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八十八

译魏代三种字体的石经 《隋书·经籍志》载：《三字石经尚书》九卷【《七录》载十三卷】，又有《三字石经尚书》五卷。《唐书·经籍志》载：《三字石经尚书》古篆本三卷。《隋书·经籍志》载：《三字石经春秋》三卷【《七录》载十二卷】。《唐书·经籍志》载：《三字石经左传》古篆本十二卷。佚失。郭颁《魏晋世语》说：“黄初以后，清除太学中的灰烬，修补旧石碑的缺损。” 《晋书·卫恒传》：汉武帝时，鲁恭王毁坏孔子旧宅，得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当时人因为已经不再知道有古文，把它称为科斗书。汉代把它秘密收藏，很少有人能够见到。魏初传授古文的人，出自邯郸淳。卫恒的祖父敬侯【觊】临摹邯郸淳的《尚书》，后来拿给邯郸淳看，邯郸淳竟辨认不出。正始年间，立三种字体的石经，后来逐渐失去邯郸淳的笔法。因沿用科斗书的名称，于是仿效它的字形。《戴延之西征记》说：国子学堂前有刻碑，南北排列三十五版，碑的正反两面书写《春秋》和《尚书》两部经典，采用大篆、隶书、科斗书三种字体。碑长八尺，如今有十八版保存下来，其余都崩毁了。太学前有石碑四十版，也都正反两面用隶书书写《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四部经典，石质粗劣，大多崩坏。魏文帝《典论》碑六块，四块保存，二块毁坏。《隋书·经籍志》说：“魏正始年间立一种字体的石经，历代相承都认为是校正七经文字的标准。” 考察可知，这里的“一字”应当是“三字”的讹误。江式说：“魏代陈留人邯郸淳，特别精通《仓颉篇》《尔雅》、许慎的文字学说、八体六书，精心研究其中的义理，并以书法教授各位皇子。又在汉碑西侧建立三种字体的石经，碑文光彩显著。三种字体重新显明，与《说文》相比较，篆书、隶书大体相同，但古文字略有差异。” 欧阳修《集古录》说：“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的遗存文字，共有八百二十九字。” 欧阳棐说：“高绅任湖北转运使时，途中听到砧声清脆而传得很远，因此得到这块石碑；但石碑已经断裂了，于是装载回来，修整、拼接完整，放在匣中收藏。石碑立于大历十四年七月。” 赵明诚说：石碑原来收藏在高绅学士家。《集古录》说：高绅死后，他的子弟把石碑抵押给富人换钱，后来富人家失火，于是石碑被烧毁；这不对。元祐年间，我随侍双亲任职徐州，当时故郎中赵竦被征召，开通吕梁洪，带着这块石碑同行。石碑当时已经断裂，便用木头做匣子贮藏。赵竦非常珍惜它，亲友有人索求墨本时，他一定亲手摹写送给对方。赵竦去世后，这块石碑如今就不知道流落到哪里了。洪适《隶续》说：魏三体石经《左传》遗字，古文三百零七字，篆文二百一十七字，隶书二百九十五字。有的字三种字体并不完备。皇祐癸巳年，洛阳苏望氏刻印。苏君说：“后汉熹平四年，灵帝认为经籍文字中有穿凿附会、使后学疑惑的错误，于是诏令诸儒校订五经，命蔡邕书写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镌刻在石碑上，树立于太学。”如今石碑已经不存在，拓本也很少见。收藏者最近从故相王文康家得到《左氏传》拓本数纸；石碑已经断裂剥蚀，文字大多亡缺，于是取其中尚存的部分摹刻下来，共八百一十九字。题为《石经遗字》，就是小欧阳《集古目》中所收的那些文字。庆历年间，夏文庄公《集古文四声韵》所载石经文字有几十字，其中大概有本碑没有的；而碑中古文也有《四声韵》未收的，那么在流传散失之后，两家所得本来就各不相同。石经见于范史《帝纪》及《儒林传》《宦者传》，都说是“五经”。蔡邕《张驯传》则说是“六经”，只有《儒林传》说是“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书写”。郦氏《水经注》说：“汉代树立了石经。” 魏正始年间，又刻了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的石经。唐代史志记有“三字石经”和“古篆”两种，分别是《尚书》和《左传》。只有《隋志》所记与这些目录不同，其中有“一字石经”七种、“三字石经”三种。既然已经把七经说成是蔡邕所书，又说魏代树立一字石经，这就是它的错误。范蔚宗当时，三体石经与熹平年间镌刻的石经并列在学官，于是史书下笔时误记了这件事，后人又沿袭这种讹误；有的人没有见过石刻，也就无法考订纠正。赵氏虽然把一字石经说成是中郎蔡邕所书，却从未见过三体石经；欧阳氏把三体石经说成汉碑，却从未见过一字石经。近世方勺作《泊宅编》，记载其弟方匋题跋石经，也被《范史》《隋志》所误导，把三体石经指为汉代文字。至于《公羊》碑上有马日磾等人的姓名，他却说魏代采用了他们校定的本子，因而保存了他们的姓名，这可以说是荒谬的论说。夏氏所注古文，既把这块碑当作石经，又另有蔡邕石经的说法，也是不对的。《隶释》鉴别汉魏字体，详细考察《公羊》碑的题名，依据《水经注》的事实，辨析两部史书的抵牾，已经确定一字遗经是汉代所刻。后来又得到苏氏这块碑，更加欣喜；先前的说法仍然是固守旧见。历来所疑惑的事情，到今天才开始分辨清楚。会稽所镌刻的隶书字形汇编，也保存了三体石经的几十个字，使后来的人有所凭信。娄机说：魏三体石经《左传》遗字，是皇祐癸巳年苏望所刻。王世贞说：魏志记载，洛阳虽然经历破坏动乱，但旧有的三字石经仍然完整地保存着。到了冯熙和常伯存相继任州官时，石经被废弃毁坏，分散使用，大半已经坍塌残落。考察魏武定四年石碑，石经被迁往邺都时，河阳一带河岸崩塌，于是沉没水中。能够运到邺都的，大概还不到一半。这样看来，冯熙、常伯存损坏的约占十分之二三，坠入水中的又占十分之三四。赵崡说：魏正始年间树立了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的石经。古文采用科斗鸟迹体，篆书采用史籀、李斯、胡母敬的字体，隶书采用程邈的字体。这是第三次刻立的石经。考察魏代石经，本来属于三字石经，只有《典论》一卷才是一字石经。世间传说石经是邯郸淳所书，但《晋书·卫恒传》说，正始年间树立三字石经，已经转而失去邯郸淳的书法法度，那么它不是邯郸淳所书就很明白了。《赵至传》说：“赵至十四岁时，到洛阳游学，在太学遇到嵇康；嵇康正在学校书写石经，赵至徘徊观看，不能离去。”嵇绍也说：“赵至进入太学，看见先父在学校书写石经古文。”这样看来，正始石经确实是嵇康等人所书写的。晋石经 卷数亡佚。佚失。《晋书·裴頠传》说：裴頠转任国子祭酒后，上奏请求修治国学，刻石书写经书。傅畅说：“裴頠任国子祭酒时，上奏请求建立国子太学，修建讲堂，筑起门阙，刻石书写五经。”

译北魏石经 卷数亡佚。《后魏书·孝文帝纪》：太和十七年九月，孝文帝驾临太学，观看石经。《崔光传》：神龟元年夏，崔光上表说：“《诗经》说：‘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传说：‘思念那个人，尚且爱护他所栽的树，何况采用他的道，又怎能不顾念他本人？’因此，《尚书》开篇便讲稽考古道，《周易》以山火为根本；观察天文，可以察知时令的变化；观察人文，可以教化成就天下。前代贤哲珍重典籍，爱惜文字，何况圣人的经典宏篇，光明地镌刻在金石上，道理是治国的准则，意义是治家的规范，遗迹实为世人的模范，事理则是人们的轨范。这是千载流传的格言，是历代帝王的盛大功业。如今却任其焚烧荒废、污损毁坏，荆棘丛生而无人清扫，成为鼯鼠、鼬鼠栖息的地方，甚至被儿童攀登踞坐，岂不令人痛心疾首、捶胸扼腕吗？’考察石经的制作，起始于炎汉，继而由曹氏承续；《典论》创立以来已经三百多年，计算到现在将近二十个世纪了。从前虽然屡遭兵乱，仍未大规模崩坏侵损。听说过去刺史到任州郡，多建造图寺；无论僧俗，各种用途稍有需要，便有人发掘，地基泥灰有的就是从这里取出的。迁都洛阳之初，还可以补修复原；后来军务国事繁多，便没有人加以查察，官府和私人无论显处隐处，逐渐加以剥取拆毁，有的地方播种小麦、种植豆类，年年春秋相继；【缺】长出蒿草枸杞，有时还遭到火烧。” 因此石经越来越少，文字的缺失也越来越多。我忝居胄教之职，参与掌管经学训诂，却不能修缮倾颓的石经、振兴恢复这项事业，惭愧之情更加深重。如今请求派遣一名国子博士，选任能够办理此事的人，专门负责巡视四周，驱逐并禁止耕田放牧，制止人畜践踏污秽；核查碑刻文书失散的次序，估量应当补缀的部分。诏书说：“这正是学者的根源、不朽的永久法则，是留给后世的规范，也是典章制度的根本，可以完全依照你的奏表办理。”崔光于是命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爕等人勘察校订石经。对于残缺部分，计算所需石料工役以及缺字多少，准备加以补刻。后来灵太后被废，这件事就停止了。赵崡说：魏世宗神龟元年，因为王弥、刘曜攻入洛阳，石经残毁，于是根据崔光的请求加以补修；这是第四次刻立的石经。考察北魏石经，只是打算补修，后来中途停止，并没有刻石流传。而且神龟是明帝的年号，却说成世宗，赵氏的说法全都错了。因此特意完整记录《魏书》的文字，以作为证据。

译唐国子学石经 《易》九卷，《书》十三卷，《诗》二十卷，《周礼》十卷，《仪礼》十七卷，《礼记》二十卷，《春秋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卷，《谷梁传》十卷，《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尔雅》二卷。现存。《唐会要》：太和七年二月，诏令唐玄度复核审定石经字体。十二月下诏，在国子监讲论堂东西两廊创立九经石碑，连同《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旧唐书·郑覃传》：郑覃长于经学，考察古制而谨守正道，皇帝尤其看重他。郑覃从容上奏说：“经籍中有讹误，博士们又相互沿袭，很难改正。请召集宿儒硕学，校订六部经典，依照后汉旧例，把它们刻在太学石碑上，为后世永久树立法则，以纠正其中的缺漏。”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郑覃奏请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孔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随即命令刻上石碑。《资治通鉴》：“开成二年冬十月，国子监石经刻成。” 《旧唐书》开成二年记载：宰臣兼判国子祭酒郑覃进呈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当时皇帝喜好文章，郑覃便用经义启发引导皇帝，于是上奏设置五经博士，依照汉代蔡邕刊刻碑石的旧例，将其排列在太学中。开始创立石壁九经，诸儒共同校正讹误。皇帝又命翰林勒字官唐玄度重新校定字体。但字体又违背书法师法，所以石经树立后几十年，名儒都不去阅看，认为它杂乱累赘。《新唐书》：文宗认为郑覃是名儒，便让他以宰相兼任国子祭酒；郑覃请求太学设置五经博士。起初，郑覃认为经籍文字残缺讹误，博士学识浅陋，不能加以订正，便建议说，愿与博学鸿儒共同校勘刊正，依照汉代旧事，把经书镂刻在太学石碑上，作为万世的法式。诏令准许。郑覃于是上表推荐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人，订正经文，刻在石碑上。又记载说：高重任祭酒时，与郑覃共同刊定九经并刻于石上。《册府元龟》记载文宗诏书：国子监九经石本，经主管部门校勘，仍然还有错误；要流传永久，必须精审详定。应当命率更令韩泉充任详定石经官，到集贤院审查勘定后，仍送交国子监。王履贞《太学创置石经赋》说：“我朝崇重学校，在学校中创立石经，用来启发千年之后的圣贤，遗留万古长存的风教。玄妙的教化广泛施行，其德业已经在有截之地彰明；雅正的诗歌再次阐发，这种文化大概可以显扬于无穷。”不久，诏令学宛中的门徒，命令调集他山的工役，陈列满箱的文雅典籍，连接高入天际的远山青色。又说：“道靠人来弘扬，教化随着时代而变化。如果不考察深奥的道理，刻在坚贞的石头上，把它们整齐地分布在广阔的庭院中，陈列得巍峨高达千尺，那么凭什么显明我们的道不会衰微，显示唐代的显赫呢？”于是雕琢镌刻的功夫完备，文章与质朴相结合的意义也昭然可见。凿出的寒光高峻而层层相映，排列的古色与每个字相互辉映。那庄严坚贞的法则，像蕴藏美玉一样，姿态更加壮盛；穷尽墨妙，像山崩云裂般的气势更加坚实。事情既与精微的制作相合，道理也符合考察事实。削刻成形，哪里还劳烦手持简册；石壁挺立，更胜过散置的书帙。两旁分布着鸟迹文字，并不是精卫衔石带来的；远远映照天光，仿佛女娲补天时显现出来。可以说洙泗的遗风没有坠失，教化之道反而更加敦厚。若在深奥处用心钻研仰观，微妙的言辞也近在咫尺、清晰可见。五色错杂，孔子的文章全都在这里；朱红的楹柱俯视可见，圣人的门径也由此保存。” 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君主秉持这一纯一的德行，修明文教、树立准则，把坚贞作为众士的规范，考订礼制、制定百王的法式吗？随后辨明错讹、确定鲁鱼之误，然后让诸位学生以此为效法、以此为准则。黎持记载说：“汲郡吕公任陕西漕运长官时，我正好承乏担任雍学之职。有一天拜见吕公，吕公感叹着对我说：‘京兆街市之间有唐国子监遗址，其中的石经是在开成年间镌刻的。唐史记载，文宗时在太学刻石经，郑覃与周墀等人校定九经文字后刻上石碑。后来郑覃以宰相兼任祭酒，于是进呈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这就是今天所说的石经。过去石经在务本坊，自从天祐年间韩建修筑新城后，六经石本被弃置在野外。到朱梁时，刘鄩镇守长安，有个幕僚尹玉羽向刘鄩报告，请求把石经用车运入城中。刘鄩当时正在防备岐军侵犯，说这不是急务。尹玉羽欺骗他说：‘一旦敌兵来到城下，石经碎裂后成为箭石，也足以帮助贼兵作恶。’刘鄩认为有理，于是迁置到这里，也就是唐尚书省的西角。那里夹杂着民居，地势低洼，暴雨积水冲流而下，石碑刚刚立起就倒下，逐渐被掩埋腐坏。年深日久，石碑折断残缺，这实在不是尊重经典、重视圣道的做法。” “我想把它迁置到府学北面的窗下，你暂且派人画图来让我看看。”看过图以后，吕公便命令徒役准备器具，填平沟堑打好地基，夯实虚浮的地面。于是凡是石刻中倒伏的、倾仆的，全都运到那里，洗去剔除尘土，补缀封固残缺，分为东西两列，依次排列陈设。明皇注《孝经》和建学碑，就树立在中央。颜真卿、褚遂良、欧阳询、徐浩、柳公权的书迹，以及偏旁、字源一类的石刻，则分布在庭院左右。不久，仿佛登上道山，进入东序，《河图》《洛书》、大璧、琬琰等灿然映入眼帘，使人应接不暇。在此以前，有个兴平僧人荒诞妄言、迷惑众人，索取财物没有满足。大尹刘希道公没收了他的财产；有人想请求朝廷把这些财物用来修建慈恩寺的佛塔，刘公立即上言说：‘崇饰塔庙不是古制，而兴建学校才是急务。’朝廷于是把五百千钱赐给他，既不耗费公帑，也不劳役百姓。工程始于元祐二年初秋，到孟冬结束落成。门和序两旁开设侧门，中央耸立两座亭子，廊庑回环相接，不高不低，实在是故都的壮观景象，也是翰墨汇聚的渊薮。学者在闲暇日子到这里游览休息，从眼中看到，又在心中记住，自然已经有超然远大的志向，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译我私下认为，六经所包含的天人之道都已完备，圣人留给天下和后世的心意全都在其中。从周朝末年至隋朝，一千多年之间，六经已经遭受五次灾厄；用竹简记录的经书，有的被焚烧，有的脱落；缣帛纸张又容易被虫蛀，容易腐烂破裂。道理虽然无穷无尽，但承载它的器物却会损坏，只有镌刻在金石上，或许才能长久。唐代的君主和宰相懂得事物有始有终，对后世的忧虑深远，所以建立石经，大概就是出于这个缘故。然而以洛阳蔡邕石经四十六碑来看，当初树立时，前来观看、摹写的人每天车马有一千多辆，填满街道，可以说盛况空前。等到范蔚宗所见时，保存下来的才十二块，其余全都毁坏磨灭，这才知道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守护，即使金石坚固，也很难保证能够长久保存。这就是吕公对于圣人经典有功，不能不记载的原因。但我写下这件事，难道只是为了记载它的年月吗？是要使后来的君子知道古人的用心，不废弃前人的功业，希望这种文化有所寄托罢了。元祐五年九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枚〕 考察这篇记文刻在石经旁边，碑文由宋安民镌刻；宋安民是不肯刻写党人姓名的人。所谓汲郡吕公，就是大忠。尹玉羽是京兆长安人，以孝行闻名。刘鄩征召他为保大军节度推官，后来在后唐官至光禄少卿。周必大说：“唐文宗在位时，专心于经籍，有意恢复古制；当时经书文字错乱，只有郑覃体察皇帝的心意，怜悯圣道衰微，慨然向朝廷请求，愿与博学鸿儒共同校勘，依照汉代旧例，把经书镂刻在太学石碑上。皇帝欣然准许。于是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人都被选入其中，订正各部经典，与汉代熹平石经相比，大概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 李应祥说：“雍地石经，是唐文宗下诏在国子监刻立的。郑覃认为经籍有残缺讹误，建议愿与博学鸿儒共同校勘，依照汉代旧例，把经书镂刻在太学石碑上，于是上表推荐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人订正经文。太和七年，诏令唐玄度在国子监讲论堂东西两廊复核审定石经字体，创立九经石碑，连同《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开成二年告成，如今在文庙碑洞中，这就是当时所刻的石经。” 赵崡说：唐天宝年间，在长安刻九经，《礼记》以《月令》为首，这是依从李林甫的请求；这是第五次刻立的石经。文宗时，郑覃认为经籍有残缺讹误，建议校订刊刻，依照汉代旧例。太和七年，诏令唐玄度复核审定石经字体，在国子监立石，九经连同《论语》《孝经》《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开成二年告成，这是第六次刻立的石经。又说：如今西安府学的石经，是唐文宗时镌刻的，过去在务本坊。韩建修筑新城时，把它弃置在野外。朱梁时，刘鄩采纳尹玉羽的请求，将它迁到原唐尚书省的西角。宋元祐年间，汲郡吕公才把它迁到今天的学校。嘉靖乙卯发生地震，石经倒塌受损。西安府学生员王尧惠等人依据旧文，汇集其中的缺字，另刻小字立在碑旁，以便摹写补足。考察《唐书》说，文宗朝的石经违背书法师法，不值得观看。然而它的用笔虽然出自众人之手，却没有脱离欧、虞、褚、薛的书法法度，实在不是今人所能相比。只是王尧惠等人补刻的字大多错误。如今华州东生文豸家中有嘉靖乙卯以前的拓本，也许可以防止后人把错误的补字当作善本。”}], 顾炎武说：《九经》连同《孝经》《论语》《尔雅》《字样》等，共计六十五万二百五十二字【《易》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书》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诗》四万八百四十八字，《周礼》四万九千五百一十六字，《仪礼》五万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礼记》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传》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八字，《谷梁传》四万二千八十九字，《孝经》二千阙百阙十三字，《论语》一万六千五百九字，《尔雅》一万七百九十一字】。如今这批石经在西安府学，末尾有一行年月和十行题名，题写道：开成二年丁巳岁，月次于▯日，维丁亥，书石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艾居晦书石；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陈玠书石；学生、前文学馆明经臣【缺】书石；官将仕郎、守润州句容县尉【臣】▯绛校勘兼看书上石；官将仕郎、守秘书省正字【臣】柏暠校勘兼看书上石；官将仕郎、守四门助教臣陈庄士覆定字体；官翰林待诏、朝议郎、权知沔王友、上柱国、赐绯鱼袋臣唐玄度校勘；官兼专知都勘定经书、检校刊勒上石、朝议郎、守国子毛诗博士、上柱国臣章师道；朝散大夫、守国子司业、骑都尉、赐绯鱼袋臣杨敬之；都检校官、银青光禄大夫、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监修国史、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臣覃。考察《旧唐书》：开成元年正月，中书门下奏称，起居舍人、集贤殿学士周墀，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孔温业，兵部员外郎、集贤殿直学士崔球等共同校勘《经典释文》。又说，命率更令韩泉充任详定石经官。《新唐书》也列出周墀等四人，但碑文完全没有记载。又说：《旧唐书》认为，石壁上的九经文字违背师法，名儒都不去阅读；我起初读到这里很疑惑。后来又看到《新唐书》没有贬斥的话，便以为石壁九经虽然赶不上古文，难道竟会不如寺碑墓碣吗？等得到石经原本仔细校勘，才知道经文中的错误不止一处，《刘昫传》的话并没有说错。例如《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裒”误作“襃”；“悔吝者言乎？”这是小毛病。“言”误作“存”，原文“其孰能与于此哉？”脱去“于”字。《周易·系辞下》第八篇脱去“下”字。“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一句下面多了“也”字。“力小而任重，小误少伤于外者，必反其家”，其中“其误于决，必有所遇”脱去“所”字。“蛊则饬也”，“饬”误作▯。

译“丰多故亲寡，旅也”，“故”字下面多了“也”字。“姤，遇也”，“姤”误作“遘”。有些地方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终来有他”，“他”作“它”；“刚健笃实，辉光”，“辉”作“煇”；“君子以治历明时”，“历”作“歴”；“可与祐神矣”，“祐”作“佑”；“其受命也如响”，“响”作“向”；“兼三才而两之，三才之道也”，“才”都作“材”。有些地方同一个字前后写法不同：“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系于包桑”【以下《系辞下》同】中的“包”都作“苞”；“包有鱼，包无鱼，以杞包瓜”中的“包”都作“包”。“问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辨”写作“辩”；“其辨明也，明辨晰也”，“辨”写作“辩”；“辨吉凶者存乎辞”，“辨”写作“辩”；“困德之辨也”，“辨”写作“辩”；“井以辨义”中的“辨”是辨别是非，故都作“辩”。“君子以类族辨物”“剥床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复小而辨于物”中的“辨”都作“辨”。旁注的文字有：“至静而德方”，在“德”下面添“也”字；“贲亨，小利有攸往”，在“利”下面添“贞”字。先前误写、后来改正的有：略例中“筌”误作“荃”，“愈”误作“喻”；“二”没有错误；“无”都是由原先的错误改成的。篇题《周易·系辞上》第七、《周易·系辞》第八、《周易·说卦》第九，都是八分书；《周易·序卦》第十、《周易·杂卦》第十一，都是正书。虽然依据古注本，把它们附在第九篇之内，但又以正书另列，终究似乎不妥。“尚书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写作“丕刑于朕孙”，“乃父”误作“先父”，“孙”字上面多了“子”字。“臣下罔攸禀令”，“令”误作“命”。“若药弗瞑眩”，“药”误作“乐”。“王乃狥师而誓”，“狥”误作“循”。“乃汝世讐”，“世”误作“誓”。“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误作“公”。“用端命于上帝”，“于”误作“予”。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的有：“敢对扬天子之休命”，没有“之”字。旁注的文字有：“予有乱臣十人”，“臣”字旁有旁注；“惟妇言是用”，“是”字旁有旁注。“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干”字下、“容”字下各添“之”字。《诗经》中，“昔育恐育鞫”，“鞠”误作“鞫”；“小戎序国人则矜其车甲”，“甲”误作“车”；“田舒懮受兮”，“懮”误作“忧”；“予尾翛翛”，“翛”误作“修”；“戎车既饬”，“饬”误作“餙”；“鞠为茂草”，“鞠”误作“鞫”；“以祈黄耇”，“祈”误作“祁”；“凉曰不可”，“凉”误作“谅”；“鞠哉，庶正鞠人忮忒”，“鞠”都误作“鞫”；“无此疆尔界”，“界”误作“介”；“侯疆侯以疆”，“疆”误作“彊”。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的有：“雝雝鸣雁”，“雝”作“雍”；“之死矢靡他”，“他”作“它”；“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作“不我知”【两章相同】；“和鸾雝雝”，“雝”作“雍”；《何人斯》序“故苏公作是诗以绝之也”，“以”作“而”；“维尘雝兮”，“雝”作“雍”；“既匡既勅”，“勅”作“勑”；“其政不获”，“政”依郑笺作“正”；“尚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彼西雝肃雝”，“雝”作“雍”；“和鸣有来雝雝”，“雝”都作“雍”；“屡丰年”，“屡”作“娄”。旁注文字有：“女虽湛乐”，在“乐”下面添“克”字；“自今以始，岁其有”，下面添“年”字；“曰商是常”，在“商”下面添“王”字。先前误写、后来改正的有：“抱衾与裯”，“裯”误作“稠”；“不瑕有害”，“瑕”误作“遐”；“鳣鲔发发”，“发”误作“拨”；“噂沓背憎”，“噂”误作“蹲”；“如彼遡风”，“遡”误作“愬”；“駉駉牡马”，“牡”误作“牧”；这些都已经按错误改正。另有“云何其盱”脱去“其”字，后来添上；《周礼》“女史八人”，“史”误作“使”；“大宰三曰郊甸之赋”，“郊”误作“邦”；“内饔豕盲视而交睫”，“豕”误作“施”；“典枲掌布缌缕纻之麻草之物”，“缌”误作“丝”；“牛人军事共其犒”，“犒”误作“槁”；“司市市司帅贾师而从”，“贾”误作“胥”；“肆长掌其戒令”，“令”误作“禁”；“鞮鞻氏府一人”，“一”误作“八”；“鬯人禜门用瓢”，“禜”误作“明”；“赍用”误作“明用”；“司几筵设莞筵纷纯，筵设席”，“纷”误作“分”；“大司乐大防”，“防”误作“磬”；“王大食三侑”，“侑”误作“宥”；“大师令奏鼓▯”，“鼓”误作“瞽”；“大祝四曰禜”，“禜”误作“荣”；“司常家各象其号”，“象”误作“相”；“凡以神仕者”，“仕”误作“士”；“小子史二人”，“二”误作“一”；“大司马旗居卒间”，“居”误作“车”；《考工记》“妢胡之笴”，“笴”误作“笱”；《矢人》“前弱则俛”，“俛”误作“勉”。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的有：《周礼·医师》“疕疡者”，“疕”字上多了“有”字；《野庐氏》“有相翔者诛之”，“诛”字上多了“则”字；“邦之大师”，“大”字上多了“有”字；《庭氏》“以救日之弓与救月之矢射之”，“射”字上多了“夜”字。《仪礼·士冠礼》“防柶兴”，“防”误作“建”；《乡射礼》“司射适堂西袒决”，“袒”误作“祖”；“楅髤横而奉之”，“奉”误作“拳”；“大夫与士射袒纁襦”，“纁”误作“薰”；《燕礼》“右祭脯醢”。

译“脯”误作“酺”。《大射仪》“宾升成拜”，“拜”误作“败”；“坐授瑟，乃降授”，“授”误作“受”。《聘礼》“宾既将公事，复见讶，以其挚”，“讶”误作“之”。《公食大夫礼》“陈鼎于碑南，南面西上”，脱去一个“南”字。《觐礼》“天子赐舍曰伯父”，脱去“曰”字。《丧礼》“祭服不倒”，“倒”误作“到”。《少牢馈食礼》“如筮日之仪”，“仪”误作“礼”；“主妇被锡衣，侈袂”，“侈”误作“移”【以下同】；“祝延尸”，“延”误作“筵”。《有司彻》“二手执挑匕，枋”，“挑”误作“桃”；“主妇洗爵于房中”，脱去“爵”字；“主妇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妇爵，以降”，误写作“受尸爵”；“主人降洗爵”，“爵”误作“觯”【以下“主人实爵”也相同】；“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脱去“爵”字。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的有：《乡射礼》“适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燕礼》“小臣又请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夫下面又有“大夫”二字。《礼记》御删定本中，《月令》列在《曲礼》之前；《月令》“人乃迁徙”，“徙”误作“徒”；“其器宏以奄”，“奄”误作“掩”。《檀弓上》“周公盖祔”，“祔”误作“附”；《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误作“亦”；《礼器》“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脱去“节”字；《学记》“燕辟废其学”，“辟”误作“譬”；《丧大记》“男子出寝门外”，脱去“外”字；“子大夫公子众士食粥”，脱去“众士”二字；《祭义》“父母爱之喜而勿忘”，“喜”误作“嘉”；《哀公问》“如此则国家顺矣”，脱去“则”字；《坊记》“民犹薄于孝而厚于慈”，“犹”字下面多了“有”字；《中庸》“待其人而后行”，“而”误作“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脱去“之”字；《缁衣》“有国家者章义瘅恶”，脱去“家”字；《儒行》“慎静而尚宽”，脱去“而”字；《大学》“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五个‘辟’字都误作‘譬’”；“若有一个臣”，“个”误作“介”。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的有：《檀弓上》“有亡恶乎齐”，“亡”作“无”；“岁壹漆之”，“壹”作“一”；《乐记》“非听其铿锵而已也”，“锵”作“鎗”；《杂记上》“客立于门西”，作“客立于门西”。《杂记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丧大记》“命妇汜拜众宾于堂上”，“于”作“於”；《主人先俟于门外”，“于”作“於”；《中庸》“可一言而尽也”，“一”作“壹”；《问丧》“祭之宗庙以鬼享之”，“享”作“飨”；《大学》“尧舜帅天下以仁”，两个“帅”字都作“率”；《昏义》“祖庙既毁教于宗室”，“于”作“於”。《射义》“是以诸侯君臣以作故”，其中“以”误作“故”。先前误写、后来改正的有：《学记》“教人不尽其材”，“材”误作“才”；“故人不耐，无乐”，“耐”误作“能”；这些都已经按错误改正。《春秋左传》隐公元年，“且告之悔”，“且”误作“具”；五年，“僖伯称疾不从”，“疾”误作“侯”；十年，“伐戴”，“戴”误作“载”。桓公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误作“政”；六年，“楚之羸”，“羸”误作“嬴”；“以类命为象”，“类”误作“德”。闵公二年，“从曰抚军”，“军”误作“国”。僖公三年，“公子友如齐莅盟”，“莅”误作“泣”；四年，“归胙于公”，脱去“胙”字；“姬寘诸宫六日”，“宫”误作“公”；“公杀其傅杜原款”，“傅”误作“传”。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误作“故”。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误作“上”。十五年，“辂秦伯”，“辂”误作“辖”；“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且”误作“国”。二十五年，“昏而傅焉”，“傅”误作“传”。二十七年，“责无礼也”，“责”误作“青”；“郤縠可”，“縠”误作“谷”。三十一年，“晋新得诸侯”，“新”误作“亲”；“东傅于济”，“傅”误作“传”。三十三年，“入险而脱”，“入”误作“人”；“为从者之淹”，“淹”误作“流”。文公元年，“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锡”误作“赐”；“亨江芉”，“芉”误作“芊”。二年，“废六关”，“关”误作“阙”。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误作“曰”。十二年，“大子以夫钟与郕邽来奔”，“邽”误作“封”。宣公二年，“晋赵盾杀其君夷皋”，“弑”误作“杀”；三年，“晋侯伐郑及郔”，“郔”误作“延”；“商纣暴虐”，“纣”误作“讨”。四年，“秋公如齐”，“秋”误作“利”。六年，《离卦》误写作《同人》。八年，“杀诸绛市”，“绛”误作“终”。十二年，“晋师在敖鄗之间”，“师”误作“帅”。十五年，“吾获狄土”，“土”误作“士”。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误作“巷”；“郤子其或者欲已乱于齐乎”，“乎”误作“平”。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虐”字上多了“内”字。成公二年，“及齐师战于新筑”，“师”误作“侯”；“且辟左右”，“且”误作“旦”。七年，“寻虫牢之盟”，“虫”误作“虫”。十七年，“楚公子櫜师袭舒庸”，“櫜”误作“槖”。襄公十年，“子蟜曰”，“蟜”误作“矫”；“今伐其师”，“今”误作“令”。十四年，“士鞅反”，“反”误作“及”。十七年，“苟过华臣之门必骋”，“骋”误作“聘”。十九年，“而视不可含”，“含”误作“舍”；“所不嗣事于齐者”，“事”误作“是”。“天子令德”，“天”误作“夫”。二十一年，“栾盈过于周”，“过”字上多了“奔楚”二字。二十三年，“邾畀我来奔”，“畀”误作“卑”。二十五年，“先夫当之矣”，“夫”误作“夭”；“井堙木刊”，“堙”误作“烟”；“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卒”误作“兵”。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误作“余免”；“余复功寗氏”，“余”误作“余”。二十八年，“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忘”误作“志”；“使析归父告晏平仲”，“晏”误作“宴”；“文子使召之”，“召”误作“焉”；“君庆氏之马善惊”，“马”误作“焉”。《尚书》“武王有乱臣十人”，脱去“臣”字。三十年，“蔡景侯为太子般娶于楚”，“娶”误作“聚”；“单公子愆期”，“期”误作“旗”；“驷带追之”，“驷”误作“四”。昭公元年，“今武犹是心也”，“今”误作“令”。二年，“齐使上大夫送之”，“送”误作“逆”。三年，“少姜有宠而死”，“姜”误作“齐”；“知而复从”，“复”误作“弗”。四年，“恃险与马”，“马”误作“焉”。五年，“娶于子尾氏”，“娶”误作“聚”；“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若”误作“苦”。九年，“无囿犹可”，“囿”误作“宥”。十三年，“隐太子之子庐归于蔡”，“庐”误作“卢”。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邱”，“宗”误作“宋”。

译二十年，“余不忍其訽”，“訽”误作“询”；“取人于萑苻之泽”，“苻”误作“符”。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实生疾”，“感”误作“咸”。二十二年，“士平出奔楚”，“士”误作“氏”；“边卬为大司徒”，“卬”误作“印”。二十五年，“季公鸟生申”，“申”误作“甲”。二十七年，“入于▯室”，“堀”误作“▯”。定公元年，“荣鴐鵞”，“鴐”误作“驾”。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误作“技”。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误作“伐”。十年，“驷赤谓侯犯曰”，“赤”误作“亦”。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杀”误作“弑”；“蔡昭侯将如吴”，“蔡”误作“葬”。十六年，“与晋人谋袭郑”，“晋”误作“为”。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产马”，“马”误作“焉”。二十六年，“四方其训之”，“训”误作“顺”。与今本文字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的有：宣公二年，“以视诸朝”，“视”作“示”；哀公十六年，“此事克则为卿”，“事”下面有“也”字。续补的有：昭公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毁其西南”，下面添“子朝奔郊”四字。《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以名字也”，“名”字上多了“不”字。二年，“妇人谓嫁曰归”，“嫁”误作“稼”。三年，“曷为或言崩或言薨”，脱去上面的“或”字；“生母相见，死母相哭”，“毋”字都误作“母”，“死毋”误作“母死”。六年，“吾与郑人末有成也”，“末”误作“未”【以下同】。十年，“宋人、蔡人、卫人伐载”，“载”误作“戴”。桓公二年，“曰有有，则此何以书”，脱去一个“有”字；“隐贤而桓贼也”，“贼”误作“贱”。庄公十九年，“此其言遂何”，脱去“其”字。二十五年，“求乎阴之道也”，“阴”误作“隐”。三十二年，“狄伐邢”，“邢”误作“刑”。僖公四年，“南夷与北狄交”，误作“北夷”。六年，“此其言围？何”，在“围”下面多了一个“者”字。二十六年，“乞师者何”，脱去“师”字。三十年，“归恶乎？元咺也乎”，“乎”误作“于”。三十三年，“百里子与蹇叔子”，“百”误作“伯”。文公四年，“其谓之逆妇姜于齐何”，“何”误作“河”。宣公十五年，“然后归尔”，“尔”误作“耳”。成公十五年，“成公幼”，“幼”误作“忧”；“臧宣叔者，相也”，“叔”误作“公”。襄公十四年，“邾娄人于戚”，脱去“人”字。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误作“三”。十九年，“为其骄，蹇为”，“蹇”误作“或”。二十九年，“许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面脱去“子”字。昭公九年，“其言陈火何”，脱去“陈”字。定公元年，“立炀宫”，“宫”误作“公”。四年，“夷狄也而忧中国”。又有误字如下：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写成“杀误弑”。六年，“齐国夏及高张来奔”，“高”字上多一个“齐”字。十四年，“颜渊死，子曰”，“子”字上多一个“孔”字。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的有：隐公四年，隐公说“否”，写作“隐曰吾否”。桓公六年，“简车徒也”，“徒”写作“马”；“淫乎蔡乎”，写作“于”。十一年，“祭仲者何？郑相也”，“相”字上有“之”字。文公六年，“何以谓之天？无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又有两个“是月”字。宣公六年，“此非弑君而何”，“而”写作“如”。十年，“未绝于我也”，“于”写作“于”。十二年，“是以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于”写作“于”。成公二年，“得一贬焉尔”，“一”写作“壹”。襄公十二年，“春王正月”，“正”写作“三”。二十九年，“尔杀吾君”，“杀”写作“弑”。三十一年，“于是负孝公之周，愬天子”，“愬”写作“诉”。十四年，“有麏而角者”，“麏”写作“麕”。先误写、后来改正的有：桓公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误作“月”。闵公元年，“盍弑之矣”，“弑子般弑”误写成“杀”。僖公十三年，“葬陈宣公”，“宣”误作“桓”。成公二年，“及齐侯战于鞌”，“侯”误作“师”。昭公二十五年，“庆子免君于大难矣”，删去“矣”字。这些都是取用后来改正了错误的《春秋谷梁传》本。隐公元年，“父者何？傅也”，“傅”误作“传”。四年，“弑而代之也”，“代”误作“伐”。九年，“所侠也”，“侠”误作“挟”。庄公七年，“则是雨说也”，“雨”误作“两”【下同】。僖公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世子”误作“士子”。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战”，脱去“有”字。二十八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误作“齐侯”。文公二年，“内大夫可以防外诸侯”，脱去“外”字；三年，“王子虎卒”，误作“壬子”。宣公八年，“以讥乎宣也”，“讥”误作“饥”。襄公元年，“晋侯使荀防来聘”，“防”误作“婴”【二年、三年同】。三年，“诸侯始失正矣”，“正”误作【缺字】。王公六年，“立异姓以莅祭祀”，“立”字上多一个“非”字。哀公元年，“此该之变而道之也”，“该”误作【缺字】。郊公六年，“入者内弗受也”，“弗”误作“不”【下同】。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的有：僖公十七年，“桓公常有存亡继绝之功”，脱去“公”字。文公六年，“处父主境上事”，“事”字上多一个“之”字。成公五年，“帅群臣而哭之”，前一个写作“率”，后一个写作“帅”。先误写、后来改正的很多，不能全部列出。《论语》中，“赐也尔，爱其羊尔”，“尔”误作“女”；“不知其仁”，“仁”误作“人”；“子使漆雕开仕”，“雕”误作【疑误字】；“再斯可矣”，“斯”误作“思”；“三人行”，“三”字上多一个“我”字；“必有我师焉”，“有”误作“得”；“冉有、子贡侃侃如也”，“有”误作“子告夫”；“三子”，“三”字上多“一二”二字；“可与言而不与之言”，脱去“之”字；“无求生以害仁”，“仁”误作“人”；“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脱去“之”字；“称诸异邦曰寡小君”，“诸”误作“谓”；“何德之衰”，“衰”下多一个“也”字。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的有：“女得人焉尔乎”，“尔”写作“耳”；“人洁己以进”，“洁”写作“絜”。先脱字、后来以注文补入的有：《阳货》篇“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尔雅》“替、戾、底、废”误作“底”，“底，翿、纛也”，“翿”误作“翢”；“皇华也”误作“华”；“皇赫兮咺兮”，“咺”误作“烜”；“是刈是濩”，“濩”误作“获”；“木谓之虡”，“木”误作“本”；“何鼓谓之牵牛”，“何”误作“河”；“泽乌蘾蘾”误作“薞”。

译“莩，麻母”，其中“莩”误作“茡”。“檴，橐含”，其中“檴”误作“攫”。“柷，州木”，其中“柷”误作“祝”。“鱼尾谓之丙尾”，上面增添了“之”字。“燕，白脰鸟”，“鸟”误作“乌”。“杨鸟，白鷢”，“杨鸟”误作“鸉”。“鸢，鸟丑鸟”，“鸟”误作“乌”。“鸟，鹊丑鸟”，“鸟”误作“乌”。“▯，大▯”，“▯”误作“大麕”。经书中凡是“二十”都写作“卄”，凡是“三十”都写作“卅”。经书中凡是“虎”字都缺少末笔，写作“虎虓”。“号、▯、饕、滮、篪、裭”等字也都如此，这是为了避太祖的讳。“渊”字都缺笔，写作“□”。“婣”也写作“□”，这是为了避高祖的讳。“世”字都缺笔，写作“丗”。“泄”写作“▯”，“绁”写作“絏”。“弃”写作“弃”。“勚”写作“□”。“叶”写作“□”。“防□□□□□□”都改从“云”。“民”字都缺笔，写作“□”。“氓”写作“甿”，“岷”写作“岻”。“汦、昏、緍、痻、碈、□□、▯”都改从“氏”，这是为了避太宗的讳。“亨”字都从“亨”写，这是为了避肃宗的讳。“豫”字都缺笔，写作“□”，这是为了避代宗的讳。“适”字都缺笔，写作“「适」”，这是为了避德宗的讳；“诵”字都缺笔，写作“「□」”，这是为了避顺宗的讳；“纯”字都缺笔，写作“「□」”，这是为了避宪宗的讳；“恒”字都缺笔，写作“「▯」”，这是为了避穆宗的讳；“湛”字都缺笔，写作“「□」”，“葚”写作“「□」”，“椹”写作“「□」”，这是为了避敬宗的讳。至于高宗的讳“治”、中宗的讳“显”、睿宗的讳“旦”、▯宗的讳“隆基”、文宗的讳“涵”，都不缺笔。这是因为礼制规定天子祭祀七庙，从肃宗到敬宗正好七位宗主，而高祖是建立基业的君主，太庙中的神主不迁祧。▯宗以上的都是祧庙，所以不避讳。文宗就是当今皇帝。古人是在卒哭之后才避讳，所以在世时不避讳。经书中《左传》的文公、宣公卷，凡“更”“滥”“恶”“成”“城”等字都缺少末笔。《谷梁传》的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四卷，以及《仪礼·士昏礼》也都是这样。这是朱梁补刻的。考察宋代刘从乂、黎持的两篇记文，只说韩建、刘鄩迁移石经，没有说补刻。然而“成”字缺笔，确实无疑是为了避朱梁的讳。可见古人原本没有遍读并广泛考证这些材料。《经义考》卷二百八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八十九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刻石【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