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六十七

译十三卷 现存 宗彞自序说：“《河图》《洛书》显现天象，圣人取法于此，于是创作《易》。根据卦象推测其数，根据数推测其理。卦象有卦象的根本，数有数的根本，理有理的根本。《河图》《洛书》中，五都居于中央。中央，是五种卦象的根本、五种数的根本，也是中央之理的根本。天数为五，地数为五，天地之数合计五十有五。先天之数为五，大衍之数为五十，极数为五而成十。后天之数也是五。先天之数存在于卦象之中，先天、后天之数存在于卦象之后，而全都不越出五，不超过中央。先天八卦中，只有乾、坤、坎、离四卦全是正画，所以把它们分作四方之象。不是正画，便不能成为卦象；正就是中央。后天八卦中，四个正方位都是奇画，四个角位都是偶画。奇便没有偶，没有偶所以不偏，不偏就叫作中。奇也是中。中属土德，德在天地初始时主静，称为太极；在人心初始时，就是喜怒哀乐尚未发出，乃是天下最大的根本。中包含阴阳，静而后产生动，这就是中之所以成为理之根本的原因，也是伏羲创作《易》的根本旨趣。尧、舜得到这个道理，真实地把握其中正，千古以来的道统由此产生，千古以来的治统也由此产生。” 孔子称述并阐明它，教人执守礼制。礼是依据中道制定的，所以说“观察它的关键和通达之处，用来实行典礼”，这就是孔子传授《易》的根本旨趣。万世的治国法则由此传承，万世的世运也由此传承。世运的祸害形成于人心，人心的祸害形成于贪利而作恶；不合于中道的行为，都是逐利所造成的，只有礼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六十四卦之中，凡是阳受到阴的损害、阴侵犯阳的，都无非是逐利。利属于阴，只有阳能够抑制它。乾卦不说利，是因为它的利惠及万物；坤卦说利，是说其利在于得到主宰而守正，这一点不能不加以辨析。因此，扶助阳而抑制阴，关键在于辨明利，这也就是执守中道、执守礼制的根本旨趣。我幼年时从先父那里接受这个旨趣，谨慎地记住它，近五十年后才开始明白其中的数理，确实数与象相合、与理相契竟是如此。于是作《易宗志》，并非没有依据。” 徐盛全说：“他是高邮州人，字孝则，顺治丁亥年进士，官至吏部郎。” 张习孔《周易辨志》一卷 现存 钱柏龄说：“习孔是字，黄岳是号，歙县人，顺治己丑年进士。” 钱受□等《易义敷言》十六卷 现存 钱枋说：字介之，钱塘人。顺治壬辰年进士，任工部都水司主事。他与同乡屠以宁、多若、江起蛰、云相共同辑成此书，是供举子诵读学习的书。” 王含光《易学三述》一卷 现存 盛符升作序说：“河中王似鹤先生的《易学三述》，是述说羲皇、文王、孔子，而不是述说汉、宋诸儒的。然而述说文王、孔子，总归是为了述说羲皇；即使述说羲皇，总归是为了述说天地自然之《易》。因此详细考察他的学说，有与先儒相合的地方，也有与先儒不合的地方。例如，他论述《河图》是八卦产生的根源，这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论述《河图》不是五行之数、《洛书》不是九畴之数，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例如，他论述中立是无形的《河图》，这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论述《河图》是尚未铺陈的《洛书》，《洛书》是没有卦的圆图，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例如，他论述先天小横图出于《河图》，这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论述圆图出于横图，二者都按照《洛书》的数，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例如，他论述大圆图、大方图取法于天象和大地，这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论述大横图、重仪、重象、显辟、开防，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至于他论述后天八卦，全部以《洛书》所产生的数为根本，并认为文王的横图出于羲皇的圆图，文王的圆图出于羲皇的横图，虽然有所变通却没有改变，这个道理更加确切而有证据，尤其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以此作为探究根本、穷究源流的学问，那么《易》全部的理和数就都具备了。他对四位圣人的功劳，难道不伟大吗？不过，先生本来并不认为这是奇异之处。八图所载内容，全都遵循朱子的《本义》；推究它的传承，又都出自邵子。因此，他立论有时与诸儒相同、有时不同，即使未必完全符合诸儒，但用贯通先后、终始、今古的一源来衡量，没有不相合的。” 浦龙渊《周易通》十卷 现存 《周易辨》二十八卷 现存 严先生沆说：“吴门浦潜夫研究《易》已经很久，有一天从《损卦》所说的惩戒愤怒、抑制欲望中豁然领悟到洗涤心灵的旨趣，于是贯通全《易》，推明孔子称述三位圣人的用意，并且用孔子的话来裁断众说中错误以及似是而非的说法。他已有《易通》十卷来疏解大义，又有《易辨》二十余卷来辨析卦辞，可以辅翼前代圣人、启发后来的学习者。” 吴伟业说：潜夫学习《易》，致力于探究它的旨要，不沉溺于文辞。他的论述指向具体事物，体察隐微情理，能够通达变化而适用于实际，把此前训诂的习气、理学的障碍一概廓清扫除。至于唐、宋以来诸家的学说，他有所搜集编纂，努力平心衡量、折中判断，不偏主任何一方。如果在大义上有违背，必定直截了当地辨明订正，不作模棱两可的话。即使平素不学习《易》的人读了它，也没有不感到心目一齐开朗的。叶先生方蔼说：浦潜夫的《易辨》义理明白，文辞通达，能够联系自身身心和世间事务，援引经史，广泛采纳众说，阐发并贯通它们，使一部经书的条理清楚地呈现在读者心中眼前。因此，他分门疏解彖、象、六爻以及《系辞》等传，无不首尾融贯，事理明白。” 梁夫汉《周易清本》

译六卷 残缺 夫汉自序说：“《易》的要旨有三项：一是数，二是象，三是理。理就是圣人所系的辞。理出于象，八卦就是象；象出于数，《河图》《洛书》就是数。在还没有卦象以前，应当探求其数；已经有了卦象以后，应当探求其理。一定要使理与象相合、象与数相合，然后谈论《易》，才可以没有弊病。朱子作《启蒙本义》，其中的理取自程子，数取自邵子，象取自周濂溪的太极和陈图南的先天，可以说汇集了《易》学的成就。我起初披读《本义》所列的八卦和六十四卦诸图，认为表现卦象的精妙，没有超过这些图的。后来拿它们与夫子《系辞》按验，便发现只有文王八卦的次序、方位两图与《系辞》相合，伏羲先天四图都不相合；这就是象与理不相合。又考察伏羲先天四图与《河图》《洛书》完全没有关系，所谓‘取法于图、取法于书’的意思，大多是牵强附会；这就是数与象不相合。既然数与象不相合，象与理也不相合，那么它所说的《易》怎么能没有弊病呢？因此我一直耿耿于怀，一定要探求理与象数相合的道理。从壬子到戊午，共七年，才开始悟到‘参天两地而倚数’这句话，于是亲手确定《河图》《洛书》方、圆、平、直的形制，并制定规、矩、准、绳四图。” 由此，“取法于图、取法于书”的方法得以明白，观察卦象和《系辞》的意义也自然显现出来。于是取《本义》加以清理，更名为《周易清本》。这是清理《易》的根本，同时仍以《本义》为原本。《本义》说《易》的图有九类，有天地自然之《易》、伏羲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孔子之《易》，似乎《易》并不只有一个。我认为《易》的图有四类，不过是《河图》《洛书》以及“取法于图、取法于书”罢了。至于孔子之《易》，就是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就是伏羲之《易》；伏羲之《易》，就是天地自然之《易》。这是因为上天显示卦象，伏羲把它画出来；文王撰写卦辞，周公撰写爻辞；孔子则解释卦象以及卦辞、爻辞。后世解释《易》的人，只应根据孔子所解释的辞，在其下详细解释，不应在孔子解释之辞的上面另行解释。考亭曾说：‘我作《本义》，是想把文王的卦辞只依照文王卦辞略说大纲，至于其中所以然的道理，则在孔子的彖辞中阐发，爻象也是这样。这样既不失去文王的本意，又可以看见孔子的意思。只是现在还没有时间整理罢了。’ 看了这段话，我取《本义》加以清理，正合乎考亭所说的整理之意；至于在文王卦辞下面竟然不作略说大纲，是还想使文王、周公、孔子的意思合而为一。或者说，考亭作《本义》，专以卜筮为主，所以对于卦爻之辞，必定分别从卦象和占断两方面解释。我认为象就是用来占断的，占断就在象中，只说“象曰”，占断便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如果一定要分别某一句是象、某一句是占，那么就会有只说象而没有占的，也会有只说占而没有象的，反而使经文不完整，注释也难免成为赘语。何况圣人作《易》，本来并不专门为了卜筮，但卜筮的道理自然无不包括在其中。《系辞传》说：‘用言语的人重视卦辞，行动的人重视变化，制作器物的人重视卦象，占卜的人重视占断。’象，是卦爻之象；辞，是卦爻之辞；变，就是卦象的变化；占，就是根据卦辞作出的占断。象与辞，是确定的；变与占，是不确定的。画出确定的卦象，以承受不确定的变化，这是伏羲的意思；系下确定的辞，以等待不确定的占断，这是文王的意思。所以孔子说：‘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 这是因为卦辞是依据卦象来说明的，并不一定专门期待人在行动、观察变化时去玩味占断；占断则随着变化而应对，不可能在平居观察卦象的时候预先玩味。况且卦辞以理为主，占断以数为主，所以有根据卦辞作占断的，也有不根据卦辞作占断的，如《左传》所记载的事例，可以逐一考察。我因此在《本义》中把关于占断的说法全部删去，不予收录，使学习《易》的人专门以义理为主：先观察伏羲所画的卦象，再观察文王、周公所系的卦辞、爻辞，再观察孔子对卦象和卦辞、爻辞的解释，然后详细阅读考亭的《本义》。这样先后有次序，容易读懂；注释有条理，容易理解。对于《本义》，有删削的，有增补的，有改动的，有调换前后次序的，总之一定要使它与孔子所解释的辞相合。其中有不相合的地方，希望世上同道之人参考考订，使我差不多可以对先圣、先儒无罪可告。康熙庚申孟冬。” 张沭《周易疏略》四卷 现存 谭瑄说：“张沭，字仲诚，上蔡人，曾向容城孙奇逢求学，任内黄知县。《易疏略》四卷，是他自己作的序。” 桑日升《易经图解》一卷 现存 日升自序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取法于此。圣人从《河图》《洛书》中学习。大禹叙述九畴而使用九，伏羲创作《易》而使用十。使用十，其中藏有五；使用九，其中藏有十。大的方面是天地，小的方面是人物，幽深的方面是死生、鬼神，显明的方面是礼乐、刑政。其间，理寓于气，气寓于数，象由此变化，辞由此产生，占断也由此产生。因此，学习《易》没有比学习图更优先的。图不学习，《易》就不能传承；《易》不能传承，这个道统或许就要接近断绝了。宋代周子、邵子二位先生，从华山希□先生那里得到失传的学问。周子阐发太极，有自己的学说，但对于《河图》的蕴意说明不详；邵子所着力的地方又专在数。学习者不必先究数，暂且先究理。理达到极致，数自然会达到。不要说圣人的《易》不可学，也不要说图不可学。我不自量力而妄作此书，撰写《图解》，并涉及《洛书》卦位，等待学习者披阅玩味而有所领会。对于经传，也差不多可以稍有补益。”时为顺治戊戌季春。” 曹溶说：日升是零陵人。彭文炜《易学集成》四册 现存 沈防登说：“文炜字次公，江宁人，任宜兴儒学教谕。” 全书共八篇：一是《图书一、羲卦》，二是《周易》，三是《象占》，四是《啓防》，五是《太极》，六是《皇极》，七是《律吕》，八是《康熈壬子自序》。朱氏【日濬】《训防易门》

译七卷。现存。日濬自序说：“《易》的创作，是因为吉凶祸福与百姓共同忧患；只讲《易》而不讲占筮，就不是圣人的本意。有人说，《易》的道理精微深奥；如果只是为了卜筮而作，便是轻视《易》，又哪里足以谈论它贯通神明之德、类比万物之情呢？却不知道，形而上的称为道，形而下的称为器，这在圣人那里早已有定论。所以朱文公说：‘《易》如果只是讲道理，圣人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写成一本像《大学》《中庸》那样的书，何必使用许多图象，通过通达变化来穷尽数理呢？’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他注释《易》，既讲象，也讲占，认为这些象占才是《易》的根本，所以命名为《本义》，以表明程传等书都不是《易》的本义。程氏讲理，邵氏讲数，《本义》讲象，也就是理；讲占，也就是数。象占确立以后，理与数都具备了，《易》的道理才算完备。后世又何必注释《易》，我所作的《易门》又有什么必要呢？也只是因为《本义》文辞简约、义理深奥，儿童和年轻人不能一下子通晓其中意思，所以依照《本义》略加训诂，编成逐句讲解、逐字分辨的书，使人能够由粗浅之处探求精微，所以称为《训防》。”康熈癸亥仲春。曹溶说：日濬，字静源，黄冈人。钱氏【龙珍】《臆易》四卷。未见。《嘉兴县志》说：钱龙珍，字松湲，是山东提学副使钱江的父亲。于氏【琳】《易经叅同》广变象告。未见。《平湖县志》说：于琳，字贞瑕，是岁贡生。金氏【式玉】《三易通》未见。《平湖县志》说：金式玉，字蓝珂，是顺治辛丑进士。著有《三易通》《四书人物考》。沈氏【廷劢】《身易实义》五卷。现存。廷劢自序说：“《易》是穷尽人性的书，也是诚实修身的书。天地之间无不包含《易》，那么天地之间的一切也都是自身作用的体现。这就是三极之道之所以必须等待圣人参赞，而后确立于其中、实行于其中的道理，否则便是空虚的。《易》无端地在黄河中呈现，在洛水中显现；圣人也无端地在心中领会，不能用言语写成。用卦画来表现它，不能包罗万事；用卦象来概括它，说明卦象以显明它的作用，就是要使人随时随事都依据《易》，随事穷尽事理，无不有应当采用的《易》。这就是《易》之所以成为中庸之德，而在出入行动中发挥作用、没有什么可以排除在外的原因。”古代谈论《易》的人很多。汉代儒者大都主张象而不谈理，王辅嗣开始谈理，韩康伯加以辅助。议论者又批评他们空疏悬虚。宋代潜心研究《易》学的人，胡安定开创先路，元公的《图》、正公的《传》、明公的《解》、共城的《经世》、建安的《本义》，都卓然自成一家。《传》《义》二书，尤其是《易》学的纲领。此后坚定遵守伊川学说的，有龟山杨氏、平庵项氏；坚定遵守建安学说的，有双湖、云峰两位胡氏、濂清吴氏。虽然间或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全都是《传》《义》的功臣。” 至于把《易》讲成禅学的，是慈湖；把《易》讲成史学的，是诚斋。至于考察古今得失，使《易》能够用于实际，那么我对诚斋的说法有所取法。明代儒者论《易》，薛文清最为醇正，而蔡虚斋、林次崖、徐伯鲁三家鼎足而立，实际上是《易》的正宗。至于来瞿塘的《具灵通妙解》、何玄子的《彙全易》这一巨著，以及吕泾野、高忠宪、刘念台、张湛虚的简要著述，唐凝庵、钱啓新、郝京山、邹四山、李雪园的高明奇异之论，我在这部书中间有采录：取用其中与程朱相同的，删去其中与程朱不同的；如果程朱两家的说法彼此不同，就深入研究以求得统一；另外，程朱没有涉及而其说法确实恰当、不可更改的，也一并甄别采纳。书成后命名为《身易实义》，意思是：用心来谈《易》，不如以自身实践《易》更为真实；以自身实践《易》，又必须把《易》落实到实际功用上，才算真实。一卦有一卦的作用，一爻有一爻的作用。六十四卦既然都有大象阐发卦意，以显示其作用；至于三百八十四爻的作用，却还缺少说明。我因此依照小象的意思，仿照大象的体例加以补充，附在笺注末尾，意在使人知道爻的道理比卦讲得更加详细，而且与日常应用关系更为密切，确实便于学者研习。” 我们如果真能逐爻在自身上加以体验，不把处境中的忧虑和安乐当作悔吝，而把自身的迷误和错误当作悔吝；不把外物的得失当作吉凶，而把自身是否违背或符合道理当作吉凶，那么或许小的过错可以减少，大的过错可以不发生。这难道不是修身最切要的道理，也是学习《易》的实际意义吗？” 徐盛全说：“廷劢，字子相，嘉兴人，以贡士身份授任栾城县知县，升任商州知州。” 周氏【渔】《加年堂讲易》

译十一卷。现存。渔自序说：“《易》是羲、文、周、孔四位圣人阐明道理、启迪世人的书。孔子去世以后，自秦汉以来，以《易》学著名成家的人多得数不清；近代儒生则大多奉朱子《本义》为定说。我资质愚钝，从小学习它，长大以后却不能没有疑问。朱子说：‘《易》是为卜筮而作，不是为义理而作。’伏羲的《易》有占辞而没有文字，和今人用《火珠林》起课相似。文王、周公的《易》，爻辞像签辞；孔子的《易》纯粹用义理来讲，已经不是伏羲、文王的本意了。有人解释《易》，只是用虚字把意思迎合过来就算了。既然如此，孔子当年为什么要把编联竹简的皮绳读断三次？而所说的‘加我数年，没有大的过错’，难道是整天拿着一束蓍草吗？”我曾间或放下《本义》而研究程氏《传》，又放下程传而考察古今以来所有谈《易》的人：有的讲理却不能贯通，有的取一爻之义却不专一，有的一爻偶然讲通了而全卦却分歧，有的一卦偶然讲通了而全经却闭塞，我不敢相信这些说法就是正确的。乙未年春末，我科举落第回乡，适逢先母去世，守礼服丧之余，拿出程朱《传》《义》阅读，过去的疑惑更加严重，于是把它们搁置一旁，彻底打扫一间屋子，题名为‘加年堂’，放置一张床和一张几案，抄录《周易》白文一册，整肃衣襟端坐，早晚参究经文。过了半个月，忽然领会了谦、豫两卦的大意。” 大概从乾卦到大有卦，仍然沿袭先儒注疏，遇到疑问和疑难就存而不论；到了谦、豫两卦，各家的解释尤其不足以相信。我就在这里参究，也从这里开始有所领悟。于是知道，羲皇的卦画、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孔子的传文，本来是一个贯通的意思；取象立言，都有依据。从此以后，我每次拿出一卦，像先前那样参究：有时几天通晓一卦，有时几个月通晓一卦，有时几年以后才通晓一卦。我因贫困于此而不知忧愁，因疾病于此而不知痛苦，因年老于此而不知悲哀，因罢官于此而不知怜惜自己。从乙未到现在甲寅，经历二十年，稿本一共改了四次，六十四卦的卦辞已经完成。有向我学习的人，聚集在‘加年堂’来请教；每次聚集讲解一卦，于是把这部编著命名为《加年堂讲易》。这部讲稿与朱子《本义》、程子《传》以及古今谈《易》的各家说法大相违背，不免惊世骇俗，受到习以为常者的疑惑和非议；但在我们这一类人中，有些人终年学习《易》却不得其解，也不相信先儒解释《易》的方法，他们一听到这部讲稿，无不欢欣鼓舞地听取接受，认为它能够阐发数千百年来没有阐发的道理。我不敢承当这样的评价。只希望羲、文、周、孔四位圣人阐明道理、启迪世人的精微，不至于永远被天下蒙蔽。” 假如借助我的心思和思虑，由我的口来代替他们把这些道理发明出来，那么我又怎么能够推辞呢？康熈十三年甲寅秋。《经义考》卷六十七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六十八 翰林院检讨朱彞尊撰 《易》【六十七】陈氏【廷敬】《尊闻堂易说》七卷。现存。潘耒说：“先生研究《易》，讲理必归于最醇正之处，讲象又不流于细小的术数，大概是在程朱《传》《义》中斟酌取舍而选择其中之道。” 黄氏【与坚】《易学阐一》十卷。现存。与坚自序说：“舜把帝位传给禹时说：‘唯有精诚专一，真正把握其中正之道。’箕子陈述《洪范》九畴时说：‘君主建立大中正之道。’所谓中与极，本来只是同一个道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又把阴阳的变化显著地写成《易》，并且把气与理结合起来加以阐发。上古以来，世道的变化逐渐萌发。经过四位圣人，画成卦，系上彖辞，推演出爻辞和象辞，以穷尽变化；而其中不变的根本，全都是同一个道理。不推究这个不变的根本道理来穷尽天下的变化，然后凭什么称为《易》呢？后来《易》的教化逐渐衰微，于是沿袭形成各不相同的学说。西汉混杂于禨祥，东汉流入谶纬，魏晋流于术数。从六朝直到隋唐，逐渐浸染于道德之说，并且把《易》和《老子》并称。《易》的变化发展到无穷无尽，却始终不能穷尽其中道理的变化，这都是各位儒者笺注疏解的过错。谈《易》的人，没有比汉代更兴盛的，但它的紊乱也正是从汉儒开始。梁丘、施、孟、费直等人纷纷兴起训诂，各自以师说自成一派。焦氏、京氏等家又有占候测验的书，采用互、反、飞、伏等方法，竭力穿凿附会以求胜过他人。到了魏代王弼用老庄之说来挽救，反而陷入湮没得更加严重。” 在这八百多年间，虽然他们的学说有精粗大小的不同，但都致力于故作奇异来扰乱人的耳目，使天下人全都背离《易》，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宋代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六位先生出现，才开始精心研究四位圣人的道理，认为那就是阴阳。除了日常平常的生活，再没有别的奥妙；使学习的人应当在自身实践中求取，确实有所遵循，《易》的道理才开始在天下大为显明。《易》自古以来终究就是这个道理，难道会因为时代变化就随之改变吗？道理既然如此，即使圣人也不能舍弃它；人如果想舍弃它而另求新说，最终只会一去不返罢了。现在天地就是一个阴阳，日月山川存在于天地之间，也不过是守持其常态，人们全都俯仰之间安然接受。若日月发生交食，山川崩塌枯竭，稍有异常，史书就把它记载为灾祸。那么八百多年间，有人谈论阴阳却喜欢制造诡异奇特之说来欺骗世人，就像日月交食、山川崩竭不同于正常状态一样，都是天地不祥之气酿成的。这样来谈《易》，难道能不更加令人恐惧吗？后世学者如果能够察考义理，知道邪说流传的祸害，也回头探求所谓同一的根本道理，那就够了。我根据六位先生的遗书，叙述其大概，写成十二卷，名为《阐一》。” 乙丑年春天，我奉使从黔南返回，乘船时没有加以防备，书稿全都沉入江中。这是我在闲暇时补缀旧作，仅存九十九首，于是编成十卷，仍沿用原来的书名。大凡只是想以严格的考核来辨析它，切望稍稍阐明道理。即使有人认为我的所得浅陋，还有未能做到之处，也应当体谅他的志向，这就可以了。毛氏【竒龄】《仲氏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