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八十八

译一卷。现存。守陈自序说：“孟子说：‘完全相信《书》，还不如没有《书》。’《书》大概是唐虞三代的史书，所记载的是孔子所编录的内容，为什么不能完全相信呢？这是因为古书流传后世已经很久，其中错乱的简册、缺失的文字和讹误的字，逐渐越来越多。到了孟子时已经如此；秦人焚书后，连同竹简篇章和文字也全都荡然无存了。汉代从各处搜求，只得到一部分由女子口头传授的内容，以及一部分从前代藏在墙壁中的书。藏在墙壁中的书，已经经过后人修订润色，所以很少有错讹。口头传授的书，大概所背诵的已经不完全是原文；再加上当时口耳相传、后世传抄，缺漏和错讹就更多了，而且还有重复，因此更不能完全相信。可是汉、唐的各位儒者却全都相信它，并竭力解释；遇到难以通晓的地方，也强行作出解释。宋代儒者才开始怀疑它，例如苏轼对于《康诰》、王安石对于《武成》、吴才老对于《梓材》，都说明了其中的错乱；晦庵先生又重新厘定《武成》。当时各家的传注，往往有胜过汉、唐之处。元代王鲁斋曾作《书疑》，说《皋陶谟》《说命》《武成》《洪范》《多方》《立政》六篇有很多错乱的简册和讹误的字，于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厘定。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古书原貌，但符合的地方也并不少。” 欧阳先生说：“经书不是一代形成的书，它流传中的谬误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刊正、补辑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完成的。应当让学者各自充分发挥所见，明达的人再加以选择，以等待后世圣人的出现。”这话说得极其正确。我从童年读书起，每当遇到今文，读得嘴唇发麻、舌头疲倦，却不能熟读〔“而不能以熟”疑有讹误〕。稍稍长大后听人讲解，苦心焦思，却不能通晓。后来我颇觉蔡氏的传注似乎不够明白完备，于是把各家的著作都取来遍读，但长久以来疑惑仍未能解除。等到得到鲁斋的《书疑》，便高兴地说：“这正是先于我说出了与我心意相同的见解。”于是把《尧典》以下的经文和传注取来，亲手抄录；凡是经文有错简的，就把它移置；其中有缺漏、讹误和重复的地方，就明确指出。蔡氏传注有不够明白完备的地方，便采录各家加以补充，有时还附上自己的说法。所移置的内容，既未必符合古经原貌；所补充的内容，又未必胜过旧传，这不过是徒然纷纷改动，从而招致僭越窃改的罪名罢了。然而，终日饱食无事，却在这件事上用心，多少也比沉溺于博弈稍贤而已。即便如此，世间有古今之别，人有圣贤愚昧之分，但存在于人心中的道理，却没有古今、圣愚的不同。用今人的眼光窥察古人，用愚人的见识揣测圣人，虽然不能完全相合，但道理所在之处，难道就不能有一二分相近吗〔“庶防”疑有讹误〕？” 后世的君子，假如能从中取用一字一句相合之处，那么我的这番用心也就没有白费了。张氏【业】《书经节传》。未见。《江西通志》记载：张业，字振烈，安福人。景泰辛未年进士，历任国子监司业。黄氏【瑜】《书经旁通》。十卷。未见。黄虞稷说：“黄瑜是香山人，景泰丙子年举人，任长乐知县。” 刘氏【缙】《书经讲义》。未见。《分水县志》记载：刘缙，字大绅，天顺己卯年举人，任武昌县知县。黄氏【仲昭】《读尚书》。一篇。现存。缪泳说：“仲昭名潜，以字行世，是莆田人。成化丙戌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编修，与同馆的章懋、庄防一起作《鳌山烟火诗》，因而获罪受杖，贬为湘潭知县；后来升任南京大理寺评事，再升为寺副，请求退休。”弘治初年，起用为江西提学佥事。姚氏【诚】《书经义》。已经散佚。《陕西通志》记载：姚诚，字通夫，兰州人。成化乙酉年举人，任闻喜、新郑两县知县。罗氏【伦】《书义旁通》。已经散佚。鲍氏【麒】《壁经要略》。已经散佚。《温州府志》记载：麒，字仲瑞，平阳县人。成化己丑年进士，任工部郎中。吴氏【宽】《书经正防》。未见。《苏州府志》记载：宽，字原博，长洲人。成化八年防试、廷试都列第一。入翰林，累次升迁至掌詹，任礼部尚书。去世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定。林氏【俊】《尚书精蕴》。未见。陆元辅说：“林俊，字见素，莆田人。成化戊戌年进士，历任刑部尚书，加授太子太保，追赠少保，谥号贞肃。” 吕氏【献】《书经定说》。未见。黄虞稷说：“吕献，字丕文，新昌人。成化甲辰年进士，累次升任南京工部右侍郎。” 李氏【承恩】《书经拾蔡》。二卷。未见。黄虞稷说：“李承恩，嘉鱼人，成化甲辰年进士。” 钱氏【福】《尚书丛说》。未见。《姓谱》记载：福，字与谦，华亭人。弘治庚戌年赐进士第一，官职止于修撰。尹氏【洪】《尚书章句训解》。十卷。未见。按：尹洪是锦衣卫人，弘治庚戌年进士，《西亭王孙万卷堂目》中记载了这部书。黄氏【澜】《尚书资讲》。未见。钟▯立说：“黄澜，号壶阴，莆田人。弘治癸丑年进士，历任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 王氏【大用】《书经防略》。一卷。未见。陆元辅说：“王大用，号蘖谷，上海人。弘治癸丑年进士。” 赵鹤：《书经防注》。未见。汪楫说：赵鹤，字叔鸣，江都人，弘治丙辰年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副使。张邦奇：《书说》。一卷。现存。穆孔晖：《尚书困学》。未见。《姓谱》记载：穆孔晖，字伯潜，堂邑人。弘治乙丑年进士，历任礼部左侍郎兼学士，谥号文简。周灏：《尚书口义》。二卷。未见。包沐：《尚书解义》。散佚。《宁波府志》记载：包沐，字民新，鄞县人，以贡生身份授任石埭训导。应璋：《尚书要略》。未见。《金华府新志》记载：应璋，字德夫，永康人，以贡生身份历任罗源县儒学教谕，学者称他为东白先生。揭其大：《尚书世义》。未见。黄虞稷说：他是广昌人，隐居不仕。萧孟景：《尚书说》。散佚。李舜臣说：“先生是三河人，字时泰。正德乙亥年，我曾跟随先生在崇文门外草场巷。后来他做了济南太守，他讲解《尚书》时说：‘宗彝，蔡氏传注中的“虎蜼”，大概是说虎彝和蜼彝罢了。如果这样解释，就是把一章分成两种说法了。宗彝，是宗庙中常用的尊彝。辅佐成就五服，直到五千里；所谓五千里，是五服每一面各一千二百二十五里。所以《王制》说“流沙到海，横向到恒山”都各有三千里。所谓三千里，是因为周尺较小。’” 马明衡：《尚书疑义》。

译一卷。现存。明衡自序说：“孔安国、孔颖达用心虽然勤苦，但对于大道大概还没有真正通晓。蔡仲默承接朱文公的训释，在义理方面有很多发明。然而我进一步考求后，若说他的解释全都能够体察圣人的心意、通达圣人的道理，我却不敢这样自我欺骗。因此，凡是蔡氏阐明而我没有疑问的，就遵从蔡氏；其中有些在我心中存在疑问而不敢苟同的，便分别记录成篇。圣人的行事，不是细小的事情，而是万古以来最大最公正的论断。我是什么人，难道认为自己足以辨明它吗？只是先儒有些地方或许还没有论及，我特意提出疑问来引出端绪。将来的君子，如果不把这些看作妄说和僭越而加以纠正，那就是我今天的本意了。”嘉靖壬寅年。张云章说：治《尚书》的人中，和蔡氏说法不同的，有元代新安程直方，著有《蔡传辨正》；鄱阳余芑舒、程葆舒，著有《读蔡传疑》《蔡传订误》。明代嘉善袁仁有《砭蔡编》。如今这些书没有全部流传下来，这部书也只能见到抄本，只是还不清楚它的出处。吕柟：《尚书说疑》。五卷。现存。张云章说：“这是泾野的门人因向老师反复叩问而得到的，老师把它们汇集并写入书中。”《焦氏经籍志》《朱氏授经图》所载的《因问录疑》，就是这部书。嘉靖己亥年曾经刻版刊行，由他的门人汪尚庭为它作序。按：吕氏的《书说》，我的同乡项鼎铉，字孟璜，曾经在家塾刻印过。韩邦奇：《书说》。一卷。未见。汪玉：《尚书存疑录》。二卷。未见。《宁波府志》记载：汪玉，字汝成，鄞县人，正德戊辰年进士，历任巡抚顺天都御史。王崇庆：《书经说略》。一卷。现存。崇庆自序说：《五经》中没有比《易》更古老的，其次没有比《书》更古老的。《易》用来说明道的本体，所谓先于天而天也不能违背；《书》用来说明道的作用，所谓在天之后而奉行天时。二者达到的境界是一致的。然而，尧、舜二帝以揖让的方式把天下交给别人，古代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所以他们的事迹都称为“典”。“典”就是主宰，是主宰那大道，不是夏、商、周三王所能相比的。先儒认为其中的事迹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所以称为“典”，这就失去了传授经书的大原则。所谓《书》，是先人的家传。我读它已经多年了，到五十岁以后再次取来阅读，才仿佛稍有所得。于是便叙述四代的事迹，摘取其中的要点，判断其中的义理，因此命名为《说略》，姑且用来备作自我考察，也作为家塾中童蒙学习的材料罢了。蒋一葵说：“我曾听说孔夫子编次《尚书》篇章，其中有一个大的义理。至于其中的小节细目，就不加论述了。因此，《典》《谟》说的是禅让和继承，《汤诰》《牧誓》说的是吊民伐罪，《太甲》说的是迁徙，《大诰》说的是摄政，《顾命》说的是临终托付，《康王之诰》说的是即位开始。其他篇章也应当依此类推，大概没有一篇是没有义理的。我读王先生的《说略》，就更加相信自己所听到的道理了。” 王道：《书亿》。四卷。未见。梅鷟：《读书谱》。四卷。现存。《尚书考翼》。

译一卷。现存。鷟自序说：“儒者喜好怪异，实在太过分了！不考察时代，不考核人物，只是一味追随怪异。伏生传授经书二十八篇，加上序一篇，共二十九篇，在齐、鲁之间传授教导，正如日月运行于天空，人人都仰望它，这是圣经的正统。至于孔壁所藏的古文，《高祖本纪》记载高祖经过鲁地祭祀孔子时，没有说到古文；惠帝废除挟书令时，没有说到古文；文帝寻求能够治《尚书》的人时，也没有说到古文。即使景帝时，也没有一个人说孔氏有古文。到了孝武帝时期，经过七八十年，所谓圣孙孔安国专门研究古文，说用今文读它，因而使孔氏家学兴起。到了东晋，有一位高士叫皇甫谧，看见安国的书被弃置，人们不再珍惜，便编造二十五篇，又作大序和传，冒称是安国的古文，把它传给外甥梁柳。梁柳传给臧曹，臧曹传给梅颐，梅颐于是献给朝廷并使之流行。人们遂信以为真。在安国书出现以前的诸位儒者，如王肃、杜预（二人是晋初人），郑冲、何晏、韦昭（三国人），郑玄、赵岐、马融、班固（后汉人），刘向、刘歆、张霸（前汉人），都没有见过它；他们不是说是逸书，就是说已经亡佚。《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完全没有二十五篇的踪影；所谓郑冲、苏愉说过这些话，都是诬造的。” 又因为《舜典》篇首有“慎徽”二字突出显眼，好事者便编造说，南齐建武四年，吴兴人姚方兴在金陵大航头偶然看见二十八个字，但因犯法没有上献。隋开皇年间才开始搜求并得到它。朱子说：“古文在东晋时才出现，在此前的诸儒都没有见过，难道不是说得痛快而明白吗？”明明没有却说有，这是要欺骗谁呢？孔安国没有说，《史记》也没有记载，却使圣人的正经反而依附伪书流传于世。隋、唐以来一千多年，除了吴先生《纂言》之外，竟没有一个人做圣经忠诚的臣子、正义的士人，难道不可悲吗！我在严陵时已经草创了这部《谱》，但尚未完备；如今加以修饰，使古文兴废的缘由以及先后义例和僭越之辨，清楚得如同指看掌纹，希望能够补足《纂言》尚未完备之处，以承续吴先生的志愿。”陈第说：“近世旌川人梅鷟夸张立论，断定古文是皇甫谧伪造的，认为他集合各传记中的引文，拼缀补写而成。不知道文章本来依据的是义意，只要义意通达，文章自然形成。若像他说的那样彼此顾虑、勉强牵合，文辞必然有不通畅之处。如今《大禹谟》中‘克艰’二语，说是本于《论语》的‘为君难，为臣不易’；‘不矜不伐’，说是本于《老子》的‘唯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满招损，谦受益’，说是本于《易》的‘谦，尊而光，卑而不可’。” 他完全不知道宇宙虽然时代不同而道理相同，圣贤虽然处世不同而心意相通，怎么能因为文辞相近，就仓促断定它们彼此沿袭呢？又如“人心、道心”，他便说是取自《道经》。我曾考察《荀子》说：“舜治理天下，不凭借具体事务去治理，而万物自然成就。”所以《道经》说：“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幽微的。”欺骗的人说：“这本来是《虞书》的话，却说成《道经》，大概所谓道经，就是《虞书》。”如今梅鷟把它指为《道经》，难道另有依据吗？又如《五子之歌》中的“郁陶乎余心，颜厚有忸怩”，说“郁陶”取自《诗》；《胤征》的“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取自《三国志》；“仲虺之惭德”取自季札所说“圣人之弘大，尚且有惭德”；“口实”取自王孙圉所说“把我国君当作口实”。《汤诰》的“天降灾”，取自夫差所说“上天降灾于吴”；《伊训》的“从谏弗咈”，取自班彪的“从谏如流”；《太甲》的“升高陟遐”，取自《中庸》的“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咸有一德》的“观德观政”，取自《吕氏春秋》引用的话：“五世之庙，可以观察怪异；万夫之长，可以产生谋略。” 《说命》的“建邦设都”，取自《墨子·尚同》篇。《泰誓》的“离心离德”，取自子太叔所说：“抛弃同道而趋向异端，这就叫离德。”《武成》的“归马放牛”，取自《乐记》。《旅獒》的“为山九仞”，说“为山”取自《论语》，“九仞”取自《孟子》。《微子之命》的“余嘉乃德”，取自《左传》。《王命管仲》中的“余嘉乃勋，应乃懿德”，取自王命管仲的话。《蔡仲之命》的“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取自祝鮀所说：“管叔、蔡叔在王室中制造离间，周王于是杀了管叔，把蔡叔放逐到郭邻。”《周官》的“致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取自《老子》的“事情尚未发生时就谋划，祸乱尚未出现时就治理”。《君陈》的“勿辟勿宥”，取自《文王世子》中公说“宽赦他”，有关官吏说“他应当依法处置”。《毕命》的“收放心”，取自《孟子》的“只是把那散失的心找回来罢了”。《君牙》的“思其艰以图其易”，取自《老子》的“在容易处谋划艰难之事”。《伯冏》的“交修不逮”，取自《楚语》中卫武公所说：“早晚互相告诫我。” 类似这样的例子，难以全部列举。他逐句指责其抄袭、剥取其窃用之处，无非是想把二十五篇古文全部废掉才罢休。然而从君子的角度看，这些篇章不能废弃。为什么呢？二十五篇的义理深奥，文辞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幽深处可以贯通鬼神，明白处符合礼乐。因此，有志于体味道理的人看见它就抄录，抄录后就反复玩味，细心推演并逐渐浸润其中，叹息吟咏，用自身去揣摩仿拟，用政事去裁成施行，确定事功而获得成就，进展不止。这样的书，谁能因为怀疑它是伪书，就加以抛弃呢？”},{ 马氏《理尚书疏义》未见。霍韬《书解》未见。舒芬《书论》一卷 存

译王渐逵《读书记》未见。渐逵自序说：“我读书读到尧、舜、禹相互传授帝位时，读到‘允执其中’以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这才知道圣学的根本要旨。所谓心，是天与人相互承接变化的枢纽；所谓学，又是用来维系这个心，使它自己作主宰，连续不断、永不止息的。三代的盛德之王，如商汤‘圣敬日跻’，周文王‘缉熙敬止’，周武王以敬守义、以警戒自持，都是从这里得到的。太甲以仁义自我惩戒警醒，商高宗始终以典籍为学，周成王不断修明德业、使之光明，都是在这里努力。下至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则是对这一道理昧而不明。所以掌握这种学问，才能使心胸广大；心胸广大，才能崇高自己的德行；德行崇高，才能拓展功业；功业拓展，才能成就治理。帝王若离开这一点，就无法与天地同其广大；学者若离开这一点，就无法与圣贤相齐。这是读书人的首要任务。至于今文、古文的不同，孔壁伪书的辨析，文字平易或艰涩的考证，残篇断简的校考，都只是末节罢了。我深感惋惜的是，孔安国没有把蝌蚪文字普遍求诸四方而加以翻译；刘歆校书时，秘府所藏还在，却也都未曾留意。” 难道这些还不能停止我内心的感慨吗！” 《经义考》卷八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八十九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书》【十八】郑晓《尚书考》二卷 缺 徐文贞公的墓志说：“公讳晓，字窒甫，别号淡泉，是海盐人。嘉靖壬午年乡试中浙江第一名，第二年中会试，授任兵部职方主事。因为议论大礼，在宫阙之下受杖刑，起用为考功郎中。严世蕃想以治中一职求任尚宝丞，公认为这不合旧例，没有听从，因此被贬为和州判官。入朝任太仆丞，升为考功郎中，又升任南京尚宝卿，历任南京太仆少卿、鸿胪卿、光禄卿、太常卿，升任刑部右侍郎，改任兵部，出任凤阳巡抚。他选募民兵，召集盐场壮勇，在通泰抵御倭寇，在如皋袭击他们，在海门进攻他们，在吕泗捣毁他们的巢穴，在狼山包围他们，斩首九百多级。入朝任吏部左侍郎，不久升任南京吏部尚书。世宗认为公熟悉军事，留任为右都御史，协理戎政，改任刑部尚书。分宜诬陷公擅自专权，削夺公的官职。公去世后，分宜获罪；分宜死后，世宗下诏恢复公的官职。今皇帝继承帝位，赐祭葬，追赠太子少保，谥号端简。” 考察此书，现存一册，是彝尊从郑晓家中得到的，但上卷已经散失；书中多有辨证古文《尚书》非古本之处，大概是郑晓亲自撰写的。林云同《尚书正宗》未见。盛子邺说：“林云同，号退斋，是莆田人，嘉靖癸未年进士，改任庶吉士，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追赠太子少保，谥号端简。” 叶良佩《读书记》未见。丰坊《古书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