懂得推究人情来判断史事呢？这就是我对这部书深有体会的原因。我与先生同乡，又曾向先生的高足学习经书，一直担心这部书不能传播到四方，因此谨慎地在家塾刊刻，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分享。读经的人如果能够以濂洛之学和胡文定的学说为主，来求取大经大法的要旨；又用这部书推究当时世人的人情，而归结于至理，推广充实并付诸施行，以端正义理、彰明道术为心愿，以拨乱反正为事业，使我夫子公正的赏罚不只是记载在空言之中，那么就能彰明先生通晓经义的明见【此处缺字】。” 张萱说：“木讷先生因为认为解说经书的人拘泥于三传，其中很多并非圣人的本意，于是自己依据经文解释经文，所以称为《经筌》。”

译纳兰成德作序说：“《春秋》的传文有五种：邹氏没有师承，夹氏没有成书。列入学官的有三种。汉代《汉书·艺文志》记载二十三家，《隋书·经籍志》记载九十七部，《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六十六家。还没有舍弃三传而另外自行作传的。自从啖助、赵匡稍有取舍辨析【原文“折▯”有OCR疑误】以来，到了宋代诸儒，各自作传：有的不取传注，专门以经解经；有的把传文作为案情，以经文作为判决；有的认为传文有乖谬之处，便舍弃传文而相信经文。往往用意过甚，不能得到公正的是非判断。唉！圣人的志意，在后世已经很久没有得到阐明了。我曾读黄氏《日抄》，看到其中采录木讷、赵氏的学说，常常与我的心意相契合。后来得到《经筌》这部书的刻本，于是刻板传播它。木讷子的话说得好啊！善于学习《春秋》的人，应当先使自己的内心平正，以经书解释经书，不被异端迷惑，那么褒贬之意自然会显现。大概《春秋》是天下公有的书，学者应当用公天下的心来求取它。相信这些话，也许就能得到公正的是非判断，圣人的志意也可以不再被遮蔽了。” 林氏【尧叟】《春秋左传句解》四十卷 现存 郑玥说：“尧叟，字唐翁。崇祯年间，杭州书坊把他的书与杜预注合在一起刊行。” 熊氏【庆胄】《春秋约说》已佚 万氏【镇】《左传十辨》一卷 已佚 《姓谱》说：“镇，字子静，平江人。淳祐庚戌年考中进士，授任丰州司户参军。” 陆氏【震发】《春秋丛志》一卷 已佚 《严州府志》说：“陆震发，字德甫，淳安人。淳祐年间，被推荐授任儒学教谕。” 饶氏【鲁】《春秋节传》已佚 舒氏【津】《春秋集注》已佚 胡氏【康】《春秋诛意谴告》一百卷 已佚 《徽州府志》说，康是婺源人，曾把《春秋诛意谴告》一百卷进呈朝廷，理宗阅读后加以嘉许，特令与召试，调任镇江司户参军。朱氏【申】《春秋左传节解》【有的本子作《详节》】三十五卷 现存 王鏊作序说：“《春秋左传详节》三十五卷，是宋代鲁斋朱申周翰注释的。现在董南畿学政黄侍御希武重新翻刻，用来给后来的学者看。侍御因为近世学者没有不作文的，却不知道文章有法则，所以刻印此书来示范。我为它作序说：文章并不是道所看重的东西，但圣贤也并不废弃它。因此冉牛、闵子、颜渊以善于谈论德行著称，子游、子夏则以文学闻名。孔子也说：‘言语如果没有文采，传播就不会长久。’而孔子又称许郑国善于撰写辞命，那么文章难道可以轻视吗？学者如果不作文也就罢了，如果作文却没有法则，有法则却不取法古人，实在是不可以的。左氏对于圣人删定《春秋》的宗旨，尚未能真正疏通；但他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列国诸侯的征伐、会盟、朝聘、宴飨，以及名卿大夫往来的辞命，都很完备。他的文章可以说光彩灿然。当时像臧僖伯、哀伯、晏子、子产、叔向、叔孙豹这一类人，尤其是所谓能言善辩、可以作为法式的人。再往下，即使是边疆之人也善于言辞，如展喜、瑕吕饴甥、宾媚人、解扬就是这样。即使是地位低下的方伎之人也善于言辞，如史苏、梓慎、裨灶、蔡墨、医和、医缓、祝鮀、师旷就是这样。” 远方属国的人也善于言辞，如郯子、支驹、季札、声子、沈尹戌、防启疆就是这样。闺门中的贤德妇女也善于言辞，如邓曼、穆姜、定姜、僖负羁的妻子、叔向的母亲就是这样。唉！这其中大概还保留着先王的遗风吧？这些言辞委婉而通畅，直率而不放肆，深刻而不晦涩，精练而不烦琐；后世那些以文章成名的作家，谁能舍弃它们呢？而且对于修史的人来说，其中尤其有许多可取法之处。世人常常诟病其中有虚诬之处，大概神怪、妖祥、梦、卜、谶兆等确实有类似虚诬的内容，这或许是沿袭旧史的错误吧？即使如此，古今时代并不相同，又怎能知道古代完全没有这些事呢？但我认为，自获麟之后，文章颇为不像原来的体制；如果不是左氏的笔法，难道是后人续写的吗？这也无法知道。像这一类内容，现在大多删去了，几乎达到了醇厚精粹的程度。学者由此加以探求，作文的方法全都在这里了。至于要探究圣人删削文字的宗旨，以寄托一王之法，则自然应当寻求全书，进而通达经义。” 王穉登说：“周翰辑录这部书，并没有补益左氏，只是补助那些学习左氏的人罢了。” 牟氏【子才】《春秋轮辐》已佚 以上是子才未完成的书，见于墓志铭。赵氏【孟何】《春秋法度编》已佚 程端学说：字浚南，四明人。戴表元作序说：咸淳年间，我充任太学博士，弟子们看到学官每月讲授经书，必定讲《春秋》。我私下觉得奇怪，便问众人说：‘这是自渡江以来被认为是复仇之书，所以不敢废弃。’其实，复仇的说法，起初并不是《春秋》的本旨。中兴初年，胡康侯等公痛惜数千年来圣经遭到王临川禁锢，便趁王临川新败之时为它洗雪并阐明，使那些成为乱臣贼子的人增加畏惧，使那些以夷变夏的人受到更多劝勉。儒者所发挥的功用，能够与天地并立，也不过如此而已。科场中的腐儒、山林里的偏狭之士，于是借机摘取细微文句，割裂破碎大道，实在令人怜悯叹息。时间久了，《春秋》的编纂尚未完成，仇恨也没有得到报复；而王朝迁鼎、科举废止，学者甚至不用等到申明王临川的禁令，便闭口不再谈论了。即使凭我困顿的处境而愿意学习，想要像昔年跟随博士学习时那样意气风发，哪里还能做得到呢？同乡赵君汉弼与我是同年出生的人，他精力进取，志趣高尚，记诵讨论的能力，一点也不比我衰退懒惰。他的先人清敏公曾把《春秋》经传集解进呈经筵，刻在琬琰上的文字有若干言，却被火焚毁。汉弼追忆并补存下来，又摘取其中出自先公自著的部分，定为若干言。” 他又考评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使之与《诗》《书》和六典相合，题名为《春秋法度之编》，共若干言；其中没有近世摘取细碎、割裂大道的弊病，对于儒者的功用也有所阐发，怎么能这样有才呢！汉弼的为人，我是了解的：生在繁华富贵之地却能勤勉，成长于追逐功名的道路上却能沉静，老于艰难危急的环境中却能安泰。因此他对这部书，也不因世事的冷暖、盛衰而改变和压抑。交游之人对汉弼的期望，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真是无以复加！汉弼年纪还不算很大，我在戊戌年春天拜访他，看见他只有一间萧然的屋子，几案和砚台在左边，杵臼在右边，种着畦中蔬菜，汲取井水，没有一丝一毫干预世事的神色。他在《春秋法度》方面的成就，实在不可估量。” 王氏【应麟】《春秋三传考》《宋志》记载三十六卷 已佚 谢氏【钥】《春秋衍义》十卷 已佚 《左氏辨证》

译六卷 已佚 方凤说：“谢君皋羽，他的父亲谢钥，因为研究《春秋》的学问，受到岳父缪正字烈的器重，曾著有《春秋衍义》十卷、《左氏辨证》六卷，收藏在家中。” 陈氏【友沅】《春秋集传》已佚 《江西通志》记载：“陈友沅，字直翁，丰城人。景定年间，被乡里推举。” 黄震《读春秋日抄》七卷 现存 黄震在自序中说：“孔子说：‘我的志向寄托在《春秋》上。’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职事。’孔子作成《春秋》，乱臣贼子因此恐惧。当时王纲已经解纽，篡夺之事接连不断。孔子没有取得君位来施行他的权力，于是依据史书加以编订，修成《春秋》，随着事情如实直书，使乱臣贼子无处逃避自己的罪责，而天子的一统法度也由此彰明。这就是所谓拨乱世而复归正道；这就是《春秋》的志向，也是它作为天子职事的意义。所以，《春秋》没有超出孔子自己所说以及孟子论说《春秋》的范围。”自从关于褒贬和凡例的说法兴起，读《春秋》的人往往穿凿圣人经典，来求得与他们所谓凡例相合；又改变凡例，迁就他们所谓的褒贬。例如，各国本来都有自己的称号，书中这样记载，是为了加以区别；现在却一定说是因为某件事，所以才用某国之名称来责罚它。遇到不合之处，又替这种说法逃避。人本来一定有姓氏和名字，书中这样记载，是为了加以区别；现在却一定说是因为某件事，所以才直书其名来诛责他。遇到不合之处，又替这种说法逃避。事情一定有发生的年月日，到达某处也一定有地点；这是记事的常规，否则就是缺文。现在却一定说是因为某件事，所以写‘致’字来使其处于危险之中，所以不写月份是为了排斥它，所以不写日期是为了从略。” 遇到不合之处，又替这种说法逃避。这样做，就不是依据义理来探求圣经，反而是拿圣经来解释凡例。圣人难道是先有凡例，然后才作经的吗？为什么竟要逐条拿经文去求得符合凡例呢？《春秋》以正月为王之正月，王月次于春季，这是用天子上承天意、下统诸侯的意思。弑君、弑父的，记作‘杀’；世子杀大夫的，记载其以邑叛乱、以邑来奔等事。这些都明白透彻，件件都是天子的职事，也是上天所为。现在却一定说其中暗中寄托着褒贬，要让人猜测而自行领会，像优伶演戏所谓的隐语一样，这已经很不可以了。何况又从褒贬中产生凡例呢？义理没有固定的形态，随着万事万物变化而不相同。后世的执法官吏深文刻法，才开始在敕令和法律之外另立所谓‘例’；士大夫尚且以使用它为羞。究竟是谁先替《春秋》立了例，而圣人必须按照它来记载，后世又按照它来求索呢？拿凡例求解《春秋》，动辄都会产生猜疑欺诈、臆测而不相信的心态。因此我私下搜集先儒那些以凡例之外的褒贬来解释《春秋》的说法，汇编记录下来，让子孙考察，并不是敢于替别人发明什么。” 《读三传日抄》一卷 现存 王柏《左氏正传》《宋志》著录十卷 未见 《读春秋记》八卷 未见 吕大圭《春秋或问》二十卷 现存 何梦申跋说：“传述《春秋》的著作将近百家，它们的说法大体上都以褒贬、赏罚为主，大概是三传倡导这种说法，而诸儒附和它。只有朱文公认为不是这样；如今载在其门人所记录的文字中，只略略见到一二处，唯一遗憾的是未能来得及写成一部书。”广文吕先生对潮州士人十分厚待，有士人拿《春秋》来请教，先生拿出《五论》给他们看，众人都惊叹这是从未听闻的说法，于是又一同请求全稿。先生又拿出《集传》《或问》两书，大体上是依据朱文公的说法加以阐发。有《五论》来开端，有《集说》来详尽说明其义，又有《或问》来穷尽辨难的旨趣归宿，于是《春秋》的大义和纲要就明白了。唉！孔子的心意，到朱文公才得到阐明；朱文公的论说，到先生才得到完备。先生对世道人心也有功劳了。梦申有幸预先听闻先生的指教，不敢私自收藏隐秘，便和朋友商议，把它刊刻在木版上，希望能够扩大它的流传。” 《春秋五论》一卷 现存 袁桷说：“研究《春秋》的学者中，刘歆尊崇《左氏传》，杜预的说法得以流行，《公羊传》《谷梁传》被废置而无人讲论；啖助、赵匡阐发圣人的旨意，后来刘敞、叶梦得、吕大圭也略有显现，其中功劳最大的是吕大圭。” 程端学说：吕朴乡的《五论》正大明白，不过在“明分义”“正名分”“著几微”三条之下所引用的《春秋》事例，有时与经文的旨意不相符合。纳兰成德作序说：《春秋论》五篇共一卷，第一篇论孔子作《春秋》，第二篇辨析日月书写与褒贬的凡例，第三篇论特笔，第四篇论三传的长处和短处，第五篇论世道的变化。这是宋朝吏部侍郎、知兴化军、武荣吕大圭，字圭叔所著。五论宏大纵横而严肃正直，《春秋》的大纲大义都具备于其中。圭叔在淳祐七年考中进士，被授为潮州教授，改任赣州提举司干官；任期届满，调任袁州、福州通判，升为朝散大夫，任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国子编修、实录检讨官，又兼崇政殿说书，出任兴化军知军，常常用自己的俸钱代替中下等户缴纳赋税。德祐初年，转任漳州军知军，节制左翼屯戍军马，还未成行，适逢元兵到来，防海都制置蒲寿庚带领全州投降，命令圭叔署写降表，圭叔不肯，蒲寿庚将要杀他。防守圭叔门下弟子中有一人任管军总管，扶助他逃出，圭叔换了衣服逃到岛上。蒲寿庚将要以官职逼迫他，派人追赶，询问他的姓名，他不回答，最终被杀害。” 在这以前，圭叔把自己的著作密封收藏在一间屋里，到这时便被烧毁。《五论》和《读易管见》《论语孟子解》得以流传，在求学者那里还能够保存；然而《管见》等书都已经看不到了，能够见到的又只有这些，真是可惜。圭叔年轻时就喜爱学习，拜乡先生濳轩王昭昭为师；王昭昭是北溪陈淳的弟子，陈淳又受业于晦庵，被称为高足。这一学术渊源传承下来，人们称为温陵截▯。唉！当时诋毁道学的人，往往说它迂腐疏阔、无济于事；然而宗庙社稷既已覆亡，人们争相向北朝拜，唯独圭叔不肯诡诈顺从，甘愿逃到海岛上，不怕以自身去涂斧钺，大节是多么凛然啊！由此看来，道学对于国家和人民又有什么亏负呢？实在令人感叹。武荣就是今天泉郡的南安县，唐嗣圣年间曾把县改为武荣州，所以得名。圭叔居住在县中朴兠乡的大丰山下，求学者因此称他为朴乡先生。”},{ 翁氏【梦得】《春秋指南》一卷。已散佚。《春秋摭实》二卷。已散佚。《春秋要论》十卷。已散佚。《春秋记要》十卷。已散佚。《夀昌县志》记载：翁梦得，字景説，在端平、咸淳年间两次考中词科，不久便隐居授徒。周氏【敬孙】《春秋类例》已散佚。谢铎说：“《春秋类例》是周敬孙所著，如今已经亡佚。” 家氏【▯翁】《春秋详説》

译三十卷。今存。▯翁在自序中说：《春秋》不是史书。认为《春秋》是史书的，是后世儒者见识浅陋、不明白《春秋》的人。从前孔夫子依据鲁国史书编修《春秋》，把王法垂示给后世。鲁国史书是史书，《春秋》则是统一的王法，哪里能称作史书呢？浅陋的儒者和拘泥成说的学者，按照史书的方式看待《春秋》，说其中有的事情记载了，有的没有记载；有的记载详细，有的记载简略；有的小事能够记载，大事反而缺少记载，于是便因此怀疑《春秋》。其中尤其肆无忌惮的人，甚至把《春秋》称为残缺错乱的朝廷邸报，用这种说法误导天下后世，这种罪过实在多得无法胜数，都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人作经的意旨，妄把《春秋》当成一时记事的书。有人说：《春秋》与《晋乘》《楚梼杌》一同流传，既然都是史书，您凭什么知道它不是史书而这样说呢？我说：史书，是完备记载当时事情的书；《春秋》着重在垂示法则，并不以记事为主。例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开始称霸，这一年记载的全都是晋国的事情；庄公九年，齐桓公入国，这一年记载的全都是齐国的事情；隐公四年，卫国的州吁弑杀国君，这一年记载的全都是卫国的事情；昭公八年，楚国灭掉陈国，这一年记载的全都是陈国的事情。有时从春季到秋季只记载一件事；有时从这一年秋冬直到第二年春夏，经历三个季节之久，却只记载两三件事；有时一件事连续数十年才记载，有时一件事反复记载并特别记载；有时只记载事情的开头，没有涉及结尾；有时有其中的义理，却没有相应的文辞。大体上，这些都关系到褒贬、抑扬，而宏大的纲要和深奥的法则，完全超出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范围，都是圣人的心法寄寓之处，哪里能称作史书呢？大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是史书，圣人修订它们之后便成为经；昧于此理的人用看待史书的方式来求索经义，妄加揣度议论，就像蚯蚓、蜗牛伏在土块之间，哪里知道宇宙的广大、江海的深邃？这实在值得怜悯，不值得过分责备。▯翁早年读《春秋》，只是遵从前辈的训释，不能有自己的见解。中年以后，研读熟习已久，粗略有所领会，于是抛弃旧说，更加探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他阐明夏时以作《春秋》、奉行天时的意义，根本依据是孔夫子对颜渊的教诲；推究《春秋》托始的缘由，以彰明《春秋》诛讨乱臣贼子的用意，根本依据是孟子对公都子的教诲。他不敢苟且同意各家已经说过的观点，也不敢无故违背先儒已经形成的训释。三传中正确的地方就加以采用，不正确的地方便参照考核众家学说来寻求正确解释。各家学说如果仍有可疑之处，然后才把我这个鄙陋之人所听闻到的意见，详细列在下面。这样又写了两遍，仍然不敢轻易拿出来给人看，想等到晚年将它辑录成编，再请四方的朋友和旧交进一步订正考证。后来国家遭遇大难，我奉命起身出仕，对时局没有任何补益；因而荒废了旧日学业。等到北行以后，平生所写的片文只字，没有一件留存。忧患困顿、遭受挫折已经很久，反复思考旧日所闻，也丢失了五六成。不久我从燕地来到瀛地，又被强盗抢掠。然而因为这里接近中原，士大夫知道珍重经籍，我才得以全部看到有关《春秋》的文字，于是借答问的机会阐述自己的见解，终于完成了旧日的学业。书写成后，撮取内容编为纲领，列在篇首：一、推究《春秋》托始的原因；二、推明孔夫子行用夏时的意义；三、辨析五始；四、评论三传；五、阐明霸道；六、用经文来订正条例。共十篇，使阅读的人先对此有所考察，希望他们知道我多年苦心用意的所在。至于僭越、逾越的罪责，我是无处可逃的。龚璛作跋说：至元丙子年，宋朝灭亡；则堂先生被安置在瀛地十年，大体完成了这部书。书在瀛地写成后，寄给他的朋友肃斋潘公，请他代为宣扬。潘公将它珍藏在大藏之中。时间久了，这十篇纲目已经在学士大夫中广泛流传于世。泰定乙丑年，宣学用廪士经费的余款刊刻《大学疏义》等书，并从潘氏处取来此书，在学校刻印，共三十卷。书名为《春秋集传详説》，大概是等待有人把论说删繁就简，使人能够从中获得经文的深奥旨意；这就是先生著述的用意。先生的祖父大酉，曾任成都府教授，列入朱文公学党名籍；他的学术渊源是有来由的。《宋史》记载：家铉翁，眉州人，因祖荫补授官职，赐进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元兵进驻接近京城郊外时，他担任祈请使，被留在馆舍中。听说宋朝灭亡后，他早晚哭泣，数月不吃不喝。他对《春秋》的学问造诣深厚，自号则堂。后来改置于河间馆舍，便用《春秋》教授弟子。成宗将他放还，并赐号处士。黄虞稷说：“▯翁北迁时，住在河间所作；他借答问来阐述自己的见解，纲领共十篇。” 谢氏【翺】《春秋左传续辨》已散佚。方鳯记载说：“先生名翺，字臯羽，姓谢，是福州长溪县人，后来迁居建州浦城。参加有司主持的考试没有考中，失意落魄于漳州、泉州之间。适逢丞相魏公开设府署，任命他为谘事参军……” 吴氏【思齐】《左传阙疑》未见传本。《金华府志》记载：吴思齐，字子善，是永康人。因父亲吴邃的恩荫，代理嘉兴丞。宋朝灭亡后，隐居在浦阳，自号“全归子”。他与方凤、谢翱在山水之间放情游览。许瑾撰《春秋经传》。共十卷。已经散佚。《绍兴府志》记载：许瑾，字子瑜，世代居住在剡县的东林。宋朝国运改变以后，朝廷征召他，他没有赴任。求学的人称他为“高山先生”。徐文鳯：《春秋捷径》十卷 已散佚 《严州府志》记载：徐文鳯，字伯恭，寿昌人。他跟随吴兴的陈存学习《春秋》。咸淳年间脱去布衣，开始任官，暂代知象山县。元朝改朝换代后，隐居教授学生，著有《春秋捷径》十卷。曾元生：《春秋凡例》已散佚 王逢说：“防峰曾元生是江西人。宋朝末年闭门居住、教授学生，家中收藏有《春秋凡例》和《大学演正》。” 邱葵：《春秋通义》未见到 陈深：《清全斋读春秋编》十二卷 尚存 熊禾：《春秋通解》已散佚 考察退斋给胡庭芳的信，其中说：“早年写成了《春秋通解》一书，后来又遭遇火灾。”又说：“兵乱之后，学生离散，文集被焚毁，我只是怀抱着一片苦心，实际力量却确实不够。”这样看来，这部书在焚毁之后，最终没有能够续写。《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二 翰林院检讨朱彞尊撰写 《春秋》【二十五】任公辅：《春秋明辨》【程氏本作《义集解》】《宋史·艺文志》著录十一卷 已散佚 黎良能：《左氏释疑》《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 已散佚 《左氏谱学》《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 已散佚 赵震揆：《春秋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