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四十二

译八十卷。已经亡佚。郝经在自序中说：“孔子承接三位圣人的《易》，为它作传。凡是道德的要旨、性命的道理、幽明的缘故、生死的学说，以及天地人物存在于意、言、象、数之间的道理，没有不得到充分阐发和彰明的。推究到极致，《易》于是集大成，成为圣人大经大法的根源，再也不能增加或减损。大概是因为几位圣人的制作，孔子又以圣人的身份阐述圣人的道理，所以如此。后世之人的德行没有达到圣人境界，却想凭一己之见探求几位大圣人的本意，即使耗尽精力、穷极心神，也免不了带有猜测推量的私见，不能达到真正正确的理解。有的人虽有所见，却不能纯粹完备；如果武断地自行创作，就会差错乖违得更加严重。因此众说纷纭，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易》是圣人用来施行道的书。伏羲氏依据河图画卦，用来阐述道理；创制书契，开启此后的文化传统。经过数千百年，到黄帝、尧、舜之时，法制才开始完备。又经过夏、商一千多年，文王受天命，创作《周易》，承重伏羲氏的卦，为卦系辞，命名为《易》。圣人周公心传口授，分说卦爻文辞，为它系辞，以判断吉凶。又过了六百多年，孔子出生。孔子晚年研读《易》，以至于编联竹简的皮绳多次断裂，用来探求三位圣人的本意。” 于是退下来整理经书，推究皇帝、王者、霸者的本心，以伏羲为根本，终于五霸，排列为四经，并为《易》作传，把它尊为经，用来冠于《诗》《书》《春秋》之上，使天下万世共同遵循同一道理。把卦画以前本来就有的道理全部举出，把后世逆推的数理加以重视，创造出无穷的形器，又毁坏无穷的形器，而《易》一书的功用便无穷无尽了。伏羲氏阐述道理，文王阐述伏羲，周公阐述文王，孔子阐述三位圣人。世代相隔竟然这样久远，圣人的著作竟然这样稀少，以圣人来阐述圣人竟然这样谦恭。到了孔子，只不过成为一部书，尚且认为书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他说：“再给我几年时间，到五十岁来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这样看来，《易》的广大深远，不可能由一位圣人在一生之中完成，必定要经过几位圣人、几十上百代才仅仅完成。以孔子的圣明，尚且不敢自作而任意编述，还认为没有完全穷尽其中的道理而忧惧。后来竟有人想凭一己私见，仓促地阐述数千年来的德业和四位圣人所能做到的一切，又动辄自作主张，岂不是太困难了吗？况且孔子去世以后，曾子、子思、孟子得到他的传承并著成书，虽然都属于《易》的道理，却没有达到《易》中一句话的程度。后来秦朝焚书，虽然幸亏《易》用于卜筮，所以它的书独自保存下来，但天下人只把它看作卜筮之书，它的道理便没有得到阐明。汉朝兴起以后，谈论《易》从田何开始；追寻他的传承源流，说孔子把《易》传给商瞿子木，再传授下来直到田何。田何只传下几篇，却没有全部传授。从此以后，各家专门治学，源流越远，末流也越分裂。扬雄的学问最为深刻，仿照《易》作《太玄》，却没有阐述《易》的道理。东观的学者虽然兴盛，却只从事传注之学，也各自拘守专门门户、偏私自守，能够阐明《易》道的人也很少。魏正始年间，王弼依据两汉的学说为《易》作注，唐代认为他的注解最为恰当，孔颖达又为之作疏，学者直到今天仍尊奉它，大概也属于专门之学。寥寥千年，竟然没有圣人来阐述圣人，各家传授不同，人人义理解说不同，《易》的道理再也无法听闻了。所以王通说：“九位经师兴起，《易》道便衰微；三家传注出现，《春秋》便分散了。”他憎恶的是各自偏私专守，专守便分裂，分裂便产生异说，最终使圣人的心意无法再被看见。宋朝兴起以后，大儒接连出现，无不把阐明《易》道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华山陈抟首先开创宗旨和传承，濂溪周敦颐、西都邵雍远远探究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事业，推演义理、言语、卦象、数理的根本。到了侍讲程颐，大大改变传注旧法，为《易》作《传》，直接追溯先秦，踏入圣门。各位老师和朋友相互唱和，《易》道几乎得以阐明。如今已经二百多年了，学者又各自专擅本师的传授，创立议论，驰骋说法，追求新奇、怪诞和夸张；主张圣人言语义理的，不能兼顾象数，谈论象数的，又不能兼顾义理，而且往往混入偏颇、驳杂的术数和异端曲学。周敦颐、邵雍、程颐三家的学说又昏暗湮没而不明。他们讥刺王弼、轻视正义，厚加诬蔑、妄加毁谤，违背义理、损害道统，这类事情多得数不清，比专门门户之弊更加严重。反复败坏，终于到了这种极点。世代相隔如此久远，圣人长期不再出现，侵蚀、穿凿之说又如此众多，难道哪里是一人的专见和臆测所能遮蔽的吗？这样看来，圣人的心意终究无法再被看见。我私下曾认为，后世即使没有大圣人能够综合各位圣人来阐述圣道，如孔子那样集大成，只要不因一人私见而偏私，不因曲学而自我蒙蔽，不以专门门户自许，削除门户界限，铲除滋生蔓延的枝蔓，排除一己之见，开示公正之道，合并考察汉、魏、唐、宋诸儒的学问，顺向考察它们的过去，逆向验证它们的来由，积累数千百年的学问和数十上百人的成就，契合他们的见解，防护并保存他们的所得，使天下人的心归于一心，使天下的道理贯通为一理，用一部《易》贯通古今；一位圣人出现，后世便有百位传述，十位圣人出现，后世便有千位传述；溯流寻源，寻求渡口以通达圣道，那么也差不多可以做到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所以我不自量力，曾想把孔子以来阐述《易》而有所成就的人依次论列，将与圣人相合的内容编成一部书，却没有能够完成。中统元年，我奉诏以经持节使的身份出使宋朝，宋人把我安置在仪真，扣留我而不遣返。五六年间，我颇能放开思绪；后来经书和传注被劫掠毁坏，我迁居别室，更加空闲寂静，无事可做。于是依据现有的书籍以及过去所记忆的内容，从孔子以来直到现在，凡是训诂、论说以及各种注释，都考核其中最精粹的部分，删去重复内容；义理、象数兼收并载，大小内容无不收录。不考察作者的身份，只以内容是否正确为取舍标准，依照时代排列先后。凡是各经、传、子、史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只要是《易》学的来源而不谬误，圣人必定有所关联；凡有所引用，也各自按照时代次序编入。其中流入佛教、道教及异端曲说、并非圣人本意的内容，就全部刊削排除。汉魏传注之学，编到魏代王氏为止；唐宋论议之学，编到宋代程氏为止。所以完备地收录这两家，作为裁定诸家学说的标准。经书中有所见闻的内容，便补足其中的缺漏，并追究其最终归宿，同时以历代的得失来验证，作为《易》的事业；穷究根源，推究末流，达到道与《易》之神的本然状态，作为一部经的纲领。有疑惑而不能确定的内容，就保存下来而不加论说，以等待有才能的人来判断。

译积累编成八十卷，又旁搜远绍，创制图式，建立学说，作《太极演》二十卷，阐明历代圣人及诸儒遗留下来的意义，共成一百卷。《易》的形成，开始于周代，所以称为《周易》。近来有人只称《易》或《大易》等作为书名而不说“周”，其中有些说法不恰当，因此仍然称作《周易》。孔子为经书作传，既然称为传，后世的人再作传注，就都是传以外的传了。所以称作“外传”，并且表示不敢把自己的著作同圣人的作品相提并论。然而也不敢自认为已经成为定本，后来直到今天如果另有所得，还应当再补充进去。苏天爵《名臣事略》说：郝文忠公名经，字伯常，是泽州陵川人。中统元年，授任翰林侍读学士，充任国信使，奉命出使宋朝。宋人把他拘留在真州，共十六年，才得以回国。卢挚说：“郝公所处的幽禁之地，每天都以著书立说、载明道理为要务。他撰写续编《后汉书》，著有《春秋外传》《易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贞观删》《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有几十卷。” 黄虞稷说：郝经被拘留在真州时所作。他把孔子以来各家的注释考核其中最精粹的部分，删去重复内容，义理、象数兼收并载，大小内容无不收录，积累编成八十卷。称为“外传”，是因为孔子为经书作传，后人的著作都是传以外的传，表示不敢同圣人的作品相提并论。又旁搜远绍，创制图式，建立学说，作《太极演》二十卷，阐明历代圣人及诸儒遗留下来的意义。刘氏【肃】《读易备志》佚失。《名臣事略》记载：《刘文献公肃》，字才卿，是威州洺水人。金兴定年间考中进士，元朝初年应征出仕，授任邢州安抚使。中统元年，授任真定宣抚使。第二年，召入任右三部尚书，兼议中书省事务。四年，退休。胡氏【祗遹】《易直解》佚失。王恽《祠记》说：“公讳祗遹，字绍闻，自号紫山，是磁州武安人。由中书郎官历任河东、山东按察使、济宁总管，官至翰林学士、大中大夫。” 序文又说：紫山胡公还不到四十岁，任应奉翰林时，居住在官舍将近几十年，专心读书，阐明义理，希望达到深远宏大的境界。他把《易》的卦辞全部抄写在书屋墙壁上。当时我不才，忝列言官之中，经过那里看见这件事，询问缘故，他说：“我早晚洗涤心灵，将以四位圣人为模范，希望使自己的言行恰当而少有过错和悔恨。”这并不只是说明他言语奇特而且有法度。识见之士认为他是通达多才、能够任用的人。后来他任地官郎，辅佐省府幕僚，统领大郡，担任外台提宪。他一生的才识和涵养，都表现在施政措施中。他至公至大的议论、卓异特出的举动，本来多得无法一一列举。总而言之，他伸张自己的志向，实行自己的道义，不向当时权势阿谀逢迎以求容身，不俯仰屈从而勉强随众。可以实行的就实行，不可以实行的就停止。到了晚年，又脱去官服，如同丢弃鞋子一样，笑傲于山林泉石之间；在仕进和退隐之间，知晓天命、顺应时势，从容地合乎中道。死后盖棺定论，人人都说：“紫山是一个旷达英迈的人。”考察他过去的经历，可以推知他从《易》中得到的东西很多。我起初并不知道他有著述。公去世三年后，他的嗣子伯驰带着所著《易解》，恳请我为书写序。我和公从弱冠时便结交，气节义理相契合，彼此互相引为知己。” 如今我虽然衰老懒散，但抚摸他的遗书，怎能忍心不说几句话来彰显那潜藏的光辉？《易》是圣人忧虑世事之书，纯粹精深，贯通天、地、人三才，义理包容万物。它的作用必须在开启万物、成就事务的实际效果中体现出来。然而要通晓它的变化，必须先通达它的文辞；想通达它的文辞并见诸实际作用，却不从先觉者亲身实行、实践的真实事迹中取法，就没有见过能够深入它奥妙的人。从前宋代名儒刘斯立作《学易堂记》，只叙述日常生活和通常行为，却说“我学习《易》了”，评论者认为这得到了《易》的体要。何况紫山践履修养的功夫表现在事业中，又推演自己所得，编纂成书，启发后人，可以说得到了圣贤忠恕之道。学者如果再能考察胡公平日的操守履历，取得其中的端绪，以此探寻幽隐深奥的地方，那么对《易》的理解就已经过半了。考据《叶氏菉竹堂书目》，其中有胡祗遹《紫山文集》二十册。李氏【简】《学易记》

译九卷。现存。李简自序说：“伊川先生曾说：‘学习《易》的人，应当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的文字，使理解贯通，然后才有用心下功夫的地方。’当时伊川先生的《易传》还没有刊行。等到温陵曾献之编成《大易粹言》流传于世，学者才知道有所宗奉，而三家的学说也不能不有所取舍。壬寅年春三月，我从泰山的莱芜带着家人迁往东平。当时张中庸、刘佚庵两位先生和王仲徽等人，正在汇集各家的《易》解并加以节取。我一见到他们，便得以列席讲学的末席。前后几年，共读了六七遍，这部书才完成。然而每个人的见解不能完全相同，在取舍之间自然也不能没有少许差异。大体上张氏和王氏的用意在于省略文辞，刘氏的用心在于归结为一个说法。我所取的宁可失之于多，以等待后来的读者再行取舍。我住在莱芜将近两年，平时所读的《易》只有王辅嗣的注和《粹言》而已，其他各家的说法都没有看过。在六百天中，我把《粹言》节取了三遍；前贤的说法有时在心中感到不安，便日夜思考，即使在道路和鞍马之间，也和坐在窗下没有差别；偶有所得，便随即记下来，留待以后阅读，以检验自己的学问是否有所进步。等到迁往东平，积累下来的错误说法已有一百多段。后来得到胡安定、荆公、南轩、晦庵、诚斋诸先生的完整著作，以及杨彬夫所汇集的五十家解、单沨所汇集的三十家解，阅读后发现，自己的错误说法暗中与前贤之说相合的有十分之二三，我内心才稍稍有了自信。如今书中凡是没有署名的内容，是兼采诸家的意思，合成一个说法，不能归属于某一人；其中也有一些个人管见，竟不自量力地夹杂在里面。最初只是想便于阅读，传给家人，并不敢有意传给世人以取得著述之名。亲友之间有人坚决要求观看，无法违背，有时又被别人抄录带走，我对此很忧虑。己未年，我承乏担任泰安山城副职，事务较少，于是取出从前汇集的《学易记》阅读，重新加以取舍。唉！亲友因为相知相爱而从此书获得朋友的诽谤和罪责，也因为此书而获得这些。他日一定会有能够辨明此事的人。” 薛氏【玄】《易解》佚失。程钜夫撰写碑文说：“河南薛玄，字微之，立身行事和著书立说在当世卓然出众，士大夫尊称他为庸斋先生。他的家族本来是下邽人，元朝初年游历大同，因为有人推荐，得任应州教授，改任河南军储转运使。中统初年，召他任平阳、太原宣抚，他没有赴任。授任提举河南学校，也没有赴任。他每天与女几辛愿、柳城姚枢、稷山张德直、太平元好问、南阳吴杰、洛西刘绘、淄川李国维、济南杜仁杰、解梁刘好谦讲习贯通古学，并且以此使人受到教化。有《易解》《中庸注》《圣贤心学》《编皇极经世图说》。” 鲜于枢说：“庸斋先生名微之，是华阴人，有《易解》流传于世。” 许氏【衡】《读易私言》一卷。现存。《名臣事略》记载：《许文正公衡》，字平仲，是怀庆河内人。中统元年，应召北上，授任太子太保，他辞谢，改授国子祭酒，因病回归。三年，应召北上。至元元年，辞职回归。二年，应召北上，诏令入省议事。四年，辞职回归。又应召出仕。六年，上奏议定官制。七年，授任中书左丞，极力辞谢不接受。八年，改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十年，因为迁葬回归。十三年，应召修订《授时历》。十五年，以集贤大学士兼领太史院事务。十七年，《历》完成，辞职回归。十八年三月去世。皇庆二年，诏令在孔子庙庭从祀。” 耶律有尚说：“先生的著述有《小学大义》，是他在京城教导学生时口授的话；有《读易私言》，这是五十岁以后所作【又说当时四十一岁】；有《孟子标题》，曾经用来教导他的儿子师可；有《四箴》《说中庸说》《语录》等书，都是多人杂然编成的，并不是完整的著作。” 苏天爵说：“国家刚刚取得中原，士人沿袭宋、金遗留下来的风气，以背诵和辞章相互夸耀推重。许文正公开始用孔子、孟子的著作和程颐、朱熹的训说来倡导、阐明这一道统。一时之间师友相互讲习，盛况如同河汾、伊洛时期。” 吴氏【澂】《易纂言》十卷。现存。

译《易叙录》十二篇。现存。《元史》记载：吴澄，字幼清，是抚州崇仁人。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居住在布水谷，于是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以及大小戴《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在江南寻求贤才，起用吴澄到京师，吴澄以母亲年老为由辞职回归。程钜夫请求把吴澄所著的书置于国子监，以供学者使用。朝廷命有关部门到他家抄录上报。左丞董士选推荐吴澄有道德学问，提拔为应奉翰林文字。至大元年，召任国子监丞。皇庆元年，升任司业。不久授任集贤直学士，调任翰林学士，加授资善大夫。吴澄对《易》《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完全破除传注中的穿凿附会，以发明其中蕴含的意义，分条归类并编排叙述，精确明白而简约，卓然成为一家之言。吴澄所居住的地方只有几间草屋，程钜夫题名为“草庐”，学者称他为“草庐先生”。去世后，追赠临川郡公，谥号文正。”},{ 澂在《纂言》自序中说：“《周易》上经、下经共两篇，是文王、周公所作；《彖传》《象传》《系辞传》上下篇、《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十篇，是夫子所作。秦朝焚烧书籍，《周易》因为用于占筮而独得保存。汉代的《艺文志》记载《易》有十二篇，大概就是经两篇、传十篇。自魏晋以来，诸儒把《彖传》《象传》《文言传》分列并入经文，而《易经》不是古代注疏家传诵的原貌，后人姑且沿袭这种做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宋代东莱先生吕氏才开始考订它，使之恢复旧貌；朱子也沿用了他的做法。只是其中文字的脱漏、衍文和讹误，还没有全部校正。因此如今重新加以修订，比旧本相当精善。只是对于经文的大义不能有所增损，而对于辅助和阐明这部遗留下来的经书，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小小的补益。” 【缺】观生跋说：“先生写这部书，前后将近四十年；期间稿本写成后修改过的，共有四次。壬戌年秋天书稿完成，但从未拿给别人看。第二年春天，观生坚决请求把它刻印出来给学者看，先生慨然答应了。他仍担心传抄时会有差错，于是命人抄写，亲自监督校视，因而订正其中不妥之处，分明句读，并且更加详细严密。抄写还没有完成一半，恰好特防派遣使者召他入翰林院，他估计不能推辞，没过几天便上路了。观生随侍他到了郡城，召集同道分卷抄写完毕；将要到九江时，▯校才完成。至于卦图、象例，则陆续刊行。因这部书写成，于是在右边记下年月。我曾听先生说：‘我研治《易》书用功很久，下笔尤其精确，其中的象例都是自己从心中体会出来的，也差不多能够领会文王、周公系辞的意义。’又说：‘我在《书》方面对后世有功，和《易》相比还算小；我在《易》方面对后世有功，则非常大。’那么读这部书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先生用意深切，而只是泛泛地看它吗！”至治癸亥五月。焦竑作序说：“《易》就是象。过去圣人探究天下事物的深奥，穷尽造化的隐微，其中的妙处有难以用言语显示的，于是便模拟各种形状，把身体和万物都取来寄托在象中。象建立起来，《易》的意义也就显现了。大概不从显明处探求，幽微之处就不能阐明；不从近处取譬，远处就不能说明。所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全都是象。接触同类事物，就可以形成它的象；合于义理，就可以形成它的变化，而卦辞和占断也都由此举示出来了。”郑康成《易传》九卷，完全以象为主。王氏的学说盛行以后，郑学才开始衰落。到了颜延之任国子祭酒，完全以王辅嗣为老师；不是这一学派的人，便不设置为学官，于是亲眼看见道术而保存它的机会日益减少。陆澄说过：“《易》自商瞿以后，虽然有不同的学派，却都以象数为宗旨。不求象数，却想说明《易》，这是背着苓草却要寻找苓草的人一样的妄想。”洛下诵习王学的流派，沿袭下去而不回头。近世又有把理和数并提的人，这是到象之外去寻求理，却不知道二者并不是两种东西。吴氏幼清深切领会了这一点，撰成《纂言》一编，总共若干万字；其中对象作出决定性的阐释，见解超然卓越，绝不作含糊两可之辞。考察疑难、揭示奥秘，与我心相契合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学者拿这部书来探求，就可以看见伏羲、文王的心意；看见伏羲、文王的心意，就能看见天地的心意。伏羲、文王的心意，就是天地的心意；天地的心意，也就是我的心意。看见自己的心意，就看见《易》了。唉！不是极力深入研究、穷究事物微妙变化的人，谁能知道这些呢！幼清曾说：“我研治《易》书用功很久，下笔精确，其中的象例都是自己从心中体会出来的。”又说：“我在《书》方面对后世有功，和《易》相比还算小；我在《易》方面对后世有功，则非常大。”研习《大学》《易》的大儒，如果不掏空心思，就像含着捕鱼的筌却想求得鱼一样，是不可能得到的。我收藏这部书已有几十年。考功大夫陈龙光、苏进、张斗枢三位先生，以通晓经学、研习古学为志，刻印它以流传；我又托朋友黄应登校勘两次，他为这项工作实在勤劳。因此一并记下。万历甲寅春日。黄虞稷说：“《易叙录》，是因东莱吕氏的《古易》而重新加以修订，订正其中文字的缺漏、衍文和错误。” 查《菉竹堂目》，又有《纂言外翼》四册。齐氏【履谦】《周易本说》

译六卷 已佚 《元史》记载：齐履谦，字伯恒，大名人。至元十六年，最初设置太史局时，他补任星历生。至大三年，升任授时郎。仁宗即位，提拔为国子监丞，改授奉直大夫、国子司业，兼任太史院事。履谦专心好学，家里贫穷没有书；等到他担任星历生，在太史局任职时，防秘书监运来亡宋旧书，留置在本院，他便昼夜诵读，因此深有所得。他的学问广博贯通，尤其精通经籍。著有《大学四传小注》一卷、《中庸章句续解》一卷、《论语言仁通志》二卷、《书传详说》一卷、《易系辞防畧》二卷、《易本说》四卷、《春秋诸国綂纪》六卷。” 吴澄作序说：“《易》是天地鬼神的奥秘，也是五经的根源。哪里是容易理解的呢？古魏齐履谦，字伯恒，专心求学，穷究经书；他的志向刻苦，思考深邃。他研治《易》，完全去掉各儒家枝蔓繁衍的说法，而保存根本。著《本说》四卷，文辞简约，方法严密，能够用一字一句概括卦爻的意义。我读后有所取法。”在乾卦的“乾”字下说：“上面是乾，名称；下面是卦，名称。”在坤卦“黄裳”下说：“不涉及外事，不以上侵犯下。”在蹇卦“来之反之、来之连”下说：“反，是二；连，是三。”在解卦“负且乘”下说：“负，是四；乘，是二。”把“悔亡”解释为功劳可以掩盖过失，把“无悔”解释为功过全都消除。这是他训释中好的地方。在屯卦六二说：“卦辞谦逊，是为了显示履行此事的危险；说期限迅速，是为了说明守持的坚定。”在讼卦九三说：“享用旧有的德业，别人就没有什么可以和他争；能够从事君王的事务而不求成就，别人就没有什么可以和他争功。”在遯卦九三与上九说：“被系缚，是感情被私情牵累，功业并不是他所勉力追求的；肥大，是宏阔自大，职事却是他所不屑做的。”这是他解释文义通畅的地方。无妄卦的“妄”，他说《史记》作“望”，意义尤其明白；这与先儒相同，但取舍更为精审。” 坎卦六三的“来之”，他说只是语辞，不训释为“往复”；《彖传》说“来复”是指冬至以后一个阳爻开始产生，而他说十月微弱的阳气已经产生，这一点不正确；这些地方不同于先儒，但他的措辞是恰当的。姑且举其大概如此，其余来不及一一列举。唉！伯恒大概知道《易》的教导以纯洁、清静、精微、谨慎为贵吧？然而他的文字过于简约严厉，读者很少能够细细玩味、深入考察；这大概是不容易同见闻浅陋的人讨论的。有人说：“齐氏的说法与你解《易》的说法并不完全相同。”我说：“确实如此。他与我相同的地方，我本来就佩服他的简约严密；他不同于我的地方，难道我敢把自己的正确强加给别人，要求别人一定同我相同吗？我将因他的不同而深入思考。这样一来，无论相同还是不同，都是我的老师。”伯恒学问独特，品行清正耿介，所守坚定而不改变。我曾经和他同僚，他是君子，不只是经学老师而已。” 苏天爵撰写碑文说：“先生的学问博大融通而又精深通达，从六经、诸史、天文、地理、礼乐、律历，下至阴阳五行、医药、卜筮，没有不能通晓的，而在经术方面尤其突出。他立言垂训，简易明白，不沿袭旧习以迎合别人，也不追求新奇来惊动世人。他对于圣贤的意旨，大概有许多发明。” 黄虞稷说：“他的书起初补注《系辞防略》二卷，用来阐明、畅达《易》经本义的隐微之处。后来改变其说，写成四卷，专门解释卦爻的隐微之处。至于《彖传》《象传》等传，是孔子用来赞助、辅翼卦爻的，只有一两处疑难滞碍的地方在各条下面具备解释，其余并未全部解释。” 潘氏【迪】《周易述解》已佚 黄虞稷说：“潘迪，字元，城人。至元年间，任国子司业，历任集贤学士。” 熊氏【凯】《易传集疏》已佚 《江西通志》记载：熊凯，字舜夫，南昌人，凭借通晓经学开馆授徒四十年，当时称为遥谿先生。同乡熊良辅曾从他受业。龙氏【仁夫】《周易集传》十八卷 【缺】董真卿说：“仁夫，字观复，庐陵人，任湖广儒学提举。《周易集传》【缺】所用经文采用朱子《本义》本。至治辛酉自序。” 《元史》说，仁夫所著《周易》，多有发明前代儒者尚未发明的地方。《吉安府志》记载：龙仁夫，字观复，永新人，任湖广儒学提举。著《周易集传》十八卷。立说以《本义》为主，每卦每爻之下分别说明变、象、辞、占。他认为《杂卦》是古代的筮书；《春秋》传所引用的“屯固比入，坤安震杀”等语，都是用一个字判定卦义，这一类就是如此。孔子保存它，用来作为经书的辅翼，并不是孔子创作的。它所说的内容有许多是先儒没有发明的，学者称他为麟洲先生。” 《经义考》第四十二卷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第四十三卷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易》【四十二】郑氏【滁孙】《大易法象通赞》七卷 尚存 《周易记玩》已佚 《中天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