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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史藏经义考二百二十三

经义考卷二百三十一

史藏 · 目录 · 已译 · 第 908–910 段

施徳操曰: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遏邪说于横流,啓人心于方炽。呜呼!尧舜之道,自孔子传之曽子,曽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得其传,然后孔子之道益尊,而曽子、子思之道益着。其所以发明斯人,开悟后世者,至深矣。刘昌诗曰:「孟子题辞」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正。予乡新喻谢氏多藏古书,有《性善辨》一帙,则知与《文说》《孝经》为正,是谓四篇。朱子曰:「孟子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知非缀缉所就也。」又曰:「孟子疑自着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又曰:「孟子要熟读。」又曰:「读孟子,非惟看他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通贯。语意反覆,明白峻洁。无一字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张栻曰:「孟子当战国横流之时,发挥天理,遏止人欲,深切着明。」陈文蔚曰:「孟子每段自有一二句纲领,其后只自解此一二句。」辅广曰:「子思之门人无有显名于世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传,则疑亲受业于子思者为是。」董铢曰:「史记」谓孟子之书,孟子自作;赵岐谓其徒所记。今观七篇文字,笔势如此,决是一手所成,非「鲁论」比也。然其问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亦恐是其徒所记,孟子或曾略加删定也。陈渊曰孟子七篇専发明性善髙似孙曰:「士生战国之间,其能屹主中流,一扫羣异,学必孔氏,言必六经者,孟子一人而已。」王应麟曰:「孟子羽翼孔氏,七篇垂训,法严义精。知性知天,易之奥也;以意逆志,诗之纲也;言称尧舜,书之要也。井田爵禄之制,可以知礼;王霸义利之辨,可以知春秋。故儒者称之曰通五经。」又曰:「孟子学伊尹者也,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是亦圣之任。」又曰:「论语终于尧曰篇,孟子终于尧舜汤文孔子,而荀子亦终尧问,其意一也。」又曰:「孟子字未闻。《孔丛子》云:『子车』,注一作『子居』。居贫坎轲,故名轲,字子居,亦称字子舆。疑皆傅防。」黄震曰:孟子尊孔氏而辟杨墨,明王道而黜霸功,卓然有功万世,而世犹或讥之。夫李泰伯以富国彊兵为学,其讥孟子宜也。如司马公大儒亦讥之,岂非孟子说诱时君,变化百出,温公守朴意见所不合与?吁,此可与权之难也。又曰:晦庵谓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事,与《史记》《荀子》等书不合。按《史记》齐伐燕有二事:齐宣王先甞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恵王》篇所载问答称齐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称宣王者,孟子作于宣王已没之后,故以諡称,而赵岐注亦称齐宣王也。齐涽王后又伐燕,燕王哙以燕与子之,齐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孙丑》篇所载沈同问燕可伐与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称齐王者,作《孟子》时涽王尚在,未有諡之可称,赵岐注亦止称王也。燕哙逊国在齐宣卒后九年,湣王伐燕在齐宣卒后十年,以此见伐燕哙非齐宣王甚明。湣王在位四十年,孟子不及见湣王卒,故《孟子》书自《公孙丑》篇后凡涉齐事皆止称王。陈贾作《周公未尽仁智论》终篇止说齐王,近世师儒援为王留行事,谓有区区齐宣不足为圣世道说者,遂亦误指伐哙为齐宣王事矣。此系乡人蒋监簿晓之说。马端临曰:前史《艺文志》俱以《论语》入经类,《孟子》入儒家类。《直斋陈氏书録解题》始以语孟同入经类,其说曰: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扬以降所可同日语也。今国家设科,语孟并列于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合为一类,今从之。赵徳曰:「孟子言书凡二十九,援诗凡三十五。」

译施德操说:“孟子有四项大的功劳:阐明人性本善,这是第一项;阐明浩然之气,这是第二项;排斥杨朱、墨子的学说,这是第三项;贬抑五霸而尊崇三王,这是第四项。这四件事,阐发了孔氏没有谈到的内容,说明了六经没有记载的道理,在邪说横流时加以遏止,在人心正要炽盛时加以开启。唉!尧舜之道,由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孟子得到这一传承以后,孔子的道理更加尊贵,曾子、子思的道理也更加显著。他用来阐明圣人、启发后世的作用,实在深远。” 刘昌诗说:《孟子题辞》。另外还有外书四篇,其中《性善辨》《文说》《孝经》属于正篇。我乡中新喻县谢氏家中收藏很多古书,有一册《性善辨》,由此可知它与《文说》《孝经》属于正篇,这就是所谓四篇。朱子说:“《孟子》七篇,观察它的文笔气势,就像熔铸而成,知道不是拼缀编辑出来的。”又说:“《孟子》大概是孟子亲自撰写的书,所以首尾文字风格一致。”又说:“读《孟子》要熟读。”又说:“读《孟子》,不能只看其中的义理。” 把它熟读了,就会明白作文的方法:首尾相互照应,文脉贯通;语意反复申说,明白峻洁;没有一个字是闲置的。人如果能这样作文,就是第一等的文章。张栻说:“孟子处在战国动荡泛滥的时候,阐发天理,遏制人欲,深刻而明白。” 陈文蔚说:“《孟子》每一段自有一两句纲领,后面只是自行解释这一两句话。” 辅广说:“子思的门人没有人在世上显名,而孟子确实得到了子思的传授,那么推测他亲自受业于子思,才是正确的。” 董铢说:“《史记》认为《孟子》是孟子亲自撰写的,赵岐则认为是他的门徒记录的。现在看《孟子》七篇的文字,笔势如此,肯定是出于一人之手,不是《鲁论》所能相比的。然而其中有的地方说:‘孟子阐述性善,言论一定称说尧、舜’,也恐怕是他的门徒记录的,孟子或许曾经略加删定。” 陈渊说:《孟子》七篇专门阐发、说明性善。高似孙说:“士人生活在战国之中,能够像柱石一样屹立于中流,扫除群起的异说,学习必定以孔氏为宗,言论必定以六经为依据的,只有孟子一人而已。” 王应麟说:“孟子辅翼孔氏,《孟子》七篇垂示训诫,法度严整,义理精密。认识人的本性、认识天道,是《易》的奥义;用自己的意念去揣度诗人的意旨,是《诗》的纲领;言论称说尧、舜,是《书》的要旨。井田、爵禄的制度,可以借以了解《礼》;王道、霸道以及义利的辨析,可以借以了解《春秋》。所以儒者称它为贯通五经之书。”又说:“孟子学习伊尹,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这就是所谓圣人所承担的责任。”又说:“《论语》结束于《尧曰》篇,《孟子》结束于尧、舜、汤、文王、孔子,荀子也以尧问作结,它们的意思是相同的。”又说:“孟子的字没有流传下来。《孔丛子》说是‘子车’,注本有一个版本作‘子居’。他居处贫困、遭遇坎坷,所以名轲,字子居,也有人称他的字为子舆。怀疑这些都是后人的附会。” 黄震说:孟子尊崇孔氏而排斥杨朱、墨翟,阐明王道而贬斥霸业,卓然对万世有功,但世上仍有人讥讽他。李泰伯把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作为学问,讥讽孟子是应该的。像司马光这样的大学者也讥讽孟子,难道不是因为孟子游说当时的君主,变化多端,而司马光守持朴实的见解,与他不相合吗?唉,这真是难以权衡的事情。又说:晦庵认为孟子所说的伐燕,是齐宣王时的事情,这与《史记》《荀子》等书不合。考察《史记》,齐国伐燕有两件事:齐宣王曾经先行伐燕,燕文公死后,易王刚即位,齐宣王趁燕国丧事出兵攻打,取得十座城,这就是《孟子·梁惠王》篇所记载的、称齐宣王时的问答,这是第一件事。称作宣王,是因为《孟子》写于宣王去世以后,所以用谥号称呼他;赵岐的注也称齐宣王。齐湣王后来又伐燕,燕王哙把燕国让给子之,齐国攻打燕国,攻下七十座城,这就是《孟子·公孙丑》篇所记沈同询问燕国是否可以讨伐的事情,这是第二件事。这里只称‘齐王’,是因为撰写《孟子》时湣王还在世,还没有可以称呼的谥号;赵岐的注也只称‘王’。燕王哙让国是在齐宣王死后九年,湣王伐燕是在齐宣王死后十年,由此可见,伐燕王哙并不是齐宣王时的事情,十分清楚。” 湣王在位四十年,孟子没有活到看见湣王去世,所以《孟子》一书从《公孙丑》篇以后,凡是涉及齐国的事情都只称‘王’。陈贾撰写《周公未尽仁智论》,篇末只说‘齐王’;近世的师儒援引它来说明为王留下的事情,认为区区齐宣王不值得作为圣世的道理来说明,于是也错误地把伐燕王哙说成齐宣王时的事情。这是我的同乡蒋监簿晓所说。马端临说:前代史书的《艺文志》都把《论语》列入经部,把《孟子》列入儒家类。《直斋陈氏书录解题》才开始把《论语》《孟子》一同列入经部,它说:自从韩文公称孔子之道传给了孟轲,孟轲死后没有得到传人,天下学者都说孔孟。《孟子》一书本来就不是荀子、扬雄以后的人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如今国家设置科举, 《论语》《孟子》并列为经书,而程氏诸儒对这两部书的训解常常互相表里,所以合列为一类,现在依从这种做法。” 赵德说:“《孟子》引用《书》共二十九处,引用《诗》共三十五处。”

何异孙曰孟子是轲自作之书薛瑄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传,经千余载,世儒例以子书视之,知孟子者,韩子一人而已。」王鸿儒曰:「孟子之学,明在于事亲、事长,而幽极于知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贯之,此所以为醇乎醇之儒也。」胡居仁曰:孟子求放心,集义养气,内外本末交尽。郝敬曰:战国处士横议,杨朱、墨翟、邹衍、鬼谷子、公孙龙之辈,百家簧鼓竽滥,不可胜听。而孟子生当斯时,独能守仁义、性善、孝弟、中庸之教,发明显微、博约、下学上达之防,斩然归于一。七篇之辞,彰明较着,而其防精融浑化,使当世由之而不知,后世习之而不察。呜呼!微已。又曰:赵岐谓孟子通六经,尤长于诗、书。程正叔谓孟子云:「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知易莫如孟子。又云:「王者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无义战。」知春秋莫如孟子。按孟子言四端,即易之四徳也。仁义即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即易继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即易穷理尽性至于命也。兵贵人和,得诸师;养大体,得诸颐;圣人于天道,得诸干;收放心、养夜气,得诸复;寡欲,得诸无妄;与王驩、稷下诸人处,包荒不失其正,得诸否;学孔子圣之时,得诸先后天。他可类推,则是知易诚未有如孟子者矣。其于书也,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后张霸之《武成》,孔安国之古文,皆以鱼目乱珠,乃知孟子取二三防,其辨精矣。其言道徳必称尧舜,言征伐必称汤武,则知书诚未有如孟子者矣。《诗》三百,古序其来已旧,后儒以辞害志,如咸邱防、髙叟之辈,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学诗心法,孔子与赐、商言诗意正同。然则知诗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说《春秋》,谓仲尼奬五霸,率诸侯事盟主,此无稽之言,诸传皆纷纷语梦,而独孟子谓五霸三王之罪人,《春秋》与《梼杌》同。然则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于先王之礼,巡狩、述职、班爵禄、井田、学校,皆治天下大经大法,其说明征典要,可信可传。其言曰:「非礼之礼,大人弗为。」其论礼惟恭敬辞让,入孝出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乐之实乐斯二者【云云】故达礼乐之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是故有六经,不可以无孟子也。又曰:孟子器宇正自寛平,言语行事极近人情,不见诸侯而齐宣好士,未甞不往;仕不受禄而宋薛之餽,未甞不受。道不茍合,而不为小丈夫之悻怒,故去齐必三宿;亷不茍取,而不为陈仲子之矫情,故交际不辞。▯章得罪于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礼貌。夷之受学于墨者,不以为异端,吝其教诲。其告君也:园囿亦可,台池鸟兽亦可,好乐亦可,好货好色亦可。故曰:人不足责,政不足闲,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仓之谤,不遇于鲁,而未甞怨其沮已;以王驩之佞幸出吊于滕,而未甞不与之朝暮。虽往返不言,而终不激小人之怒。甞不恱于公行子之家,而从容片辞,嫌疑立解。宛然孔子待阳货、公伯寮气象,岂非愿学之深,有得于温良恭俭让之遗范者欤?是故以伯夷为隘,以栁下恵为不恭,以仲尼为不为已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犹谓锋芒太露,然则必如小人之无忌惮而后可者矣。又曰:孟子言性善,原于孔子。孔子賛易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此性善之渊源也。子思作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此子思之受指于夫子者也。孟子因夫子、子思之说,故曰:「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即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大本达道之防也。又曰:论语多言仁,孟子多言义。

译何异孙说:《孟子》是孟轲亲自撰写的书。薛瑄说:“《孟子》七篇,是洙水、泗水之间儒学的正统传承;经历一千多年,世上的儒者通常把它当作子书看待,真正懂得孟子的,只有韩子一人而已。” 王鸿儒说:“孟子的学问,明显表现在侍奉父母、侍奉尊长方面,深奥处则达到认识本性、认识天道。上下、本末一以贯通,这就是他成为醇厚之至的儒者的原因。” 胡居仁说:孟子寻求收回放失的本心,积累义理以养浩然之气,内外、本末都兼顾到了。郝敬说:战国时隐士纵横议论,杨朱、墨翟、邹衍、鬼谷子、公孙龙这一类人,百家的言论像吹奏笙簧、鼓吹滥调一样,听也听不完。孟子生在这个时代,却独能守持仁义、性善、孝悌、中庸的教诲,阐明隐微与显著、博学与简约、下学与上达的道理,决然归于一统。《孟子》七篇的言辞,明白显著,而其中的道理精密、融通、浑然一体,使当时的人遵循它却不知道,后世的人习用它却不察觉。唉,这种道理几乎已经失传了。又说:赵岐说孟子通晓六经,尤其长于《诗》《书》。程正叔说孟子讲:‘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处就退处,可以长期任职就长期任职,可以迅速离去就迅速离去。’对于《易》的认识,没有谁像孟子这样深。又说:‘王者的足迹停止了,《诗》便亡失;《诗》亡失以后,《春秋》才产生。’‘《春秋》中没有合乎义的战争。’对于《春秋》的认识,没有谁像孟子这样深。考察孟子所说的四端,就是《易》的四德;仁义就是《易》所说的立人之道;性善就是《易》所说的继承善而成就本性;认识本性、认识天道,就是《易》所说的穷究道理、尽极本性而达到天命;用兵以人心和同为贵,这可以从《师》卦得到;养护人的大体,这可以从《颐》卦得到;圣人对于天道的认识,这可以从《乾》卦得到;收回放失的本心、培养夜间清明的气,这可以从《复》卦得到;减少欲望,这可以从《无妄》卦得到;与王驩、稷下诸人相处,包容荒杂而不失正道,这可以从《否》卦得到;学习孔子作为圣人而能随时应变,这可以从先天、后天得到。其他方面可以类推,那么说到认识《易》,确实没有谁像孟子这样深。他谈到《书》时说:‘完全相信《书》,还不如没有《书》。’后来张霸的《武成》、孔安国的古文《尚书》,都把鱼目混入珍珠,这才知道孟子所取用的二三条原则,其辨别是精密的。他谈论道德一定称说尧、舜,谈论征伐一定称说汤、武,由此可知,在认识《书》方面确实没有谁像孟子这样深。《诗》三百篇,古代的序传来已久,后来的儒者却以文辞损害诗意,像咸丘蒙、高叟之流,孟子教导他们说:‘不要因为文字而损害辞意,不要因为辞意而损害诗人的意旨,要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诗人的志意。’这是千古以来学习《诗》的心法,孔子对端木赐、卜商所说的诗意,正与此相同。这样说来,在认识《诗》方面没有谁像孟子这样深。世上的儒者解释《春秋》,说仲尼赞许五霸,率领诸侯奉事盟主;这是没有根据的话,各家传注纷纷说些梦话,只有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春秋》与《梼杌》相同。这样说来,认识《春秋》哪里有谁能像孟子呢?至于先王的礼制,如巡狩、述职、颁布爵禄、井田、学校,都是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孟子对它们的说明征引典章、切合要旨,值得相信,也值得传承。”},{ 他曾说:“不合礼的礼法,大人是不做的。”他所论说的礼,只是恭敬、辞让,入则孝顺父母、出则敬爱兄长;礼的实质正在于这些,而礼的节文也是如此。音乐的实质,就是使这两件事得到快乐【以下省略】。所以,能够通达礼乐实情的人,又有谁能像孟子这样呢?因此,既然有六经,就不可以没有《孟子》。他又说:孟子的气度仪表本来就宽厚平和,说话做事极其合乎人情。他没有拜见诸侯,但齐宣王喜好贤士,他却没有不前往的;做官不接受俸禄,但宋、薛两国的馈赠,他没有不接受的。他的道义不苟且迎合,却也不作小丈夫那样的任性愤怒,所以离开齐国时一定住满三夜;他的廉洁不苟且取利,却也不作陈仲子那样矫饰情态,所以交际往来并不推辞。〔原文“▯章”〕得罪了父亲,并不因为听信别人的话就对父亲失去礼貌。夷之向墨家学习,他也不把他当作异端而吝惜教诲。他劝告君主时说:园囿也可以有,台池、鸟兽也可以有,喜好音乐也可以有,喜好财货、女色也可以有。因此他说:人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政事没有什么值得非难的,只要纠正君心中的错误罢了。所以,孟子因臧仓的诽谤而不能在鲁国得到任用,却从未怨恨臧仓阻挠自己;又因王驩凭借佞幸身份出面到滕国吊丧,却从未不与他朝夕相处。他虽然来往之间不说什么,始终也不激怒小人。他曾在公行子家中感到不高兴,却只从容说了几句话,嫌疑立即消除了。这完全呈现出孔子对待阳货、公伯寮时的气象,难道不是因为他深切地希望学习孔子,已经得到孔子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遗风的缘故吗?所以,他认为伯夷气量狭窄,认为柳下惠不够恭敬,认为仲尼不做过分的事情;由此可知他的志向和仰慕所在。然而世间儒者还说他锋芒太露,那么难道一定要像小人那样毫无顾忌、毫无畏惧才可以吗?他又说:孟子说性本善,源头在孔子。孔子赞《易》说:“继承并使之延续的就是善,成就并实现它的就是性。”又说:“不思虑,不作为,寂静而不动,一旦受到感应,就通达天下万事的规律。”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境界,谁能达到这样呢?这就是性善说的渊源。子思作《中庸》说:“上天所赋予人的叫作性,遵循本性而行叫作道;喜怒哀乐尚未发出叫作中,发出后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正道。这就是子思从孔子那里接受的指示。孟子依据孔子、子思的学说,所以说:“天下人谈论性,不过是在说它的故常罢了。”所谓故常,是以顺利发展为根本;至于人的真实情性,则可以使它成为善。所谓善,就是寂静而不动、感应后便通达天下之理,也就是大本和达道的范围。他又说:《论语》多谈仁,《孟子》多谈义。

论语道广而大,仁为至;七篇法严而精,义为至。恻隠之心,虽禽兽亦有;羞恶之心,惟圣贤能充。小大之分也。论语与羣贤论学,故包罗大;孟子与世人励亷耻,故切劘精。又曰:论语章法简短。故是后人记録孟子文章长展,非他人可代,正是孟子手笔。苏明允谓孟子之文不为巉刻斩絶之言,而其锋不可犯。朱元晦谓七篇笔势如镕铸,非缀缉可就,斯为知言。又曰:史称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而不言门人姓名,甚无根柢。据七篇中义理文字,多与子思中庸合,其言性命原本中庸,如居下位不获乎上一章文字义理,全与中庸同。又礼记檀弓载子思对鲁缪公问旧君反服,与孟子对齐宣王旧君有服意同,而孟子又自谓未得为孔子徒,私淑诸人,故或谓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近似王劭解史记以人字为衍。赵岐注孟子及孔丛子书,遂谓孟子亲受业于子思,非也。按孟子言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嵗,子未得为孔子徒,又言鲁缪公时子思为臣,今按孔氏生伯鱼,伯鱼生子思,而伯鱼先孔子卒,则是子思犹及亲事夫子,与夫子同时,后此百余年,孟子长受业,安得子思尚在?夫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缪公乃立,上距孔子殁时已七十一年矣,而子思为缪公臣,计其时年已老,故告缪公语多质直,盖年髙为缪公所严事,故曰「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孟子谱谓孟子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则是鲁文公之六年也,上距鲁缪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时逺矣,故谓亲受业者误。杨豫孙曰:「孟子前史皆在儒家,至宋始列于经。其七篇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説孝、经为政。赵岐云:『伪书也。』汉文帝常置博士,其后王充、林慎思、冯休、李觏、司马光、郑厚叔之徒,与孟子异者六家。故世儒又有翼孟、尊孟等书。」

经义考卷二百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三十二翰林院检讨朱彞尊撰孟子【二】扬氏雄等四注孟子

宋志十四卷佚中兴艺文志》题扬雄、韩愈、李翺、熙时子四家注,防意浅近,盖依托者。王氏【充】刺孟

一卷存后汉书》王充字仲任,防稽上虞人。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通众流百家之言。仕郡为功曹,不合,去。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其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永元中卒。邵博曰:「大贤若孟子,其可议乎?后汉王充乃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刺孟,出《论衡》。韩退之賛其闭门▯思,《论衡》以修矣。则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论,亦或不然也。」按刺孟计六篇赵氏【岐】孟子注

译《论语》的道理广博而宏大,以仁为最高境界;《孟子》七篇的法则严密而精深,以义为最高境界。恻隐之心,即使禽兽也有;羞耻和憎恶之心,只有圣贤才能充分发挥。这就是大小的区别。《论语》是与众位贤者共同讨论学习,所以内容包罗广大;《孟子》是用来勉励世人知廉耻,所以切实而精微。他又说:《论语》的章法简短。因此,后人所记录的《孟子》文章篇幅较长、铺陈展开,不是别人能够代写的,确实是孟子亲自写成的。苏明允说,孟子的文章不作险峻刻薄、斩截决绝之语,但它的锋芒不可侵犯。朱元晦说,七篇文章的笔势如同熔铸而成,不是拼缀编辑所能完成的,这才算懂得言语。他又说:史书称孟子在子思的门人门下受业,却不说门人的姓名,实在没有根据。根据《孟子》七篇中的义理和文字,其中很多与《中庸》相合;它关于性命的根本,也出于《中庸》,例如“居下位而不得于上”一章,文字义理全都与《中庸》相同。《礼记·檀弓》记载子思回答鲁缪公关于旧君去世后返服的问题,与孟子回答齐宣王关于旧君服丧的问题,意思相同;而孟子又自称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弟子,只是私下向别人学习。因此,有人认为孟子是在子思的门人门下受业,这个说法近似王劭解释《史记》时认为“人”字是衍文。赵岐在《孟子注》和《孔丛子》中,于是说孟子亲自向子思受业,这是不对的。考察孟子所说的道理是由孔子传来,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他又说自己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弟子,还说鲁缪公在位时子思担任臣下。现在考察孔氏一系:孔子生伯鱼,伯鱼生子思,而伯鱼先于孔子去世;这样看来,子思还来得及亲自侍奉孔子,与孔子处于同一时代。此后一百多年,孟子长大后才受业,子思怎么可能还在世呢?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又过十一年哀公去世,悼公即位;悼公三十七年,元公即位;元公二十一年,缪公才即位。从孔子去世算起,已经七十一年了。子思担任缪公的臣子,估计当时年纪已经很老,所以他告诫缪公的话多质朴直率,大概是因为年长而受到缪公严肃礼敬的缘故。因此说:“缪公身边如果没有子思这样的人,就不能使子思安心。”《孟子谱》说孟子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这就是鲁文公六年;从鲁缪公元年算起,已经一百二十一年,距离子思的时代很远了,所以说孟子亲自向子思受业,是错误的。杨豫孙说:“孟子在宋代以前的史书中都列在儒家,到了宋代才列入经书。除《孟子》七篇之外,还有四篇书:《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赵岐说:‘这是伪书。’汉文帝曾设置《孟子》博士。此后,王充、林慎思、冯休、李觏、司马光、郑厚叔等人,与孟子意见不同的共有六家。因此,世间儒者又有《翼孟》《尊孟》等书。” 《经义考》卷二百三十一。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三十二。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孟子》【二】。扬雄等四家注《孟子》。《宋志》著录十四卷。已亡佚。《中兴艺文志》题作扬雄、韩愈、李翱、熙时子四家注,〔原文“防意”〕意思浅近,大概是托名伪作。王充《刺孟》。一卷。今存。《后汉书》记载: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拜扶风班彪为师,喜欢广泛阅览,不拘守章句,通晓各家各派的学说。入仕郡中任功曹,因意见不合而离去。刺史董勤征召他任从事,后转任治中。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推荐他的才学,肃宗特地下诏让公车征召他,他因病没有成行。永元年间去世。邵博说:“像孟子这样的大贤,难道可以非议吗?后汉王充竟然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刺孟》,收入《论衡》。韩退之称赞王充闭门深思,《论衡》也因此得到修订。这样看来,韩退之关于孟子‘醇厚到了极点’的议论,也未必正确。” 考察《刺孟》共六篇。赵岐《孟子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