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二

译唐代太学壁经。亡佚。封演说：“大历十年，有关官员上奏说，经典文字不规范，取舍没有标准。于是下诏让儒官校订经书底本，送交尚书省，并与国子司业张参共同考核验证。张参于是撰定《五经字样》，书写在太学讲堂的墙壁上，求学者都到那里取法订正。” 李肇说：“张参任国子司业，年老以后，常常亲手抄写九经，认为读书不如抄书。” 《通鉴注》说：大历年间，张参任司业，把《五经》确定下来，书写在讲堂东西厢房的墙壁上。考察唐代舒元舆《问国学记》说：“舒元舆想要到太学观看礼仪，谒者答应了，于是为他在前面引路。起初经过朱门，门关着，舒元舆问道：‘这是鲁圣人的宫室吗？’于是便行礼。接着到了西面，有一座高门，门中有厦屋，他问道：‘这是论堂吗？’又到了一道门，问道：‘这是国子馆吗？’那里的庭院和厅堂，就像进入论堂一样，等等。《防要》《通典》等书都没有详细说明论堂的形制，后来的学者无从了解，我怀疑‘论堂’是‘讲堂’的错误，所以特地把这些情况详列出来。” 唐代《防要》记载，太和七年二月下诏，复核确定九经的字体，命令以司业张参的《五经文字》为标准。《册府元龟》记载，郑余庆以太子少师兼判国子祭酒。元和十三年十一月，他因太学荒废毁坏已经很久，学生不能振作，上奏请求按文武官员的俸禄筹集资金，修缮扩建两京国子监。十四年十二月，又上奏请求京官每月的料钱每贯抽取一十文，用来建造国子监先师庙并修缮壁经。诏令批准。又说：“开成二年八月，翰林待诏唐玄度上奏说：‘张参《五经》的旧字样，年代久远，笔画已经参差不齐，传抄沿袭，逐渐产生错误。现在依据字书考察比较是非，取其中适当的部分，新增加《九经字样》一卷，请附在《五经字样》末尾，用来验证错误。’下诏说：‘依奏办理。’” 刘禹锡记载说：“起初，大历年间，名儒张参任国子司业，开始详细审定《五经》，书写在论堂东西厢房的墙壁上，辨别齐、鲁两地的读音，取适宜的；考察古今文字，取正确的。因此，各位学生的老师，那些内心偏执、学术偏狭、偏听自己的臆说的人，全都被约束而归于大体相同。字样高高悬挂，经过六十年，墙壁坍剥、污损，已经污浊而不鲜明。如今皇帝崇尚文章，尊重典籍，在苑囿中不增添一尺椽木，却把成均作为治理学校的地方；有关官员上奏后，皇帝立即赐钱千万。当时祭酒齐皥实际主持这件事，博士韦公肃实际辅佐他。国学的规制重新严整，经过的人一定扶轼致敬，于是用盈余的钱把墙上的文字重新修整。鉴于以前涂土的墙面不能长久保存，便剖取坚木，靠着墙壁排列起来。木板的形制像版牍，却更加高大宽广；表面平整，像涂过粉一样洁净光滑。木板背面设置暗榫，使众板连成一体，接合处没有痕迹。于是堂屋高大明净而深邃，两边的廊庑互相映照。又命令国子监中通晓法书的人，分配篇章，按照日期，推辞其他事务来缮写。书写删改完成，校勘也十分精细，黑白分明，文采斑斓，清楚得如同飞动起来。人们因为疑难而来求教，它光明如星辰；人们因为敬意而来趋拜，它庄严如神明；人们带着疑问来请教，它的决断如蓍草和蔡草占卜一样明确。它从京师传播到天下，远至通译九重的地方，都知道尊奉它为宗师，并不只是那些穿着儒服、钻研仰慕学问的人如此。” 于是学官陈师正等人以及学生，共四百二十八人，请求用金石刻下此事，并作歌说：‘我们有学宫，已经倾圮而把它建成；我们有壁经，已经昏暗而把它使之明亮。是谁规划了它？是谁阐明了它？祭酒是齐氏，博士是韦氏，使我们这些学生，按时弦歌。勤勉恭敬，不傲慢，不嬉戏，希望遒人来采录我们的诗。’当时我任礼部郎，凡是瞽宗的事务都可以参与裁决，所以记下这件事，用来转告史官，应当附在《艺文》之中。考察：唐代新、旧两部史书都没有为齐皥立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瀛州齐氏齐皥为京兆府司录参军，却没有说他任祭酒。昌黎韩愈文集中有《送齐皥下第序》，称‘高阳齐生的兄长是当时有名的宰相，出任南方藩镇，齐生参加进士考试，有司因此屡次使齐生蒙受委屈’；这里所说的名相，指齐映。王定保《摭言》记载，陇西李舟写信给齐映说‘三十三官足下’。韦公肃在旧史中没有传，《新唐书》把他列入儒学诸臣传，说：‘他是逍遥公房，元和初年任太常博士兼修撰。’ 王履贞的赋说：“国家广泛施行文教，建立学校以崇尚政教，把六经置于屋壁，作为群儒的龟鉴和明镜；删取散佚的文章来辨明错误，使雅正的文字得到详细订正。因此儒学事业更加广泛，皇上的教化更加兴盛；学校教育既已阐明，宽广的屋宇也由此分立。装饰素白的墙壁，使它像月光一样明亮；架设朱红的栋梁，使它与云相接。于是聚集青衿学子的同伴，招来鸿鹄般的群贤。考察八索之书，起用三坟之典，采集被湮没的典、谟，编次纷繁的简册。考察古今，遵从百家中正确的义理，归于真实，背弃虚伪，使四海文字统一。于是广泛考核群臣，宣明旧典。既有科斗文的相互缺漏，也有鱼、鲁二字的相互错乱；依照鸟迹书写却难以遵从，访求蛇形文字又无法辨别。确定这套金简式的规程，远取隶书，遵循古文，参照史籀的大篆。然后命令具有钟繇、张芝书法技艺的人，诏令文学之官，在四面墙壁上用绳墨划直界线，选择五色笔毫的尖端，色彩灿然，清楚可观。虽然一次劳作便得以确定，却能千年不被废弃。错综排列已经完备，班次位置也有顺序。要彰明六书，先在一个字上褒贬，使人去除颠倒讹误的疑惑，以完全体现著述的本意。如果不绝于韦编，就将永远与石刻的记载相齐。至于‘止戈’构成‘武’字，反正构成‘文’字，将作为后世学生的规范，必定遵守先王的法则。” “至于垂露、悬针、鹤头、蚊足等字体，斟酌前代和后代的楷模，作为后来者的轨范。看着那墙垣，用它代替这些简牍，篇章光彩焕发，文雅明亮如同照耀。用先王的修明之道加以匡正，就有曲礼三千；学习孔门弟子的风范，就有冠者五六人。所谓一人作出榜样，京城和国都便以之为仪型；使我的朝廷增光，与丹青绘画不同；以古代训诫向人显示规范，以经典端正国家的常道。既然已经使天下文明，就应当让远方地域前来朝见。” 考察：这篇赋载于《文苑英华》，当时试官以六经的法则刊正文字，并以韵脚限韵。篇中既然有‘使四海文字统一’这句话，就不应当后来又转入‘文’韵。而且‘法’字所押的韵属于‘乏’部，韵虽然险僻，也没有只押一个字的道理。这样看来，‘反正为文’一句，不是‘文字’二字有误，就是它下面还有缺文，刊本遗失了。郭忠恕说：“《五经文字》把‘屯’卦的‘屯’读作‘豚’音，滥读到这种程度。又，《五经字书》不区分‘校’和‘校’，张氏都从木旁，是错误的。又说：‘考察张司业的说法，既然长久以来讹误而不敢改正，他顺从错误，竟到了如此地步。’” 就是这些。

译钱易《南部新书》说：大历十一年，下诏令国子监设置书学博士，建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考察学习者的文字义理，每年评定其等级。考察：这正是张参任司业时的事情。释赞宁《续高僧传》记载：大历年间，下诏审定《四分律》的文字；建中改元后，这年五月疏文草稿完成，六月望日下诏，命僧人圆照依照国子学大历年间新定的字样抄写进呈。程大昌说：“有知识的人创造事物，虽然说是创造，其实一定有所凭借，因而启发他的智慧。蔡邕虽然说能够书写，如果没有白粉扫帚，也无法发挥他创造飞白书的智慧。我只是奇怪，刻石作碑、用蜡墨写字，从秦汉一直到唐代，张参等人在《五经文字》中都已经立板传布版本了，却没有人推广这件事，用来概括经史文字，原因是什么呢？” 王应麟说：“《唐儒学传序》说，文宗确定把《五经》镌刻在石上，张参等人校正错误的文字。考察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说：‘起初大历年间，名儒张参任司业，开始详细审定《五经》，书写在论堂东西厢房的墙壁上。’《唐儒学传序》把张参列为文宗时人，是错误的。张参所审定的《五经》只是书写在墙壁上，并不是镌刻在石上。” 考察张参自序《五经文字》，其中说：“十年夏六月，诏令委任国子儒官勘校经书底本，送交尚书省张参。”幸而承蒙诏令，得以和几位儒者分头考核经书，互相阐发字义，书写在屋壁上，共三千二百三十五字。所谓“十年夏”，就是大历十年。如今西安府碑洞的石刻《九经》后附有《五经文字》，在张参序文“十年”一句上增加了“贞观”二字。论及时代的人于是疑惑不决，无法考定。孟浩然集中有《送张参明经举觐省》诗，大概张参在开元、天宝年间参加明经科考试，到大历年间任国子司业，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那“贞观”二字不知道是哪一个妄人增添的。宋代钱塘人陈思撰写的《书苑菁华》卷中所载张参序没有这两个字，后面却有“大历十一年六月七日，国子司业张参序”十六字。读到这里，积存的疑惑才开始消除，可知碑洞的石本并不是唐人的旧本。又考察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称张参为名儒，张参所书写的壁经后来还用来出题考试士人。如今《文苑英华》载有王履贞的赋，其中说：“把六经置于屋壁，作为群儒的龟鉴和明镜。” 又说：“一人作出榜样，京城和国都便以之为仪型；使我的朝廷增光，与丹青绘画不同。”这已经是极力推重赞美了。唐代人多专门攻习诗赋，留心经义的人很少。修史的人本应把张参列入《儒林传》，可是旧史、新书都没有这样做。他的姓名只在《宰相世系表》中出现一次，在《艺文志》的小学类中出现一次而已。这是遗漏的第一件事。张参说读书不如写书，由此推想他的书法一定精工，所以当时的壁经被群儒奉为龟鉴。即使不能列入《儒林传》，书法家的姓氏也应当记载他，但《书苑》《书谱》《书史》都没有提到他。这是遗漏的第二件事。壁经虽然已经不存在，但张参所审定的《五经文字》和唐玄度的《九经字样》一同刻在石上，附在《九经》之后。欧阳永叔最喜爱金石文字，他在《集古录序》中说：‘上自周穆王，下至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的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以及神仙鬼物和奇异怪诞的传说，没有不收录的。’然而唐代所刻石经的著录中，共有跋尾三百九十六篇，唯独没有这一篇。这样看来，唐代所刻石经，欧阳永叔当时反而没有摹拓到，不免类似昌黎韩愈所说的‘摘取星宿而遗漏羲娥’了。” 这是遗漏的第三件事。如今各种书都有雕版本，唯独《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只有拓本，没有雕本。這是遗漏的第四件事。只是由于张参详细审定的文字务求简要，便于士人作为书写规范，不能像《说文》《释文》那样详尽，这是学者容易忽略的地方，因此一直没有开雕印行。《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三。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雕刻木板。《五代会要》记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照石经文字刻制九经印板。诏令国子监召集博士和儒生，将西京石经本按各人所治的经书，逐句抄写，详细注出并仔细校读；然后征召能刻字的工匠，各部依帙刻成印板，广泛颁行天下。如果各色人等要抄写经书，都必须依照所印的诏本，不得再把杂本混杂使用。同年四月，诏令派太子宾客马镐、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任详勘官，同时委托国子监在各类选人中召集善于书写的人，用端正楷书写出，随即交给工匠雕刻；每天书写五纸，便减去一次选，若没有选可减，则按等级给予改转官资。后汉乾祐元年闰五月，国子监上奏说，在正在雕印的九经中，《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还没有印板，现在想召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并雕刻印板，朝廷准许了。周广顺三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呈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共一百三十册。显德二年二月，中书门下上奏，国子监祭酒尹拙的奏状称奉诏校勘《经典释文》三十卷并雕造印板，请求让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共同校勘。” 《经典释文》既然已经由本监官员校勘过，还应当派张昭、田敏详细校勘。《册府元龟》记载长兴三年四月的诏令：近来把编注石经、雕刻印板的事情交给国学办理，每部经书派五六名专门精通该经的博士和儒生勘读并作注。现在再从朝官中另派五人充任详勘官，即太子宾客马镐、太常丞陈观、祠部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段颙、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员外郎田敏等。朕认为正经之事重大，不同于其他书籍，虽然已经委托国学派官员勘注，但由于文字极多，仍恐怕偶有差错。马镐以下都是硕学大儒，各自专治经学，应当再令他们详细勘校，以求务必精审。同时应委托国子监从各类选人中召集善于书写的人，谨慎地用楷书写出，随即交给工匠雕刻；每写五百纸减去一次选，所减的等级应优先给予升迁官资。当时宰相冯道因为各经有错乱，便和同列李愚委托学官等人取西京郑覃所刻的石经，雕成印板，流布天下，后来的学者依赖它。广顺三年六月，田敏进献印板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上奏说：‘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以来，经文和注释繁多，年代久远，传抄错误，逐渐失去了根本。’ “臣任职于胶庠，职责是校订经书，广泛寻求佐证，向上完备雕刻的依据。幸而遇到圣明的朝廷，能够完成这一盛事，使文德传播到四方，使世代的教化流传无穷。谨此备陈进呈。”此前，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视经学，于是说汉代崇尚儒学，有三字石经；唐朝也曾在国学中刊刻经书。如今朝廷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不能另外刊刻建立经书。常常见到吴、蜀之人贩卖印板文字，种类极多，但终究比不上经典。如果能把经典校定、雕刻并摹印流行，对文教将大有裨益。于是上奏，诏令儒官田敏等考校经文和注释。田敏尤其擅长校订《诗经》传注，搜集证据，联缀成篇成卷，先奏请确定，然后雕刻。于是分拨政事堂的公用钱和各司的公用钱，又收取及第举人的礼钱，用来支付工匠；赐给田敏袭衣、缯帛和银器，也赐给司业赵铢袭衣、缯帛。樊伦任国子司业时，太祖广顺末年，尚书左丞田敏判国子监，进献的印板九经书正在流行，而儒官人数很多；樊伦拾取其中的错误，向执政申诉，又说田敏擅自使用卖书钱一千万，请求交给司法官吏审讯追问。枢密使王峻一向听说田敏是大儒，便从旁维护他，暗中审查这件事，罗织罪状使他蒙受无辜之罪；然而对于田敏所刻书籍的是非，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弄清。”}], 《玉海》记载：端拱元年三月，司业孔维等奉诏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诏令国子监刻板印行。《易经》由孔维等四人校勘，李说等六人详勘，之后又再次校勘。十月刻板完成，进献朝廷，书稿也一并进献。端拱二年十月进献《春秋》刻板，其中孔维等二人校勘，王炳等三人详校，邵世隆再次校勘。淳化元年十月刻板完成。《诗经》由李觉等五人再次校勘，毕道升等五人详勘，孔维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进献。《礼记》由胡迪等五人校勘，纪自成等七人再次校勘，李至等详加审定。淳化五年五月进献。咸平元年正月，刘可名上言各经刻板本错误很多，真宗命崔颐正详细校勘。刘可名上奏说明《诗经》《尚书》正义中的差错。二月，孙奭等改正九十四字。咸平二年，命祭酒邢昺主持此事，舒雅、李维、李慕清、王涣、刘士元参与其中。五经《正义》才全部完成。咸平三年三月，命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的《正义》，又重新审定《孝经》《论语》《尔雅》的《正义》。咸平四年九月，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以及直讲崔偓佺上表进呈重新校定的《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共一百六十五卷。朝廷在国子监赐宴，邢昺加官一阶，其余人员也升迁官秩。十月，命令摹印颁行，于是九经《疏义》全部完备。景德二年五月，真宗到国子监，逐一察看书库，观看各类书籍的漆刻板，问祭酒邢昺说：“刻板有多少？”邢昺说：“国家初建时印板只有四千块，现在已经达到十万块，经书和史书的义疏都齐备了。”皇帝说：“如果不是四方没有战事，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于是又扩建书库十步，以扩大所藏书籍，并下诏褒奖此事。九月，命侍讲学士邢昺与两制官员详细审定《尚书》《论语》《孝经》《尔雅》的文字。此前，国子监说各经摹印的时间已久，字体多有讹误残缺，请求重新刻板，于是命崇文院检讨杜镐、诸王侍讲孙奭详细校勘。到这时校勘完成，又诏令邢昺与两制官员详细审定并刊刻订正。大中祥符七年九月，又连同《易经》《诗经》一起重新刊刻板本，仍命陈彭年、冯元校定。此后九经以及《释文》有讹误残缺的，都重新校勘、刊刻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