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三
十七卷存继公自序曰：「仪礼，何代之书也？曰：周之书也。何人所作也？曰：先儒皆以为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时已老矣，未必暇为此事也。至周公相成王，乃始制礼作乐，以致太平，故以其时考之，则当是周公之书。又以其书考之，辞意简严，品节详备，非圣人莫能为，益有以见其果为周公之书也。然周公此书，乃为侯国而作也，而王朝之礼不与焉。何以知其然也？书中十七篇：冠、昏、相见、乡饮、乡射、士丧、既夕、士虞、特牲馈食，凡九篇，皆言侯国之士礼；少牢馈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国之大夫礼；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诸侯之礼；惟觐礼一篇，则言诸侯朝天子之礼，然主于诸侯而言也。丧服篇中，言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详矣，其间虽有诸侯及诸侯之大夫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于诸侯与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观之，则此书决为侯国之书无疑矣。然则圣人必为侯国作此书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冠昏、射御、朝聘。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以夫子此言证之，则是书也，圣人其以为正天下之具也与？故当是时，天下五等之国，莫不寳守是书，而藏之有司，以为典籍，无事则其君臣相与讲明之，有事则皆据此以行礼，又且班之于其国以教其人，此有周之时所以国无异礼、家无殊俗、兵寝刑措以跻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后王室衰微，诸侯不道，乐于放纵而惮于检束也，于是恶典籍之不便于已，而皆去之，则其向之受于王朝者不复藏于有司矣，向之藏于有司者或私传于民间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絶如线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为侯国之书固也，岂其本数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经文与其礼之类考之，恐其篇数本不止是也，但经之言士礼特详，其于大夫则但见其祭祀耳，而其昏礼、丧礼则无闻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礼云：“设洗如飨”，谓如其公飨大夫之礼也，而今之经乃无是礼焉，则是逸之也，明矣。又诸侯之有觐礼，但用于王朝耳，若其邦交，当亦有相朝、相飨、相食之礼，又诸侯当亦有丧礼、祭礼，而今皆无闻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经之所尝言、礼之所可推者而知之也，而况其间又有不尽然者乎？由此言之，则是经之篇数本不止于十七，亦可见矣。但不知诸侯既去其籍之后即失之耶，抑传之民间久而后失之也？是皆不可得而考矣。又后序曰：礼古经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后皆有记，四篇则无之。四篇者，士相见、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度之，此四篇者未必无一记之可言，或者有之而亡逸焉尔。夫记者，乃后人述其所闻，以足经意者也。旧各置之于其本篇之后者，所以尊经而不敢与之杂也。朱子作《仪礼经解》，乃始以记文分属于经文每条之下，谓以从简便。予作集说，而于此则不能从也。予非求异于朱子也，顾其势有所不可耳。何以言之？仪礼诸篇之记，有特为一条而发者，有兼为两条而发者，亦有兼为数条而发者，亦有于经意之外别见他礼者。若其但为一条而发者，固可用通解之例矣，非是则未见其可也。何则？通解之书，规模大而篇数繁，其记文有不可附于本篇毎条之下者，则或于其篇末见之，否则于他篇附之。故虽未必尽如其所谓以从简便之说，而其于记文亦皆包括而无所遗也。然以记者之意考之，则亦不为无少异矣。予之所撰者，但十七篇之集说耳，若亦用此法则其所遗者不既多乎？故不若仍旧贯之为愈，而不敢效朱子通解之为也。鲁人所谓「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者」，吾有取焉耳，夫岂敢有求异之意哉？且夫《易》之为书也，更四圣而后成，伏羲画卦爻，文王、周公作卦爻之辞，孔子作文言、彖、象之辞。其始也，四圣之书或前或后，各居一处，不相杂也。后世学者乃各分而合之，以从简便。及至朱子复厘正之，以复古经之旧。夫文言与彖、象之辞，可以附于每卦每爻之下者也，朱子犹且正之，盖不欲其相杂也。而况此记之文有不可尽入于本篇每条之下者乎？由是言之，则予之不敢用通解之法也，亦宜矣，又何足怪焉？大德辛丑仲秋望日，张萱曰敖注多仍旧文，与朱子通解稍异。姓谱》敖继公，字长寿，福州人，寓居湖州。▯通经术，赵孟頫师事之。平章高显亲荐于朝，授信州教授，命下而卒。
译十七卷 尚存 继公自序说：“《仪礼》是什么时代的书？回答说：是周代的书。是什么人写的？回答说：先儒都认为是周公所作，我也认为或许确实如此。凭什么这样说？周从武王开始拥有天下，但那时武王已经年老了，未必有时间做这件事。到了周公辅佐成王，才开始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以达到太平，所以按照时代考察，应当是周公的书。再考察这部书，文辞意义简约严正，礼仪品节详尽完备，不是圣人不能写成，更加可以看出它果然是周公的书。然而，周公这部书是为诸侯国制定的，王朝的礼制并不包括在内。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书中十七篇中，冠礼、婚礼、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共九篇，都是讲诸侯国士人的礼；少牢馈食礼上、下两篇，都是讲诸侯国大夫的礼；聘礼、食礼、燕礼、大射礼四篇，都是讲诸侯的礼；只有觐礼一篇，是讲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但着重点在诸侯方面。《丧服》篇中，对诸侯以及公子、大夫、士的丧服讲得很详细，其中虽然有诸侯及诸侯的大夫为天子服丧的服制，但也都是着重讲诸侯及其大夫的服制。” 由此看来，这部书确实是诸侯国的书，毫无疑问。那么，圣人一定要为诸侯国撰写这部书，原因是什么呢？孔子曾说：‘礼，一定以天为本，以地为依据，列明鬼神的次序，并贯彻到丧祭、冠婚、射御、朝聘等方面。圣人用礼来教示人们，所以天下和国家都能够得到治理。’用孔子这句话来验证，那么这部书就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工具吧？因此在那个时代，天下五等爵位的诸侯国，没有不珍重保存这部书的，并把它收藏在主管官署，作为典籍；无事时，君臣共同讲习阐明，有事时，都依据它来举行礼仪，并且还把它颁行到各国，用来教导国人。这大概就是周代天下各国没有不同的礼制、各家没有特殊的风俗，战争停止、刑罚搁置，从而达到太平的原因吧？后来王室衰微，诸侯不守道义，乐于放纵而害怕约束，于是厌恶典籍对自己不方便，便都抛弃了它们；这样一来，过去从王朝接受的典籍便不再收藏于主管官署，过去收藏在官署的典籍有的又私下流传到民间。这十七篇之所以没有完全断绝，能够侥幸保存到今天，就是这个缘故。有人说：这十七篇固然是诸侯国的书，难道它原来的篇数只有这些吗？” 还是有散失而不完整的吗？回答说：这无法知道，只是考察经文和相关礼制，恐怕原来的篇数本来不止这些。只是经文讲士礼特别详细，关于大夫只见到祭祀礼，而婚礼、丧礼却没有听闻；这些一定是散失的部分。《公食大夫礼》说‘设置盥洗处如飨礼’，意思是像诸侯设宴款待大夫的礼制一样，但现在的经文却没有这项礼制，那么它就是散失了，十分明显。又如诸侯有觐礼，只用于王朝；至于诸侯之间的邦交，也应当有相互朝见、相互宴飨、相互设食的礼，诸侯也应当有丧礼、祭礼，而现在都没有听闻，这些也是散失的部分。然而，这只是根据经文曾经提到的内容，以及由礼制可以推知的内容来了解的，何况其中又有不完全如此的地方呢？由此说来，可以看出这部经的篇数本来不止十七篇。只是不知道诸侯抛弃典籍以后就立即失传了，还是在民间流传很久以后才失传的？这些都无法考证了。” 又有后序说：古代的礼经有十七篇，其中十三篇之后都有记，四篇没有。四篇就是《士相见》《大射》《少牢馈食》上、下篇。然而按照推测，这四篇未必没有可以记述的内容，或许有过而后来散失了。所谓记，是后人记述自己听到的内容，用来补足经文的意义。过去把记分别放在各篇经文之后，是为了尊重经文，不敢把它们混杂在一起。朱子撰写《仪礼经解》，才开始把记文分别归入经文每一条之下，说这样是为了简便。我编撰《集说》，在这一点上却不能这样做。我并不是要在这方面与朱子求异，只是考虑到情势有所不便。为什么这样说？《仪礼》各篇的记，有的专门为一条经文而发，有的兼为两条经文而发，也有的兼为数条经文而发，还有的在经文意义之外另行说明其他礼制。如果只是为一条经文而发，当然可以采用《通解》的例子；不是这种情况的，就看不出可以这样做的理由。为什么呢？《通解》一书规模大、篇数多，其中有些记文不能附在本篇每条经文之下，于是有的放在本篇末尾，有的附在其他篇中。因此，虽然未必完全符合所谓为了简便的说法，但对记文都能包括无遗。” 然而考察记文作者的本意，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不同。我所撰写的只是十七篇的集说，如果也采用这种方法，那么遗漏的内容岂不是很多吗？所以不如仍旧依照原来的体例为好，不敢仿效朱子的《通解》做法。鲁人所说的‘因为我有不可取之处，便学习柳下惠的可取之处’，我对此有所取法罢了，哪里敢有意求异呢？况且《易》这部书，是经历四位圣人之后才完成的：伏羲画卦爻，文王、周公撰写卦爻的辞，孔子撰写《文言》《彖》《象》的辞。最初，四位圣人的著作有的在前、有的在后，各自置于一处，彼此不相混杂。后世学者才分别拆开而合在一起，以求简便。到了朱子，又重新整理校正，使它恢复古经原来的体例。《文言》和《彖》《象》的辞，可以附在每卦每爻之下，朱子尚且要加以厘正，大概是不想让它们彼此混杂。何况这些记文有不能全部收入本篇每条经文之下的呢？由此说来，我不敢采用《通解》的方法，也是适宜的，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大德辛丑年仲秋望日，张萱记。敖氏的注文多沿用旧文，与朱子的《通解》略有不同。” 《姓谱》说：敖继公，字长寿，福州人，寄居湖州。精通经术，赵孟頫以弟子礼侍奉他。平章高显亲自向朝廷推荐他，授任信州教授，任命下达时他已经去世。
呉氏【澂】仪礼逸经八篇【焦氏经籍志作六卷，非】存澂自序曰：「仪礼逸经八篇，澂所纂次。汉兴，高堂生得仪礼十七篇。后鲁恭王壊孔子宅，得古文礼经于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与仪礼正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哀帝初，刘歆欲以列之学官，而诸博士不肯置对，竟不得立。孔郑所引▯中霤礼、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皆其篇也。唐初犹存，诸儒曾不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今所彚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记，其三取之大戴记，其三取之郑氏注奔丧也。中霤也、禘于太庙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礼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壶之类未有考焉。疑古礼逸者甚多，不止于三十九篇也。投壶、奔丧篇首与仪礼诸篇之体如一，公冠等三篇虽已不存，此例盖作记者删取其要以入记，非复正经全篇矣。投壶、大小戴不同，奔丧与逸礼亦异，则知此二篇亦经刋削，但未至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经文殆皆不完，然实为礼经之正篇，则不可以其不完而摈之于记云。特纂为逸经，以续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经亡矣，而篇题仅仅见于注家，片言只字之未泯者，犹必收拾而不敢遗，亦我爱其礼之意也。」李俊民序曰：「仪礼逸经八篇，传十篇，草卢呉先生之所纂次也。先生易、书、春秋、小戴记、纂言、大戴记订正经文，悉行于世。独此十有八篇，学者未之见也。先生之孙今礼部郎中当伯尚，高第弟子兵部员外郎危素太朴乡，与俊民同官。学者乃请而得之，缮写甚谨，校讐甚精。于是一时僚友谓宜刋布以淑来学，遂命工绣梓。既毕，前大司成王公致道，以集贤侍讲学士复兼祭酒，见而嘉叹，俾序其槩。」俊民泰定初，尝拜先生于翰苑。先生之学，虽不敢妄议，姑即礼经而论之：「秦焰既熄，掇拾遗余，兼收并蓄，得传于后汉儒之力也。依稀论著，以传其旧，唐贤之学也。会通经传，洞啓门庭，以袪千载之惑，朱子之特见也。若夫造诣室奥，疏剔户牖，各有归趣，则至先生始无遗憾焉。世有好礼之士，先观注疏旧本，次考朱子通解，然后取先生所次所释而深研之，乃知俊民之言为不妄也。」集贤公以为然，遂书于其端云。杨士竒曰：「此书刻板在北京国学，彭士▯为典籍，搜阅崇文阁不完书板，而此独完，即日印惠亲友。盖已废弃六十余年，其显晦固有时哉！」程敏政跋曰：「右元呉文正公《仪礼逸经》一卷，当时刻于国子监崇文阁。国朝宣德中尚存，见杨文贞公《圗籍志》《舘阁书目》亦有之。天顺初，予被命读中秘书，已无其本，而国监本亡久矣。大司宼何公廷秀亦思见此书，与予约寻访必得，为期余二十年，竟无所闻也。成化甲辰春，过吴门，知杨仪曹君谦喜蓄书，诹之，云家有藏本，猝寻不获，舣舟候数日，得之。亟以书报何公，何公复书曰：『斯礼之不坠，天也。然欲谋重刻以传，未有应者。』▯治丁巳冬，予服阕将入京，而县学重作明伦堂，师生奉金帛以记，请辞勿获，则念学校礼之所从出也，受以举斯役，且记是书得之之难，及予之癖，而凡系礼之大者，有文正公序及李庄静先生之引，不容复賛云。」何乔新曰：「临川呉文正公校正《仪礼》，既因郑氏序而诠次其篇章。凡经文散见于《戴礼》郑注者，则表而出之，为逸经八篇。礼必有义，又取《戴记》所存与清江刘原父所补者，为传十篇。若《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则原父所补也。予近读原父文集，又得《投壶》一篇，盖释礼经《投壶》之义也。故録于朝事之后，以补逸经之传焉。正经十七篇，有传者十；逸经八篇，有传者一，其余缺焉。崇礼君子，虽追而补之可也。或曰：『束晳补《南陔》诸诗，白居易补《汤征》，皆见非于君子。原父所补，亦《南陔》《汤征》之类耳，岂可取以为训哉？』予以为不然。《南陔》《汤征》，经也；经出于圣人所删，补之僭也。冠昏诸义，传也；传出于周末汉初诸儒所作，补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尝补格物致知之传矣，今与曾子之传并列于学官，未有非之者。茍以补传为不韪，则朱子岂为之哉？」又曰：「元呉文正公《仪礼逸经》一卷，刻在太学杨文」
译吴澄《仪礼逸经》八篇【焦氏《经籍志》作六卷，错误】尚存 澄自序说：“《仪礼逸经》八篇，是我编纂、编次的。汉朝兴起后，高堂生得到《仪礼》十七篇。后来鲁恭王毁坏孔子的住宅，从孔氏墙壁中得到古文礼经，共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到后把它献上，其中十七篇与《仪礼》正篇完全相同，其余三十九篇收藏在秘府，称为《逸礼》。哀帝初年，刘歆想把它列入学官，但各位博士不肯置答，最终未能设立。孔安国、郑玄所引用的《中霤礼》《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都是其中的篇目。唐朝初年这些篇目还存在，各位儒者却全不在意，于是终于亡佚，可惜啊！如今汇集的八篇，其中两篇取自《小戴记》，三篇取自《大戴记》，三篇取自郑氏《奔丧》注。《中霤》《禘于太庙》《王居明堂》本来就是三十九篇逸礼中的四篇；至于《投壶》之类，则没有可考的依据。我怀疑古代散佚的礼书很多，不止三十九篇。《投壶》《奔丧》篇首的体例与《仪礼》各篇完全相同；《公冠》等三篇虽然已经不存在，但这种体例大概是编记的人删取其要点收入记中，并不再是完整的正经篇章。《投壶》在《大戴记》和《小戴记》中内容不同，《奔丧》与逸礼也不同，由此可知这两篇也经过删削，只是还没有像《公冠》等篇删削得那样严重。” 五篇的经文大概都不完整，但它们实际上是礼经的正篇，不能因为不完整就把它们排斥在记之外。我特意把它们编成《逸经》，接续在十七篇之后。至于《中霤》以下三篇，它们的经文已经亡佚，篇名只能在注家著作中见到；即使只剩片言只字没有泯灭，也一定要收集起来，不敢遗漏，这也是我珍爱礼制的心意。” 李俊民序说：“《仪礼逸经》八篇、《传》十篇，是草庐吴先生编纂、编次的。先生所订正的《易》《书》《春秋》《小戴记》《纂言》《大戴记》经文，都流传于世。唯独这十八篇，学者没有见过。先生的孙子、现任礼部郎中的当伯，以及他的高等弟子、兵部员外郎危素太朴，和我俊民同在一处任官。学者于是请求借阅，才得到这部书，誊写十分谨慎，校勘十分精密。当时同僚朋友认为应当刊刻传播，以使后来的学者受益，于是命工匠雕版印行。刻印完成后，前任大司成王致道以集贤侍讲学士身份又兼任祭酒，看见此书后赞叹嘉许，让我为它概述并作序。”俊民在泰定初年，曾在翰林院拜见先生。先生的学问，我虽不敢妄加评论，姑且就礼经谈论说：“秦朝焚书之火熄灭以后，搜集遗留下来的篇章，兼收并蓄，使它们流传到后世，这是汉代儒者的功劳。根据残存内容大致论述，使旧说得以流传，这是唐代贤者的学问。会通经文与传文，彻底打开学术门径，以消除千年来的疑惑，这是朱子的独到见解。至于深入探究堂奥，疏通剖析幽深之处，各有归宿和旨趣，则到了先生才没有遗憾。世上喜好礼学的人，先看注疏旧本，再考察朱子的《通解》，然后取先生编次、解释的内容深入研究，就会知道俊民的话并非妄言。” 集贤公认为说得对，于是把这些话写在书的前面。杨士奇说：“这部书的刻板藏在北京国子监，彭士扬任典籍时，搜查阅览崇文阁不完整的书板，唯独这部书的刻板完整，于是当天就印出赠给亲友。大概它已经被废弃六十多年了，书籍的显现与隐没本来就各有时运啊！” 程敏政跋说：“右边这部元代吴文正公的《仪礼逸经》一卷，当时刻在国子监崇文阁。国朝宣德年间还存在，杨文贞公的《图籍志》《馆阁书目》中也有记载。天顺初年，我奉命阅读内府秘藏书籍时，已经没有这部书的本子，而国子监的刻本也早已亡佚。大司寇何廷秀公也想看到这部书，和我约定一定要寻访到，以二十年为期，最终却没有任何消息。成化甲辰年春天，我经过吴门，知道杨仪曹君谦喜欢收藏书籍，便向他询问。他说家中有藏本，但仓促间找不到。我把船停泊下来等了几天，终于得到这部书。立即写信告知何公，何公回信说：‘这种礼书没有失传，是上天的意旨。但想设法重新刊刻流传，却还没有响应的人。’弘治丁巳年冬天，我服丧期满将要进京，而县学重建明伦堂，师生拿出金帛请我撰文记事，我推辞不得，于是想到学校是礼制产生的地方，便接受此事来成就这项工程；同时记述得到这部书的艰难以及我嗜书的癖好。至于凡是有关礼制大要的内容，已有文正公的序和李庄静先生的引言，不容我再加赞述。” 何乔新说：“临川吴文正公校订《仪礼》，已经依据郑氏序文编排、厘定了篇章。凡是经文散见于《戴礼》郑氏注文中的，他都标举出来，编为《逸经》八篇。礼制必有义理，又取《戴记》中保存的内容以及清江刘原父所补的内容，编为《传》十篇。至于《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就是刘原父补辑的。我近来阅读刘原父文集，又得到《投壶》一篇，大概是解释礼经《投壶》意义的。因此把它记录在《朝事》之后，用来补《逸经》的传文。正经十七篇中，有传文的十篇；逸经八篇中，有传文的一篇，其余都缺少传文。尊崇礼制的君子，即使追补它们也是可以的。有人说：‘束皙补作《南陔》等诗，白居易补作《汤征》，都被君子认为不当。刘原父所补的，也只是《南陔》《汤征》这一类罢了，怎么可以拿来作为规范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南陔》《汤征》是经；经是圣人删定的，擅自补作是不恭敬的。冠礼、婚礼等义理说明，是传；传是周末汉初诸儒所作，补写它有什么不可以呢？况且朱子曾经补作《格物致知》的传文，如今与曾子的传文并列在学官中，也没有人非难它。” “如果认为补写传文是不对的，那么朱子难道会这样做吗？”又说：“元代吴文正公《仪礼逸经》一卷，刻在太学杨文……”
贞三礼考注跋称文正之书为其乡人晏璧所窃，乂私加删改。走当时即求其书，而太学刻本已亡，搜访十余年无所得。友人罗太史伦校三礼考注梓行，而篇目注疏悉用晏本舛驳之迹，居然可见，而恨无文正原本可正也。成化癸夘始得于杨循吉家，以付司业费君訚就国学残本刋足之。呜呼！葩藻之书板刻徧天下，先王典礼徃徃无徴。幸大儒君子者出，每拳拳于斯，而书之行世显晦不常者如此。此古道之不复，而俗之所以不淳也。费君方职教化，首葺此编以不废先正复古垂教之心，其嘉惠后学岂浅也哉！罗伦曰：「河南监察御史何廷秀谓予曰：『沅州刘有年，永乐初守太平府，进仪礼逸经十八篇。逸经唐初已亡，宋元诸儒皆未之见，有年何从而得之？』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请逸经，继类成编，传以戴记，其不入传者从纂言所类别为记，以附焉，则先王之典庶乎无遗矣。」焦竑曰：「汉初礼经出鲁，淹中、河间献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独传十有七篇，即今之《仪礼》也。后苍从高堂讲业，寻以授戴德兄弟及沛人庆普。后三家并微，郑▯明小戴之学，自为之注，书乃盛行。丧服一篇，相传出于子夏，而献王又从李氏得《周官》书，以冬官缺，取《考工记》足成之。顾不知冬官未尝缺也。盖冡宰六属，属六十，今冬官之属才二十八，而五官数各有羡。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遗编断简错出乃尔。取其羡数还之冬官，不独百工得归其部，而六官譌舛因可类考，亦足快矣。《仪礼》多轶，永乐中，御史刘有年献逸经十有八篇，时未加表章，旋就湮没。夫以古经出于千百世之后，而不为寳惜，刘歆所谓『杜道余灭，微学宁独汉人而已』。予深慨，特附着于篇，令好古者有所闻焉。」张采曰：别书载沅州刘有年，洪武中为监察御史，永乐中上仪礼逸经十八篇。一云永乐初，太平守刘有年进逸礼，则知唐初所亡之书，国初犹有表献者，而今问之中秘，复云无有。然则古礼之兴废，岂人所能主哉？
仪礼传十篇存澂自序曰：「仪礼传十篇，澂所纂次。按仪礼有士冠礼、士昏礼，戴记则有冠义、昏义。仪礼有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戴记则有乡饮酒义、射义，以至燕聘皆然。盖周末汉初之人作，以释仪礼，而戴氏抄以入记者也。今以此诸篇正为仪礼之传，故不以入记。依仪礼篇次，萃为一编，文有不次者，颇为更定。射义一篇，迭陈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射，杂然无伦，厘之为乡射义、大射义二篇。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则用清江刘氏原父所补，并因朱子而加考详焉。于是仪礼之经自一至九经，各有其传矣。惟觐义缺然，大戴朝事一篇，实释诸侯朝觐天子及相朝之礼，故以备觐礼之义，而为传十篇云。」按呉氏《仪礼逸经》八篇：《投壶》一，《奔丧》二，《公冠》三，《诸侯迁庙》四，《诸侯衅庙》五，《中霤》六，《禘于太庙》七，《王居明堂》八。《传》十篇：《冠义》一，《昏义》二，《士相见义》三，《乡饮酒义》四，《乡射义》五，《燕义》六，《大射义》七，《聘义》八，《公食大夫义》九，《朝事义》十。《方诸》朱子《通解》目録文简而伦序秩然，以之颁学官可也。顾氏【谅】仪礼注未见黄虞稷曰：「谅字季友，呉江人。王行为作传。」周氏【昌】礼经纂要佚按：周昌未详何人，见王氏《续文献通考》。
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三
译贞《三礼考注》跋说，文正公的书被他的同乡晏璧窃取，并且私自删改。我当时就寻求这部书，但太学刻本已经亡佚，搜寻访求十多年也没有得到。友人罗太史伦校刊《三礼考注》时，篇目、注疏全都采用晏本，其中错误驳杂的痕迹清楚可见，只可惜没有文正公原本可以订正。成化癸卯年才在杨循吉家得到原本，于是交给司业费君訚，依据国学残本补足刊刻。唉！辞采华美的书籍刻板遍布天下，先王的典章礼制却往往无从考证。幸好有大儒君子出现，总是对此深切关怀，而书籍流传于世、显现或隐没不能恒常，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正是古道不能复兴、风俗不能淳厚的原因。费君正主管教化，首先修整这部书，使先正复古、垂教的心意不至废弃；他对后学的嘉惠难道还浅薄吗？罗伦说：‘河南监察御史何廷秀对我说：“沅州刘有年，永乐初年任太平府知府，进献《仪礼逸经》十八篇。逸经在唐初已经亡佚，宋元诸儒都没有见过，刘有年从哪里得到的呢？”’然而何廷秀的话并非虚妄。喜好古道的君子如果上奏请求逸经，接着按类别编成一部书，以《戴记》中的内容作为传文；那些不收入传文的，依照《纂言》所分的类别另编为记，附在书后，那么先王的典章礼制大概就不会有遗漏了。” 焦竑说：“汉初，礼经从鲁地流出，淹中、河间献王得到后上奏朝廷，于是只有高堂生传授十七篇，就是今天的《仪礼》。后来后苍跟从高堂生学习，不久又把它传授给戴德兄弟以及沛地人庆普。后来三家学说都渐渐衰微，郑玄阐明小戴的学说，亲自为它作注，这部书才盛行。《丧服》一篇，相传出自子夏；献王又从李氏那里得到《周官》一书，因为《冬官》缺失，便取《考工记》补足它。却不知道《冬官》其实并没有缺失。大概《冢宰》六属，每属六十职；现在《冬官》的属官才二十八职，而其余五官的数目各有多出的部分：天官六十三职，地官七十八职，春官七十职，夏官六十九职，秋官六十六职。这是遗编断简错杂出现而造成的。把多出的职数归还给《冬官》，不但百工都能归入本部，六官中的讹误也可以据此类推考察，实在令人快意。《仪礼》多有散佚，永乐年间，御史刘有年进献逸经十八篇，当时没有加以表彰，不久就湮没了。古代经书历经千百世才重新出现，却不加珍惜，正如刘歆所说：‘杜塞大道使它余绪断绝，微末的学术难道只是汉人才有吗？’我深感慨叹，特意把这件事附载在篇末，使喜好古代典籍的人有所听闻。” 张采说：别的书中记载，沅州刘有年，洪武年间任监察御史，永乐年间上奏进献《仪礼逸经》十八篇。又有一种说法称，永乐初年，太平府知府刘有年进献逸礼；由此可知，唐初亡佚的书，国初仍有人上表进献，如今向内府秘藏询问，却又说没有。那么，古代礼制的兴盛和废弃，难道是人力所能主宰的吗？” 《仪礼传》十篇 尚存 澂在自序中说：“《仪礼传》十篇，是我编纂编次的。考察《仪礼》中有《士冠礼》《士昏礼》，《戴记》中则有《冠义》《昏义》；《仪礼》中有《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戴记》中则有《乡饮酒义》《射义》，以至于《燕礼》《聘礼》也都是这样。这大概是周末汉初的人所作，用来解释《仪礼》，后来戴氏抄录收入《礼记》的。现在把这些篇章正式作为《仪礼》的传，所以不收入《礼记》。依照《仪礼》的篇次汇编成一部书，其中文次不合的，也作了不少改定。《射义》一篇反复陈述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射礼，杂乱而没有条理，于是分为《乡射义》《大射义》两篇。《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采用清江刘氏原父所补的文字，并且依据朱子之说加以考订详释。这样，《仪礼》的经文从第一篇到第九篇，各自都有了传。只有《觐义》缺失，《大戴记》的《朝事》一篇，实际上解释了诸侯朝见天子以及诸侯之间相互朝见的礼，因此用它来补足《觐礼》的义理，成为传十篇。” 考察吴氏《仪礼逸经》，共八篇：《投壶》第一，《奔丧》第二，《公冠》第三，《诸侯迁庙》第四，《诸侯衅庙》第五，《中霤》第六，《禘于太庙》第七，《王居明堂》第八。《传》十篇：《冠义》第一，《昏义》第二，《士相见义》第三，《乡饮酒义》第四，《乡射义》第五，《燕义》第六，《大射义》第七，《聘义》第八，《公食大夫义》第九，《朝事义》第十。《方诸》朱子的《通解》目录，文字简约而条理次序井然，用来颁行给学官是可以的。顾氏【谅】《仪礼注》未见传本。黄虞稷说：“谅，字季友，是吴江人。王行曾为他作传。” 周氏【昌】《礼经纂要》已经散佚。按：周昌不详是什么人，见王氏《续文献通考》。《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三十四翰林院检讨朱彞尊撰仪礼【五】汪氏【▯寛】经礼补逸九卷【焦氏经籍志作十卷】存克寛自序曰：「自乐亡而经行于世，惟五易诗书春秋，虽中不无残阙，而未若礼经甚焉。然三百三千不传，盖十之八九矣。朱子尝考定四经，谓三礼体大，未易绪正，晚年惓惓是书未就而没，遂为万世缺典。克寛伏读而加惋惜焉。」世之三礼所传，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其实《礼记》乃《仪礼》之传，《仪礼》乃《周礼》之节文，而三礼之要，则在乎吉凶军宾嘉五礼之别也。何则？吉礼之别十有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樮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祀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礼之别有五：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烖，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防乱。宾礼之别有八：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頫曰视。军礼之别有五：以大师之礼用众，以大均之礼恤众，以大田之礼简众，以大役之礼任众，以大封之礼合众。嘉礼之别有六：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赈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此其大较也。然《仪礼》十有七篇，吉礼之存惟《特牲馈食》篇，乃诸侯国之士祭祖庙之礼；《少牢馈食》及《有司彻》篇，乃诸侯卿大夫祭祖祢庙之礼。凶礼之存惟《丧服》篇，乃制尊卑亲踈冠绖衣服之礼；《士丧礼》篇，乃士丧其亲自始死至既殡之礼；《士虞礼》篇，乃士既葬其亲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于殡宫之礼。宾礼之存惟《士相见礼》篇，乃士以职位相亲，始承贽相见之礼；《聘礼》篇，乃诸侯相交久无事，使相问之礼；《觐礼》篇，乃诸侯秋朝天子之篇。嘉礼之存惟《冠礼》篇，乃士之子始加。冠之礼、士昏礼篇，乃士娶妻之礼；乡饮酒礼，乃乡大夫宾兴贤能饮酒之礼；乡射礼篇，乃士为州长会民射于州序之礼；燕礼篇，乃诸侯燕飨其臣之礼；大射义篇，乃诸侯将有祭祀之事与羣臣宴饮之礼；公食大夫礼篇，乃诸侯以礼食邻国小聘大夫之礼。自此之外，如朝觐、会同、郊祀、大飨、帝、大丧之礼，盖皆亡逸；况军礼无存，非关细故。此岂散轶已在于夫子正礼之前哉？是以当时吉礼之失，如鲁君之郊僭天子之礼，孟献子之禘七月而为之，夏父弗綦跻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庙于私家，管仲镂簋朱纮，晏平仲豚肩不掩豆，至于太庙説笏与燔柴于奥，诸侯宫悬而祭以白牡之类是也。凶礼之失，如伯鱼丧出母期而犹哭，子路姊丧过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丧，成人兄死不为衰，有为慈母练冠为妾齐衰者，有居丧沐浴佩玊与浴于爨室者，有朝祥而暮歌与既祥而丝屦组缨者，以至小殓而奠于西方，既祖而反柩受吊，有以大夫而遣车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醯醢百瓮之类是也。宾礼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见诸侯，诸侯朝觐而私觌，主国王臣以私好而朝诸侯者有焉，诸侯以强大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焉，庭燎之百侯国用之，绣黼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焉。嘉礼之失，如鲁昭公娶于呉则不告天子，鲁哀公为重肆夏以享宾，天子以丧宾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飨诸侯者有之，大夫反玷与不识殽烝者又有之。军礼之失，如齐桓公亟举兵作伪主以行，鲁庄公及宋战以失御而败，战而复矢始于升陉，败而髽吊始于台骀，以至搜田不时，丘甲始作之类可考也。又况出师专征，习视故常争地黩武，嵗无虚日，使礼经旧典具存于当时，则五礼之失岂至如是之甚哉？由是知周之叔世典礼已多散逸，盖不特火于秦而亡于汉也。今考于仪礼。周官、大小戴记、易、诗、书、春秋传、孝经、家语及汉儒纪録，凡有合于礼者，各着其目，列为五礼之篇，名曰《经礼补逸》。是编也，于周公经世之典，虽未能极意象之微，然五礼之大体，盖已包举无遗。庶几学者于此，俾由得失，以观其会通，而天之所秩，与造化之运，不容息者，卒归于性命之正，则三代可复也。明时制作之盛，或有择焉，亦区区爱礼之一得云。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三十四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仪礼》【五】汪氏【▯寛】《经礼补逸》九卷【焦氏《经籍志》作十卷】今存。克寛在自序中说：“自从《乐经》亡佚而经书流传于世，只有《五经》中的《易》《诗》《书》《春秋》尚存，虽然其中也不免有残缺，却没有像《礼经》这样严重。然而三百礼、三千礼已经失传，大概十篇中有八九篇都没有了。朱子曾经考订确定四经，说三礼内容宏大，不容易理出头绪、加以整理；他晚年始终惦念此书，尚未完成便去世了，于是成为万世的缺典。我恭敬地读到这些话，更加感到惋惜。世间所传的三礼，是《周礼》《仪礼》《礼记》。其实，《礼记》是《仪礼》的传，《仪礼》是《周礼》的节文，而三礼的关键，在于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区别。为什么这样说呢？吉礼分为十二类：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用实柴祭祀日月星辰，用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用血祭祭祀社稷、五祀、五岳，用埋沉祭祀山林川泽，用疈辜祭祀四方百物，用肆献祼享祭祀先王，用馈食祭祀先王，用祀春祭祀先王，用禴夏祭祀先王，用尝秋祭祀先王，用烝冬祭祀先王。凶礼分为五类：用丧礼哀悼死亡，用荒礼哀悼灾荒和疫病，用吊礼哀悼祸灾，用禬礼哀悼被围困和战败，用恤礼忧恤防止祸乱。” 宾礼分为八类：春季朝见称为朝，夏季朝见称为宗，秋季朝见称为觐，冬季朝见称为遇，按时朝会称为会，大会朝见称为同，按时聘问称为问，大规模朝见称为视。军礼分为五类：用大师之礼调动民众，用大均之礼救济民众，用大田之礼检阅民众，用大役之礼任用民众，用大封之礼聚合民众。嘉礼分为六类：用饮食之礼亲近宗族兄弟，用婚冠之礼亲近已经成年的男女，用宾射之礼亲近故旧朋友，用飨燕之礼亲近四方宾客，用赈膰之礼亲近兄弟之国，用贺庆之礼亲近异姓之国。这是五礼的大略。然而《仪礼》十七篇中，吉礼现存的只有《特牲馈食》篇，这是诸侯国之士祭祀祖庙的礼；《少牢馈食》和《有司彻》两篇，是诸侯卿大夫祭祀祖祢庙的礼。凶礼现存的只有《丧服》篇，是规定尊卑亲疏以及冠、绖、衣服的礼；《士丧礼》篇，是士为亲人办丧事，从刚死到已经入殡的礼；《士虞礼》篇，是士安葬亲人后迎接死者之精魂返回，在日中时于殡宫祭祀的礼。宾礼现存的只有《士相见礼》篇，是士以职位相互亲近，开始携带贽礼相见的礼；《聘礼》篇，是诸侯之间长期没有事情往来时，派遣使者相互问候的礼；《觐礼》篇，是诸侯在秋季朝见天子的礼。嘉礼现存的只有《冠礼》篇，是士的儿子第一次加冠的礼；《士昏礼》篇，是士娶妻的礼；《乡饮酒礼》篇，是乡大夫以饮酒礼宾礼并举荐贤能的礼；《乡射礼》篇，是士作为州长在州序会集民众举行射礼的礼；《燕礼》篇，是诸侯宴飨群臣的礼；《大射义》篇，是诸侯将要举行祭祀时与群臣宴饮的礼；《公食大夫礼》篇，是诸侯以礼宴食邻国来进行小聘的大夫的礼。除此以外，例如朝觐、会同、郊祀、大飨、祭帝、大丧等礼，大概都已亡佚，更何况军礼完全没有保存下来，这并不是小事。这难道是早在孔子整理礼制以前就已经散失了吗？所以，当时吉礼的失误，例如鲁君举行郊祭而僭用天子的礼，孟献子在七月举行禘祭，夏父弗綦让僖公的神位升居闵公之上而颠倒祭祀次序，三桓大夫在私家设置公庙，管仲使用雕镂的簋和朱红的纮，晏平仲所用的豚肩不能盖住豆，至于在太庙脱下笏板、在室内举行燔柴祭，以及诸侯使用宫悬之乐并用白牡祭祀等事，都是这样的例子。凶礼的失误，例如伯鱼为被出之母服丧一年仍然哭泣，子路的姐姐去世后超过丧期仍不除服，子上母亲去世却不服丧，成人的兄长去世却不穿衰服，有人为慈母服练冠、为妾服齐衰，有居丧期间沐浴、佩戴玉饰以及在爨室沐浴的，有早晨举行祥祭晚上便歌唱的，有已经过祥祭却穿丝鞋、系组缨的，以至于小殓时在西方设奠，祖祭后又把灵柩抬回来接受吊唁，有身为大夫却只用一辆遣车的，有安葬夫人却用醯醢一百瓮的，都是这样的例子。” 宾礼的失误，例如天子下堂接见诸侯，诸侯朝觐天子后又私下相见，主国的王臣因为私人交情而朝见诸侯，有诸侯凭借强大而与天子的三公结盟，庭燎有一百支而诸侯国也使用它，绣黼、丹朱色中衣本应是大夫所用却也有人使用。嘉礼的失误，例如鲁昭公从吴国娶妻却不向天子报告，鲁哀公因为加重乐舞而奏《肆夏》来宴享宾客，天子在丧期宴饮宾客，有夫人出境去宴享诸侯，有大夫返还玷玉以及不知道烹制杂肉的方法。军礼的失误，例如齐桓公屡次兴兵，制作伪造的主祭之神牌随军出行；鲁庄公与宋国交战，因为失去驾驭战车的能力而战败；战后重新制作箭矢始于升陉，战败后以髽发吊丧始于台骀；以及搜田不合时宜、开始征收丘甲等事，都可以考见。又何况出兵专门征伐，沿袭旧习进行战争，争夺土地而滥用武力，一年之中没有一天停止。如果礼经旧典在当时都完整保存，五礼的失误难道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吗？由此可知，周朝末世的典章礼制已经大量散失，并不只是被秦火烧毁、在汉代亡佚而已。现在考察《仪礼》《周官》《大小戴记》《易》《诗》《书》《春秋传》《孝经》《家语》以及汉代儒者的记载，凡是与礼相合的，都分别著录其篇目，编列为五礼各篇，名为《经礼补逸》。这部书对于周公经世治国的典章，虽然还不能穷尽其中精微的意旨，但五礼的大体，大概已经包罗无遗。希望学者由此根据得失来考察各种礼制的会通，使上天所安排的秩序以及造化运行中不容停息的规律，最终归于性命的正理，那么三代的制度就可以恢复。明代制作礼制的盛况，其中或许也有所取舍；这也算是我区区爱好礼制的一点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