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七十八

译戴氏【良齐】《论语外书》已佚 《赤城新志》记载：戴良齐，字彦肃，是黄岩人。嘉熙二年进士，历任官职至秘书少监。刘氏【黻】《濂洛论语》十卷 已佚 《宋史》记载：刘黻，字声伯，是乐清人。他进入太学后，上书触怒丁大全，被送往南安军安置。到达那里以后，他把濂洛诸家的书全部搜集起来，摘取其中的精要，辑成十卷，命名为《濂洛论语》。官至端明殿学士。符氏【彦卿】《兵书论语》《宋志》三卷 已佚 王应麟说：“《崇文总目》中有兵书类《论语》三卷，《国史志》记为一卷。” 《女论语》一卷 存 胡应麟说：“宋代南宫有一位女子，著有《论语》，如今仍有流传。” 祁承璞说：载于《内训全书》。潘氏【士达】《论语外篇》二十卷 存 潘士达序略说：“圣人本来希望不说话，有时却有所言说，并不是有意要树立言论，《论语》一书就是这样。有时是有意要立言，《孝经》《系辞》就是这样。《论语》二十篇，出自弟子们的记录；其中的言语都是亲自听闻的，一言一字都仿佛亲眼看见，和各家所记载的迥然不同。除《论语》以外，称为圣人之言而又确实得到其真意的，只有子思、孟子罢了。《檀弓》《荀卿》自称是孔子门徒，所记言语大多不纯，有的像庄子那样荒诞，有的像左氏那样夸张炫耀，其中诬蔑圣人的地方本来就很多。但其中偶尔有一两件事不是圣人不能做到的，一两句话不是圣人不能说的，也可以用来补充《论语》的遗缺。我在校勘士人著述的空闲时间，取豫章李氏辑录的《论语外篇》和各书所记载的孔子言论，寻求其中义理正当、言语没有瑕疵的部分，仿照《论语》二十篇的遗意，从论学开始直到圣人功绩，分别按类别编排，刊刻在学宫中。大概有《论语》存在，各书就不能混淆；有圣人的言论存在，各家的言论也不能混淆。扬子云说：‘众说混杂错乱，要用圣人的标准来裁断。’诸子的言论已经混乱了，如果依据义理加以裁断，那么确实出自圣人的言论固然可以作为师法；即使未必出自圣人，只要不违背圣人，也不可以遗漏。求学的人如果真能约束自己的内心，以此防护并体察圣人的言论；又依据圣人的言论来领会圣人的心意，把它蕴藏在自身中成为真实的德行，施行于家庭、国家和天下而成为实际的功用，那么或许对学术和士风能够略有补益，仅此而已。” 陆元辅说：“潘士达字去闻，是安吉州人，万历壬辰年进士，历任官职至江西右布政。他任广东提学时，因豫章李氏的《论语外篇》原本而加以增订，刊刻流行。全书共二十篇：第一《论学》，第二《为政》，第三《示训》，第四《人伦》，第五《明经》，第六《儒行》，第七《出处》，第八《谏诤》，第九《冠婚》，第十《丧祭》，第十一《礼乐》，第十二《论仁》，第十三《治化》，第十四《刑罚》，第十五《综古》，第十六《程人》，第十七《衡事》，第十八《博物》，第十九《杂论》，第二十《圣绩》。李氏不知究竟是什么人，这部书也没有见到。” 《孔子家语》《汉志》二十七卷 已佚【另一本尚存】孔安国后序说：“所谓《孔子家语》，都是当时公卿、士大夫以及七十二弟子所咨询访求、彼此问答的言语。后来各位弟子分别记录下自己所询问的内容。它与《论语》《孝经》处于同一时期，弟子们把其中正确真实而又切合事理的内容另外编出，成为《论语》；其余的多加以汇集记录，命名为《孔子家语》。其中所论述、辨析、分流、判别而归结到实理的内容，都是夫子本来的旨意。至于文章措辞，往往颇有浮泛之说，烦琐而不切要的地方，也仍然是七十二弟子共同叙述始末，再加以润色；他们的才质或有高低，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情况。”孔子去世以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了；七十二弟子去世以后，大义也发生了偏差。战国六国时期，儒家之道分散，各游说之士都凭借巧妙的心思增衍枝叶。只有孟轲、孙卿守持他们所学习的道术。秦昭王时，孙卿进入秦国，昭王向他询问儒术，孙卿把孔子的话、各国的事以及七十二弟子的话，共一百多篇交给昭王，因此秦国全部拥有这些材料。秦始皇时期，李斯焚烧书籍，《孔子家语》与诸子之书同列，所以没有被焚毁。高祖攻克秦国后，把这些书全部收集起来，都是写在二尺长的竹简上，其中有很多古文字。” 等到吕氏专擅汉政时，把这些书取走并收藏起来；后来吕氏被诛灭，这些书也随之散失，《孔子家语》于是散落在人间。好事之人又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增删其中的言辞，因此同一件事往往有不同的说法。汉孝景皇帝末年，朝廷招募搜求天下的礼书。当时士大夫都把书送到官府，得到吕氏所传的《孔子家语》，但其中又夹杂着各国史事和七十二弟子的虚妄言辞，混杂不清，无法辨识，于是交给掌书之官，与《曲礼》等众篇的散乱竹简合并收藏在秘府。元封年间，我在京师任职，私下担心先人的典籍言辞将要彻底湮灭，于是借助各位公卿、士大夫的力量，私下以人事关系搜求副本，全部得到后，便按事情类别编次，辑成四十四篇。另有《曾子问礼》一篇，另归入《曾子问》，所以不再收录。各弟子书中所引用的孔子言论，本来不在《家语》之内，也因为各自另有传本，所以一概不取。后世君子对此不可不加以鉴戒。” 考察《安国〈家语〉后序》，怀疑它也是后人伪造的。颜师古说：不是今天所存的《家语》。《中兴书目》记载：《家语》，内容自“相鲁”至“曲礼、公西赤问”，共四十四篇，汉元封年间由孔安国辑录。王氏【肃】《孔子家语解》

译《隋志》二十一卷 存 王肃在自序中说：郑玄的学说流行已经五十年了。我从成童时起才立志求学，所学习的就是郑氏之学。然而我探究文辞、核考上下文，发现义理有不妥之处，乖违错谬的地方很多，因此便加以夺取而改易它。但世人尚未明白其中的真实情况，却说我苟且驳斥前代老师，借此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于是我慨然叹道：难道我是喜欢故意为难吗？我是不得已啊。圣人的门径正被堵塞而不能通行，孔氏的道路上荆棘丛生，难道能不把它打开、加以疏通吗？如果没有这样做的理由，也不是我的过错。因此我撰述《经礼》，申明其中的义理；至于朝廷所议论的制度，也都根据自己的见闻来说明。孔子第二十二世孙中有一个叫孔猛的人，家中藏有他祖先的书。我过去曾跟随他学习，不久前回到家中，正好取来这些书，发现它们与我所论述的内容，仿佛重重规矩、叠叠矩法一样相合。从前仲尼说：‘文王已经去世了，礼乐文献不都在我这里吗？’上天如果要灭亡这些文化，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些文化了；上天如果还没有灭亡这些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说上天若要灭亡这些文化，所以使他来把这些文化传给天下。如今或许上天还不想使这些文化混乱，所以让孔猛跟随我学习；而我又从孔猛那里得到这些论说，用来说明我们彼此与孔氏之学并不相违。这些都是关于圣人真实事迹的论说，只是担心它们将要失传，所以特意加以解释，把它留给喜好学问的君子。《语》书说：‘牢说：孔子说我没有被任用，所以只会一些技艺。’谈论此事的人不知道牢是谁，往往妄加解释。《孔子家语》记载，弟子中有琴张，名牢，字子开，又字张，是卫国人。宗鲁死后，琴张准备前去吊唁，孔子制止了他。《春秋外传》说：‘从前尧治理百姓，有“五”这种说法，即尧每隔五年巡视一次。每隔五年巡视一次，不能说是“以五治理百姓”；说每隔五年巡视一次，这是说舜的文字，不是说尧。孔子论说五帝时，各自说到他们不同的事迹；关于舜，只说巡行天下，五年开始一次，那么尧巡视的年数就还不明确。周代每十二年巡视一次，难道可以说周以十二治理百姓吗？’孔子说：‘尧以土德统治天下，崇尚黄色；黄色属于土德，土的数是五，所以说以五治理百姓。’这就是其中的意义。马昭说：《家语》是王肃增补的，不是郑玄所见到的本子；王肃私自编定它，用来刁难郑玄。张氏【融】《家语》考订 《七录》著录二卷 已佚 阮孝绪说：魏国博士张融撰写。王氏【柏】《家语考》未见传本 郎瑛说：‘王文宪公的《家语考》一编认为，四十四篇的《家语》，是王肃取《左传》《国语》以及荀子、孟子和二戴《礼记》的材料，割裂拼接而成的。孔衍的序，也是王肃自己写的。’ 王氏【广谋】《家语句解》三卷 今存 马思赞说：‘这部书有延祐丁巳刊本，书末题记说刻于精一书舍。广谋，字景猷，别字猷堂。’ 何氏【孟春】《家语传》

译八卷 今存 孟春作序说：‘《孔子家语》如果像孔衍所说的那样，是从孔氏墙壁中收藏的遗书中流传出来的，那么实际上应是孔安国所作，而王肃代替孔安国作序，却从未提到这一点。至于这部书的源流和传承究竟如何，王肃的序说得很详细。我考察《汉书·艺文志》，其中著录《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说：“不是今天所有的《家语》。”《唐书·艺文志》中有王肃注《家语》十卷，那么颜师古所说的今天已有的《家语》，与班固史书所记载的，大概是刘向校录、整理完毕的书。王肃序说四十四篇，是先圣第二十二世孙孔猛所传。王肃反对郑氏之学，孔猛曾向王肃学习，王肃从孔猛那里得到这部书，于是流传于世。这样看来，王肃所注的《家语》，显然不是孔安国编撰、也不是刘向校订的那部书。虞舜《南风》诗，郑玄注《乐记》说：“它的文辞没有听说过。”如今《家语》中却有这首诗。马昭说王肃加以增补，不是郑玄所见到的内容，他的话难道没有根据吗？王肃的论说不同于郑玄，大概常常如此。既然《曾子问》篇没有收录，又说各弟子所称引的内容都不取，为什么偏偏把这一段添进去呢？这自然是有意而为的。王肃的注，我没有能够看到，只看到了他的序。’ 如今世上流传的《家语》，大概不是王肃的原本，也不是颜师古所说的“今天所有的《家语》”。孔安国的本子年代久远，已经无法再得到，如今究竟依据什么来取正呢？司马贞与颜师古是同一时代的人，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引用过《家语》；如今的本子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即使有，内容也不相同。我因此知道它不是王肃的完整著作。如今流行的《家语》是前代王广谋作句解的本子，注释庸俗浅陋、荒疏昏昧，没有任何发明，哪里值得同著述家谈论？而且他的本子使正文有所遗漏，又不能使人满意，真令人遗憾！今本与唐末的本子已经不同，必定不是王广谋妄自庸俗地删削所造成的。《史记》记颜何字冉，《索隐》说：‘《家语》中称他的字为仁。’山金氏考察七十二弟子的姓氏，认为颜何不见载于《家语》。《论语》中仲弓问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语》记载伯子不穿戴冠帽而居处，张存中又取《说苑》中的话来作证；颜何和伯子的事，都是王广谋本所没有的。大概金、张二人所见到的已经是今本了。由此推知，这部书同一件事有不同说法，灭失根源而只保存枝末，经过人的手而混乱，不只是在汉代才如此。孔安国和刘向的旧本，到王肃时已经有过几次变化，如今又再次混乱而失去真实面貌了。如今又依据什么来取正呢？而我再为它作注，难道不也会成为王广谋一类的人吗？唉！先民有话说：‘既然被称为圣人，圣人留下的教训，谁能不遵循？’继《孝经》《论语》之后，幸而还保存了这部书，怎么能任由它昏暗不明而不加整理呢？王肃说这部书繁杂而不重要，朱子也说它杂乱而不纯粹；然而其中实际上有些内容出自孔子的本旨。这是当时的书，我怎么可以忽略它而不加以重视呢？《论语》是圣门高弟记录师生问答的书，内容真实而切合事理。颜回死后，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卖掉，孔子说：‘鲤死了，有棺而没有椁。’根据《家语》所记的年月来校勘，颜渊死时，孔鲤大概还没有死。有人因此认为《论语》是在假托设事，那么《论语》中也有不可信的地方了。我又怎么能因为这部书有不可信的地方，就连它其余可信的内容也一并怀疑呢？学者应当根据自己所见，在最恰当的地方探求其论说，这才是善于学习所得到的益处。我何孟春谨将其他书中明确记载《家语》而今本有所缺略的内容，补缀进去。至于今本中没有一点迹象的内容，就不知道旧本原来属于哪一篇，不敢收入。把四十四篇分为八卷；其他书所记载的事迹相同而言辞不同的，便在下方作笺说明，并附上我个人一两点浅见。那些不敢收入正文的，仍另行编录；连同春秋、战国、秦、汉之间的文字中记载孔子言语的材料，一并编为《家语外集》，保存在私塾中，等待博雅君子或许能够得到王肃旧本而加以订正。这难道只是我何孟春一人的幸运吗？正德二年二月。陆氏【治】《家语注》八卷 未见传本 梁武帝《孔子正言》《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 已佚 刘知几说：‘梁武帝命殷芸编集各种小说，又让萧方等撰写《三十国史》，于是刊定为《正言》。’ 薛氏【据】《孔子集语》

译二卷 今存 中书省覆核进呈文书说：太中大夫、尚书刑部侍郎兼给事中、兼太子谕德徐经孙，朝议大夫、中书舍人兼国子司业常挺，通议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兼侍讲刘克庄等，奉尚书省送下的朝奉大夫、秘书监兼太子侍读谢子强等人的申状，申请求将收藏迪功郎、浙东提举司稽山书院山长薛据所进的《孔子集语》，交本省覆核详议。刘克庄私下看到，近世伊洛一派的门人各自记录他们老师与弟子问答的话，称为语录；有人又把各家所记的汇编起来，编次成朱氏、张氏语略，详尽而不厌其繁。《论语》一书，是孔门高弟记录老师和弟子问答的话。然而孔子的言论遍布天下，薛据采集孔子的言语，把《家语》以及《庄周》《列御寇》《荀卿》中没有收录、或散见于诸子百家书中的内容，汇集成二十篇，题名为《集语》。他尊师好学的志向，远远胜过学习伊洛之学的人。这部书对学者有益，实在值得嘉奖；如果蒙受激励和赏赐，考虑到他的美好品行与著书的勤劳，就不是寻常的嘉奖可比。考察刘克庄等人恳切地公开举荐的意见，以及请求擢升任用的意图，可以作为勉励尊崇经书、树立品行者的榜样。仍将所进《孔子集语》交付秘书省收藏，刘克庄等不胜荣幸，恭候指示。景定元年五月十三日尚书省札：薛据品行美好、著书勤勉，特予升迁并授予差遣；他所进的《孔子集语》交付秘书省收藏。薛据自序说：‘圣人的道，广大到了极点。它不就像天一样吗？日、月、星三光以及阴阳二气，运行有其常规；雷霆、风雨、霜露，则交织出它的变化。人们依循它却自己不知道，知道了也不能穷尽它。孔子说：“我想不说话。我没有哪一件行为不曾同你们几个一起做过。”既然如此，当时颜渊、闵子骞等人所能探究仰望的，大概也只是从耳目接触中得到的罢了。等到孔子逍遥拄杖而行的歌声兴起，而金声玉振般的声响不再继承，他的一言一语，以及似乎偏左偏右的记载，便相互传授，哪里止于百家呢？汉朝承接秦朝轻慢文教、毁灭学术之后，到景帝、武帝时期，距离孔子还不远，距离曾子也不远，距离子思、孟子更不远。董仲舒在对策中独自推尊阐明孔氏之学，使学者知道应当归于统一。正在这时，有个韩婴，与董仲舒齐名，学习《诗经》，撰成《诗内传》《诗外传》数万字，多次引用孔子的言行作为证据。董仲舒所引用的，都与《论语》相合；韩婴所记载的，则颇与《荀子》相同。又有《曾子》《大戴记》《孔丛子》所采录的内容，可以说已经很完备并得以流传。后来我长期阅读《左氏》《公羊》《谷梁》《荀卿》《列御寇》《韩婴》《刘向》等书，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更加众多，疑惑也因此越来越深。’ 假如认为孔子去世后，众弟子追思整理，只把《学而》以下二十篇认作确实可靠，那么这难道不是君子的言论，而是齐东野人的话吗？当时大概已经选择得很精审了，难道会把伪书流传下来吗？于是我取来各书所记载的内容，汇集聚拢，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篇卷；凡见于《曾子》《大戴记》《孔丛子》《家语》四部完整著作中的，以及见载于《左氏》《庄周》《列御寇》《荀卿》中的，都不收入；散见于汉代儒者诸书中的，则加以抄录。刚开始草创时，曾请丞相克斋游先生审订。先生说：‘啊，真多啊！你努力把它完成吧。’当时礼部侍郎蘧径东甽二曹先生，在十多年间任职于秘府，因此得以借阅书籍。辛卯年秘书省藏书遭火，许多书散失了。古书有不能全部见到的，后来我在南宫落第，于是编次此书为二十篇，题名为《集语》，以完成自己的志愿。世上有得到它并加以阅读的人，大概就像得到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珍藏在金匣中一样。淳祐丙午孟夏。吴莱说：《孔子家语》刚出现时，在魏王肃家中。看它的言论，且与大小戴《礼记》互相出入；王肃曾拿它来刁难郑玄。世上的儒者仍有人怀疑它而不完全相信，大概是因为谨慎。何况永嘉薛据编次的《孔子集语》，有的可能取自战国诸子，有的可能记载于西汉老儒之书；虽然仿佛圣人的遗言逸语依靠它才得以保存，我却担心天下后世的学者会因此更加迷惑。陆元辅说：薛据字叔容，是永嘉人。杨氏【简】《先圣大训》十卷 今存 扬氏【雄】《法言》

译《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五卷 今存 《汉书》说：扬雄想凭文章成名于后世，认为经书没有比《易》更伟大的，所以作《太玄经》；没有比《论语》更伟大的，于是作《法言》，编为十三卷：《学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问道》第四，《问神》第五，《问明》第六，《寡见》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渊骞》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袁准说：《法言》内容杂乱而没有主旨。刘知几说：‘仲尼去世以后，精微的言论不能流行，史公著书，是非多有谬误。因此诸子百家出现诡异的学说、不同的言辞，专门从事琐碎的辨析，破坏那条大道。所以扬雄的《法言》产生了。’ 程子说：‘扬子没有自己真正领悟的东西，所以他的言论蔓延铺陈而不能连续贯通，优柔迟疑而不能决断。’ 胡宏说：《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录各种善言的书，确实有这些人物彼此问答的事情。《法言》则是假借问答来比拟《论语》，而且浅近得尤其厉害，有些话根本不必问、不必答，也不必说。晁公武说：扬雄喜好古学，看见诸子各以自己的见识彼此错杂驳杂，不能与圣人同样判断是非，在经义上颇多谬误。因此当时有人向扬雄询问，他常常用《法言》来回答，于是仿照《论语》编写此书，题名《法言》。每篇又作序和赞，用来阐发大意。然而扬雄的学问，自己真正有所得的地方很少；他的言论专门模仿圣人，拘谨地像影子守着形体，既少有发明，又往往违背原本的旨意，正如古人所说的画工，只谨慎描画毛发却失去了整体面貌。黄震说：扬子在全书末篇称赞王莽的勤劳，说超过伊尹，这样的人难道可以列入善类吗？他却仍因懂得尊崇孔子而在诸儒中获得名声。然而自汉武帝以来，孔子受到褒扬、显赫和尊异已经很久了，并不需要等到扬雄之后才尊崇；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异端需要排斥，不像孟子、荀子不幸生在处士横加议论的时代。考察他的言论，大多粗疏浅陋，不过拾取前人遗绪来盗取名声罢了。吴师道说：扬子《法言》十三卷，晋代李轨作注。钱佃用国子监治平年间的旧本刊刻，当时已经把宋咸的注增入其中。如今用四注本考察，李轨的注简略，宋咸的注详细；凡是李轨注本中正文较详的地方，都是后来增入的。明明是宋咸的注，却误以为是李轨的注，这是钱佃没有考察的过错。例如正文《渊骞》篇有一段脱落三十六字，注释中的讹误很多；有的地方问语另起一行，有的地方这样或那样不能确定，也有正文尚未断开却又重新另起一行的。这样的校定，哪里能算精审呢？司马公、宋咸、唐仲友的序附录在后面，用来显示诸位推尊扬子的态度竟然达到如此程度。唐仲友略微涉及扬雄的出处，却把《易经》的《肥遯》卦拿来比附，意义很不相类，大概也是曲意替他辩解罢了。薛瑄说：扬雄的《法言》、王通的《续经》，都把自己比作孔子；这两个人不只是不了解圣人，也不了解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郑瑗说：扬子云仿照《论语》作《法言》，他说：‘圣人的经书，不能让人轻易知道它的意义’，仿佛认为圣经就是故意要使人难以理解。却不知道圣经明白简易，起初哪里有意写成艰深的言辞呢？《论语》并没有刻意作文，却自然形成了灿然的文章；《法言》却故意写得艰深险僻，以至于难以连贯诵读。从有见识的人看来，不只是《太玄经》可以拿去盖酱缸了。侯氏【芭】《法言注》《七录》著录六卷 已佚 宋氏【衷】《法言注》《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三卷 今存 李氏【轨】《法言解》《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 存（今存）。陈振孙说：“李轨的注本，经历景祐、嘉祐、治平三朝，奉诏由监学、馆阁及两制校订，随后刻板刊行，与建宁所刻四家注本不同。” 辛氏（德源）《法言注》。二十三卷。佚（已亡佚）。柳氏（宗元）《扬子新注》。五条。存（今存）。蒋之翘说：“《法言》在东晋时李轨已经作注，十分简略。子厚删定此书，虽然增加了一两处解释，但也不能完全补正其中的亡佚和错误。所以宋咸说：‘其中有些义理容易判断的地方，反而作了疏解；对于仍然隐晦的地方，却置之不解。缺文无法订正，讹字也不能辨明。至于言语不加训诂、事情彼此不相连属，议论失去本旨、举例失去类别，那么这些话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 宋氏（咸）《扬子法言广注》。

译十卷。存（今存）。宋咸序说：太仪的本体，浑然广大而没有穷尽。若不是周服等诸家的论说，那么度舍的纲纪，有时便无法了解；想要明白纬象，也就不可能了。群经的文字，往往支离而少有要旨。若不是孔安国传和众家的解释，那么篇章旨趣的会合，恐怕就会隐没；想要辨明纲常，也就不可能了。因此，先儒对于圣人的著作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把阐明它作为自己的责任，大概就是这个缘故。西京博士毛苌传《诗》，一向被认为过于简略。郑康成非常担心《诗》的意义因此湮没而不能流传，便考虑启发后人，于是增加笺释，三百篇的义理就豁然明白了。自从凤鸟之德衰微、诸子相继著作以来，能够称为亚圣著作的，只有扬雄和孟轲的书。孟子的七篇，有赵台卿为之作题解，颇为详尽；《真经》有范叔明为之作解，也很详备。只有《法言》，大概是当时有人向子云请问，他便用圣人的法则来回答。全书共有十三篇。东晋李轨虽然作了注，但比毛公的传还要简略。唐代柳宗元删定此书，虽然解释了两三处，却不能完全补正其中的亡佚和错误。因此，其中义理容易判断的地方，反而作了疏解；仍然隐晦的地方，便置之不解；缺文不能订正，讹字也不能辨明。至于言语没有训诂、事情彼此不相连属，议论失去本旨、举例失去类别，这些已占全书十分之一，使扬雄的意旨仍有晦暗之处，后学不能不感到疑惑。所以，我冒昧地取法郑康成的志向。凡是补正其缺漏、纠正其错误的，共五百多条，并署名“咸”，用来区别于旧本。考察《诗》《书》的小序，都冠列在各篇之前，大概是为了显示作者的意旨。《法言》每篇的序，都是子云亲自表达的旨意，却反而列在卷末，这很不合圣贤著书的体例。现在把它提升到篇章之首，采取与经义相合的次第；编排的缘由，随各篇分别说明。凡是难字的读音以及来历义理，都编列在后面，同时仍按旧有条目排列，编为十卷。虽然不能广泛辅助贤者的事业，但或许可以充实巾箱，成为留给后人的资料。景祐三年二月，又进表说：臣听说鲁堂诸子，都尊奉圣人来宣扬治道；汉室群儒，多著书立说来显扬自己的学说。何况如今正逢昌盛的时代，岂敢忘记训释经义的勤劳，希望以此尘献于典学之明，或许可以补足传疑之处。臣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私下认为，前代圣人去世以后，精微的言论便随之沉沦；并行于世的不是先王的正统，横加议论的都是处士之流。儒学的纲纪完全松弛，百姓的准则也全都纷乱。只有邹国孟轲、兰陵荀况，以及后来的刘向、再世的扬雄，都能著书立说，互相树立道统，在绝代之后开辟王道的根基，在众人之中振兴天爵。像赵岐解释《孟子》，杨倞笺释荀子的旨意，都深入揭示幽深奥妙，没有留下明显的疑惑。只有这部《法言》，仿照《论语》而作，文字高古，意旨断绝而深奥隐秘。虽然李郁亭在前为它作解，柳宗元在后加以删定，然而多有疏略，仍然有所遗漏和错误。凡是坦然明白、容易辨别的条目，便五行一并写下；至于诠释那些卓然难明的意义，却一个字也没有措置，任其缺失。于是使十三篇的旨趣未能融会贯通，数百年来的解释仍然昧暗。唐代陆德明说：“注既解释经文，经文也因注而显明。如果读了注还不明白，那么经义便难以明白。”确实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臣自从出仕以来，从未荒废学习；想到子云的事业，大概是继承仲尼纲纪的。因政务之余，便尽力讨论、深入研究，增加剖析义理，希望使内容更加详明。然而圣人之门，实在难以妄言，这是应当警戒的；何况愚夫的思虑，有时也可能有所收获而值得采纳。恭惟景祐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德冠绝先天，功业足以弘大长久。像唐尧虞舜那样考察古道，鉴戒商周而尊崇文教。即使秘藏的著述很多，也都允许加以采择；即使只是小说中的异闻，也不忽视而遗弃。臣因此敢于冒犯国法，向上干扰圣听。若终篇能够得到称善，倘蒙陛下以衡石之法加以审察，使文化教化得以成就，愿意推广鸿都之教。臣所重视并广注的《扬子法言》共十卷，谨慎缮写成三册，随表冒死到东上閤门投进，恭请圣上阅知。臣冒犯皇上的威严，内心惶恐迫切至极。臣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谨此上言。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给事郎、守秘书著作佐郎。陈振孙说：“《法言》有十三篇，每篇各有序，原来在卷末，如同班固的叙传。现在的本子把序分列在篇首，是从宋咸开始的。” 司马氏（光）《集注扬子》。十卷。存（今存）。晁公武说：“温公汇集晋代李轨、唐代柳宗元、本朝宋咸、吴秘的注本。温公自己说，他年轻时就喜爱这部书，历年来已经很久。现在便采集各家的长处，附上自己的意见，题名为《集注》。李祠部的注本及音义最为精详；宋咸、吴秘也依据李本，但文字多有异同。现在又参照《汉书》，选取通行而合理的文字作为定本。先审定字音，然后解释意义。” 刘氏（绛）《扬子大义》。一卷。佚（已亡佚）。徐氏（君平）《扬子义》。佚（已亡佚）。张氏（敷）《扬子法言义》。十三卷。佚（已亡佚）。赵氏（秉文）《法言微旨》。佚（已亡佚）。秉文自序说：“扬子是圣人的门徒，他的《法言》，是[缺字]汉二百年间的著作。汉朝兴起后，贾谊明习申不害、韩非之学，司马迁喜好黄老之学，董仲舒沉溺于灾异之说，刘向铸造黄金，只有扬子得到圣人的正传，不属于诸子之流。我已经整理辑录[缺字]的旧闻。《法言》有宋衷的注，今世已经亡佚；流传下来的有四家注，柳宗元、李轨二注只解释了一二成，宋咸、吴秘二注又颇有抵牾。在这十二家注中，有几家大抵以临川王氏为祖本，没有多少发明，又多有诋毁违忤而不合义理之处。其失误，只有温公的集解广泛采集各家本子，略微辨析四家的得失，再以自己的意见裁断，十成中已经得到七八成了。至于全书末篇详细辨明扬子具有圣人的出处行藏，认为他得到了圣人的正传，实在是百世不变的通论。因此，现在决定以《集解》为定本。不过，《法言》的写作虽然仿拟《论语》，却不同于门人问答；篇章先后没有次序，原是扬子自己著成的书。不能因为言辞意义彼此不相连接，便认为它没有条理；从它的命名和自序中，已经可以想见其大意了。有时先说义理后提出问题，有时最后以回答来结束义理，有时分离章句来阐发幽微，有时在篇末说明数理；旁征远引，使隐微的显明、晦暗的意旨得到揭示，如同河流相接、经脉贯通，最终都归于正道。现在所谓分章以阐明微旨，并不敢自认为不同于先儒，只是想使一篇的义理彼此贯通；若因此获穿凿之罪，我哪里敢逃避。” 万一有人能够从言辞之外体会到其中的微妙旨意，或许也有助于启发思路吧。”《经义考》卷二百七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七十九。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拟经（十二）。王氏（通）《中说》。《唐志》著录五卷（有的作十卷）。存（今存）。李翊说：义理是正确的，但文辞不能工巧，王氏《中说》就是这样。阮逸序说：周公，是善于治理圣人的；后世君王不能实行他的道术，于是仲尼加以论述，周公之道才得以彰明。仲尼，是成就完备的圣人；后世儒者不能通达他的道术，于是孟轲尊崇他，仲尼之道才得以彰明。文中子，是修养圣道的圣人；他或许是孟轲一派的人吧？并不是诸子之流。大概万章、公孙丑不能穷尽孟子的深奥，只把他的言论全部记录下来，所以孟氏的章句简略而多有缺漏。房玄龄、杜如晦等诸公不能达到文中子的高明之处，广泛宣扬他的教化，所以王氏续写经书的事业受到压抑而不能振兴。《中说》是文中子门人记录问答的书。薛收、姚义编集并阐明了它。唐太宗贞观初年，精心修治政事，文治武略远超近古。像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征、二温、王、陈等人，交替担任将相，实在成就了长达三百年的基业，其中门人的功劳超过一半。贞观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开始为《中说》和《文中子世家》作序，还没有来得及进呈任用，便受到长孙无忌压制，不久杜淹又去世了。因此，王氏的经书散落在各个孤儿家中，世人再也无法听闻。二十三年，太宗去世，文中子的门人也全都不在了。” 只有王福畤兄弟把《中说》传授给叔父王凝，王凝才开始编为十篇。如今世上流传的本文大多残缺，误把杜淹所撰《世家》当成《中说》的序。王福畤又从叔父王凝那里得到关子明的传记，王凝于是说到关氏卜筮的应验，并且记载房玄龄、魏征与太宗讨论道术的盛美，这也不是《中说》的后序。大概是因为它们同藏在一套缃帙中，卷目混乱，于是误认为是序。阮逸家收藏的古本，尤其精备，也列为十篇，实际上并没有两篇序。详细推测，所谓《文中子世家》，应是杜淹交给尚书陈叔达，编入《隋书》而后来亡佚的。关子明的事迹见于裴晞《先贤传》，如今也已不存。因此，王氏诸孤痛惜这些内容将要失传，便把它附在《中说》两篇之间，并且说：“志同道合的人相继去世，通往帝阍的道路又遥远，文中子的教化郁结而不能施行，唉，实在可悲啊！”由此可以知道杜淹受到压制，续经之作未能流传；王氏子孙自我悲叹，所以遗事一定要记录下来。后人责怪房玄龄、魏征不能发扬老师的道术，也是有原因的。道理深奥的，本来当时就不可能穷尽；功业深远的，必定要到不同的时代以后才显现。正当圣明之时，人文复兴古道，那么周公、孔子的至治就会大为完备，也能够得到尊崇。”},{ 从前荀卿、扬雄的两部著作，尚且还有韩愈、柳宗元删定篇章，李轨、杨倞加以注释，何况文中子并不是荀卿、扬雄那样的人呢？因此我为它作引文和注释，用来辅助这部著作。前代圣人是后代圣人的准备，古文是今文的修治；从来没有背离圣人而另走一途、抛弃古道而趋近俗习，却能够达到治理境界的。大宋统治天下，尊崇儒学，崇尚文教，道术已经十分淳厚了；修明王道，削弱霸术，政治没有杂乱了。又赶上超过唐朝盛世的时代，使文中子的门徒得以遇上这样的时势。那位韩愈，是竭力排斥异端、为儒学建立功劳的人，所以称赞孟子能够抵御杨朱、墨翟，功劳不在禹之下。孟轲，是弘扬儒道的人，所以称赞颜回能够同禹、稷走在同一道路上。韩愈不称说文中子，难道是把建立功业放在弘扬道统之前吗？这就像文中子不称说孟轲一样：道统存在其中，功业也包含在其中。唐末司空图感叹功业废弛、道统衰微，于是明确说文中子是圣人。五代经历战乱，直到天下削平以后，柳仲涂在前尊奉他，孙汉公在后加以阐发，都说他是圣人。然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使他的教化盛行。唉！知道天的高远，就一定要辨明天之所以高远的道理。文中子的道，莫非就是天道吗？天道简约，而功效却周密。门人回答问题，就像日月星辰灿然显现；即使周环往复、变化万端，也不超出天道的范围。现在推演策数、测量日影，希望可以依稀推知它的端绪吗？“中”这一义理真是广大啊！在《易》中表现为二、五之位，在《春秋》中表现为权衡，在《尚书》中表现为皇极，在《礼》中表现为中庸。说它无形，便不是“中”；说它有固定形象，也不是“中”。它向上不荡然陷入虚无，向下不局限于器物功用，只随着变化所适，只依循义理所在。这就是“中”的大概。所谓《中说》，不过如此而已。李靖问圣人之道，文中子说：“没有可由此到达的路径，也不能到达那里。”李靖又问：“那里的说法是什么？”文中子说：“那是通往道的途径，关键在于不要到达那个境地。”魏征问圣人为什么忧虑疑惑，文中子说：“天下人都忧虑疑惑，难道只有我不忧虑疑惑吗？”魏征退下后，文中子对董常说：“乐于顺应天命、知道命运，我有什么可忧虑的？穷究事理、穷尽人的本性，我有什么可疑惑的？”举出这番深奥的旨趣，就可以类推而知其他内容了。有人拘执文句而不明白义理，认为它仿照《论语》是弊病；这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见解，并不是从内心理解。才华虽高而志向微薄，怎么能勤勉地探究它的极致呢？其中有存疑和缺文，姑且留待后来的贤者；仍依照原来的篇章，分成十卷。宋咸说：“文中子是后人假托出来的，实际上并没有这个人。” 李觏说：《文中子》中所说的话，是圣人一类的话；但传述这些话的人却不是圣人一类的人。我看《中说》，认为传述它的人，是奸诈而无礼的人。世人讥讽房玄龄、魏征等人不称文中子为老师，那么诸位公卿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偷窃别人的财物尚且被称为盗贼，向人学习却不知道所学从何而来，本来就是小人。然而，他们辅助唐朝承受天命，奠定太平基础，所做的事情明白可见，便不能说是小人。既不是小人，却不称他为老师，显然是从未把他当作老师。《隋书》中魏征公所撰述的内容，普通人或许还能够得到一部传记，却没有说到王通，难道他亲自做了王通的弟子，却会疏忽遗忘到这种程度吗？有人说是因为长孙无忌发怒的缘故。可是魏征依据义理进谏争辩，并不向天子屈服，难道会畏惧一个长孙无忌，就删去自己的老师吗？大概是文中子在河汾之间授业，事迹还不十分显著；死后门人想抬高尊宠他，所以牵扯太宗时期的公卿来欺骗后世。又害怕这些话泄露，于是夸大其词来求取世人的欢心。孔子在世时，周王和鲁公并没有留下什么遗命。到了编修《春秋》时，他尊崇京师，区别内外，依依不舍，不能停止。江都发生弑杀炀帝之事，而文中子说：‘上天或许将要开启尧、舜的道统，我不参与其中。既然这是命运，那又把君臣之礼置于何处呢？’孔子对于孟防子、季康子，称字称名各有不同。杨素、苏夔、李德林都是隋朝大臣，而且不是王通的弟子，书中却说他们‘请求拜见’，又直呼其名，这同上下之间的礼法如何相容？所以我认为，传述这些话的人，是奸诈而无礼的人。郑獬说：《中说》中记载李德林‘请求拜见’，又援琴鼓奏《荡》诗一类的乐章，还记载向关子明询问礼制；这两件事显然都是虚妄的，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