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十三

译《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现存。王应麟说：“陆德明在《释文》为‘申枨’作注时说：‘申枨，包氏说是鲁国人；郑氏说大概是孔子的弟子申续，《史记》说是申棠，字周；《孔子家语》说是申续，字周。如今《史记》把“棠”写成“党”，《孔子家语》把“续”写成“绩”，这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后汉《王政碑》说：“有羔羊般的纯洁，没有申棠般的贪欲”，也把枨写作棠，那么申棠、申枨就是同一个人。唐代开元年间封申党为召陵伯，又封申枨为鲁伯；本朝祥符年间封申枨为文登侯，又封申党为淄川侯，都列入从祀。党就是棠，同一个人却被当作两个人，是考察《论语释文》不够详细造成的。’” 陈氏【蜕】《论语品类》【“蜕”有的版本作“锐”】。《宋史·艺文志》著录七卷。已散佚。计敏夫说：“陈蜕在肃宗、代宗时期，生长在长江、淮河之间。” 韩子【愈】《论语注》。《唐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已散佚。《论语笔解》。《通志》著录二卷【《中兴书目》著录二十卷】。现存。许勃的序说：“昌黎文公著有《笔解论语》十卷，其中有李翱所说的内容，大概是李习之一同参与切磋研讨的结果。世上流传的版本大多有讹误错乱，韩愈先用文字阐明大意，就拿给李翱看；李翱于是与他互相辨析，并不只是韩愈一人编成此书。唉！齐、鲁两地孔门弟子所记录的善言，既然有相同和不同之处，汉、魏学者的注释汇集又繁多宽泛，很少能探究其中的精要。如今看韩、李二人的学问，勤勉而深邃，真可以说窥见了圣人的堂奥。难道章句之学的技巧能够穷尽圣人的深奥吗！”我校订了几家旧本，取得其中精纯的内容，想使它广泛流传，所以作序来阐发它。王谠说：《论语》“宰予昼寝”一句，梁武帝读作“寝室”的“寝”，“昼”读作胡卦反。意思是说宰予画寝室，所以孔子感叹：“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筑的墙不能粉刷。”现在人们都认为韩文公的说法不对。又如“伤人乎？不问马”，如今也有人说韩文公读“不”字为“否”。意思是说，对于大德的圣人来说，难道会只对人仁慈而不对马仁慈吗？所以先问贵重的人，后问低贱的牲畜。然而“不”字上面难道一定还要另加一个语助词吗？这种解释也太曲折了。何况这未必就是韩公的说法。邵博说：“张籍祭奠韩退之的诗说：‘《鲁论》的注释尚未完成，手迹如今已经模糊。’这说明韩退之曾经撰写《论语传》，但没有完成。如今世上流传的本子，把‘宰予昼寝’的‘昼’写成‘画’字，把‘三月不知肉味’的‘三月’写成‘音’字，把‘浴乎沂’的‘浴’写成‘沿’字，实在浅陋。程伊川却都采用了这些说法，这是为什么呢？” 晁公武说：“唐代韩愈退之、李翱习之撰写此书，前面有秘书丞许勃的序，说韩愈、李翱共同讨论，合力完成此书。考察唐代通晓经学的人很少，唯独两位先生的声名冠绝一代，大概就是因为这部书。然而《四库书目》和《邯郸书目》都没有著录此书，只有田氏《书目》著录《韩愈论语》十卷、《笔解》二卷。这部书题名为《笔解》，但所著录的二卷又与它不同。” 王楙说：李汉为《韩愈集》作序说：“有《论语注》十卷，后世很少流传。然而士大夫先生们往往有人谈到其中的三条义理。”近来钱塘人汪充家中有这部书，王存把它刻在防稽郡斋，题名为《韩文公论语笔解》。全书从《学而》到《尧曰》，共二十篇。韩文公和李翱摘取并辨析其中的大义，以此破除孔氏的注解，这正是所谓的“三义”。由此看来，不能说《鲁论》没有完成注释，只是后世很少流传罢了。不过考察《闻见录》所引“ 三月不知肉味 ”，其中“三月”写作“音字”；如今流行的《笔解》中没有这句话，其他地方也往往有许多散佚。有人说，韩文公的解释多有改动原文之处，近于穿凿。我又看到韩愈别集中的《答侯生问论语》一文，其中说：“我从前注解这部书，不敢过分探求其中的意思，只取圣人的防范之意来与它相合，那么也就足以取得后辈的信任了。”韩公自己这样说，难道会有意穿凿吗？赵希弁说：以上是唐代昌黎先生韩文公的说法。其中说到“翱”的，是李习之。韩文补充说：韩公作《论语传》尚未完成便去世了，这一点见于张籍的祭诗，洪庆善已经辨明。如今世上流传的本子，例如“宰予昼寝”一条，…… 把“昼寝”的“昼”写作“画”；把“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三月”写作“音”；把“浴乎沂”的“浴”写作“沿”；把“子在回，何敢死”的“死”写作“先”之类。虽然未必确实如此，但凡是学习伊川之学的人都采用这些说法。陈振孙说：“馆阁书目记载，秘书丞许勃为此书作序；如今的本子却是王存作序。” 都穆说：“唐代李汉为韩愈的文章作序说：‘有《论语解》十卷，传授给学者的内容不在文集中。’我家收藏的古本《韩文》有这部书，但其中的说法常常与今本不同。例如‘六十而耳顺’，解释说：‘“耳”应当作“尔”，犹如说“如此”。’例如‘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解释说：‘“谓”应当作“言”，意思是冉有认为泰山之神不合礼。’例如‘宰予昼寝’，解释说：‘“昼”应当作“画”。宰予位列四科十哲，怎么会有白天睡觉的责备？’例如‘人之生也直’，解释说：‘“直”是“德”字的讹误，说的是人出生时禀受天地的大德。’例如‘子所雅言’，解释说：‘“雅”是“言”字的讹误。’例如‘三嗅而作’，解释说：‘“嗅”应当作鸣鵙的“鵙”，是雉的叫声。’例如‘子在回，何敢死’，解释说：‘“死”应当作“先”。’例如‘浴乎沂’，解释说：‘“浴”应当作“沿”。’例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解释说：‘“仁”应当作“备”。’例如‘以杖叩其胫’，解释说：‘“叩”应当作“指”。’例如‘君子贞而不谅’，解释说：‘“谅”应当作“让”。’例如‘孔子时其亡也’，解释说：‘“时”应当作“待”。’” 例如“乡愿，德之贼”，解释说：“乡愿”应当作“内柔”。以上这些说法，朱子曾认为浅陋浅薄，又说：“凡是学习伊川之学的人都采用这些说法。”等到我看到韩文中《答侯生问论语》一文，说：“我从前注解这部书，不敢过分探求它的意义，只取圣人的防范之意来与它相合，那么也就足以取得后辈的信任了。”这样看来，朱子所说的浅陋浅薄，难道正是韩公想要取得后辈信任的做法吗？” 侯氏【喜】《论语问》亡佚 韩子说：“侯生所给我看的《论语问》，非常好。” 考证：喜字叔▯。韩子赠诗说：“我党的侯生，字叔▯。”说的就是他。他最终任国子主簿，韩愈文集中有《祭国子主簿侯君文》，说的也是他。文中说：“您的文学才华，如今谁能超过您？”他唱我和，我向他提出疑问。所谓“向我提出疑问”，指的是《论语》中的“问”字。张氏【籍】《论语注辨》

译《唐志》著录二卷 亡佚 计敏夫说：“籍字文昌，是和州人，历任水部外郎，最终任主客郎中。” 马氏【总】《论语枢要》《宋志》著录十卷 亡佚 晁公武说：总字防元。陈振孙说：“马总仕途做到大理评事，曾经作为裴晋公的副手讨平淮西。” 李氏【涪】《论语刊误》《通志》著录二卷 尚存 李氏【磎】《注论语》亡佚 孙光宪说：“司空图侍郎撰写《李公磎行状》，说李公有出类拔萃的才华，因为受到同辈嫉妒，遭逢了非正常的横祸。他曾经注释《论语》一部，却在仓促之际被贼兵的大火焚毁，当时人们没有听闻其内容。可惜啊！” 无名氏《论语杂义》《唐志》著录十三卷 《论语剔义》《唐志》著录十卷 两书都已亡佚 宋徽宗皇帝《论语解》二卷 亡佚 邢氏【昺】《论语正义》《宋志》著录十卷 尚存 《中兴书目》记载：《论语正义》十卷，由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人撰写。咸平年间，朝廷颁行此书，其中对于章句训诂、名物器用和事类等方面，说明得很详细。晁公武说：“也是因袭皇侃所采集的各家儒者说法，刊削订定而成书。”陈振孙说：“唐人只为五经撰写疏，而没有涉及《孝经》《论语》，到邢昺才开始奉诏为它们撰写疏。” 《宋史》记载：邢昺，字叔明，是曹州济阴人。太平兴国初年，考取九经，登第。咸平初年，任国子祭酒。咸平二年，开始设置翰林侍讲学士一职，任命邢昺担任。邢昺奉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等人校订《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的义疏。官至礼部尚书，去世后，追赠左仆射。宋氏【咸】《论语增注》《宋志》著录十卷 亡佚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嘉祐二年十一月，屯田员外郎宋咸进呈他所注的《论语》，朝廷下诏予以嘉奖。王应麟说：“宋咸《增注论语序》说：‘韩愈注释《论语》和《笔解》，大体上多是窃取先儒的义理而改换措辞；所以我摘取这两部书以及旧注中不妥当的地方，加以辨析订正。’” 周氏【式】《论语集解辨误》《宋志》著录十卷【续一卷】亡佚 王应麟说：“周式撰写《集解辨误》十卷，另外还有《续辨误》一卷，附在它的后面。” 纪氏【亶】《论语摘科辨解》《宋志》著录十卷 亡佚 杜氏【莘老】《论语集解》十卷 亡佚 考证：莘老字起，是莘地青神人，官任殿中侍御史，著有《论语集解》，见于查籥所撰的行状。此文收入杜大圭编的《名臣琬琰之集》。余氏【象】《论语集解》亡佚 《闽书》记载：余象是仙游人，庆历六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阮氏【逸】《论语增注》亡佚 勾氏【微】《论语精义》二十卷。已散佚。按：《绍兴续到四库阙书目》中有此书。周子【惇颐】《论语》。已散佚。按：《乐清刘氏黻防川集录目》中载有濂溪的《论语序》，疑心当时确实有这部书。王氏【令】《论语注》。《宋史》记载十卷。已散佚。晁公武说：“本朝王令，字逢原，撰写《解〈尧曰〉篇》说：‘四海之内的百姓不陷于困穷，那么上天赐予的禄位就不会永远终止。’王安石撰写《新义》时采用了这句话。” 王氏【安石】《论语解》。《通考》记载十卷。已散佚。《论语通类》。《宋志》记载一卷。已散佚。王氏【雱】《论语口义》。《通考》记载十卷。已散佚。陆游说：“王元泽去世后，诏令搜求他的遗书。荆公查看箱子，得到《论语解》和《孟子解》，都是用小字写在书页四边，于是把它们进献上去。不过，这些也不是已经完成的著作。” 王应麟说：“王元泽的《口义》中有这样的话：‘教化百姓，比命令更深；百姓效法上位者，比服从命令更快。’上蔡的《论语解》引用了这句话。” 吕氏【惠卿】《论语义》。《宋志》记载十卷。已散佚。孔氏【武仲】《论语说》。《宋志》记载十卷。已散佚。蔡氏【申】《论语纂》。《宋志》记载十卷。已散佚。王氏【端礼】《论语解》。已散佚。史氏【通】《论语说》。已散佚。何氏【执中】《论语讲义》。已散佚。苏氏【轼】《论语解》。《宋志》记载四卷【《通考》记载十卷】。未见到此书。苏氏【辙】《论语拾遗》。一卷。现存。苏辙自序说：“我年轻时撰写《论语略解》，子瞻被贬居黄州时，撰写《论语说》完成后，取用我过去所写、如今见于他书中的内容，大约十分之二三。大观丁亥年，我闲居颍川，为孙籀、简筠讲解《论语》；子瞻的说法有我认为不妥当的地方，便时时对孙籀等人讲说，共二十七章，写成《论语拾遗》。遗憾的是不能拿去向子瞻当面求证。” 晁公武说：“子瞻撰写《论语解》，去世以后，子由把其中不妥当的说法辨析订正了。” 王氏【巩】《论语注》。《通考》记载十卷。已散佚。秦观序说：元丰二年，眉阳苏公因御史上言，说他的文章涉及诽谤讥讽，交付属吏审理，案件已经办完，天子从轻处罚，降为黄州团练副使。当时梁国张公、洓水司马公等三十六人，平素与眉阳交情深厚，得到他的文章却没有上报，全都被罚金。只有太原王定国被贬为监滨州盐税。定国是宰相家的子弟，年轻时便有声名，一旦因交游获罪而被斥逐到海边，人们都以为他会整日饮酒，没过多久便不再以笔砚为职务了。然而定国到了滨州，更加刻苦自励，早晨起床便进入官署，处理盐税事务极其谨慎；退署后便钻研经书、撰写著作，有时作诗自我娱乐，不是疾病、庆贺、吊丧等事情，便从不废止。元丰七年，任期届满回京，前往东上阁门上奏说：‘臣没有才能，幸而凭借先人的缘故，得以列入仕籍；不能谨慎办事，陷于罪过，想到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赎罪，闲暇时便趁职务之余，冒昧地把自己的见解注成《论语》十卷，不敢进献，只希望陛下裁决并怜悯。’第二天，诏令御药院取走他的书，但还没有得到答复，神宗便去世了。唉！自熙宁初年起，王氏父子凭借经学受到宠幸，把他们的学说下达到太学；凡是设置博士、考试诸生，都依照新书办理，不合新书的便罢黜他们，于是众儒的学说被废弃了。” 王定国当时处在被放逐之中，身在南方蛮荒、瘴疠流行的地方，却还能自信而不受迷惑，论述撰写成一家之言。等到天子听说后取阅他的书，如果不是他的气概超过常人，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呢？传书说：“上天不会因为人厌恶寒冷而停止冬季，大地不会因为人厌恶险阻而停止其广大，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喧嚣纷扰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从这件事看来，这些话更加可信。我近来事务繁多，没能请求阅览他的书，而定国竟拿副本来请我作序。只是我的文章浅陋，哪里足以阐发定国所蕴含的学问呢？姑且摘述其中的大意，使阅读它的人知道定国著书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知道神宗尊崇经术，也并不只是专主于一家之说而已。邹氏【浩】《论语解义》。

译《宋志》记载十卷。已散佚。邹浩自序说：“圣人是体悟大道的人。他显露才德来治理世事时，用来使大道更加无穷的内容，都表现在实际行事中；他收敛才德、隐居闲处时，用来谋求不朽的内容，只能记载在空泛的言语中。记载在空泛的言语中，固然不如表现在实际行事中那样深切显明。然而，避讳困厄已经很久却仍不能避免，求取通达已经很久却仍不能得到。大道本来没有积滞，只是时运和命数加以阻碍；那么即使想不说话，言语最终也不能废止，难道是他自己能够停止的吗？《论语》的写作，正是有这样的缘由。用来剖析义理，使昏昧的人一定能够通达的，叫作‘论’；用来应答询问，使叩问的人一定得到回应的，叫作‘语’。这部书中，后世豪杰之士即使只是依据准绳、仰望表率来建立自己的言说，仍然能够探寻幽深隐微之理，使之合乎伦理、符合法度。凡是求学的人尚且应当虚心以待，何况其根本出自圣人呢？这就是传记认为没有什么比《论语》更伟大的原因。况且六经的言语，哪一种不是出自圣人呢？然而对于《易》，只是依据伏羲的卦、文王的爻，再给它们系上文辞而已；对于《诗》《书》，只是依据众多的文辞和帝王的事迹，加以删定，使之趋于完整而已；对于《春秋》，只是依据真实记录的信史加以修订，以显示褒贬而已；” “对于《礼》《乐》，只是依据原有的情感和礼仪文饰加以匡正，以教导人达到中和而已。总而言之，虽然六经都出自圣人，却不是纯粹的圣人之言。纯粹属于圣人之言的，想来就是《论语》吧？可是既然把《论语》看作纯粹的圣人之言，其中又夹杂着二三位弟子的言语，这该怎么解释呢？回答说：把金属冶炼成钟，把兽皮绷成鼓，声音本来就藏在其中；不敲击它，就不会发声。圣人何曾预先发出声音，来要求别人回应自己呢？也只是随着别人敲击而发声罢了。既然如此，如果没有二三位弟子的言语，又凭什么显出纯粹的圣人之言呢？所以，通晓《论语》中‘五十而学《易》，可以没有大的过错’这一类话，《易》的道理就掌握了；通晓‘《诗》可以激发情感、观察社会、合群相处、抒发怨情’这一类话，《诗》的道理就掌握了；至于《书》《春秋》《礼》《乐》，只要领悟其中一句话，没有不如冰消冻释一般，进而达到大道的。从这里看来，这部书虽然简略，但所包含的内容却很详尽；它的言语虽然浅近，但所依据的根本却很深远。若不是自己深入思考并精心研习，哪里能够抽绎出它的头绪，使幽暗之处明亮起来呢？只是我邹浩才识浅陋，哪里足以参与其中？姑且把自己听闻到的内容呈献出来，同有志于大道的人共同讲论罢了。” 刘氏【正叟】《重注论语》。《宋志》记载十卷。已散佚。王应麟说：“刘正叟认为，《笔解》都是后人的学说，借托韩愈的名声来求得流传，只是玷污前贤，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因此撰写《重注》十卷，用来消除学者的疑惑。” 龚氏《论语全解》。已散佚。陈氏（祥道）《论语全解》。十卷。尚存。祥道自序说：“谈论道理的称为‘论’，谈论义理的称为‘议’。庄子说：‘天地四方以外的事，圣人存而不论；天地四方以内的事，圣人论而不议。’《春秋》是治理世事的著作，体现了先王的志意。圣人有所议论，却不作争辩。大概‘论’涉及道理，所欠缺的是道；‘议’涉及义理，所欠缺的是理。圣人难道不想停止应答诘问，体察大道来保全自己吗？大道无须发问，发问也没有应答，不发一言，任由自己和万物共同忧患，这只是孤僻之人罢了，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既然如此，孔子虽然想要忘掉言语，哪里能够做到呢？只是不得已而谈论道理，用来回答求学者的询问罢了。这就是所谓《论语》。然而，王者的事业已经消失，圣人即使谈论道理来回答求学者的问题，也仍然不能就此停止。所以，谈义理的内容保存在《春秋》中，谈道理的内容保存在《论语》中。《春秋》的写作，是用正确的事来劝勉善行，用错误的事来惩戒恶行；善恶的判断，仍然像放在秤上衡量一样，轻重有时会有偏差，奖赏和惩罚也未必分明，因此受到奖赏的人不足以把它看作荣耀，受到惩罚的人也不足以把它看作耻辱。这样就不得不加以议论。至于《论语》的言论，只是回答求学者的问题罢了，何必涉及这些事情呢？” 我曾说，幽微难见的是道，简易平实的是理。君子用理来阐明道，用义来阐明理。言论一旦达到义的层次，就离道远了。孔子的时代，师道已经明白，异端都已服从；由于辨析议论没有间断地兴起，所以圣人回答问题，只谈理就足够了。平日弟子在身边，各自谈论自己的志向，圣人因此考察他们心之所安，了解他们才性中的偏失。对于仁孝之类的言论，按照各人的程度分别回应，不需要反复告诫并详细说明。大体说来，君子教育人，是希望他自己思考而获得理解。孔子对弟子，不到心里苦思不得其解时不启发，不到想说而说不出时不引导；有些话很少说，有些话根本不说，最后归结为‘忠、恕、仁、义’罢了。举出一个方面，叩问事情的两端，由近及远，由简约而详尽；如果能够思考而得到领会，就会发现那只是启发他本来具有的东西。弟子中，有听到一点便能知道两点的，有听到一点便能知道十点的；问《诗》而懂得礼，问伯夷而懂得孔子；小才由小处成就，大才由大处成就。我告诉得简约，他却领会得详尽，能达到这种程度吗？冉求才力不足，子路不喜悦，听闻道理却没有做到反求自身，最终仍成为贤者。那么后世的学士大夫，难道应当把学问只放在口头和耳朵之间吗？《论语》以后，子思的《中庸》和孟子的七篇，尤其得到了这种传承。” 然而到了孟子的时代，许行的学说充斥天下，孟子想要拒斥偏颇的学说、放逐放荡的言辞，不得已而进行辨析。若面对疑难、回答问题时不直接说明，道理就无法显现，所以他的言论比《论语》更加详尽。即便如此，圣人的言论有时是论，有时是辨，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只是由于时势不同罢了。晁公武说：王介甫撰写《论语解》，他的儿子雱作《口义》，他的门徒陈用之作《解》。绍圣以后，这些书都在科场中流行。有人说，陈用之的书其实是邹浩所著，只是假托陈用之的名义罢了。晁氏（说之）《论语讲义》。《宋史·艺文志》载五卷，《通志·艺文略》载十卷。今已不见。晁公武说：“这是从父詹事公所撰写的，大多采录古人的学说，用来纠正近世的错误。” 朱子说：景迂的《论语解》也有可取之处。《经义考》卷二百十三。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十四。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