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十四

译《论语》（四）。程子（颐）《论语说》。《宋史·艺文志》载一卷，《通志·艺文略》《玉海》载十卷。今已不见。晁公武说：“这是伊川的门人记录老师的解说，不作文辞，只用俚俗语言记录下来。” 朱子说：“《论语》的注解，只有伊川的解说语意含蓄，耐人寻味，意味无穷。”康绍宗说：“伊川先生的《论语解》，时氏本到‘麻冕礼也’一章便停止了；然而拿《大全集》校对，阁本的详略各不相同。后人又从‘子绝四’以下直到‘尧曰’，把《遗书》《外书》中有解说的内容编纂起来，附益在后面。” 范氏（祖禹）《论语说》。《宋史·艺文志》载二十卷，《通志·艺文略》《玉海》载十卷。已散佚。晁公武说：这是元祐年间进呈的著作，多次引用刘敞、程颐的学说。《伊洛渊源录》、淳夫的《家传》和《遗事》记载了他的美好言行，十分详细。然而，这些书没有说他曾经在二程先生门下受学。只有鲜于绰的《传信录》记载伊川的事，把他称作门人。而且，他所著的《论语说》《唐鉴》中的议论，也多取资于程氏。” 吕氏（大临）《论语解》。《宋史·艺文志》载十卷。已散佚。晁公武说：“与叔虽然是程正叔的门徒，但解释经书并不完全采用他老师的学说。” 谢氏（良佐）《论语解》。《宋史·艺文志》载十卷。今已不见。良佐自序说：“天下人都知道尊崇孔氏，都知道孔子比尧、舜贤，都知道《论语》这部记录孔子弟子当年言行的书并非虚妄。然而自秦、汉以来，开门授徒的人不过是分章析句罢了。到了魏、晋以后，谈论它的人更加稀少。既然不知道如何读这部书，却说能够认识圣人的心，这绝对没有道理；既然不足以了解圣人的心，却说言论能够合乎伦理、行为能够合乎思虑，这也绝对没有道理；言行不相类，却说能够治理天下国家有道，同样绝对没有道理。君子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存疑吗？大概是因为心沉溺在浅近而无用的地方，聪明日益受到雕琢磨损，即使想读它，也找不到门径进入。圣人的言辞浅近而旨意深远，言辞有穷尽，旨意却无穷尽。有穷尽的，可以从训诂中探求；无穷尽的，应当用精神来体会。譬如观察一个人：从前认识他的面貌，今天却看见他的内心；对我来说，容貌已经改变，对那个人来说，他仍然还是原来那个人。因此难以阅读。现在姑且把读这部书的方法告诉诸位：不要因为它浅近就轻忽，不要因为它太高深就惊惧，不要因为它简略地责备我就愤怒，不要因为它荒诞妄诞就径直不信。圣人的言语，不可以仅凭训诂来描摹它的微妙含意。现在不再编撰次序、写成文章，只是随着意旨所达到的地方，使文辞能够表达出来罢了。” 大概世上存在的书，若论它切合实际、能够收到眼前的功效，那是没有的。它和道家使人精神专一的学说、西方见性的学说并驾齐驱，争论高下；哪一种完整，哪一种驳杂，不容易用口舌争出结果。谈论天道、命运的宏伟辞章和雄辩，使人惊骇又仰慕；却还不如庄周、列御寇铺陈伸展的言论，能够包罗万象、文采纷呈，读起来使人兴味不尽；还不如班固、司马迁深沉雄健而雅正劲健的文章，能够为万物正名，分辨六气，区别滋味、辨别性质，可以治病延年；还不如黄帝、岐伯的问答和神农的药书，可以用来辅助审理诉讼、判决案件，可以用来装饰簿册、预期祯祥；还不如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能够陶冶尘俗之思，摹写万物的形态；还不如颜延之、谢灵运、徐陵、庾信等人流连光景的诗；以至于神怪、卜相之书，以及书数、博弈之技，全都可以供人玩赏而在人世间流行，唯独这部书什么外在功用也没有。想要让聪敏秀异、豪迈俊杰的人把精神留在其中，怎么能不被讥笑并受到侮辱呢？它渺远得像稀少的声音，一人歌唱而三人叹和，有谁听它呢？它淡泊得没有滋味，好比酒已经变酸、祭肉已经腥臭，有谁喜爱它呢？虽然家家收藏、人人拥有，却不任其埋没在尘埃中的，已经很少了。我从前在河南夫子门下供洒扫之役，只在章句和文义之间得到一点点领会，却更加相信这部书难以读懂。不学习操琴，琴弦就不能安置；不学习博依，诗就不能安定；不学习各种服饰，礼就不能安行。只有与自身接近、相似的东西才容易进入内心。那道是如此高深广大、博大无边，哪里可以测量呢？如果凭着儿童般的心思和浅陋的智慧去窥测它，岂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当一个人与外物、他我之间的分别过深，胸中充满矛盾时，读到书中所说一生可以奉行的恕道，确实会觉得有什么意味呢？当一个人耸肩陪笑，用言语奉承取悦他人时，读到‘巧言令色’，难道不应该忧虑自己尚未做到仁吗？一向处于贫贱地位却以穿坏衣、吃粗食为耻的人，读到‘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不妨碍我的快乐’，哪里会懂得其中含意呢？专心追逐利益，利益还没有得到，却已经患上患得患失的毛病，读到这句话，谁会相信不义而得的富贵真的像浮云一样呢？超过这些以后，境界就更加高深了，哪里数得完呢？这些都好比越国人看秦国人的肥瘦。只有声音相同才会应和，只有气息相同才会相互求取。这颗心和这部书的声气相同吗？不同吗？难怪最终什么也看不见。这部书是远离人呢，还是人远离这部书呢？大概只是人不肯思考罢了。能够反观并改变自己的心，才可以读这部书。谁能摆脱凡俗浅近，而遨游于高明之境？不要保持婴儿般的姿态，却想拥有大人的器量；不要只谋划一身的利益，却想拥有治理天下的志向；不要只考虑终身的安排，却想拥有为后世谋划的思虑。是那种不求被人知晓而求上天知晓、不求与世俗相同而求与真理相同的人吗？这样的人虽然未必已经走在中道上，但他的内心能够广大、明白而不杂乱。他读这部书，难道会毫无所得吗？他不只是能够把它记在心里，一定还能够在自身实践它。内心自然而然有所获得，却难以向别人说明。说圣人的话确实没有欺骗我，大概也只有自己知道罢了。难道只是思虑的功效，竟然还达到努力践行的功夫吗？大概是书与人互相启发的缘故。时间久了，习行越来越明察，实践越来越显著，便知道视、听、言、动全都是至理，声音、气息、容貌、神色无不是精妙的作用。父子、君臣之间的秩序，难道是人力所能安排的吗？仁义礼乐，难道是人力所能强行命名的吗？心与天地同流，身体与神明合为一体。无论是活动的还是静止的，什么事物不是我呢？有形的、无形的，谁能在其中隔开它们呢？到了这个地步，大概人与书彼此忘却了，那么先前所说言辞浅近而旨意深远的话，难道还可以不相信吗？难怪贤者能够认识其中大的方面，不贤者只能认识其中小的方面，彼此在好恶取舍上的差距如此遥远。求学者如果认为这些话可信，那么还有什么遥远的呢？若说圣人没有隐藏什么，那么上天为什么不说话？孔子关于人的本性和天道的话，是不可能听到的。若说圣人有所隐藏，那么四时运行，万物生长。” 孔子关于文章礼乐的言论，是可以听到的。这难道真的不能听到吗？《诗经》说：‘鸢鸟飞到高天，鱼儿跃入深渊。’这世上最为显著的圣人，哪里能够隐藏呢？这就是所谓圣人没有一件事不与几个弟子共同实行。上天所承载的道理，无声无息，这是天下最为深奥隐微的事。圣人又哪里能够把它完全显露出来呢？难怪几个弟子会认为圣人有所隐藏。我，是说知道‘有隐藏’和‘无隐藏’并非二致的人；除了这部书，还凭什么看见这一点呢？知道有隐藏和无隐藏并非二致的人，难道不是宏大博学、明达诚信的君子吗？诸位难道可以对这件事毫不在意吗？”

译胡寅后序说：“《论语》这部书，大概是先圣与门弟子问答时精微的言语，是求学者寻求道的要领。然而世人把它和诸子书相提并论，小时候学习它，成年后却抛弃它。流传下来的训诂虽然不曾断绝，但人的智慧不足以了解圣人的内心，学问不足以获得道德的正当，于是便凭个人的聪明用虚浮言论鼓动自己的说法，以迷惑天下。至于他们轻侮圣人的言语，哪里值得深深责怪呢？只是圣人之学的兴衰系于此书，这是忧虑世道的人之所以为之动心的地方。”上蔡谢公从河南程先生那里得到道，在元祐年间掌管秦亭的教育事业，于是著成《论语解》，阐发他内心所得，破除世俗儒者穿凿附会、浅近拘泥的言论，例如所谓“五星运行于太虚之中，与日月形成的度数是不可改变的”。他对我们所传之道的功劳，实在卓著。然而当时求学者起初并不认为它正确。我二十一岁那年，正值政和戊戌，在太学得到这部书，当时它还没有广泛流行。五年以后，传播它的人大概增加到十一个。唉！师友之道已经废弃很久了，想要寻求能够资助我的人，没有人和我一起建立规矩；想要得到能够帮助我的人，也没有人和我切磋。能够使人决断而相信、不再疑惑的，只有圣贤遗留下来的纸上言语罢了。同舍的建安人谢袭智，从山阳马震（字知止）那里得到此书的传本，想把他所传授的书拿来刊刻，大概是希望那些好学而喜爱善道、想要广博学习并寻求证据却无从得到的人；他的志向实在值得称许。” 然而，我把过去所见的本子与谢智崇现在所据的本子相比，发现文字和义理有些地方不同。先生年纪虽长而智慧更加明达，对其中有所订正，所以又想得到善本来参校，然后再传播它。即便如此，大体内容应当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如今喜爱此书的人逐渐增多，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会胜过现在的人呢？假使有人真心喜爱并努力实行，必定会默默领会、从精神上获得它，并在日常参验依凭之间显现出来；否则，怎么能不按剑而对着黑夜中投来的夜光珠呢？这不是我的志向，而是先生的志向。” 朱子说：“胡侍郎曾经教人阅读谢氏的《论语》，因为其中的文字有许多发挥阐明之处。” 《宋史》记载：谢良佐，字显道，是寿春上蔡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一起在程门求学，号称“四先生”。考中进士。建中靖国初年，任职于京师。被召入对答时触犯忌讳而离去。任西京竹木场监官时，因言语获罪，被拘禁于诏狱，废为平民。他所著的《论语说》流传于世。《上蔡语录》载《谢先生监西竹木场》：朱子发从太学与弟子权一同前往拜访谢先生。坐定后，子发上前说：“震很久以来就想拜见先生，今天来这里却没有什么问题请教，不知道先生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先生说：“正好要和贤者谈一部《论语》。”子发心里想：每天时间这样短，怎么能亲自听到先生的讲说呢？不久摆上酒来，酒过五巡，只谈别的事情。等喝完茶，先生才捋着胡须说：“听说《论语》时，开头举出‘子见齐衰者’一节，又举出‘师冕’一章，然后说：‘圣人的道没有显著和隐微之分，没有内外之别，从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事情向上通达天道的本末，始终贯通如一。’整部《论语》只应当这样看。” 侯氏（仲良）《论语说》。《宋史·艺文志》载一卷。已散佚。《伊洛渊源录》记载：侯师圣，名仲良，是河东人。二程先生的舅父，华阴先生无可的孙子。有《论语说》和《雅言》。朱子说：“侯师圣的《论语解》大体明白刚正，却没有深沉潜藏、细密周详、沉浸浓郁的意味，所以对于精微曲折之处，难免有所疏略。” 游氏（酢）《论语杂解》。《宋史·艺文志》载一卷。今已不见。杨氏（时）《论语解》。

译《宋史·艺文志》载二卷。今已不见。时自序说：“求学者看待圣人，难道不就像射箭时看待正鹄吗？虽然凭技巧和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有远近、命中与否的差别，但从来没有不以正鹄为目标却可以谈论射箭的。士人距离圣人，有的相差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所达到的境界固然不同；但从来没有不以圣人为目标却可以谈论求学的。大道废弃了一千多年，诸子百家的言论充满天下，求学者将从哪里取得正确标准呢？向圣人求证罢了。《论语》这部书，是孔子用来告诫门人的，也是众弟子向孔子学习的内容。圣人之学的传承，难道不就在这里吗？然而它的言辞浅近，旨意深远，世俗儒者因为它浅近就轻视它，把它看成儿童的学习材料，却没有深入探究；通往德性的道路，他们背弃而离开，仿佛身在荒废的废墟中，连一间可以寄宿的草庐都没有，更何况能住进天下最大的居所呢？伯乐论马说得好，他认为天下的马不能只从外形和筋骨来观察；如果只看自己所看见的，而遗漏没有看见的，那么能日行千里、使尘土不及扬起、车辙不及形成的良马就全都会被遗漏了。我由此得到求学的方法。大道不能仅凭言语传授，这是明白的。士人想要窥见圣学的源流，却拘泥于章句末节，这就像只凭外形和筋骨来寻求天下良马，怎么可能得到呢？” 对于这部书，我已经有很多地方像辨别母马、公马一样不能辨知了。求学者如果能够看到应当看的，而舍弃不应执着于看的，那么对于我的话，大概就差不多能够领会了吧？” 尹氏（焞）《论语解》。《宋史·艺文志》载十卷，另有《说》一卷。未见。尹焞在自序中说：“我从平民被召入宫侍讲经筵，奉命讲解《论语》进呈。我担任劝讲、讲解的职务，不敢以见识浅陋为由推辞。我私下认为，这部书是孔子嘉言善行的汇集。如果能够就着其中的问答，仿佛亲自在圣人门下接受教诲，默默领会、心中接受并亲身实行，那就可以说是善于学习了。后世解释它的文义的有几十、上百家，现在让我再在这些解释下面陈述意见，也不过是称赞而已。何况陛下圣学高明，出于天赋，像舜那样喜欢询问，像汤那样每天自新；举止远离不仁，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安定，本来已经与孔子的道相合，并把它施行于事业之中了，又何必等待我的解说呢？然而学习贵在努力实行，不贵在空谈。如果想要意义新奇、文辞华美丰赡，那不是我所知道的。我姑且摘取所听闻的内容，用来勉强完成明诏。谨此进上。”他的后序又说：“绍兴七年十一月，我奉召到京，获赐召对，押赴经筵，承接讲说《论语》‘卫灵公’篇末尾的一章。第二天有诏令，发给纸笔，让我解说《论语》进呈。我想到讲书是我的职务，不敢以固陋为由推辞。当时正因病困危急，蒙受恩赐宽限，病情稍安便每日解说进呈。第二年二月，皇帝车驾返回钱塘，我因病随百司先行。” 三月病情稍有好转，我勉强带病每天赴经筵。这月十三日，诏令催促我完成此书进呈。当时手颤眼昏，心思荒乱错杂，深怕拖延诏命太久，于是勉强写成，姑且用来塞责上命。四月二十一日进呈时，学者祁宽、吕稽中、坚中都在场。此书能够完成，都是三位的帮助。绍兴九年春天，我又生病，请求归去，皇帝恩准授给我闲散俸禄，听任我自行安排，于是寄居在平江府虎丘寺西庵。祁宽跟随我居住。皇帝在空闲日子看到这部书稿，说应当抄录珍藏，想要终身诵读，可见他爱好学习到了极深的程度。他与我相处已久，对于这部书也讲习得很熟了。难道不知道这是我一时奉诏写成的，内容都是前人的成说吗？即使有一两点个人见解，也因年老多病、才拙口讷，心中的精微意思无法用言辞表达。如今拿来观看，只是惭愧流汗而已。先圣不是说过：‘我没有一件事不与诸位弟子共同做，这就是我孔丘。’我对于诸位先生也可以这样说，哪里用得着这部书呢？祁宽又请求把它收藏起来，于是记下事情的始末，并告诫他不要把它给别人看，希望他体谅我的一片心意。冬至后一天写于三畏斋。”他又在进呈状中说：“自孔子以来，道学屡次断绝，语言文字离开根本越来越远。因此，先圣留下的书，即使靠讲诵流传，有时也会因解说而变得浅陋。” 何况其中所论述和所趋向的内容，不能没有差错谬误；岂止没有益处，危害反而更大。即使能够穷究根本、谨慎安排言辞，如果不亲身实行，也同样是空话。这就是先圣重视讲解、慎重使用言辞的原因。何况像我这样的人，资质十分愚钝，修养作为也没有可取之处，用在自身，尚且看不出功效；凭借它来侍奉君主，又能有什么用处？对于圣贤的言行，哪里足以窥测其中的奥妙、阐明它的旨归？我厚着脸皮勉强写作，只是为了完成诏命。臣惭愧恐惧至极，无法胜任。” 吕稽中在墓志中说：“先生对于圣人六经中的言论，听来便能领会，心得与之相合，仿佛出自自己的见解；天下明白这些道理的人都尊奉他，不明白的人也仰慕他。然而他从未把这些写成书。他同众弟子谈论时，根据六经阐明问答，并不专门撰写讲解经文的书。只有一次奉诏撰写了《论语解》。” 晁公武说：“彦明是程氏的门人，绍兴年间从平民被召任崇政殿说书，奉诏训释经义，多采用纯夫的说法。” 朱子说：“《论语》中程先生和和靖的解说，只是在原文上增加一两个字，十分平淡，但意味深长，必须仔细阅读。”又说：“尹氏解说《论语》，守得很稳，不会偏离失当；所欠缺的只是精神气韵罢了。” 王应麟说：绍兴八年四月，诏令尹焞解说《论语》，书成后赐给六品官服。《宋史》记载：尹焞，字彦明，另一个字是德充，世代是洛人，师从程颐。靖康初年，被召到京师，不愿留任，赐号和靖处士。绍兴四年，授左宣教郎，充任崇政殿说书。绍兴八年，授秘书少监，不久又授太常少卿，权任礼部侍郎兼侍讲。绍兴九年，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上奏请求放归。皇帝让尹焞提举江州太平观，以此致仕。他的言论和品行见于《涪陵纪善录》，有《论语解》流传于世。” 王氏〔苹〕《论语集解》。已佚。考订：著作《论语解》成于崇宁三年，他自述说：“读书必须探求圣贤为什么这样说，反复玩味，悠然涵泳，期望达到默默领会、心中贯通、洞彻无碍，然后才算学习。如果只是遵循、熟习训诂，分析文义，恰好足以成为玩弄事物罢了。”如今这部书已经散佚。考察祝允明所作《先生集序》，其中说：“先生有《论语解》，已经刻印成书，本来应当有序。”如果他的记载正确，那么弘治年间这部书还存在。” 《经义考》卷二百十四。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十五。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