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四

译《论语·比考谶》说：“孔子读《易》，把编联竹简的皮绳磨断了三次，把铁制的书签折断了三次，把【原文疑误】书烧灭了三次。” 程本说：“一产生于一，确立于两，成就于三。《连山》凭此显现形体，《归藏》凭此驾驭气，《周易》凭此建立数。” 司马迁说：“西伯被囚禁后，推演了《周易》。” 扬雄说：“《易》开始只有八卦，到文王时成为六十四卦。” 班固说：“商朝的治道松弛后，文王推演了《周易》。”又说：“秦朝禁止学术，《易》因为是卜筮之书，唯独没有被禁止，所以传授没有断绝。”又说：“《诗》《书》《礼》《乐》《春秋》五部书，是五常之道；《易》是它们的根源。” 许慎说：“日月就是易的象，象征阴阳。” 王逸说：“《易》和《春秋》同属经书，总合为一套天机的织物，经营天道，以成人事。” 郑康成说：“《易》只有一个名称，却包含三层意义：简易，是第一层；变易，是第二层；不易，是第三层。” 刘表说：“《易》专门谈论天道而通达神明；为了实际应用，所以《系辞》称述防备远患的言辞，《文言》阐明其中隐含的事情。孔子读《易》至于韦编三绝，它本来就是哲人的深渊。” 徐干说：“伏羲创作八卦，文王增加了卦辞。” 淳于俊说：“包羲因袭燧皇的图而制定八卦，神农推演它成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使它的变化贯通，夏、商、周三代随时代而变，质朴或文饰各自因事而异。《易》就是变化。” 阮籍说：“文王为卦系上卦辞，从此《归藏氏》衰亡，而周代的典籍兴起；上下没有固定常规，刚柔相互变易，不能制定固定的典章，只能随变化而适应，所以称为《易》。”虞翻说：“‘易’字由‘日’在上、‘月’在下组成。” 陆绩说：“孔子的《易》中说：有四种易：一世、二世称为地易；三世、四世称为人易；五世、六世称为天易；游魂、归魂称为鬼易。”皇甫谧说：“文王被囚在羑里时，推演六十四卦，标明七、八、九、六各爻，这部书称为《周易》。” 纪瞻说：“从前庖牺画出八卦，阴阳的道理就全在其中了。文王、仲尼承继并发挥他的遗业，三位圣人前后相承，旨趣完全一致；称《易》而取法于天，此外不再有别的了。”葛洪说：“九位圣人共同完成《易经》，足以包罗阴阳，不可能再有所增加。”褚澄说：“《易》包罗天地之道，通达万物之情。虽然有不同家的学说，却都以象数为根本。大概没有固定形体的事物，不能用一个固定形体去求取；不断迁变的事物，不能执着于一种变化。” 颜延之说：“纯粹的卦象开始于三画，兼有卦象则终于六爻。” 梁武帝说：“《周易·文言》是文王制作的。” 郦道元说：“羑水发源于荡阴西北，向东流经羑城北面，这里就是古代的羑里。从前殷纣王采纳崇侯虎的意见，把西伯囚禁在这里。散宜生、南宫适来见文王，于是文王推演《易》，用来阐明否塞与通达的始终之义。” 王通说：“圣人对于《易》，终身钻研也就罢了。” 《隋书》说：秦朝焚烧书籍，《周易》唯独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保存，只是失去了《说卦》三篇。后来河内有女子得到这三篇。” 陆德明说：“‘周’是朝代的名称；‘周’有至、遍、备的意义。现在给这部书命名，取的是周遍、周全之义。” 颜师古说：“因为有上经、下经以及十翼，所以共为十二篇。” 贾公彦说：“夏、商的《易》以七、八不变为占，周《易》以九、六变动为占。” 孔颖达说：“郑氏解释《周易》说：‘易道周遍广大，没有什么不完备。’虽然有这种解释，却没有其他依据。考察《世谱》等书，神农一名连山氏，也叫列山氏；黄帝一名归藏氏。既然连山、归藏都是朝代的称号，那么《周易》称‘周’，大概取自岐阳的地名。又因为文王作《易》时正在羑里，周德尚未兴起，仍处于殷代，所以题作‘周’，以区别于殷。《易纬》说‘因朝代而题作周’，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十翼，是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虞世南说：“不读《易》，不能做宰相。” 崔憬说：“《易》这部书，阐明天、地、人三才，广大而无所不备，宏大而无所不包，完全具备万物的形象。” 张怀瓘说：“《易》是上古的书。先贤说八卦并不是伏羲亲自重成的。《易》说：‘圣人建立卦象来充分表达意旨，设置卦来充分显明真情和虚伪。’八卦排列成行，卦象就在其中了；由此把卦重叠起来，爻就在其中了；刚柔相互推移，变化就在其中了。这是伏羲亲自重卦的验证。《易》又说：‘从前圣人作《易》，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建立卦，发挥刚柔的作用而产生爻。’所以《易》以六画成卦，以六位成章。这又是伏羲亲自重卦的验证。” 韩愈说：“《易》奇特而有法则。” 宋理宗说：“《易》六十四卦的大象之义，各有所归属。从出而治理天下来说，称为‘后’；从确定位置来说，称为‘上’；从创制法度来说，称为‘先王’；从继承先王事业来说，称为‘大人’。其余总称为‘君子’。这些称谓都以人君为主来说明。” 杨绘说：“《虞书》说：‘龟卜和筮占都相合。’所谓筮占，不是八卦就能完成的，必须有六十四卦才可以进行筮占。舜、禹之际已经说‘龟筮协从’，那么还怎么会有文王重卦这件事呢？” 代渊说：“《彖》和大小《象》本来同乾卦的体例一样，都接在六爻之后，集中排列在一处。到了郑康成、王弼作注时，认为《彖》和大象本来是论述卦体的，所以放在六爻之前；小象是解释爻的，所以分别退置在各爻之后，使人容易明白。唯独乾卦仍不移动，是为了保存它原来的体例，让后世知道这一点。” 陆秉说：“‘易’字的篆文，下面从‘月’，取‘日’‘月’二字交相配合而成。太阳西去，月亮东来，交替往来，这就是‘易’的意义。说到‘易’，万物变化的作用都包括在其中了。” 胡瑗说：“《易·系辞》说：‘易穷尽事物的变化，变化了就能通达。’又说：‘不断产生、不断生长叫作易。’因此《大易》的创作，专门取变易的意义。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又为它写下彖辞；到了周公，又为它写爻辞；仲尼又作了十翼。圣人相继而作，道理在周代完备，所以称为《周易》。” 石介说：“《易》题作上下两篇，应当在文王、周公时就已经如此；后来人又把从乾到履、从否到观这类内容分别编成卷。因此所谓‘乾传第一’，是后人所题。”

译欧阳修说：“《易》的道理没有穷尽。用象谈《易》，是占筮者的事；用数谈《易》，是推算者的事；用理谈《易》，是学士大夫的事，这些都不可不兼顾。”又说：“《易》是文王所作的。它的书是经，它的文字是圣人的言论，它所讲的事是天地万物以及君臣、父子、夫妇人伦的大要。大衍筮占只是其中一种方法，并不是文王的事情。孔子生在周末，担心文王的志意不能为后世所了解，而《易》又专被用来占筮，于是作《彖》《象》，阐明卦义，必定称说大人、君子、王后来配合所讲之事，又常常以四方万国、天地万物这样的宏大事物来作说明，大概是为了表明《易》不只用于卜筮。至于十翼的说法，不知道起于什么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都不讨论它，因为那不是圣人的言论。” 王开祖说：“有人问：‘《易·系辞》果真不是圣人的言论吗？’回答说：‘它的源头出自孔子，后来由《易》学的老师们相互传授。它流传的时间很久远，传承的时间很长，其中不可能没有散失和增益的地方。’” 勾微说：“‘周’字的意义，一是取朝代称号，二是取周遍广大之义。”袁建说：“易就是易、不易、变易。说一个意义包含三个名称，并不是说一个名称包含三个意义，这对《易》又有什么损害呢？” 陈臯说：“乾代表君、父，坤代表臣、母，艮代表子、少阳。圣人设立教化，以尊卑为先，这样才是顺理的。所以《周易》先列乾卦。” 薛温其说：“《彖》是历代圣人相传的旨意，《大象》是孔子独自创发的内容。”李清臣说：“十翼都是孔子的话吗？无法知道。然而其中有可疑之处：《序卦》这篇，韩康伯虽然已经说明它不是《易》的深义，却没有说明它为什么不是。《易》各卦的次序，是两两相从的；如今《序卦》的名称大概并不协调。有的勉强合乎义理，有的本来不合却强行解释，这难道是圣人的言论吗？” 周子说：“圣人的精微之处，画卦来显示；圣人的深意，借助卦来阐发。没有卦画，就无法看见圣人的精微；没有卦，圣人的深意恐怕几乎无法完全听闻。《易》哪里只是五经的根源，它难道不是天地鬼神的奥秘吗？”邵子说：“周代以建子之月为正月，称为天统。”《易》说：“《周易》以乾为首。”乾就是天。又说：“上古圣人都有自己的《易》，只是作用不同。如今的《易》是文王的《易》，所以称为《周易》。”又说：“《易》是圣人使君子成长、使小人消退的工具。” 张子说：“《易》就是性与天道。‘易’字由日月组成，《易》的意义包容天道的变化。”又说：“《易》不只是数。”又说：“《系辞》用来论述《易》的道理；既然懂得《易》的道理，卦象也就在其中了，所以观读《易》必须从《系辞》入手。”又说：“《易》与君子谋议，不与小人谋议。” 程伯子说：“《易》起源于数，这不对。先有道理，然后有象；先有象，然后有数。《易》借助象来阐明道理，又由象来认识数。领会了它的意义，象和数也就在其中了。” 程子说：“‘周’是标明朝代的名称。说这是文王的书，是为了区别于《连山》《归藏》。”苏轼说：“《易》是圣人用来穷尽人情变化的书，并不是用来通过卜筮显示神异的。” 龚原说：“上经从乾、坤开始，到坎、离结束，讲的是天道。所以卦象以卦体为主，例如天行、地势、水洊、至明、两作等。下经从咸、恒开始，到既济、未济结束，讲的是人道。所以卦象以作用为主，例如洊雷、兼山、随风、丽泽等。” 刘安世说：“如今的学者，谈象数就忌讳谈义理，谈义理就以谈象数为可耻。如果象数可以废弃，就没有《易》了；如果不谈义理，也不是通达的论说。”又说：“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推演六十四卦的卦辞，例如‘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并不是重叠六爻。至于爻辞，恐怕是周公所作的。如果爻辞是文王作的，就不应说‘王用享于西山’，也不应说‘箕子之明夷’。” 林之奇说：“《易》的《序卦》虽然似乎有可疑之处，但其中自有深意。陆佃说：‘伏羲采用蓍草占卜法，只用七、八，六十四卦都不动。若乾卦止于乾、坤卦止于坤，就不能发生变化。夏、商沿袭这种方法，都以七、八为占，《连山》《归藏》就是如此。后来到了文王的占法，才开始使用九、六，大概不这样就不足以应对天下的变化。现在的《易》就是这样。’又说：‘《说文》说：“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周易》的意义，恐怕就出于此，取其阴阳交合而命名。一种说法是，蜥蜴一天十二时辰改变颜色，所以称为易。旧说蜥蜴能吐冰雹，大概是龙善于变化，蜥蜴善于变易，所以乾卦用龙来比拟爻。这部书称为《易》，爻就是说明它的变化。“象”的意义取自象，“彖”的意义取自猪，“易”的意义取自蜥易，都是从事物中取义。’” 朱震说：“《连山》是神农氏的别号，《归藏》是轩辕氏的别号。它们都是朝代的称号，所以《易》题作‘周’，用来区别其他朝代，就像称《周书》《周礼》一样。” 郭雍说：“《易》的道理贯通天、地、人三才，义理包括万物；它实际施行时，必须用人事来说明。” 郑厚说：“‘易’字从日、从月。天下的道理，无非一奇一偶，全部包括在这里。天文、地理、人事、物类，直到性命的精微、变化的奥妙，以及否塞与通达、损益、刚柔、得失、出仕与退处、言语与沉默，都有相对的一面。因此《易》设置一条长画、一条短画来总括它们。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说的就是这个。” 张行成说：“《易》有四体一用：三画八卦是伏羲的先天之体，《连山》是天易，《归藏》是地易，《周易》是人易；后三者属于作用。” 郑东卿说：“上经从乾、坤开始，到坎、离结束，共三十卦；下经从咸、恒开始，到既济、未济结束，共三十四卦。《杂卦》没有上经、下经的区分。然而从乾、坤到困，也正好三十卦；从咸、恒到夬，也正好三十四卦。” 郑樵说：“《连山》使用三十六策，《归藏》使用四十五策，《周易》使用四十九策。” 李郁说：“《易》中有言辞相同而意义不同，前面先发端而后面加以说明，举出这一点而显现另一点的地方很多。大体上与《春秋》相类似。”

译程迥说：“《易》把祸福与道义相配，所以是圣贤之书；阴阳家只谈祸福而不以道义相配，所以只是技术。”又说：“朱待制新仲曾对程迥说：‘《序卦》不是圣人的书。唐代僧人一行编纂《易》时，引用孟喜的《序卦》说：“阴阳养育万物，必定通过争讼而成就它们；君臣养育万民，也通过争讼而成就他们。”这样看来，如今的《序卦》也是出自经学之师，可以知道了。’”又说：“张芸叟怀疑‘大观在上’这句话，并且说陆希声深深忧虑爻辞不像经文，动辄想要删取。欧阳公《童子问》、王景山《儒志》也怀疑《易文》；圣人的道理高远如天，本来就难以知晓。说它不像圣人之言，是不对的。” 吴沆说：“关于重卦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有人怀疑。然而按道理推求，六十四卦也许自古就有，但六十四卦的名称则从文王才开始。大概卜筮之书随时代而变化，它所采用的起卦方法、所用的占辞，各代都有不同。不能改变的，只有用六十四种变化来成就《易》。 《周礼》说太卜掌管三种《易》：《连山》《归藏》《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分别都为六十四卦。考察这些，便可知《连山》《归藏》的卦在三皇时代就已经重成，而《周易》的卦是在文王时代重成的。所以这部书称为《周易》，道理也就清楚了。文王以前，《易》之道只用于卜筮；文王以后，才开始用它来修身、治人、治理国家。《易》之道从此兴盛，因此说它兴起于中古，也是可以的。罗泌说：‘易，是庐【原文疑误】的名称，守宫就是它。它的身体颜色没有固定，一天变化十二次，所以“易”字取自它的变化。彖，是茅犀【原文疑误】的名称，也就是豕神。犀的形状独特【原文疑误】，能够知晓先兆、预知吉祥，所以“彖”字取自这种意义。象则直接取其身体形状相似，远近不变，已有固定位置，胆应四时而已。因此，易就是象；从万物中取象，是圣人的意见。’” 又说：三种《易》书，书只有一部，方法却各不相同。它们所组成的卦都各有六位，經卦都为八个，而别卦都为六十四个。书是一部；《周易》崇尚变易，《连山》《归藏》崇尚不变。这就是方法不同。变的是老爻，不变的是少爻。《周易》用九、六，崇尚老爻；《连山》用七，《归藏》用八，崇尚少爻。崇尚变易的占数有三百八十有四，不变的占数也有三百八十有四。古人把三种《易》合起来占筮，《连山》《归藏》的数都为六十四，与《周易》相同。只是《周易》讲变易，所以一个卦可以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又都可以归为一个卦。因此用六十四乘六十四，得到四千九十有六。这与《连山》《归藏》倍增为一的道理不同。吕祖谦说：古代教人的方法，不过是以《诗》《书》《礼》《乐》为法。至于《易》，却从来没有越级传授给人，所以孔子、孟子的问答起初从未涉及《易》。如果像魏晋时期那样崇尚虚浮、遍天下谈论老氏之学，那么《易》早就被秦朝焚毁了。又说：读《易》应当观察它生生不息、无穷无尽的地方。吴仁杰说：“《连山》《归藏》用不变的爻来占筮，占断不超出本卦；《周易》用变爻来占筮，占断一定涉及两个卦。《春秋》三传中的文字可以考证这一点。”又说：“《易》始于伏羲，完成于文王；六十四个正卦，是否是伏羲所作的 作品？卦之外的六爻以及六十四个覆卦，是文王所作的。伏羲有正卦，也有象卦。从乾到未济，像“天行健”这一类，都是象卦。孔子作《易传》以前，史墨回答赵简子说：“在《易》卦中，雷在乾上叫作大壮；这说明有卦就已有这样的卦象了。”至于“君子非礼勿履”这样的说法，则是孔子所系的辞。文王有爻辞，也有覆卦。爻辞如乾卦从初九到上九，覆卦如“用九”之类，就是这些。郑耕老说：“《周易》共有二万四千二百零七字。” 李舜臣说：“班固、司马迁只说文王推演卦，又说‘人经历三位圣人，时代经历三古’，只说到包牺、文王、孔子，从未提到周公。马融、陆绩、王肃、姚信才开始有周公作爻辞的说法，但完全没有见于经传。孔颖达首先引用韩宣子见到《易》象和《鲁春秋》的事，说由此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所以称王的原因，作为周公作爻辞的证据。如果确实如此，说周公作爻辞也可以；可是《春秋》又将这些归属于周公吗？” 陆九渊说：“后世说伏羲画八卦，文王才把它们重叠成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不对。比如《周礼》虽然不能全部相信，但其中筮人的话说，三种《易》的經卦都是八个，别卦都是六十四个；‘龟筮协从’一语也见于《虞书》，一定不是伪说。这样看来，卦的重叠由来已久。大概伏羲画出八卦后，随即把它们重叠起来，这样才能贯通德性、类比人情，扶持天下的道理。文王大概是因卦爻辞而加以详细说明，以穷尽其中的变化罢了。” 朱子说：“‘周’是朝代的名称，‘易’是书名。这些卦本来是伏羲所画，其中有交易、变易的意义，所以称为‘易’。卦辞则是文王、周公所系，因此冠以‘周’字。由于竹简篇帙厚重，所以分为上下两篇。经文就是伏羲所画的卦和文王、周公所作的辞；加上孔子所作的传十篇，共十二篇。中间颇被各位儒者弄乱，近世晁氏才开始纠正其中的错误，但还不能完全合于古文。吕氏又重新订定，写成经二卷、传十卷，才恢复了孔氏旧本的样子。”又说：“《易》本来是卜筮之书，所以先王设置官职，由太卜掌管；它并不列入学校所教的《诗》《书》《礼》《乐》之中。”又说：“《易》从伏羲开始画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作彖辞、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传》《象传》《文言传》《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其中《彖传》《象传》《系辞传》各分上下，这就是十翼。”又说：“文王所系的辞，用来判断一卦的吉凶，所谓彖辞；周公所系的辞，用来判断一爻的吉凶，所谓爻辞。”又说：“我私下怀疑，卦辞、爻辞本来是为卜筮者判断吉凶而作，因而兼有训诫的意义；至于《彖传》《象传》《文言传》的创作，才是根据卦爻吉凶所包含的训诫意义，进一步推说其中的道理和义理来加以阐明。”

译陈淳说：伏羲的《易》本来没有文字，从乾开始，到坤结束，每卦只有六画而已。文王在羑里，于是取来加以推演，从乾坤开始，到未济结束。就像今天所传的次序，以彖辞列出六十四卦的吉凶，如“乾元亨利贞”一类就是这样。周公继承文王的志向，叙述他的事业，又在各卦的爻上分别说明爻义，并系上爻辞，用来判断六爻的吉凶，如“初九潜龙勿用”一类就是这样。由于文字开始显著用于文王、周公，所以称为《周易》。又因为竹简篇帙厚重，分为上下经两篇。周朝衰微时，《易》道不明，孔子于是废去八索之书，作十翼来赞明《易》。一篇叫《彖上传》，一篇叫《彖下传》，用来解释文王所系、上下经文中的彖辞，如“大哉乾元”以下的内容就是这样。一篇叫《象上传》，一篇叫《象下传》，用来解释伏羲卦的上下两种卦象，如“天行健”一类，以及周公所系的两种象辞和六爻辞，如“潜龙勿用，阳在下也”一类就是这样。一篇叫《系辞上传》，一篇叫《系辞下传》，用来阐述文王、周公所系卦爻辞的传，并通论一部经书的大纲要旨，从上面的“天尊地卑”以下，到下面的“八卦成列”以下，都是这样。一篇叫《文言传》，用来申说乾坤彖辞、象辞的纲要，并作为解释各卦的范例，如“元者善之长也”以下的内容就是这样。一篇叫《说卦传》，用来详细说明前文没有说尽的意义，如“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以下的内容就是这样。一篇叫《序卦传》，用来说明各卦的先后次序，如“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以下的内容就是这样。一篇叫《杂卦传》，用错综交杂的方式说明各卦，如“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以下的内容就是这样。林学蒙说：“伏羲画卦，是用来描写阴阳的变化；文王、周公作卦辞、爻辞，是用来决断天下人的疑惑；孔子作彖辞、象辞，是用来推演阐明事物本来如此的道理。然而爻画既已具备，这三方面的内容也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先代圣人与后代圣人，不过是相互发明罢了。” 陈善说：“《易》这部书无所不包，有时用来说明历数，有时用来进行卜筮，大概不只是讲性命之学。” 叶适说：“《周官》所说的三种《易》，經卦都是八个，别卦都是六十四个，那么六十四卦从舜、禹以来就已经使用了；而后世却说伏羲氏开始画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又说纣把文王囚禁在羑里后，文王才开始推演《周易》。学者由此又有伏羲先天、文王后天的说法，却不知道究竟以什么为根据。又说：班固采用刘歆《七略》所记《易》的起源，说伏羲、文王作卦、重爻，这与《周官》不合，大概出自相传的浮泛说法。说孔氏作《彖》《象》《系辞》《文言》《序卦》等篇，也没有明确证据。《论语》只说‘假如再给我几年，到五十岁来学习《易》’，至于《易》学有成以及孔子讲论、问答的事，却没有可见的记载。所谓《彖》《象》《系辞》出于孔氏，也不敢相信。又说：把乾坤作为父母，把坎、离、震、艮、巽、兑作为男女，都是卜筮者把各种事物牵强附会的虚文，并不是孔氏的书所讲的。” 又说：“《易》的开端，不过是三个阴阳爻而已，自然而然形成八卦；不过是六个爻而已，自然而然形成六十四卦。一正一反，名称和意义便由此产生。一画分为两部分，便成为十二个二卦；两卦相对而立，便成为六十四卦。卦画的始终都具备了。圣人并不是用这种说法来防止百姓、使自己显得神秘，而是学者多有异说，根本在于不明白罢了。又说：《易传》中只有《序卦传》最为浅陋鄙俗，对《易》有害。考察各卦的名称，都是取象而来，圣人反复殷切地用辞语加以训释，多到几十、上百句话还不能说尽，大概正因为它难以说明到这种程度。现在《序卦传》却不是这样，只是像鱼鳞、梳齿一样依次排列着说；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把它们捆束连接起来，读一遍就可以全部读完了。又说：卦的次序与《易》的损益没有关系。又说：《易》有上下经，是因为竹简篇帙繁重而分开的。可是《序卦传》已经把各卦错杂排列来附会，又为此说道：‘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学者因此认为上经以乾坤开头、下经以咸恒开头，是父母、夫妇的象征。至于《关雎》《鹊巢》，明确指示的是义理类别；以自身行为规范家庭、国家，因此把它们说成后妃、夫人的事，大概是因为从事情上来说的。如果是天地、阴阳，那不过是取象罢了，哪里有所谓父母、夫妇、男女呢？”又说：“《序卦传》排到未济，才说《易》的道理不可穷尽考察。如果按照它的次序，《易》已经在这里穷尽了，那么所谓不可穷尽，究竟要从哪里寻求呢？” 李心传说：“《文言传》是十翼中的第七篇。先儒认为它开头一章的八句话与《春秋传》所记穆姜的话相同，因此怀疑不是孔子的话，所以梁武帝认为这一篇是文王所作。” 高似孙说：“《易》说：‘元，是善的首长。’《左传》说：‘元，是身体的首长。’《易》说：‘美好的仪容足以合乎礼。’《左传》说：‘美好的德行足以合乎礼。’‘善’与‘身体’、‘仪’与‘德’，字虽不同，意义也有区别。《易》的《文言传》被认为是孔子所作。然而孔子出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史官记录这次筮占却是在襄公九年，这两句话大概早在孔子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真德秀说：“所谓《易》，就是阴阳的变易。太阳西去、月亮东来，寒冷过去、暑热到来，白昼与黑夜、昏暗与明亮循环不息，这是天道的常态。圣人取法于此创作《易》，不过是推演阐明阴阳消长的道理罢了。阳气增长，阴气消退；阴气增长，阳气消退；一消一长，就是天道。人学习《易》，就能知道吉凶、消长的道理，以及进退、存亡的规律。” 魏了翁说：“《周易》具备三种《易》的意义。关闭门户称为坤，就是《归藏》的终结；万物开始，万物没有比艮更为盛大的，就是《连山》。” 章如愚说：“圣人创作《易》，本来是为了阐明道理，剩余的作用才可以用于卜筮。可是后世谈阴阳的人、谈星历的人、谈乐律的人，没有不从《易》中寻找依据的。他们自以为有所收获，配合起来也自以为相合，但这并不是圣人的本意。”

译李过说：六经之中，只有《大易》一书可以看见圣人的心意。自从秦人焚毁先王典籍以后，汉朝兴起，才逐渐收拾整理；虽然大略完备，但《诗》《书》、二《礼》《春秋》都免不了有散失和抵牾。只有《易》因为是卜筮之书而独自保存下来，所以《大易》一书没有遭受秦火，是圣人的完整著作。学者想要了解文王、孔子的心意，应当从这部书中寻求。又说：文王推演《易》虽然是在商朝末年，但自武王革命以后，周朝子孙世代守护它，把它作为卜筮之书，与三种《易》一同收藏，所以称为“周”，以区别于其他朝代，也如同《周书》《周礼》取名一样。至于所谓“周遍普及”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赵汝楳说：《周官》说太卜掌管三种《易》，其中第三种叫《周易》，由此可知这是周人自己命名的，用来区别于《连山》《归藏》。王应麟说：“《易》有十二篇。现在从乾卦到‘用九’，就是古《易》的正文。郑康成开始把《彖》《象》连在经文之后，王辅嗣又把《文言》附在乾、坤两卦之后。至于文辞连贯成篇、不能附在卦爻之后的，仍然保留原来的篇目。自郑康成、王辅嗣把《彖》《象》《文言》合并到经文中，学者就再也看不到古本了。”又说：“迂斋讲《易》时说，伏羲没有创作《易》以前，天下人的心没有不是《易》；伏羲创作《易》以后，天下万事没有不是《易》。我考察《尔雅》说‘小罍叫作坎，大琴叫作离’，可见万物的形象没有不是《易》的。”陈普说：“所谓《易》，就是相互交错、变化生成，是阴阳、寒暑、治乱、生死的大体。万般变化没有穷尽，日夜相互更替，从不停息。” 胡一桂说：“晁氏认为古代竹简篇帙厚重，所以把经文分为两篇。然而经文分为上下，确实有深刻的道理。上下经虽然分别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但按反对卦计算，各有十八卦，这是第一点。上经按反对卦计算有五十二个阳爻、五十六个阴爻；下经按反对卦计算有五十六个阳爻、五十二个阴爻，这是第二点。上经以四个正卦为主，开头是乾坤，结尾是坎离，与先天图南、北、东、西四方的卦相合；下经以两个变卦为主，震变为艮，巽变为兑，开头是咸、恒，结尾是既济、未济，与先天图四维的卦相合。至于坎离是否相交，也可以看出伏羲先天图的大要，完整地体现在文王《序卦传》的首尾之中，这是第三点。像这样，难道只是因为竹简篇帙厚重才分上下吗？” 胡炳文说：解释《易》的人，有的把“周”字解释为普遍、周遍的意义，有的认为卦是文王重叠的。朱子《本义》问世以后，这种说法才开始确定。大概《周礼》所说的三种《易》中，夏代叫《连山》，商代叫《归藏》，文王的《易》命名为《周》，是为了区别于夏、商。交易，是阴阳相互对待；变易，是阴阳流行变化。经文分为两篇，也都是自然而然的。把三百八十四爻合起来看，上下经的数目并不相等。按理说上经应当阳爻多于阴爻，但现在阳爻八十六、阴爻九十四，阴爻多于阳爻八；按理说下经应当阴爻多于阳爻，但现在阴爻九十八、阳爻一百有六，阳爻多于阴爻也为八。按照反对卦推算，上下经各有十八卦，各有一百零八爻，可以说是相等了。上经按反对卦计算，阳爻五十二、阴爻五十六，阴爻多于阳爻四；下经阴爻五十二、阳爻五十六，阳爻多于阴爻也为四。有时多四，有时多八，彼此互为多少，自然形成阴阳相交的象。上经以乾坤开头，是气化的开始。乾坤之后十卦，阴阳各有三十画，然后成为咸、否，于是可以看见天地相交与不相交的情形。” 下经以咸恒开头，是形化的开始。咸恒之后十卦，阴阳也各有三十画，然后成为损、益，于是可以看见少男、少女、长男、长女相交与不相交的情形。至于上经以坎离结束，是乾坤中爻相交；下经以既济、未济结束，是坎离中男、中女相交与不相交。《本义》说《易》有交易、变易的意义，先有相交而后有变化，其中的纲要深刻啊！俞琰说：吕东莱认为经文分上下始于文王；郭白云认为《序卦传》已经分好了上下，其来由很早，所以没有说明分经的原因。邵康节说：重卦的卦象中，不变的有八个，反易的有二十八个，所以卦虽有六十四个，实际只用三十六个；爻虽有三百八十四个，实际所用只有二百一十有六个。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所以分上下经大概是有原因的，并非随意。有人怀疑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多少不均，却不知道卦有对体、覆体。什么叫覆体？屯卦倒转成为巽卦，需卦倒转成为讼卦之类就是。什么叫对体？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彼此相对，不能倒转成为别卦，就是对体。其余的卦，都是一个卦倒转成为两个卦，所以把上经三十卦约计为十八卦；把下经三十四卦约计也为十八卦，难道还能说不均吗？卦分为内外两个体，共有六十四卦；阴阳六十四卦约计为三十六卦，其中上经有纯阳卦六个、纯阴卦四个；下经有纯阳卦四个、纯阴卦六个。阴阳相重的卦，上下经各有八个，难道不是均等吗？上经阳爻八十六、阴爻九十四，约计为十八卦，则阳爻五十二、阴爻五十六，共一百零八爻。下经阳爻一百有六、阴爻九十八，约计为十八卦，则阳爻五十六、阴爻五十二，共一百零八爻。它们均衡到这种程度。孔颖达认为《系辞》分为上下没有别的意义，只是因为竹简篇帙厚重，所以分开。晁以道却说：‘古代竹简篇帙厚重，所以把经文分为两篇；如今又何必一定要把两篇合成一帙呢？’大概他们都不知道六十四卦约计起来就是两个十八卦。”}], 王申子说：“古今各家讲说《易》，往往探求得太过，有的从性理讲，有的从气候讲，有的从步占讲，有的从老庄讲。即使像《太玄》《潜虚》《经世》这样较为切近的，也都只是各自取得其中一个方面罢了。”《系辞》的文字，先儒多怀疑它错乱，认为不是孔子所作。然而其中阐明作《易》的要旨，向人展示使用《易》的方法，委婉周详，条理清楚，不是胸中通晓完整《易》理的人不能说出。至于经中《序卦》的文字，义理乖谬而浅薄，决不是圣人的安排。又说：“《易》有圣人的四种道理，而伊川《易传》只推重其中的卦爻辞，康 节只推重数学，邵子只推重卦象，《汉上易说》只推重变化，晦庵《本义》只推重占筮。”

译熊良辅说：“卦下的文字称为‘彖’，‘彖曰’以下的文字称为‘彖传’；爻下的文字称为‘象’，‘象曰’以下的文字称为‘象传’。《系辞传》没有可依附的经文，大概是总括卦爻的大意而说的。汉代以来称为《系辞》，现在仍称《系辞》也可以。欧阳公认为它不是圣人所作，却完全没有想到，道德性命的深奥义理，六经的道理都从这里出发，而天地万物的情状也没有不被记载的。” 王希旦说：善于读《易》的人，重要的是要认识圣人画卦作《易》的根源，无非是太极、河图所体现的理数自然之妙；那么《系辞》启发人、揭示其关键，正是其中的枢纽。又须分别四位圣人的《易》，通晓卦名和卦义，然后把《本义》和《程传》互相参照考察，沿着流脉上溯源头，由粗浅探求精微，分开合起来看，取近义也取远义，那么数理存在、卦象排列，言语说尽而义理也获得了；上溯到天地自然之《易》，这才开始相信《易》与天地相准，穷尽义理和本性，开通万物、成就事务，内圣外王的学问都完备在这里。《易》哪里只是五经的根源？其中天地鬼神的奥秘，难道会欺骗我吗？袁桷说：五经论述义理，没有比《易》更详尽的；它的文辞深奥而严密，阐明幽隐、显露微妙，并不是用直白浅易的话来说明的。” 吾丘衍说：“俗儒谈论《易》，大多鄙薄象数。乾用九、坤用六，乾为天、坤为地，这不是象数又是什么？”又说：“《夜游录》中有这样的话：彖、象都是借畜兽来比喻。彖是一头大猪，行走时低着头，一眼望去全身都能看见，所以用它来统论一卦的整体。象有六根牙，所以借它来比喻六爻的意义。又考察《说文》：苍颉制定‘易’字，字形像蜥蜴。蜥蜴善于变化，由此可知古人借它来比喻变化，是不容怀疑的。有人说日月就是‘易’。按‘易’字并没有从日月而来的说法；伏羲画卦时只说八卦，重卦以后，因为变化无穷，所以有‘变易’的名称，不可以用日月的说法来迷惑人。”刘夏说：“庖牺氏创作《易》，《易》究竟在哪里？现在六十四卦及其爻之所以成为象，六十四卦名称之所以取其义，这就是庖牺氏《易》书的文字了。到了周代，文王、周公、孔子各自为它系辞，这才称为《周易》。因此，设置六十四卦爻来表示象，命名六十四卦来表示义；往古至今数千万年间，治乱兴亡以及事理、形势、情状的必然归宿，全都不超出六十四卦、六十四义的范围。” 梁寅说：“《易》这部书，上可以推究造化的幽微，下可以包举显著的人事；君子明白它，可以用来决定进退，百姓依赖它，可以用来知晓吉凶。然而，不达到极端的宁静，就不能明白它；不达到极端的真诚，就不能运用它。” 薛瑄说：“圣人谈论天地的造化，没有比《易》更完备的。”

译谈论天地的造化，却不以《易》为根本的，都是妄说。” 章▯说：“《易》不替小人谋划，只是不替他谋划成为小人，并不是不替小人谋划成为君子。小人如果想成为君子，《易》本来没有不替他谋划的。” 丘濬说：“《易》这部书有理有数。讲理的尊奉程子，讲数的尊奉邵子。明白义理的人即使不知道数，也自然能够避开凶险而趋向吉利；学习数的人如果不明白义理，必然会舍弃人事而只谈天道，并且将流于技术之学。《易》虽然告诉人卜筮，却没有听说它以推步为用。汉代的纳甲、飞伏、卦气等一切推步之术，无不借《易》来立说，但《易》实际上并没有这些。不如从义理来讲《易》，那么日月常行，无论到哪里都不是《易》。” 邵寳说：“周代的《易》是为筮占而设的，所以仲尼论圣人的四种道理，把占筮放在最后。放在最后，是归结为最重要的意思。”又说：“因为有《周易》，所以伏羲的《易》才有‘先天’之名；因为有伏羲的《易》，所以《周易》才有‘后天’之名。这是后世学习《易》的人所作的议论，不是《易》的本义。” 蔡清说：“自从彖、象、文言三传亡佚以后，现在的《易》中有‘彖曰’‘象曰’‘文言曰’这些字，后世读者不知道它们是后来添加的；这正是今本《易》所以失真、古本《易》所以不可复原的原因。” 胡居仁说：“天下的变化无穷，只有《易》能够把它们全部说明。大概《易》的阴阳、奇偶变化无穷，就像天地的开合，气运的盛衰，日月的更替，寒暑的往来，阴阳的消长，人物的生死，国家的兴亡，世道的今昔；它们的消长盈虚、升降屈伸、吉凶消长、进退存亡、幽明终始、善恶邪正，只有《易》能够全部说明。” 郑善夫说：“《易》是用于君子的，不是用于小人的。”何孟春说：“《周易》先乾后坤，阳尊阴卑，这是天地定位的道理。”杨时乔说：“重卦始于伏羲，彖辞出于文王，爻辞出于周公。《周易》称为经，始于周代；分上、下经为两篇。彖、象四传和十翼，出于孔子。古本《易》的二经、四传、十翼，各自成为一篇。取彖传、象传作注来解释经文，附在经文下面，从费直开始，经刘向确定，由郑康成完成。取《文言》以及乾、坤二卦，附在乾、坤彖传之后，始于王弼。把《系辞》附在象传之后，改《说卦》的上、中篇为《系辞》，并加上‘传’字；把《文言》十八条附在《系辞传》中，删去‘彖’‘象’‘传’‘文言’等名称，由韩康伯完成。到了宋代，晁以道怀疑分为二经是错误的，吕伯恭认为分为二经是正确的，朱子的《本义》沿用了这种做法。吴澂把四传分开，以《系辞》为大象，以爻辞为小象，合起来作为象传，也都不妥。” 郭子章说：“各种书都始于人，只有《易》始于天。” 吴安国说：“《易》中完备了天地人的道理，是圣人精深的蕴藏。它因卜筮而保存下来，是《易》的幸运；但于是便只用卜筮来谈《易》，可以吗？”钱一本说：“汉代费直的《周易》本子，先画出一个完整的卦，系上彖辞；再画出本卦，系上爻辞；又画出覆卦，系上用九、用六的文辞。后来在彖传开头加了一个‘传’字。郑康成的本子删去了费本六爻的图画，也删去了用九、用六覆卦的图画，把上下体移到卦画下面，又把初九至用九爻位的文字移到爻辞上面，并将彖传、象传合入经文，在彖传前加‘彖曰’二字，在象传前加‘象曰’二字。王弼本与郑本相同，只是把《文言》移附在乾、坤二卦之后，加上‘文言曰’三字。孔子赞述爻的文辞，本来是用来解释经文的，于是分别附在相应的爻后，每一爻都加‘象曰’二字。历代沿袭下来，这就是今本《易》。《汉书·艺文志》说：‘《易经》十二篇。’吕大防定为经二卷、传十卷；晁说之厘定为八卷；吕祖谦又定为十二卷。全都以古本为准，这就是古本《易》。唉！《易》的根本是伏羲所画，虽然没有文辞，但八卦相互交错、刚柔杂居其中，文采郁然，成为天下最为文雅的文字，乃是宇宙间开辟以来的第一种文字，所以称为‘古’。” 至于文王、周公、孔子的文辞，都是用来阐明伏羲卦画的象，把它们合在一处，并不是像今本那样分列在两处；如果不是这样，古本难道就在文辞分合之间吗？” 郝敬说：《春秋传》记载，韩宣子到鲁国，在太史那里观看典籍，看到了《易》的卦象，说：“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所以称王的原因。”既然如此，《易》中的卦象由周公系辞，已经很久了。孔颖达作《正义》，辨析得十分详细。然而班固说：“《易》经过三位圣人，时代经历三古。”解说者把伏羲、文王、孔子作为三位圣人，周公不在其中。我曾看孟子叙述尧舜以来的圣贤，讲到文王，也没有提到周公。大概两位圣人是父子并处一世，说到父亲便不再提儿子，说三古便不再列四位圣人，立言本来就应当如此，难道是说周公没有参与这篇文献吗？解说者因为《大传》说：“作《易》的人有忧患，是在文王与纣王的事情中；所以文辞危惧。”于是认为危惧的文辞多在爻辞，爻辞也是文王所作，这是不对的。文王编次《易》，逐卦系上彖辞；周公承继父亲，逐爻系上象辞，《易》才大体完备。周公曾亲自说：“文王，是我的老师。”孔子也说：“文王没有忧患，父亲创作，儿子述作。”说的就是这一类。现在考察爻辞，如《随》卦说：‘王用享于西山。’《升》卦说：‘王用享于岐山。’

译这是指文王居于岐周。《明夷》说：‘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这是指武王诛杀纣王。《箕子之明夷》是指箕子被贬为奴。《小畜》《履》《随》《蛊》都暗中取用文王、武王的事象。《临》的六五、《归妹》的六五引用商王帝乙，帝乙是文王亲自侍奉的君主。哪里能认为系在爻上的这些文字全都是文王所作呢？这足以明确证明爻辞不是出自文王。大概周公辅佐武王诛纣伐商，晚年又遭遇流言，忧患与文王相同，所以摹写往事，才会这样真切。凡是周公的文辞，哪一样不是文王的文辞？只是彖辞出自文王，所以孔子为文王作彖传，为乾、坤二卦作文言；至于象传是为周公所作，这也更加明确。圣人修饰文辞、树立诚信，说话不能穷尽心意。伏羲画卦没有文辞，是留待文王；文王系彖而没有爻辞，是留待周公；周公系象而没有传，是留待孔子。三位圣人都把未尽的意义依次相互传述。假如文王既系彖辞又系爻辞，那么周公作象传也应该作十翼；孔子完成《春秋》、修订经文，也应该再修订传文，就像后世自己制定纲、自己制定目一样，明白的人一定会讥笑这种做法。” 又说：孔子天资神明，是上天纵予的；他读《易》读到三次编绳断绝，于是作《十翼》。伏羲圣人所画的卦位、爻画还没有说明，于是作《说卦》；文王推演《易》的次序还没有说明，于是作《序卦》；彖辞还没有说明，于是作《彖传》；周公的爻象还没有说明，于是作《象传》。他担心作者拘泥于爻辞，又概括其中的宗旨，于是作《大象》；又担心学习者局限于卦序，于是错综其序，作《杂卦》，可说无所不用其极。世俗儒者还说孔子留下了没有穷尽的《易》，要等陈抟、魏伯阳、邵尧夫的先天、后天、方圆等图出现以后，伏羲的《易》才显现出来。唉！这也太愚蠢而悖谬了。又说：卦只有八个罢了，并没有所谓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只是八卦相互交错而成，经文只说八卦，从未说六十四卦。周礼《太卜》说，八卦是经，六十四卦是别，也就是经卦的分支。” 邵尧夫的横图相互生成，把经卦与别卦完全混淆而没有分别。既然按照次序生成，就像树干有枝、枝上有叶，那么就不应再说八卦相互交错。既然已有次序，又哪里还用交错？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还勉强可以引用两仪、四象、八卦来解释；至于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就是凭空随意地说了。其实八卦交错而成六十四卦，哪里会有十六和三十二呢？” 樊良枢说：“《尚书》从尧开始，敬畏上天、敬爱人民，以一中的道理体现乾元的广大。《四诗》都从文王开始，以和美柔顺、善美恭敬的德行，用小心谨慎来效法坤元的至善。《春秋》端正乾坤的大义，《经礼》树立阴阳的大防，《易》兼备天地人三才的撰述。所以它是五经的根源；圣人以神明的智慧通晓它，贤者默默地认识它。” 陆振奇说：“天地定位以后，《易》就在其中运行了。所以文王的《易》以乾、坤为首。阴阳合有德性，刚柔各有形体。有人说《易》扶助阳、抑制阴，必定要把阴全部除去才痛快，这并不是这样。除去阴，不如运用阴来尊崇阳。所以天运用地而形成否，男运用女而形成咸，雷运用风而形成恒，火运用水而形成既济。这就是一阴一阳称为道，生生不息称为《易》，也是宇宙直到今天没有毁灭的原因。” 徐三重说：“晋人把老子和《易》并列而谈，然而《易》是道，老子是术；《易》是顺应义理，老子是运用智谋。” 罗喻义说：“‘易’就是蜥蜴。陆佃说：‘蜴善于变化，易能吐雹，含有阴阳分析变化的意义。’蜥蜴又名蜥易，《周易》的名称大概取自这里。它小的有七八寸长，生长在山石之间，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接近它便可供玩赏。所谓‘彖’，就是毛牛。杨慎说：‘形状像犀牛而角小，善于预知吉凶，交州、广州人称它为猪神，就是这种动物。’‘彖曰’，就像说‘断曰’。彖这种神兽，到了人的说法中便成为判断。‘象’是大荒中的野兽。现在人很少见到象，只能凭想象而已，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离它远些，便不可玩赏。或远或近，似远似近，都有精妙的道理。‘爻’就是俎，错杂地陈列，有粗有精，就像文章有吉有凶。‘系’就是维系。《诗经》说：‘泛泛杨舟，绋纚维之。’船系在木桩上，像是可以系住，也可以解开。系住、解开以后，船出发而随处航行，难道还有尽头吗？这五个字都是寄寓意义的名称。” 陈一洙说：“秦朝把《易》贬低为卜筮之书，因此《易》反而得以不被焚毁。” 洪化昭说：“《易》上经以乾、坤为首，是天地定位；下经以咸、恒为首，是山泽通气、雷风相迫。上经终于坎、离，下经终于既济、未济，是水火不相厌弃。上经以乾、坤为首，以坎、离为终，是天地之气交融，万物化育醇厚；下经以咸、恒为首，以既济、未济为终，是男女交合精气，万物化生。《易》有彖、象、文言，就像文章家有注释；《易》有《系辞》，就像文章家有评论。至于《说卦》《序卦》《杂卦》，就不是圣人的话。王元美认为这是汉代河上公增补进去的，说法或许有道理。又说：‘《易》的彖、象、文言，有顺着原文再作深入阐明的，不必嫌它相同；有反过来从另一面阐明的，也不必嫌它不同。若一定要强使《文言》同彖、象相合，又强使彖、象同卦爻相合，《易》的道理并不是这样固定的。’” 黄淳耀说：“自汉代以来，讲《易》的人大约有千百家，其中精深的，发挥义理；粗浅的，讲阴阳术数。然而也不能说它们不是《易》。” 钱澄之说：“《易》的义理无所不包，凡是得到其中一个方面，都足以进入神妙境界。像卫元嵩、《元包》、扬雄《太玄》、京房卦气之类就是如此。至于星历、音律之学，也没有不以《易》为根本的。所以朱子曾想对纳甲、飞伏之类都穷究其中的道理。它们虽然不是《易》的本旨，但也可以由此看见《易》。” 徐在汉说：世人说伏羲创作八卦，文王重叠为六十四卦；文王系彖辞，周公系爻辞，这些说法都不对。《周礼》虽然不能全部相信，但其中《筮人》说三种《易》的经卦都是八个，别卦都是六十四个，那么重卦由来已经很久了。大概包牺开始创作八卦，随即又把八卦重叠起来，所以能够通晓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文王则设置卦、观察象，系上文辞来说明吉凶，以完成其中的变化罢了。”

译《易传》说：“《易》的兴起，正当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发生之时。” 《彖传》中屡次举说包牺、文王，却没有提到周公，那么爻辞系于文王当无疑问。文王演绎《易》，是演绎包牺的《易》；孔子为《易》作《十翼》，是阐发文王的《易》。虽然如此，包牺的卦象简略，而文王的卦辞具有防范之意。学习《易》的人，舍弃孔子的《十翼》，还能依据谁呢？观察卦象而玩味卦辞，观察变化而玩味占断，就能知道这部书的内容不可远离，而其中的道理又屡有迁变。因此，学习《易》的人不必舍弃《彖传》去寻求《彖辞》，也不必舍弃《爻传》去寻求《爻辞》。只要明白《彖传》，就能理解《彖辞》；明白《爻传》，就能理解《爻辞》。分别来说，这是包牺、文王、孔子三位圣人的《易》；实际上，只要孔子的《易》明白了，包牺、文王的《易》也就没有剩余的隐义了。又说：世上的儒者有今《易》和古《易》的区别。文王演绎羲皇的《易》，孔子阐发文王的《易》。后来的学者由孔子的《易》寻求文王的《易》，由文王的《易》寻求羲皇的《易》，就会知道三位圣人并没有两种不同的《易》，千万世也没有两种不同的《易》。圣人先一步获得了与我心中共同认同的道理，天地之道可以用一句话说尽：使道德和顺，并按义理加以治理；穷尽事理、尽明本性，以达到天命。先树立根本的重大原则，枝节就不能夺取它的位置。如果不去寻求这些道理，却把文王、孔子的《易》合而为一称为今《易》，分成两种称为古《易》，终身勤苦钻研，最终也不会有确定的结论。不考察根本，却只去整齐末节，实在是糊涂到了极点。黄宗羲说：“《易》是包容、统摄天地的书。”它广大无所不包，所以九流百家的学说都可以钻入其中。自从九流百家借助《易》来推行自己的学说，《易》的本来意义反而昏暗不明了。黄宗炎说：“上古时代质朴直率，人的名字、官职名称都取法于物象；用鸟来记官名的意思，以及夔、龙、稷、契、朱虎、熊罴之类，都是这样。”《易》取象于一种虫，这种虫的颜色一时一变，一天十二个时辰更换十二种颜色，这就是今天所说的析易，也叫十二时。因为它忽然变化不定，所以借用“易”字表示移动、变换和改易。“易”字的字形，像这种虫一头四足的形状。《周易》的卦次全都一反一正，两两相对；每卦六爻，两卦共十二爻，正像析易的十二时。一爻象征一个时辰：在本卦中，象征白天的六个时辰；在往来卦中，象征夜间的六个时辰。取象的奇妙精确，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也不是可以任意猜测议论的。世俗儒者反而嫌它只是微小的一种虫，不足以包容大道，于是妄自解释为日月，这种说法由虞仲翔开其端，而圣人取象的本义便逐渐隐没了。日月合为一体，字形就是“明”。太阳从东方升起，月亮从西方出现，所以“明”不只是指昼夜的光彩，也兼指光彩产生的位置：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如今把上面是日、下面是月解释为“易”，其错误有七处：如果把日解释为天上的太阳，把月解释为地下的月亮，那么在时序上就是望日和白昼，太阳高悬中天，万象全都显现，却偏偏取九渊中隐藏的月魄来配太阳，看不出这样安排有什么合宜之处，又怎么能由此说它发生变化呢？这是第一处错误。如果说太阳往来、月亮往来，彼此推移代替而形成光明，那么也应当把左右解释为出入，把南北解释为某种道路，对上下反而没有什么关系，这是第二处错误。如果说日月都在天上，运行轨道相同而纬度不同，那么月亮只是暗魄，对意义没有补益；如果运行轨道和纬度都相同，那么就会发生日食，这属于灾变而不是变化，这是第三处错误。何况“易”字的字形本来是从“勿”而来，只是象征四足的形状，并不成字，与□相差很远，这是第四处错误。推究这种说法的由来，实在是因为把□“昜”字讹解了。“易”从“旦”从“勿”。“旦”是太阳刚刚升起，离开沧海时，光芒灼烁而呈五彩，向八方照射；“勿”是指其形状像旗帜飘动。“昜”尚且不能解释为月，怎么能因为“昜”而转过来解释“易”呢？这是第五处错误。太阳将要出来的时候叫作“昧爽”，《史记》写作“昒爽”；太阳落下的地方叫作“昧谷”，古书写作“昒谷”。这说明太阳将出、将入时映照在海水之上，只是光芒向四方通达，怎么也能把它解释为月呢？这是第六处错误。考察《说文解字》，其中有“□”“旸”字，读音与“易”相同，注释说：“太阳被云遮住，暂时显现。” 这样看来，原本就有表示太阳的“易”字了。“易”字上面的“日”本来就是虫首，确定不是太阳，这是第七处错误。罗泌说：“日月就是易，而字形正是……”所谓“勿”，是月光散开的样子。这仍然是怀疑“勿”和“月”有所不同，只把它解释为月光。后来戴侗、周伯琦等人承袭这种新奇说法，竟改作□冐字。圣人的至理，难道可以全部删去其真实根据而不加辨析吗？又说：其他书中引用《易》的话，如今已经无法考察，不知道是原有篇章偶然散佚，还是纬书假托的文字。《左传》说伏羲作十言之教：“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刘向传说：“诬蔑神灵的人，灾祸会殃及三代。”《说苑》说：“树立根本，万物就能得到治理；相差不过毫厘，最终会差到千里。”又说：“有一种道理，大可以用来守护天下，中可以用来守护国家，小可以用来守护自身，这说的是谦。天道使自满者受损，使谦下者得到增益；不是损害它，反而使它增加，所以《损》卦最终说自我减损，《益》卦因此而成。”又说《天地动》，于是万物发生变化；《风俗通》说：“这种灭亡，是自己招来的灾祸。”《说文解字》说：“地上可以观察的事物，没有比树木更值得观察的。”东方朔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治理；相差不过毫厘，最终会差到千里。” 《盐铁论》说：“小人处在显赫的职位上，即使一时身居高位，也必然崩败；不能使自己的行为充实其道，不能使自己的德行恒久，却想善终，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易》有“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的说法。仔细推究这些被引用的话，不但不像《彖传》《象传》，甚至也不像《大传》，大概是后来的儒者解释经书时写下的，引用它们的人于是笼统地把它们称作经文罢了。

译王弘撰说：“古代篆文的‘易’字从‘日’从‘月’，那么日月就是‘易’，这是明白的。《参同契》也这样说。至于罗泌说‘易’字在字形上是‘勿月’，表示月光散开的样子，那就牵强了。有人说：‘易就是蜥蜴，身体的颜色没有定准，一天变化十二次，“易”取其变化之义。’赵匡谦也这样说。陈第说：‘《易》能够开创万物、成就事业，包容天下的道理，竟然借用微小虫类来取义，难道不是鄙陋吗？’这样看来，他取义虽似乎正确，但解释字形实在错误。把‘易’解释成蜥蜴，是陆佃的过失。”又说：“孔子说‘伏羲开始创作八卦，因而重叠八卦’这两句话，本来意思十分明白，确定是伏羲重卦无疑。如果另有其人，孔子怎么会一句话也不说呢？又如‘八卦相错’，明明说明八卦已经交错重成六十四卦了。《周礼》说太卜掌管三《易》，经卦都是八卦，别卦都是六十四卦，这明确说明夏、商已经有重卦。扬雄沿袭司马迁的说法，认为是文王重卦；胡安定等人也这样认为，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考察《连山》《归藏》，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记载时代，才导致儒者纷纷争论：有人认为是宓牺的书，有人认为是神农的书，有人认为是黄帝的书，有人认为是夏、商时代的书，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的说法。《周易》成书于殷代末世，担心它与《归藏》混淆，所以特意用“周”作为代名；大概不必等外史把书名通告四方，世人就会明白地共同相信它是文王、周公、孔子所作或所阐述的，这正是可以取法的地方。郑氏解释“周普”的意义，实在过于牵强。又考察六经，自从秦火之后，只有《周易》还是完整的书；虽然费直在前面改动过它，王弼在后面扰乱过它，其余部分没有什么可以议论的。然而欧阳永叔、王景山竟然怀疑到《系辞》，张芸叟怀疑到《爻辞》，李邦直、朱新仲、王防卿怀疑到《序卦传》，这些都是才智高明者的过失。《经义考》卷四。〈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五。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