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四

译二卷 现存 邵弁自序说：“从前仲尼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传授这门学问的有三家，师承相传，以褒贬作为义理。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春秋》只有是非而没有褒贬，褒贬是一人的私意，是非却是天下的公理。依据天下的公理，只判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而不作毁誉，这就是《春秋》的宗旨。总而言之，《春秋》的教义不过有两端罢了。所以有的使用相同的辞语而记载相同的事情，有的使用不同的辞语而记载相同的事情，有的使用不同的辞语而记载不同的事情。辞语和事情都相同，是正例；事情和辞语都不同，是变例。用体例贯通一般情形，用辞语体现变化，经典的教义就确立了。哪里需要取法褒贬呢？所以，正例中的是非统摄于事，比较各项史事，天下的大势就可以明白；变例中的是非表现在辞语中，依循辞语，每件事的得失就可以考察。不通晓体例，便不能谈论常例；不能通达辞语，便不能穷尽变化。解说者把日月运行归因于褒贬，在名称上分析授予与剥夺，说夷夏的盛衰都由圣人进用或退黜，乱臣贼子都由仲尼诛责讨伐。日月本来依据上天运行，哪里会有心思顾及褒贬？名号爵位由王朝制定，哪里有权柄可以授予或剥夺？夷夏的盛衰，是天下的大势，难道是空泛言语所能使之进退的吗？” “乱臣贼子的诛讨，是各国的政令刑法，难道后世可以凭空加上吗？如果进退都由于仲尼，那么就是进用吴、楚而退斥齐、晋，圣人竟然没有安定天下、攘除夷狄、诛讨乱贼的心意了；如果可以凭空加上罪名，那么《春秋》讥刺公子买而把罪责归于出奔的庆父，孔子就失于刑罚了。更严重的是，鲁桓公有弑君的罪恶，却反而把罪过归于天王；到了桓公这里没有贬斥，那就成了把罪责归给邻国之人，而包庇隐藏自己的君主；季氏有驱逐国君的罪恶，却先行正定定公、昭公的罪过，季氏反而没有受到讥刺，那就成了畏惧强暴者而使自己的君主受弱。因而把褒贬作为体例，这种体例就无法贯通；以褒贬来规定辞语，这些辞语也无法解释。这样的说法是学者见闻中的沉疴痼疾，邪说偏辞淹没了圣经的宗旨，使《春秋》的大义不明、体统不能建立，又怎么能够判定天下的邪正呢？却不知道，名分能够通行于天下的，以周为主；事理能够通行于列国的，以鲁为主。《春秋》记载王，是为了使名分通行于天下，所以列出五等，排列王爵。不列入五等的吴、楚之君，不是王爵。凡是登名于策书的，都是有王命的；不登名于策书的，都是没有王命的。礼乐、征伐是把王事通达于天下，所以说名分通行于天下，以周为主。” “《春秋》记载公，是为了在国内统摄史事，所以本国君主和大夫的出入一定记载，本国政事的兴废也一定记载；他国的事情与我国发生联系就记载，有人前来报告也记载。这是详记国内之事，简略记载国外之事。所以说，事理通行于列国，以鲁为主。以周为主，那么周的名分，仲尼怎么敢扰乱呢？以鲁为主，那么鲁国的典礼，仲尼怎么敢改变呢？所以策书所记载的，有这件事就不敢隐瞒，没有这件事就不敢增添，事情和辞语都只是依据实录罢了。把事情相互比较而形成体例，属于正例；依事情来安排辞语而形成体例，属于变例。正例是贯通事理的原则，变例就是从具体事情中体现的教义。体例有两种：一是重大事情必定记载的体例，二是通常事情特意记载的体例。重大事情本应记载，却写成改变常例的形式，是变例；通常事情本不记载，因为不同寻常而加以记载，是正例。比较事情而形成体例，依循事情而安排辞语，事情和辞语都依据实录，这是为了传信。旧史有缺文，保存而不删削，这是为了传疑。传疑、传信，是史家的法则。依据是非而行文，是大道的公理。史法确立，王道就能施行。为什么要用褒贬呢？” “从前韩退之曾说：‘把《春秋》三传束之高阁，独自抱着遗留下来的经文，探究它从始至终的旨意吧！’这句话可惜没有成书来向后世展示。唐代的陆淳、啖助、赵匡这三家，与韩公同时，议论大致相同，所以我有所取法。嘉靖癸丑年，我为躲避倭寇幽居，眼前很少接触文籍，坐卧都随身带着经书。时间久了，每天有所记录，就分别编成《或问》一卷、《凡例辑略》一卷、《属辞比事》八卷，总名为《春秋通义略》。并不是敢于把它传给世人，只是留待后世的扬子云罢了。” 张事心《春秋左氏人物谱》

译一卷 现存 事心自序说：“《春秋》这部书记载人物，有的用名，有的用字，有的用官职，有的用爵位，有的用谥号、食邑，大概褒贬就存在其中。左氏对于《春秋》中的人物姓名、官爵、谥号、食邑，平素已经熟悉其称谓；到了撰写传文时，有时把多年事情的前文写名、后文写字，有时在一章开头写爵位、末尾写谥号，大概只是笔到之处随意写来，起初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可是读者把前后记载交错起来看，纷纷不能辨别，甚至把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把两个人当成一个人，更何况能够追溯其源流、分辨其支派呢？杜元凯特别嗜好左氏，有《集解》、有《凡例》、有《盟防图》、有《长历》，又有《世族谱》，大概是为了叙述世系、辨明族姓，那么他对于人物的源流支派，必定精细详尽而值得观览。可是他的这部书如今已经亡佚了，只能在注疏中看到一两处。又有人撰写名号归一之书，归并还没有完备，前后次序也有所错乱；又有人撰写系年和族号，族属虽有而未详，遗漏也达十分之三。我阅读这部书，从隐公开始到哀公末年，共记录二千五百三十九人，把它命名为《春秋人物纂》，其中对于每个人的姓名、谥号也大略作了详细说明。” “然而世系始终不能贯通始末，各国也不能全部收录并加以浏览。于是又把所纂人物按国家分别汇编：首先是世系，其次是中宫【周称中宫，列国称壸内】，再次是子姓，即世系不可考的人；再次是先王先后【列国称先公先妃】，即春秋以前的人；再次是先裔，即本国先世的支庶后裔；再次是古先裔，即古代圣哲的后裔；再次是世族，即本国的功臣和大族；最后是臣庶。这八个项目，随着各国有无而增删，不能使各国一一完备。又特意另列孔门一项，是为了尊崇宣圣。古代先世人物则从上古起，止于商纣，在周以前另列一项，都是传文中所引用的人物。编成后，因而命名为《春秋左氏人物谱》，用来说明世系、排列世代，像家谱一样，所以称为‘谱’。读《左传》得到这部书，大概就不至于误认名号、迷失本源，或许也可以补足世族方面的缺失吧？” 徐▯作序说：“我的同乡张子静先生，博学高雅、见闻宏富，人们称他为‘书簏’。他一生著述很多，年老时以贡生身份任海澄广文，罢职归乡后，生活日益贫困。先生去世后，他所著的书十之八九散失了，我对此凄然悲伤。今年偶然经过友人张道辅家，得到他的《春秋人物谱》，都是先生亲手抄录的草稿，已经被虫蛀蚀去一半，篇章错乱、字迹模糊，阅读的人无法找到头绪。于是我带着它到长溪龟湖的僧舍，在旅居清静闲暇时，严加校订。原稿混合成一卷，我按十二公分列编排，重新缮写，井然有序。只是卷首卷尾已经糜烂，仍有缺文，客居之中没有书籍，来不及考查补正。等以后向沉浸研究《麟经》的学者请教，再请人增订，完成全书，流传给后来的学者，未必对经学没有一点补益。” 黄虞稷说：“张事心，字子静，是福清人。” 郑氏【良弼】《春秋或问》十四卷 未见 《春秋存疑》一卷 未见 《春秋续义》三卷 未见 王锡爵作序说：“淳安人郑宗说，刚开始研习《春秋》，却有远大的志向。他年轻时游学武林，得到太史江渊源的家学，广泛采集各家议论，著成《续义》《或问》两书，阐明胡氏尚未阐尽的深意。己夘年夏天，他来拜访我，请我指正，我对此感到惊异。庚辰年，我的同郡人顾君襟宇以进士身份出任淳安令，器重郑宗说这个人，便把他的书寄给海虞定宇赵太史。赵太史立即为之探究讨论并重新订正，后来又由姜司成、江主政润色。郑宗说的朋友方春元等人编次成帙，共若干卷，直到付梓刊行。《续义》一书有江君作序；《或问》一书，方春元又代为请求，让我写几句话置于卷首。《春秋》是圣人的心法。读经的学子大多以胡氏为宗，即使在胡氏传注之外，偶尔窥见深奥之处，能够得到圣门关键之处的，也全都弃置不顾，真是糊涂了。郑宗说能够成为通达各方的学者，依据经文辨别传注的真伪，分析义理，区分言论是否恰当，合乎人情，止于义理，而且不受先入之见干扰。书中问答清楚，确有定论；即使把安国从九泉之下召起，他也应当放下成见而点头认可。我赞赏他有辅助经传的功劳，希望能与天下士人共同阅读这部书。” 黄虞稷说：良弼是淳安人。龚氏【持宪】《春秋列国世家》二十七卷 《春秋左传今注》四十卷 《春秋胡传童子教》十三卷 都未见 黄虞稷说：“持宪字行素，是太仓州人。” 曹氏【宗儒】《春秋序事本末》三十卷 未见 《春秋逸传》三卷 未见 《左氏辨》一卷 未见 黄虞稷说：“宗儒字元博，是松江人，任教谕。” 高层云说：“元博的《序事本末》一书，依据经文来证明传文，探究传文来与经文相合，分类订正，精密审慎。” 董氏【启】《春秋补传》十二卷 现存 陆树声作序说：海宁人董子石龙，从小就通晓《春秋》之学，曾在学校求学；父亲去世后，他始终哀慕不已，便离开学校，不愿同年轻的应试士子一起拘泥于文字章句。董君更加深入地钻研经学，所辑《春秋补传》完成后，拿来拜访我。由于我将赴朝廷召命，董君告辞离去，过了很久，我从金陵回来迎接，在檇李停留；他的船在吴越之间往返了三四次，每次同我交谈，总是离开座位来请教。我很惭愧他这样勤勉。我听说董氏的先人曾在天泉跟随阳明先生，晚年才得以闻道；阳明先生所作《从吾道人记》中的“从吾道人”，就是董君的祖父。而董君的父亲任郡博，阳明先生称许他求道的志向尤其笃定，由此可知董氏一族世代多有贤者。以董君的贤能，年幼时就能跟随阳明先生游学，列于弟子之中，难道只是以经生自居吗？如今却不远数百里，亲手带着一部书来找我，茫然地询问求学的门径，董君可以说是怀才不遇了。我出生得晚，没能到阳明先生门下洒扫求学，也来不及向跟随阳明先生的中山先生请教疑难、求取益处；如今有幸与董君交游，完全听到他从先生长者那里得到的学问。若说私下以他为师，那么我正庆幸能得到董君的教益，董君对我又有什么可求取的呢？这一年春季第二个月，正逢我的生日，董君远道而来，点烛夜坐；董君起身为我祝寿，引用薛敬轩的话，向我行拜礼并接受了我的祝愿。我和董君出生在同一个甲子年，同样研习《春秋》三传，到了晚年又同样立志于道，还是同样的爱好；大概这就是所谓“三同”，因此写下来赠给董君，用来告诫同社之人。邓氏【鍭】《春秋正解》未见 建昌《新城县志》记载：鍭字时隽，以贡生身份授任偃师丞；因儿子渼显贵，获赠通议大夫、河南按察使。章氏【潢】《春秋窃义》未见 邓氏【元锡】《春秋绎通》

译一卷 现存 黄氏【智】《春秋三传防要》散佚 朱氏【睦防】《春秋诸传辨疑》四卷 未见 《经义考》卷二百四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五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春秋》【三十八】余氏【懋学】《春秋蠡测》四卷 现存 祝世禄作序说：紫阳先生广泛论述各部经书，唯独对《春秋》的论著很少。看他对魏元履所说的话，认为这是学者最后一阶段的事情，不如先停止讨论《论语》。又说：如果不是义理通顺、意义精微，那么只不过是考校得失、考察异同，与读史传、搜集旧事没有什么不同。若能把《论语》读得有滋味，那么其他经书自然会迎刃而解。他既然这样说，难道不是因为《春秋》削繁取义的深旨，是子游、子夏也不能赞助阐明的，所以后世浅学之人无法窥测，只能像用蠡来测量大海吗？婺源余行之先生，在从政之余，依据经文、依傍传文立论，不违背前人，而确实在见闻之外有自己卓然的心得。他说：“我创立的说法，不敢是虚妄荒诞；我因袭的说法，也不敢只是沿袭旧说。只是用来表达我的见解罢了。史事我还能持平衡量，圣人的心意我却不能凭空揣度。即使有所揣度，也像用蠡测量大海一样，这就是我写《蠡测》的原因。”先生没有什么书不读，至于国家典章故事，更是深入用力研究。我曾得到他的《南垣论世考》和《三史随笔》等编，都精密核实、详细确凿。至于《论语》，则有《读论勿药》一编，领会所得后疾速下笔，见解高超开阔。他大概因为读《论语》读出了滋味，便发为成篇的言论，仿佛默默契合紫阳所谓的前一阶段事情；他在这部书上能够迎刃而解，也就理所当然了。《春秋》和《论语》的义理并不相通，但紫阳先生看待它们，却认为可以贯通为一理。先生的撰著虽然丰富，但能够阐明圣人宗旨的，只有这两部书。那么，《春秋》和《论语》本来可以合为一种说法吗？不是这样。上辛日祈雨，季辛日又祈雨。先儒都认为这是因旱灾而祈雨，《公羊传》却认为昭公聚集民众来攻打季氏；有人相信这种说法，于是就把孔子回答樊迟关于游于舞雩的话拿来附会，认为那是为了发明攻打季氏的意思。迂曲穿凿、牵强附会，竟到了这种地步。哪里能够合在一起？所谓合而迎刃而解，就成了先生拘泥于传文；而这种谈论，也只是某些人的说法罢了。冯氏【时可】《左氏讨论诠释》各二卷。现存。黄氏【洪宪】《春秋左传释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