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十五

译卷。今存。九思自序说：“解释经书，应当以孔子的话为主。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才把音乐整理订正，使《雅》《颂》各得其所。’由此可见，《诗》中只有《雅》《颂》是乐章；至于《二南》，也未尝不是乐章，但《南》自成一类，不应当与《雅》《颂》并列讨论。孔子删定、阐述六经，凡是涉及夏、商、周三代的，都以遵从周制为原则。周制所在之处，就是礼所在之处；有这样的礼，就有这样的乐，而《诗经》中的各篇诗歌，就是所谓的乐。绝不会有无礼而有这种乐的情况，也不会有有这种礼而没有这种乐的情况。比如卫国，武王、周公原本从未允许康叔在鲁国使用天子的礼制，卫国与鲁国本来就不同。卫国怎么会有《雅》《颂》？如果《宾之初筵》是卫武公悔恨饮酒的诗，《抑抑威仪》是卫武公自我警戒的诗，就只应当和《淇澳》同列在《卫风》中，怎么可以列在《二雅》里？因为《雅》是天子的乐章，绝没有把诸侯国的声诗混杂其中的道理。现在除《十三国风》以及《鲁颂》《商颂》外，把《大雅》《小雅》《周颂》混合编在一起，不敢拘泥于汉、宋以来的旧说，也不敢参用子夏《诗序》。又有些凶礼，例如国家发生重大灾祸时祭祀上帝、祭祀四方之神；” “国家发生大旱时举行舞雩；天地发生重大灾害时祭祀社稷、祭祀宗庙；以及凡是停止奏乐、停止吹籥、放松乐悬、撤去乐悬、陈设乐器、收藏乐器、摆列乐器、陈设笋器、陈设舞器，吊丧之日不奏乐，忌日不奏乐，斋戒时不举行音乐，服丧时不举行音乐，出殡、下葬时不举行音乐，除服祭礼时不奏乐，上陵时不奏乐等，都不必逐项列出。其余则把周家的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全部列出，在每一礼的下面列出条目，再列出细目，张贴在墙上，日夜反复考察《诗经》白文：哪一首诗归属于哪一种礼，就确定为某礼的诗；哪一种礼归属于哪一首诗，就确定为某诗的礼。这样使经书中的三百种礼与诗中的三百篇一一相应，使周家有一种礼就必有一首诗，有一首诗就必有一种礼，不让它出现有礼而无乐、有乐而无礼的情况。一定要这样以后，《二雅》《周颂》才都是宗庙、朝廷所演奏的乐章和所歌唱的诗，才与孔子‘然后乐正’的说法相符合。起初想以各篇诗名作为目录，把五礼附在诗名下面；又恐怕天下后世产生疑惑，或者认为仍有遗漏的礼；” “如果以五礼作为目录，把各篇诗名附在五礼下面，又恐怕天下人产生疑惑，或者认为仍有遗漏的诗。后来再三审慎处理，认为各种礼散见于各部经书中，人们难以考察；至于各篇诗，则集中在一部书中，可以考核。与其让人知道没有遗漏的礼，不如让人知道没有遗漏的诗，因此便决定先以各礼作为目录，把各篇诗附在礼的下面；又再以各篇诗作为目录，把各种礼附在诗的下面。这样一礼便有一诗，一诗便有一礼，明白易见。使天下后世能够根据礼考察诗，根据诗考察礼，就知道《二雅》《周颂》已经全部包括其中，没有一篇是闲置无用的诗。” 姚舜牧《诗经疑问》十二卷。今存。舜牧自序说：“我曾经阅读关于三经三纬的说法，私下对此有所疑问。三经，就是《风》《雅》《颂》。三纬，就是赋、比、兴。大概应当融会贯通地取其意义，是说所铺陈的内容中有比、有兴，并不是截然断定这一篇是赋、那一篇是比、另一篇是兴。只有把它们截然分成三类，求索而不能得到其中的道理，才会说某诗是赋而又是兴、是赋而又是比、是比而又是兴，渐渐失去它本来的意义。这是三纬之说可疑的地方，但还只是较小的问题。若是断章取义，那么所有诗都可以随意通用。但作者的意旨，却有确定不变的内容。假如能够根据诗意推求千年以前诗人的心志，那么每一个字都各自包含一种意义，其中意味深长、耐人咀嚼的地方，确实足以启发万世之人。无奈诗的意义被湮没而无人认识，又无奈陈旧的说法被人们的习惯所淹没，即使有人能够探求其中的要旨，也被置之不问！如今我所怀疑的内容，前后已有几十年，并且又重新加以订正、考问了。对于以前误解的地方，赶快加以辨正，这实在是内心独自苦恼的事。可是哪里能得到高明的君子，虚心地替我裁定订正一番呢？这就是所谓藏在名山之中，等待千年以后遇到知音的人。” 林兆珂《毛诗多识篇》七卷。今存。方承章序说：万物都已齐备，如果有一样不知道，君子就以为可耻；宁可把它保存下来而不妄加论说。《山海经》中所有的怪物，固然可以交付给圣人所不知道的范围；但《诗经》《尔雅》以及增补《诗经》《尔雅》的书中所记载的事物，它们的名称和道理，怎么可以混同呢？《繁露》说：‘名称产生于真实；不真实，就不能称为名称。’那么不论一个名称指称几种事物，还是一种事物有几个名称，只要连一和多都分辨不清，格物致知又从何谈起呢？这正是先生感慨的地方。以先生学问的广博，尚且担心失去真实，必定检验、收摄事物的体统，把它们归入训诂，总的说来不离开《诗经》《尔雅》，这就接近正确了。若要记述它们的变化，就是《列子·天瑞》篇的内容；若要探究它们的源流，就是《淮南子·地形训》的说法。究竟是没有呢，还是有呢？大概也只能交付给所不知道的范围罢了。总之，《多识》在于广泛认识，总之又要贯通一理，大概是想做到广博而不超越常道吧？所以编纂这部书的困难，就像画犬马一样。” 郭乔泰序说：“我的家乡过去有郑渔仲先生，撰写了《昆虫草木志略》。他的自序说：‘已经认识鸟兽草木的真实情况，然后再传述《诗》，因为这正是诗家取兴的根本。’书名题为《志略》，精审核实，是各家中最好的。如今又有林孟鸣先生撰写《多识篇》，篇中以《三百篇》的名物为主；其中关于《三百篇》记事的精华，与郑渔仲先生曾经感叹的情况相合：儒生之家大多不认识田野里的事物，农夫、园丁又不懂得诗书中的要旨，二者没有办法参合，于是鸟兽草木之学就无法流传。试读先生的《多识篇》，才能之人的广博见闻和诗人的超逸情趣，全都具备了。” 钱金甫说：“兆珂字孟鸣，莆田人，万历甲戌进士，由刑部郎中历任廉州、衡州、安庆三府知府。” 汪应蛟《学诗略》

译一卷。今存。应蛟自序说：“先王对于《诗》的教化，难道不重视吗？从朝廷、宫闱以下，直到国都、闾巷，都弦歌诵读《风》《雅》，用来涵养吟咏性情并加以约束。到了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出使会盟、宴饮时，仍然相互赋诗来表达心志。这大概是因为诗的讽谏劝喻委婉而感人很深。有人说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只保存了其中十分之一。篇数虽少，但忠、孝、恭、顺以及礼义廉耻的节操，都森然齐备。说到兴、观、群、怨，以及侍奉父亲、侍奉君主，也都完备了。孔子说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思想纯正，没有邪念。’学习《诗》的人，确实应当从无邪之处求得端正。这样一部《学诗略》，难道还算多吗？” 吴周瑾说：“澄源汪氏，即应蛟，莆源人，万历甲戌进士，历任右佥都御史，办理朝鲜事务，巡抚天津，后来死于战乱。” 谢台卿《诗经课子衍义》未见。钱金甫说：“台卿，字韦仲，晋江人，万历庚辰进士。” 徐常吉《毛诗翼说》今存。徐即登《诗说》五卷。未见。吴炯《诗经质疑》一卷 现存。炯在自序中说：“我年轻时读《左氏春秋》，见其中引用《诗经》诗句，确实都有证据；但把它同考亭相比，便怀疑二者有所不同。长大后听长者说，考亭相信义理，不如毛氏接近古义且有师承。考亭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揣度诗人的志意，在千百年以后，大大突破了汉儒的藩篱；但汉儒的师承也不能完全扫除。我取《诗经》的序和传，同考亭的说法对照阅读；考亭说得无可怀疑的地方，便不再搜求训诂；考亭说得可疑的地方，就摘取序、传，加上自己的意见。哪里敢说这是能使人解颐的著作，不过姑且保存我的管见罢了。”万历丙午年夏四月。郝氏【敬】《毛诗原解》三十六卷 现存。钱澂之说：“京山郝氏解说《诗经》，专门依从小序，把序中的说法拘定为一说。遇到序文难以贯通的地方，往往曲意周旋，勉强作出解释，未免有使经文迁就传文的弊病。而且立意同《集传》相反，也不得其中正理。至于其中议论精当醇厚的地方，足以阐发朱熹《诗集传》的意义，不可废弃。” 《序说》八卷 现存。方氏【大镇】《诗意》未见。张氏【彩】《诗原》三十卷 现存。陈此心在序中说：“《诗经》所施行的教化，原本是为了维系世道人心，使人心归正，不使人陷入邪道。所以孔夫子保存三百零五篇诗，并概括其要旨说‘思无邪’。用‘无邪’来概括三百篇，实际上是孔夫子代替诗人说明其本意。而尤其值得作正面解释的，莫过于《郑风》。郑国的世风也逐渐受到桓、武之世的影响，武士有喜好缁衣的风尚，女子有《鸡鸣》所表现的风气，怎么能一概斥为淫乱呢？把仁人义士感时忧国的公忠之心，全都归入妖女狡童的罪案，难道不冤枉吗？这就是解说《诗经》却不善于作正面阐释者的过错。”张公是东省著名的解元，博览百家，沉浸于六艺。凡是诗中意义有两种可能、邪正相邻的地方，序、传、疏、笺各自显现出一个方面。张公只是依据它们天然呈现的内容加以裁定，使那些片面驳杂的说法融合贯通，又间或提出独到的解释，直接阐发圣贤尚未阐发的意义，而同圣经贤传毫不相违。比如《郑风》一篇，他为原本被认为淫乱的内容作正面解释，于是郑国的士人和女子千百年来终于遇到了知心者。由此推求作者的深情、删诗者的精意，以及默默接受这种推原解释的地方，实在很多。孔圣以‘无邪’来概括三百篇，其防止邪说的作用显明而又幽微；张公以‘无邪’来为三百篇作正面解释，其防止邪说的作用幽微而又显明。诸儒指斥邪说以惩戒邪行，功效广博却缓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张公为邪说作正面解释，使之归于正道，功效简约而迅速。对世道人心所起的维系作用不可谓小。假如孔圣复生，也一定会赶快同他谈论《诗经》了。钱金甫说：“张彩，字还白，又字敛之，滕县人。万历辛卯年乡试第一名，官至刑部郎中。” 徐氏【必达】《南州诗说》六卷 现存。必达在自序中说：“我小时候跟随先父学习《诗经》，稍长后翻阅各位前辈的著述，其中有异同之处，又向先父请教。己丑年春天，我谢绝宾客、闭门不出，写成《诗说》，专以先父的说法为宗旨，同时旁采各位前辈的说法，也时时附上自己的意见；凡是务求奇异而不合正轨的说法，一概删去。间有同当时说法稍有不同，但揣摩作者的心情和处境，形象跃然纸上的，实在不忍舍弃；出自前辈的，就标明前辈姓名；出自自己的，就标作‘愚意’。那些为当时所称道的说法，然而默想作者的意思又似乎未必如此的，便保存下来，标作‘再详’。如今距离当年已经三十多年了，我的头发已经斑白。生了八个男孩，便修筑南州书舍，把他们聚集起来教导；同族子弟也时时来往，抄写传授很是艰难，于是终于刻版刊行。这本书对于教诲你的孩子，或许差不多有用吧。”天启辛酉年。俞汝言说：“必达，字德夫，嘉兴人。万历壬辰年进士，历任南京兵部右侍郎。这部书是为应试举子学习八股文而作的。”李少卿日华为它作序。刘氏【宪宠】《诗经防说》八卷 现存。钱金甫说：“慈谿人，字行素，万历壬辰年进士，官至南太仆卿。” 曹氏【学佺】《诗经质疑》（又名《合论》） 六卷 现存。沈氏【万钶】《诗经类考》三十卷 现存。沈思孝说：“武塘沈仲容仿照王伯厚的《诗攷》，旁征博引、广泛考察，把不同门类附列在一起；凡属《诗攷》一类的，共三十二卷，也同样如此，确实是研究《诗经》者的一大著作。”沈蕙纕说：“万珂，字仲容，嘉善人。万历丁酉年举人，官知县。” 顾氏【起元】《尔雅堂诗说》四卷 现存。超元在自序中说：“先父凭借《诗经》学问起家，隆庆初年在永庆山房读书时，曾亲手抄录各家的《诗经》解说，收藏在箱笥中。我年轻时经过父亲庭训，喜爱这些著作并学习它们。只是遗憾《大雅》以下的各篇缺少记载。等到长大后，对各家的说法粗略有所涉猎，于是私下取用其中的义理续写。后来又同各位弟弟参互订正，另编成一部，保存在家塾中，用来教导孩子们。门人们于是将它刻版刊行。我也无法阻止。过去赵▯作《诗细》，蔡中郎经过会稽时，读了它并感叹，认为它胜过《论衡》。这部编书，我哪里敢就说足以抵得上秘藏于帐中的著作呢？总之，带着书卷吟诵的人，得到这种解说而保存它，或许也可以作为探索《诗经》的工具罢了。”万历丙午年夏日。倪灿说：“起元，字邻初，江宁人。万历戊戌年，赐进士第三名，历任吏部右侍郎。” 蔡氏【毅中】《诗经补传》四卷 未见。钱金甫说：“中山蔡氏毅中，光山人。万历辛丑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瞿氏【汝说】《诗经世业》未见。钱金甫说：“汝说是常熟人，侍郎景淳的儿子。考中万历辛丑年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 沈氏【守正】《诗经说通》

译十四卷 现存。诸九鼎说：“我们杭州的沈无回先生，解说《诗经》的义理，精妙绝伦，超过当时众人。先生考中万历癸卯年举人，《诗说通》由他自己作序。他的说法保存了小序的首句，同苏子由相同。” 樊氏【良枢】《诗商》五卷 现存。徐氏【光启】《毛诗六帖》现存。俞汝言说：“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甲辰年进士，累官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 考察《六帖》，第一部分叫《翼传》，第二部分叫《存古》，第三部分叫《广义》，第四部分叫《▯藻》，第五部分叫《博物》，第六部分叫《正叶》。赵氏【琮】《葩经约说》十卷 未见。《平湖县志》记载：“琮，字伯裕，万历己酉科举人，代理高阳教谕。” 庄氏【廷臣】《诗经逢源》八卷 现存 陆元辅说：“庄廷臣，字宁宇，武进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太仆少卿。” 卓氏【尔康】《诗学全书》四十卷 未见 邹氏【忠▯】《诗传阐》三十四卷 现存 按：邹氏错误地相信石经中的《子贡传》，反而斥责《毛传》不正确，这无异于痴儿说梦。陆氏【化熈】《诗通》四卷 现存 郑玥说：“陆化熈，字濬源，常熟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湖广参政。这部书有他自己的序，是为科举业而作的。” 胡氏【▯嘉】《读诗录》二卷 现存 钱金甫说：“胡▯嘉，字休复，仁和人，万历癸丑进士，改任庶吉士。” 朱氏【道行】《诗经集思通》十二卷 现存 《经义考》卷一百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十六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诗》【十九】黄氏【道周】《诗晷正》未见 钱氏【天锡】《诗牖》五卷 未见 天锡自序说：“春秋时代的名卿大夫结盟、会见、聘问、宴享，都称引《诗》来表达志意，各自有所怀抱和寄托，使人受到感动，因此《诗》的作用没有废弃。奈何逐字逐句地编排比附，偏偏追逐自己所见所闻，这样一来，宫商音调的失调，也已经很久了。柳宗元不是说过吗：‘从《诗》中寻求它的真实情感，感情真挚的语言，皱眉必有皱眉的原因，微笑必有微笑的原因。所以其他经书可以用训诂解释，而《诗》应当从声音来论说。用义理求取的，离人的本性较远；用声音感发的，接近人的本性。启发民众十分容易，也不过是在性情之间寻求罢了。’我年轻时学习《诗》，先接受民部广泛采纳各家学说的观点，认为变风并非淫靡，变雅并非美善。后来接受先父的训诫，不敢完全认为自己的见解正确。后来遭逢先父去世，书册散乱模糊，不再有次序。过了几年，璜儿很能谈论《诗》，于是我取其中不违背圣人旨意的大意传授给他，并和同好者一起商讨。吴周瑾说：‘天锡，字公泳，沔阳人，天启壬戌进士，历任广西按察副使。’ 何氏【楷】《毛诗世本古义》二十八卷 现存 范景文作序说：“从前子舆氏说，诵读《诗》、阅读史书，一定要考察它们所处的时代；又说：‘《诗》亡之后，《春秋》才产生。’既然如此，不明白《春秋》的义理，怎么能知道《诗》为什么会亡失？不考察作诗的时代，又怎么能知道《诗》是因何而作的呢？所以，所谓四始六义，虽然是吟咏性情的作品，其中也寄寓着一位王者所讥刺的大法。于是把它传播为歌声，配以管弦，使神人与人和谐，使上下相合，天子的事务，还有什么比《诗》更重要的呢？东迁以后，难道就真的没有诗了吗？孔子删定《诗经》，另外保存了《商颂》和《鲁颂》，即使是及门弟子中西河的端木氏一类人，也还不能轻易推测孔子的用意所在，何况汉儒的训诂、宋人的议论呢？这样看来，未删定的诗篇因王者的功业已经熄灭而亡失，已经删定的诗篇又因论说分歧太多而亡失。若不考察时代，在论述世代的纲要中考察政治的盛衰，又怎么能相称呢？我的朋友何玄子，家世相传学习《诗经》，独自窥见其中深奥的纲领，发现《诗》中所记载的周代事情最多；从后稷以后、文王以前的诗篇，其中大概不是宗庙祭祀、追念先人的作品，便断定属于夏、商时代，使诗篇按照其时代排列，并依人及事来编排，义理如同贯串的珠子。又为它们标注音韵，以调和声音；考证名物，以帮助广博见闻。” “他的辨析抽取精微，引证义理十分广泛，于是使分体的诗篇灿然明白。这部按年代编排的书，经过一千五百年以后，哪里料到又有这样的人出现？学者如果确实能够通读全书，其中治乱兴衰的交错情况，简直可以上接《尚书》，与《春秋》的史书相类。唉！我们生在六艺散失以后，还能使各个时代都有言说、人人都有咏唱，不至于像其他时候那样，古籍简略空疏、辽阔难寻，那么何氏辅助经学的功劳，比起古人来又当如何呢？”曹学佺作序说：“论说《诗经》的人，没有比孟子更好的。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因此要论述他所处的时代。所以解说《诗》，不能不论述它的时代。孔门论说《诗》，有《序》有《传》；后世所谓说、笺、疏、故，也都不超出时代范围，只是根据诗篇来解释注释，未曾听说有专门以时代为主、而使风雅颂随之排列的。譬如观看一个人的谱牒，他的祖宗功德相距远近，以及作为子孙的贤能或不肖，都完整地存在于尺幅之中。何氏对此钻研了七年之久，才完成此书，命名为《古义》。何氏说：‘不是我创作古义，而是古人的志意。’何氏玄子，就是何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