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三

译宋代史志记载为十二卷 已经散佚 《春秋本例》《例要》宋代史志记载为二十卷（今本十卷） 现存 子方在自序中说：“《春秋》的书法，认为天下有中外之分，诸侯国有大小之别，地位有尊卑之差，关系有亲疏之异，不能把它们一概而论。因此，详细记载中原，简略记载夷狄；详细记载大国，简略记载小国；详细记载内部，简略记载外部；详细记载君主，简略记载臣下。这就是《春秋》的义理，也是日月记载体例由此产生的原因。记日，是为了详记；记时，是为了略记；又在详略之间记月，这是通常的体例。然而事情本来有轻重之分，怎么能不详细记载重要的事而简略记载次要的事呢？大体说来，最重要的记日，其次记月，再其次记时，这也很容易明白。但是，事情的轻重又会与大小、尊卑、亲疏交错在一起，而且还有用变例来表达的情况，于是日月记载的体例便参差不齐，后世的议论也因此不能一致。如今考察《春秋》的书法，根据事情的轻重来制定记载体例，把它分类并逐条编排，就可以清楚地看见而不再疑惑。至于事情有与体例相疑的，就详加论述。我还曾论说，圣人的书以编年为体，用四时概括命名，用日月作为记载体例。《春秋》固然有体例，而日月体例大概是其中的根本，所以称为‘本例’。唉！学者如果通晓这一点，那么对于《春秋》的义理，就已经理解一大半了。” 陈振孙说：涪陵人崔子方，字彦直，撰写此书。绍圣年间，朝廷停止以《春秋》取士，子方三次上书请求恢复，未获答复，于是便不参加进士考试。黄山谷称赞他说：“四海之内有一位杰出士人，名叫崔彦直。他不与诸位公卿交游，那么由此可知他贤能而且有操守。”但他的学说辨析《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是非，却专门把日月作为体例，这正是陷入了它的错误而不自知。《玉海》说：“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请求下诏湖州，取来崔子方所著《春秋传》，收藏在秘书省。绍兴六年八月，子方的孙子若把此书进献上去。” 任氏【伯雨】《春秋绎圣新传》《宋志》著录十二卷。未见此书。晁公武说：“本朝任伯雨，字德翁，撰写此经的解说，但不太通晓体例。《玉海》载，淳熙十二年二月，任清叟进献曾祖任伯雨的《春秋绎圣传》十二卷，交付秘书省收藏。” 晁氏【补之】《左氏春秋传杂论》《宋志》著录一卷。未见此书。王应麟说：“元祐年间，晁补之撰写《左氏杂论》一卷，指出《左传》的错误，共四十六条。” 晁氏【说之】《春秋三传说》三篇。现存。刘氏【弇】《春秋讲义》已佚。弇在自序中说：“天下共同的好恶，没有比好恶之心更重要的了。如果这种心不存，好恶之心不存在，那么褒贬就可以寄托在文字上，而真正的好恶也就显现出来了。《春秋》作为经，并不是酿成好恶的书，不是造成喜怒的书，也不是出于私意决定取舍的书。假如孔子能够掌握尺寸之柄，在当世施行，那么《春秋》也就没有必要写作了。幽王、厉王已经过去，日益削弱的周朝，如同太阳西沉，奄奄一息地走向灭亡。第一次变化成为葵丘之会，政权在诸侯手中，还可以说得过去；第二次变化成为溴梁之会，政权在大夫手中，也还可以说得过去；最终变化成为黄池之会，那么中原的纲纪已经扫地而尽，难道还可以说得过去吗？这就是《春秋》不得不写作的原因。”因此，有时故意留下缺文，以谨慎表示疑惑，例如“夏五”“郭公”“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等类。有时观察世道距今的远近而采取不同写法，例如对隐公、桓公时期用辞显露，对定公、哀公时期用辞隐微等。有时深入探究事情的根本而加以申讨，例如“天王狩于河阳”、赵盾、许世子止杀害其君等类。有时即使是细微事物，我也不苟且对待，例如“五石”“六鶂”“星陨如雨”等类。这些是大体。有的用字来区别，有的直称其名，有的记载其氏。” 记氏，是为了记明他的出身；记名，是为了谨慎确定所依据的对象；记字，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区别。有的记日，有的记月，有的记时。治理这类人物时，记时表示较为宽缓，记月次之，记日则是在此基础上更加严厉，表示罪责已经迫近。这就是它的体例。君臣之义废弛，可以从隐公、桓公时的事情中看出来。父子之恩断绝，可以从蒯聩出奔的事情中看出来。兄弟之爱轻蔑，可以从郑伯克段的事情中看出来。夫妇之别丧失，可以从姜氏出奔齐国的事情中看出来。记载尹氏去世，是为了讥刺世代任卿、专擅国爵；记载鲁公与邾仪父结盟，是为了痛恨盟誓之风开始成为祸乱的征兆；记载公子翚到齐国迎娶女子，说明亲自迎亲的礼制废坏到如此地步。记载天王派凡伯来聘问，说明诸侯朝觐的礼制废坏到如此地步。记载到齐国纳币，以及四次卜问郊祭都不合适，最后免去牲畜，说明丧葬制度和祭祀礼制废坏到如此地步。这些是大略。有人问：既然如此，这部书为什么称为《春秋》呢？大概天地舒展和肃杀的变化，万物的运行都在四时之中，而春、秋处于阴阳的中间。圣人仿效阴阳，以此确立褒贬，这就是鲁人命名《春秋》的意思，即使孔子也不能改变它。” 自孔子去世以后，传授《春秋》的人中间共有五家，但邹氏、夹氏两家独自失传湮没。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的大致旨趣不必一一完全相同。到了唐代，有啖助、赵匡二人，他们大概是对《春秋》最有功劳的人吧？学者研究《春秋》，弊病在于探求过度、拘泥过甚。探求过度，就会失去精微的义理；拘泥过甚，就会流于苛峻刻薄而不知道变通。在这方面，用一个字就能概括的，是‘道’；用两个字就能概括的，是‘公’与‘恕’而已。所以说：圣人的言论如同江河，诸儒却逆流溯源，胡乱钻入沟渠；圣人的心如同日月星辰，诸儒的纷争却像云雾遮蔽。这也是学者的大患。”},{ 杨氏【杨湜】《春秋地谱》《春秋地谱》共十二卷。已经散佚。晁公武说：“本朝杨湜编写《十三国地》，都用今天的州县名称加以解释，并在书后绘制地图。大概常氏已经有过这部书，而杨湜又加以增订扩充了。” 谢氏【谢湜】《春秋义》《宋志》著录二十四卷。已经散佚。《春秋总义》《宋志》著录三卷。已经散佚。张氏【张大亨】《春秋通训》

译《宋志》著录十六卷。已经散佚。张大亨自序说：“我年轻时起初向赵郡和仲先生某人学习《春秋》，先生曾经撰写《例宗论》，阐明了条例的大要。先生说：‘这部书自有奇妙的作用，但学习的人很少能够领会，大多在防约之中寻求它，这就接近法家一派了，拘泥琐细、纠缠不清，最终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左丘明懂得它的作用，却不肯全部讲明，只略微显露端绪，让学习的人自己领悟。’我遵循这些话用心研习了十多年，才开始得到它的大概。《通训》的学说，就是所谓舍弃条例而寻求经文的本旨，略去细微文辞而看重全书大体。” 陈振孙说：直秘阁、吴兴人张大亨，字嘉父，撰写了这部书。他的自序说：年轻时曾向赵郡和仲先生学习《春秋》。苏轼的字是和仲，所谓赵郡和仲，难道就是苏轼吗？考察《苏籀双溪集》记载：嘉父曾以《春秋》的义理向东坡请教，东坡回信说：“《春秋》是儒者本来应该致力研习的经典，但这部书有奇妙的作用，学习的人很少能够领会。大多在防约之中寻求它，这就接近法家一派了，拘泥琐细、纠缠不清，最终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左丘明懂得它的作用，却始终不肯全部讲明，只略微显露端绪，是想让学习的人自己去探求。因此我认为它很难理解，不敢轻率评论。”这封信如今收载在《续集》中。嘉父自序所说“年轻时曾向赵郡和仲先生学习《春秋》，大概指的就是这部书。” 《五礼例宗》《宋志》著录十卷。现存。陈振孙说：《例宗》的考证研究还不够详尽周密。邓氏【邓骥】《春秋指踪》《宋志》著录二十一卷。已经散佚。程端学说：延平人邓骥，字德称。黄氏【黄裳】《春秋讲义》已经散佚。《姓谱》记载：黄裳，字冕仲，浦城人。元丰五年策试取得第一名，后来任尚书，死后追赠资政殿大学士，谥号忠文。沈氏【沈括】《春秋机括》《宋志》著录二卷【《玉海》著录三卷】。未曾见到。晁公武说：这是《春秋谱》。王应麟说：“元丰年间，沈括撰写《春秋机括》三卷。上卷以鲁国国君的甲子纪年记载周及十二国的年谱，中卷记载周及十二国的谱系和世次，下卷记载列国公子、诸臣的姓名；没有异名的，不予记录。” 《春秋左氏纪传》。《宋志》记载五十卷；《通考》记载三十卷。此书已经散佚。李焘说：“没有注明撰写者的姓名，取丘明所著的两部书，采用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将君主和臣子分别编为纪、传。凡是想要考察某国的治乱、某人的善恶，其行事的始末都完整地陈列在前面，不再交错散见于旁处，可以省去翻阅的劳苦。有的事情相同而措辞不同，都予以保留。又因此可以了解文章详略的尺度。虽然编排删削、附会拼接之处，还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也可以说是有这样的志向了。唯独它所叙述的世族谱系，既与《释例》不同，又不是司马迁所记载的；拿它同《世本》相互考证，也不相合。疑心撰写者另有依据其他书籍的地方，现在姑且仍依旧本，等待进一步考求。”又说：“后来我在陵阳看到沈存中的自志，才知道这部书是沈存中所著。存中喜欢著述，而这部书最终仍不能令人满意；史学体例确实不是容易掌握的啊。” 陆氏（陆佃）《春秋后传》。《宋志》记载二十卷。没有见到这部书。张氏（张根）《春秋指南》。

译《宋志》记载十卷。失传。汪藻序说：六经中只有《春秋》是仲尼所作，是圣人显明其志意的著作。学习却不明白是非，凭什么做人？治理国家却不明白赏罚，凭什么治国？这就是此书创作的原因，也是它成为万世法则的原因。虽然说这是以匹夫身份行天子之事，并且有所谓文辞委婉而义理显明的特点，然而其中的褒贬全都出自天下公认的是非，难道是故意提出极其特殊、高不可攀的论断，使后人产生无法企及的叹息吗？不知道班固从哪里接受了这种说法，竟把它立为弟子之学，退而宣扬不同的见解，开启了后世诸儒互相诟病的端绪。假如当时确实存在不同意见，就不应再说子游、子夏一类的人连一句赞语也不能增补。孟子距离孔子一百多年，对于《尚书》的《武成》《诗经》的《云汉》无不表示怀疑，至于《春秋》，却只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从未在其中说过一句怀疑的话。那些乱臣贼子，难道是明白道理的人吗？他们一看到《春秋》就知道害怕，并不是害怕圣人的著作，而是害怕天下公认的是非。自从三传出现以后，圣人的经义开始被繁琐的解释压倒。喜好标新立异的人说：“圣人的话深远幽微，一定有不能用近情常理来推度的地方，应当谨慎思考并竭力探求。” 于是枝蔓滋长，无所不至；人人都致力于争胜自己的学说，却没有人知道寻求最为恰当的归宿。甚至到了儿子认为父亲的学说错误、弟子认为老师的学说愚昧的地步，何况其他呢？这样看来，《春秋》之所以不明白，是三传扰乱了它。本朝自熙宁以来，学者废弃《春秋》而不学习。几十年间，专心求学并喜爱《春秋》的人，大概并不是没有；然而当时章分句析的学问占了上风，所以即使研究《春秋》，也往往穿凿割裂，看不见圣人义理的浑然完整。政和年间，我经过山阳，吴园先生张公正在那里。先生对我说：“学习《春秋》却不按年代编排，就不能算学习。”我曾经按照各国纵横交错的事例，把它们分类排列着看，圣人的意旨便清楚了。应当让你看看我的书。”我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部书，先生就去世了。不久，先生的书在士大夫之间盛行起来，我于是伏案读它，说：“唉！圣人的意旨，难道离人很远吗？只是曲解经义的学问遮蔽了它罢了。”先生闭门读书二十多年，他流传于世的著述，本来已经宏大光明，但所发表的还只是其中一二部分。那么，寻求圣人的心意并得到它的，难道只有这部书吗？虽然如此，从这部书来考察，也可以大略看出先生的志向了。晁公武说：吴园先生张根，曾经撰写此书，以征伐、和盟为纲，按年份排列，以各国为纬。陈振孙说：“专门按年代编排，旁通并总括各国的事情，好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又作《解例》，也采用旁通的方法。其他辨疑、杂论等篇，简略地阐述要义，发明很多。” 林氏【之竒】《春秋通解》。失传。黄泽说：“林少颖关于《春秋》的学说，大体上并不纯正。他的《书时、月、日》篇说：‘有人说：经书记录月份、记录日期，难道全都没有意义吗？’回答说：‘这是史书的体例，不是经书的本意。为什么这样说？史书按年代编写，所以一定要记载日月，以排列事情的先后。如果无论事情大小，一概记载月份、日期，那么事情就会混乱而没有条理。因此势必要先制定规则：什么样的事情只记时？什么样的事情记月？什么样的事情既记月又记日？这是用来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的。所以事情缓慢的，就记时或记月；事情紧急的，就记日。’所谓缓慢的事情是什么？人事方面，如朝聘、会遇、侵地、伐国、逆女、乞师；灾异方面，如螟灾、水灾、旱灾、无冰、彗星等，都是不在一天内发生完的事情，所以有的记时，有的记月。所谓紧急的事情是什么？如祭祀、盟会、战争、外诸侯去世、国内大夫去世，以及日食、地震、星陨、火灾等灾异，都是发生在一天之内的事情，所以记日。偶尔有本应记日却没有记日的，是史书缺文。况且日食本来应当记日，庄公在位时却有两次没有记日；国内大夫去世也本来应当记日。从隐公到宣公，时常有应记日而未记日的，大概是年代久远，简册有所残缺。又有按照惯例都不记日，却有时记日的情况。例如经书记载诸侯下葬有几百处，记日的只有几处。大概诸侯下葬，虽然有时因为鲁国派人前往而记载，但也必须等对方来告知，鲁国才前往，所以对方来告知日期，就记载日期。这样看来，诸侯下葬大多没有把日期告知鲁国，因此不能确定日期。鲁国尚且有两次因下雨不能下葬，何况其他国家呢？有人说：‘下葬后前来告知，难道有什么依据吗？’回答说：‘成公十年五月，晋侯獳去世；七月，鲁公到晋国。第二年三月，才从晋国回来。晋侯的去世被记载，却没有记载下葬，是因为鲁公在晋国，晋国没有来告知。’事情有的记时而不记月，有的记月而不记日，有的既记时、记月又记日，这都是旧史的文字。二百多年以后，孔子修订《春秋》，如果他确实想通过记日来严肃对待罪恶，而旧史又有缺文，那么拿什么来补写呢？孟子说：‘它的文字是史书的文字，它的义理则是我孔丘私下取用的。’由此可知，尊崇周王、约束诸侯、诛讨叛乱、贬黜僭越，这些出自圣人修订经书的方法。至于按年代编排以显示世代，记录时、日、月以区别事情的同异，都是遵循旧史，没有增添或删改。” 林氏关于记时、记月、记日的文章共有两篇，这一篇最为合乎道理。” 叶氏【梦得】《春秋传》。

译《宋志》著录二十卷。现存。梦得自序说：“《春秋》是为鲁国而作的吗？是为周朝而作的吗？是为当时的诸侯而作的吗？是为天下和后世而作的吗？回答说：若说是为鲁国而作，那么《春秋》就不是鲁国的史书；若说是为周朝而作，那么《春秋》就不是周朝的史书；若说是为当时诸侯而作，那么《春秋》就不是当时诸侯的史书。天下这样广大，必定有与它共同建立秩序的原则。只适用于一时，不能适用于万世，天下终究无法建立秩序。那么，是为天下而作吗？是为后世而作吗？所以它取鲁国史书作为依据而成经。探求天理，则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无不包括在内；探求人事，则治理、教化、礼制、政事、刑罚、事务，无不完备。向上看，日月星辰、雷电、雨、雹、霜、雪等见于天上的现象，全都记载了；向下看，山崩、地震、水灾、旱灾、无冰等见于大地的现象，也全都列举了。广泛考察万物，那么螽、螟、蝝、蜚、麋、▯、鸜鹆等鸟兽，麦、苗、李、梅以及雨、冰杀菽等草木现象，也没有一项遗漏。而我用一王之法，在这些事情之间加以笔削取舍，广大高远如同天在上面，从不容纳私心；该赞许的赞许，该贬斥的贬斥，该判定为是的判定为是，该判定为非的判定为非，该使其生存的使其生存，该使其灭亡的使其灭亡，细如秋毫也没有能够逃脱。” 迎面追溯，看不见它的开端；向后推究，也看不见它的终点。因此，这部书截取十二位鲁公作为范围，以符合天的大数，具备四时而作为一年，并端正其中所记的行事，称它为《春秋》，用来把自己比作天。由此可以成为帝，由此可以成为王；由此，霸主无处施展力量；由此，乱臣贼子无处藏身。在此以前有圣人兴起，固然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但没有谁能够超出这一范围；在此以后有圣人兴起，也仍然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没有谁能够有所增加。因此在孔子时代，即使子游、子夏一类的人，也不能增补一句话。孔子去世以后，三家传说兴起，我不知道它们是孔子亲自听闻的，还是传闻得来的。直到今天一千多年，天下谈论《春秋》的只有三家而已。孟子不是说过吗：‘它所记载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它的文字是史书的文字，而你孔子自己说：它的义理，则是我孔丘私下取用的。’《春秋》这部书本身是史书，创作《春秋》的用意则是经。因此，可以同天下人讲它所记的事情，却不能同天下人讲它的义理。《左氏》传述事情而不传述义理，所以在史事方面详尽，但所记事情未必真实，因为它不知道经义。” 《公羊传》《谷梁传》传述义理而不传述事情，所以在经义方面详尽，但义理未必恰当，因为它们不知道史实。从百世以后出发，超越百世之上，谁能考核史事是否真实，并察知义理是否恰当呢？只有懂得《春秋》是为了天下、为了后世而作的人才可以。它所自比的是天，它所相同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不能从事情中得到答案，就考察义理；不能从义理中得到答案，就考察事情。事情和义理互相发明，就像天在上面，人人都能共同看见。这样，《春秋》所作的取舍、是非、生杀，或许可以窥见一二了。上天如果已经使这种文化丧失，后来死去的人便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上天如果还没有使这种文化丧失，后世必定会有继承者。于是斟酌三家学说，寻求史实和经义，试着为它作些说明，以等待后世君子评判。其中的取舍，难道也有恰当之处吗？难道也有不恰当之处吗？于是作《春秋传》二十篇。” 《春秋考》。《宋志》著录三十卷。失传。《春秋谳》。《宋志》著录三十卷。失传。真德秀说：“《春秋谳考传》三书，是石林先生叶公所作。自从熙宁年间掌权的大臣倡导新经学说以后，天下学士大夫以谈论《春秋》为忌讳，已经很多年了。这部书作于学术几乎断绝之后，用来驳斥邪说、贬黜异端、彰明天理、遏止人欲，对于世间教化的补益不可谓不深。叶公的文孙来镇守延平，拿出这部书刻板流传，看来是如此有意于使这里的人受到善化。学者们应当努力啊。” 陈振孙说：“梦得的《传》《考》《谳》三书各有序。《谳》的序说：‘把《春秋》看作施行法令的君主罢了；听取它时如果不能穷尽它的言辞，就是欺骗百姓；不能穷尽它的法则，就是欺骗君主。’凡是啖助、赵匡论述三传缺失的，列为《辨疑》；刘敞扩充啖助、赵匡遗说的，列为《权衡》；合并这两部书，订正它们的差错，补足它们的疏略，题名为《谳》。《考》的序说：‘君子不难于攻击别人的过失，却难于端正自己的正确之处。必须自己有所所得，才能知道别人的过失；必须自己有所正确，才能斥责别人的错误。从《谳》中推究，知道我所订正的并非妄说，然后才可以看我的《考》；从《考》中推究，知道我所选择的并非诬妄，然后才可以看我的《传》。《传》的序说：‘左氏传事情而不传义理，所以在史实方面详尽，但事情未必真实，因为它不知道经义；公羊、谷梁传义理而不传事情，所以在经义方面详尽，但义理未必恰当，因为它们不知道史实。于是斟酌三家，寻求史实和经义；从事情中得不到答案，就考察义理；从义理中得不到答案，就考察事情；彼此相互发明，作成《传》。’这部书辨析订正、考证研究，没有不精密详尽的。然而它采用何休把十二位鲁公作为合于天之大数的说法，这一点就难以明白了。” 叶筠说：“先祖左丞撰写《春秋谳考传》三书，各自作了序，一并刊刻在南剑郡斋。” 《春秋指要总例》。《宋志》著录二卷。失传。《南窗纪谈》说：叶石林撰写《春秋》类书，分别有四种：解释音义的称为《传》，订正考证事实的称为《考》，抨击三传的称为《谳》，编排凡例的称为《例》。他曾对徐惇济说：‘我这样命名，是前代从未有过的。’惇济说：‘吴国程秉著书三万多字，题为《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难道不与此相近吗？’石林非常高兴。” 《石林春秋》。《宋志》著录八卷。失传。《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三。《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四。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春秋》【十七】。刘氏【绚】《春秋》。《通考》十二卷【《玉海》五卷】。失传。晁公武说：“本朝刘绚，字质夫所撰。刘绚向二程中的程伯淳求学，曾对人说：‘别人的学问，敏捷或许有之，但未必容易保证。此人的造诣，我没有疑问。’程正叔也说：‘在我门下求学的人也很多，但像你这样信受笃定、所得丰富、实行果断、操守坚定的，几乎没有。’有李参的序。” 陈振孙说：所作解释明白、端正、简要、切实。《中兴国史志》的刘绚传说，他的学说多出自程颐的著作，而程颐认为并没有完全体现自己的本意，于是重新为之撰写，但没有来得及完成，所以对庄公以后经文的解释大多残缺不全。杨氏【时】《春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