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九十二

译二卷 现存 旭奇自述说：“国家命儒臣搜集编纂《大全》，用来厚待并惠及后来的求学者，恩惠十分深厚。元代以前，各位儒者的疏解和学说，只要不违背经义的，已经全部收集，无所遗漏。到如今又过了二百多年，重熙累洽，经学教化更加明白。近来经筵进讲，以张江陵、申吴县二位先生为最优。其他如莫中江氏、吕宇冈氏、黄葵阳氏、袁了凡氏、孙柏潭氏、顾泾阳氏、张侗初氏、周玉绳氏等人的诠释学说，也都不可磨灭。旭奇钻研搜求十年，删去繁杂、补充遗漏，命名为《传翼》。又过了五年才编成书，当时是万历戊午年。” 陆元辅说：“旭奇，字舜升，婺源人。以贡生身份进入太学，授任安岳县主簿，调任台州卫经历。” 顾氏【懋樊】《桂林书响》十卷 现存 缪泳说：“钱塘顾懋樊的《书响》十卷，由吴太冲文德翼作序。之所以名为《书响》，是取孔壁金丝之义。” 邹氏【期祯】《尚书揆一》未见 严绳孙说：“字公宁，无锡人。崇祯年间，御史祁彪佳举荐他为贤良方正，他没有接受。学者称他为经畬先生。” 邹氏【期相】《尚书笔指》未见 孙氏【弘祖】《尚书诠注》未见 《嘉兴县志》记载：“孙弘祖，字令弘，简肃公孙植的孙子。” 陆氏【又机】《尚书集解》未见。《平湖县志》记载：“陆又机，字衡如，由选贡出任日照县知县。” 陈氏【▯绪】《尚书广录》。未见。陆氏【万达】《尚书讲略》。未见。《平湖县志》记载：万达，字天相，是诸生。庞氏【招俊】《书经正防》。六卷。现存。陈忱说：“任丘人庞招俊，字修，编定了这部书；我又将其孙庞垲任建宁府知府时刊行的版本加以辑录。” 唐氏【达】《尚书臆解》。未见。郑元庆说：“达字灏，是德清贡士；同乡人私下给他谥号为渊靖先生。” 沈氏【澣】《尚书印》。六卷。现存。缪泳说：“澣字则新，是嘉兴人，是讲解科举业的书。” 姚氏【之凤】《尚书定解》。未见。《平湖县志》记载：姚之凤，字叔瞻，是诸生。金氏【镜】《尚书评注》。未见。庄氏【日思】《尚书说准》。未见。《嘉兴县志》记载：“庄日思，字汝立，是国子监生。” 朱氏【鹤龄】《尚书禆传》。十卷。现存。《考异》。一卷。现存。鹤龄自序说：“古代经书的学问，如果没有训诂就不能明白；但训诂不可能没有异同，有了异同也不可能没有错杂驳杂，其他经书都是如此，《尚书》尤其严重。因为《尚书》是帝王的心法，也是治国方法总汇聚的地方。后世重大的典章和政事，儒者在朝廷上集体议论时，多引用《尚书》的文字作为裁断；义理解说一旦错误，造成的祸害就不小。例如误解‘用牲于郊牛二’，于是世上便有了天帝、地祇合祭以及南郊、北郊分祭的说法；误解‘九族’以及‘与罪人以族’，于是便有了连坐母族、妻族的做法；误解桐宫居忧、复子明辟，于是世上便把放逐君主、负扆【阙】说成伊尹、周公的事情；误解‘金作赎刑’，开始把黄金换作黄铁；误解‘臣妾逋逃’，开始把妇女编入军队；错误地把《洪范》的五行同庶征、福极牵强附会，王安石又把它写入文章，竟说天变不值得畏惧；错误地把‘弗辟’解释为导致君主被放逐，把‘居东’解释为东征，于是公孙硕肤的美德便无法彰明；又误解弱水在条支、昆仑就是黄河源头，以及《尚书序》所说成王征伐东夷，致使汉武帝穷兵黩武于西北，隋唐越过海上征伐辽东；马融、郑玄、王肃这些人开辟草莱，所作解释却十分简略。” “古文《尚书》的孔传后来出现，使书义稍微显明；孔颖达为它作疏，虽然纠正了刘向、刘歆二人的错误，却仍不能使学者满意。要说能够综合贯通众家言论、阐明深奥义理的，确实没有超过仲默《集传》的；但它的宗旨在于排斥注疏，所以名物、制度一类的解释不免有错误。其笔力与紫阳《易传》《诗传》相比，也多有不及，明白此理的人不能不感到遗憾。考察明初的法令，规定以本朝注疏为宗，以蔡传附列其后；后来又认为蔡传不够精审，命儒臣刘三吾等广泛采集各家说法，参互考订，名为《书传会选》，颁发给各级学官。后来《大全》流行，这部书便废弃了；再后来科举专门取用蔡氏之说，《大全》也被搁置不用。人到白头穷究经书，仍然沿袭错误、拘守浅陋；读《禹贡》的人，对于河渠的迁改，眼花缭乱得像迎着风走；讲说《洪范》的人，对于九数相乘，迷惘得像在辨认雾气。这样连攻治经生的章句都还隔着重山，何况希望他们斟酌古今，在静坐时讨论、行动时施行，卓然成为有用的儒者呢！我私下对此感到哀怜和叹息，这就是《禆传》创作的缘由。《记》说：‘通达事理、见识深远而不妄加欺诬，是讲说《尚书》的原则。’把它推及当时的事务，有的适宜，有的不适宜，便不能说是通达；” “用它检验不同的时代，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便不能说是见识深远。历代圣人在经筵进讲时，必定首先讲到《尚书》，实在是因为从三皇五帝以来，崇尚功业、扩大发展，都出自其中；它不只是古代史书记录言语和事情的体例。我编纂这部书，以训诂义理为主，同时涉及史家的观点，陈列各种疑难并用自己的见解加以疏通，务求成为通达当今、适合实用的学问，希望孔子讲堂中的金石丝竹之声，不至于全部消沉磨灭罢了。如果因为仲默的书受到众人祭祀般的尊崇，就不应当轻易提出不同意见，那么我便闭口退下。仲默作《传》，已经不完全同于紫阳的说法，为什么偏偏要怀疑后于仲默而生的人呢？” 潘耒说：“先生字长孺，居住在吴江北郭，闭门著书，撰述非常丰富。现有的著作中，《禆传》已经刊行，《禹贡长笺》还没有刻印。” 杨氏【文彩】《书绎》。

译十二卷。未见。魏禧序说：“杨先生的《书绎》完成后，把它交给他的门人魏禧。魏禧拜了两拜，叩头起身，感叹说：‘我现在才知道，后世一定可以恢复三代之治了。’杨先生说：‘为什么这样说呢？’魏禧说：‘我从这部书知道了这一点。二帝三王关于天道的言论，传注百家便如同解释天象历法。天的神妙变化并不借助历象而运行，但历象如果失误，便违背天道，也就不能引导百姓利用自然。此书综合百家正确的观点，去除其中的错误驳杂，耗尽五十年的心力，探究并贯通其中的道理。所以它所阐明的大义，如同日月高悬于天；它确实不可更改，如同华山高峙于大地；它用来经世应事，如同船适于水、车便于陆行；它切近于身心，如同豆粟可以疗饥、布帛可以御寒。至于那些不可见、不可闻的道理，便竭尽心力，在章句文字之外探求，恍惚间能够体会古代圣人的心意。唉！如果有王者兴起，想使这些百姓恢复三代之治，只要直接把它举而施行就可以了。’杨先生说：‘三代以后，唐虞的时代还可以恢复吗？’魏禧回答说：‘唐虞距离上古还不远，人事已经开明，而天道的淳厚还没有衰薄，所以那时的治理教化同天道没有间隔。” “《尧典》说：‘百姓于是变得和顺。’《舜典》说：‘四方的风气都受到感化。’这些成就不是三代教化所能达到的。因此后来虽然有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有益、伊尹、周公、吕尚这样的臣子，天下却已经不能再恢复唐虞时代了。至于三代的治理，圣人是用人事来挽救天下的。大概自夏、商末年逐渐淫乱，直到周朝衰微，其间弑逆、淫乱、凶恶、奸邪，如同汉唐以下的变乱，没有一样不存在，所以形势已经发展到极点，不能再加重。在这种时候，如果有圣人出现来挽救它，就成为三代之治；没有圣人来挽救，就成为三代以下的乱世。因此说：‘三代一定可以恢复。’况且禹、汤、文王、武王都是大圣人，他们距离尧舜不过相差几分几寸，却不能使三代达到唐虞的境界。我曾经观察汉文帝、唐太宗治理天下，万里太平，四海之内刑罚几乎无所施用，差不多达到三代了。然而他们立身和致治的方法，同三代圣人相比，大概已经相差千百倍，无法计算。唉！一定要世上有禹、汤、文王、武王那样的君主，而他们的天下又只达到汉唐极盛的治理程度，这样之后才可以说‘三代不能恢复’。” “如今天下的动乱已经到了极点，形势必然会发生变化；三代极盛的治理已经在天下断绝数千年，形势也应当有所恢复。从前滕文公问井田，孟子说：‘有王者兴起，一定会来取法，这就是王者的老师。’上天降生圣人，是为了使百姓有君主；上面以禹、汤、文王、武王自期，下面立志学习伊尹、傅说、周公的学问，如果取得这部书而奉行它，我认为大概可以得到三代之所以能够恢复的道理。”杨先生听了说：“这正是我的志向，你应当把这些话写在册前。”魏禧说：“是。”拜了两拜便退下。墓表又说：“先生名文彩，字治文，晚年号一水，学者称他为一水先生。不到二十岁，就教授弟子，多至数百人。崇祯戊辰年，因登极恩被选为贡士。先生撰写《尚书绎》时，必定洗手执笔，说：‘我正在面对二帝三王，怎么能不恭敬？’书还没有完成，先生的房屋失火，器物衣服全被烧毁，只有《书绎》保存下来。病势将要恶化时，他握着魏禧的手说：‘《尚书》三吾一人，书应当流传于天下后世。’全书共十二卷。” 黄氏【宗羲】《书经笔授》。二卷。现存。钱氏【肃润】《尚书体要》。六卷。现存。缪泳说：“肃润，字础日，是无锡人。是马素修先生的弟子，隐居在十峰草堂。他讲说《尚书》，大多依据马氏。” 沈氏【嗣选】《尚书传》。四卷。现存。嗣选自序说：“乙酉年在葭川避乱时，写作《洪范传》。朋友劝我连全书一起撰写，我推辞说没有空闲。如今稍微有些空暇，想要撰述著作来表现自己，于是开始做这件事。我见到近世大儒如邓濳谷、郝京山的著作，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但觉得用力多而功用少，是因为逐句作疏解造成的。我的意思是依照文章解释义理，蔡传已经说明的，不必再画蛇添足；只是其中宏大的言论和重大义理，前代贤者没有阐发的，便潜心探求，不能让它们埋没。于是每篇各写一篇论说，至于章句之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加以疏解并记录下来。”缪泳说：“嗣选，字仁举，是嘉兴贡士。” 阎氏【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十卷。现存。姚氏【际恒】《古文尚书通论别伪例》。十卷。现存。钱氏【煌】《壁书辨疑》。六卷 现存 以上是山阳阎百诗、钱塘姚善夫、桐乡钱晓城三人所著的书，三家都专门研究《古文尚书》。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八卷 现存 以上是萧山毛氏所著。毛氏认为，研究经书的人大多攻击《古文尚书》是伪作；这部书是为孔安国、梅赜申诉冤屈的。《经义考》卷九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九十三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书》〔二十二〕 明世宗皇帝《书经三要》三卷 未见 黄虞稷说：“所谓‘三要’，就是《皋陶谟》《伊训》《无逸》三篇。嘉靖四年十一月，皇帝说，《周书·无逸》一篇和圣祖御注的《洪范》一篇，都是治理天下的大法，于是命辅臣撰写序文并刊刻颁布。大学士费宏等人说：‘皇上振作精神治理国家，确实与圣祖同心同德。现在要刊刻颁布，也应当依照御注《洪范》的体例，按照经文分段作注，直接解释关键之处，抄写成书，以备阅览。’不久又有诏旨，再为《伊训》作注，并将二书分为三册，合为一部书。费宏等请求把《洪范》列在首位，其次是《伊训》，再次是《无逸》，理由是《洪范》虽然由箕子推演出来，但根本源自夏禹，而且注释是圣祖亲自作序的，先后次序理应如此。后来皇帝亲自撰写了一篇《洪范》序略，之后又对《皋陶谟》《伊训》《无逸》等篇全部加以注释，命名为《书经三要》。” 文彦博《尚书二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