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十三

译王渐逵《读诗记》未见 渐逵自序说：“我听闻孔子的教导说：‘《诗》可以感发人的志意。’所以太乐正以弦歌作为教导方式，让入学的人学习它；而圣门弟子闲居时的雅正言论，也把它作为首要事务。到了春秋时期，诗学盛行，君臣宴饮酬酢、宾客相互应答，没有不赋诗来表达心意的。诗能够感发人的地方，正在这里。我曾感叹朱子起初与吕东莱讲解《诗》，都以《诗序》为主，到了晚年才完全改变这种做法。因为《小序》所记载的内容，他都认为是淫邪之风。唉！先王把政治的得失追溯到风俗，所以设置采风之官，凡是涉及政治的，都采集来实行赏罚黜陟的制度。至于孔子删定《诗经》，则一概归于正道，删去其中的邪僻，大概是为普通百姓、年轻人以及后世学者而设的。难道其中还会有淫邪之诗吗？’又说：‘《乐记》说：“正声感动人，和气便随之响应。”用正道感动人，尚且担心人心不能和顺，何况用邪道感动人，难道能免于一人讽诵而百人受到诱导吗？我不知道朱子为什么要在千百年以后凭自己的意思臆测，把《小序》以及讲师的训诂全部废弃呢？这是我深感惋惜和叹息的地方。’又说：‘虽然如此，把讽刺幽王、厉王的诗加到宣王名下，把正雅诸篇列入乱世之诗，这又是《小序》的错误。’ 如果不是朱子，还有谁能够辨析并纠正它呢？我因许鲁斋订正《二南》的图，私下取用朱子的意思，又编作订正《小雅》的图，还想把其中各章的【原文“章防”疑有讹误】全部订正过来，只是尚未来得及。姑且记在篇首，以求教于有道之士。” 季本《诗说解颐》八卷，另有总论二卷 现存 徐渭说：“会稽季先生所著《诗说解颐》，立意端正，见识深远，旨意完全依据经文，却不拘泥于旧说，对孔氏遗留下来的教旨有很深的领会，对后世学者很有帮助。” 黄佐《诗传通解》二十五卷 现存 黄佐自序说：“史志称，汉朝兴起后，鲁国申公首先为《诗》作训诂，齐国辕固、燕国韩婴也都为它作传；有的取法《春秋》，有的采纳杂说，都不是《诗》的本义。鲁诗最为接近本义。三家之学被列入学官，只有汉初赵国人毛苌精通《诗》，自称传自子夏，这就是毛诗，但当时尚未能立于学官。后来三家都废止，只有毛诗流传于世。有人拘泥于‘鲁诗最为接近’这句话，一定要奉鲁诗为宗。可是如今能够考见的鲁诗有这样的说法：‘佩玉声迟缓，关雎为此叹息’，认为这是讽刺康王而作，已经与孔子的话不同了。又说：‘驺虞是掌管鸟兽的官，古代有梁驺，是天子的田猎之地。’文王侍奉殷，怎么可以用天子的说法来解释呢？鲁诗解释《周南》《召南》的首尾，已经错到这种程度。至于齐诗所谓五际、韩诗所谓二传，也都不是本义。这就是毛诗优于三家的地方。可惜郑玄、孔颖达所谓笺疏，有的怀疑经文有误，有的订正古传的错误。魏晋时期，刘桢、王肃多有驳难，众说纷纭，如同聚讼；直到唐宋，解释《诗经》的不下百家。朱子首先作《集传》，他的学说大为流行，从此听从朱说的人便专一了。评论者仍然责怪他背离毛氏而尊奉郑樵。” 毛氏依据《诗序》来解释诗，郑樵则斥责《诗序》荒诞，认为它出自卫宏，便把《诗序》全部删去，按照自己的意思另作诗序。凡是诗人所讽刺的诗，他都断定为淫奔者自行创作的，这就不是所谓惩戒放纵之志、施行礼义教化了。吕祖谦的《读诗记》重新以毛序为主，朱子见到后深以为然，曾有意于荟萃各家所长【原文“防萃”疑为“荟萃”】，可见他的心从未自满。黄佐年少时诵习《诗经》，于是旁及注疏和《玉海》，首先阐明《集传》的旨意，并把各家说法的异同附在下面，命名为《诗传旁通》。正德庚午年，他乡试中举后患病，间或得到严粲的《诗缉》，又采录其中的内容。从此每天增删润色。癸酉年遭逢父母之丧，停笔废弃；丁丑年北上，因病不能完成考试而归，于是再次修改，并涉及礼乐，更名为《诗经通解》，收藏在箱笥中，等待有道之人来订正。” 赵▯《诗经防意》【人名“▯”疑为特殊字或OCR字】已散佚 郑玥说：“赵▯是鸡泽人，弘正年间由岁贡生任户部司务，升任南京刑部员外郎。” 潘恩《诗经辑说》

译七卷 现存 潘公自序说：“两汉谈论《诗经》的有四家，即齐、鲁、韩、毛。后来毛氏一家独存，其他三家先后都废止了。毛氏以《诗序》为宗旨，把它分列在各篇篇首。先儒认为《诗序》是卜子夏创作的，毛公、卫敬仲加以润色。宋代儒者相继兴起，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阐明经文旨意。到朱文公《集传》完成后，朱氏之学在当时大行于学官，而毛氏之学渐渐消亡。古人说《诗序》不是一个人的言论，有的出自国史采录，有的出自讲师传授，虽然其中偶尔也有错乱不类之处，但总的来说，古序不能全部废弃，这话确实正确。世上的经生奉朱传为宗，用来博取科举考试，却不再过目古代的注疏，难道不是一种缺失吗？我幼年学习这部经书，后来涉猎各家学说，读到吕东莱的《读诗记》而认为它很好；它建立训诂、编纂言论，兼收古注，使毛氏之说得以保存。又读到朱克升的《疏义》而认为它很好；它阐明朱传的旨意，详细而完备。于是我汇集这些书，每天玩味。把《诗序》记录在各篇诗的前面，接着记录朱氏所定的传和序，再记录经文；然后杂采毛传、郑笺、孔疏，其中那些精微言论和绪论能够扩大见闻的，即使未必完全恰当，也都加以编次而不废弃。” 至于《疏义》中符合训诂的内容，以及它标明赋、比、兴等诗体的地方，尤其称得上详尽明白，可以补助朱传，所以我也连带采录。偶尔有一点个人所得，恰好与内心相合，就写在篇末附上，以备遗忘。这是为了帮助博物洽闻，并不是为了猎取奇异；是为了辅助朱氏，并不是为了抵触前代儒者。荟萃成编，名为《辑说录》，放在家塾中以便阅览；同时也想请有道之人指正，希望在早晚吟咏之时，或许能够领会温柔敦厚的教化，这样或许就不会背离孔子所说《诗》可以感发、可以观风俗、可以群居相处、可以抒发怨情的旨意了。” 丰坊《鲁诗世学》三十六卷【一作十二卷】现存 黄虞稷说：“丰坊声称家中有《鲁诗传》，说是从远祖丰稷传下来的，实际上是他自己编撰的；又作《诗传》，假托为子贡所作；同时又有人作《诗说》，假托为申培所作，这些都是伪书。” 考察丰坊的《鲁诗世学》，它把伪造的《子贡诗传》列在前面，又把《小雅》改成《小正》，把《大雅》改成《大正》，完全违背子贡的篇序。之所以称为‘世学’，是因为他把正音归给远祖丰稷，把续音归给丰庆，把补音归给丰耘，把正说归给他的父亲丰熙，并且由自己考订补充。其实这些全都是丰坊一人制作的。丰坊倚仗自己擅长书法，用篆、隶体伪造所谓正始石经，一时的显贵如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维桢等人都相信了；他又作此书来欺骗世人。他不知道鲁诗在西晋已经亡佚，自西晋以后谁还能见到它呢？仅存而可以验证的，只有洪丞相洪适隶释中所载的蔡邕残碑数版，例如‘河水清且涟漪’作‘兮’，‘不稼不穑’作‘啬’，‘坎坎伐轮’作‘欿欿’，‘三岁贯女’作‘宧’，‘女山有枢’作‘蓲’；此外，‘素衣朱薄’作‘绡’，见于《仪礼》注；‘伤如之何’作‘阳’，见于《尔雅》注；‘艳妻扇方处’作‘阎妻’，‘中冓之言’作‘中防’，见于《汉书》注。可是丰氏的版本仍然与毛传的文字相同，可见他没有见过鲁诗的文字。楚元王从浮丘伯那里接受《诗经》，刘向是楚元王的后代，所以《新序》《说苑》《列女传》解释《诗经》都依据鲁诗旧说；它们的义理与毛传不同，而丰氏的版本却没有一处与这些书相合，可见他也没有详细了解鲁诗的义理。” 至于把《定之方中》解释为楚宫，移入《鲁颂》；又把逸诗《唐棣之华》的四句移到《东门之墠》二章之前，并把篇名改为《唐棣》；又增添《渐渐之石》的文辞说：‘马鸣萧萧，登上那山崖；月亮靠近箕宿，风吹起沙尘；武人向东征伐，没有空闲顾及家庭。’他肆意逞发自己的臆见，轻慢侮辱圣人的言论。而且担心自己伪造的书不能取信于人，于是又假托黄文裕黄佐作序；其中想申述鲁诗而改动毛传、郑笺的地方，都假托为文裕的话，排斥前代儒者而不遗余力。可是黄文裕自己的《诗传通解》已经流传于世，他的自序大略说：‘汉朝兴起后，鲁、齐、韩三家之学列于学官，史书称鲁诗最为接近本义。后来三家废止而毛诗独行于世，有人拘泥于“鲁诗最为接近”这一句话，一定要奉它为宗。可是如今能够考见的鲁诗有“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的说法，认为这是讽刺康王而作，已经与孔子的话不同了。又说“驺虞是掌管鸟兽的官”，古代有梁驺，是天子的田猎之地。文王侍奉殷，怎么可以用天子的说法来解释呢？鲁诗解释《周南》《召南》的首尾，已经错到这种程度。由此看来，文裕谈论《诗经》显然不以鲁诗为宗。’ 又有四明杨文懿撰写《诗私抄》，改编《诗经》篇目的编排次序；文裕斥责这种师心自用、僭越妄为的做法，难道肯全部抛弃自己的学说，甘心帮助丰氏的邪说吗？至于那些党同丰氏的人，不知道石经是丰坊伪造的，竟诬称文裕是在宫中秘藏之处得到的。如今文渊阁的藏书目录完整存在，假如果真有魏代石经，目录中难道会不予著录吗？这实在是毫无根据的话，稍有知识的人都不应被它迷惑。” 陈褒《毛诗绪说》未见 黄虞稷说：“是福建宁德县人，嘉靖癸未年进士。” 陆垹《诗传存疑》

译一卷 现存 陆垹自序说：“毛诗的注释简约古雅；郑氏虽然用礼制来解释《诗》，有时不合人情，并且有很多改换字词的弊病，但也有能够补充毛氏不足的地方。后来孔颖达的疏问世，两家的学说便更加明白。程颐以及欧阳修、苏轼诸位，又进一步阐发其中的义理，《诗》的意义更加焕然。李迂仲汇集各家为之辨析，取舍比南轩、东莱更为简明，只汇集各家可取之处；但东莱的《诗纪》独自流行。岷隐戴氏于是续作《诗纪》，建昌段氏又依照《诗纪》的方法作《集解》，华谷严氏又依照这种方法作《诗缉》，各家的要旨大多都在其中。雪山王公和质夹漈郑樵，开始都删去《诗序》而解释《诗》，与各家学说不同。晦庵先生因袭郑氏的说法，全部舍弃美刺之说，探求古代本始；他的说法颇为惊世骇俗，即使东莱也不能没有疑问。然而，他把《甫田》《大田》等篇指为太平时代的声音，把‘成王不敢康’中的成王解释为周成王，这些说法确实有根据，而且阐发义理精深，措辞简洁，读来使人明白，哪里有比晦庵的《诗传》更好的呢！” 学者应当以此为主；至于他改动古说之处，偶尔有意思不能立即明白的，就参照各家学说，大概就可以理解了。” 考察《篑斋诗说》，写到《卫风》便停止了；如今附在文集中的，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书。” 黄光升《演诗蠡测》未见 张忠《诗辨疑》未见 黄虞稷说：“是任丘人，嘉靖己丑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 吕光洵《诗笺》未见 俞汝言说：“光洵，字【缺】，新昌人。嘉靖壬辰年进士，历任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云南巡抚，改任南京工部。” 薛应旂《方山诗说》八卷 现存 王梦得作序说：“我的老师方山公，五经没有不深通贯晓的，尤其擅长《诗经》。他把幼年时所记录的《诗说》刊刻成书。首先依据经义来探求诗的旨趣，参照古今来使这种旨趣更为广博，考察人的性情来端正诗意，考订得失来使其合乎中正。确实可以辅助经书并行于世，学习的人应当自己从中有所体会。”嘉靖癸卯年作序。薛腾蛟《毛诗附说》十卷 未见 陈言《诗疑》未见 陈言自序说：“《诗》这种文献，正诗和变诗的存在取决于感发，哀乐的表现存在于声音之中，美刺、劝戒存在于诗意之中，政治的升降和世道的治乱存在于时代之中。理解了诗意，所以能够看见时代；理解了诗歌所感发的情感，所以能够考察声音；理解了声音，所以能够知道政治。这样一来，诗篇的次序就可以排列，也就可以为它作序。所谓为诗作序，就是按照先王诗篇所处的时代排列它们。考察诗篇所处的时代，对于诗中的音乐就会有所领会。因此，关于诗的序，《诗小序》的作者，有人认为是孔子，有人认为是子夏，有人认为是子夏与毛公共同撰作，有人认为是国史，有人认为是卫宏加以润色。所谓润色，是润色孔子、子夏、毛公的作品。孔子、子夏、毛公距离《诗》还近，必定有耳闻目见可以依据的地方；而在几千年以后凭臆测来驳破它，难道不是相距太远了吗？所以，有些诗序本来出于诗意，而诗中却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诗序的说法，朱子认为这是不对的，而我怀疑这才是对的。因此把这部书命名为《诗疑》。” 《诗序传》未见 陈言自述说：“先王的诗，孔子得到宋国大夫的七篇，称为《商颂》。接下来是周诗。周人尊奉文王，所以把《二南》列在其次。文王尚未称王，《二南》还不能列为《雅》。武王完成了文王的事业，所以接着列武王的《颂》。成王使天下安定、功业成就，制礼作乐也完备了，所以接着列成王之诗。正《雅》中，成王对周公还有疑虑，还不纯正，所以接着列《豳》地的变风。继承成王的是康王、昭王，所以接着列两王的《颂》。两王以后，有宣王的兴盛，也有幽王、厉王的衰败，所以接着列幽王、宣王、厉王时期的变《雅》。考察它所发生的变化，诗的感情就显现出来了。幽王被杀，平王东迁，此后不再有《雅》，所以接着列《王风》。平王以后就没有王室之诗了，于是有了诸侯之诗。鲁是宗国，却没有《风》，所以接着列《鲁颂》。康叔是武王的儿子，所以接着列《▯▯》。卫国的唐叔是成王的弟弟，所以接着列《唐风》。因为它处在厉王以后，所以接着列《郑风》。异姓而有大功的是太公、毕公，所以接着列《齐风》。接下来是魏、秦；诸侯中又有狄族的，是秦 最后以陈、桧、曹三国的诗作结。” 袁炜《毛诗定见》未见 《浙江通志》记载：袁炜，字懋中，慈谿人。嘉靖戊戌年，防元廷试第三人。历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赠少师，谥文荣。何宗鲁《诗辨考证》四卷 未见 黄虞稷说：“宗鲁，字可言，福清人，嘉靖癸卯年举人，惠州府同知。” 李先芳《毛诗考正》未见 王樵《诗考》未见 陈锡《诗辨疑》一卷 现存 劳堪《诗林伐柯》

译四卷 现存 谢东山作序说：“《诗林伐柯》，是道亭劳先生所作的说《诗》之书。劳先生在按察潼川期间公务之余，拿出来给我东山看，因此我读完了它。劳先生对于《诗经》三百篇，既能合起来作总体论述，又能分开详细说明；大的方面用一个说法概括，小的方面则逐条作诂释。他善于取舍，论辨广博而明晰。学习《诗经》的人读这部书，不就像砍伐树木的人有斧柄作为标准，而且标准并不在远处吗？不过，所谓标准，不在书本而在人；不在人而在自己。圣门说《诗》说：‘思无邪’，又说‘温柔敦厚’，这是诗教，也是学习《诗经》的标准。劳先生在蜀地教人，以德行作为根本，以笃实作为文辞的基础，实行时持敬，施教时宽厚，表现出来的是和颜悦色；并不是因为考校士人而发怒，喜怒不表露，好恶不显现，使人不能因侥幸而窥伺其意，也不能因毁誉而动摇他。他用来熏陶教化人的方法，使人达到无邪、温柔敦厚，归根到底只有一个道理。如今诸位生员既然亲自承受了劳先生的善意教诲，希望你们对于劳先生以自身行为进行教导的做法，就近取作自己的准则。否则，假如只是徒然阅读劳先生的书，那本来就不是劳先生的志向。”隆庆庚午年作序。缪泳说：“劳堪，江西德化人，嘉靖丙辰年进士，历任副都御史，协理院事。” 许天赠《诗经正义》未见 黄虞稷说：“天赠，字德夫，籍贯是黟县；嘉靖乙丑年考中进士，担任山东叅政。” 《经义考》卷一百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十四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诗》【十七】沈一贯《诗经纂注》四卷 现存 冯时可《诗臆》二卷 现存 黄洪宪《学诗多识》已散佚 郭子章《诗传书例》四卷 现存 殷子义《诗经疏解》未见 欧志学《毛诗见小录》未见 黄虞稷说：“志学，字须静，莆田人，嘉靖年间任知县。” 陆奎章《陆诗别传》未见 黄虞稷说：武进人，学士简的儿子。郭氏【金台】《毛诗辨》已佚。高佑釲说：是长沙人。李氏【泽民】《诗集传》已佚。《广信府志》记载：李泽民是贵溪人，隐居在家，侍奉母亲，号北山樵子，著有《诗集传》。易氏【贵】《诗经直指》十五卷。已佚。郭子章《黔记》记载：此书由知府易贵撰写。易贵是宣慰司人，广泛通晓历代典籍，归田十多年，闭门校订书籍，因为《诗》的义理深奥，撰写了《直指》，如今已经散佚。朱氏【得之】《印古诗说》一卷。尚存。钱金甫说：朱得之，字本思，是靖江人，拜阳明为师。阳明在粤地去世后，他奔走数千里去迎接阳明的遗体，哭得极其悲哀。《印古诗说》一卷，由钱塘胡氏刻入《格致丛书》。李氏【经纶】《诗教考》。《诗经》面墙解。未见。黄虞稷说：“经纶字大经，是南丰的诸生。” 黄宗羲说：“大经认为，《诗》三百篇并非孔子的旧本，是汉代儒者杂取逸诗来补足篇数。因此，其中那些对成就天德、施行王道没有精粹益处的篇章，就删去它们。”于是撰写《诗教考》。按：《诗》共有三百一十一篇，是孔子所定本。用一句话概括其宗旨，就是“思想纯正而无邪”。但朱子却说：“那些诗虽然是怀着有邪念头的人写成的，而我却用无邪的思想去读它们。”这样看来，作诗的人并不都是思想无邪。于是，他把《春秋》所载列国卿大夫结盟、会见、宴饮时所赋的诗，经过百世之后，全部判定为淫奔之诗。相传几代以后，鲁斋王氏竟删去三十二篇，说现今的三百零五篇并非孔子的旧本。秦代焚书以后，《诗》不能独自完整保存，汉代儒者便取来那些被删去的诗以补足篇数；这是支离的说法。《大经诗教考》大概本于王氏之说。《诗》本来没有邪念，王氏在前面删削它，李氏在后面又削去它们，也就不同于孔子的裁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三百五篇〕 袁氏【仁】《毛诗或问》二卷。尚存。袁仁自序说：“朱元晦研究《诗》，完全抛弃孔门的序说，而凭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这就像盲人摸象，难道不是只揣摩到了大象的一端吗？然而距离大象本身已经很远了。我读《诗》，不废弃序说，也不完全以序说为依据；从精神上加以防察，从志意上加以揣度，返归到性情的微妙之处，窥察于美刺的表面。我这样求索，却没有得到它。就像鱼儿咬住鱼钩，突然有所领会时，竟不知道是我成为古人，还是古人成为我。于是举出自己所信奉的内容，假设为问答，把它阐发出来。” 叶氏【朝荣】《诗经存固》八卷【一作十卷】。未见。黄虞稷说：“朝荣是福清人，是大学士向高的父亲。” 屠氏【本畯】《毛诗郑笺》二十卷。未见。林氏【世陞】《毛诗人物志》三十四卷。未见。黄虞稷说：“礼部尚书燫的儿子以王应麟《诗传图要》为基础撰写此书。” 邓氏【元锡】《诗绎》三卷。尚存。章氏【潢】《诗原始》未见。李氏【鼎】《编诗经古注》十卷。未见。王氏【大觉】《诗解》未见。黄虞稷说：是福州人。林氏【甫任】《诗经翼传》未见。黄氏【三阳】《诗讲义》未见。蒋垣说：三阳字元泰，是建阳人。陈氏【第】《毛诗古音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