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五十四

译一卷。未见。黄虞稷说：王仁，字正己，乐安人。杨氏【守陈】《中庸私抄》一卷。未见。杨守陈在自序中说：“古书都刻写在竹简上，再编联起来；编联断裂，竹简就会错乱。当时大概已经有这种情况了，何况经历秦人焚书禁学之后，又经过汉代儒生搜集、整理、传抄，怎么还会像古代那样完整正确呢？《大学》《中庸》两篇都杂在《戴记》之中，到宋代程子才把它们表彰出来。因为《大学》的竹简编次杂乱，便替它重新确定次序；《中庸》则仍按旧编，没有改动。朱子继承程子，又重新编定《大学》的竹简，分为经、传十一章；《中庸》也仍按旧编，分为三十三章，分别作《章句》《或问》，并流传于世。然而我认为，《大学》的错简还没有完全校正，《中庸》中间也有许多错简。《大学》的篇章可以分开，而《中庸》很难按章分开。《戴记》四十篇，竹简错乱的超过一半。《大学》讲三纲八目，结构整齐而明白，所以篇章可以分开；错简容易看出，其中有些错处还没有完全校正，〔原文：▯〕又重新确定次序，私下抄成一册。《中庸》的言语仿佛散乱而没有系统，杂乱而没有条理，所以虽然有错简，最终却不容易看出来，也从来没有人对此产生怀疑。朱子作《章句》时，也没有怀疑竹简编次有误，只是认为它的文辞散乱，因此作解释来贯通它。从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就用知、仁、勇把它们连贯起来；从第十二章开始，就用费、隐把它们连贯起来；从第二十一章到第三十二章，就用天道、人道把它们连贯起来。然而这样做也很牵强，后来的儒者有的怀疑，有的相信，辨析议论纷纷而起，世人也越来越迷惑，最终没有谁能把它确定为一种说法。我〔原文：防〕从小诵读经文以及《章句》《或问》，长大后反复体会，不能没有疑问。与我同辈的人有自称没有疑问的，只是依据《章句》《或问》而执意相信，也并不是确有卓越见解、明白无疑的人。我长久疑惑而不能释然，于是姑且放下《章句》《或问》，只取经文，重新诵读、深入体会，白天接着夜晚，久而久之仿佛有所领悟，才相信那些言语之所以散乱，只是由于竹简错乱。校正竹简后，又想重新确定篇章；但文义都已经相互连属，再没有一点断裂之处，很难按章划分。于是姑且停止，又反复诵读、深入体会，先前的疑惑全都消除，只见文辞精密详尽而不紊乱，义理深奥博大而无穷，确实不是子思不能写成的。然而若没有朱子的《章句》，也不能把它阐明；于是又按照如今校正的竹简次序抄录经文，在下方摘抄《章句》加以说明，并把我的妄说也私下附在后面。” 先儒曾告诫人不可因为竹简脱落就怀疑经文；如果确实照他们所说，那么即使像《大学》这样有错简的篇章，也都必须勉强相信。固执地曲解经文，宁可失去圣贤的本意，也不重新校正，难道可以吗？如今一个刚入学的年轻人，却连先儒从未怀疑的地方也过分怀疑，认为是错简而加以改动；有时怀疑《章句》，又附会上自己的见解，可以说是僭越妄为到了极点！然而千百次思虑中或许也有一点所得，如今我的迷惑还等待后来的领悟，所以姑且抄录收藏，不敢拿给别人看。” 白氏【良辅】《中庸肤见》一卷。未见。黄虞稷说：“字尧佐，洛阳人，景泰辛未进士。” 罗氏【伦】《中庸解》一卷。未见。姚氏【文灏】《中庸本义》一卷。未见。《江西通志》记载：姚文灏，字秀夫，贵谿人，〔原文：或作弋〕。成化甲辰进士，历任湖广提学佥事。黄氏【瓒】《中庸讲义》一卷。未见。《扬州府志》记载：黄瓒，字公献，仪真人。成化甲辰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许氏【天锡】《中庸析义》一卷。未见。黄虞稷说：“闽县人，弘治癸丑年进士。” 许诰：《中庸本义》。一卷。未见。崔铣：《中庸凡》。一卷。未见。湛若水：《中庸测》。一卷（另有《难语》一卷）。现存。若水自序说：中庸究竟是讲什么的呢？作者的志意，难道是有所忧虑吗？孔子去世后，异端兴起了。因此子思为此忧虑，忧虑道学不能彰明，谈论作用的偏离了本体，谈论根本的偏离了作用，而且所谓根本并不是以天为根本。以天为根本的，就是性。所以《中庸》以性为根本，道便具备其中；以本体为根本，作用便具备其中；以中为根本，和便由此产生。因此君子所要做的，不过是谨慎地独处，涵养其中罢了。中确立了，和便产生；修明道而达到中和，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各得其养便能成就。因此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中庸》这部书，是从天推及人，又从人返回到天的。这一理，是尧舜禹传授和建立中道的传统，是博学与约取的教导，也是以一贯之的防范。程子说：本体和作用同出一源，显明和幽微之间没有间隔；大概就是默默体认到了这一点。因此《中庸》就像一根主干和四条枝干。天下的枝条，没有不发源于主干的；天下的主干，也没有不借助枝条来彰明的。所以说到彰明慎独的功夫，没有比第一支更重要的；说到体察道并达到中和、使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各得其养，没有比第二支更重要的；说到体察道的极致功夫，并把它推广到中和以及天地万物各得其位各得其养的极致，没有比第三支更重要的；说到返本归约，其功夫精密，其成效深远，而本体和作用合为一体，没有比第四支更重要的。因此，第一干是纯粹精微的根本；四支则广泛发挥、旁通万物之情。道真伟大啊，这里已经达到它的极致了。我担忧时代久远、言论湮没，作者的精微旨意几乎无法看见，而道也或许将要晦暗。因此作《测》，正德戊寅九月。方献夫：《中庸原》。一卷。未见。张邦奇：《中庸传》。一卷。现存。倪复：《中庸解》。一卷。未见。夏良胜：《中庸衍义》。

译十七卷。未见。良胜进表说：我听说，帝王的学问，首先在于认识大体；圣贤的道理，最终都归于中。只是万世相传的纲纪已有传承，而千载难逢的际遇并不常有。臣私下考察圣贤经传的宗旨，只有《大学》《中庸》是完整的著作；它们所说的道出于同一根源，世人不应有所偏重。《大学衍义》早年间仿效西山，《中庸补遗》晚年又效法东海。探究承受天命而得性的根源，天将中正之理降在人身上；遵循体道的诚意，把宽广的教化施展开来。三种德行居于要领，五种常道都通达于一个道理；九经的施行各有条理，三重之道推广到四海便成为准则。诚与明的功夫都兼备而达到极致，中和的功效也完全实现。探究道的深远源流，把握中道而专一精纯，只有允当而且能够综合贯通各条纲目；恭敬笃实，则天下都能太平。尧、舜、禹传授受命的归宿，孔子、曾子、子思的旨趣，仿佛都可以看见。臣早年咀嚼糟粕，滥蒙一举登科的荣宠；晚年分析[疑字]毛，已经辜负了平生的志愿。心里有所仰慕而力量不能胜任，时光一同奔驰而学业也都荒废了。近来遭受三至之谤，幸而逃过两观之诛。自知资质浅薄，秋日的蒲草[疑喻]恐怕还未等到朝露便先凋残。手执干戈，哪里敢忘记俎豆之事；身近海岳，更加迫切地希望尽微薄之力。三军之中没有随行的书籍，四壁之间放置着记载见闻的笔。经史的精妙奥旨，岂敢说已经提取其纲要、探得其玄妙；按岁月编纂整理，也希望遵循其纲领而排列其条目。只是各种内容会合归于一体，却无法全部完成。既惭愧于编次缺乏条理，又因见闻有限。图以衰老之年报答如犬马般的微劳，竭尽田亩之间余下的力量来尽忠。把未经雕琢的璞玉秘藏起来自我珍惜，采食野芹等待进献。这大概都是恭逢皇帝陛下所致：您的德行与天地相合，光明与日月并列。始终不忘学习经典，采纳善言甚至及于草野之人。道德精粹、学问完备，仍常说仰望而未能看见；政治安定昌盛，仍说施行起来实在艰难。制定刑法起初期望达到无刑，推行德政最终归于人人有德。就像臣这样的罪臣魑魅魍魉，自甘被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而陛下如同掌握上下左右的主宰，大开三面之网。将要期待死后报答，却如结草报恩一样无从实现；幸而能够活着回来，则如汗青留名一样还有希望。平生的心力，哪里知道竟全都用在这部编书上；后学所得的师法资鉴，也可以说偶然有所收获。删削整理刚刚完成，纸张墨迹也已焕然一新。如今冒昧上书，尤其是出于上表章的下策。伏愿陛下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知人而知天；等待百世之后考察三王，尊崇德性而以问学为进道之方。适时合宜地建立皇极，使九州仰望太阳正居中天；那么天德便难以名状，万古都会赞颂上天的伟大。臣谨将所编《中庸衍义》十七卷，以及序、目录，抄写成十七帙，随表进呈，谨此奏闻。黄虞稷说：“江西南城人，正德戊辰年进士。” 洪鼐：《中庸通旨》。一卷。未见。黄虞稷说：“洪鼐，寿昌人，正德庚午年举人，任国子监助教。” 夏尚朴：《中庸说》。一卷。未见。黄虞稷说：“江西永丰人，正德辛未年进士，历任太仆寺少卿。” 施儒：《中庸臆说》。未见。徐献忠序说：“《中庸》一书，人人各自立说，有的偏失为禅学，有的偏失为流俗；结党赞同自己、攻击异己，这些过失是相同的。后来甚至朱、陆两家彼此争辩，简直像聚集在一起诉讼。唉！孔子不再作论，谁能知道是非？如果大义没有违背，只是细节略有不同，又有什么错误？但彼此互相诋毁，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叹息。吴兴施先生施儒，具有豪杰的才华，仰慕圣贤之学，曾经跟随余姚王公游学。担心精微的言论将要断绝，忧虑后来的学者没有宗主，于是著成《中庸臆说》一编。略去前人的说法，阐发推演新的所得，既不苟且相同，也不苟且相异。确实是圣学的关键、古经的羽翼。” 黄焯：《中庸读法》。一卷。已散佚。徐文贞公墓志说：“君讳焯，字子昭，南平人，正德甲戌年进士，历任湖广左参政。” 王渐逵：《中庸义略》。一卷。未见。渐逵自序说：“谈论《中庸》，没有比程子更好的。程子说：‘这部书开头说一个道理，中间分散为万事，末尾又合归为一个道理。’唉！《中庸》的意义，难道全在这里了吗？《中庸》是一部穷尽人性的书。开头说天命，这是性的根源；接着说‘道’，这是性的显现；所谓教，是用来成就性的。中，是性的内蕴；和，是性的通达；天地万物，是性的实体；中庸，是性的实践。无论智、愚、贤、不肖，不能穷尽其性，都是性未能完全实现的表现；南北风气的偏异，是性受到杂糅而不齐一的表现。‘费’，是性分散而各有差殊；‘隐’，是性统摄会通。天地有所遗憾，是圣人有不知道、不能做到之处，说明性会变化而不可测。鸢鸟高飞、鱼跃水面，是性充满生机的表现，这已经容易向人显示了。忠恕，是保存性的事情；安于自己的处位而行，性便由此确立。鬼神，是造化的功用，也是性所具有的良能。大舜、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这五位圣人，能够穷尽自己的性，是天下最为真诚的人。达道，是性所共同具有的；三德，是性所通达的；九经、三重、礼乐，是性的作用，是大本所产生的。所谓知，就是知晓这个道理；所谓行，就是实行这个道理；等到功业成就，知与行便是同一回事。诚，是上天的道，是性的本然；成就自己、成就万物，是性的德；这就是合内外之道。因此贯通动静、统一内外、使人与己合一，没有比性更大的了。大德使万物敦厚化育，小德像河水一样流行；举出天地这样广大的事物，是为了说明我的性也如此广大。至于与天相配，性就达到极致了，哪里还会有所依靠呢？用诚挚深厚来说明仁，用深沉幽远来说明性，用浩大充沛来说明心；仁、心、性，三者是一个道理。不以自身为目的而学习，性便无法保存。因此戒慎恐惧、谨慎独处，在无人看见之处也不感到惭愧，都是为了保存心、养护性。这就是复归本性的学问。上天的运行，无声无臭，是虚，也是性的神妙。天地的运行，化育由此施行，万物由此生长；到其终结时，收敛到无迹可寻之处，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怎样，归于虚无。圣人的性，畅达于四肢，发见于事业；到其终结时，寻求它却无迹可寻，同样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怎样，根本在于虚。因此，虚而神妙、无而能有，正是性之所以伟大的地方。这就是《中庸》之所以成为穷尽人性的书的原因。这就是程子善于谈论《中庸》的地方。” 黄绾：《中庸古今注》。一卷。未见。陆元辅说：“黄绾，息县人，正德丁丑年进士。” 《经义考》卷一百五十四。《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五十五。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礼记》（十）。应廷育：《中庸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