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三

译一卷。尚存。陈锡在自序中说：“《春秋》有三种道理：一是天道，即历法、灾异、气化，于是从这里考察；二是地道，即分野、设置险要、土地，于是寄寓其中；三是人道，即礼乐、刑政、防微杜渐，于是加以匡正。我曾经自己说：‘我的志向在于《春秋》。’又说：‘义理方面，则是我私下取用它的。’又说：‘了解我的，难道只有《春秋》吗？是了解我的志向。责怪我的，难道只有《春秋》吗？是责怪我树立的义理。’我不得已的缘故，大概可以由此想见了。后世传《春秋》的人，往往只凭自己的意思在‘笔削’二字上阐说义理，妄自认为《春秋》改易时令、变更岁次，贬抑周而尊崇鲁，并把贬爵、削地等没有君位却自行行使君权的做法归于孔子，反而使孔子承担触犯大忌的罪名。‘了解我所说的究竟是什么’，像陈傅良那样推究圣人的本意，独自算是有所见识；然而世人还没有普遍明白，胡氏之传于是被用来取士，天下人没有谁敢不遵从。不过，古今的道理本是一致的，圣人与愚人的内心也相通；内心还有未能释然之处，道理还有未能确定之处，即使朱子也曾谈到过，我这个愚人也就姑且插一句嘴。谨慎地订正天地人三道，以等待观览此书的人。” 王氏【锡爵】《春秋日录》三十卷。尚存。《左氏释义评苑》二十卷。尚存。许氏【孚远】《春秋详节》八卷。未见流传。穆氏【文熙】《春秋左传评林测义》三十卷。尚存。任氏【桂】《春秋质疑》四卷。尚存。任桂在自序中说：“《春秋》这部经书，斟酌万般变化，却不离开常道。为什么说它擅自改定正月？便说：‘孔子采用夏代的时令。’为什么贬斥诸侯和王？便说：‘《春秋》是天子所处理的政事。’为什么让兄长排在弟弟之后？便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成为他的儿子。’却不知道记载‘王正月’，是为了遵守一统王朝的制度，向万世臣子显示名分。名分，是用来训导人们认识实际的。记载楚子、吴子，正是为了显示爵位等级的准则，向万世臣子显示名号。名号，是指臣下朝觐君主的实际关系；如果没有君臣的名分，文辞又将施用于何处？天伦亲属关系不能凭人为设定为实际关系；如果没有父子之名，又从哪里取得虚名？《春秋》关于时令的条例和大义有几十处，正是用来显示当时政事的缺失；经世治国的要略，实际就在这里。却有人说：‘这是替天地完备四时。’四时果真要依赖《春秋》然后才能完备吗？天下本来没有选择母亲的儿子，《春秋》记载风氏时，所以不屑于称她为夫人。因为母亲凭借儿子而尊贵，便说这会使人背弃礼义，难道不是把人陷于不孝吗？君臣之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春秋》记载卫鱄时，所以直斥他逃奔晋国；晋国竟然保护叛贼宁喜，却说这符合《春秋》，难道不是把人陷于不忠吗？《春秋》赞许桓公、文公称霸，只是取其尊崇周王这一点；至于讥刺他们侵伐楚国是专擅用兵，包围卫国是报复怨恨，这就是不明白安定周室的道理了。怎样用来劝勉后世立功呢？讨伐赵盾、许止的罪行，实际上是在诛灭邪恶的谋略；如果只责备赵盾没有越过国境，只责备许止没有亲尝药物，这就是不明白故意杀人案件了。怎样用来训导后世的刑法呢？把本性置于外而谈论道，这就叫作不是道；把本性置于外而谈论学，这就叫作不是学。宏大的纲领和根本宗旨，是非失去了实情，家家传述、人人诵读，趋向也同流合风；本来想使经义端正而百姓兴起，哪里料到道术衰微而横议兴起呢？这就是我所恐惧的，我把这种恐惧藏在心中，却还不能释然。即使只是疑惑而错误，又能对人造成什么损害？如果对有疑惑的地方作出正确判断，难道不是更加令人恐惧吗？我因此恐惧而愤懑，如同日月发生蚀变，怀有寡妇般的忧患，于是大胆说出樵夫的浅陋之言，向有道之人请正。我私下认为，常伦颠倒，不可不慎；一旦失误，便会相互跟随而陷入昏乱，人心也就沉沦了。贤人与不肖混杂，不可不加以辨明；一旦失误，便会相互跟随而陷入虚伪，小人就会得志。倘若得到好学君子的赏识，从万分之一中考察采纳，能够取得微小的补益，弥补这篇文章的缺失，那么我这个后学也就何其幸运了！至于庄公去年娶妻、今年嫁女，叔服今年去世，另有一年又出现彗星的占验，这些差错小疵，与世道人教无关，难道是我所屑于反复计较的吗？”嘉靖乙巳。陆元辅说：“任桂是宝安人，跟随湛若水学习。他的书先列出总义十六条，然后依次随经文加以解释。一是书法，二是时月，三是王，四是诸侯大夫，五是君臣父子，六是嫡妾，七是妾母，八是五霸，九是鉴衡，十是慎独，十一是正朔，十二是闰月，十三是等第，十四是朝聘，十五是经传考，十六是复仇论。他的说法多有可以采纳之处。” 序文中说“天亲不可以人为，实非父子名奚而取”，不免迎合了世宗尊崇兴献王的意思。袁氏【仁】《春秋鍼胡编》一卷。尚存。袁仁在自序中说：“左氏、公羊氏、谷梁氏，都是传述《春秋》的人。传文未必完全符合经义，所以古人有诗说：‘《春秋》三传束之高阁，独自抱着遗经探究始终。’ 宋代胡安国真是卓越，他愤恨王氏没有树立《春秋》的地位，奉君主之命撰写传文，志在匡正时弊，多借经文来申述自己的说法；他的用心是忠诚的，但未必完全符合经义。何况自昭公、定公以后，疏漏缺失尤其多，一年之中不止十余件事，往往只写一传或二传。其中‘公如晋’、‘公如齐’、‘公防吴于▯’之类，都是不小的事情，却都舍弃而不作传，这显然不是完整的书。我的祖父菊泉先生认为，《春秋》是仲尼如实记载各种事迹的书，不可缺略，于是潜心研究十年，另作《袁氏传》三十卷，拿它与胡氏传校对，篇幅几乎是胡传的五倍。我的父亲怡杏府君又作《或问》八卷，用来阐明其中幽深的义理；这样一来，解释《春秋》的著作才有了完整的书。我虚心观察义理，不倚恃自己的长处，所以不作斥责之论，而是折衷群说，有理的一方就遵从，也未曾有意攻击胡氏。我认为，世代以《春秋》为业的人所尊崇的只有胡氏，但胡氏有许多荒诞之说，不可不阐明发挥，以端正学者的趋向。《春秋》以大一统为大义，吴、楚僭越称王，庶子夺取嫡位，都是它深切诛责的。尊奉传文而轻视经文，相信传文而怀疑经文，这就是僭越称王、这就是庶子夺嫡，怎么可以呢！” 于是作《鍼胡编》。傅氏【逊】《春秋左传属事》

译二十卷。未见流传。王世贞在序中说：“从前孔子的《春秋》写成，三氏为它辅翼。左氏曾经亲身参与孔子的事情，他的好恶与孔子相同，又亲自掌管国史典故，所以记事最为详尽，文辞也很华美。公羊氏、谷梁氏私下以子夏为师，又因为能够创立义例，对经书有所补益，所以士大夫都学习它们。左氏起初不能与二氏并列受到重视，后来得以立于学官；晋征南大将军杜预深入研究左氏之学。杜预的传文流行以后，公羊、谷梁便不能与它并列了。宋代有个胡安国，认为只有自己能够得到孔子褒贬的微妙本意，于三氏之说中加以折衷取舍。胡氏传流行以后，三氏都被排斥了。只有写古文辞章的人还喜爱左氏，不能把它完全废弃；但所谓喜爱，只是喜爱它的语言罢了。于是称赞左史的人，舍弃经书而谈论史书。大体说来，史书的体例有两种：左氏属于编年体，司马氏又采用纪传、世家体。编年体重在记事，所以人物有时简略，但事情还可以考证；纪传、世家体重在人，所以事情容易写得详细，但对于天下大计，不能依次得到完整的认识。然而自从司马氏的纪传体流行以后，后世作史的人没有不沿袭它的。虽有荀悦、袁宏的编年史书出现，却不太为世人称道；能够效法左氏编年体的，是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可以承继左氏。” 它上下记载一千多年，事情按年份分隔，于是建安人袁枢把它取来分类编排，命名为《纪事本末》。我的同乡傅逊氏年少时学习胡氏《春秋》，但内心独独推重左氏，于是采用袁枢的方法加以整编。大体上先写王室，其次写盟主，再次写列国，最后写外国；把大事与大国相配，小事附带记载。不必像训诂家所说的那样安排伏笔、铺张本源、设置照应，一件事从开始到结束便清清楚楚，像指着手掌一样明白。其他语句逐一考察，文字也逐一考订；虽然不能不借助杜氏之说，但其中错误偏僻的地方也加以抨击订正，一定要做到不辜负左氏才罢休。因此，拿杜氏之说来研究左氏，十件能得到八件；拿傅氏之书来研究左氏，十件不会错过一件。所以说，傅氏是左氏的慈爱后代，也是杜氏的诤臣。” 潘志伊在后序中说：“往年我和几位同年在京师聚会，有人说袁机仲的《通鉴纪事本末》便于阅读，而在它以前还有《左传》，遗憾的是没有人依照这种方法把《左传》编纂出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同门友人傅逊士凯，士凯于是重新编排并加以补益，按国家依次叙述史事，分国编排，前后相承接，大小相维系，所记载的事情就没有遗漏了。他又改变杜氏《集解》的体例，革除其中的错误，辨析疑误，精密核实，确实足以传世而无疑。这部书足以排列在《纪事本末》之前了。去年秋末，士凯恰好补任建昌学谕，于是劝令建昌县令刻板刊行。我常常感慨近世科举的习气日益趋向简便，苏子瞻所说的‘束起书本不看，游谈没有根基’，恐怕更加严重了。如今台省诸公思谋挽救这种弊病，多次上奏，希望得到穷究经书、阅读史籍、博通古今的人，来充任科目选拔的对象；那么这部编书，难道可以幽藏不使它传播吗？只是人情往往轻视眼前所见，却仰慕远处的传闻；诵读古人遗书、追念古人，有时不免产生隔世之叹。假如遇到这个人并与他相处，便会把他看作平常人，而看不出他的特别之处；即使看出了他的不同，又会被众人嫉妒，使他不能容于世。” 这就是古今贤人豪杰大多有困顿失意之悲的原因。我对士凯深有感触。书已经刻印完成，凤洲先生为它作了前序，于是我记述它的本末，作为后序相接。”万历乙酉年秋九月。傅逊在自序中说：“古代史书保存下来的很少。只有左氏解释经文而撰写传，所以鲁国二百五十五年的史事独自完整保存下来，各国的事情也往往可以从中大略看见。英杰之臣、伟岸之士的名言美行，仍然足以成为后世的规范。至于作战、列阵、射箭、驾车，宴饮、享礼、辞命，以及卜筮，都不是后世所能比得上的，大概是因为距离上古还不远，先圣的法度还保存着的缘故。然而这种体例本来是编年体，记载繁多广博，有时一片简牍中交错记载几件事，有时累积数卷才写完一件事；有时只用片言便铺陈出很大的本源，有时从微小的事情中考见古代典制。如今想要追溯源流、穷究本末，寻找要领并推演旨趣，实在困难。自从司马子长改变古法，采用纪传、世家体以后，后世作史的人终究不能再改变这种体例。荀悦以后，编年史大约有四十家，但书籍大多散佚，史事也没有贯通会合的记载。到了宋代司马文正，才汇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编成《通鉴》；赵兴智灭亡的事情实际上向上接续左氏，襄子陷害智伯的事情，建安袁氏又依此编成《纪事本末》，使每件事成败始终的踪迹一看就能得到，读史的人都觉得方便。我曾经想仿效这种方法来编纂《左传》中的史事，先师归熙甫说这件事的困难是《通鉴》的数倍，我颇为领悟他的意思，于是取王敬文收藏的本子完成了此书。” 我担心史事繁多杂乱而且有所遗漏，所以对各国的事情分别按国家归类，同时仍依次编排。当时王道已经衰落，政权依赖霸主，所以把霸主接在周王室之后；凡是中外盛衰、离合等重大事情，都各自连续编排，不列在各国之中。因为原文古奥，必须加注才容易阅读，而元凯的《集解》又多有错误疏略，有时传文尚未断开，他却拆裂句子来作注；注释的义理难以通晓，所以我写完篇章后，总在后面统一采用训诂，并参考众家说法，斟酌自己的浅见，冒昧地加以订正，命名为《春秋左传属事》。我颇自以为得到了古人读史的遗意，对考察古事的人或许有所帮助。然而袁氏的书为世人所喜爱，却有许多史事遗漏，也有一些错误；如果能替它补充遗漏、订正错误，再增补宋、元两代的史事，使数千百年间成败兴衰的缘故都能并列详加记载，岂不是平生的一大快事吗？但还不敢断定自己能否做到。唉！道理很难达到最恰当的程度，人又不能自知；古人的贤能尚且不能没有过失，何况我与古人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难道不会有百倍的过失吗？只希望明白道理的君子不要鄙弃我，而能加以教正。”万历乙酉。《春秋左传注解辨误》二卷。尚存。傅逊在自序中说：“我编纂《左传属事》，认为不可没有注释。我一向喜爱杜注，提笔便把它记录下来。后来得到本郡前辈陆贞山的附注，都是订正杜注的错误，与我的浅见多相合。于是又参考众家说法，加以折衷，创作自己的意见来订正它。实际上内心颇不安，实在是想在千年之后为忠臣之说罢了。”万历癸未。《左传奇字古字音释》一卷。尚存。《春秋古器图》

译一卷 现存 《嘉定县志》记载：傅逊，字士凯，拜归有光为师。他的文章擅长论说古今成败。倭寇围困昆山时，他请求用绳索缒下城去，到军府报告紧急情况，请求发兵，因而得以解围。人们都佩服他的才干谋略。他喜爱《春秋左氏传》，又为它作注，参照互证以订正杜预的错误，详细论述史事的得失，全部切中事理。王升《读左氏赘言》未见 黄虞稷说：“升字士新，是宜兴人，嘉靖年间的岁贡生。” 丁鈇《春秋疏义》未见 黄虞稷说：“鈇字君武，是南直隶通州人，贡士，官至平谷知县。” 谢理《春秋解》未见 陈林《春秋笔削发微图》一卷 未见 李景元《春秋左氏经传别行》六卷【经一卷，传五卷】未见 顾起经《春秋三传》〈鳬乙集〉 已佚 《素臣翼》已佚 《灶觚余谈》已佚 薛虞畿《春秋别典》十五卷 现存 虞畿自序说：“从前孔子将要撰作《春秋》，与左丘明乘车到周，向周史官观览书籍，回来后撰成经文；左丘明撰作传文。关于二百四十年的事迹，大概都是亲眼见过并完整叙述的，哪里有所谓‘别典’呢？然而旧史遗留下来的文章中，与圣人笔削无关的，左氏舍弃而不记录的很多。刘知几说，左丘明的记载，对于当时的事情只记录了十分之四，难道不是深深感叹记事还不周全吗？我曾经查阅过去的史册，看见《春秋》中君臣的旧事，散见于百家著述，都不是三传所记录的。有时只是略微拾取它们的端绪，却没有追究其全部脉络；保存了一半，却没有撮取完整内容。我心中总感到遗憾，便不自量力，略微仿照左氏的体例，仍然分为十二公来统摄各时代，考察三传中的人物来联系这些史事。年代不能全部考定的，就附在有关人物之下；人物不能全部知晓的，就依据有关史事补入。相互参验考订，细小和重大之事一并收录，希望旧史遗文能够大致如同仍然存在。冒昧地认为，言语虽简略，成就一家之书，也可以补助三传。题名为《春秋别典》，是说它区别于三传。全书共十五卷。” 弟弟虞宾说：“先兄仲氏编纂《春秋别典》，书稿尚未脱稿，不幸去世。郭郡公棐采用唐代祠部郎中伯元的话，急忙取出此书为它作序，并把书目列入郡志《艺文志》中。我又相互参校考订，删去其中繁复的十分之一，补入其中缺略的十分之三。先兄身列章缝之士，研究博士家的学说，只是用余力从事此书。志向尚未实现，而年寿已促，这个责任在后人。我惭愧地继承此事，竭尽精力和思虑，姑且用来堵塞自己的责任罢了。” 《经义考》卷二百三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四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七】姚咨《春秋名世传》十三卷 现存 皇甫汸作序说：“《春秋》所记各国政事不同，官制各异，从来没有逐一把每个人的事迹都详细列出的。司马迁所选取的，如鲁国的柳下惠、吴国的季札、晋国的叔向、郑国的子产、齐国的管仲和晏婴、越国的范蠡和文种，也不过几十人罢了。后来王当撰写《列国诸臣传》，仿效司马迁的史书，共一百三十四人，每人附有赞辞。近来司寇大庾刘公撰写《春秋列传》，其中人物的善恶、贤能与不肖，以及政治得失和治乱，都阐明得很清楚。锡山邵文庄公晚年取《春秋诸名臣言行录》，编纂成书，临终之日，寝堂没有收拾妥当，火灾蔓延成灾，藏书被烧毁，草稿也毁了，可惜啊！皇山姚隐君取法文庄公的意旨，补辑此书，人物传记从周辛伯开始，到虞宫之奇为止，共一百四十八人，刻成十三卷，并与王生所撰之书校对，文字简明而事迹精确。门人安茂卿将它付梓刊行。” 姚咨自序说：“本邑前辈邵文庄公曾经阅读《春秋左氏传》，凡是其中人物的嘉言善行，以及他们或隐或显的声望，生时的荣耀和死后的哀荣，足以彰明于旌表、留存于史册的，从周国的辛伯开始，到虞国的宫之奇为止，共得到一百四十八人，撰成十三卷，以对应一年十二个月的数目，余下一卷象征闰月，这也是仿效《春秋》的体例。书还没有刊行，公便突然去世，只留下目录和短论流传于世。有人说公当时来不及完成志愿，有人说书稿将要脱稿时遭遇火灾，难道是因为斯文还没有丧失，上天不让一人独自专有此美，而是想把这份美好分给后人吗？我出生得晚，没能到公的门下求学，只是有幸结交郡学博萃君明伯。明伯是公门人补庵比部的长子。以前他把这份目录给我看，请我编纂补辑，而且故友施子羽、陆一之也一再怂恿我说：‘不是你，还有谁来承担呢？’我长久以来生活贫困，五十多年间在四方奔波糊口，后来患病闭门斋居，经历三次寒暑更替，才勉强编成此书。门人安茂卿请求交付刻工刊刻，于是我答应了。” 黄虞稷说：“咨字舜咨，是无锡人。在此以前，本邑人邵宝撰写这部书尚未完成，姚咨因此续写完成了它。” 凌穉隆《春秋左传注评》〈测义〉 七十卷 现存 王世贞说：“以栋年轻时就学习《春秋》，对于左氏尤其称得上精深通达。到中年以后，便把各家说法中相合的全部采集起来，汇聚编纂；对于杜预所不相合的地方，则加以针砭。各家评论左氏而说得好的，也都逐一列出。左氏记载中那些交错出现而不容易考察的内容，有的按名，有的按字，有的按谥，有的按封号，全都放在卷首。打开书一看就可以找到。以栋真是忠于左氏和杜氏的人啊！” 钱应奎《左纪》十一卷 现存 邵弁《春秋通义略》