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五十

译二卷。存。道周自序说：“臣观察古人窥测天地日月，都先竖立表来辨别阴阳，观察日影长短，以推测高下远近，测定昏旦的中点，用来占验星象和万物，敬慎地向人授予时令，这些都从表上取得依据。表端正，影子就端正；表倾斜，影子就倾斜。形体存在于表，作用在于制度。天地日月吐出光和影，显明大道相互示意；表的长短差一寸，推算起来就会差数千里。因此，表对于政事，就像君主有自身、上天有极点一样，不可不审慎。’孔子说：‘仁，是天下的表率；义，是天下的制度；报，是天下的利益。君子用仁树立表率，用义加以制约，衡量长短大小，近处从自身取法，远处推及百世；不向天下要求报偿，而天下的子孙百姓暗中承受其利益，就像暑气达到极点时寒冷便有用，寒气达到极点时暑热便有用一样。’《表记》四十三章，都是以仁树立表率，以义加以制约；其最大的防范，是用天地日月辨明君臣的位次，取法尊敬亲长的次序，以敬持守，以恕衡量，使人近处不敢侵犯，远处不敢怨恨，在幽暗处可以告知鬼神，在明处可以告知朋友，庶民小子，而礼乐与文质也都由此完备。” 《春秋》的义理并不全在《表记》中，但《表记》的义理却全都可以归结到《春秋》；它们以仁树立准则、以义制定规范，以敬为体、以恕为量，不敢欺罔鬼神，以便承受天地日月所昭示的道理，意旨是相同的。《坊记》以礼让为主，归结到辨别男女关系，用来阐明忠孝的教化从闺门开始，犹如《易》有下经；《表记》以仁义为主，归结到卜筮，用来阐明文质的根源，通达于天德，犹如《易》有上经。凡是圣门所记载的孔子言论，除了《鲁论》二十篇之外，没有比这里更加明白著称的了。《坊记》旧分三十四章，如今约为三十章；《表记》四十三章，如今约为三十六章，合计六十六章，用来发明《春秋》的大义。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亲眼见到事情的施行，便把它写入书中，所以前后互相印证，彼此互相发明，也是因为道理贯通而自然如此。臣不敢有所附会牵合。” 黄氏【道周】《缁衣集传》二卷 存 道周的后序说：“我看《缁衣》一书，共二十三章，都是以仲尼的话为根本，又杂引《诗》《书》来加以说明。总共引《书》十五处，引《诗》二十三处，提到《易》的只有一处。全书归结于恒久的德行，说明喜好贤者、厌恶恶人的可贵，在于能够持之以恒。喜好贤者不能坚定，厌恶恶人不能显明，就会使君上难以处理政事，使臣下难以被了解。君上没有一定的心志，臣下没有坚定的意志，那么爵禄赏赐、刑罚威势都无法施用了。仲尼希望见到圣人，而最终归结到有恒。《诗》说：‘民众所秉持的常道，根本在于他们具有恒常的本性。’大概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理义能使内心喜悦，见到贤者便喜爱他，见到不肖者便厌恶他；即使是防范盗贼、奸邪和祸乱，其本性也是一样的。只是处在朝廷上下之间时，人人都装饰外表，便使衡量鉴别难以明察；进入纷繁华丽的境地后，事事都动摇心志，便使爱憎容易改变。用容易改变的爱憎，来施加于难以明察的衡量鉴别之上，所以君上的听闻不能清楚，臣下的言论更加混乱，于是《缁衣》《巷伯》两篇诗便颠倒错乱、相互诵说。这部传大略采集经书、史书中有关好恶、刑赏、治道大事的内容，共二百多条，联缀在篇中。至于经济和各种事务的条目，虽然还有未能详尽之处，但对于君心好恶这一纲领的根源，以及三代以后治乱盛衰的原因，也大略可以说是完备了。” “因为它依据经文来阐发义理，有别于训诂，所以称为‘传’；因为它分条演绎仲尼的意思，而不再解释经文，所以对于所引用的《诗》《书》略为简略；因为它总括说明好恶、任用和舍弃的根源，所以在内外不同的功效、宫廷与官府分属不同机构等条目分布方面，还有未能详尽之处。” 钱氏【▯】《缁衣说》一篇 存 王氏【普】《深衣制度》《宋志》著录一卷 亡佚 《闽书》说：王普，字伯照，宣和元年释褐，官至侍郎。朱子【熹】《深衣制度》一卷 存 冯氏【公亮】《深衣考正》一卷 未见 按：《聚乐堂艺文目》中有此书。郑氏【起】《深衣书》亡佚 文氏【天祥】《深衣吉凶通服说》一卷 存 舒氏【岳祥】《深衣图说》一卷 亡佚 谢铎说：“舒岳祥，字舜侯，另一个字是景薛，宁海人。宝祐年间中进士，最终官至承直郎，学者称他为阆风先生。” 金氏【履祥】《深衣小传·外传》一卷 存 许氏【判】《古深衣订》一卷 亡佚 车氏【垓】《深衣疑义》一卷 存 王氏【幼孙】《深衣图辨》一卷 亡佚 陈氏【栎】《深衣说》一卷 未见 曹泾的跋说：“徽州士人自淳祐壬子年起，魏公静斋克愚来任太守，才开始知道穿深衣。这大概是由于特别制定的制度，获紫阳先生赐予深衣，曹泾也在其中。静斋的先父鹤山先生精通经学，这种服制一定合乎经义。从此同辈之间转相仿效爱慕，每人都置备一套；学校定期集合时，用它来代替襕襆，认为这样简便。然而只是习惯穿用而不加考察，一仰赖缝人制作，实行将近五十年。我也已经六十七岁，年老了，却仍和众人一样。陈君寿翁拿旧说来教导我，所以我按次序叙述，仿佛出自他自己的言论，但其实无不以先儒为根本。总括起来看，它符合经文的意思，最终没有违背。其说法字字都经过考察推究，其中大的纲目，便是曲裾与圆袂的辨析，以及衣裳幅数应当相连的论定，使人一看便豁然明白。至于把两句十四字作为‘续衽钩边’的训释，极像孟子解说《诗》的比类体例；吕氏的防范尤其严密，而郑氏的说法也可以由此推究，恢复到原来的防义。然而若没有寿翁，郑氏的意思就隐晦不明了。唉！这就是古代大人物探究事物的学问。人人读书遇事，都能平心静气地玩味，由此触类旁通、不断扩展，那么还有什么经书不能穷究，什么道理不能贯通，什么事情不能处理呢！” 刘氏【庄孙】《深衣考》一卷 亡佚 程氏【时登】《深衣翼》

译一卷 未见 时登的自序说：“关于深衣的著作，司马氏最先写出。王氏以司马氏为宗法，时有不同，但都不能不受唐代孔氏的迷惑。朱子大概曾对此感到不满，因此晚年所穿的深衣有与《家礼》不同的地方，如续衽钩边之类。可惜《家礼》是早年的稿本，既已散失，来不及订定。信斋杨氏已经把从节斋蔡氏那里听到的内容附注在《家礼》之后了。然而先生对于各种方法的取舍和折中，不只是这一条。时登因此不自量力，以传文为纲，作注来足以阐发它；传文列在传文左边，作疏来足以解释它；注释附在注释下面，参考各家说法而作出判断。朱子称它为《补疏》，又把冠、巾、屦之类附列其中，总称为《深衣翼》。对于从经传中考察而没有所得、从其他书中寻求又找不到旁证的地方，间或凭自己的愚见妄自叙述，等待后人加以订正。本篇除司马氏、王氏之外，还有曹易的说法，他颇多采用朱子的著作来指斥前人的说法；然而他依据先生的说法加以订正之处，既不明说出处，仿佛自以为有所心得；对于先生引用而未加阐发的地方，又不能参合考订以求得其义；还不知道自己的失误，并且重复而不明晰。与司马氏、王氏两家相比，他表面上似乎详细，实际却简略；似乎醇正，实际上却有瑕疵。” “黄氏的说法本于朱子，杨氏早年向朱子学习，晚年又从黄氏那里接受稿本，所以附注尤其详细。唉！自秦朝焚灭六经以来，古代制度荡然无存；汉朝兴起后，也没有能力改变旧状，还依靠专门研究经学的儒者收集残余文献，从中窥见一二。然而他们所重视的是训诂，有时反而违背经文；所涉及的是制度，对其中的义理却未能详尽。自河间献王所藏的礼书散失之后，再也没有完整的经书。朱子虽然曾经把恢复礼制作为自己的责任，但从家、乡、邦、国、王朝的礼制开始，到后来还没有完成传授给勉斋；勉斋来不及完成祭礼，也来不及修订，又把这件事托付给信斋。这样一来，不仅《家礼》不是先生已经定稿的学说，《仪礼》也成为师门尚未来得及完成的著作了。唉！难道上天不想使这种礼制整齐完备吗？为什么失去它这样容易，完成它这样困难；隐晦了这么久，而重新彰明却不能大成呢？那么，先王的法服仅仅保存下来而没有泯灭到如此程度，穿着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献所记载的服装，又足以作为凭证并能够说明问题到如此程度，读书求学的人应当知道自己该从事什么了。时登虽然不敏，实在愿意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勉励，使穿这种服装的人，因训诂而能从经文中有所领会，因制度而能从中领会义理，谨慎地区分尊崇、爱护、敬重和修身，以整齐自己的家，这难道不也是先生的期望吗？于是冒昧记下他的这番意思。” 汪氏【汝懋】《深衣图考》三卷 亡佚 戴良的序说：“深衣是什么？它是古代用来命名的一种衣服。为什么以‘深’来命名？因为它的制作制度深奥精微，所以取此字命名。它取圆和直来象征天，取方和曲来象征地；崇高的一面成为三才，卑下的一面成为三极。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穿它呢？有虞氏穿深衣来养老，诸侯、大夫、士在晚上穿深衣，从天子到庶人都是一样的。礼用来辨别贵贱、判定嫌疑，为什么唯独在深衣这里要统一呢？大概这种衣服，可以用于文事，也可以用于武事，可以用于接待宾客、赞相礼仪，也可以用于军旅，而且还可以作为常服。后世不能使天子穿它，也不把它用于常服，这就是这种服制长久失传的原因。服制既然长久失传，那么《图考》一书即使想不写，又怎么能够不写呢？有人说：‘《礼记》中已有《深衣》一篇，各位儒者也已经辨论得很详细了，为什么还要有《图考》？’《图考》对各位儒者的说法加以折中，其中大的关节有四项：认为‘续衽’是连接旁边的缝合处，‘钩边’是左右相交钩连，因此认为蔡氏的说法应当遵守；而杨氏、方氏把襟当作衽，司马氏把裾当作衽，吕氏、陈氏认为衣和裳各自都有衽，这些说法都不对。认为方领应当沿着头部向下，方折后包住胸部，因此认为郑氏的注、孔氏的疏可以遵从；而司马氏另加一条衣襟，把与颈部交合之处另作为一件东西，折在领上，以及交领、直领等说法，都不对。” “认为‘辟二寸’是说带子的宽度，‘再缭四寸’是说带子结纽的长度，因此认为陆氏的意思可以推究；而注疏家所说士人使用宽二寸的单练，再绕腰两周也是四寸，这些说法都不对。唉！这部《图考》不能不写。有人说：‘朱子撰作《家礼》，也有图说可以作为凭证。’那么，难道那些说法都不对吗？朱子的《家礼》本于司马氏的《家仪》，司马氏对于前面四项错误，已经来不及详细考察、精心探求，因此《家礼》难以作为凭证，这是理所当然的。《图考》以什么为宗本？以经书为宗本。以经书为宗本，各位儒者纷纷的议论就可以得到折中。古语说：‘各位儒者有不同意见，要考察圣人的话；众说混杂不清，要以经书加以裁断。’《图考》正是这样做的。《图考》是谁写的？是睦州汪君。汪是他的姓，汝懋是他的名。为它作序的是谁？是越人戴良。” 牟氏【楷】《深衣刊误》一卷 亡佚 朱右的序说：“从前远古初始的时候，上天开创世界，混沌未分，开始有了民众。人们住在洞穴里，赤身裸体；居住在中间地带的人穿鸟兽皮来遮蔽身体，上衣下裳的制度还没有听说。轩辕氏兴起，取法于乾坤，制定衣裳以显示象征，并制定公侯的等级和威仪来加以彰明。虞、夏沿用这一制度，从此人文逐渐文采兴盛。成王、康王去世后，王道恩泽消失，上下秩序混乱，臣下僭越，虚伪日益产生，古制不能保存，我们恐怕要穿左衽的服装了；孔子也几乎不能避免这种情况，何况后世呢？嬴氏、刘氏相继兴起，三代的礼乐不久又废坏了。曲台讲论礼制，只保存了《深衣》一篇，郑氏的笺注尚且错谬到这种地步，怎么能说它还保存了千百之中的十分之一呢？唉！可惜啊！同郡牟君仲裴，是承袭文献世家的后裔，平日熟悉听闻这种礼制，讲习贯通而精密，于是撰成《深衣刊误》，并且想把它与儒生们共同分享。其中衣裳尺寸、衣幅的错误，以及以指尺裁制的谬误，全都一一刊正，没有遗漏。至于名义的宏旨、绘图的精密，以及长短、宽窄、规矩、绳墨、衡量的尺度，清楚得如同亲眼看在手掌上一样，几乎扩充阐发了涑水、紫阳两位先生尚未发明的内容，足以成为后世的规范。牟君忠实专志于君道，也真是勤勉了！好事之人将要把它刻印传播，确实没有什么可惭愧的。” 古代的道统大概要复兴了吧？照这样发展下去，必定还有许多需要考订和订正的地方，什么时候才能和您一起谋划这件事呢？” 朱右《深衣考》一卷 现存 黄润玊《攷定深衣古制》一卷 未见 杨守陈说：“朱先生认为，《礼记》所说深衣制度中的‘十有二幅’，郑氏错误地注释为下裳；《玉藻》中‘长中继掩尺’的注文也属误撰，于是考订深衣的古制。” 岳正《深衣纂疏》一卷 未见 杨防《深衣纂要》一卷 未见 左赞《深衣考正》

译一卷 未见 何乔新撰写墓志说：“公讳赞，字时翊，世代居住在盱之南城。天顺丁丑年考中进士，被提拔为吏部稽勲司主事，历任员外郎、中郎，调任浙江布政司右参政，升任广东右布政司，尚未赴任，便因年老辞去职务。著作有《深衣考正》一卷，流传于世。” 潘葵《深衣说》一卷 未见 郑瓘《深衣图说》一卷 未见 夏时正《深衣考》十卷 未见 王廷相《深衣图论》一卷 现存 廷相自序说：“古代的深衣，天子在学校中养老时穿它，大夫傍晚视朝时穿它，庶人遇到吉事时穿它；它通用于上下各等，是一种便于穿用的衣服。近世司马温公喜好古制，把它作为闲居时的服装，并依据汉代郑康成的说法制定裁衣方法。文公《家礼图注》虽然略有更定，大体也没有超出这种说法。因此，今世关于深衣的说法有三种：短衣襟，没有衽，曲裾，裳分裂开来，如《家礼本图》，这是第一种；长衣襟，有衽而无裾，裳分裂开来，如《琼台丘氏新拟图》，这是第二种；长衣襟，六道衽，没有〔疑字〕，下裳也不分片，整幅相通，如袍子，如《四明王氏古制图》，这是第三种。《家礼》采用郑注，是郑注误导了它；丘氏的说法已经较为正确，但对分裂下裳的含义仍未完全说明。黄氏所说衽多而无要，违背经文。朱子晚年所穿的深衣，舍弃旧说中曲〔疑字〕的制度而不采用，这说明朱先生也有所怀疑。然而难道只是曲裾这一点吗？我过去很久以来心中就对此感到不合。近来寄居子云书院，取出所收藏的各种礼书、注疏阅读，用原经考核，使之与实际情理相合，参照旁通的材料，以散见的记载加以验证，以法象为依据，总括其大体，更加知道如今的图制和论说确实有很大的不妥，于是才敢〔原文“防萃”，字义存疑〕众说而加以折中。” “因为古代朝服、祭服、丧服都有衽，所以论述续衽钩边，使上衣与下裳相连而不采用不同的制度；因为上下应当有一定的分别，所以论述在下裳中部缝合腰部；因为把下裳割裂开来没有可取的意义，而且横斜重叠缀接也不是好的服制，所以论述削减下裳幅数；因为服饰的装饰应当完整，冠与鞋相称，之后才可以称为成服，所以撰写总论。虽然它不能同诸儒的说法完全相合，或许却不会同古人制定服制的适宜原则相差太远，于是又把这种服制的形制画成图，附在篇末，使学习者有所考察。正德己卯年十二月。” 夏言《深衣考》一卷 未见 侯一元《深衣辨》一篇 现存〔载于《二谷集》〕 陈子龙说：“一元字应干，另一说字舜举。是乐清人，嘉靖戊戌年考中进士，历任河南布政使。” 杨暹《深衣考正》一卷 已散佚 《台州府志》吴显《深衣图说》一卷 未见 《休宁名族志》记载：显字一愚。《经义考》卷一百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五十一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礼记》〔十四〕 汉代《中庸说》《汉志》著录二篇 已散佚 《孔丛子》说：子思十六岁时，前往宋国。宋国大夫乐朔同他谈论学问。乐朔说：“《尚书》中虞、夏时代的四篇，写得很好。从这以后直到秦代的文章，不过是徒然铺陈尧、舜的话罢了，远远不如。”子思回答说：“事物的变化有其极限，端正合宜就可以了。假如周公、尧、舜不更换时代、不处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所写的书也会相同。”乐朔说：“凡是写书，都是想用来晓谕百姓，简明易懂是最重要的。可是竟然故意写成难以理解的言辞，岂不是太繁琐了吗？”子思说：“《尚书》的含义兼有深奥之处，训诰能够成就义理，这是古人把它写得典雅的原因。从前鲁国偏僻小巷中，也有过类似您这种说法的人。”孔伋回答他说：“道是传给有智慧的人的，假如不是这样的人，道就无法传下去。如今您怎么竟和那种人如此相像呢？”乐朔不高兴地离开，说：“这小子侮辱我。”他的门徒说：“鲁国虽然把宋国视为旧国，但世代有仇，请让我们攻打它。”于是包围了子思。宋君听说后，来不及驾车便去救子思。子思获救后说：“文王被困在羑里，作了《周易》；祖君被困于陈、蔡，作了《春秋》。我被困在宋国，难道可以不著作吗？”于是撰写《中庸》一书，共四十九篇。” 颜师古说：“如今《礼记》中有《中庸》一篇，它也不是原本的礼经，大概是这一类著作的流传本。”罗从彦说：“《中庸》一书，是圣学的深远源流，也是六经深奥精微的部分。” 何异孙说：“子思忧虑道学失去传承，所以作了《中庸》。孔业子穆公对 the 子思说：‘您的书记录的是孔夫子的话，有人或许会说那是您的言辞。’子思没有其他可见的著作，因此这一定就是《中庸》。” 黎立武说：“经书的撰作，到《中庸》就停止了。所以《中庸》是群经的统摄、精微和枢要。” 王祎说：“古代有两篇《中庸》，见于《汉志》《文志》；而收入《礼记》的只有一篇。朱子撰写章句，依据现存的一篇将它分为三十三章，古代所谓的两篇，后世已经无法看到了。如今应当依照朱子所定，把第一章至第二十章作为上篇，把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三章作为下篇。上篇以中庸为纲领，下面各章推演说明智、仁、勇，都是为了阐明中庸的意义。下篇以诚明为纲领，后面的各章详细说明天道、人道，都是为了彰显诚明之道。这样既不失古今的体例，又不违背朱子的宗旨。鲁斋王氏大概就是主张这种说法。” 戴颙《礼记中庸传》《隋志》著录二卷。已佚。梁武帝《中庸讲疏》《隋志》著录一卷。已佚。《私记制防中庸义》《隋志》著录五卷。已佚。《玉海》记载：大同十年，张绾、朱异、贺琛撰述《制防礼记》中庸义。陆深说：“《中庸》杂出于戴氏《礼记》，直到二程才开始尊崇、信奉并加以表彰。如今它单独流行，与六经并列。不过，晋代戴颙曾经作《中庸传》，梁武帝也作过《中庸讲疏》，可见当时已经知道重视《中庸》了，并不只是从宋代才开始。” 李翱《中庸说》未见传本。黄震说：“《中庸》到唐代李翱才开始为它作解说。” 胡瑗《中庸义》《宋志》著录一卷。未见传本。《宋史》说是盛乔编纂辑录的。晁说之说：“‘小人之中庸’一句，王肃本在‘下’字后有‘反’字。胡先生、温公、明道都这样说。” 陈襄《中庸讲义》一卷。今存。考察《陈氏中庸义》，它载于《古灵集》中，从首章一直到“道其不行矣夫”为止。余象《中庸大义》一卷。已佚。《闽书》说：余象是仙游人，庆历年间中进士，历任礼部郎中。乔执中《中庸义》《宋志》著录一卷。已佚。司马光《中庸广义》一卷。未见传本（《一斋书目》中有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