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九十三

译一卷 现存 彦博在进呈表文中说：“臣恭敬地看到《尚书序》说：‘孔子讨论三坟五典等古书，大概从唐、虞以下，直到周代。’这就是尧、舜二典成为《尚书》开头篇章的原因，用来流传后世、确立教化，向君主显示应遵循的规范。帝王的治国制度，明白坦然，可以举而实行。尧、舜二典都说：‘考察古代的帝尧、帝舜。’这是说两位帝王都能顺从、考察古代的道理而加以实行，由此可知君主的圣明，必定要从考察古道开始。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每天驾临经筵，召集讲官讲说《尚书》，这是因为陛下聪明睿智、文思敏捷，考察古代的道理，把安定天下百姓放在心上，天下实在万幸。臣年老衰残，得以忝居保傅之位，能够侍奉经阁，已经是很大的幸运。又不自量力，便从二典之中采集事义，列为数条，同时附上训释和传注；其中有的道理切近于治理国家的实际，也把臣愚拙浅陋的见解附在后面，希望大致有所备考。齐国是诸侯中的霸国，孟轲尚且把尧舜之道陈说在齐王面前，希望勉励他进取。如今臣身逢尧舜般的时代，陈说尧舜之道，本来就是适宜的。臣愚昧而不能胜任这片区区诚意，谨将此书录写进呈。” 程颐《尧典》《舜典解》《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 现存 陆佃《二典义》《通考》著录一卷 未见 陈振孙说：“陆佃，字农师，撰写此书。陆佃是王氏之学的长处所在，尤其在考订方面。” 范浚《尧典论》一篇 现存 罗钦顺《尧典说》一篇 现存 汪琬《九族考》一篇 现存 晁说之《尧典星日岁考》一卷 现存〔载于《嵩山集》〕 陈栎《尧典中星考》一篇 现存 贝琼《中星考》一篇 现存 《江南通志》说：贝琼，字廷臣，一字廷琚，是崇德人。考中乡试，被张士诚占据吴地后，隐居在殳山，多次征召都没有赴任。洪武三年，征召他修撰《元史》。洪武六年，授任国子助教，调任中都国子学助教，后来退休。程廷防《中星图说》一卷 未见 吴观万《闰月定四时，成岁讲义》亡佚 《徽州府志》说：吴观万是休宁人，字亨寿，笃诚信奉考亭之学。来汝贤《虞书解》未见 毛奇龄说：“菲泉来氏汝贤，是萧山人，嘉靖壬辰年进士。” 袁黄《虞书大义》未见 茅瑞征《虞书笺》二卷 现存 瑞征在自序中说：“古人所称的极盛之治，唐尧、虞舜时期最为崇高。可是考察那时，九年洪水仍使他们屡屡忧劳并询问治水之策；七旬舞干羽的礼仪，也还要烦劳教导裁定。至于猾夏作乱、震动军队的事情，史书中的记载也没有断绝，哪里看得到所谓太平安宁的征象呢？朝廷大臣往往变色相互告诫，先是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事。’再是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他们从未以神圣之名来防范自己的君主，而君主也不敢安然以神圣自居，始终兢兢业业，常常像是一日也不能安坐在臣民之上，所以说：‘即使尧舜，大概也还会以此为忧吧。’仅仅这一念，便足以流传千古；这就是帝王相传的治国根脉。如今主上每件事都诵说效法尧舜，而朝廷大臣却一味顺从附和，最终反而处在稷、契、皋陶、夔之后。近些年边疆屡次告警，水灾旱灾也时常传来，很像唐尧、虞舜时期受到警戒的日子。只是诸位大臣应当共同以尧舜之道来辅佐君主，却不应空泛地以尧舜来歌颂君主；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南局公务较闲时，我取来论述唐尧、虞舜治国的书阅读，心中有所警惕，便屡次把几句话写在书简的开头，时间久了便成了一部书，随意题名为《虞书笺》。大意是：“这只是其中最浅显的部分，我并没有什么见识，仅此而已。”崇祯壬申年。罗氏【泌】《六宗论》一篇 存于【《路史余论》所载】沈氏【颜】《象刑解》一篇 存于【《唐文粹》所载】程氏【大昌】《象刑说》一篇 存 朱子【熹】《舜典象刑说》一篇 存 戴氏【亨】《人心道心说》一篇 佚失 倪氏【思】《昆命元▯说》

译一卷 佚失 叶绍翁说：宁宗嘉定初年，拜任右相，任命文书由翰林权直陈晦起草，偶然用了“昆命于元▯”的典故。当时倪文节公倪思任福州帅，即刻整理行装上奏，认为汉哀帝任董贤为大司马时的册文中，有“允执其中”的话。当时父老流着眼泪，说汉帝将要把帝位禅让给大司马。宁宗得到倪思的奏疏后十分惊骇，便宣示给右相。右相上表答复，认为自己当时只是恭敬听取君王的话，没有时间加以指摘，请求下发倪思的奏疏给陈晦看。陈晦第二天被任命为御史，于是上章列举本朝自赵普以下，凡是拜相任命文书中使用元▯典故的，竟有六七次，并且说：臣曾经参加词科考试，倪思岂会不记得这些，只是由于一时的个人愤怒，竟忘了旧典；他身为藩臣却议论王朝制度，如果不加惩处，便无法向后人显示法度。文节于是再也不敢申辩，被免去现任官职。陈与真同文忠关系最为亲厚，大概陈晦辨明旧典之事，也曾向文忠详细说明过。周密说：嘉定初年，史忠献公史弥远拜任右丞相，任命文书是翰林权直陈晦所撰。文中有“昆命元▯使宅百揆”的话。当时倪文节倪思任福州知州，便具文申奏朝廷，认为“昆命元▯”是舜、禹相互揖让、传授帝位的话，见于《大禹谟》，并不是偏僻的书。根据《汉书》，董贤任大司马时的册文说“允执其中”，萧咸认为这本来是尧禅让给舜的文辞，并不是三公任命的旧例。如今“昆命元▯”和“允执其中”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如果圣上本来没有这种意思，不知词臣从哪里引用这些话？接受这道任命文书的人，难道能够安然不为自己申明吗？给事中、舍人以及台谏官员，又哪里能不为此事辨明呢？我私下看到，从前的词臣曾用“圣之清”“圣之和”来褒美韩侂胄，用“有文事有武备”来褒美苏师旦，但也不敢使用本来不应当用于人臣的话。过去欧阳修论述韩琦、富弼、范仲淹结党之事，是在担任河北转运使时，所以才敢引用这些话作为比拟。请下令改贴任命文书。史弥远得到这篇奏疏后非常惊骇，于是上表缴还奏疏，并且说：当时只是知道恭敬听取君王的旨意，所撰制词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应当追究审察；至于词臣是否适合使用这些话，应当由有关方面裁定。当时陈晦已经被任命为侍御史，于是详细上奏此事。奏词中说：“如今正为议论宰相人选而艰难，回顾此事，并没有不同于以象征方式推举贤人的旧例。‘昆命元▯使宅百揆’，这显然是在阐述陛下占卜宰相的意思，十分明白；可是倪思却认为这是人臣不应当使用的话。臣考察《尚书》中所说的‘众人推举，帝说’以及‘虞舜和你们所说的话能够取得成效’，从上下文看，显然都是揖让、授受帝位的话。然而孙近为赵鼎起草任命文书说：‘确实由于众人公正的推举。’▯芾为洪适起草任命文书说：‘用来符合众人公正的推举。’陈诚之为沈该起草任命文书说：‘所说的话都能取得成效，众人都说你合适。’这些都是取自《大禹谟》的文字：‘只有言语可以产生善政，也可以兴起战争；我的话不再重复。’禹说：‘逐一占卜有功之臣，只遵从吉兆。’帝说：‘禹，你的职官占卜，先要断定我的心意；众人共同推举元▯。’我的心意先已确定，询问谋议又得到众人一致同意，鬼神也会依从，龟筮协同赞成，占卜不必重复求吉。禹拜谢叩头，坚持辞让。帝说：‘不要只说你合适。’如今考察本朝宰相任命文书，吕夷简的制书说：‘有的经过营求才获得，有的经过逐一占卜才得到同意。’富弼的制书说：‘于是承受逐一占卜，确实符合众人的瞻望。’王钦若的制书说：‘朝廷宰相之位空缺，龟筮共同谋议。’ 曾公亮的制书说：‘拂拭龟甲而显现吉祥，面向朝堂而制定任命，考察并采用众人推举的意见，晋升居于台阁之首。’陈执中的制书说：‘考察美好的功绩而认为资质最优，通过逐一占卜而得到众人一致同意。’赵鼎的制书说：‘龟兆不能违背，已经验证了询问谋议所得的一致意见。’陈康伯的制书说：‘向众人询问。’至于‘判断取决于我的心意’这句话，无不是采用《大禹谟》这一段中的话；类似的例子很多，不敢全部列举。唐人为韦见素撰写宰相任命制书说：‘你不自以为贤，我的心意先已确定。’这两句完整的话都是使用禹的典故。本朝苏轼起草赐给范纯仁的诏书，也说：‘判断取决于我的心意。’赐给文彦博的诏书，也说：‘我的命令不再重复，至于历经多次试用而遭遇各种艰难。’这大概都是尧舜的故事。苏轼在给吕大防、胡宗愈的诏书中，也多次使用‘历试’二字。然而臣不敢引用这些作为例证，因为恐怕还不能证明一定是命龟。国初赵普拜任宰相的制书说：‘向元▯询问，历次选取群臣。’又有更为确切的例子。唐元和年间裴度拜任宰相的制书说：‘众人都仰望你，上天正赐予我，命令元▯，于是立你为相。’等等。古人举行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命龟占卜的；《洪范》《周礼》《左传》都可以考证。” 如今倪思竟拿董贤册文中的“允执其中”来作比，把圣上同董贤相比，汉哀帝如何如何。臣所陈述的道理十分明白，已经下发的宰相任命文书，不应当改贴。后来得到诏令，陈晦引用证据已经辨明此事，无罪可追究。倪思轻慢侮辱朝廷，放肆地发表诬蔑不实的话，可以特意降两级官职。后来文节写了一篇辨析奏状，内容十分详尽，又专门写了一本《昆命元▯说》，详细记载事情始末。然而当时的公论大多认为，文节越出职分发言，接近于因愤怒而激烈；陈晦的论辩虽然详尽，终究还是不使用这句话更好。王氏【恽】《百兽率舞说》一篇 存 《汉禹贡图》一卷 佚失 《后汉书·王景传》说：“永平十二年，朝廷商议修治汴渠，于是召见王景，询问他治理水利的办法和地形是否便利。王景陈述其中的利弊，回答敏捷而周详，皇帝认为很好。又因为他曾经修治浚仪并取得成功，于是赐给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以及钱帛衣物。”

译裴氏【秀】《禹贡地域图》十八篇 佚失 《晋书》记载：裴秀，字季彦，是河东闻喜人。武帝接受禅让即位后，任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过了很久，任命他为司空。裴秀儒学广博，职掌地官。他认为《禹贡》中山川、地名流传年代久远，很多已经发生变化。后世的解释者，有的强行牵引附会，逐渐使其变得昏暗难明。因此他甄别摘录旧文，有疑问的地方就空缺不论；古代有名称而今天已经不存在的，也都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注列，撰成《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上奏朝廷，收藏在秘府。” 裴秀在自序中说：“地图的设置，历史由来已久。自古以来树立图象、制定制度，都要依赖它的作用。夏、商、周三代设置了掌管此事的官员，国史掌握其职务。到了汉高祖攻下咸阳，丞相萧何把秦朝的地图和典籍全部收集起来。如今秘书省既没有古代的地图，也没有萧何所得的那些图籍，只有汉代的舆地图以及《括地》一类的杂图；这些图各自都没有设置比例，也没有考订方位尺度，而且没有完备地载录名山大川。虽然具有粗略的形状，却都不精确严密，不能作为依据。有些关于荒远域外的说法荒诞迂阔，不合事实，在义理上也没有可取之处。大晋兴起，统一六合，使天下宇内清平。先从庸、蜀开始，深入其险阻之地。文皇帝于是命有关官署搜集、访求吴、蜀地图。蜀地平定以后，六军所经过地域的远近、山川的险易、行军道路的曲直，都与图记相互校验，没有一点差错。如今我上考《禹贡》，考察山海、河流、平原低地、陂塘沼泽，以及古代九州和今天十六州、郡、国、县、邑的疆界、乡里边角，还有古国、盟会、关防的旧名和水陆道路，绘制成地图十八篇。绘图的方法有六项：第一叫作分率，用来辨别地域广阔、周围大小的尺度；第二叫作准望，用来校正彼此之间的形势；第三叫作道里，用来确定所经道路的里数；第四是高下，第五是方邪，第六是迂直。这三项都根据地形采取适宜的方法，用来校验平坦与险阻的差异。有图象而没有分率，就无法审察远近的差别；有分率而没有准望，即使在一个局部得到准确位置，在其他地方也必然失误；有准望而没有道里，施用于山海阻隔的地方，就不能使各处相互贯通；有道里而没有对高下、方邪、迂直进行校验，道路里数就必然同实际远近不相符合，也会失去准望的准确性。所以要把这六项参照起来考察。不过，远近的实际情况由分率确定，彼此之间的实际位置由道里确定，距离尺度的实际数值由高下、方邪、迂直的计算确定。因此，即使有高山大海的阻隔、绝域异方的迂回、登降曲折的地势，也都可以一一列举而加以确定；准望的方法既然正确，曲直远近就没有地方能够隐藏其真实形状。” 顾氏【恺之】《夏禹治水图》一卷 佚失 《宣和画谱》说：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无锡人。义熙年间任散骑常侍。如今御府收藏有《夏禹治水图》。无名氏《禹贡图》二卷 佚失 以上见于唐代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孔氏【武仲】《禹贡论》一篇 存 毛氏【晃】《禹贡指南》二卷 未见 据考，《文渊阁书目》中有《禹贡指南》一册，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怀疑就是毛晃的书。昆山叶氏《菉竹堂目》中也有这部书。程氏【大昌】《禹贡论》《宋志》五卷【《万卷堂目》二卷】存 《禹贡论图》《宋志》五卷【《万卷堂目》二卷】未见 《禹贡后论》

译《宋志》一卷 未见。彭椿年序说：“大禹的足迹所到之处遍及天下，但记载在《禹贡》中的只有一千多字。它的规划宏大，而文字体例严谨简约，绝不是看一遍就能立即理解的，所以连士大夫先生们也难以说明。汉永平年间，朝廷下诏派王景治理汴水，并赐给他《禹贡》地图，说：‘所谓图，是因为道路里程遥远，工程头绪浩繁，所以用图来加以标明。’这样看来，《禹贡》有图，已经很久了。我曾经遗憾古图没有流传下来，历代儒者只是凭耳闻和臆测来判断，没有可以考核的依据，每次面对《禹贡》总觉得有所缺憾。绍兴初年，太学开始恢复，我和当时的泉州太守程公一同入学为冠者，中等弟子员都学习经书，又恰好同住一舍；我们常常一起谈论经义，遇到难以理解的地方，就共同感叹诸儒的学说不能贯通。当时正忙于准备科举，撰写举子文章，没有空闲深入研究。淳熙四年，程公以侍从身份在宫中讲解《尚书》，门下省颁布他的奏札说：‘《禹贡》所载的大河有七条，而诸儒沿袭旧说，竟把其中六条弄错了。’我听了这话，心中有所触动，但又怀疑订正它很困难。不久听说皇上在讲殿详细询问黑水，知道程公有所见解，便命他进献。程公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写成书上奏，皇上看后大加褒奖慰劳，下诏交付秘书省收藏，以流传后世。” 我听到许多学士大夫都称赞这部书精深博大，其实我从未亲眼见过。淳熙六年，我出任福建市舶司主管，第二年程公以敷文阁直学士的身份来镇守泉州，我在公务之余与他谈论文章，便请求看看这部书。程公欣然拿出副本给我看，我取回家后反复熟读，发现这部书条理十分完备：辨正经书旨意的，都写入论中，共五十二篇。论中凡是指陈事物、阐明道理恰当，并且需要用山川实地来作证明的，就为这些内容绘图，共三十一图。至于那些事情虽不属于虞夏时代，但其源流本出于这部经书的，又另作后论八篇。几千年来，州域的变革、山川的遗迹和道路，大都以禹的话作为根本，然后采集历代典籍来作为证据。他所依据而认为正确的说法，必须同各部经书相互吻合，才一一采用；至于纠正前人违背、错误的地方，也都考察经文，按照规矩准绳来校正方圆；不合之处都有具体根据，指明的意思也都直接出自经文。至于用作依据的材料，只取舆图、史志中的记载，以及军队、使者、驿站实际经过而确有其地的资料，用来确立辨析。至于稗官传说、怪异言语、奇闻异教，以及荒诞虚妄、无法查核的内容，全都舍弃不用。唉，这也真是勤勉了，而且没有一句话不是从《禹贡》中推演出来的。” 我这才知道，众人所称赞的精深博大并非虚妄。比如九河沉入海中，三江应当合为一条，嘉陵江被误作西汉水，汉中的汉水本来并没有两条分流；济水通溢后成为荥水，而济水之所以称为济水，实际上并不是潜行地下；弱水已经向西流，黑水流入南方；历代所谓禹河、汉河的区别，以及贡道入黄河、入菏泽的错误，拿他的说法来对照《禹贡》，都像符节相合，没有丝毫差错。我于是想到孟子的话：‘天是那么高，星辰是那么遥远，如果探求其中的规律，即使千年以后冬至日的时刻，也可以坐在家中推算出来。’程公对于地理和禹的足迹，可以说是探求它而明白其规律了。这部书是可以流传的。况且他上奏时说：‘东西南北各方，逐渐受到声教的影响，都是从这里规划施行出去的。’可见他的拳拳之心不只是为了说明夏代的旧事，不过是书的发语而已。圣明的天子也已经知道他的志向并不狭隘，于是褒奖他说：‘《禹贡》对于古今山川地理无不贯通，是最难明白的。卿撰写论说来概括它的归宿，功劳很大。’那么他所得的褒奖宠遇，也不只是因为接近于训释经义而已。郡博士陈君应行请求把他的著作刻在郡学中，刊布给学者，并请我写文章作为表序。”},{ 我不能推辞，所以为此写下这篇文章。陈应行后序说：‘阁学尚书程公从前在经筵进讲，讲到黑水的学说，使皇上为之动容，于是撰写《禹贡论》，绘制地图，以启发皇帝的心智；并且把向东渐及大海、向西遍及流沙、教化达到北方和南方作为自己恳切尽忠的心意，全部寄托在这部书中。唉，言论真是伟大啊！这部书原本收藏在秘阁，天下学者想看却无法得到。岁在庚子，程公以法从身份出任温陵太守，而编修彭公在这里提举市舶司；彭公与程公有同舍旧谊，因此得到他的副本。一天，应行到彭公门下执弟子礼请教，解决疑问后，彭公拿出一部书给他看，说：‘这是程公进献的《禹贡论图》，你见过吗？’应行于是拜谢请求，反复阅读它的论说，见其议论宏博，引证详明，都是先儒所未能达到的，于是向程公请求，希望刊刻在郡学中，与学者共同研习。程公说：‘这正是我的志愿。’于是拿出公帑十五万余钱，帮助支付费用，又请程公写序，置于篇首。所有绘制的图，原来以青色表示水，现在改用黑色并以水波纹区别；原来以黄色表示河，现在改用两条黑线区别；古今州、道、郡、县的疆界，原来都用红色绘制，现在改用单条黑线区别；旧说中不妥当的地方，现在都用雌黄涂改的断线区别出来。’ 这篇文章一经流传，就能使学者观察帝王治理疆域的情形，看到宇宙的广大空旷，感慨古今，人人都生出在燕然山刻石记功那样的志向。那么，阅读这部书，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淳熙辛丑年上元节后第五天。大昌自序说：‘臣想到，帝王统治天下，凡是四海九州的地势形势、名山大川的向背、九夷八蛮的区域，都必须先考察清楚它们的曲折内外，然后才能大体安置、抚治，审慎地决定施政措施，并在实际事务中取得成效。禹出而治水时，所遇到的是水患，所以他的规划必定以安定高山大川为开始。高山既已安定，避开阻碍就有了办法；大川不再迷失，疏浚和引导就有了方向。因此，工程所及之处，土地平整，水患平息，事情不违背原有规律；知道方向便可以施行，完全没有不适宜的地方。如今这些都详载于《禹贡》，虽然主要是为治水而作，但同时区分安排夷夏，传播施行政教，使四海能够成为唐虞之世；它所留下的法则和教诲，大概是帝王都应当取法的。孔子采录并记载了它，这部书难道只是为治河者提供地理资料吗？有大作为的君主，想要踏着禹的足迹来治理天下，这部书就是可以考察的禹舆地图志。然而，天下最大的七条河流，如江、淮、河、汉、济、黑水、弱水，天地不能越过它们而自显其广大，大禹的功业也不能离开它们而自立；但它们的名称、遗迹和道路，世代流传下来已失去真实，七条中竟有六条被弄错。君主如果想追寻禹的足迹，却不能得到这七条河流的真实情况，就好像禹治理水患时高山大川还没有安定，却想推行他的宏大规划，那将依据什么来安排施政的次序呢？’

译既然如此，读书人考察古事，以等待有国之君采择，并把这些推及世间事务，大概没有比这部书更重要的了。然而距离古代越远，简册又不能同禹直接接触，要辨正它们实在困难。只是有一点：经文虽然简略，但对于事情没有不包括的。如果就它的简略文字而得到它所包含的全部意义，那么即使广阔无边的古迹只见于一千多字，也没有什么缺少的。若只嫌它文字简略，以为文字之外便没有可以发明的意义，必然越出经文而到外部去寻求；说法成立了，经文却不相应，那么考据又能依靠什么呢？臣正因为这个缘故，每当古说出现疑误和抵牾，就把训传全部屏除，只熟读经文。研味长久之后，忽然在一言一字之间，觉察到它的意旨可以总括前后，于是以此作为依据，并进一步参互校验。等到贯通了整部经书，再同旁证史籍相互核对，又根据人情物理加以验证和衡量，于是内心跃然欢喜，豁然醒悟，知道极其简略的文字中包含着极其广博的内容。就像人身有脉，绵延若有若无，可以精细察知，却不能仓促看见；这才知道圣经不同于普通史书。把所见积累起来，编撰成论，共五十一篇。哪里敢说自己能够阐明它？但我逐章学习，直到白头也不知停止，也希望能把它施用于实际，而不只是写成空话。’ 臣近来因进讲黑水，终于得以陈述自己平素的见解。圣明的皇上全部采纳，不认为臣愚昧，反而加以宠奖，并且宣谕臣说：‘《禹贡》对于古今山川地理无不贯通，是最难明白的。卿撰写论说来依据证据加以说明，用功实在太多了。’皇上多次嘉奖，命臣把书进献。臣恭敬地接受圣明的教诲，哪里敢以浅陋为辞？谨将所著的论说缮写进献。臣凭浅薄见闻而广泛考察，身处千百世之后，探究前人未能妥善说明之处，拿自己偶然得到的见解，陈述在天纵圣明的学问面前，实在深知自己不自量。然而，臣千百次思虑所得的愚见，或许有一得之处，大都依据经文探求传注，又从传注返回经文；借《禹贡》来说明《禹贡》，从未舍弃经文而自行提出一己之见。如今把这些进献给君上，并不是臣敢自作这样的言论。禹在书中叙述治水经略、开创功业时说：‘向东渐及大海，向西遍及流沙，北方和南方都达到声教。’臣恳切希望效忠的，正是这句话。至于山川方域，分散在四海之内，而名称、遗迹、道路的变化，不下于千百种。臣所著的论说，只能总括这些事情，不能逐一陈述它们的方向和位置，所以另行绘图来表明它们。如果有幸得到采择，或许可以便于省览。又在自序之后所作的后论中说：‘臣想到，大禹治水的功绩泽被万世，但黄河尤其不断成为治理天下的祸患；比较治理它所耗费的劳力和费用，几乎像对付一个敌国。然而百姓又从未得到安宁。汴渠的规划并非出自禹时，但运输的便利却胜过没有汴渠的时候。臣由此知道，天下的事情，如果它的形态事先没有显现出来，即使圣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感发其智慧而制定办法。因此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礼乐制度灿然完备；汉朝创设笞、杖、徒、流等刑罚来代替肉刑，后世百代便再也难以改变。大概是看见事物的形态之后，才知道如何安排。’臣本来是为了考察《禹贡》，进而研究古今山川的曲折，于是想到黄河、汴水这两条河，本朝尤其曾经关注，其中确实有许多应当讲求、以备考察和施用的事项。臣就随着所见加以记录，作为《禹贡后论》。近来因奏对，有幸得到圣上的采纳，皇上宣召索取，臣不敢以愚陋为辞，谨将此文录写进献。事情尚未发生而预先知道其中必然的道理，那么事情发生时就能谋划审定；这就是臣区区的愚诚。’ 陈振孙说：‘论共五十三篇，后论八篇，图三十一幅。对于江、河、淮、汉、济、黑、弱水七条大河，认为旧传失实，并一一加以辨证。淳熙四年进献。宇宙广大，上下数千年，幅员数万里，自己没有亲自经历，耳目没有亲自听闻见到，却想凭一心裁决、用一说定论，怎么能保证全都没有抵牾？但总的来说，这是卓然独立、不盲从传注的一部书。’《中兴书目》说：‘《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专门论述河、汴两水的祸患。又有《禹贡论图》五卷，依据《禹贡备论》所记历代山川、郡县名称的变迁，以唐代地理书为标准。’ 王应麟说：‘淳熙四年七月，刑部侍郎程大昌进献《禹贡论》五十二篇、后论八篇，皇上下诏交付秘阁收藏。’ 周密说：‘程泰之以天官身份兼任经筵官，进讲《禹贡》中缺文和疑义，疏证说明十分详细，而且多次引用外国幽深奥妙的地理，阜陵很厌烦这些内容。皇上宣谕宰执说：六经残缺的篇简，有疑问而无法确定的地方保留疑问就可以了，何必强行解释？况且地理既然不是亲自经历，即使圣贤也有不知道的地方，朕实在不明白他的说法，想来他治理铨曹也会这样。’不久便被调任外地。归有光跋说：‘《禹贡论》五十二篇，是从魏恭简公那里得到的；已故友人吴纯甫家中收藏有《禹贡图》，都是淳熙辛丑年泉州的旧刻本。程泰之这部书，世人称赞它精深博大，但我认为山川土地如果不是亲自走过，终究无法得到真实情况。太史公说：张骞追寻黄河源头，哪里见到了所谓昆仑山呢？元世祖至元十七年，派使驿治理运河，在土番朵甘思西部边境的星宿海，所谓黄河源头，才真正被找到。像程泰之所辨析的鸟鼠同穴，他用了数百字，认为是两座山；而我郡都太仆曾亲自到过那座山，看见鸟和鼠一同出入洞穴，这才知道天地之间没有什么不存在，不可以凭臆测武断。’ 王氏【炎】《禹贡辨》。一卷。未见。《经义考》卷九十三。《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九十四。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书【二十三】。陈氏【埴】《禹贡辨》。一卷。未见。《浙江通志》说：陈埴，字器之，永嘉人。跟随朱文公学习，考中进士，以通直郎身份退休。学者称他为濳室先生。李氏【方子】《禹贡解》。未见。《邵武府志》说：李方子，字公晦，光泽人，是朱子的高足，自号果斋。嘉定七年考中进士第三名，屡次升任，官至国子录，任辰州通判。宝庆二年，真德秀、袁甫把他所著的《禹贡解》取来进献，朝廷特授他朝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