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

译冯氏【厚】《春秋卑论》亡佚 黄虞稷说：“厚，字良载，慈溪人，中明经科，任淮府长史，和李伯璵共同编纂《文翰类选》。大成一带的学者称他为坦庵先生。” 马氏【骈】《春秋探微》十四卷 现存 考察此书的抄本没有序言，卷首题名为《扬州府学生员马骈》，所处时代不详。李氏【奈】《春秋管闚》已佚失 《春秋王霸总论》已佚失 黄虞稷说：“是蒙阴人，宣德丁未年进士，任陜西右参议。” 刘祥《春秋口义》已佚失 黄虞稷说：“是清江人，宣德己酉年举人，任翰林院检讨。” 刘实《春秋集录》十五卷 现存 刘实自序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其道理都以天道为根本，所以敦厚地遵行典章、常礼，任用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不过是奉行天道罢了，并不是出于个人私意。霸者则借此来实现自己的私欲，虽然不能说对当时毫无功劳，但都是有所作为而作为，并不是以天道为根本。大概到了这个时候，天理和民间常伦几乎已经熄灭了。孔子借鲁国史书加以删改，用来寄托王法，抑制霸功，保存中国的体统，恢复先王的治理，如此而已。所以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考察这二百四十二年间的记载，从日常所用的常伦，到大的天地四时、小的昆虫草木，没有不涉及的。唉！不是圣人，谁能够编修它呢？所以君子称这部书是百代君王的法度、万世的准则。有志于学的人，确实不可以不学习它。自从有了这部经以来，解释它的人很多，其中的各种学说也可以说很完备了，只是还没有把它们贯通而统一起来的。胡氏所说的宏大纲领，并不是不正确，只可惜它是为有宋高宗告诫而作的，并不是为求学者设置的，那么对于圣人删改经书的宗旨，哪里能够逐一全部阐明呢？我不自量力，便取用各位儒者的学说，汇集编成一书，于是命名为《集录》，以方便初学者，并不敢说自己有所发明。” 陆元辅说：“刘实是安福人，宣德庚戌年进士，改任庶吉士，历任南雄知府。” 饶秉鉴《春秋防传》十五卷【提要一卷】现存 秉鉴自序说：《春秋》的解释不止一种，但要得到史实的详细情况，没有比得上左氏的；要了解孔子删改史书的宗旨，没有比得上胡氏的。左氏是为经文考察史事的，所记载的多出自旧史，虽然叙述史事有时比较泛泛，但事情的始末和详略，难道会全无依据吗？胡氏是对经文作出判断的，所论述的多以《公羊传》《谷梁传》为依据，虽然所立的条例不尽相同，但论断依据义理，难道会全无见解吗？因此我太宗文皇帝命儒臣汇集编修《春秋大全》，必以胡氏为主；引用诸儒的传注，必以左氏为先，大概是有原因的。只是左氏有时先于经文叙述事情，有时后于经文补足义理，而且叙述有的泛泛、有的切实，各不相同；胡氏有时引用史事后判断其义理，有时只判断义理而不记史事，详略也不一致。何况二传各自成为一部书，似乎互不相合，所以学者不容易领会其中旨意。我研读这部经书已有多年，于是忘却自己的浅陋，私下把二传合在一起编纂。对于其中言辞泛泛而容易重复的地方，便依照庐陵李氏《防通》稍加删裁；言辞简略而不完备的地方，便取《公羊传》《谷梁传》的传文义理稍加补充。这样以后，考察史事与义理判断相互吻合，史事和义理都清楚了，而一部经书的旨意也无需到别处寻求，便可以在这里得到。” 于是把它题名为《春秋防传》。虽然说是沿着经文引用注释，并没有什么补益，但初学这部经书的人能够稍微便利于讲习，不也算是浅薄的帮助吗？何乔新在墓志中说：先生名秉鉴，字宪章，世代居住在广昌麟角里。起初跟随监察御史聂宗尹学习《春秋》，又跟随教谕罗濬学习《尚书》。正统甲子年考中江西乡试，两次参加礼部会试，都列在乙榜。景泰三年，授任肇庆府同知，升任廉州府知府；归乡后创建雯峰书院，与修撰罗应魁在那里讲学。著有《春秋提要》《春秋防传》，流传于世。” 叶萱《春秋义》已佚失 陆元辅说：“叶萱，字廷懋，华亭人，景泰甲戌年进士，历任布政使。” 郭登《春秋左传直解》十二卷 未见到 【缺文】说：郭登，字元登，是武定侯郭英的孙辈。土木之变时，以都督佥事的身份守卫大同。也先部众拥护上皇来到城下，郭登登上城墙辞谢并拒绝了他。景泰年间进封定襄伯。上皇复辟后，被贬谪戍守甘肃。成化初年恢复爵位，去世后追赠侯爵，谥号忠武。陆元辅说：“定襄伯作为名将解释《左传》，远可与杜武库相抗衡。” 黄仲昭《读春秋》一篇 现存 袁颢《春秋传》三十卷 未见到 包瑜《春秋左传》四十卷 未见到 黄虞稷说：“字希贤，青田人，成化年间任浮梁教谕。” 王鏊《春秋词命》三卷 现存 王鏊自序说：“我读《左传》，本来是有志于探求经义，所以对于其中的文辞并不求深入理解。并不是不想解释，而是思考后不能得到答案，于是就放下了。曾经感叹杜子美所说‘读书难字过’并没有说错。壬午年夏季中旬，暑雨连月，居斋无事，便让塾师高子明取来诵读。我倚着几案听他读，遇到难以理解的地方，就查考疏义，并参考其他书籍，反复推求，往往有所收获。有了收获便叫人拿笔记在简册上。这年秋天读完，编成一帙，共有若干条。以我疏浅鄙陋的见解，不知道和左丘明的本意究竟是否相合。把它命名为《左觿》，让乡里的私塾收藏它。觿，是解开绳结的工具。” 【缺文】说：王鏊，字济之，吴县人。成化十一年考中进士第一名，从编修起历任吏部右侍郎。正德元年进入内阁，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授少傅，改任武英殿大学士后退休。嘉靖初年去世，谥号文恪。宋佳《春秋肤说》未见到 黄虞稷说：“宋佳，字子美，奉化人，成化癸卯年举人，任徽府长史。” 罗昕《春秋摭要》未见到 《广东通志》记载：罗昕，字公旦，番禺人。成化乙酉年考中乡试，弘治年间多次升迁，任贵州按察佥事。杨循吉《春秋经解摘录》一卷 已佚失 【缺文】说：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人，成化甲辰年进士，授任礼部主事。他多病，三十二岁退休；八十九岁时，自己写作墓志后去世。吴廷举《春秋繁露节解》

译四卷 未见到 《广西通志》记载：吴廷举，字献臣，梧州人。成化丁未年进士，历任南京兵部尚书，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清惠。邵宝《左觿》一卷 现存 邵宝自序说：“我过去读《左传》，大概是有志于探求经义，所以对其中的文辞不求深入理解。并不是不想解释，而是思考后得不到答案，于是就放下了。曾经感叹杜子美所谓‘读书难字过’，确实没有说错。壬午年夏季中旬，暑雨连月，居斋无事，于是让塾师高子明取来诵读。我倚着几案听他读，遇到难以理解的地方，就查考疏义，并参考其他书籍，纵横推求，往往有所收获。一有所得，便叫人拿笔记在简册上。这年秋天读完，编成一帙，共有若干条。以我疏浅鄙陋的见解，不知道和左丘明的本意究竟是否相合。把它命名为《左觿》，让乡里的私塾收藏它。觿，是解开绳结的工具。” 桑悦《春秋集传》未见到 悦在序言中大略说：“解释《春秋》的著作，不止一家。近世多尊崇胡氏的传注，它阐发圣人褒贬的旨意，不能说没有很多可取之处，但它的问题是议论反复，文辞铺陈而成篇。又正值宋高宗南渡之时，胡氏想在章句之间表达忠贞之心，所以在讲到复仇的地方，言辞稍有过分，有些并非适用于万世的通论。我不自量力，于是取胡氏《春秋传》加以删削，选择各家的平正通顺之处来补足其中的缺略，偶尔有一点个人浅见，也附在其中，取名为《春秋集传》。我做微薄的官职来维持生计，奔走于南北之间，共经历十次寒暑，才得以编成此书。” 全书传文共计若干字，作这篇序言，以等待后世的君子评定。” ▯治四年三月 刘氏【绩】《春秋左传类解》二十卷 现存 曹溶说：“刘氏的《左传类解》，由莆田洪珠作序，晋藩在宝贤堂刊刻。” 毕氏【济川】《春秋防同》散佚 《广信府志》记载：济川是贵谿人，▯治壬戌年进士，官任翰林编修。席氏【书】《元山春秋论》一卷 未见 《姓谱》记载：书，字文同，遂宁人。▯治庚戌年进士，由郯城知县屡次升迁至兵部右侍郎；因议论大礼而升任礼部尚书，加授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去世后，追赠太傅，谥号文襄。胡氏【世宁】《春秋志疑》十八卷 未见 童氏【品】《春秋经传辨疑》一卷 未见 蔡氏【芳】《春秋训义》十一卷 未见 黄虞稷说：“芳，字茂之，浙江平阳人，▯治戊午年举人，历任福建盐运司副使，折中各家传注而写成此书。” 许氏【诰】《春秋意见》一卷 未见 金氏【贤】《春秋纪愚》十卷 现存 顾璘说：“金氏潜心研究《春秋》将近二十年，凡是先儒的传注，没有不加以考证和讨论的，所以联系史事非常广泛，剖析义理非常精细。他说明体例、指示宗旨，有时依据经文来阐明义理，有时反过来考察传文以补充编年，有时考核事实来说明疑问，有时裁断道理来纠正谬误。陈述出来，清楚明白，容易看见；实行起来，平坦自然，能够施行。这正是杜氏所说的‘从容涵泳，充分体会，欣然觉得义理通顺’。他的儿子大车所叙述的新义有几十条，尤其阐发了前代传注没有阐发的内容。” 贤在自序中说：“从前壶遂问司马迁：‘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司马迁说：‘周道衰废，孔子知道当时不被任用，自己的道也无法推行。’他把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的法则，不过是借此表达王者之事罢了。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职事。’司马迁的话大概就是以此为依据。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虽然衰微，但遗留下来的法度还存在，因此礼乐、征伐有时仍由天子发出。等到齐桓公称霸天下，诸侯尊奉齐国，礼乐、征伐便从诸侯发出了。溴梁之会，群臣主持盟会，礼乐、征伐便从大夫发出了。阳货作乱，季斯被囚，礼乐、征伐便从陪臣发出了。这就是《春秋》的大势，也是孔子的深切忧虑，因此经书不能不作。至于诛讨乱臣贼子，严明内外之别，尊崇仁义，贬斥欺诈和武力，尊重君主而压抑臣下，尊贵王道而鄙弃霸道，这些就是程子所说的几十条大义，光明如日月星辰。至于有功的人有时不加记载，有罪的人有时却得到宽赦，例如齐桓公违背王室意志而与世子反会盟，有时反而予以许可；郑文公奉王命行事却背弃首止之盟，于是受到讥刺。晋厉公被臣下弑杀，却记作国事；蔡昭侯被臣下弑杀，却记作‘杀’。” 晋昭公召集诸侯会盟，是想显示威势，有时却取其功绩；吴军跟随蔡国出兵，是想谋取楚国，有时却反而提升其爵位。桓公没有王道，定公没有正道，权衡裁断全由圣人的心意决定，并不迁就众人的看法。这就是程子所说的隐微文辞、深奥义理，随时势而采取适宜措施。那些光明如日月星辰的大义，人人都可以知道；至于随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道理，如果不是深明大道的人，谁能识别呢？《春秋》因感应麒麟而作，为什么却把起点托始于隐公元年呢？大概因为隐公即位之初，正是正雅失传的时候。正雅失传，王法就松弛了，所以作《春秋》来寄托王法，使行善的人从中取得准则，使作恶的人从中知道畏惧。这确实是治理天下的大典，是历代帝王的大法。所以说：‘要拨正乱世，使它回归正道，没有比《春秋》更接近的了。’孟子说：‘王者的事迹消失，诗也就亡佚；诗亡佚以后，《春秋》才产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有人说：‘孔子的意旨在传文中有所发挥，《左氏》详细记载史事，《公羊》《谷梁》深入阐明义理，又经诸儒发挥，到文定时最为完备。《春秋》既然已有传注，为什么还要作《纪愚》呢？’回答说：‘譬如山中生长着草木，樵夫却不能全部采尽；水中生长着鱼鳖，渔夫也不能全部捕尽。圣人的言语深邃微妙，义理宏大广博，因此传注虽然很多，但各自都有所得；越探究，认识就越深；越推演，范围就越广。这就好比饮用河水的人，各自只求充满自己的肚子，而河水的源头并不会因此枯竭。’这就是《纪愚》所以要作的原因。其中还有没有穷尽的地方，另作《或问》列在后面。我本来就孤陋浅薄，哪里敢与各家传注相比？也不过是记下自己的所得罢了。” 黄虞稷说：金贤，字士希，江宁人，▯治壬戌年进士，官任给事中；因触犯刘瑾，被调出任大名知府，后改任延平知府，请求退休归乡。他曾说：‘圣人的精深内蕴全在《易》中，而它的精妙运用则表现在具体行事上，这就在《春秋》里。学者如果不通晓《春秋》，最终就不能明白圣人的作用。’于是取《春秋》三传和各家的学说，研究它们的异同，阐发前人没有阐发的内容，写成《纪愚》十卷。徐氏【泰】《春秋鄙见》散佚 俞汝言说：“丰崖徐氏，海盐人，▯治甲子年举人，任光泽知县。” 湛氏【若水】《春秋正传》

译二十七卷 现存 若水在自序中说：“《春秋》是圣人的心。圣人的心存在于义理之中，圣人心中的义理存在于史事之中。《春秋》的史事存在于传文之中。经书记载其中的大事，传文记载其中的小事。经书取舍得失的义理，是孔子的工作；传文明确记载得失的事迹，是左氏的工作。《春秋》是鲁国史书的文字。说圣人在哪个字上褒扬、哪个字上贬斥，并不是圣人的本心。了解《春秋》，没有比孟子更好的。孟子说：‘其中的史事是齐桓公、晋文公，其中的文字是史书。’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我孔丘已经私下取来了。’所谓文字是史书，就是经书；所谓史事是齐桓公、晋文公，就是传文。把文字和史事结合起来，义理就在其中了。所谓‘私下取来’，是说义理取自圣人的内心，史事详见鲁国史书的文字。后世谈论《春秋》的人，说每一个字都是孔子特意写下的，又逐字删削。如果真是这样，它怎么还能是鲁国史书的文字呢？只有通过经书来了解圣人从中取用的义理，通过传文来了解圣人取用这些义理的意旨。这样以后，才可以认识圣人的内心。可惜鲁国史书的文字年代久远，早已湮没；左氏的传文虽然记载事实，却还不完全纯正。其余内容大多沿袭义例方面的说法，却不知道义例并不是圣人所创立的，这正是《公羊》《谷梁》传注误入歧途的根源。因此，研究《春秋》的人，不必拘泥于经文而不考察史事，也不必穿凿文字而去探求圣人的内心。取得史事的真实情况以后，才可以认识圣人的内心和《春秋》的义理。我生在千年以后，痛惜这部经书没有可靠的传承，各位儒者又纷纷凭自己的见解臆测，使圣人私下取义的本心终于隐晦而不可见。于是我取各家的学说加以厘正，去掉穿凿附会，使它回归浑然完整；删去繁杂芜乱的内容，使其根本不被淹没；不拘泥于经文原来的文字，而一概用各传所记的真实史事来验证。圣人私下取义的本心，仿佛豁然重新明白，如同拨开云雾看见青天。因此取名为《春秋正传》。所谓‘正传’，就是纠正各传的错误，使它们归于正道。” 高简在序言中说：“《春秋正传》的写作，难道是出于忧虑吗？从前仲尼慨叹大道不能在天下推行，文王、武王的法度废弃了，所以援引鲁国史书而直笔记载，使后世看到它的人能够考察善恶是非，把它作为永久的鉴戒。它的本心本来浑然合于天道，又像日月一样明亮。于是义例兴起，各种传注相继出现。《春秋》的学问，几乎像法家一流，锻炼推求、刻意深究，却不知道界限在哪里。偶尔有能够阐明的地方，却又在这一方面通达而在另一方面窒碍。至于所谓进退、褒贬、取舍之类，都认为完全出自孔子，这对义理的损害尤其严重。因此眉山苏氏不能得到正确解释，强行把它归于鲁史，他大概也觉察到了这一点。甘泉先生忧虑圣人的本心不能彰明，于是就根据《春秋》的用字原则来表彰它，以孟子的说法为根本，纠正各传的错误，同时采纳它们的长处，用自己洒脱平易的心境去体会它，所以圣人取义的意旨鲜明地呈现在眼前，再也无法遮蔽。各位儒者并非没有自己的本心，只是被义例拘束了，其中有些说法便不是圣人的义理。高简得到先生所撰的书来阅读，才觉得自己的心豁然开朗，完全没有瑕疵和遮蔽。于是与同门、江都人沈汝渊共同参详校订；卞莱也是先生的门人，于是出资刊刻，使它流传。” 刘氏【节】《春秋列传》五卷 现存 丘九仞的序言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臣下的贤能或不肖、成败或得失，记载得很详细。然而史事依附于年份，年份依附于国家，却没有为人物分别作传。到了子长的《史记》，才稍微为人物作传，但仍然不够详细。从此以后，古史各书也相继为人物作传，大体上都只是子长遗留下来的余绪。只有郑樵的《通志》开始写得更详细一些，但也仍未完备。何况其中繁杂、芜乱、冗长、污杂，记载没有条理；有的以鲁史为主来编列其他诸国，有的夹杂寓言来混淆真实。更严重的是，齐、宋这样的强国，记载简略而没有凭据；柳下、百里这样的贤人，特意附带提及。它的错误和浅陋就可见了。如今看梅国刘公所作这部书，以《左氏》为根本，参照《国语》，兼采先秦两汉各书，互相考订，包罗概括而没有遗漏。凡是其中善行可以作为榜样、恶行可以作为鉴戒的，以及一言一行中细微而只要能够教化天下、昭示后世的内容，没有不清楚明白、可以指认的。它考核史事，润饰文辞，即使在千年以后，仍能使人仰慕先民的行迹，仿佛能够寻访他们，依稀感到敬爱与畏惧之心仍然存在。它著述的功绩，确实足以补充史家未能涉及的地方。潘榛的序言说：列传这种体例，是太史氏创立的。然而《春秋》中的大夫，除了管仲、晏婴、伍子胥以外，没有人为他们作传，其他人更不用说了。像柳下惠、臧文仲、子产、子文、百里奚、狐偃、赵衰这些人，难道就比管仲、晏婴差吗？一概不为他们作传，岂不是疏漏吗？有人说：左氏已经把他们传述得很详细了。但左氏以编年为体例，杜元凯认为必须从事情的开始追溯到结局，从容游览、充分体会之后，才能真正理解；这样一来，又怎么能让学习它的人全都像他所说的那样沉迷其中呢？我二十岁时学习《左氏》，到壮年做官，仍然没有掌握它的要领。守丧闲暇时，得到刘君所作的《春秋列传》，读后心里很喜欢它。只是这部书年代久远，文字讹误混乱，于是重新抄写并刻印。书成以后，我召集诸生，对他们说：古人的称谓，有的用名，有的用字，有的用爵位，有的用封邑；读者如果不仔细考察，就会茫然不解。阅读这部传记，就能清楚了解这些人的履历而不会有差错。又由于这些人的事迹散见于各篇传文，《左氏》每记一事，往往附加君子的评论，褒贬并不归于一处；读这部传记，就能把他们一生的事迹全部具备，从而确定褒贬，不至于失误。再者，各国史事散乱而没有统绪，兴亡的原因漫无头绪，难以考察；读这部传记，就能看到某国因哪些人而兴盛，因哪些人而衰败，其中政治上的得失、风俗上的崇尚和爱好，也可以统观。” 诸生连声答应，于是把这些话写在书的前面。魏氏【挍】《春秋经世书》二卷 现存 挍在自序中说：“《春秋》是鲁国的策书，它的体例承袭自周公。自伯禽受封治理鲁国开始，直到顷公时鲁国灭亡，这些都是鲁国史官旧有的文字。孔子截取隐公作为开端，以获麟作为绝笔。这就是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后世尊奉它而称为经。孔子之所以修订《春秋》，是因为明王没有兴起，三纲五常严重坠失，所以拨正乱世，使它回归正道，为百王垂示准则。它名义上是史书，实际上本来就是孔子的政治经典。” 张氏【邦竒】《春秋说》一卷 现存 《经义考》卷二百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一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春秋》（三十四） 吕氏（柟）《春秋说志》五卷 现存 江氏（晓）《春秋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