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六十四

译其余《士相见》《公食大夫》两篇义文以及增加的十三篇，汇集编排混乱，注释粗略，都是从陈氏《集说》中截取语句，割裂拼凑而成的，这一点可以考察出来。毫无疑问，不是吴公亲笔。只是其中用《曲礼》来补《士相见》《公食大夫》两篇义文，用《防义》《祭义》等五篇来补丧礼、祭礼的传文；传文之外的《曲礼》八篇中，《盛德》讲君主之礼，《入官》讲臣下侍奉君主之礼，《立孝》讲子女侍奉父母之礼，《内则》讲女子、妇人侍奉父母和舅姑之礼，《少仪》讲晚辈侍奉长辈之礼，《表记》讲揖让进退之礼；《学记》《乐记》作为此书的结尾，又与《礼记纂言》没有不同。它所取篇名和确定义旨，似乎不是后人所能达到的。我怀疑吴公已经确定了篇目，却没有来得及完成此书，临终时把自己的意思交给孙子；吴当所说的是否就是这件事呢？所以后人便据此窜入这些篇章。杨文贞听到的情况果真如此吗？然而它与《礼记纂言》不相合，又不能深入考证。吴公著述的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可惜此书尚未完成，就这样被后人扰乱了。成化庚寅年，大理寺卿、仁和人夏公时正在江右巡抚任上，从宪副夏正夫处得到此本；夏正夫从编修张廷祥处得到，张廷祥从祭酒胡若思处得到；胡若思的本子，是杨文贞所抄录的。此时长乐人谢公仲仁任建昌守，夏时正让人刻印此书流传，并且请罗伦为它校勘，于是罗伦到临川吴文正公的子孙那里访求善本，但他们已经不知道有这部书了。” 书藏在康氏家中，杨文贞所听说的情况也是这样吗？罗伦当时卧病在深山，偏僻之地没有书籍，谢仲仁便取《通解》《注疏》等书相互参校订正；由于没有得到善本，恐怕不免有讹误。然而圣贤遗留下来的经书因此得以流传，三位公的用心也值得称道。河南按察使何廷秀对我说：‘沅州刘有年，永乐初年任太平府知府，进献《仪礼逸经》十八篇。逸礼在唐初已经亡佚，宋、元大儒都没有见过，刘有年是从哪里得到的呢？’不过何廷秀的话并非虚妄。喜好古典的君子如果上奏请求逸经，接着按类编成书；把它传附于《戴记》，其中不能收入传文的，就依照《纂言》分类另编为记，附在后面，那么先王的典章大概就不会有遗漏了。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要等待人来实行。君子尊崇德性以树立根本，求问学问以实现功用；如果有人任用我，拿着这些道理去实行，那么文王、武王的政教大概就可以实现了吧！” 郑瑗说：有人认为《三礼考注》不是吴文正公的著作，因为考察吴公的年谱、行状，都没有说他曾注释此书。杨东里说，它的编次与《三礼叙录》不同。我考察支言所编的《周礼叙录》，只说：‘《冬官》虽然残缺，如今姑且仍依旧本，而把《考工记》另编为一卷，附在经文之后。’如今这部书篇首也载有《叙录》，却改成说：‘《冬官》虽然残缺，考察《尚书》《周官》可知，《冬官》司空掌管国家土地，而相关内容杂在地官司徒掌管国家教化的部分中。如今取出掌管国家土地的官职，列在司空之后，希望《冬官》不至于亡佚。’支言的《叙录》说：‘《仪礼传》十篇，是澄编次的。’而此书在‘十’字下面又增加了五个字。这大概是有人想依附、证明此书出自吴公之手，所以把吴公的《叙录》揭载在篇首，又从中增益文字。况且吴公最不相信《古文尚书》《周官》的古文版本，他难道肯依据它们来确定《周礼》吗？再看它的考订编次，也不能说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春官》大司乐以下各职都归入司徒，而地官大小司徒的职掌则归入司空。然而考察《周书》，穆王命君牙为司徒时说：‘严寒、暑雨之时，小民怨恨叹息；思考艰难，谋求易行之道，人民才得以安宁。’又说：‘宗伯治理神祇和人事，使上下和谐。’” 《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职掌也说：‘用天所生的物产培育阴德，用中正的礼加以防范；用地所生的物产培育阳德，用和谐的乐加以防范；用礼乐合成天地的化育和万物的生长，用来侍奉鬼神，协调万民，使万物各得其宜。’这与《周书》的话实际上相互发明。由此看来，司徒难道只掌管教化而不涉及养民吗？宗伯难道只掌管礼而不涉及乐吗？《叙录》所编《仪礼》逸经，现存的只有五篇：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奔防。又说中霤、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三篇的经文已经亡佚。如今本书却用《大戴记·明堂篇》补入“王居明堂”，其中说：‘明堂有朱草，每天长出一片叶子，到十五日长出十五片叶子，十六日每天落下一片，落完后又重新开始。’这是纬书和野史的说法，怎么能说是礼经而有这样的内容呢？它用《公符》补“公冠”，即使是吴公的意思，但篇中杂记周成王、汉昭帝的冠礼辞文，也已经不是古经的文字了。吴公平素深恶经与传混杂，难道会这样杂乱而不加区别吗？我曾说，诸侯迁庙、衅庙、奔防、投壶四篇，还约略保存着经文的面貌，用来补入经中，尚且不能不引起人的怀疑。用《公符》的“明堂”来补经，显然是绝对不可以的。唐枢说：“吴氏《考注》认为，治理国家没有比教化更优先的，所以冡宰制定建国的六典，司徒次之。教化没有比礼乐更优先的，所以宗伯次之。对于不遵从教化的人，大的用兵，小的用刑，所以司马、司寇次之。暴乱除去，人民能够安居，所以设置司空。从前舜命禹担任司空，负责平治水土之事，因此属于事典。司空掌管国家土地，正因为掌管国家土地，所以司徒的属官容易与它混杂。大小司空的文字都在地官篇中。从乡师到司稼，都是《冬官》的文字。至于他所确定的六官，也没有完全恰当。”” 考察《草庐先生诸经解》，各经都有《叙录》。我买到的《周官礼》，是先生的孙子吴当补成的；其余《仪礼》则有《逸经》，《戴记》则有《纂言》。如今流传的《三礼考注》拿来与先生的著作相互核对，论议和体例多有不合，毫无疑问是晏氏假托的。萧氏【▯】《三礼记》。

译四卷。未见传本。苏天爵《志墓》说：大德、延祐年间，关陕有一位大儒，姓萧。乡里郡县的人都佩服他的品行义理，士人都推重他的学术，朝廷也看重他的名节。他隐居在终南山下，凿土筑室居住，凡是圣贤遗留下来的经书，以及伊洛诸儒的训释传注，都搜集齐全，陈列在左右，日夜不眠。起初只是诵读经文，时间久了便深入思考其中的义理，就这样达三十年之久。从六经、诸子百家，到山川经书、地理志，下至医经、本草，没有不极其通晓的；尤其精通三礼和《易》，又深通六书，不违失其中的旨意。家中藏书很多，他亲手校勘，经传文字、音读、训释的讹误，一定逐字订正。他写文章全都以经书为根本，不足以辅助世道人教的内容就不说，不是合适的人也不交往。翰林姚文公姚燧说：‘萧先生的道德和经术，是当世闻名的人物。’陶宗仪说：‘萧贞敏公▯，字维斗，京兆人。早年任吏，辞官退隐，居家读书。跟随他游学的人常常络绎不绝，鞋子交错在门外。平章咸宁王野仙听说他的贤能，便向世祖推荐他；朝廷征召，他没有前往。授任陕西儒学提举，后来成宗、武宗、仁宗又相继征召，授国子司业、集贤直学士，他都没有赴任；改授集贤侍讲，仁宗又以太子右谕德征召他，他才到京师，授集贤学士、国子祭酒，不久又获准告老还山。’ 七十七岁时，以高寿寿终。考察萧公的《三礼说》，苏氏的墓志没有记载，但连江陈氏的书目中有这部书。韩氏【信同】《三礼旁注》。已佚失。《经义考》卷一百六十四。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五。翰林院检讨朱▯尊撰写。《通礼》【三】。朱氏【升】《三礼旁注》。未见此书。董氏【彞】《二戴礼解》。已佚失。《乐平县志》记载：董▯，字宗文。至正年间，考取乡荐，授任庆元学正。洪武初年，任国子学录。王氏【廉】《三礼纂要》。未见此书。夏氏【时正】《三礼仪略举要》。十卷。未见此书。《浙江新志》记载：夏时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统乙丑年进士，历任南京大理寺卿。杨氏【守陈】《三礼私抄》。未见此书。守陈在自序中说：“古代的经礼有三百篇，曲礼有三千篇，到秦代都残缺亡佚了。汉人只找到《仪礼》十七篇，其余亡篇断简中稍有保存的，大戴氏搜集整理成八十五篇，小戴氏加以删改增益成为四十三篇。其中《曲礼》《檀弓》《杂记》各分为上下篇，马氏又加上《月令》《明堂》《乐记》，共四十九篇。后世总称为《礼记》，列入五经；而大戴氏的著作只保存四十篇，没有列入五经。宋代朱子曾想分析《仪礼》各篇，选取《戴记》中可以作为《仪礼》传文的内容，分别附在其中，其余仍另编为《礼记》。后来编纂《仪礼》经传时，又杂取各种礼事，不专取二戴之书，卷帙繁重，人们不能全部阅读。元代草庐吴氏认为，《礼记》中完整的篇章没有几篇，其余多是搜集残篇断简而成，原本没有整理编次，杂乱无章，于是都为它们分科析类、理清条目，按类别归并，使上下文义相互联贯，也颇为精密审慎；然而各人见解不同，也不能完全采用。近来我不幸遇到父亲去世的大事，平日又没有研习礼制，所以仓促之间不能合乎礼仪，只能永远抱恨。” “我在服丧居垩室、哀伤思慕之余，孤寂无事，每天取来《三礼》诵读并体会，时间久了，粗略懂得了它的大概，于是仿照朱子分析经文、附列传文，又仿照吴氏按类别编排杂乱篇章，也把二戴《礼记》中没有附在经文后的篇章另行编为《礼记》。不过，传文取自二戴之书，其中有正传、附传的差别，不能完全同于朱子；各篇按类编排，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次序排列的，也不能完全同于吴氏。这是因为两位儒者都致力于著述的精微深奥，而我只求查阅方便，所以有所不同。至于传注，虽然选择抄录诸家说法，但我的见识平庸愚浅，也不知道是否恰当。顾惜米粟的人，是想用它填饱肚子；注视布帛的人，是想用它使身体温暖。我抄录这些礼书，难道只是为了查阅方便吗？实在是想探究它的本末源流，用来修治自己的心性，并亲身实行；穷困时把它施行于家，显达时把它推行于国家和天下罢了。孔子说：‘广泛学习文献，再用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违背正道了。’我当牢记并实行这一教诲，怎敢忘失呢？”

译程氏【材】《三礼考》。未见此书。《徽州府志》记载：程材，字良用，歙县人。弘治丙辰年进士，授任汀州府推官，升任监察御史。▯劾奏刘瑾、马永成、谷大用，没有得到答复。嘉靖初年，朝廷召他回任时，他已经去世。湛氏【若水】《二礼经传测》。六十八卷。尚存。若水在自序中说：“礼不过有两种，即曲礼和仪礼，大礼小礼都包括在内。先讲小礼，后讲大礼，这是礼的次序。以敬为开端，是礼的根本。子思先生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广大而优美啊！’威仪，指的就是曲礼吗？礼仪，指的就是仪礼吗？所以说礼只有两种。孔子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它们的归旨是相同的。’因此礼其实只有一个。礼，是事物的形体；形体，就是道，是与道合为一体的东西。形而下的叫作文，形而上的叫作道。它表面上涉及度数等细节，精微处则深入性命之理。其本体是同一个，所以善于探求道的人，从礼中去寻求，就已经思考了一大半。曲礼用来完备威仪的细节，仪礼用来具备礼仪的大体。两种礼已经没有遗漏的内容了。我读完礼书后，隐居在西樵山烟霞洞，于是深入考察二礼，私下有所感悟。我把《少仪》编入曲礼，作为上经；把《仪礼》作为下经。确定《冠义》等十六篇为仪礼的正传；把《王制》等二十三篇杂论，因不能分别系属于某一经，但其中有可以与二礼互相表里、发明其义的，编为二礼杂传、通传，大概算是没有传文形式的传文。” “又另外把小戴《郊特牲》等五篇，以及大戴《公符》等四篇编为仪礼的逸经传，希望稍微体现保存散失礼制的意思。从丁丑年开始，到乙酉年结束，共九年，编次完成后，为各章作了考测，收藏在家塾中，命名为《二礼经传测》，用来补足礼经的残缺。黄虞稷说：大旨是把曲礼、仪礼作为经，把《礼记》作为传。《王制》等二十三篇杂论，不能分别系属于某一经，但其中有能与二礼互相表里、发明其义的，编为二礼杂传、通传。又另外把小戴《郊特牲》等五篇和大戴《公符》等四篇编为仪礼的逸经传。嘉靖十五年，若水任南京吏部尚书时，把这部书进呈朝廷。” 陆元辅说：“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进呈他所编纂的《二礼经传测》，大致把《曲礼》《仪礼》作为经，把《礼记》作为传。礼部尚书夏言认为，他立论把《曲礼》置于前面，与孔子的话相违背，不可以传给后学。只是他好学的心志，老而不倦，应当加以表彰奖励。皇上说：‘既然违背孔子的话，为什么还要传给后学？’于是停止刊行这部书，也没有省察采纳。” 《三礼订疑》。未见此书。刘氏【绩】《三礼图》。二卷。尚存。刘绩在自序中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本于义理，所以推究起来没有不相合的。自汉代以来，失去了传承，往往任意妄作；间或有考订训诂的，又错误百出，于是天下日常使用的饮食、衣服、行动和休息，没有一样合乎人的本性，逐渐流于异端。我对此深感忧虑。既已注释《易》，以探究其根源；又注释《礼》，以求详尽，只是对其他经书无暇用力，所以作此图来总括它们。凡是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如果能留心体会，就可以贯通一理了。” 贡氏【汝成】《三礼纂注》。

译四十九卷。尚存。汝成在《周礼注》自序中说：“《周礼》是周公创制的、治理天下的一代典章。成王年幼，周公辅佐他，兼取三王之制，考察夏、商二代，以六官统领纲要，以众多职官分掌条纪，于是礼乐制度完备地散列在三百六十官的职掌之中。它的制作精美而重要，不是圣人没有谁能够做到。只是冬官散失了，俞氏、吴氏考订补正它，用力不能说不勤勉；但他们广泛采集其他经书，杂引记传，却不知道应当以本经为正，不免矫枉过正。以我贡汝成的愚见，私下惋惜圣人的制度不能在后世彰明，王道政治始终不能在天下显现。现在就依据他们所订定的内容，重新考察经文：以天官之卿考察六卿所属各官的事务，按类别归从；以官职区别各项职掌，先在卷首排列官名，后面详细列出各官职掌；广泛采纳诸家的说法，以我一得之愚加以约束，略作注释，用来彰明古代设置官职的本意。这不是要掩盖前人的著作，而是想留待后世君子，并希望成周之治能够在今天重新出现。唉！如果有人任用我，拿着这部书前往，到了那时我可以自信地说已经做到这些了吗？”《礼记》本来是二礼的传记，其中如《王制》《月令》等篇，都是国家制度，与《周官》相合，所以现在仍附在《周官》之后。” “又在《仪礼注》的自序中说：仪，就是威仪；礼，就是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燕礼、射礼、朝聘礼等礼仪。张淳认为，汉初还没有《仪礼》这个名称，后来的学者看到其中不仅详细排列了礼经的大纲，而且一项礼从始至终的威仪、节文无不具备，既有仪又有礼，所以合起来命名为《仪礼》。女叔齐说，守护国家、施行政令叫作礼；从郊劳直到赠贿都不违背叫作仪。这是礼与仪的区别。圣人依据天理，斟酌人事，制定礼仪，作为人伦的规范，使天下人做这样的事就有这样的礼，行这样的礼就有这样的仪。无论贵贱贤愚，都不能有所过分或不足，这就是所谓修明道的教化。孔子说：‘礼一定以天为根本，仿效地而制定，排列于鬼神之中，通达于▯祭、朝聘。’圣人用礼来教示人，所以天下可以得到治理。先儒于是认为，这些礼是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制作乐、开创太平时代时所作的。今天看来，它文采郁郁，确实不是周公没有谁能够做到。当时把它收藏在有关官署，颁布到各诸侯国，太史掌握它来处理事务，小史诵读它来教谕众人，卿大夫接受它来教导万民，保氏掌管它来教导国子。” “没有事情时，君臣共同讲习；有事情时，就以它作为依据来施行。这就是周代强盛时期的情形：上自朝廷，下至里巷，人们从容揖让，彼此都约束在礼义的准绳之中，文采风度和美显著，刑罚停止使用，兵戈也停息，治理的成就独居古今之首，这就是它的道理。但是先王在世时，因时制宜，设置种种防范，礼之外没有其他事务，万物之外也没有无礼之事。周朝衰落后，诸侯厌恶礼制妨害自己，于是都废除了它。这十七篇只是士大夫的礼，王朝礼制并不在其中；而且对士人记载详细，对大夫和诸侯只记载大略，可见礼书的篇数果然不止这十七篇。唉！那些亡佚的篇章也不幸没有能够见到；如今幸存而仅有的这些篇章，仍足以仰望窥见先王盛德的一二。若只以它对今世没有用处为借口，竟然完全不讲习，那么人类距离变成禽兽还有多少呢？因此朱子晚年特别在这方面用心。不幸的是，他的通解尚未脱稿便去世了，然而还好有他的书，使人知道应当尊崇和信从礼制，我贡汝成也因此得以有所闻知。所以我从年轻时起便知道应当在这方面用力。考察《汉书·艺文志》说：‘经十七篇，记一百三十一篇。’这是说经与记分别著录。而《丧服传》又是后人所作的记，朱子把它和经混在一起，这本来是因为尚未改削的缘故。” “到了吴幼清编写叙录时，已经知道这种做法不对；及至考察注释的著作，却又沿袭了这种做法，而且他的注释尤其简略，我私下对此感到忧虑。因此这部编书完全依照古经的旧本。不过，记文中如《投壶》《奔▯》《文王世子》《明堂位》等篇，也是经礼，原经中没有完备，应当补入其散失部分。又如《曲礼》《内则》《少仪》《玉藻》《深衣》《大传》《郊特牲》《檀弓》等篇，也是威仪，大小仪文也是仪礼的遗余，应当补足十七篇的余绪。至于冠、婚、燕、射、聘、祭等义，《服问》《间传》《三年问》《杂记》《祭法》《祭统》等记，本来都是解释经文的传，更不应混杂在《礼记》中，所以现在把它们分别附在各篇末尾。篇章次序都依照郑玄本，不插入其他篇目，只是根据朱子所分的章次，把上下文重新编排，并再次删削。古今先儒的论说，只要有助于经文的，都没有遗漏；至于我个人的一得之见，也一并附在其中。唉！篇次的排列、章节的划分、各家学说的详略和归纳，会合起来看，比以前的著作似乎更明白完备。学者如果能够用身体亲自实行并循序习行，难道不能验证它确实如此吗？” “又在《礼记注》的自序中说：所谓《礼记》，就是把传习先王制定的礼仪及其意义记录下来。汉代高堂生传授礼经，传了五代，到戴德、戴圣时，以礼学成为儒林宗师。戴德传下礼记八十五篇，就是如今所说的《大戴记》；戴圣传下礼记四十六篇，就是如今的《礼记》。古人谈礼，有经礼、曲礼，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世间传说《周礼》六官、《仪礼》十七篇为经，这部《礼记》四十九篇为传，难道不正是因为其中所记都是二经的余绪吗？陆氏说：这部记是二经的遗缺，所以称为《礼记》。不过，二经的文辞旨意深邃奥妙，依靠《礼记》才能阐明，把它称作传，并不过分。只是自汉代以来，传习和笺释，又把三礼并称，所以我现在也不能改变，仍旧称为三礼。原有《礼记》四十九篇，程子取《大学》《中庸》来配《论语》《孟子》，其余四十七篇中，《王制》《月令》记载国家制度，有助于《周礼》，取出附在《周官》末尾，共二篇；《投壶》《奔▯》《文王世子》《明堂位》与仪礼相近，取作逸经，共四篇；又把《曲礼》上下、《内则》《少仪》《玉藻》《深衣》《大传》《郊特牲》《檀弓》上下篇，其中记载大小仪文、有助于仪礼的，取出附在仪礼末尾，共十篇。”

译“其中《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祭义》，本来以‘义’命名，是经的传文，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服问》《三年问》《丧服》《四制》《丧服小记》《问丧》《间传》《丧大记》《杂记》上下篇、《曾子问》《祭法》《祭统》，有的解释经文的大意，有的拾取经文未完备之处，并不只是一般的记文；然而这些记述者体例不一，应当分别附在各经末尾的简册中，以扩充经义，共十九篇。以上合计移出三十五篇，剩下从《礼运》以下的十二篇，仍旧作为《礼记》，因为它们总论礼的意义，与六官、十七篇都没有相当之处。周官，是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的书，以官职彰显礼制，以礼制确定官职；仪礼，是制定吉、凶、军、宾、嘉五类礼仪的通礼；至于这部戴氏之记，则发挥二礼的旨趣及其条目。记文说：‘礼的数目可以陈列，礼的意义却难以知晓。’传习礼学的人应当懂得其中的轻重。宋仪望总序说：万历甲戌年冬天，我到宣州巡行部务，恰逢东平太守贡君安国拿出他父亲、翰林贡汝成所编注的三礼给我看。我仔细阅读了好几天，这才知道贡君对于古人精微的言论和深奥的旨意，多有发明；而且其折中、订定，都是出自自己的胸中，如说以天官之卿考察五官之卿，以六官之卿考察六官所属官员的事务，按类别归从官职，按职掌区别官员，这种见解即使周公再生，也不能改变。” “至于考订《仪礼》、补充《传义》、订正《礼记》，又重新订定《王制》等篇，以修补二礼的遗缺，这又是他的独到判断。自向、歆父子以来，考订三礼的人很多，但能够总括众家言论，重新建立体例纲要，像太史公那样有所述作的，难道能有很多吗？宣州太守南海人陈俊雅有志于好古，希望赶快刊刻传播这部书。东平君于是奔走数百里，请我为它作序。黄虞稷说：‘汝成，字玉甫，宣城人，正德癸酉年举人，任翰林院待诏。所编《周礼》六卷、《周礼传》二卷、《仪礼》及附传十七卷、《仪礼逸经》四卷、《仪礼余》八卷、《礼记》十二卷。’ 李氏【黼】《二礼集解》。十二卷。尚存。黼在自序中说：“礼有三种，《周礼》《仪礼》《礼记》就是。论说者认为，《周礼》《仪礼》都是周公所作，而《礼记》是汉代儒者辑录的。朱子曾说：‘《周官》一书固然是礼的纲领；至于礼仪的具体法式、数量制度，《仪礼》才是它的本经，而《礼记》中的《郊特牲》《冠义》等篇，是说明其意义的传文。’我深深痛恨当时废弃经文而使用传文，所以撰写了《仪礼经传通解》。可惜还没有来得及删改定稿、昭示万世就去世了。感慨自夏、商、周三代以后，遭到秦代焚书灭学，礼乐首先毁坏；幸存下来的，只有《周官》五篇、《仪礼》十七篇，难道可以永远废弃吗？如今圣明天子在上，大有作为，于是特别重视这两部经书，准备颁行到学校，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使它们与《礼记》并行于世，实在是一代文教的幸运。只是这两部经书自郑玄、贾公彦作注疏以后，都被后儒搀杂扰乱。《周礼》竟取五官来补充冬官的缺失，而且五官之中又互有改动。《仪礼》凡是记文，原本附在后面的，取来补足经文不完备的意义；如今却全部错置在前面，至于其中的注释，也都沿袭郑玄、贾公彦注疏的旧说，虽略有增删，却没有什么发明。只有吴兴陈君复的《周礼集说》、秦溪杨信斋的《仪礼图》，颇为详备，但也都不是完整的成书。” 黼从年轻时起就私下立志研究这件事，但一直没有什么收获。他反复钻研，精心思考，用尽一生的力量，略略有所了解，才敢于对这部书重新加以订正。凡是《周礼》五官的全文、《考工记》中用来补足亡佚部分的内容，以及《仪礼》十七篇和《礼记》各篇，均重新考订其先后次序，恢复《注》《疏》的旧式，把两部礼书合为一部，总名为《二礼》。至于所辑集的解释，又进一步考察注、疏以及前代儒者的议论；其中偶有文义不相衔接的地方，便私下按自己的意见加以疏通，仍依照周礼陈氏《集说》的体例，把官名分别列在各章开头；又依照《仪礼》杨氏图，把各节分别列在各章之后，希望这部经书没有混乱的弊病，学习的人没有难以诵读的忧虑。将来想把它献给皇上，以符合圣朝制定礼制的意旨。只是我不过是出身草野的卑微士人，没有能力穷究这项事业，还应当向有道之士请正，使每一字每一句、每一条每一节，都达到恰当而归于一致，充分阐发圣经精微深奥的内涵，不愧同诸儒解释五经的著作相提并论，然后才可以罢了。陆元辅说：李君的解释，都是汇集各家的说法，其中间或也有出自他自己独到见解的地方。现在把其中一两条抄录如下，用来略见其大概。他在《天官冢宰》中说：『黼按：治官所属的官员，从太宰卿一人到旅下士三十二人，共六十三人；府、史、胥、徒不计算在内。除去太宰卿以及府、史、胥、徒，其余六十二人，从宫正以下，凡称中大夫的，就是这里的小宰中大夫；凡称下大夫的，就是这里的宰夫下大夫；凡称上士、中士、下士的，就是这里的上士、中士、下士。并不是在这六十二人以外，另外还有一类官员。后面的五官都仿照此例。』又按：六官所属的官员中，大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卿各一人，共六人；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寇、小司空，中大夫各二人；宰夫、▯师、肆师、军司马、士师，下大夫各四人，连同司空共二十六人；上士各八人，连同司空共四十八人。《礼记》说天子有二十七位大夫、八十一位元士，和这里人数多少不同，恐怕不是周代制度，现在还没有考证。黄虞稷说：『把《周礼》和《仪礼》合为一部，汇集各家的说法，其中间或加入自己的见解来解释。』黼是嘉靖年间无锡人。袁氏【仁】《三礼穴法》未见

译仁在自序中说：『《仪礼》是经，《礼记》是传，《周礼》是圣人把礼制见诸实际施行的著作。古代圣人用来叙述人伦、规范民众和万物的著作，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罢了。』我说：『乾坤既已排列，礼制便由此施行；圣人因民众蒙昧无知，于是制定章服、器物和文采来教化他们。礼仪的形式可以陈列，礼制的制度可以测度；至于它的精神和纲领，好像隐藏在穴中的东西，那就不是这些外在形式所能完全包括的了。悬崖峻岭绵延千里，呈现出奇异景象，而它的穴位却只在一席之地；前面不行，后面不行，左边不行，右边不行，深了不行，浅了也不行，一旦取得其中正位，千里之内的气脉便全都罗列包括而无所遗漏了。这礼贯通五伦，散布于万物，极其繁多，达到三千三百条，难道没有关键纲领吗？』我私下认为，三礼的关键，总在于一个『中』字。什么是中？就是喜怒哀乐尚未发作的时候。圣人因喜而制定吉礼，因怒而制定军礼，因哀而制定凶礼，因乐而制定宾礼和嘉礼；然而这些都只是末节，并不是所谓未发。认识到情感尚未发动，心境空廓如太虚，这才是未发之中。所以，不执着于喜怒哀乐的情感，然后才可以施行吉、凶、军、宾、嘉五礼。我把三礼汇编成一册，随着文字推演其义理，内容颇为分散，但总的来说以中为根本。世上的人忘记了礼从哪里兴起，只看见先王制定的外在痕迹，便把章服、器物和文采当作礼，这已经是大错了。沿袭习惯的时间久了，典礼全都湮没；即使是章服、器物和文采这些粗浅的外在痕迹，也颠倒磨灭得无法再辨认。那么三部经书所保存的内容，就如同空谷中的足音，值得欣喜而不可厌弃。即使是随着文字推演义理，又怎么可以因为内容分散而轻视它呢？李氏【经纶】《三礼类编》三十卷 存 经纶自述说：『《礼经类编》以《大学》为首，其次是《曲礼》，其次是《仪礼》，其次是《周官》，其次是通传，最后是《中庸》，共三十卷。正记二十九卷，共一百二十四篇；外记一卷。』 陆元辅说：经纶字大经，是南丰的生员。他的书以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为纲目，引用经传中的文字来充实内容。书写成后没有刊行。侯学使峒曾买到抄本，在嘉定战乱之后带回来给我；我又从书肆得到它。邓氏【元锡】《三礼编绎》二十六卷 存 元锡自序说：『《三礼》以《曲礼》《仪礼》《周礼》为本并由此命名。我听李大经说：『经书以《曲礼》为先，《曲礼》是礼的根本。大概德性的精微，在《中庸》中全都具备，所以能够推究事物细微之处的人，便是能知微的人；这就是教化的根本。』《仪礼》是先王用来教导、整齐天下的：为士人制定冠礼，以使其成为成年人；制定婚礼，以使两个姓氏结合；制定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以教人崇尚德行、谦让；制定丧礼、既夕礼、虞礼以及丧服，以哀悼死亡；制定郊社、飨礼和馈食礼，以礼待鬼神；至于亲善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区别上下等级的礼，又制定朝觐、聘问等礼来完成这些事务。这些礼的施行有一定时令，使用有一定场所，是仪礼中重大的部分；而治理的要领，则在于论述官制。因此，《周礼》设置冢宰以象征天道，设置司徒以象征地道，设置春官宗伯以扩充仁德，设置夏官司马以成就圣德，设置秋官司寇以树立义理，设置冬官司空以办理事务。大概三礼，是周公阐明天道、考察民众常伦，从而兴起王政的著作。』韩起到鲁国，感叹说：『我到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所以能成就王业的原因，是因为圣人的道理全都体现在礼中。』战国时诸侯憎恨礼制妨害自己，经典因此流传断绝；从孟子以后，已经没有人见过它，这种亡佚已经很久了。汉朝兴起后，河间献王购得《周礼》五官，却缺少冬官，于是得到《考工记》附在经书之后。高堂生实际上首先传授《仪礼》，只传下十七篇。大戴、小戴编次《曲礼》，只有上、下两篇，又把它杂入各篇记文之中；而《仪礼》中的冠礼、婚礼、丧礼、既夕礼、虞礼，都是士的礼，大夫以上的礼都亡佚了。只有馈食礼还保存少牢礼和有司彻，太牢礼则亡佚了。特牲、少牢都只是馈食礼，所以飨礼亡佚了。馈食、飨礼都在宗庙举行，所以郊社礼亡佚了。礼书中有关重大询问的礼说：『聘礼由大夫充任使者，于是介于事务之间的相朝礼亡佚了。聘礼中有公食大夫礼，那么国君再次飨宴大夫的礼便亡佚了。至于天子朝见诸侯只记载觐礼，那么春朝、夏宗、冬遇、殷见、众觐等礼便亡佚了。』由此推论，礼制的缺漏亡佚实在太严重了。唉！《周礼》亡佚，朝廷便没有掌管官职的依据；《仪礼》亡佚，国家便有失去礼俗的弊病；《曲礼》亡佚，人的道义恐怕几乎就要断绝了。我读礼书时，亲手抄录《曲礼》《少仪》《内则》《玉藻》等篇，作为《曲礼经》上篇；其中不属于日常使用、古今情况不同、难以施行的，作为下篇。《仪礼》仍以古经为经，经文有义理，见于戴氏所记的，分类附在经后作为传；传文中杂见于其他说法里的，就搜集出来作为外记。凡经十七篇、传十七篇，各篇记文都附在篇末。《周礼》经仍分为五篇，《考工记》分类附在后面，另自成一篇；这不是说要校订安排，只是为了便于诵读和熟习。吴氏【继仕】《三礼定正集注》六十卷 未见 柯氏【尚迁】《三礼全经释原》未见 尚迁自序说：『三代圣人所施行的法度，都可以制定为经常不变的典章。如今考察他们治理国家的事迹，流传到后世的著作，有《周礼》《仪礼》《曲礼》，都是周公删定编订、兼采三王旧章而用来立教的。《周礼》包罗天地之道，裁定万物的适宜，用来治理天下；《仪礼》制定人道中重大的节度，使人各得其序；《曲礼》针对人伦日用的常道，确立理所当然的准则，使人遵循实行，一刻也不能失去。这三者都是在万物与我一体的基础上，辨明差异而归于同一，制止违背而通达顺理。这样，即使文王、武王已经不在，道仍然保存着；这就是周公的本心。到了宋代邵子，认为《易》《诗》《书》《春秋》各自掌握四时的根本，而礼乐则用来配合阴阳，在这四部经典之间表现其升降盛衰。因此，三礼不是可以同四经相比的。四经阐明道理，三礼施行事务。然而，四经是阐明道理的书，解释义理即使有所偏差，也未必马上妨害事务；三礼是落实实践的根本，若凭主观臆见穿凿附会，把它施用于政治，必然导致天下破坏，流毒百姓，难道不是比四经更难处理吗？』

译『我出生得晚，没有机会当面接受大儒的教诲；居住在偏僻的海边，考察研究又缺少书籍，只能诵习世间流传通行的说法，偶尔有新的所得，合上书卷便叹息。因为认为正经并没有亡佚，只是被儒者们纷纷扰乱，于是慨然产生了恢复全经的志向。于是对于《周礼》，删去关于迁移官职的说法，以遂人作为冬官；用经文互相证明经文，于是六典又得以明白。乡、遂的职官中没有府、史、胥、徒，作为在民众中推举教化的官员；乡举里选的办法得以确定；授予民众十二种职事，按三种征收取用，于是赋敛明确；井田只确定一夫的经界，莱、易、薮、牧各有制度，于是土地得到均平。表明司徒、司空的职责必须亲近民众，于是民众和万物都得到应有的安排。春官世妇掌管女宫，增加男爵而成为六宫；傅母与内宰掌管奄人，使内外政令相通，从而使万世不再有奄人和女宠造成的祸患。表明在位者的职务和任职者的职位，俸禄赋予各有等级，于是官制清楚明白。简稽制度有三番挑选的精细办法，于是军政得以整顿。五刑是墨、劓、宫、刖、大辟，唐虞三代都不能废除，于是世道清明。阐发大司乐三宫的制度，推演说明六代的音乐，辨明天地各有分别、又有合祭的礼，于是礼乐兴盛，神祇各得其所。』 『这些都是《周礼》的大纲，是可以恢复三代旧制的内容。』至于《仪礼》，就依照朱子所说的家、乡、邦国、王朝四纲：把士人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作为家礼；把相见、射礼、乡饮酒礼作为乡礼；把朝觐、聘礼、飨礼、燕礼、食礼、大射礼作为邦国礼；而古经十七篇已经完备，唯独缺少王朝之礼，于是以宗伯所掌的五礼为纲，选取各官联合行五礼的事务，确定其大纲，附上记、传，补足吉、凶、军、宾、嘉五礼。这样，即使太史在大祭祀、朝觐、会同中执掌文书、诵读礼文、协助事务的经文已经亡佚，也可以知道它的大概了。在《戴记》中，标明《曲礼》为正经；《内则》《少仪》都统属于《曲礼》；《玉藻》《文王世子》是《曲礼》散佚的文字，便聚集编成篇。汉代儒者取开头一句为它们命名，这五篇是遗失经文中幸存下来的部分。于是以《曲礼》为纲，标列篇目，分别经、传并按类别编次，那么三千条礼文的要领就可以考察了，它们都是日常人伦中实行天道的内容。又在篇末补入《学礼》《宗礼》，这样《曲礼》作为经书也就完整了。全经完备以后，古人传述中有辅助经文不足的，称为记；后代贤者阐明其中义理的，称为传。《仪礼》《曲礼》的传、记都必须随在经文之后，因为义理彼此相连。《周礼》则纯粹完备地保存古经，不混杂其他内容。取《礼记》中的《王制》《月令》《明堂位》，以及《内则》中记载珍贵膳食的文字，另从外部取《逸司马法》《考工记》，作为《周礼内记》；取《仲尼燕居》《哀公问孔子》《闲居》《礼运》《礼器》《乐记》，作为《仪礼通传》；取《表记》《坊记》《缁衣》《儒行》，作为《曲礼通传》。除此以外，《戴记》中保存的内容全部附入《仪礼》，这是遵从朱子的意思。经、传确定以后，不顾自己浅陋，进行解释和探原：解释部分广泛采集前代儒者的说法，同时参入自己的浅见。《周礼》幽深精微而广大久远，凡属圣人精意所在的地方，就分章加以探原。《仪礼》文辞高深，凡是执掌礼仪、协助事务的书，就分章附上记文；除注释之外，记录甘泉湛子的考察，不另作探原。《曲礼》言辞浅近而旨意深远，于是考察古注并详细解释；其中有所得而涉及要义的，有的加按语，有的加探原，以区别开来。废寝忘食，几乎用了三十年，先王制定礼制、圣人垂示训诫的意旨，这才重新明白于天下。晚年滞留南都，那里汇聚了文献，于是把旧日的著述重新整理校正，删去繁冗，剔除错误，抄写成书，藏在名山之中，以等待后世君子。陈氏【与郊】《三礼广义》未见 郑氏【失名】《三礼名义疏》《宋志》五卷 亡佚 亡名氏《三礼大义》《隋志》十三卷 亡佚 《三礼杂大义》《隋志》三卷 亡佚 《三礼图》《宋志》十二卷 亡佚 《三礼图驳议》《宋志》二十卷 亡佚 《二礼分门统要》《宋志》三十六卷 亡佚 《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六十六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通礼【四】

译《石渠礼论》《隋志》四卷 亡佚 《汉书》说，戴圣因以博士著称；《人通汉》以太子舍人的身份议论；《隋书》说《石渠礼论》为戴圣所撰。王应麟说：『讨论石渠之事的，有戴圣、韦玄成、闻人通、汉。』 《汉石渠议奏》三十八篇 亡佚 陈普说：『石渠、虎观的议论，都是由一个人临时裁决，难道一个人的见解能独自高于天下人吗？』 考察孔氏《诗礼正义》和《后汉书》志的注文，其中每次引用《石渠礼议》，但多是节录的文字。只有杜氏《通典》较为完整地记载了事情的始末，现录在后面。其一，乡射礼中，请求告知主人而奏乐，却不告知主人，这是什么原因？戴圣说：“请求射礼并告知主人，是因为宾主都应当参加射礼。至于奏乐，主要是为了使宾客快乐，所以不告知主人。”其一，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黄门侍郎临【失其姓】奏议经义说：“乡射礼合奏音乐，大射礼为什么不这样做？”戴圣说：“乡射礼举行时合奏音乐，是因为它质朴。大射礼是人君的礼仪，礼仪事项很多，所以不合奏音乐。”闻人通汉说：“乡射礼合奏音乐，是一般人的礼制，用来使百姓和谐。大射礼不合奏音乐，是诸侯的礼制。”韦玄成说：“乡射礼之所以合奏音乐，是因为乡里人本来没有音乐，所以在岁时合奏，以使百姓和谐，使他们的心意一致。至于诸侯，本来就应当有音乐。”传文说：“诸侯不撤下悬挂的乐器，表明使用音乐没有固定的时限。君臣在朝廷中本来就应当有音乐，只是必须合奏音乐以后才算合礼，所以不说‘合乐’。”当时公卿都认为韦玄成的议论是正确的。其一，宗子的孤儿成为殇，为什么说‘孤’呢？闻人通汉说：“所谓‘孤’，师传说是因殇而见‘孤’。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就不称为殇，也不称为孤，所以借殇来说明孤。”戴圣说：“凡是宗子，没有父亲才可以成为宗子；但是作为别人的后嗣，即使父亲在世，也可以成为宗子，所以称为孤。”戴圣又问闻人通汉说：“说因殇而见孤，行冠礼就不称孤，《曲礼》说：‘孤子主持家事，行冠礼时衣服不用纯色的彩衣。’这里说孤，却又说冠礼，为什么？”闻人通汉回答说：“孝子从来没有忘记父母；有父母和没有父母，衣服总是不同。《礼记》说：‘父母在世，冠服不用纯素色；父母去世，冠服不用纯彩色。’所以说孤，是说衣服有所区别。”戴圣又说：“那么，子女没有父母，年纪即使将近一百岁还称孤，难道不应当截断这个称呼吗？”闻人通汉回答说：“二十岁行冠礼后就不称孤；但父母去世服丧时，即使年纪老了，仍然称孤。其一，诸侯的大夫为天子服丧，大夫的家臣为国君服丧，应该怎样服丧？”戴圣回答说：“诸侯的大夫为天子服丧，应当穿繐缞，天子下葬后按时除去丧服，以便进见天子，所以在下葬后除服。大夫的家臣没有进见国君的礼义，不应当为国君服丧。”闻人通汉回答说：“大夫的家臣是陪臣，未听说他们要为国君服丧。” 又问：庶人尚且有服丧之服，大夫的家臣享有俸禄，反而没有丧服，为什么？闻人通汉回答说：“《礼记》说：‘在卿大夫家任职，出了乡里就不能同士人并列。’这是说庶人在官府任职，应当按照庶人为国君服丧三个月的制度，所以说应从庶人的服制。”又问：“诸侯的大夫因为按时进见天子，所以服丧；如今诸侯大夫的家臣也有时进见诸侯，为什么不服丧？”圣回答说：“诸侯大夫的家臣没有进见诸侯的礼义。诸侯有时派臣下奉上祝贺，这不是通常情况，不能算进见。至于大夫在年终向君主献礼，君主不接见，这也不是进见。”侍郎臣临待诏、闻人通汉等人，都认为有进见的礼义。其一，闻人通汉问道：“《礼记》说，君主向他国君主报丧称‘不禄’，夫人称‘寡小君不禄’，大夫、士有时称‘卒’或‘死’，这些说法都不能明确说明。”戴圣回答说：“君主去世而尚未下葬称‘不禄’，下葬后称‘薨’。”又问：“尸体穿着死者生前最高等级的衣服，士称‘不禄’，为什么又说‘卒’呢？”戴圣又说：“尸体是用来象征神灵的；说‘卒’而不说‘不禄’，是通行地尊重尸体的意义。”闻人通汉回答说：“尸体象征神灵，所以穿着死者的衣服。” 士称‘不禄’，是避讳的说法。孝子避讳说死，而称‘卒’。其一，经文说：‘大夫的儿子为姑、姊妹、女儿以及没有主人的已故女子中属于大夫命妇者服丧，只有儿子不回报其服丧。’戴圣为什么说：‘只有儿子不回报’？他说：命妇不得降服，所以用大夫的儿子来说明；所谓只有儿子不回报，是说仍然断止于周服，不得延长他的丧服。宣帝下制说：‘为父母服周服，就是这样。’其一，问：父亲去世而母亲改嫁，应当为她服什么丧服？萧太傅说：‘应当服周服；如果是为父亲承继宗统的，就不服。’韦玄成认为：‘父亲去世，母亲便没有被休出的道理；王者不会为无义之事制定礼制。如果服周服，就是儿子贬低母亲，所以不制定服丧之制。’宣帝下诏说：‘妇人不奉养舅姑，不主持祭祀，对下不慈爱子女，这是自己断绝关系。因此圣人不为她制定丧服，表明儿子没有休出母亲的道理。’韦玄成的议论是正确的。其一，问：丈夫去世，妻子年幼、子女年幼，妻子带着他们改嫁，儿子后来为后，应当服什么丧服？韦玄成回答说：‘与被出妻的儿子相同，服周服。’有人议论认为：‘儿子不能断绝与母亲的关系，应当服三年。’其一，大夫在外，三次进谏而君主不听便离去，君主并不削夺他的俸禄和职位，而让他的嫡子奉守宗庙。经文说长子，是重视长子；他承继宗庙，所以应当用长子来表述。萧太傅说：“长子是先祖遗留下来的身体；大夫在外，不能亲自祭祀，所以用重要的长子来表述。”宣帝下制说：“因为父亲在世，所以说长子。”其一，大宗没有后嗣，族中也没有庶子，但已有一个嫡子，应当断绝其父的祭祀而承继大宗。戴圣说：“大宗的祭祀不能断绝。说嫡子不作为后嗣，是说不能越过庶子而先立嫡子；族中没有庶子，就应当断绝其父的祭祀而承继大宗。”闻人通汉说：“大宗可以有断绝的儿子，但不能断绝其父的祭祀。”宣帝下制说：“戴圣的议论是正确的。”其一，《礼记》说君子的儿子为慈爱自己的庶母服丧；所谓君子的儿子，就是贵人的儿子。为庶母服小功，是因为庶母慈爱过自己而加重服制。戴圣回答说：“君子的儿子为慈爱自己的庶母服丧，是说大夫嫡妻的儿子被贵妾抚养；大夫对慈爱自己的贱妾不服小功，只服缌服。之所以不说‘大夫的儿子’，而称‘君子的儿子’，是因为君子也就是大夫。”其一，《丧服小记》说：“丧事拖延而没有下葬，只有主丧者不除丧服；其余人穿麻服直到服丧月份数满，除丧服后就停止。”萧太傅说：“所谓穿麻服直到月份数满，是因为尚未下葬而除丧没有明确的礼文节度，所以不改变丧服，只是使它逐渐减轻。”

译已经除去丧服但尚未下葬的人，到下葬时都要重新穿上丧服。庶人为国君服丧，也如此。宣帝下制说：“参加下葬时穿丧服，就是这个意思。”有人问萧太傅：丧事拖延而没有下葬，只有主丧者不除服；如今有人十年不下葬，主丧者却除服，怎么办？他回答说：所谓主丧者，专指儿子；即使超过服丧期限仍未下葬，儿子也不可以除服。其一，为乳母服缌服，是按照名分服丧。大夫的儿子有乳母，问：大夫是否应当为乳母降等服丧？闻人通汉回答说：乳母之所以不降服，是因为这是报答恩义的丧服，所以不降服。那么，始封之君以及大夫都应当为乳母降服。以上各条，是当日群臣议奏、皇帝亲自裁决的内容，汉代的制度完整地保存着。景氏【鸾】《礼略》。《隋书·经籍志》记载二卷【未署姓名】。已佚。《后汉书》记载：鸾撰写《礼内外记》，号称《礼略》。范氏【寗】《礼杂问》【《唐书·经籍志》作《礼论答问》】。《隋书·经籍志》记载十卷【《唐书·经籍志》记载九卷】。已佚。《礼问》。《唐书·经籍志》记载九卷。已佚。吴氏【商】《礼难》。《七录》记载十二卷。已佚。《礼杂义》。《七录》记载十二卷。已佚。《礼议杂记故事》。《七录》记载十三卷。已佚。《隋书·经籍志》记载：晋益寿令吴商撰写。何氏【承天】《礼论》。《隋书·经籍志》记载三百卷。已佚。王方庆说：“晋朝末年礼乐荡然无存，不再有旧日的典章制度。军国所需之事，都是临时遇事议定。宋代何承天将这些文书汇集编纂为《礼论》。” 《礼释疑》。《七录》记载二卷。已佚。徐氏【广】《礼论答问》。《隋书·经籍志》记载八卷【另有十三卷、二卷，《七录》记载十一卷，残缺】。已佚。阮孝绪说：“徐广撰写《礼答问》五十卷。” 任氏【预】《礼论条牒》。《隋书·经籍志》记载十卷。已佚。《隋书·经籍志》记载：宋太尉参军任预撰写。《礼论帖》。《隋书·经籍志》记载三卷【《七录》记载四卷】。已佚。《答问杂仪》。《隋书·经籍志》记载二卷。已佚。《礼论钞》。《唐书·经籍志》记载六十六卷。已佚。傅氏【隆】《礼议》。《七录》记载二卷【《唐书·经籍志》记载一卷】。已佚。《隋书·经籍志》记载：宋光禄大夫傅隆所议。周氏【续之】《礼论》。已佚。《宋书》记载：周续之，字道祖，是雁门广武人，居住在豫章建昌县。他通晓五经以及纬书、候书；闲居时读《老子》《易经》，后来进入庐山。当时人们把他与刘遗民、陶渊明称为“浔阳三隐”。他终身没有娶妻，穿布衣，吃蔬食。刘毅镇守姑熟时，任命他为抚军；朝廷征召他为太学博士，他都没有赴任。高祖北伐时，世子留守，迎接周续之，把他安置在安乐寺，请他入内讲授礼学。过了一个多月，他又回到山中。高祖北伐回来，镇守彭城，派使者迎接他，礼遇和赏赐十分优厚，称赞他说：“内心没有偏私吝惜，真是高士啊。”不久他又南返。高祖登上帝位后，再次召他入朝，在东郭外为他开设馆舍，招集学生。皇帝乘车亲自前往，接见各位学生。皇帝问周续之《礼记》中的“傲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圃”一语，他对其中三种义理辨析得精深玄奥，被称赞为博通。周续之一向患有风痹，后来不能再讲学，于是以病为由迁居钟山，最终在那里去世。他通晓《毛诗》六义以及《礼论》《公羊传》，这些学问都流传于世。庾氏【蔚之】《礼论钞》。《隋书·经籍志》记载二十卷。已佚。《礼答问》。《隋志》记载六卷。已佚。何氏【佟之】《礼答问》。《隋志》记载十卷。已佚。《礼杂问答》。《隋志》记载一卷。已佚。王氏【俭】《礼论要钞》。《隋志》记载十卷【《七录》记载三卷】。已佚。《礼答问》【《唐志》作《礼杂答问》】。《隋志》记载三卷【《唐志》记载十卷】。已佚。《礼仪答问》。《隋志》记载八卷【《唐志》记载十卷】。已佚。荀氏【万秋】《礼论钞略》【《唐志》作《礼杂钞略》】。《七录》记载二卷。已佚。《隋志》记载：齐御史中丞。丘氏【季彬】《礼论》。《七录》记载五十八卷。已佚。《礼议》。《七录》记载一百二十卷。已佚。《礼统》。《七录》记载六卷。已佚。《隋志》记载：齐尚书仪曹郎。楼氏【幼瑜】《礼捃遗》。三十卷。已佚。《南齐书》记载：东阳人楼幼瑜撰有《礼捃遗》三十卷，官至给事中。周氏【舍】《礼疑义》。《唐志》记载五十卷。已佚。贺氏【玚】《礼论要钞》。《隋志》记载一百卷。已佚。郭氏【鸿】《礼答问》。《七录》记载四卷。已佚。戚氏【寿】《杂礼义问答》。《唐志》记载四卷。已佚。褚氏【晖】《礼疏》。一百卷。已佚。张防说：“褚晖，字高明，吴郡人，隋炀帝时任太学博士。” 董氏【勋】《问礼俗》。《隋志》记载十卷。已佚。董氏【子▯】《问礼俗》。《隋志》记载九卷。已佚。王氏【通】《礼论》。十卷。已佚。杜淹说：“《文中子礼论》共有二十五篇，编为十卷。” 贺氏【贺述】《礼统》《唐志》记载为十二卷。已佚。王氏【王方庆】《礼杂问答》《唐志》记载为十卷。已佚。刘肃说：王方庆博览通晓群书，尤其精通三礼，好事之人多来向他请教。他每次答复，都有经典依据，当时的人把这些答问编次起来，取名为《礼杂问答》。李氏【李敬玄】《礼论》《唐志》记载为六十卷。已佚。陆氏【陆质】《类礼》《唐志》记载为二十卷。已佚。丁氏【丁公著】《礼志》《唐志》记载为十卷。已佚。杜氏【杜肃】《礼略》《唐志》记载为十卷。已佚。《崇文总目》说：这是唐代京兆府栎阳尉杜肃所撰，采集古代经典的义理，下至当代的礼制，大略列举其沿革，并附载礼制所见的文字；因为它的言辞简约而考订详备，所以自题名为《礼略》。张氏【张频】《礼粹》《唐志》记载为二十卷。已佚。《崇文总目》说：这是唐代宁州参军张频编纂的，共有一百三十五条，只是抄录崔氏《义宗》的说法，没有其他特别的见闻。郑樵说：“张频的《礼粹》出自崔灵恩的《三礼义宗》。有了《三礼义宗》，《礼粹》就不算亡佚了。” 李氏【李公绪】《礼质疑》五卷。已佚。何氏【何洵直】《礼论》《宋志》记载为一卷。已佚。陈氏【陈祥道】《礼书》

译《宋志》记载为一百五十卷。现存。郑氏【郑鼎新】《礼乐举要》已佚。《礼乐从宜集》已佚。《闽书》说：郑鼎新，字中实，是仙游人。嘉定十六年中进士，任晋江县知县，不久又任处州通判。郑鼎新年轻时曾在黄干门下受业，又与杨复交游，曾考订研究礼书，编成一书，名为《礼乐举要》，又撰写了《礼乐从宜集》。陈氏【陈普】《礼编》已佚。陈普在自序中说：“自五霸以来直到今天，天下难道没有稍微安定的时候吗？至于人伦完全废弃、丧葬礼制荡然无存的时期，像战国七国争夺王位之日、秦人坑杀焚烧之后、东西两汉凭借智力强行维持政权的末期、魏晋齐梁崇信老子佛教之后、唐人兄弟之妻、父亲的妾、儿子的妻子相互淫乱，以及强藩逆臣肆意横行、欺凌压迫达到极点的时候，和宋代王安石废止《仪礼》、贬抑《春秋》之后，百姓遭受的祸患，都是自蚩尤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概从轩辕时代到东迁之间，虽然有有扈、有穷、桀、受那样的暴恶，也有甘野、鸣条、孟津的战争，却从未出现过千里流血、空谷无人、百年荒草的情形。至于七雄、刘项的军队，以及赤眉、黄巾、黄巢、武氏、禄山、刘聪、石勒所造成的祸害，却把亿兆百姓视同草芥，绵延数千里，血流殷红数百年，成为狐兔出没的废墟。大概百姓看不见礼乐，也不明白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道义，平时便苟且相处，一旦发生动乱就起来互相残食；再加上农田没有井田制度，国土没有制度规划，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没有安居于本土的心志，而衣冠搢绅之士又没有椅、桐、梓、漆等材料，因而也就没有制作琴瑟的打算。事情发展到末势所趋，原本就是应当如此的。” “威武的晦翁朱熹，在南方崛起，首先阐明《四书》，以此启发人心；其次搜集周公遗留下来的残缺经典和诸儒的传记，寻其脉络、分类汇编，疏浚如田亩沟渠、疏通如河川，立志开启后世太平之道，排除千年来积累的闭塞。上天不肯留下他，他事业未成便去世了。勉斋黄氏、信斋杨氏长久在其门下，熟悉听闻他的讲说贯通，继承他的志向，撰成《丧礼》《祭礼》二篇，关于天叙、天秩的经义和曲折大略完备了；然而王安石造成的影响尚未消失，科举之士直到如今一百年间，没有人把他的书放在心上。曲台已经隔绝于古今，鹿洞又将归于荒芜，真令人感叹天地人伦。秉持常性的礼义文章，历经劫难而不灭；品评裁量万物、扶植纲常的工具，没有一天不在我们这里。我读书识字，连‘朱方防石’、‘湘山藓文’也不厌其烦地搜求，而周公遗留下来的典章尚且有端绪可寻，又依赖先觉者开端阐明，难道忍心再把它丢在荆棘荒草中而不加过问吗？我陈普生长深山，性情狂简，不善学习而见闻少；十五六岁时读《曲礼》《少仪》，知道珍爱礼学，却沉沦于当时风俗和科举的习气；到三四十岁才脱离时文。可是我屡遭患难，常常贫困，奔走于东西各地，颇听说熊去非从小便用心于礼乐，只是贫困卑微、行踪飘忽，确实很难与他相会。丁酉年，我接受平山刘纯父的邀请，才在山中见到熊去非。当时书册堆满座位，生活屡屡困乏，他却安然阅读典籍；他博学多识，正想从朋友那里寻求帮助，备置书册，修建室堂，广泛讨论，取晦翁、黄氏、杨氏的著作加以修补。” “这些工作是为了向后来者展示，只是尚未完成。只是我虽然有志于求取古学，却从未真正进入晦翁、黄氏、杨氏学术的门庭，便依照熊去非已经制定的规程，再作进一步的探求和删取。向鬼神质询，向知心朋友说明，共同取十七篇注疏以及晦翁厘定的三十五卷、勉斋和信斋的丧礼、祭礼二礼及其图式，沿着熊去非熟悉的道路，详细加以考订，重新分类编排；又汇合三位先生一生经历中的有关内容，采摘经传史籍以及《开元》《开宝》《政和》《通典》《会要》、令、律等书，从天子到庶人，从家庭、乡里、邦国到朝廷应当实行的礼制和应当使用的器具，分别列出大经、小纪，追溯源流，斟酌今古。总之，务求不违背性命之理，不失去先王、周公的本意，不背离孔子《春秋》的褒贬原则，不辜负晦翁拳拳不忘经世济民的苦心，使这些礼制施行后足以配合天地、养育万物、达到盛世、招致四灵，医治千年来的弊病，成为天地间永恒的一部常经、古今共同通行的一项义理。能够实行的人，就把它用于自身、推行于家庭；暂时不能实行的人，就把它收藏起来等待施用。又用余力，把凡是有名称、数量、完备制度、事物类别的内容，如天文、地理、建国、设官、井田、兵刑等事项，各自加以研究考核，务必彻底弄清它们的始末，也分别草拟成一部书，以等待宾兴。” “这难道不胜过摘取浮华的言辞、吟咏空洞的诗篇、说些宴饮闲话，损耗上天赋予我的深厚资质，却去从事那些有损无益的浅薄事物吗？对于已经中断的学术传承，或许希望就在这里。遇到仁义所在就去做，不推辞、不回避；集中思虑来兴起它，坚持不懈直到完成。如果能够有所成就，应当会得到冥冥中的帮助，也就不算白白活在世间了。” 许氏【许判】《礼图》未见。吕氏【吕柟】《礼问内外篇》二卷。未见。吴氏【吴岳】《礼考》

译一卷。现存。洪朝选序说：“少宰望湖吴公把亲手编写的《吉凶礼》给我看，共分五部分：一是《士相见礼》，二是《士冠昏丧祭礼》。先引用《仪礼》《礼记》的经文，后面附上自己的训释，合起来命名为《礼考》。礼的文字多到三千三百条，吴公特意选取其中与士人、庶人家庭日常使用关系密切的内容，作为维持世道、引导风俗的帮助罢了。我认为，礼是顺应人情而制定的；既然人的情感有所由来，那么在礼中就应当有其所爱。可是现在人的情感不喜欢礼，反而讥笑实行古礼的人，这是什么缘故呢？没有别的原因：古礼质朴，俗礼华美；古礼繁多，俗礼简略。人们厌恶质朴、喜爱华美，又习惯于苟且简便、任意放纵，怎么会不把古礼看作束缚，把实行古礼的人看作怪异呢？即使如此，假如让人反过来探求自己内心所不安的地方，靠近它而加以思考，我知道他们必定会因为不喜欢古礼而同样不喜欢俗礼，也会因为讥笑实行古礼的人而讥笑俗人。天下的事情，只怕没有人倡导并使它兴起罢了。若有人排斥流俗而倡导阐明古道，却没有人响应，我是不相信的。如今少宰吴公已经首先倡导了，诸位君子难道没有愿意一同响应的吗？” “于是命令在藩司刻印刊行，用来观察古礼的施行，就从齐、鲁开始。” 唐氏【唐伯元】《礼编》二十八卷。现存。唐伯元自序说：“礼是什么？就是《仪礼》和大小戴《礼记》。所谓编，是指上编、中编、下编。礼本来是一个整体，为什么分为上、中、下三编？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古人称为五典。五典是礼所由产生的根源。因此上编讲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俗称四礼。四礼是人道的始终。所以中编讲礼，礼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德性。通过道与学问来尊崇德性，《礼记》不是说过吗？要等待有德之人才能施行。因此下编讲礼论，就是学习礼的方法和施行礼的人。三编虽然同属一个编次，为什么有的多至十卷，有的少至八卷？因为言语仪容、服饰、饮食、称谓、馈赠、卜筮，无不有举止威仪的法则；这些法则用来规范自身、以身作则，并维系五典。因此把它们系属于上编，称为上编十卷。乡饮酒、乡射、投壶、觐礼、燕礼、聘礼，就像四礼一样，不到相应时节不能举行，不具备相应力量不能举办。因此把它们系属于中编，称为中编十卷。礼具备了，音乐便随之产生，所以接着讲乐论。礼乐完备，天下就能治理，所以接着讲治论。治理的根本在于学习，学习的根本在于道，所以接着讲学论，再讲道论。各部分繁简大体相同，因循旧有文字，总的目的不过是学习礼罢了。”}], 所以把它编在下编，共八卷。这三编，是取三才之义；二十八卷，是取二十八宿之义。这样的安排只是偶然相合，并不是有意这样设置的。不过，这三部礼书难道没有《周礼》吗？为什么把它遗漏了呢？回答说：《周礼》是《周官》，并不是专门讲礼的书，而且内容完整，没有办法再编排。它还采录《孔子家语》《荀子》等书中的材料，为什么呢？大小戴原来所采的材料，有纯正的，也有瑕疵的；有详尽的，也有简略的，而我对它们加以折中取舍。至于《仪礼》，为什么有的采用、有的不采用呢？所收录的是士的礼仪，未收录的是诸侯、大夫的礼仪。为什么完备地采用小戴而遗漏大戴呢？孔子说：“我遵从周礼。”小戴所记的是当时通行的制度，也是今天共同遵循的文字制度，所以不敢不加以完备。儒者对于三礼，历代都有考订校正，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紫阳夫子和近代的湛元明。如今流传的《仪礼》以及另外两部礼书，已经把经文、传文分开，所说的道理也很详细了；但你为什么要不同于他们呢？小戴的材料零散错落，大戴则挂一漏百，假如不按类别排比分开，就无法考察其先后次序。因此，可以作为经文的就列为经文，可以作为传文的就列为传文；这部编书与那两部书相同。分节并按类别排列，同类的再分出次序；重复的删去，残缺断裂的无不保留，错乱的加以整理。这就是本编的编纂方法。我私下采用了这种做法，也不敢推辞僭越妄作的罪责。本编始于壬辰年，止于丙申年，共五年半，是在任司封、司铨期间的闲暇中，有时抽空完成的。只是急于编成，没有时间把各部分的归趣全部说明清楚。如果说它的体例便于阅读，不至于打开书卷便茫然无措，使初学之士能够阅读，使好古的君子能够考察，那么即使这部编书还有未尽之处，也还可以等待后世贤者在将来补充，希望礼教能够借此不至于失传，这就是本编的大旨。无名氏《礼论钞》《隋志》著录六十九卷 已佚 《礼论要钞》《隋志》著录十卷 已佚 《礼杂问》《隋志》著录十卷 已佚 《礼杂答问》《隋志》著录八卷 已佚 《礼杂答问》《隋志》著录六卷 已佚 《礼乐议》《隋志》著录十卷 已佚 《礼秘义》《隋志》著录三卷 已佚 《礼类聚》《唐志》著录十卷 已佚 《礼论区分》《唐志》著录十卷 已佚 《礼论钞略》《唐志》著录十三卷 已佚 《通礼义纂》已佚 按：《通礼义纂》不见于《隋志》《唐志》，不知道是谁所作。《太平御览》常常引用它。《经义考》卷一百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七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乐 《乐经》《隋志》著录四卷 已佚

译《汉书·王莽传》记载：元始三年设立《乐经》。《艺文志》说：汉朝兴起后，制氏凭借雅乐的声音和律吕世代任职于乐官，颇能记述乐声的铿锵和歌舞，却不能说明其中的意义。六国的君主中，魏文侯最喜好古制。孝文帝时，得到魏国的乐人窦公，他献上自己的书，原来是《周官》中大宗伯所属大司乐的一章。应劭说：“周王室衰微，礼制崩坏、音乐败坏，又遭逢暴秦，于是残缺失传。”沈约说：“秦代灭绝了音乐，《乐经》也残缺散亡。” 刘勰说：“秦朝焚烧《乐经》，汉初才承继而恢复。制氏记述乐声的铿锵，叔孙通确定舞蹈的仪容，乐师专心调试乐器，君子应当校正乐章的文字。” 王昭禹说：“《周礼》虽然出现在汉武帝时期，但大司乐的一章，在汉孝文帝时已经流传。” 胡寅说：“那些不懂礼乐之书的人，把《周官》《戴记》指作礼经，把《乐记》指作乐经；懂得的人则说：礼乐没有完整的书。这是考察得还不深入。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才把音乐整理好，使雅、颂各得其所。’可见《诗》与音乐相互依存，不能说音乐没有书。《乐记》则是子夏所记述的。”章如愚说：“汉朝承受秦朝焚书之后的残局，礼制废弛，音乐尤其严重。制氏世代担任乐官，只能记述乐声的铿锵和歌舞，却不能说明其中的意义。从窦公那里得到的，只有《周官》大司乐的一章；河间王献上的雅乐，又特别采集诸子的话来作为乐章。汉代学者对古乐的记述，到这里也就止了。”王应麟说：“《考工记》磬氏的疏注考按音乐说：‘磬的前部长度为三律二尺七寸，后部长度为二律一尺八寸。’朱文公询问蔡季通，不知道所谓‘音乐说’究竟是哪部书。现在考察《三礼图》，认为它是《乐经》的书传，其中又引用《乐经》说：‘舟张辟雍，鸧鸧相从，八风回旋，凤凰和鸣。’汉元始四年设立《乐经》。《续汉志》中鲍邺引用《乐经》，但如今这部书已经没有流传。” 叶时说：“世代的儒者曾经遗憾六经中亡失了乐书，然而音乐不能靠书本流传。为什么呢？音乐有诗，却没有专门的书；诗保存，音乐也随之保存，诗亡失，音乐也随之亡失。所谓‘诗’，就是创作音乐的根本吧？音乐由诗创作而成，所以可以凭借诗来观察音乐。没有诗，就没有音乐。韶乐传到齐国还能够听到，必定是韶乐的诗还保存着；濩乐传到鲁国还能够看到，必定是濩乐的诗还没有泯灭。考察周代的太师，掌管六律、六同、五声、八音以制作音乐，却一定要用六诗来教导；瞽蒙掌管鼗鼓、祝、敔、箫、管，也一定要讽诵诗篇。这就是诗之所以成为音乐的原因。太师说：‘举行大祭祀时，率领乐师登堂歌唱。’这说明登歌有诗；钟师用钟鼓演奏九夏，这说明钟鼓演奏有诗；籥章掌管吹奏豳诗、豳雅、豳颂，这说明吹籥有诗。祭祀时，天子出入演奏《王夏》，尸出入演奏《肆夏》，牺牲出入演奏《昭夏》，这说明祭祀的音乐有诗。举行大射时，天子以《驺虞》作为节拍，诸侯用《狸首》，大夫用《采苹》，士用《采蘩》，这说明射礼的音乐有诗。凡举行乐仪，行走时用《肆夏》，快步走时用《采齐》，乘车时也一样，这说明车行也有诗。” 学士歌唱《彻》，说明撤祭器的音乐也有诗；军队献凯时唱凯歌，说明凯乐也有诗；四夷献上声歌，说明夷乐也有诗。至于大司乐演奏六律时，就歌唱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这说明十二律都有诗歌。古人把诗当作音乐，诗保存，古乐就流传；诗亡失，古乐就废弃。如今不以乐诗的亡失为遗憾，却只以乐书没有流传为恨，难道懂得先王创作音乐的根本吗？吴澄说：“经书出于汉代，唯独乐经亡失。” 黄佐说：观察《豫卦》的卦象，雷从地中发出而震动，这正与合乐的律吕相应，声音自下而上，由此可以知道。考察夔的话，琴瑟和堂下的管乐器，就是云和、孤竹之类，由此可以知道。考察《商颂》中的“依我磬声”，就知道击石、拊石与鸣球相合。考察《春秋》中的“万入去籥”，就知道万舞所用的干戚，本来与英、韶相合。所有这些，都是大司乐在成均施行的法则。谁说五经都保存着，唯独乐经没有流传呢？何况歌唱与演奏相互呼应，声音的变化形成一定的方位，即使说这是《乐记》的经文，也可以。” 杨继盛说：“世上谈论经学的人，一定称说六经。然而五经各有专门的学业，唯独乐经灭绝而没有流传。谈论治国方法的人，一定把礼、乐并举。然而议论礼的人，除了天定的秩序不可改变之外，还要深究那些标新立异、令人称奇的说法；至于乐，却被废弃而不加讲求。道德不能完备、风俗日益衰败，往往都由此造成，实在可悲啊！”徐师曾说：“古代有乐经，推测其中多是声音、乐器、音乐和舞蹈的节拍，而没有可以诵读、记忆的文辞，所以秦朝焚书之后便没有流传。” 沈懋孝说：“从前孔子整理音乐时，六代的原始正声都还存在，乐官如摰、如干、如襄、如旷，都能熟习乐声的铿锵、歌舞、唱和以及高低升降的节拍。大圣人审辨声音、通晓音乐，只是替它整理编次，使雅、颂各归其所罢了，并没有改变它原来的面貌。到了孟子时代，古代的诗学几乎已经没有爱好并保存它的人；后来乐经失传，士大夫即使能够谈说它的意义，但精通其事的人却极少。所谓声音气息的本源可以通达神明、根植于人的本性，已经遥远得无人追求了吗？” 朱载堉说：“古乐断绝失传，大都归罪于秦朝焚书，这恐怕不对。古乐使人收敛，俗乐使人放纵。放纵的音乐，人自然喜欢；收敛的音乐，人自然厌恶。因此听古乐唯恐睡着，听俗乐却不知疲倦。俗乐兴盛，古乐便灭亡，这与秦朝焚书没有关系。” 按《周官》所说的成均之法，只是用来教国子学习乐德、乐语、乐舞三项。乐德，《舜典》中舜命夔教导贵族子弟的话，已经用几句话概括了它的要旨。乐语，就是三百篇中可以配弦歌唱的诗。乐舞，就是乐声铿锵、歌舞动作的节拍，不能作为经文。乐经如果有文字，大概只保存其纲领。这样看来，《大司乐》的一章就是《乐经》，这一点可以知道。《乐记》继而对它加以发挥说明，就如同《冠礼》有《冠义》、《丧服》有传文一样。即使说《乐经》如今已经完整保存，也未尝不可。

译《乐记》《汉志》著录二十三篇 残缺 《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喜好儒学，与毛生等人共同采集《周官》以及诸子论述音乐的言论，编成《乐记》。河间献王献上八佾舞，和制氏所传的乐舞相差不远。他的内史丞王定传授此书，又传给常山王刘禹。刘禹在汉成帝时任谒者，多次谈说其中的意义，献上二十四卷《记》。刘向校勘书籍时，得到《乐记》二十三篇，与刘禹所传的不同。这套学说逐渐更加衰微。葛洪说：窦公是个平庸的人，年寿将近二百岁。孔颖达说：“公孙尼子后来编撰《乐记》，……通达天地，贯通人情，辨明政治。” 又说：刘向校订书籍时，得到《乐记》二十三篇，并著录于《别录》中。他说其中有《乐本》《乐论》《乐施》《乐言》《乐礼》《乐情》《乐化》《乐象》《宾牟贾》《师乙》《魏文侯》，大概共十一篇。如今虽然合并为一篇，但其中大略还有分篇。其余十二篇是：《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王昭禹说：《礼记》中有《乐记》，这是记述音乐的著作，并不是经书。《乐记》成书于汉武帝时期，是河间献王与诸儒共同采集《周官》以及诸子论述音乐之事的言论编成的。熊朋来说：《乐记》中有些文字与《易大传》彼此相同或相近，其他论述礼乐的内容也多有格言，且能记载子夏、子贡与宾牟贾的问答，这一定是出自圣门七十子门徒的记述。又说：《乐记》原本有十一篇，如今礼学家仍分为十一章；看它把“子贡问乐”一句附缀在章末，这就是它的篇名。依照《正义》的编次分为十一章：第一是《乐本》，从“凡音之起”到“王道备矣”；第二是《乐论》，从“乐者为同”到“与民同也”；第三是《乐礼》，从“王者功成作乐”到“圣人曰礼乐云”；第四是《乐施》，从“昔者舜作五弦之琴”到“先王著其教焉”；第五是《乐言》，从“民有血气”到“君子贱之也”；第六是《乐象》，从“凡奸声感人”到“所以赠诸侯也”；第七是《乐情》，从“乐也者情之不可变也”到“有制于天下也”；第八是《魏文侯》，从“魏文侯问于子夏”到“彼亦有所合之也”；第九是《宾牟贾》，从“宾牟贾侍坐”到“武之迟久不亦宜乎”；第十是《乐化》，从“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到“礼乐可谓盛矣”。这一章共有五十八句，重复出现于《祭义》。第十一是《子贡问师乙》，从“子贡见师乙”到“子贡问乐”。这一章从“吾子自执焉”以下有许多文辞脱落。孔颖达的《疏》依照《史记》加以改正。吴澄说：“礼经中仅存的部分，尚有今本《仪礼》十七篇。乐经已经亡佚了。它的内容大概多是关于声音、音乐和舞蹈节拍的记载，很少有可以诵读、记忆的文句。因此秦火之后，诸儒没有能够传承它，不过还能谈论音乐的义理罢了。但刘向得到的《乐记》二十三篇，又与河间献王编撰的二十四卷不同。这二十三篇中的十一篇合为一篇，大概也是删取其中的要略，并不是全文。” 徐师曾说：“汉朝兴起以后，制氏世代担任乐官，很能记述乐器的铿锵声和击鼓舞蹈，却不能说明其中的义理。至于说明义理的，就是这一篇。当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而河间献王实际加以编纂整理，并不是汉代儒者写成的。” 河间献王刘德《乐元语》佚失。考察《白虎通德论》引用《乐元语》的文字说：“接受天命而制作六乐。”《乐元语》又说：“东夷的音乐，手持矛起舞，是为了助长时令所主的生发；南夷的音乐，手持羽起舞，是为了助长时令所主的养育；西夷的音乐，手持盾起舞，是为了助长时令所主的肃杀；北夷的音乐，手持盾牌起舞，是为了助长时令所主的闭藏。”《汉书·食货志》引用《乐元语》的文字说：“天子选取诸侯的士来设立五均，于是市场不出现两种价格，士、农、工、商四民始终保持均平。” 黄氏【裳】《乐记论》一篇。现存。邵氏【渊】《乐记解》一卷。现存。金氏【履祥】《考定乐记》一卷。未见。柳贯说：“《小戴礼》中的《乐记》列为第十九篇。郑玄《目录》说：‘汉武帝时期，河间献王与诸生等共同采集《周官》以及诸子论述音乐之事的言论，编作《乐记》。’又说：‘《乐记》，是因为它记载音乐的义理；在《别录》中归入《乐记》，大概有十一篇。篇章虽然合在一起，但大略仍有分篇。’唐代孔氏《正义》则说：‘刘向校订书籍，得到《乐记》二十三篇；如今《乐记》截取其中十一篇，其余十二篇名称还在，但已没有记文可录了。’《正义》径直把《乐本》《乐论》《乐施》《乐言》《乐礼》《乐情》《乐化》《乐象》以及《宾牟贾》《师乙》《魏文侯》分为十一篇，每篇之中又各自分为若干章，总共三十四章。先生对此独有疑问，于是反复玩味推究，悠然涵泳，便看出所谓十一篇，章节目次清楚整齐，明白可考；而《正义》的分法仍然没有穷尽。于是又加以分段标画，文义便显得清楚明白，再没有可疑之处。这就是学者可贵在于平心静气地观察义理；等到义理融会贯通、见解卓越，即使跨越宇宙，与圣贤共同讲论，也不过如此而已。” 刘氏【濂】《乐经元义》八卷。未见。

译吕氏【柟】《大司乐考》十卷。未见。黄氏【佐】《乐记解》十一卷。现存。以上记载乐典。朱氏【载堉】《乐经新说》三卷。现存。载堉自述说：“考察汉代时窦公所献的古乐经，其文字与《周官》中的《大司乐》相同，那么乐经并不曾亡佚。乐官所属共有二十分，分为三类。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这四种官职为一类，大概是通晓音乐的大夫、士，担任国子的老师，伶伦、后夔一类人就是这样。《礼记》所谓大司成，恐怕就是这种官职。乐师恐怕就是乐正。大胥是大学的长官，小胥是小学的长官。大师、小师、瞽蒙、眡了这四种官职为一类，大概都是盲人以及视力不很明亮的人，师旷、师冕一类人就是这样。典同以下的官职，则又都是有视力的人。所有官职都接受天子的任命，从下到上，按照接受任命的等级次序和多少来区别尊卑。周代制度中，一命称为下士，二命为中士，三命为上士，四命为下大夫，五命为中大夫。大司乐属于中大夫，是自下而上的第五等。每种官职都有正职和副职，长官有若干名，辅佐必定是其两倍。例如大司乐为中大夫二人，那么乐师为下大夫四人，就是他们的辅佐。乐师又有辅佐，即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籥师、籥章应当位于韎师之上，恐怕是错简。” 李氏【文察】《乐记补说》二卷。未见。黄氏【积庆】《乐经管见》二卷。未见。瞿氏【九思】《乐经以俟录》六册。现存。考察瞿氏论述乐史，学迁为之作序；虽然已经刻板印行，但卷帙尚未确定，不是完整的书。张氏【凤翔】《乐经集注》二卷。未见。凤翔自序说：“礼乐到了周代就大为完备，《周礼·大司乐》一篇，文字是周公亲手撰写的。汉初魏地窦公献上古乐经，其文字与《大司乐》相合，但学士大夫大都沿袭它作为礼学家的说法，没有专门研究它的学问。古学仅存于《戴记》中，到程子才开始尊崇、信奉并加以表彰，于是古代由求学进入道的根本方法才有赖于此得以保存。古乐经虽然亡佚，但周公所撰的经书确实还存在于世；考察周成王时期礼乐的大备情形，乐的内容也就可以知道了。我私下取用程子的意思，把它表彰出来，使专门研究乐的人有所考察。” 陆元辅说：“堂邑张凤翔辑录、阐述《周礼》中《大司乐》以下的各类官职，并为之作注，篇末附上小戴《礼记》的《乐记》篇。凤翔于万历辛丑年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巡抚苏松等处军务，加授太子太保。” 《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七。《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六十八。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春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