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七十六

译伏氏【胜】《尚书大传》《汉书·艺文志》著录四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已佚 《尚书畅训》《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三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一卷】已佚 郑康成的序说：“伏生到汉孝文帝时，年纪将近一百岁。欧阳生、张生跟随他学习。伏生去世后，几个人各自记录所听到的内容，用自己的意思补缀其中的缺漏，另作章句。又特别撰写其中的大义，根据经文归纳旨意，命名为‘传’。”刘子政校订中书，上奏这部书的目录，共四十一篇。《晋书·五行志》说：“汉文帝时，虙生开始撰记《尚书大传》。” 郦道元说：“汉文帝撰写了五经和《尚书大传》。” 颜之推说：“孔子弟子虙子贱担任单父县宰，就是虙牺的后代；兖州永昌郡的郡城，旧日就是单父之地。城东门有子贱碑，是汉代所立。碑文说济南伏生就是子贱的后代。由此可知，虙、伏二字自古以来可以通用。” 《隋书·经籍志》说：伏生作《尚书》，传授给同郡的张生；张生又传授给千乘人欧阳生。《洞冥记》说：李克是冯翊人，自称活了三百岁，曾随秦始皇登上会稽山，眺望长江、汉水的水流。他年少时就喜欢学习，担任秦的博士，门徒有一万人。伏生十岁时，到石壁山中向李克学习《尚书》。李克于是口头传授伏氏四代相传的内容，几乎没有遗漏。伏生因此背诵这些内容，常用十多寻长的细绳捆在腰上，每背诵一遍就打一个结，十寻长的绳子都打满了结。算来他背诵《尚书》可以达到数万遍，只是食用谷物会损耗人的精气，智慧也有遗忘。伏生如今所传的一百卷，只得到其中一二罢了，所以《尧典》《舜典》两篇尤其缺漏很多。陆德明说：《尚书大传》三卷，是伏生所作。《西伯戡黎》作《西伯戡耆》。叶梦得说：伏生《大传》首尾不相连贯，言辞也不典雅纯正，甚至把天地人和四时说成七政，又说《金縢》作于周公去世以后，怎么可以全部据此为信呢？它后来流变为刘向的《五行传》和夏侯氏关于灾异的学说，失去了孔子的本意，距离就更远了。晁公武说：伏胜到汉孝文帝时，年纪将近一百岁，欧阳生、张生跟随他学习。由于语音仍有讹误，篇章先后也有错乱，再加上篆书、隶书的差异，不可能没有讹失。伏胜去世后，几个人各自记录所听到的内容，用自己的意思补缀缺漏，另作章句；又特别撰写大义，根据经文归纳旨意，命名为“传”。后来刘向校书，得到此书并上奏，目录共四十一篇。郑康成编次为八十三篇。今本四卷，首尾不相连贯。陈振孙说：全书共有八十三篇，应当是他的门徒欧阳生、张生等杂记所听闻的内容，但也未必就是当时的原书。王楙说：《尚书大传》与《古文尚书》所记载的内容不同。《大传》说，周公去世后，王诵想把他葬在成周，天上于是雷电交加并刮大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也被拔起，国人大为恐惧。王于是把周公葬在毕地，以表示不敢把他当作臣子。梅福、张奂等人都引用此事来论说。根据今本《尚书》，所谓“大雷电以风”发生在周公居东之时，而不是他死后下葬之时。由这一件事来看，就知道《大传》同经文相抵牾的地方很多。王应麟说：“《大传》解释《尧典》时称作《唐传》，那么伏生并不把它列为《虞书》。”又说：“《尚书大传》的《虞传》中有《九共》篇，引《尚书》说：‘我治理天下，使百姓公平，使百姓不骄傲。’《殷传》中有《帝告》篇，引《尚书》说：‘施行章法就是服从，使上下关系分明。’难道伏生也见过古文逸篇吗？”又说：“《大传》把《西伯戡黎》写作《西伯戡耆》，把《冏命》写作《冏命》，把《费誓》写作《肹誓》，把《吕刑》写作《甫刑》。” 考察《大传》所引用而不同于经文的地方：《大诰》“民献有十夫献”，写作“仪”；《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在“德”字上有“俊”字；《无逸》写作《毋逸》，又引用《盘庚》说“若德明哉”；引用《酒诰》说“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本没有这段文字。《欧阳生尚书章句》《汉书·艺文志》著录三十一卷 已佚 《汉书》说：欧阳生字和伯，是千乘人。曾侍奉伏生学习，传授给倪宽。倪宽又向孔安国受业。欧阳氏、大小夏侯氏的学说，都出自倪宽。倪宽传给欧阳生的儿子，世代相传，到曾孙欧阳高。欧阳子阳任博士；林尊字长宾，是济南人，侍奉欧阳高并任博士，在石渠阁讲论经义，传授给平陵人平当。梁人陈翁生由此得到欧阳氏学说，形成平陈之学。陈翁生传授给琅邪人殷崇、楚国人龚胜和龚当，龚胜传授给九江人朱普，字公文，以及上党人鲍宣，字子都。《尚书说义》《汉书·艺文志》著录二篇 已佚 叶适说：“从汉代到西晋，讲说《尚书》的人只有尊奉欧阳氏的。” 考察汉代欧阳氏世代传授的《尚书》学说中有《说义》二篇，前代儒者没有注明，因而不知道作者是谁。《大小夏侯氏章句》《汉书·艺文志》各著录二十九卷 已佚 《大小夏侯解故》《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九篇 已佚 《汉书》说：夏侯胜字长公，是东平人。他的祖先夏侯都尉，曾跟随济南张生学习《尚书》，后来把它传给族子夏侯始昌。夏侯胜又跟随始昌学习《尚书》，以及《洪范五行传》中关于灾异和后世之事的学说。蕳卿又向欧阳氏请教求学，把所问的内容研究得精熟，并不是只从一位老师学习。后来被征召为博士、光禄大夫，升任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又升任太子太傅；接受诏令撰写《尚书》《论语》的解说，赐黄金百斤。夏侯胜的堂侄夏侯建，字长卿，亲自跟随夏侯胜和欧阳高学习，博采二人的所得；又向五经诸儒询问同《尚书》相出入的内容，依次牵引来编排章句，并详尽修饰文辞、阐发学说。夏侯胜非难他说：“夏侯建所谓的章句小儒，把大道弄得支离破碎。”夏侯建也非难夏侯胜治学疏略。夏侯建后来去世，专门以传授经书著名，任议郎、博士，官至太子少傅。班固说：“刘向用中古文校勘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的经文，《酒诰》脱去一简，《召诰》脱去二简；通常一简有二十五字的，脱文也有二十五字，一简有二十二字的，脱文也有二十二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处，脱字有几十个。” 《后汉书》说：汉孝明皇帝永平二年，下诏令有关官员采纳《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皇帝乘舆和服饰制度采用欧阳氏的说法，公卿以下采用大小夏侯氏的说法。葛洪说：“从前汉代太后跟随夏侯胜学习《尚书》，赐给夏侯胜黄金百斤。等到夏侯胜去世，又送给夏侯胜家钱三百万，并为夏侯胜穿素服一百天。”《隋书·经籍志》说：“晋永嘉之乱时，欧阳氏、大小夏侯氏的《尚书》一并亡佚。” 吕祖谦说：“夏侯胜坚持自己所学，不随便附和，这是值得重视的地方。他所讲的灾异，汉代儒者都有这种弊病。”

译孔氏【安国】《尚书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三卷 今存 安国的序说：“古代伏羲氏统治天下时，开始绘制八卦，创造文字和契刻，用来代替结绳记事的政务，由此产生了文献典籍。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是讲大道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称为《五典》，是讲常道的。至于夏、商、周三代的书，虽然所设教化各不相同，但典雅的诰命和深奥的义理，归根结底是一致的，所以历代都把它们珍藏起来，作为重要的训诫。八卦的学说称为《八索》，是为了探求其中的意义；九州的记载称为《九丘》，“丘”是聚集的意思。就是说九州所有的事物、土地所生的物产以及各地适宜的风俗气候，都汇聚在这部书中。”《春秋左氏传》说：“楚国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就是所说的上古帝王遗留下来的书。”先君孔子出生在周朝末年，看到史籍文字繁杂，担心阅读者不能得到统一的理解，于是制定礼乐，阐明旧有章法，删《诗》为三百篇，约取史书而修订《春秋》，阐发《易》的道理而废弃《八索》，叙述职方而删去《九丘》，讨论《三坟》《五典》，从唐、虞以下断定取舍，直到周代，铲除繁杂混乱，删截浮泛文辞，举出宏大纲领，撮取关键要义，足以传于后世、建立教化。《典》《谟》《训》《诰》《誓》《命》等文，共一百篇，是用来弘扬最高的道理、给君主显示法度规范的。帝王的制度坦白明晰，可以据此施行；三千名弟子都接受了其中的义理。到秦始皇毁灭前代典籍、焚书坑儒时，天下学士为逃避灾难而离散，我的先人便把家藏的书藏在屋壁中。汉朝兴起后，开设学校，广泛寻求儒雅之士，以阐明宏大的治道。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已经丢失原来的经书，只能口头传授，才有二十多篇；因为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为《尚书》。百篇的义理，世人都无法听闻。后来鲁恭王喜好修建宫室，拆毁孔子的旧宅来扩建自己的居所，在墙壁中发现先人所藏的古文，以及虞、夏、商、周的书和《论语》《孝经》的传，全部是科斗文字。鲁恭王又登上孔子讲堂，听到钟磬琴瑟等金石丝竹的声音，于是不再毁坏住宅，把书全部归还孔氏。科斗文书废弃已久，当时的人没有能够辨认它的。于是用从伏生那里听到的书来考校、论定文义，把能够辨认的定为隶古文字，重新用竹简抄写，并比伏生所传增加二十五篇。伏生又把《舜典》同《尧典》合并，把《益稷》同《皋陶谟》合并，把《盘庚》三篇合为一篇，把《康王之诰》同《顾命》合并；又补出这几篇及其序，共五十九篇，分为四十六卷。其余文字错乱、磨灭，已经无法再辨认，便全部上送官府，收藏在书库中，等待有能力的人奉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我便精研深思，广泛考察经籍，采集众家言论，用来建立训释和传注；约略说明文辞，阐明义理，铺陈发挥其中的法则，希望对后世有所补益。《书序》是说明作者作书意图的，意义明白地显现出来，应当同正文相互接近排列，所以把它引录出来，各自置于篇首。五十八篇校定完毕时，适逢国中发生巫蛊之事，经籍之道衰微，因而未能再把它上奏，只能把这门学业私下传给子孙，留给后世。若有爱好古学、博雅的君子同我志趣相投，我也不会对他隐瞒。” 《隋书·经籍志》说，孔安国为五十八篇作传，适逢巫蛊之事发生，不能上奏朝廷，便私下把学业传给都尉朝；朝又传给胶东庸生，这被称为《尚书》古文之学。孔颖达说：“孔安国传三十三篇，同郑玄的注相同；另有二十五篇比郑注增加了内容。”陆德明说：“江左中兴、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上奏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其中亡失《舜典》一篇，寻求购买也没有得到，于是取王肃注《尧典》中从‘慎徽五典’以下的文字，分出作为《舜典》篇来续接，学习这门学业的门徒于是兴盛起来。” 《册府元龟》说：孔安国任临淮太守，传授《古文尚书》十三卷；今本文字的《尚书》有十四卷。欧阳修说：陈、隋之间，伏生之学已经废绝，只有孔安国传独自流行。洪迈说：孔安国《古文尚书》自汉代以来没有列入学官所立的学科，所以《左氏传》引用它时，杜预总是注为逸书。刘向《说苑·臣术》篇有一章说：“《泰誓》说：依附下属而欺骗上级的人处死，依附上级而欺骗下属的人受刑；参与国政却对百姓没有益处的人退职，居于上位却不能举荐贤人的人罢退。”这是用来劝善斥恶的。汉武帝元朔元年，下诏责备朝廷内外不能举荐廉吏、孝子，有关官员上奏议论说：“依附下属而欺骗上级的人处死，依附上级而欺骗下属的人受刑；参与国政却对百姓没有益处的人斥退，居于上位却不能举荐贤人的人退职。”这也是用来劝善斥恶的。这些话同《说苑》所载完全相同，但各家注释直到颜师古，都不能引用它作为证明。现在的《泰誓》起初根本没有这些话。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到一篇《泰誓》并献上，但其中年月同序文不相符合，也不同于《左传》《国语》《孟子》等书所引用的《泰誓》，所以马融、郑玄、王肃等儒者都对此表示怀疑。他又说：逸书即使篇名有时还存在，书虽亡失，文辞和义理也已经无法考察；可是孔安国作注，却一定要勉强加以解释。汨作的注说：“说的是治理百姓的功劳。”咎单作《明居》，注说：“咎单是掌管土地的官，作《明居》来说明安置居民的事。”法林少颖说：“知道就是知道，《尧典》《舜典》之所以可以这样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九共》《藳饫畧》之类便应当如此。”他的说法最为纯正明白，令人喜爱。朱子说：“安国的《书传》恐怕是魏、晋之间的人所作，假托安国的名义。汉代儒者训释文字，遇到疑难就缺略不说；现在这部书却把所有内容都解释了。”又说：“孔安国解释经书最为扰乱正道，看起来大概只是《孔丛子》等书编造出来的。”又说：“孔氏《书序》的文体不像汉代文章，怀疑是晋、宋之间的文章。” 叶适说：“安国《书序》说《三坟》《五典》以及夏、商、周诰命的义理深奥典雅，历代都把它们作为重要训诫；随后又说讨论《三坟》《五典》，删去繁杂、剪除浮辞，那么这就是说孔子连所谓重要训诫也有所取舍了，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 陈振孙说：“孔安国的注在汉末已经失传，但到西晋初年还能够保存下来，虽然没有列入学官，然而散见于民间，所以最终仍有可疑之处。”

译王柏说：古文《尚书》序有三点可疑：第一，《三坟》说的是大道，《五典》说的是常道。大道和常道，凭什么分开呢？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三坟》的道就不能成为常道，《五典》的道也没有达到大道的程度，难道不是相互矛盾吗？第二，孔壁中发现的书都是科斗文字。根据世间流传的夏、商时期的鬴、鬲、盘、匜等器物来看，没有一件有所谓科斗文字的形体。作序的人这样说，不过是想炫耀孔壁所藏的古书罢了，并没有考虑这种说法无法解释。既然说科斗书早已废弃很久，当时人没有能够认识它的，又怎么能够参照校验点画、考察偏旁，重新写成隶古文字呢？于是又回避说：‘根据所听伏生传授的书来考察文字义理，确定其中可以知道的内容。’这就是说，古文尚书原本对今文并没有什么补益，反而要依赖今文才能成书；原本想抬高古文，却不知道实际上反而降低了古文的价值。况且孔氏遗留下来的书，如《周易》十翼、《论语》、《大学》、《中庸》之类，都流传到今天，从未听说其他书中有科斗字，却唯独在《尚书》大序中记载，这种夸张荒诞、欺骗迷惑后世的情形是无疑的。第三，增加了伏生《尚书》以外的二十五篇；所增加的篇章，确实是伏生没有的。然而伏生所有的篇章，恐怕孔壁中的书也未必全部保存下来。如果把有无互相比较计数，我私下认为，所谓增加的未必果真是二十五篇。为什么这样说呢？伏生的书中最艰涩难解的，只有《盘庚》三篇和《周书》自《大诰》以下十篇罢了，现在古文尚书也同样有这些篇。古文不同于伏生本子的地方，在于它所记载的文字平易；如果如今也把它弄得同样艰涩，那么这就是原本已经如此艰涩，而不是伏生传写错误。依我看，伏生在这十三篇之外，没有不平易的；孔安国在这十三篇之中，没有不艰涩的。如果论实际情况，伏生年老，口授时的讹误自然不能避免；我私下担心，这十三篇的艰涩，孔壁本未必有，所以没有可以校正的依据，艰涩便依然如此。孔安国只想增加伏生篇数，以遮蔽今文而把篇章全部据为己有，反而因此损害了古文。金履祥说：“朱子说：‘孔安国的序，完全不像西汉文字。我怀疑是东汉人所作。不仅从文体上可以看出，所谓听到金、石、丝、竹的声音，也确实是后汉人的说法。大概后汉时期谶纬盛行，说孔子旧居，事情多涉及怪异，如阙里草会自行除去、张伯藏璧一类。像这样附会谶纬的说法很多，因此可以知道，这是东汉传授古文的人假托的。’例如《论语》序，也是魏人所作，同样说到孔子住宅毁坏的事情，只是不说金石文字的异状罢了。” 熊朋来说：“孔壁发现的二十五篇，东汉那些解释经书的儒者都没有见过，所以前代儒者怀疑孔安国的传也是伪作。” 考察孔安国《尚书序》的情况，昭明太子编《文选》时将它收录其中，世人都深信不疑。只有朱子认为它不像西汉文字，怀疑是后人假托的；鲁斋王氏、仁山金氏也对此表示怀疑。考察《汉书》，司马迁曾向孔安国询问古事，司马迁大概与都尉朝一同从孔安国那里接受过书。可是司马迁叙述《孔子世家》时，称孔安国为‘今皇帝博士’，后来做到临淮太守，早年去世；而《太史公自序》却说‘我叙述黄帝以来直到太初才结束’，可见孔安国死在太初以前。巫蛊之事发生在征和二年，距离孔安国去世应当已经很久了。班固叙述《艺文志》时，关于古文《尚书》说‘遭遇巫蛊之事，未列入学官’，这是史官追述古文尚书未列入学官的原因罢了。而伪造安国序的人却说‘防国发生了巫蛊之事，经籍的传播就停止了’，竟然出自孔安国口中，难道不是荒谬得厉害吗？有人说：‘刘歆上书责让太常博士，这篇文章记载在《汉书》和《文选》中，称古文《尚书》十六篇，在天汉以后由孔安国献上，这难道还不值得相信吗？’回答说：‘荀悦《汉纪》记孝成帝三年，详细叙述刘向主持校勘经传、考察汇集异同，在古文《尚书》《论语》《孝经》下说：“武帝时，孔安国家中献上这些书，遭遇巫蛊之事，未列入学官。”由此可知孔安国已经去世，是他的家人献上的；《汉书》和《文选》的刻本流传时，只是脱去了“家”字罢了。’ 按照事情的始末，孔安国《尚书序》是伪作，不必等到驳斥便会自行破绽百出。有人说：‘《史记》虽然说到太初为止，但《太史公自序》又说“编次这些文字七年后遭逢李陵之祸”，实际是在天汉三年，所以荀悦《汉纪》也说：“司马迁根据《左氏春秋》《国语》，采集世家、《战国策》，直到《楚汉春秋》，接续记载后来的事情，一直写到天汉【《汉书》有的版本作“大汉”】。”如今《李广传》附带记载李陵之事，《大宛传》记载李广利之事；又如《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公孙贺、公孙敖、韩说、赵破奴，都直接写到巫蛊之狱，多是征和年间的事情，怎么能断定孔安国不是在天汉以后去世的呢？’回答说：‘《孔子家语》附录的《安国传》说，孔安国从伏生那里受书。伏生原是秦朝博士，到汉文帝时年已九十岁，孔安国跟随他求学，最年幼时也已有十五六岁了。司马迁说孔安国早年去世，《孔子家语后序》说孔安国六十岁死在家中。现在按汉文帝末年孔安国十五岁计算，他应当在元鼎年间去世。如果是在天汉以后，改元太始时，孔安国已经七十二岁；到征和二年巫蛊之事发生时，孔安国已经七十七岁。’

译这样还能够说他是早年去世吗？应当依照《汉纪》增入一个‘家’字才对。又考察《论语》中的‘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一句，孔氏注说：‘亲近但不贤能、不忠诚，就应诛杀，管叔、蔡叔就是这样。’所谓仁人，指箕子、比干。《论语》说来到了就任用他；可是《尚书传》却说：‘纣王虽然有很多至亲，也比不上周家少有的一个仁人。’两处解释经文不同。又《论语》‘予小子履’一节说：‘这是讨伐夏桀、向上天报告的文辞。’《墨子》引用《汤誓》也是这样，却与《尚书传》相冲突，这是第一点疑问。又考察司马迁《殷本纪》说：‘纣王淫乱不止，比干多次进谏而不听，便与太师、少师谋划，于是离开。’比干说：‘做人臣子的，不能不以死相争。’于是强行劝谏纣王，纣王剖开比干的心。箕子害怕了，就假装疯癫，充作奴隶。纣王又把他囚禁起来。殷的太师、少师于是拿着祭祀器物逃奔周国。《周本纪》说：‘纣王杀死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逃奔周国。’《宋世家》说：‘比干多次劝谏纣王，纣王不听，比干想以死相争。等到离开时，又不能自行决断，于是向太师、少师询问。’ 箕子披散头发，假装疯癫，充作奴隶。比干劝谏纣王，纣王剖开他的心。太师、少师于是劝比干离开，比干便离去了。这样看来，今文《尚书·比干》篇所说的‘父师、少师’，自然各有其人。司马迁从孔安国那里接受书籍，他的说法一定本于孔安国。可是现在孔安国传却说：‘父师、太师是三公箕子，少师、孤卿是比干。’三位仁人都是殷王的儿子。父师如果是箕子，殷人重视质朴，按理说称兄长的儿子应当直呼其名；只有从太师疵口中说出时，才称比干为‘王子’。班固《古今人表》也写作‘太师疵、少师强’，姓名的流传是有根据的。梅赜昧于司马迁的说法，认为《尚书》本于孔安国，却不加考核验证，巧为辞说；伪托的痕迹完全暴露了。又考察孔安国《尚书传》在《旅獒》篇关于赏赐肃慎的诏命下注说：‘东海的驹骊、扶余、馯貊之类，在周武王灭商以后，都开通道路前来。’考察《周书·王会篇》说：‘北方有稷慎，东方只有濊良。’在这个时候，未必已经有驹骊、扶余这样的名称。况且驹骊的首领朱蒙，直到汉元帝建昭二年才建立国家，国号记载在《东国史略》中。孔安国奉诏撰写《尚书传》时，恐怕驹骊、扶余的称呼尚未传到中原，何况是在周武王灭商之日呢？这是又一个疑问。又考察流传到今天的古文字，只有岣嵝、禹碑奇异古奥，难以辨认；其余如坛山石刻、岐阳猎碣，都与大篆、小篆相距不远。我私下认为，孔子所说的雅言，是指当时诵读、学习和传授书籍，未必使用蝌蚪文字。为什么唯独孔壁所藏的《尚书》以及《论语》《孝经》全都使用蝌蚪文字呢？伪造孔安国《尚书序》的人借此欺骗世人，鲁斋王氏对此表示怀疑，是正确的。又考察西汉的古文，是孔安国的家人献上、但没有列入学官的古文。东汉的古文，则是杜林在西州得到的书，贾逵、卫宏、马融、郑康成等人为它作训传、注解。当时只有杜林的漆书；至于孔氏增加的那些篇章，直到东汉末年以及魏、西晋时期，都没有人见过。因此赵岐注《孟子》、高诱注《吕览》、杜预释《左传》时，凡是孔氏增加篇章中的文字，都说是逸书。只有许慎《说文解字》序的作者说：‘《易》称孟氏，《书》称孔氏，《诗》称毛氏。’这似乎表明他见过孔氏古文。然而贾逵、卫宏、马融、郑康成等大儒都没有见过，许慎又凭什么独自得到它呢？现在考察《说文解字》中所引用的《尚书》字句异文，例如‘格于上下’，格写作‘假宅’；‘嵎夷’，嵎写作‘堣’；‘平秩东作’，秩写作‘豑’；‘鸟兽氄毛’，写作‘防髦’；‘朞三百有六旬’，朞写作‘稘’；‘帝曰畴咨’，畴写作‘▯’；‘共工方鸠僝功’，写作‘防逑孱功’，鸠又写作‘救’；‘有能俾又’，写作‘防防’；‘肆类于上帝’，肆写作‘▯’；‘窜三苖’，窜写作‘防’；‘暨臯陶’，写作‘臮咎繇’；‘五品不逊’，写作‘愻教’；‘胄子’，胄写作‘育’；‘刚而塞’，塞写作‘防’；‘濬畎浍’，濬写作‘▯’；‘藻火粉米’，藻写作‘璪’，粉写作‘黺’；‘挞以记之’，挞写作‘迟’；‘无若丹朱傲’，朱写作‘絑’，傲写作‘奡’；‘朋淫于家’，朋写作‘堋’；‘元首丛脞哉’，脞写作‘睉’；‘随山刋木’，刋写作‘栞’；‘厥草惟繇’，写作‘蘨草渐包’，写作‘蔪苞’；‘瑶琨篠簜’，篠写作‘筱’，‘惟箘簵楛’写作‘簬▯’，又写作‘辂’；‘朽天用勦絶其命’，剿写作‘劋’；‘若颠木之有由蘖’，写作‘防▯蘖’，蘖又写作‘枿’；‘王播告之’，播写作‘譒’；‘今汝聒聒’，写作‘懖懖’；‘予亦拙谋’，拙写作‘炪’；‘西伯既戡黎’，戡写作‘戡’，黎写作‘▯’；‘大命不摰’，摰写作‘▯’；‘予颠隮’，隮写作‘跻’；‘我兴受其败’，写作‘防朂哉’，‘夫子朂’写作‘勖’；‘尚桓柦’，写作‘狟狟篚’；‘厥▯黄’，写作‘实▯黄’；‘于匪彛伦攸斁’，写作‘▯’；‘无有作好’，好写作‘妞’；‘七稽疑’，稽写作‘卟’；‘庶草繁庑’，写作‘无’；‘王有疾弗豫’，写作‘不悆’；‘我之弗辟’，写作‘不▯哉’；‘生魄’，写作‘霸’；‘罔弗憝’，写作‘罔不憝’；‘上有凡民’一字，与《孟子》句相同，‘尽执拘’写作‘抲’；‘至于属妇’，属写作‘媰’；‘惟其涂丹雘’，涂写作‘▯’；‘丕能諴于小民’，丕写作‘不乃’；‘惟孺子颁’，写作‘▯’；‘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写作‘▯’；‘亦惟有夏之民叨懫’，夏字下面有‘氏’字，懫写作‘▯’；‘常伯常任伯’，

译写作‘▯’；‘其在受德暋’，写作‘忞’；‘尔尚不忌于凶德’，忌写作‘諅’。‘灼见三，有俊心’，灼写作‘焯’；‘勿以憸人’，憸写作‘譣’；‘用劢相我国家’，写作‘邦家’；‘陈寳’，写作‘棠’；‘一人冕执鋭’，写作‘鈗’；‘三咤’，写作‘防’；‘劓刵椓黥’，写作‘刖劓▯黥’；‘惟貌有稽’，貌写作‘緢’；‘报以庶尤’，写作‘訧’；‘扞我于艰’，扞写作‘▯’；‘峙乃糗粮’，写作‘歭’；‘乃糇粻’，写作‘截截善谝言’‘▯▯’；‘断断猗’，写作‘防防’；‘邦之杌陧’，杌写作‘阢’。以上这些引用，全部出自伏生口传的二十八篇。假如许慎确实见过孔氏古文，那么在增加的篇章中也一定会引用到它们。至于‘若药不眄▯’一句，虽然属于《说命》的文字，大概是因为《孟子》引用过，所以才涉及它。又如‘圛圛升云’，有的文字有，有的文字没有；‘洪水浩浩’；‘在夏后之诇师乃搯来就惎惎’；‘宫中之冗食豲’；‘有爪而不敢以撅’；‘以相陵懱’；‘祖甲返孜孜无怠’；‘戋戋巧言’；‘我有▯于西’，这些文字连孔氏传也没有。又把比干篇归入周书，把《洪范》归入商书，不知道许慎是根据什么来的。又考察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易》称孟氏，《书》称孔氏，《诗》称毛氏。’这似乎说明他见过孔氏古文。然而他撰写《五经异义》时，常常采用各家的说法，加以折中。在《舜典》‘禋于六宗’一句上，一种说法认为，六宗在上不指天，在下不指地，在旁不指四方，处于中央而恍惚难明，是辅助阴阳变化的；这是欧阳生、大夏侯氏、小夏侯氏的说法。另一种说法认为，古文《尚书》所说的六宗，是天宗三种、地宗三种；天宗是太阳、月亮、北辰，地宗是岱山、河流、海。太阳、月亮是阴阳之宗，北辰是星辰之宗，岱山是山岳之宗，河流、海是水之宗。所谓古文《尚书》的说法，是贾逵的说法。假如叔重学习的是孔氏之书，那么关于四时寒暑、日月星辰、水旱的意义，也一定会一并引用；可是他只叙述欧阳氏、夏侯氏、贾氏的说法，这就说明叔重实际上没有见过孔氏古文。谯允南《五经然否论》引用古文《尚书》的说法，来证明成王冠礼的年龄。考察现存孔传并没有这种说法，可见谯允南也没有见过孔氏古文。《正义》说王肃注《尚书》时，才似乎偷偷见到孔传，所以把年代弄乱，注为夏太康时期。然而考察陆德明《尚书释文》引用的王肃注文不止一处，却没有一字涉及增加篇章中的内容，看来王肃也没有见过孔氏古文。《正义》又引用《晋书》说：‘皇甫谧的姑表兄弟梁柳得到古文《尚书》，所以撰写《帝王世纪》时，往往记载孔传五十八篇的内容。’皇甫士安既然得到五十八篇古文《尚书》而且深信它，理应在《帝王世纪》中一律采用孔传的说法。可是孔传说尧十六岁即位，七十年后寻找可以禅让的人，试用舜三年，从正月初一到尧去世共二十八年；尧死时享年一百一十七岁，而《帝王世纪》却说尧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孔传说舜三十岁才开始被召见、试用，历经考验二年，摄政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时向南方巡守，死在苍梧原野并安葬在那里，享年一百一十二岁；而《帝王世纪》却说舜八十一岁即位，八十三岁时推荐禹，九十五岁时命禹摄政，摄政五年时有苗氏叛乱，舜南征，死于鸣条，享年一百岁。孔传解释‘文命’说是‘对外施布文德教命’，而《帝王世纪》却说‘脚上有文，走路时踩到自己，所以取名文命，字高密’。孔传解释‘伯禹’说‘禹代替鲧担任崇伯’，而《帝王世纪》却说‘尧封禹为夏伯，所以称伯禹’。孔传解释《吕刑》说‘吕侯是天子的司寇’，而《帝王世纪》却说‘吕侯担任相’。《帝王世纪》所记述的内容与孔传多有不同，我私下怀疑皇甫士安也未必真的见过孔氏古文。《正义》又说，古文《尚书》是郑冲传授的。郑冲在高贵乡公时期已经任司空。高贵乡公讲《尚书》时，郑冲手持经书亲自传授；他与郑小同一同受到赏赐，得到了孔氏增加的篇章。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经书进献给朝廷呢？后来郑冲官至太傅，俸禄与郡公相等，享有几杖、安车等礼遇，荣耀待遇已经达到极点。他与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同编集《论语》训注，还把它上奏朝廷。为什么唯独孔氏《尚书》只传给苏愉，秘密收藏而不上进呢？又《论语》注解虽然列有何晏的名字，实际是郑冲主持其事。假如孔氏《尚书》确实得到，那么《论语》中说孔子引用《尚书》的章句，就应当用《君陈》的文句加以证明，不应再采用包咸的说法；‘谓孝乎惟孝’这句话也已经是赞美大孝的文辞了。我私下怀疑，郑冲也未必真的见过孔氏古文。《尚书音》《七录》一卷 已佚。陆德明说：“为《尚书》作音义的有四人：孔安国、郑康成、李轨、徐邈。考察可知，汉代人不作音义，这是后人假托的。” 欧阳氏【地余】等《尚书议奏》《汉志》四十二篇 《汉书注》：宣帝时石渠阁讨论《尚书》王应麟说：“参与石渠阁讨论的有欧阳地、余林、尊周、堪、张山拊、假仓。” 牟氏【卿】《尚书章句》已佚。《汉书》记载：周堪，字少卿，和孔霸一起师事大夏侯胜。周堪在石渠阁讨论经义，成绩最为突出。他传授给牟卿以及长安人许商，许商字长伯。牟卿任博士。孔霸把学业传给儿子孔光，孔光也师事牟卿。因此，大夏侯一派形成了孔氏、许氏的学说。《后汉书》说，牟氏《章句》浮泛辞语繁多，共有四十五万多字。张奂将它删减为九万字。《后汉书》注说：“年卿从周堪那里接受学业，任博士，因此有《牟氏章句》。” 秦氏【恭】《尚书说》已经散佚。《汉书》记载：张山拊，字长宾，平陵人。师事小夏侯建，任博士，曾在石渠阁讨论经义。他传授给同县人李寻、郑宽中，少君山阳人张无故，字子儒；信都人秦恭，字延君；以及陈留人假仓，字子骄。张无故擅长研治《章句》，遵守小夏侯的说法。秦恭增益师法，写成一百多万字，因此小夏侯一派形成了郑氏、张氏、秦氏、假氏、李氏的学说。郑宽中传授给东郡人赵玄，张无故传授给沛郡人唐尊，秦恭传授给鲁人冯宾。柦谭说：“秦延君能够解释《尧典》篇名中两个字的含义，竟达到十多万字；其中仅解释‘若稽古’三字，就有三万字。” 《经义考》卷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七十七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