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八

译既然如此，那么自从晋国霸业中途衰落以后，楚国更加侵扰欺凌中原，不久便攻入陈国，围困郑国，与宋国讲和，在蜀地结盟，在宋国结盟，在申地会盟，甚至出兵攻打吴国，灭亡陈国，灭亡蔡国，假借讨伐叛贼的名义向天下发号施令，天下只知道有楚国而已。因此《春秋》记载楚国的事情，措辞没有不一致的；对于那些严正的记载，即使写到吴、越和徐，也一定采用与中原诸侯不同的措辞，以此使天下的大义得到确立。第六，用特意的笔法来端正名分。删削润色还不足以穷尽义理，然后才有改变文辞的方法。但祸乱已经达到极点，大的名分不明，事情非同寻常，情势又特别，即使改变文辞仍不足以穷尽义理，于是圣人再用特意的笔法加以匡正，这就是为了端正名分。改变文辞虽有增减，仍可说是史官惯常的措辞；至于特意的笔法，言辞和旨意都卓异突出，不再是史官惯常的措辞了。第七，借助日、月来明辨事类，表现上下、内外没有区别，以及天道和人事反常的情形。前面六种方法仍不能完全显现的，就又借助记日、记月的法则来区分。大体上，以记日为详尽，就以不记日为简略；以记月为详尽，就以不记月为简略。平常记日，就以不记日为变例；平常不记日，就以记日为变例；严重时，以不记月为异常；平常记月，就以不记月为变例；” 平常不记月，就以记月为变例；严重时，以记日为异常。要使人联缀文辞、比类史事来探求，那么删削润色、改变文辞、特意笔法就都能分别因事类而显明，而日、月又彼此交织配合，细微之处也没有不显现的了。第八，措辞依从当事主人；所谓主人，就是鲁国国君。《春秋》本是鲁国史书编成的，孔子作经，只凭下笔和删削来显示义理；除非有所匡正，其余都依从史官的旧文，而所匡正之处也不多见，所以说“措辞依从主人”。这八项，是圣人创作《春秋》时权衡取舍的法则。然而圣人只是评议而不明白争辩，是非之心人人都有。善行被记录就是褒扬，恶行被记录就是贬斥，这种褒贬可以有千万种。那不过是世人的公心罢了，圣人怎么会存有私心呢？言辞足以说明义理，也就够了。所以说：‘真正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真正责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因此，若懂得《春秋》的体例要旨，知道保存策书的大体，而治理国内事务的记载常常不同于治理国外事务的记载，那么把它称为‘夫子法书’，就不足以说明《春秋》了；若懂得《春秋》借助删削润色来施行权变，知道治理国外事务的记载常常不同于治理国内事务的记载，那么把它称为‘实录’，也不足以说明《春秋》了。” 懂得一部经书的体例和要旨，知道圣人只是评议而不明白争辩，那么凡是说《春秋》奖赏某人的功劳、惩罚某人的过错、削去某人的族属、贬黜某人的爵位、褒扬时称字、贬斥时称名的人，也都不足以谈论圣人了。所以学习者必须先懂得策书的条例，然后才能探求删削润色的义理。删削润色的义理既然明白，那么凡是凭借空泛文辞解释经文的人，他们那些苛刻深险、强辩急切的说法，都不用攻击便会自行破灭。假如懂得凭空文辞解释经文没有益处，也懂得苛刻深险、强辩急切的说法果然不足以谈论圣人，那么《春秋》治理世道的道理才可以得到阐明。即使如此，假如不是孟氏遗留下来的言论还存在，又怎么能够追寻圣人在一千数百年前的用意呢？汸年轻时有幸听到资中黄楚望先生论说五经的要旨；关于《春秋》，他把探求记事笔法放在首位，认为既有鲁国史官的记事笔法，也有圣人的记事笔法，而其中的奥妙正在于学习者自己思考领会，这才是好的。于是我思考了十多年，最终从孟氏的话中有所领会，因而依据他的说法考察三传以及各家和陈氏的著作，完全知道它们得失、异同的缘故；反复推究阐明，又经过几年，这一部经书的义理才开始完备，联缀文辞、比类史事，无不灿然明白，各有条理。接连经历战乱，我深深担心这些内容散失，于是辑录成书，认为后世学习《春秋》、稍微知道其本末的人，所能依赖的只有左氏而已。因此选取左氏传为它作补注，希望学习者一定先以考察史事为要；至于文辞和义理，则在三传之后，凡是各家说法中得到本真意义的，都传述下来，再用自己的意思加以通畅贯通，书名叫《春秋集传》，共十五卷。我还想到，学习者沉溺于自己听闻的说法，不能没有疑惑，于是另外撰写《属辞》八篇，揭示其中隐蔽的义理，传给志同道合的人，以等待君子，也许有人会有所取法。”},{ 倪尚谊在后序中说：《春秋集传》原有序文，是东山先生所著的初稿，始于至正戊子年，经过一次又一次删削，到丁酉年编成。此后他又撰写《属辞》，其中义理精深，体例严密，这才知道《集传》初稿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序文中所列举的史法和经义，仍有未尽之处；而且序文说，撰写《属辞》时推行笔削之权，《集传》则充分阐明经世的志向，必须使这两部书互相表里，之后《春秋》的旨意才算完备。壬寅年，先生重新撰写《集传》，刚起草到昭公二十七年，便因疾病危重，搁笔未能续写，序文也来不及修改。洪武己酉年仲冬，先生突然去世了。尚谊接受先生教诲已经很久，有幸得以窥见先生的著述以及他精心思考、探求妙理的勤苦；先生曾让尚谊为他的著述校对、编录和抄写。尚谊偶尔也有千虑一得，先生并不认为这是愚昧妄言，有时还会俯身采纳，用来订正著述。我私下认为，先生对于这部经书，正如所谓把一生精力都用在了上面，确实足以破解众说纷纭而未能解决的疑难，揭示千百年来没有流传下来的奥秘。只是功业最终差了最后一步，《集传》没有来得及完成；所幸初稿完整，其中义理和体例精密之处，又有《属辞》可以作为依据。尚谊虽然愚昧浅陋，但研习经书已有多年，因此不避越权，从昭公二十八年开始，到获麟为止，连同序文中分条陈述义理和体例的一节，也一并加以校订。全书中凡有讹误、疏漏的地方，就加以考订改正，希望能使属辞归于一贯，并使前后详略相互照应；其中的义例和文辞，全部依据先生成说，只作删削括括而已，起初也不敢把自己的臆见牵强附会其中。谨遵您的命令，分为一十五卷。书稿完成后，便收藏在东山精舍，等待君子加以修订。汪元锡后序说：东山赵先生著有《春秋集传》，《属辞左氏注解》共若干卷。《属辞左氏注解》由左丞刻印于东山书院，唯独《集传》没有流传的消息。弘治年间，篁墩先生曾经遍寻而没有找到。正德戊辰年，我偶然知道此书藏在程文富家，多次借来抄录都未能如愿。嘉靖戊子年，提学御史东阿刘君巡按徽州，下令寻求此书；我告诉有关官员到程文富家索取，此书才得以出现。那么，这篇文章的显隐，固然也有时机吧？刘君把原本收藏在学宫，休宁县刘判簿时济担心抄录日久，难免出现鲁鱼亥豕之类的讹误，便嘱托夏司训镗重新校正，捐出俸禄刊刻，使它与《属辞》一同流传于世。唉！《春秋》是圣人的刑法之书。孔子生逢衰乱的末世，有德行却没有权位，因此借用鲁国史书来修订经书，褒奖善行、贬斥恶行，把法则垂示给万世。

译东山先生是圣人的门徒。他对元朝的祸乱感到愤慨，认为其严重超过《春秋》所记；于是筑室居住在东山，编撰《集传》等书，这本来就是我夫子修订经书的意旨。先生一旦出山，便与左丞起兵保卫乡里，十多年间，使一郡安宁，这正如我夫子辅佐鲁国、在夹谷会见齐侯、击退莱国军队的时候。先生难道不是善于学习夫子的人吗？世人读先生的书和文章，知道他的学问不在宋濂、潜溪诸公之下，却不知道先生一生的慷慨大节，也同样这样卓异。我惭愧地作为先生的同郡人，只恨出生得太晚，不能为先生供洒扫之役。判簿君因为刊刻此书的缘故，来同我商议，我于是没有推辞，替它写了这篇序。《春秋属辞》十五卷 存 汸自序说：“六经都出自圣人。《易》《诗》《书》《礼》《乐》的宗旨，近代的学者都已得到它们的要领；唯独《春秋》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学者的才智不足以认识圣人，又不遵循《春秋》的教法。过去圣人创作六经，用来向天下完成教化，而《春秋》的教法自有其规则，唯独不同于五经，这就是所谓‘属辞比事’。大概《诗》《书》《礼》《乐》记载的是帝王盛大的德行和已经完成的功业；《易》观察阴阳消长，以显示吉凶，圣人都只是记述并传承它们而已。《春秋》截取鲁国史事，有所记载，也有所删削，以寄托拨乱反正、经世治国的权力，这同只是述说而不创作的事情不同。即使是像子游、子夏这样的高足弟子，也尚且不能赞助说明一个字；如果不是圣人制定法则来教导后人，使人考察其中异同的缘故来求索，那么记载与删削的意旨又怎么能够显现呢？这就是‘属辞比事’之所以成为《春秋》的教法，不能同五经相同。然而圣人的心志却不是容易了解的；有时所连缀的言辞不精确，所比附的事例不详尽，于是义理类别不能相贯，《春秋》的宗旨便会混乱。所以说：‘属辞比事而不乱，是深于《春秋》的人。’有志于研究这部经书的人，难道可以舍弃这一点而另求吗？” 左氏距离七十子弟子辈的时代不远，却没有听到这一道理，所以虽然博览遗文，略微看到了事情的首尾，却没有阐明圣人删削史文的旨意。这就是所谓才智不足以认识圣人，又不遵循《春秋》教法的人。公羊、谷梁两家以记载或不记载来阐发义理，啖氏、赵氏二家编纂条例来解释经文，仍然保留了属辞的遗意；陈君举得到的更多，可以说差不多知道《春秋》的教法了。然而他们都拘泥于褒贬，不能推求而看见事情的始终，那么圣人的心志难道容易知道吗？至于程、张、邵、朱四位君子，可以说才智足以认识圣人了，但对于属辞比事还没有来得及反复考察；这就是五经的微妙旨意因此由隐晦而重新明白，而《春秋》却独自郁结而不能发明的原因。此后以来，解说《春秋》的人虽然很多，但君子都把他们称作空疏之辞。文章义理即使精美，如果不合于经文，也可以说是空疏之辞；那么众说纷纭，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庄周的话说得好：‘《春秋》用来治理世道，表达先王的心志，圣人只是议论而不加辨说。’这就是创作《春秋》的根本意旨。精微的言语已经断绝，教化的义理不能彰显，于是从议论变成讥刺，从讥刺变成褒贬，从褒贬变成赏罚；厌恶其深刻的人，又提出实录之说来纠正它，先王经世治国的心志也就荒废了。这就是君子所说的空疏之辞。所以说：‘《春秋》的义理不明，是因为学者的才智不足以认识圣人，又不遵循《春秋》的教法。’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曾私下试着运用这套方法去探求，得到关于记载与删削的大要共有八条，大概就是圣人创作《春秋》的根本。《春秋》是鲁国史书，虽然有记载和删削，但一国的纲纪、本末从未不具备。大概有只记载而不删削的地方，因为它仍然是鲁国原来的《春秋》，所以第一条是：保存策书的大体。圣人拨乱反正以治理世道，而国史有固定体例，不借助记载和删削就无法寄托文意，所以第二条是：借记载和删削来施行权变。然而事情有不同寻常之处，情势有特别之处，即使记载和删削也不足以完全表达其义，于是便有变文和特笔。变文又分为若干类别：一是辨别名分与实际，二是谨慎对待华夏与夷狄，所以第三条是：改变文辞以显示义理。第四条是辨别名实的界限；第五条是谨慎分辨内外；第六条是用特笔来端正名分。上下、内外的分别，轻重、浅深的不等，即使前六条不能自行显现，也要用记日月的方法加以区分，然后六种义理都能成立，没有细微之处不显明，所以第七条是：依据日月来明辨类别。除非有所褒贬正定，其余都依从史文；然而特笔也不过几枚简策，所以第八条是：文辞依从史官原文。这些都属于所谓‘议论而不加辨说’。即使如此，假如这部经书没有孔门遗留下来的教法，那么又凭什么在千年之后得到圣人的心意呢？于是我分离经文、辨析类别，把类别分析为大纲，揭示其中隐蔽的内容，加以辨析和解释，写成八篇，题为《春秋属辞》，是要使学者通过《春秋》的教法来探求圣人创作它的根本。既然已经得到创作的根本，然后才可以谈圣人经世治国的义理。哪里能找到能够做到属辞比事而不紊乱的人，同他一起订正这些说法呢？” 宋濂作序说：“《春秋》是古代的史书。夏、商、周三代都有这样的史书。到了我们的孔子，便依据鲁国史书加以修订，于是成为万代不可改易的经典。它的名称虽然相同，实际内容却不同。因为在鲁国史书中，有史官固定的法则；在圣人经典中，则有孔子删削取舍的意旨。自从鲁国史书失传，学者不能再看到它，用来验证圣经所记的内容，往往把二者混作一件事，没有谁能辨析清楚。幸好左氏传还保存着鲁史遗留下来的法则，公羊、谷梁两家也多次以记载或不记载来显示义理。圣经中孔子的删削取舍，大致还可以寻求。然而它们的弊病在于：左氏把史法当作经文的书法，公羊、谷梁虽然详于经义，却不知道应当说明史例，因此两方面都有所失。左氏之学盛行以后，杜预为它作注，对于史例推求得颇为详尽。杜氏以后，只有陈傅良依据公羊、谷梁所举的书法，来考订左传中删削取舍的大义，最为有证据。这本来是读《春秋》的人所应当尊奉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两家各自拘守一偏，未免仍有前面所说的弊病。如果有人能够防止偏失而使二者会通，分别加以区分，那么《春秋》的义理就会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无奈学习它的人大多忽略了这一点而不加察考。其中能够在这方面用力，揭示千古不传的秘密的，难道就是赵君子常吗？子常早年从九江黄先生学习《春秋》，楚望先生把使六经由明变暗或由暗复明视为自己的责任。他的学问以积累思考、自己领悟为根本，务必要得到圣人的心意。黄先生曾对赵子常说：‘有鲁史的《春秋》，就是从伯禽到顷公的那部史书；有孔子的《春秋》，就是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的这部经典。必须先考察史法，然后才能探求圣人的删削。’子常接受了他的说法回去，日夜思考，忽然有所领悟；考察《左传》和杜注，完全看见了鲁史旧有的法则，清楚明白，可以逐条列举。他赶快前往向先生求证，但先生已经去世很久了。子常更加竭尽精力、穷尽思虑，几乎废寝忘食，像这样过了二十年，一旦豁然开朗，有所悟入，并且认为《春秋》的法则只在于属辞比事而已。于是分解篇章、排列部居，分别义例，建立八种体例来排列它们。他集中杜氏、陈氏二人的长处，舍弃他们的短处，对他们没有涉及的地方加以辨析补充。哪些是史策的旧文，哪些是圣人的删削，都各有依据和归属。凡是晦暗难通、历经数百年仍未能解决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

译于是编定成一十五卷，命名为《春秋属辞》。他说：‘唉！世上解说《春秋》的人，到这时也可以定论了。’宋濂我很是阅览过简册。记载解说《春秋》的著作，多达几十家、上百家，考察它们的大致情况，总共有五次变化。最初变化时，公羊、谷梁、左氏三家争相建立专门之学，各自恪守师说，所以有墨守、膏肓、废疾之类的说法。到后来，有人觉察到这种胶着固执已经很深，不能推行长远，于是仿照《周官》中调人的意义来调和解说，这是第二次变化。再后来，有人厌恶是非混淆而又不以经文为根本，于是选择可取的保留下来，不可取的舍弃掉，这是第三次变化。再后来，解说的人越来越多，确实有超出三家之外的内容，有志之士汇集编纂成书，于是《集传》《集义》一类的著作更加盛行，这是第四次变化。又后来，人们忧虑一贯的说法不足以耸动人的视听，争相以标新立异来逞强，破碎书法，牵强拼合条目类别，喧闹地自以为高明，更严重的甚至把它同《易》的卦象相配，逐件事都硬加以落实，这是第五次变化。五次变化纷乱而没有定论，大概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不知道经文和史法的区别；这大概就是解说越多，而宗旨反而越晦暗的原因吧？子常生在五次变化之后，唯独能够辨明二者，直接在千年之上探求圣人的心意；如果不是出类拔萃的才华、超群绝伦的见识，就不足以参与此事。” 唉！世上解说《春秋》的人，到这时也可以定论了。像我宋濂这样不聪敏的人，私下曾经研究这部经书，辛勤钻研，不能说时间不长，最终却被众说弄得眼花缭乱，找不到门径进入。近来有幸同子常结交，子常不因我而鄙视我，让我题写在他书的开头。宋濂我哪里足以理解《春秋》？间或同一两个朋友打开诵读这部书，看见它义理精密、条例严谨，都有依据，多次发明前贤没有发明的内容。子常可以说是对圣经功劳很大的人了。宋濂我哪里足以理解《春秋》，却径自忘却僭越，像这样为作者的意旨作序。子常姓赵，名汸，是歙县休宁人，隐居东山，即使疾病缠身也不忘著书，四方的学子尊称他为东山先生。” 卓尔康说：“子常的《集传》，属辞文采丰富，叙事核实，体制宏大，构思精密，真可以说是集《春秋》之大成，成为一部经书中的宏大著作了。其中也有穿凿附会稍嫌过分之处，有些琐碎细节难以命名，而关于日月的各种义理尤其没有这样的道理。不过白璧上的一点微瑕，不足以玷污全书。” 《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 存 汸自序说：“黄先生论说《春秋》之学，以左丘明、杜元凯为主；所谓鲁史遗留下来的法则，已经可以在《左氏传注》中得到，但孔子删削取舍的精微旨意，却还不能深入窥见其中的缝隙。后来我想到《礼记·经解》，才领悟到《春秋》的学问只是属辞比事的方法；公羊、谷梁所阐发的记载或不记载的义理，陈止斋依据它来考察《左传》，正是暗中符合这种方法，所以他论说删削的义例独有根据。可惜他偏重公羊、谷梁和杜元凯，正好只合于一边，于是把陈氏的说法同杜氏结合起来，用经文来校正史书，把章旨附入《左传集解》中，以属辞比事来考察它。如今《属辞》一书中的八种体例，由此得到其中六七种。后来又考察日月之法，发现传中事实无论大小，往往都相互吻合，获益很多；其他牵强附会之处以及凡例的错误，先儒所攻击的，也一并加以论述。然而前辈知道《左氏》义例背离正理，却不知道其中事实可以作为依据；知道后传评论世变有可取之处，却不知道它用书法解释经文，在三传之后唯独能够发明圣人删削取舍的权力，这就是《补注》不能不作的原因。” 《春秋师说》

译三卷 存 汸作序说：黄先生所著的经学著作，有《六经辨释》《补注》《曰翼经罪言》《曰经学复古枢要》等，共十多部书；其中所举出的六经疑义，共有一千多条。它们的篇目虽然不同，但反复辨析疑难，使人集中思考以求取失传的宗旨，实质上只有一个目的。黄先生中年时曾为《易》《春秋》二经作传，后来又因为距离古代越来越远，典籍残缺，传注家大多牵强附会，所以必须积累真诚、精心研究，有所契悟，然后才可以窥见圣人的本真。如果所得还不完备，却急于写成书，恐怕会重蹈前人的旧路，于是停笔不再续写，专心深思；过了很久，才逐渐拿出一些经说来给学者看，希望他们各自根据所展示的疑义，返回经文中去求索，凭借已经完成的功夫而更加用力。道路既已端正，门户庭院没有偏差，而学习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那么还担心经书的旨意不能大明吗？唉！先生对于经学，打算这样等待天下后世的士人，我们这些同道后辈难道可以不努力吗？汸从二十岁起就前往九江拜见先生，当时先生已经七十九岁，亲口传授《学易》《春秋》中致力思考的要领，已经具备端绪；但我愚钝不敏，在先生馆舍往来数年，也没有得到千虑中的一点收获。” 后来，对于《春秋》的大旨，我有一天仿佛突然揭开了蒙蔽，急忙前往请教增益，等到达那里，先生却已经去世了。于是便从先前各书中凡是解说《春秋》的内容里取出有关部分，再参照平日亲耳听到的教诲，删去重复，按类别编次为十一篇，分作三卷，题名为《春秋师说》。我汸确实愚钝不敏，难道敢在这里自我止步吗？感慨地思考这些精微言语，大概将终身如此而已。至正戊子年八月又自述说：黄先生对于《春秋》，只让人熟读三传；三传之中，自然有向上用功的途径。他说，二百四十二年以前，从伯禽到鲁国灭亡的《春秋》，是鲁国史官世代相承的法则；二百四十二年以内，从隐公元年到获麟的《春秋》，是圣人的法则。先生去世以后，《春秋》的精微言语颇有值得思考之处，于是摘取各书中论说《春秋》的地方，参照自己听闻的内容，辑成《春秋师说》三卷。” 李腾鹏说：“子常向黄楚望学习，作《春秋集传》来阐明圣人经世治国的心志；又作《左氏补注》《春秋师说》，作为学者用功学习的阶梯。” 金居敬总序说：“《春秋赵氏集传》十五卷、《属辞》十五卷、《左氏传补注》十卷、《师说》三卷，都是居敬校订确定的。”起初，资中黄先生以六经复古的学说在九江设教，曾说近代大儒相继出现以后，朱子《四书》的教法广泛流行。然而《周易》《春秋》二经，实在是夫子亲手撰写的，是圣人精神、心术所叙述的内容；一定要完全得到其中不传的宗旨，然后孔门的教法才算完备。黄先生常常忧虑研究这两部经书的人各自只凭才智见识所能达到的地方去求索，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来请问也不回答。他所给予的教导，也都只是引导而不直接说破，姑且让对方自己思考，因此登门求学的弟子很少能够信从并领会，而当时的君子也没有谁能够了解。只有临川吴文正公独自对他敬重并感到奇异。赵先生起初跟随外傅学习《四书》，就有很多疑问，老师回答说初学者不要过分追求深意，他仍然不能释怀。夜里回到另外的房间，便取出《朱子大全集》《语类》等书来读，像这样过了几年，觉得原先的疑问逐渐得到解释，于是慨然产生携带书箱游学四方的意愿，便前往九江拜见黄先生请教，完全得到了黄先生所列举的六经疑义一千多条，带回家去；所辑的《春秋师说》，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曾到淳安向教授夏公请教，夏公很不赞同，于是详细讲述了他先君子安正先生治学的始末。” 过了很久，先生又想到黄先生年事已高，平生精力所达到的学问，若一旦失传，实在可惜，便又像九江黄公那样，向他传授学习《春秋》的要旨。住了两年，请求学习《易》，于是得到口授六十四卦卦辞的大义。后来夏公在洪都任教授，先生再次前去拜见。夏公问《易》的卦象和《春秋》的书法如何，先生便据所听闻的回答。夏公仍以不应枉费心力相劝，还特意拿出夏氏的《先天易书》说：“这是伏羲《易》的一大象。”又说：“我先人的遗书，应当全部交付给你了。”先生恭敬地起身致谢。然而，对于两部经书的旧说，他访求、探究、考察，从未稍有懈怠。于是前往临川拜见学士雍郡虞公。虞公与黄先生有世代交谊，一见面首先问黄公的起居。先生闲谈时便讲述黄先生著书的大意，以及夏公为何不同意他的看法。当时江西宪司举行私试，请虞公拟定题目，虞公立即拟出策问，询问江右先贤的名节、文章、经学，以及朱、陆二人立教的异同。先生领会了他的意思，便详细作答，最后说刘侍读对于阐明圣经有功，并称举朱子舍弃短处、汇集长处的说法。虞公非常赞赏，便让他住在自己家中，以所收藏的书籍供他研读。袁公诚夫是吴文正公的高足弟子，他汇集老师的学说编成《四书日录》，其中许多义理与朱子不同，于是请先生校正这部书。先生把其中的新意全部挑出，极力评论其得失。袁公因而多有修改订定。至于讨论《春秋》，他却坚定地守持老师的学说而不改变。先生也认为自己所得尚未完备，不是靠口头辩论能够解决的，从此绝不再同人谈论此事。他曾认为，研究《春秋》的名家有几十家，要考察其中关于孔子删削经文的论说是否有依据，没有谁能超过陈氏。于是把杜氏的说法合起来考察，完全领悟了《左氏传》传文和注文得失的缘由；此后，对于删削经文的义理和条例，能够触类旁通、贯通无碍，纵横交错而各有条理。这就是《左氏传补注》创作的由来。回到故乡山中后，才汇集各家的说法，把与经文相合的编成《春秋传》。又担心学者拘泥于旧闻，因简陋而满足，对于经文相互联系的义理不能立即全部理解，于是分离经文、分析义理，分为八类，加以辨析解释，命名为《春秋属辞》。大体说来，汇集传文是为了阐明圣人经世治国的志意，“属辞”则详细说明孔子删削经文的权衡。两部书互为表里，于是《春秋》的根本旨意重新明白显现。这样以后才知道，六经失传的旨意，并非不可重新贯通。黄先生有志于此却未能完成的事业，大概可以没有遗憾了。可惜书完成时，黄先生和各位先生都已经去世很久了。虽然如此，习惯造成常规，即使贤者也不能完全避免。黄先生竭力排斥众说，创立复古的论说，使人经过思考而有所领会，他的见识确实卓越。

译假使先生早年没有立定志向，广泛听取、全面观察，暗中思考、默默记取，能够自我担当而不回头，那么又哪里能够最终完成他的事业呢？先生避居古朗山时，居敬和妻侄倪尚谊确实跟随在那里。山在星溪上游，高峻寒冷而深险阻隔，人迹几乎断绝，所以即使疾病隐约相随，他深思钻研的功夫却日益达到高深境界，有些地方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能够如此。因而我得以私下听闻他编纂著述的意图以及先难后获的缘由，于是在篇末详细叙述这些说法，希望有志于这部经书的人不要忽略。至于他的《夏氏先天易说》，先生曾经拿它向虞公请教，虞公又把自己从前辈那里所得的内容传授给他。于是他最终契合了先天易内外的旨意，但后天上下经卦的次序仍不容易了解。他曾得到庐陵萧汉中氏的《易说》，其中以八卦区分卦体，论述上下经所以分立以及卦序的意义，明白得如同把手掌展示给人看一样。然而，向上没有根据伏羲形成卦象的次序，向下没有考察三圣关于卦辞、象辞的言辞，仍然有尚未妥当之处。等到《春秋》的根本旨意已经明白，才领悟文王依据伏羲的卦图制定后天卦序，采取夏、商两代的《易》形成一代的经书，大概同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没有不同。这样以后才知道，黄先生所说的《周易》和《春秋》经旨废失的缘由有相似之处，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思古吟》等篇，以及行状，附在老师学说的后面，希望将来求学的人能够有所感发，仅此而已。陈子龙说：“子常在《春秋》方面阐明老师的学说，探究经文而防止传文的牵制，超过汉、宋诸儒，应当是本朝儒林第一人。” 《春秋金锁匙》一卷 现存 《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九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二】汪氏【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 现存 虞集作序说：“从前传述《春秋》的有五家，但邹氏、夹氏的传先已亡佚。学习《春秋》的人依据《左氏》来记载史事，观察圣人判断取舍的地方，但有人议论它文辞浮华、距离经书本意较远，这种说法很多。因此《公羊》《谷梁》依据经文建立义理，专门传授这一学说的人便推重它们。唐代啖助、赵匡之间，才开始懂得从圣人亲手写成的书中寻求圣人的意旨。宋代的大儒认为，可以把这种方法同三传并行研究，正是因为它能够专门从经文中寻求圣人的意旨。然而，现存的传书只剩下《纂例》等书；由此推想，传文所发明的内容，大概没有超出这些现存书籍的范围。清江刘氏权衡三传，所得很多；但他所作的传文用意深奥，不广泛通晓典章礼制和旧有文献的人，不能完全弄明白，因此了解它的人很少。我曾私下探求先儒的说法，认为如实记载史事，义理自然显现。这句话使学习《春秋》的人开始有办法寻求圣人的意旨，而没有傅会牵强、纠缠繁琐的弊病。程叔子所说的‘随时处置而合宜是难以了解的’，这时才可以由此寻求其端绪。胡文定公的学问实际上本于程氏；但他生在宋人南渡之时，奸佞当权，大义不能确立，只求苟且偏安，智士勇士都扼腕叹息；对内修治尚未完备，对外攘除也没有办法。君臣父子之间，君子都想着从根本上加以匡正。” 胡氏作传的用意，大体就是以此为准则。他的学问有源流，因此义理贯通，文辞旨意无不通顺，体例类别无不相合。想来他发愤求学而忘记吃饭，相信天下的事情一定能够有所作为，圣人的道一定能够有所建立；对上用来感发君主，使其明白天职所应当实行的事情；对下用来启发天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