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二十二

译杨氏《周礼讲义》佚失。《自序》说：《周礼》是周公用来实现太平的书。周公凭借圣人的德行和辅佐君主的尊贵地位，通晓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的事务，所以能够创作这部经书。阐述这些礼制，是为万世制定大法。它的概要见于《周官》，详细内容载于六典。六典是什么？就是治、教、礼、政、刑、事。治，是没有不统摄于天道的治理；由天官冢宰掌管。教，是没有不包容于地道的教化；由地官司徒掌管。和谐喜悦的是礼，次序属于春；由春官宗伯掌管。端正宏大的是政，次序属于夏；由夏官司马掌管。严肃威严的是刑，次序属于秋；由秋官司寇掌管。富足充实的是事，次序属于冬；由冬官司空掌管。施行治理，便是不发言也能使人受到教化；施行教化，便表现在言语上；施行礼，便表现在仪容上；施行政，便表现在号令上；施刑，便表现在威势上；办事，便表现在具体事物上。这就是六典精微与粗略、先后次序的安排。六官统率所属官员三百六十人，正好与一周年的日数相应。从天子、诸侯直到公卿大夫，无论贵贱都各有职位；从王畿直到侯、甸、男、采、卫、要、蕃等远近地区，无不各有制度；从天地、宗庙直到百神的祭祀享献，无不各有常规。从正月初一到年终的施政作为，无不各有时令；从人类到禽兽草木，养育它们必定各有方法；从宫室到车辆、衣服、器物和用具，制定它们必定各有法度。没有一项职事不修治，王道就会完备；没有一件事物不受到教化，一年的功业就会完成。这就是用来实现太平、匹配天命的原因。不幸遭逢秦火，典章常法断绝灭亡，后来从山岩中出土，仓促收藏于秘府。冬官已经散失，既未能得到完整的书；士人儒者相互传授，久已被世俗之学败坏。圣上怜悯它到了这种地步，命儒臣加以训释发明，列入科举选用的经书，使成周太平的事迹在本朝焕然显明。这实在是千百年难得的机遇。然而，拘泥于形器、制度和数目的学者，不懂得制作制度的本意；沉溺于道德性命之说的人，又不能考察贯通而使之适用于实际。大概学习礼的人所受的弊病，就在于既拘执又泥守；只有不拘执、不泥守，才能充分通晓变化通达之理而用于实际，上以副合朝廷讲明经义、造就士人的意旨，这不是很盛大吗？刘彝《周礼中义》。《宋志》著录十卷【《通考》著录八卷】。佚失。陈振孙说：“祠部员外郎、长乐人刘彝，字执中，撰写了此书。刘彝对各部经书都有《中义》。” 王应麟说：“刘氏《中义》把《考工记》的沟洫制度同《遂人》治理野地的制度相互求合，认为《遂人》讲的是数目的累积，《匠人》讲的是具体方法。” 刘恕《周礼记》。佚失。周谞《周礼解》。佚失。卫湜说：“延平人周谞，字希圣，考中熙宁年间的进士。入仕后正逢新法施行，不忍心违背本心去曲意附和，便作诗辞官。他曾经注释《周礼》，解释王文公的新传，很多地方采用了王文公的说法，却隐去他的姓名。难道是忘了此人有传记吗？” 王安石《新经周礼义》。《宋志》著录二十二卷。未见。蔡绦说：“王元泽奉诏编修三经义，当时王丞相介甫担任提举，大概是因为宰相地位尊贵，所以借他的名义来颁行。诗经、书经的义多出自元泽及其门弟子之手，至于《周礼新义》，确实是丞相亲自删削撰写的。政和年间，朝廷把这些书全部收藏在秘阁，因此我得以看到它。《周礼新义》的笔迹仍然像斜风细雨，确实是介甫亲笔书写的。” 晁公武说：《周礼》曾被王莽取来施行，逐渐导致大乱。熙宁年间设置经义局，王安石亲自撰写《周官义》十多万字，却不解释《考工记》。王安石认为这部书中有一半内容是讲理财的，因而很喜爱它。像青苗法之类，都从中考察取法。这是因为他把自己所创立的新法全部附会写入其中，务必要堵住持不同意见者的口。后来他的党羽蔡卞、蔡京继承介甫的事业，企图把《周礼》全部推行。圜土、方田等制度，都是如此。时间久了，祸乱一并发生，与王莽没有一点不同。大概就是书中所说的‘与乱同事’吧。” 陈振孙说：“熙宁八年，诏令将此书颁行国子监，并把它列在义解之首。” 考察万历年间重新编纂的内阁书目，仍然保存着荆公《周礼义》三册。龚原《周礼图》。《宋志》著录十卷。未见。陈祥道《周礼纂图》。佚失。王昭禹《周礼详解》。

译《宋志》著录四十卷。尚存。陈振孙说：“近世参加科举、从事举子业的人大多使用它，他们的学说都以王氏的新说为宗旨。” 王与之说：“昭禹，字光远，有《周礼详解》，采用荆公的说法而加以详细阐释。昭禹自序说：‘道分判为万物生成的根本之理，理形成具体事物，就是不可言说的大法。礼，是法的大纲，道实际寓于其中。圣人遵循道的次序来制定礼；制定出来而加以使用，就在于法；推行而使之落实，就在于人。那个人足以担当官职，那个官职足以施行法令，然后礼的事务才得以完成。’所以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只有百种；夏、商官职增加一倍；到周代又增加到三百六十种。这并不是本来就喜好繁详，而是因为王者之世，事物繁多、事务众多，制度不得不如此。孔子说：‘周代借鉴夏、商二代，礼乐制度多么完美啊！我遵从周制。’说的就是它的盛大。然而，道的恒常无形状态，向下分散到恒常有形的领域；它效法而成为天地，变化通达而成为四时。圣人体察道的恒常无形，以观察它的微妙；体察道的恒常有形，以观察它的边际。其精妙达到与天地相合，其德行与四时相合；它的次序即使先于天而先行，也不会违背天道，哪里还需要仰观俯察以后再顺应时令呢？只是神明的显现，是上天的根本宗旨，响应帝王的兴起。天地本来就有伟大的美，四时本来就有明显的法则。即使是圣人，又怎么能够违背它呢？所以本来就是因循天地的伟大美善，转化而成为治理和教化；因循四时的明白法则，推广而成为礼、政、刑、事。这样说来，恒常无形的道，是为了万物而有天地、四时；圣人，是为了天下而有治、教、礼、政、刑、事。天地四时，是道借以发挥作用的凭藉；六官，是圣人借以成就事务的凭藉。唉！设置六官，难道是圣人的私智吗？实在是天理所造成的。由此看来，礼的事务虽然显现在形器、制度、数目的粗浅层面，而礼的道理实际隐藏在道德性命的精微之中。就具体事务而言，幽深的道理得到阐明；就道理而言，显现出来的事物又显得微细。这样说来，理是神明所施为的吗？神无所处而又无处不在，无所作为而又无所不为。圣人建立礼来作为主体，施行礼来作为辅助，以事务制定规范，以细节设置防范，这也就是神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意义。那荀卿只知道礼是道的外在光华，却不知道礼是万物得以成就的根据，于是说礼‘产生于圣人的人为造作’，他又哪里懂得礼的意义呢！” 章縡《周官议》。十六篇。佚失。孙觌撰写墓志说：“公讳縡，字伯成，世代居住在豫章，后来迁到建安，又迁到苏州吴县，是赠太师、秦国公章楶之子。熙宁九年考中进士，入仕后任尚书郎、提点淮南刑狱，代理扬州事务，逐步升任至朝奉大夫。” 张璪说：“章公的《周官议》十六篇，不是近世的文章。” 徐庚《周礼讲义》。佚失。《乐平县志》说：徐庚，字叔义，绍圣四年考中进士，历仕四十年。建炎初年，任提点福建刑狱，后来归乡，自号寄傲老人。黄裳《周礼讲义》。六卷。尚存。黄裳自序说：“天理有盈有亏，人事有邪有正，天下后世大多不能明察这一点。追求盈满以招致凶祸，走邪道以导致动乱，谁不是这样呢？先王对于愚昧的民众，与他们共同面对吉凶祸患，把义理寄寓在数目中，把祸福的道理告诉他们，于是创作《易》。对于邪正，也与民众共同面对祸患，把道寄寓在法制中，用上下尊卑的区别来加以约束，于是制定礼。夏、商、周三代，都有这样的书。夏代的《易》叫《连山》，商代的《易》叫《归藏》，它们所阐述的道还不完整。夏代的礼以立忠为本，商代的礼以立质为本，它们的法制还不完备。夏、商的君主难道不能在一天之内预先说明这些道理吗？只是恰逢当时，人的虚伪和世俗习惯还不足以使这种道理完整、这种法制完备罢了。所以把《易》命名为《连山》，是取其仁德显现于万物；把《易》命名为《归藏》，是取其道理收藏于作用之中。仁德用来阐明幽隐、建立常道，能够守常却还不足以称为《易》；智慧足以显明幽微、适应变化，能够应变却还不足以称为《易》。仁与智的道理合在一起，《易》的道理才达到完备。所以与民众共同面对吉凶祸患，到周代以后《易》的书才彰显出来。礼以忠为内心，以质为形体，文饰就是在忠、质之上使之刚柔相济。所以与民众共同面对邪正祸患，到周代以后礼的书才彰显出来。” 这两部书特别说周代，只是为了区别于夏、商罢了。这两部书的作用，是使人知道有消长的规律和吉凶的征象，于是守持谦逊来防止亏损，行善来消除责罚；知道有上下的区别和高低的形势，于是遵循义理以避开虚伪，依循正义以归于正道。这样以后，号令就能顺畅，典谟之书得以施行；吟咏的人感到快乐，雅颂之诗得以创作。这样，圣人还需要等待《春秋》吗？这两部书的教化不能施行，于是《诗经》三颂的编次中，圣人借鲁国来遥望周代，但周代已经不值得仰望；借商代来警戒周代，但周代也不值得警戒。圣人开始在《尚书》之后断绝这种传统，用《秦誓》作为结尾。这样说来，《春秋》怎么能不创作呢？如今圣人建立政事、创制事务，追复成周的法制；五经的文字开始得到先生成名大儒的训释发明，分发给儒林中的官员，用来造就众多士人。五经教化本来有先后次序和缓急形势，那么《周官》这部书难道可以缓办吗？圣人把道寄寓在法制中，法制之中保存着精微奥妙。后世的世俗之学只停留在琐细的诵读和计算上，沉溺于才智见识；这样一来，有人竟把此书当作阴谋之书来看待，这是多么不幸啊！” 闻人宏《周官通解》。佚失。《姓谱》说：字君度，嘉兴人，大观三年考中进士，任判常州。林之奇《周礼讲义》【《订义》作《周礼全解》】。

译《玉海》著录三十九卷。未见。王与之说：“三山林之奇，字少颖，有《周礼全解》，其宗旨承袭荆公、昭禹的说法。” 林之奇自序说：“无形体的礼，根源在天地的自然之中；圣人制定礼，是为了建立无形之礼的实际作用。礼从外在形式产生，根本却在内心；虽然有不变的道理，但在外在方面必定要穷尽可以陈述的法则。因此，礼法体现在度数上，就是贵贱各有职位，先后各有次序，多寡各有数目，迟速各有时限。君子从内心理解它，足以安定性命的情实；众人从外在遵循它，足以观察性命的道理。这就是礼的大体。当没有人刻意作为而一切常然自然的时候，人人含藏自己的聪明，天下就不会互相侵扰；人人含藏自己的明察，天下就不会相互拖累。这样，礼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庄周所谓“制定礼便是不仁”的说法，也就是民风淳厚、朴实涣散，舍弃本性而顺从内心罢了。后来经营钟鼓管籥的声音，眼睛追逐青黄黼黻的美色，同外物接触而发生交往，往往万端纷起；既然是非不能完全相合，那么礼的教化难道能够停止吗？听说：“礼，按时令来说相当于夏季，正是万物离开根本而盛大其末的时候，所以礼是圣人所不能避免的。圣人的神明不与普通人共同忧虑，圣人的德行却不与百姓共同承受祸患。所以周公在一日之间制定法度，以使天下风俗敦厚；它的根本就是如此。” 即使如此，道有升降，时代有增减，所以依据义理制定礼制，过去所赞同的，今天有时可以重新制作而不疑虑；依据义理改变礼制，过去已经制定的，后世有时也会因袭或改革，以求便利。那么《周礼》这部书的形成，难道只是周公一人的力量吗？《易》说：“亨通，是美善的防范，是天的礼。”又说：“美善的防范足以合于礼，是人的礼。”夏、商、周三代的礼，天道和人事在周代完备：上面达到隆盛，下面达到减损，中间处在适中的位置。这时，尊崇天、卑下地，区分群体、配偶和万物，却不失去统摄它们的纲纪。大鹏能够飞得高，斥鷃能够飞得低；椿树能够长寿，朝菌能够短暂存在，各自顺应而接受自己的正性，哪里还有别的原因呢？后世不明白礼经的大体，拘守常规的人有时嫌它高远宽阔，喜好宏大的人却又忧虑它卑下浅近；哪里知道高远宽阔正是用来建立天下的根本，卑下浅近正是用来完成天下的事务呢？扬子说：“礼，是人的形体；形体不完备，就不足以成为人。”所以谨慎确定名分，严格规定数度，那么即使尊贵到头戴玉璧的天子，卑贱到横目而视的庶人，他们衣裳饮食的细节、声音文饰颜色的等级威仪，全都由事务制定规范、在曲折细节处设置防范；这样，尊贵者没有逼迫下位者的嫌疑，卑贱者没有冒犯上位者的过失，这就是《周礼》所记载的王业。” 礼的文辞保存在经书中，只有《周礼》是一部完整的书；只是因为传注不明白，所以学者过去常常忧虑它难以理解。世上有人出来，为它作训释、阐发义理，于是圣人的德行大致都具备了。传文说：“先王制定礼，必定有它的主旨。” 所以通过阐述来丰富学问。如今已经把那些已经学习过的内容拿来相互研习，对于尚未明白的地方，就等待彼此切磋。” 杨时《周礼辨疑》。《宋志》著录一卷。尚存。晁公武说：这是一本攻击王安石的书。黄氏【颕】《周礼解义》。已失传。《闽书》记载：黄颕，字秀实，龙谿人。崇寜五年考中进士，调任崇德县主簿，历任中书舍人。董氏【濬】《周官辨疑》。已失传。《江西通志》记载：董濬，字禹川，德兴人，崇寜年间进士，历任秘书少监，出任江西提刑，知兴仁府。王氏【居正】《周礼辨学》。五卷。已失传。吕祖谦撰写行状说：“先生的学问以六艺为根本和极致，深厚醇正、宏阔纵横，把崇尚正确、排斥错误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从年轻时起，就不被王氏之说所倾倒，慨然想要黜退其中不善的内容，以使世人从迷惑中觉醒。他任兵部官职时，因事请求入对，进而认为王安石的新学已经成为士大夫心术的祸害，请求把《辨学》进献给皇帝，皇帝答应了他。先生既已进上《辨学》，龟山杨先生的《三经义解》也进呈于秘府，于是孔子、孟子学说的根本和防范才开始彰明，天下从此不再尊奉王氏之学。” 程氏【瑀】《周礼义》。已失传。孙氏【琦】《周礼偹检》。已失传。《南昌府志》记载：竒，字师頴，丰城人。徐氏【焕】《周官辨略》。《宋志》著录十八卷。已失传。《经义考》卷一百二十二。《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二十三。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周礼》【四】。胡氏【铨】《周礼传》【或作《周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